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不久，我的一个老师孟宪承——解放后他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说：“你在光华大学工作当然很安定，我劝你出去别的地方工作，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老待在一个地方不知不觉当中就没有朝气了。”他是懂外国思想，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长时间，要换工作，增加你的阅历，增加你的经验。他说要到无锡乡下一个新办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这个学校根据一个新的理论来办。那个学院的院长走开，要请他去当院长，想把我带到那边去。去了不久，浙江也在办一个民众教育学院，他又把我带到杭州，我都跟他走。那时候是新的教育理论培养新的人物。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的理论，是面向群众，不是面向贵族，本来的教育都是面向贵族的。
我到了杭州不久，浙江和江苏的军阀打仗，把铁路打断了。张允和在苏州没有办法到上海读书，苏州和杭州的路没有断，就到杭州之江大学去借读，之江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那个校长我也认得。当时的教会大学校长跟学生像兄弟一样。
七拉丁化运动
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对语言感兴趣了。一到圣约翰，就发现语言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圣约翰一天到晚都讲英语，只有中国文学、历史课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的方便、字母的科学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样。不仅仅是字母的问题，管理学的重要条件，汉字不行。
我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同时参加银行工作。我参加拉丁化运动，起初不是主动参加的，我当时写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很幼稚，可是他们认为有新意义，这样我才参加拉丁化运动。参加以后，我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提出几个要改革的方面，拉丁化运动今天来看明白了，当时也不是很明白。提倡方言拉丁化，是因为瞿秋白在苏联受了影响，苏联是许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语，他反对国语运动，提倡方言拉丁化，可是方言拉丁化在中国推不动。在上海，有上海话拉丁化，同时有北方话拉丁化——“北拉”。你推广“北拉”，人家来，推广上海话拉丁化，人家不来。上海人不需要上海话拉丁化，这一点可看出上海人已经有民族意识，不是地方意识了。
拉丁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倪海曙，倪海曙全力以赴，是主将。我参加以后，就觉得有几个地方不对，要搞方言是可以，可是不能各归各搞，相互毫无关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这一点对拉丁化运动有影响。我们推广北方话拉丁化有人听，上海话拉丁化人家听了就完了，没有人来，说明中国人需要国语。
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陈望道认为我的意见有新意，后来我对文字改革的兴趣跟陈望道的鼓励很有关系。后来他是复旦大学的校长，我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的教授。
拉丁化运动当时影响很大，上海是中心，中国有五十多个城市都有拉丁化会。一直影响到南洋，泰国也有拉丁化会，香港是一个重点。过去罗马字只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没有到群众，拉丁化运动到广大群众中，工人都来参加。
拉丁化运动是一九三三年在中国开始的，由世界语协会介绍到中国。拉丁化运动发展，世界语反而很难发展。当时世界语也是一个新思潮，我们都学世界语，现在还有，没多大用处，当时看得很重要，结果没有真正变成是世界的语言。有了联合国以后，世界语就下落，联合国提倡五种工作语言，后来变成六种。世界语就没有作用了，在政治、科技、商业上不用，就没有多大用处。我起初搞世界语，后来就不搞了。
八妻子张允和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一九二一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只给儿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九如巷原来在全城的中心，住房跟学校是通的。解放后，苏州政府把原来的房子拆掉，在这个地方建了高楼，成了政府办公的地方。张家住的房子归了公家，现在张允和还有一个弟弟住在那里，原来的房子还剩下从前所谓的“下房”，现在就修理修理住了。苏州城中心的一个公园，九如巷在那儿旁边，找到公园就找到九如巷。从前，很近就到公园、图书馆。苏州在我们青年时代河流很多，现在都填掉，变成了路，不好。
有趣味的是，我们家家道中落，她们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我的曾祖父原来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很有钱，办纱厂、布厂、当铺，长毛来了，清朝没有一个抵抗长毛的计划，本地军队结合起来抵抗，城里不能跟外面来往了，城里的经费都是我的曾祖父给的。长毛打不进来，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又来打常州，就打下来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就封他一个官——世袭云骑尉。世袭云骑尉是死了以后要给子孙世袭很多钱。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在外面，打完就回来，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领到很多钱。一直到民国，才没有了。原来的当铺、工场地皮还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军烧掉了，剩下的几年卖一处，花几年，再卖一处，花几年。当时家的架子还很大，我的父亲是教书的，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不行。我父亲后来自己办一个国学馆，收入不是很多，维持一个小家庭可以，维持一个大家庭当然不行。这样子，就穷下来，所以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的时候，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苏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从阊门到虎丘，近的到虎丘，远的到东山，有很多路，还有河流，可以坐船，可以骑车，可以骑驴，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没有危险。这样子一步一步，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
我们年轻朋友放假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较适中。他们家的风气非常开通，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当时是很自由开通的风气，一点没有拘束的样子。我不是一个人去，是几个人去。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一九五六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爱好者在一起，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增加生活的意义。起初俞平伯做社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许搞了，“文革”结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就推张允和做社长。昆曲研习社今天还存在，社长是张允和的学生欧阳启名，她是欧阳中石的女儿。欧阳启名很倒霉，中学毕业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许进大学，她只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她由朋友介绍到日本去读了好几年书，回来后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我也算昆曲会的会员，我是不积极的，可是每一次开会我都到，张允和是积极参加研究工作、演出、编辑。我去陪她。
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作《水》，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这个杂志后来停了，隔了许多年，到了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想复刊，也是家里面玩的。复刊了，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九十三岁去世，张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九十三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
九“流水式”的恋爱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他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她的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和张允和认识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读书跟她读书不在一个学校，我工作时她还在读书。但是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杭州后来也是破坏得厉害，原来庙的规模大得很，庙在古代就是旅馆，《西厢记》中，相国夫人和家人住在庙里，庙里招待得特别好。庙是谈恋爱的地方，庙是看戏的地方，庙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够兴旺，是跟社会结合起来的。
有一个趣味的事情，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幽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