中国道路为世界所做的贡献表明，可以用“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奇迹”。不能把揭示“中国奇迹”的话语权交给西方，我们理应掌握解释“中国奇迹”的话语权。这种解释，首先应基于中国道路，并对中国道路给出理论上的论证，即用“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奇迹”。因此，在逻辑上，就必须进一步对中国道路本身的核心内容及其本源意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学理剖析。
如前所述，我们一旦把“中国道路”看作一个学术问题，进而从学理上加以深入探讨，就会发现：它既可以从外延上拓宽“中国道路”问题的广阔学术研究空间，也可以使我们从根本上深刻认识到“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
一 对“道路”的探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根本主线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史？答案种种，然而，还没有哪一本著述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根本上明确看作是对“道路”问题探寻的历史。我们来看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根本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展史。
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对未来理想目标的设想没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二是它关于未来理想目标的实现，较为注重人的理性、改良、道德教育、宣传舆论、天才人物的作用，没有真正找到切实可行的科学道路。于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道路问题，就成为需要后人继续深入探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变革，主要体现在道路问题上。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把对未来理想社会之理想目标的设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这一现实，就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二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根本路径，这就是《共产党宣言》所确立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进而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其核心就是致力于探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晚年集中思考和研究的是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其实质就是关于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俄国学者正在思考俄国废除奴隶制后向何处去的道路问题。他们对《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尤其是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881年初，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希望马克思能说明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命运的看法。马克思针对他提出的问题，也着重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思考，并作了回应。[9]
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付诸实践。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具体实践。列宁在晚年，从实践到理论所探寻的根本主题，就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列宁指出：当时俄国小农经济占优势。要使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0]这里所谓的“走法”，实质上就是道路问题。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及其发展历程，亦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这一次结合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当时毛泽东和王明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关于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问题的争论。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回顾了当时中国是如何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1]
1956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要确立这一历史时刻，毛泽东把在新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最为紧迫的根本问题，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2]这意味着：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一结合的核心问题，就是应该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反省、反思一定历史时段对“苏联模式”的照搬，又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于是中国共产党强调要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这次结合，毛泽东明确将其称之为“第二次”结合。毛泽东强调吸取苏共二十大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此，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3]第二次结合的主要理论成果，根据顾海良教授的研究，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二是统筹兼顾、注重综合平衡理论；三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因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的理解，是关系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
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步伐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次结合的实质、核心，就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的探究。根据历次党代会的主题，我们完全可以明确地把这条道路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众所周知，也已成定论，无须累述。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新就新在，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是中国由大国向强国实现伟大飞跃的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与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历史实践相结合。这次结合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结合之实质、核心，就是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实现“强起来”的具体道路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第四部分及其之后的内容，主要就是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具体道路的阐述。
二 运用“五定”总体框架揭示中国道路的核心内容及其生成机制
既然对道路的探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根本主线，那么从学理来讲，中国道路的生成机制是什么？究竟什么是中国道路的核心内容？或者说，如何从学理上揭示中国道路的核心内容及其生成机制？中国道路，就广义而言，主要包括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与和平发展道路；就狭义而言，主要是指当代中国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我们按照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从五个维度，试求对中国道路尤其是狭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核心内容及其生成机制做出学理上的揭示。
一是定性：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揭示中国道路，首先要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性”，这主要回答“谁来领航”“往哪领航”的问题。“性质”决定方向，方向决定道路，方向问题，是中国道路的首要问题。
中国道路在性质上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它超越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中国道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它反对道路一旦确定就静止不动、固化定型，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此外，是中国共产党探寻并开创了中国道路。显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它体现着中国道路的根本性质。
自从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最为首要的，就是真正开始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主动探究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尤其是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以后，最为首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开始探寻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的逻辑确实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探寻中国道路并创造历史成就的过程中呈现出领导力的，也是在运用总体方略实现战略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其领导力的。因此，只有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理解中国道路，只有理解中国道路，才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道路中，之所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道路的真正探寻者、开创者与领航者，而且其指导思想具有引领力，奋斗目标具有感召力，组织资源具有动员力，实现蓝图具有恒定力，自我革命具有净化力。在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总体性地位与核心性作用。
这一维度讲的是中国道路的本质逻辑。
二是定位：立足历史方位。
揭示中国道路，在搞清楚“谁来领航”“往哪领航”之后，逻辑上就接着必须进一步为中国道路进行定位，即搞清楚“我在哪里”（“我在何处”）。这实际上是关于中国道路的历史坐标问题。这里所讲的历史坐标，实质上就是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确定历史方位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首先搞清楚“我在哪里”（“我在何处”），才能进一步搞清楚“走向何方”。这在实质上讲的是中国道路的总依据、立足点问题。
历史方位既然是历史坐标，它就确定着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阶段。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道路会有不同的“走法”，同一条相同的道路也会有具体不同的“走法”。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解决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的进程中开创出来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即在中国“欠发展”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或首要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的方法是发展科学技术，利用市场机制；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进入了“发展起来以后”的新历史方位。此时，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由此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支柱，作为新时代新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总体方略。显然，中国道路既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不是封闭保守僵化的，而是开放创新发展的，是向世界开放的；它会不断克服自身的历史局限从而达到自我完善。
立足历史方位的中国道路具有三大实践功能。一是保持清醒头脑，不冒进、不保守。明确历史方位，就知道“我在何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14]我们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来确定奋斗目标。这样，就既不会冒进，也不会保守。二是坚持与时俱进，不停滞、不封闭。随着历史进步和实践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地确定奋斗目标，并全力以赴地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中国道路也随之得以拓展。比如，随着民族历史日趋成为世界历史，中国道路的世界维度会日益展现。只有这样，才会不停滞、不封闭。三是明确工作重点，不迷失、不折腾。明确工作重点，就可以紧紧围绕工作重点做好工作，并以抓重点带好面上的工作。这样，既不迷失方向，也可避免瞎折腾。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都十分重视历史方位问题，并以此来与时俱进地拓展中国道路，推进中国发展。
这一维度讲的是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
三是定标：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
揭示中国道路，在搞清楚“我在何处”之后，逻辑上就需要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标”，回答“走向何方”的问题。确定“我在何处”，就是为了明确“走向何方”。道路，自然包含道路所指向和达到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中国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战略目标的道路，不能成其为道路。
确定战略目标，既要实事求是地把社会主要矛盾和所解决的根本问题作为基础和前提，也要以对“历史方位”的定位为基础和前提。确定战略目标，与确定历史方位直接相关，这叫作“定位”决定“定标”。俗话说，“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同理，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就确定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就是说，我们所确定并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历史的、与时俱进的。在“欠发展”的历史方位，邓小平首先判定中国的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因而其首要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习近平同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即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方位。由此，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这样的逻辑次序可归结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影响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在中国道路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
中国道路中的战略目标，主要表达的是中国道路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这种战略目标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走出了一条把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道路的核心。因为现代化首先是解决“物”的问题，然后在逻辑上进一步解决“人”的问题。这种战略目标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目标追求，凸显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从而使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它超越了西方有些国家“你输我赢”的单赢观，注重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更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它所呈现出的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它具有三大实践功能，一是明确前进方向，激发人们的主动性、能动性；二是明确奋斗目标，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三是画出最大同心圆，具有凝心聚力作用。
这一维度讲的是中国道路的目标逻辑。
四是定法：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并实施“两大布局”作为总体方略。
揭示中国道路，接下来的逻辑，就是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法”，回答“如何走法”的问题。所谓定法，就是确定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路径和方法，亦称总体方略。这是中国道路的核心内容之一。
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接着在逻辑上就要确定实现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为实现战略目标，就必须进一步确定好实现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为实现上述所讲的战略目标，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两大布局”，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实际上讲的就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在这一总体方略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总框架”，“新发展理念”是“路线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牛鼻子”。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意味着中国道路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都有具体的体现。“新发展理念”在中国道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从“路线图”的高度，来讲如何使大国成为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体现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质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视野和世界眼光的有机统一，是对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发展新格局进行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意味着我们要紧紧扭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牛鼻子”，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这一维度讲的是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
五是定力：整合推动力量，使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形成合力。
揭示中国道路，在逻辑上，还要进一步揭示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推动力量，即蕴含的“定力”，回答“动力何来”的问题。所谓定力，就是揭示实现战略目标的推动力量。“路”是要走的，道路是走出来的，“走”，就需要力量来推动。没有力量推动，战略目标及总体方略都实现不了。推动力量，是中国道路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推动力量可概括为：积极整合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其中，党的领导力量是根本，市场配置力量是手段，人民主体力量是目的。
把推动力量作为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之一，有其重要依据。首先，具有历史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是从社会结构转型开始的。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结构转型”，即由传统的社会结构转向现代的社会结构。当代中国通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逐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转型。这种转型，首要体现在市场配置的力量在生长。随着市场配置力量的生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民主体力量也在不断增长。因为市场配置力量的生长，会不断增强人民的利益、能力、自立意识，以及主体、独立、自主、平等、民主意识，进而会使人民的各种诉求不断觉醒和增强。目前，人民的能力、自立、自主、民主意识的增强，就是人民主体力量增强的具体体现。随着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的不断增强，同时从内在要求政府转变传统职能，由具有管制特征的政府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且仍具有主导作用的公共服务型、治理型政府转变。这样，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如下变化：逐渐形成以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为核心要素而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本质力量结构。
其次，具有理论依据。进一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劳动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当作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源泉，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由此，中国道路必须注重人民主体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或根据。离开这一点，就不是社会主义，也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为“中国特色”，从根本性来看，在经济上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因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是找不到“市场经济”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由于中国要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由于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就利用了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就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所以，注重市场配置力量，就成为“中国道路”之中国特色的一个核心要义。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为“中国特色”，从根本性上说，在政治上主要体现为“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蕴含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历史和实践表明，在1978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正确决策的前提下，党和政府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最鲜明的本质特征。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就分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换一种表述，就是注重市场配置力量、党的领导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
最后，具有实践依据。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在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核心力量结构中，党的领导力量是首要的。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依靠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人民放在中国共产党心目中最高的位置。由此，只有读懂人民，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核心力量结构中，人民主体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在改革开放路线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而改革之一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目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由此，市场配置力量在经济领域至关重要，应成为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核心力量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构成中国道路中的三种根本力量。中国道路不仅注重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而且注重整合这三种力量并形成合力。只有整合并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战略目标，也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和重大作用。
要正确处理政党、市场和人民的关系，就需要从制度上给出合理的设计。从制度设计上，这种关系，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有效合理利用和驾驭资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样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比资本主义能够更快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够避免阶级分化和社会冲突，能够更好地促进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和谐。可见，从制度角度看，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要构建一套既能让中国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又能保证政治权力为人民谋幸福的制度体系，它构成中国道路的制度支撑。由此，从根本上说，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就是构建政党、市场、人民三大核心要素之间的制度体系。
这一维度讲的是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
综上所述，从学理上可以把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及其形成机制概括为：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历史方位，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自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整合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这些核心要义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三 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
当我们详尽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逻辑、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以及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之后，就会发现：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它是解释上述发展逻辑和根本问题的一种“框架”、一把“钥匙”。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首先要从总体上解答好三个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要解答好这三个根本性问题，理论必须彻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就是必须从中国道路中寻找问题的本源，寻找问题的真实答案。
这里所讲的本源意义，是指“中国道路”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问题的根本、根底、根据和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逻辑，核心是围绕中国道路这一主线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逻辑，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逻辑。它涉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两个根本方面。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从根本上就是对道路问题探寻的历史。上有所述，不再赘述。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的具体实际，也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中国道路的探寻。近代的中国，始终处在迷茫彷徨当中，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一条救国之路。当时，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主义”在中国都尝试过，也都在解决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因为旧的制度被推翻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问题便成为第一号的根本性问题。当时许多仁人志士都在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但各种各样的方案都行不通。就是说，当时没有一个“主义”和“方案”能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且一下子就在中国落地、扎根、开花、结果。为什么？其中最根本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找到了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的中国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的。这次结合的实质，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最关注的，是采取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当时在党内就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采取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还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历史、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于是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其成果是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次结合，毛泽东明确将其概括为“第二次结合”，而且认为结合的核心，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一时期，有一个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之选择问题。到底是选择“苏联模式”，还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向苏联学习”，在当时的中国占有一定市场，因此“苏联模式”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比较大。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这是苏联历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主要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国方面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又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是不对的。由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同时另一方面开始以苏为鉴，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并自觉主动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立的正确道路。
根据政治上最为权威的表述，应当说，毛泽东所讲的“第二次结合”，与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献所讲的“第二次结合”，既有区别，也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毛泽东所说的“第二次结合”，其实就是要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的探索。然而，毛泽东所讲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只是一种初步的思考和探索，还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是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献所讲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结合”的过渡，还没有真正从总体上、根本上达到“理性自觉”。不过，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启示，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具有“中国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节点，应是1978年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这种意义上的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成果，就是在中国“欠发展”历史方位为实现“富起来”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里的“第二次结合”及其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实质就是开创、发展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从学术探讨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正在实行第三次结合，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逐步进行的。这次结合的实质、核心，窃以为，是关于实现“强起来”的道路问题。[15]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正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新飞跃。虽然在政治文献上我们还没有明确做出这一结论，但在学术上、学理上却有其确凿理由和探究空间。从总体上讲，强调这是一次新的飞跃，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6]这里讲的在“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且要载入史册的，而载入史册的，往往都是具有标识性、代表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本质上就蕴含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从学术上我们尝试性地暂切称之为“第三次飞跃”，这种飞跃，是具有标识性和代表性的。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具体来讲，强调这是一次新的飞跃，理由在于：
第一，历史方位及其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社会主要矛盾，是对社会发展整体状况进行总体概括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中国“欠发展”的历史方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在新时代、在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方位，则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前者意在解决中国“欠发展”的问题，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致力于把“蛋糕”做大，后者意在解决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致力于推进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实现强起来。“发展起来以后”“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显然分别是比“不发展”“物质文化需要”“落后的社会生产”高一个层级的概念，或者二者是属于不同层级的概念。第二次飞跃主要解决中国“欠发展”历史方位的社会主要矛盾，“第三次飞跃”则致力于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新的历史方位的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及其所要解决的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正在实施“第三次飞跃”的第一个根据。
第二，历史使命（历史任务、奋斗目标）不同。第一次飞跃主要肩负着实现“站起来”的历史使命，第二次飞跃主要肩负着实现“富起来”的历史使命，而“第三次飞跃”则主要肩负着实现“强起来”的历史使命，因为我们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7]换言之，“强起来”就是对“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三，“道路”的历史内涵不同。第一次飞跃的核心是探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革命道路问题，第二次飞跃的核心是探寻中国“欠发展”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道路问题，而“第三次飞跃”的核心是探寻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新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强起来的道路问题。
第四，主线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联系，都坚持一个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不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围绕如何实现“富起来”这一主线，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主要是围绕如何实现“强起来”或“民族复兴”这一主线，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五，现代化阶段不同。1956年前后中国所讲的现代化，还处于现代化的“谋划”及初步实施阶段，而且主要是对经济建设或产业布局方面的谋划；1978年之初中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处于现代化“起飞”阶段；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为历史节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进入新的历史方位，这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可称之为“现代化强国”阶段。我们之所以讲要实现“第三次飞跃”，是由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不同。
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同。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更多的是从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主要矛盾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辩护，论证其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相对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而在新时代，人们则基于“极不平凡”“解决难题”“办成大事”“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伟大旗帜高高举起”“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等，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相对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贡献”“世界意义”与“主体性”。
第七，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不同。在“欠发展”的历史方位，中国处在世界舞台边缘，如果再不发展，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所以，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追赶现代化；在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由此，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正在逐渐改变在国际话语权中“西强我弱”的不利局面。
通过上述考察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中，由于找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正确道路并促进中国走出成功，这就为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提供了真实的答案。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其本质、底色和中轴就是对正确的中国道路的追寻
对道路的探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根本主线，也是近代以来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逻辑、新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一条根本主线。只有读懂中国道路，才能为理解和把握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逻辑和新中国历史发展逻辑提供“一把钥匙”。
只有读懂中国道路，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启了探寻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就是因为对中国道路探寻而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1956年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四个历史时期。贯穿这四个历史时期的一条主线，就是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根本主题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终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结果是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尤其是1956年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核心主题，就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的根本主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条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召开，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新的历史形式，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8]“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
只有读懂中国道路，才能真正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这一逻辑，就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从此要继续迎来实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将会带来历史性变革，并寻求实现富起来的根本道路。由此，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富起来的根本道路。从新时期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标志着中华民族富起来了，从此又要继续迎来从富起来到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也会带来历史性变革，并寻求实现强起来的根本道路。这一变革，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历史性变革。
这种历史性变革主要体现在：在总体上，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看作关乎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在经济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高质量发展，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政治领域，既加强党对一切的领导，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最高政治力量；在文化领域，积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明确反对向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投降的任何企图，注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社会领域，既积极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又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在科技创新领域，渴望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许多关键领域获得技术领先地位，进而成为世界上强大的科技创新中心；在军事领域，积极推动中国军队最大规模的改革，强调全面从严治军，即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在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些变革中，会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历史内涵。换言之，这些历史性变革背后的内在逻辑，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正确道路，并促进国家走向成功，这就为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了真实的答案。
（三）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逻辑，从根本上就是探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正确道路的逻辑
只有读懂中国道路，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逻辑。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逻辑，从根本上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这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本真底色。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致力于探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终于找到了，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坚定“四个自信”，把坚定道路自信置于首位。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20]其实，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当年邓小平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邓小平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22]实际上，道路问题是邓小平理论所解答的最根本的问题。如果做认真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论观点都是围绕选择、坚持、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展开的。江泽民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看作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他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与探索作出的历史性选择。”[23]21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何紧紧抓住和利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智慧和勇气的极大考验。在这种情境下，胡锦涛鲜明指出：“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24]为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实质、核心是探索中国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是新时期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精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由此也把道路问题看作第一位的问题。习近平同志之所以把道路问题看作第一位问题，正如他所强调的：“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25]
正是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可以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称之为“中国奇迹”。当今，中国奇迹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当然，也应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学理上揭示中国奇迹发生的本源？或者“中国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某些西方学者用“西方模式”解释中国奇迹，认为中国是因为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而创造中国奇迹的。中国学者应从学理上掌握解释中国奇迹的话语权。我们可从许多角度来解释中国奇迹发生的原因，我认为首要或根本的，是要从中国道路中去寻找中国奇迹发生的本源，或聚焦于中国道路这一本源，来解释中国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找到了、坚持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26]2016年11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指出：“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民族实现发展振兴；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27]习近平同志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又强调：“经过3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8]这实际上就是说，要从中国道路中寻求创造中国奇迹的本源或真实答案。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能创造中国奇迹。
中国共产党能用指导思想引领各种社会意识，以统一人们思想，使之达至共识。一个社会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意识”。对这些社会意识不加以整合和引导，社会就是一盘散沙，既缺乏正确的方向，也易出现分化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自从登上中国历史舞台那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指导思想，并用不断发展着的、先进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各种社会意识，统一人们的思想，从而既使人们在思想上达成共识，也明确了前进方向。达至共识并具有明确方向，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能使人们全力以赴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必然会促进中国走向成功。历史和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要取得巨大成就，必须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
中国共产党能用奋斗目标凝聚党员干部，使其凝聚在党的周围，并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一个政党内的每一位党员也具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中国共产党不断运用其确立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运用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运用其确立的奋斗目标，来凝聚并感召每一位党员干部，从而使每一位党员干部成为党组织中的一个有机体。这一有机体可以构成一个具有战斗力的整体，从而能激发党员干部的创新活力，使其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的雄厚“资本”，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基于正确决策，能组织动员国家一切资源力量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的政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它可以运用自己的威望，运用各级党组织，运用“举国体制”，来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所具有的解难题、办大事的能力，是世界上其他一切政党所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领导力、组织力和动员力以及解难题、办大事的能力，使中国共产党干成了一个个举世瞩目且具有“奇迹性”的大事，解决了一个个难题，也加快了中国发展的速度。
中国共产党能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把一张蓝图绘到底。善于战略谋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条基本经验。战略谋划，一般包括三个核心环节，即“战略目标—总体方略—战略安排”。这种战略谋划具有自主性，已达到高度自觉。它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不仅使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一个个难题，办成了一件件大事，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行动，能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来实现，即能一张蓝图绘到底，这对创造“中国奇迹”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能用严明纪律规矩规范全体党员行为，以提升党员的格局和境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核心、有理论、有价值观、有组织、有制度的政党，也是一个有章可循、有纪可依的政党。这种政党不仅把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行为纳入党章党纪的框架内，使其行为有规范有约束有秩序，而且能勇于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把较低的格局、境界提升为较高的格局、境界，从而使其具有先进性。这种先进性不仅有助于消除党内的不良倾向和作风，使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硬，从而能把坚硬的“铁”打好，而且也有助于树立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和权威，使人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实现其战略目标，从而取得巨大成就。
第二，立足历史方位且与时俱进就能创造中国奇迹。
确立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找准历史坐标，有助于对中国的发展阶段、本质特征、实践要求做出科学研判，进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正确的事。一切失败，都与缺乏科学研判和决策失误有关，一切成功的重要前提，都源于科学研判和正确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地根据实践发展新要求，从总体上能做出科学研判和正确决策，进而做正确的事。这可以使我们避免瞎折腾、走极端，进而取得重大成就。
明确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有助于坚持实事求是、把握历史坐标、抓住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首先要认识世界，对客观世界、客观事物与基本国情做出科学研判，进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决策。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确立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客观事物与基本国情的出发点。实事求是能使我们“立足基本国情”，反映时代、实践、现实发展态势，确定历史发展方位；能使我们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事物特殊矛盾；能使我们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点；能使我们把握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和短板；能使我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地紧跟时代步伐。因而，坚持实事求是，有助于解决“态势”“方位”“矛盾”“特点”“优势”和“与时俱进”的问题，这是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在于坚持实事求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既在于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确定中国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也在于习近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
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客观世界、客观事物与基本国情的本来面目，核心是要揭示客观世界、客观事物中的内在矛盾，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因为矛盾决定着世界和事物的本质、性质和状况。中国共产党把揭示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判断中国国情的基本依据之一，作为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主要依据之一，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把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于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都聚焦于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把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要聚焦于解决好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聚焦于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能抓住治国理政的根本，也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也意味着其治国理政已经达到高度的理性自觉。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其首要目的，是找到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矛盾即问题。揭示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发现社会主要矛盾，就能发现并致力于解决客观世界、客观事物以及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也就找到了全部工作的重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注重坚持实事求是，把握主要矛盾，解决根本问题，明确工作重点，这既找到了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又注重把解决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引向一个正确、合理的方向，还能抓重点带一般，从而积极推进中国快速发展。找到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理出中国发展的逻辑、纲目、头绪和抓手，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明确战略目标有助于创造中国奇迹。
战略目标明确了人们前进的方向，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个具有战略目标且坚定不移地实现战略目标的政党、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决心进而自觉主动地去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从而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战略目标，并把各种资源和力量汇聚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从而使广大党员干部（关键少数）和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明确了奋斗方向，也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实现战略目标的主动性。主动性区别于被动性，它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精神动力，更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状态、精神动力和积极进取精神，使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战略目标明确了人们追求的最大公约数，进而能凝心聚力，使人们达成共识。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要健康顺利发展并取得骄人成就，就必须团结一心、凝心聚力，这就需要在战略目标上凝聚最大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最能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就是确定好人们共同追求的战略目标，并以正确的路径和方式来实现战略目标。因为这能使人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一切创造财富源泉涌流、让一切创新能力迸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把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根本任务，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激发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大踏步发展，也取得了骄人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和总目标，这不仅激发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精神，而且具有凝心聚力作用，使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将会进一步推进中国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
第四，采取有效的总体方略会使中国创造奇迹。
实施正确的总体方略，能使人们抓住实现战略目标的“总框架—路线图—牛鼻子”。只有战略目标，而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路径和方法，实现战略目标就是一句空话。一个政党创造的执政奇迹与施政方略紧密相关，一个国家的发展奇迹与战略运筹密切相连。毛泽东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战略头脑”，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29]“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30]中国共产党善于作战略谋划和战略安排，而战略谋划得好，常常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善于作战略谋划和战略安排，而且在战略上判断得准确、谋划得科学、赢得了主动，从而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抓住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这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施正确的总体方略，能使我们发挥发展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发挥发展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推进发展的“铁律”。发挥发展优势，能实现重点突破，并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进而实现快速发展；补齐发展短板，能实现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进而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和水平，使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打牢发展支点，能使永续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相对注重发挥发展优势，注重重点突破，强调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且努力使大国成为强国。此时，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注重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如在经济领域积极推进精准脱贫，在政治领域主动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宽松软”问题，在文化领域注重解决“低俗”“媚俗”“庸俗”问题，在社会领域注重保障民生和推进社会治理，在生态领域注重污染防治，等等，这些，都旨在补齐发展短板，提升发展质量和水平。新发展理念，在实质上就是使大国成为强国的五大根本支点，它必将使中国的发展建立在更为坚实和牢固的基础之上，经得起“风吹浪打”“压力测试”“高手过招”。历史和实践证明，重点突破、快速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高质发展，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整合推动力量必将创造中国奇迹。
整合推动力量，能使力量形成合力。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力量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三种力量最为根本，一是党的领导力量，二是市场配置力量，三是人民主体力量。这三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并形成合力，必然形成一种既强大又平衡的能量，从而使中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党的领导力量既能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动力，也能使经济社会发展达到和谐。人民群众的“勤劳致富”“创造财富”“默默奉献”“任劳任怨”“承担代价”，是创造中国奇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市场配置力量，不仅能把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解放和发展经济生产力，而且能使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得到淬炼，从而具有奋斗精神、吃苦精神、开拓精神、创新精神，提升其创新能力。这也是我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并创造了“中国奇迹”，所以完全可以从这条道路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真实答案。
（四）中国道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几十年前，先辈就希望中国对世界做出贡献。梁漱溟就问道：“中国以什么贡献世界？”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进入21世纪，中国的面目要大变，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有类似的发问。几十年后，承继马克思主义对道路问题的一以贯之的持续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为世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节，我对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作了阐述，侧重于“事实描述”，这里，我再对中国道路的世界贡献加以更加深入分析论证，侧重于“本源意义”。
1.中国道路能够有效克服“后发劣势”
这是中国道路的镜鉴性贡献。
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具有“后发优势”，即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研发出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可以借鉴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可以利用外资，也有开放的国际市场、丰富的人口和资源红利。一些国家根据这些“后发优势”制定了“赶超战略”，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成功。然而从总体来看，“后发优势”更多体现在现代化的“起飞”阶段，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刘云川、黄相怀所讲的，“优势”就会缩水，反倒是“后发劣势”越来越明显，严重阻碍其现代化进程。
一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建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确立的，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痕迹。在现代化道路上，西方国家绝不会轻易给后来者提供平等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在政治领域，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插手地区冲突。在经济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力图维护国际生产体系中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等价交换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这是世界南北差距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是制约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二是资源、环境、科技、人才等发展要素约束加大。在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上，它们从发展中国家掠夺能源和原材料，从未考虑环境保护的义务。同时，其科技、人才力量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亦成为其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推手。而当发展中国家启动现代化时，这些发展要素和西方国家相比则几乎全处于绝对劣势。虽然中东和拉美一些国家有比较丰富的石油，但其资源构成比较单一，不可能再像当年的“日不落帝国”那样集天下资源为己用。更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面对能源日益短缺的局面、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两难。在科技领域，西方国家严格限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和关键技术，设置不合理的商业惯例条款，索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发展中国家在科教方面的普遍落后，使得许多本国的尖端人才为寻求更好的科研环境而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这就使其人才匮乏的情况更加严重。
三是资金缺乏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资本主要流向发达国家。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1.77万亿美元中，1.1万亿美元投向了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但2011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仍然超过发展中国家。而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分布又极不均衡。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后，国家财力长期不足。受制于资金不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建设长期滞后，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其投资环境较差，影响了国际资本的流入。
中国道路是最有效打破这三大“后发劣势”的现实选择。首先，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能够有力推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一方面合理运用国际规则，另一方面又必须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2015年，中国同欧盟关于光伏产品的一系列谈判，充分表明中国有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愿望和实力。可以说，中国越是发展，发展中国家打破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机会就越大、筹码就越足。其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道路能够有效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更有力地打破发展瓶颈。在中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一开始就是国家战略层面的认识，是实践中的“国家行动”，在破除发展要素约束的有效程度上要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在科技和人才方面，中国的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在一些重点和尖端科技上实现攻关，更好地培养国家所需的应用型人才。神舟飞船的上天、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是这种优势的直接体现。中国道路能激发劳动人民勤劳致富，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最后，中国重视储蓄的民族传统和强大的国家财力，能够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的难题。中国人素有崇尚节俭、重视储蓄的传统，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这对缓解发展资金不足、推动经济起飞有巨大的作用。此外，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税收的激增，以及中国政府对土地等最重要资源的掌控，使中国拥有雄厚的国家财力。这就使中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办成其他国家很难办成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2.中国道路破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两难命题
这是中国道路的整合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和本质特征，就是要辩证处理其建设、发展进程所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关系，其中不乏具有两难命题的矛盾关系，如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效率和公平、又快和又好、资本和劳动、经济全球化和独立自主、跨越式发展和循序渐进，等等。中国道路有助于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系列两难命题。其中主要有：
一是“发展”与“稳定”的两难命题。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但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又反制经济增长。这种“发展”与“稳定”难以兼容的局面，源于现代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系统性变化对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造成的强大冲击。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真正找到了一条同时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内政治稳定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有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坚持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这既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诸多发展中国家党派林立、攻讦不止，以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纷繁芜杂相比，中国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定海神针”。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局面，使中国共产党既能广纳各党派、各群体的智慧，又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走中国道路是在全党全民族思想认识高度统一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达成了最广泛的全民共识。不仅如此，中国道路所蕴含的“三种根本机制”，也有助于解决发展与稳定的统一问题。显然，这条道路能破解“发展”与“稳定”的两难命题。[31]
二是“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两难命题。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开放的代价，往往是丧失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利。西方国家以巨额投资、经济援助为诱饵，使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向西方资本敞开大门，按照西方游戏规则行事，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被动一环。拉美国家经济长期依赖外资，这样一旦外资撤走，本国经济就会面临崩溃。中国道路既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既立足中国国情，又兼收并蓄，既不忘本来，又吸收外来，因而有助于解决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统一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经济抗风险能力低，与其本国本民族经济薄弱、特别是国家直接掌控的重要经济部门相对弱小有直接的关系。而中国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能力，能够有效防止发达国家控制本国经济命脉，保持政治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仅如此，中国国有经济牢牢掌握着能源、交通、金融等重要工业和服务业，国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土地资源一直坚持全民所有。这一方面有利于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防止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控制本国经济的要害部门。因此，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实实在在的制度支撑。[32]
3.中国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勃勃生机
这是中国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到多国，已经走过了500年的发展历程。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已诞生170多年。20世纪80—90年代，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一度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等也曾狂躁一时。然而，中国共产党人顶住各种风险压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与时俱进地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思想时，指出这是总结历史得出的结论。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实现强起来而持续奋斗，进而使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高潮。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世界社会主义将在21世纪迎来新的高潮。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继续扛起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阔步前行。
4.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
这是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引导性贡献。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愿望。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这是一个实践课题，也是一个世界课题。“拉美现象”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陷入了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用西方的“鞋”套本国的“脚”，最终以陷入困境而告终。当时一些拉美国家纷纷走西方的“路”，不但没有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反而导致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使本国发展陷入低谷。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既解决了中国“欠发展”的问题，又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占主导地位并垄断话语权的格局，打破了“把全球化=西方化、把西方化=现代化、把现代化=市场化”的思维定式和“美丽神话”；不仅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而且将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由此，中国道路给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启示就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走法”不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要走向现代化，不能再走西方的路，而应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走自己的路，注重本国发展道路的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只有这样，本国才能获得其生存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
5.中国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这是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引导性贡献。
发展中国家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要做到这两点，可以从中国道路中获得启示。中国道路打破了对西方道路的路径依赖，既能加快中国发展又保持了自身独立性。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道难题。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愿望。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这是一个实践性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仿照西方模式进行的。西方为发展中国家指出的现代化路径，是以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该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1989年，在美国政府和西方金融界的推动下，形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十项政策主张，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其核心内容与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然而，这一所谓“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在拉美推行以来，拉美国家连续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两极分化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一度令东欧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令广大发展中国家饱尝苦果。
中国道路，是一条成长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路径依赖的现代化道路。当中国向世人展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设定的发展路径和辉煌成就时，世界开始注目东方。中国道路，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有着根本的区别。从制度前提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从指导思想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高度重视宏观调控，强调发挥计划与市场两个手段的长处。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看，包括许多西方学者在内的学者们研究表明，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不仅拥有一个“大政府”，而且拥有一个“好政府”。所有这一切，与新自由主义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推行私有制为基本的政治经济前提、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小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此外，中国道路还有一些鲜明特点，如出口导向型政策、高储蓄率和投资率、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等。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具体内涵。
林毅夫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在本质上较为接近。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把握发展机遇，推动中国较好较快地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来说，必然要比发达国家创造的理论更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33]事实证明，恰恰是与西方所推崇的发展模式相区别的中国道路，最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发展，中华民族以昂扬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变为现实。中国道路向世界昭示，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向世界昭示，社会主义制度、强有力的政府、混合经济、宏观调控，同样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成功因素。在未来，中国模式将进一步打破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迷思。
由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可以从中国道路中获得启示。中国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注重基于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地确定战略目标，且采取有效的总体方略并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恒力来实现战略目标，还注重市场配置力量，这显然有助于加快发展；同时，中国道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积极使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形成合力，保持了中国发展的独立性。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加快发展，就要坚持本国执政党的正确领导，根据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变化以及实践发展新要求，正确确定本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发展市场经济；同时，要保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就既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自主选择本国的发展道路，把本国的生存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要坚持本国执政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以本国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依靠本国人民，一切为了本国人民，坚持以本国人民至上。
6.中国道路为解决人类问题和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
这是中国道路对人类发展的创新性贡献。
中国道路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面临三大根本性难题：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滞后，这就是所谓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中国道路蕴含着“动力、平衡和治理”三种根本机制，它可为解决这三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道路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它蕴藏着强大的发展动力，汇聚着强大的发展能量，具有不断生成的动力机制。如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注重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注重根据历史方位与时俱进地确定战略目标，并采取有效的总体方略予以实施，这必然汇聚成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国道路也注重解决发展的平衡问题，它蕴含着保持平衡、和谐的因素，具有不断生成的平衡机制。如它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种领导，既注重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注重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在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和总体方略中，也包含着对平衡、和谐、稳定问题的关注；它还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而以人民为中心，就包含着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其中的美好生活，自然包含对共享发展、和谐社会的追求，对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关注，对互利普惠的向往。中国道路还蕴含着治理机制，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社会的治理；立足历史方位，意味着要坚持与时俱进，而与时俱进则意味着不断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总体方略中，它包含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这一布局中，包含全面依法治国，其中就蕴含着治理；注重人民主体力量，更意味着要依靠人民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这三种根本机制，能为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滞后的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进一步深入来说，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诸多困境。资本主导是导致西方困境的总根源。资本主义性质和基因决定了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导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从历史角度来看，资本创造了近代工业文明，推进了世界发展。然而就其实质来讲，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实现价值增值，而资本的运动是无休止的，哪里能够实现价值增值，它就会出现在哪里。资本主导的逻辑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当西方从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过度攫取并挥霍超额利润，使得全球市场出现社会需要严重不足时，当某个阶段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时，资本主义就必然出现困境。这种困境，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实体经济不振，在政治领域体现为调节无力，在社会领域体现为贫富差距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虚伪性暴露。西方困境说到底是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所导致的制度缺陷造成的，是基因型、制度性缺陷，这恰恰为“中国智慧”的出场提供了宏大的世界性场景。中国及时启动改革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做出了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和平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其核心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找到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的中国智慧；它注重利用资本但不被资本所俘虏，注重运用资本但不让资本占主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它是一条注重自主创新并具有内生动力的道路，是一条注重凝聚共识并调动各方积极性的道路，是一条既注重中国特色并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道路。
中国道路还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道路蕴含着“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治理机制”三个根本方面，它可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道路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它蕴藏着强大的发展动力，汇聚着强大的发展能量，具有不断生成的动力机制。
7.中国道路终结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
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的理论性贡献。
中国道路打破了西方对于现代化道路解释权的垄断，把世界现代化道路从单选题变成多选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盛极一时，它认为西方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西方道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西方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西方的历史已经达到人类历史的制高点，非西方国家只有走西方道路才有出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逐渐暴露出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难题。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逐渐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速度惊人，逐步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出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表明：现代化的方向无法绕开，但道路可以选择；中国道路是在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逻辑地生成的，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智造”；它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路径，打破了西方对于现代化道路解释权的垄断；把世界现代化道路从单选题变成了多选题；它终结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的神话，就连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他对自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也表现出收缩之势，甚至承认“历史终结论”具有历史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