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祭从12月4日开始，至24日结束，历时二十天。这二十天中，在灵堂里，每天从早到晚前来公祭的人群，总是川流不息。参加公祭的机关、团体，共计六百多个，送来的挽联、挽诗等千余件，捐款达三千万元。参加公祭的总人数在十五万人次以上，为当时昆明人口总数的一半。1946年3月17日，是为扩大反内战、争民主斗争成果而举行的出殡游行的日子，尽管国民党事先严加防范，挨家挨户通知，届时关门闭户，不准出外观看；同时又警卫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便衣特务穿梭走马，杀气腾腾。但是，当出殡游行的队伍涌向昆明街头时，送葬行列所到之处，人们却都破门而出，出现了万人空巷，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争先瞻仰，空前悲壮的场面。这天，直接参加出殡游行的，总人数又达三万人以上。
这就是说，在“一二·一”运动中，昆明有五六千人参加了时事晚会，三万人参加了罢课，十五万人前来悼念和参与公祭，三万人参加了出殡游行。这既反映了运动的广度，也反映了人民觉醒的程度，在昆明民主运动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上述情况，仅只是在昆明地区参加这一运动的民众的广度。此外，在云南和全国各地，投入运动的民众的广度情况又如何呢？请看下列事实。就云南省而言，惨案发生后，各地中小学纷纷集会声援并募捐支援昆明学生。计有鹤庆、宣威、昭通、沾益、罗平、弥勒、泸西等地的中学，举行了罢课。建水、石屏、元江三县的中小学，募捐款达两百万元，并派代表将募捐款送到昆明交给四烈士治丧委员会。玉溪中等以上的学校组织了“援助伤亡同学募捐委员会”，开展募捐活动。大姚县中的学生们在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第一个上台讲演反内战、反征实征购的同学，就是该县县长的女儿，弄得狗仔政警下不了台。建水东区、新平高安、华宁乡村的中心小学和安宁八街的中心小学，均派代表前来昆明吊唁“一二·一”烈士。
在全国范围内，也掀起了声援昆明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革命风暴。
12月9日，解放区青联筹备会在延安召开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座谈会，并声援昆明师生。参加座谈会的有吴玉章、徐特立等五十余人。同日，延安各届青年代表两千多人隆重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并声援昆明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周恩来同志应邀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是中国从‘三一八’以来最残暴的大惨案，我们应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提出控诉。”“‘五四’青年运动未完成的任务，由‘一二·九’青年运动继承起来。‘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陆定一、胡乔木、范文澜、冯文彬、黄华、黄敬、齐燕铭等，都出席了这次大会。《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1日。
在成都，12月9日，“各大中学学生援助昆明学生反内战惨案联合会”在华西园举行了一个悲壮的集会。川大、金大、燕大、华大、齐大、金女大、中大医学院、华西协和高中……大中学校的五千余学生参加了集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游行。国际友人文幼章教授、夏仁德教授等五人也参加了游行，与大家一起高呼呐喊：“反内战！争取民主！”“不要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在重庆，“一二·九”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教授、学生、工人、抗属、店员、公务员……三千多人，在长安寺举行了一个沉痛而激昂的“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郭沫若在会上朗诵了他写的讽刺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进步赞》。还举行了三天的公祭，公祭的主祭人是沈钧儒，由柳亚子、郭沫若、何公敢、邓初民、张东荪、罗隆基、史良、章乃器等全国知名人士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组成主祭团。《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0日。同一天，重庆的《大学新闻社》、《中国学生导报社》、《中学生》杂志、《渝南新闻社》等新闻单位，共同发表了《重庆学生报刊为援助昆明死伤师生告全国同学及同胞书》，声援昆明“一二·一”运动。
在上海，1946年1月13日，各个学校的学生和各界人士，在玉佛寺召开了两万人参加的追悼于再烈士的大会。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等人组成主祭团。于再的妹妹于庾梅也参加了大会。会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被称为是“‘五卅’大游行十年后，上海街头第一次出现了强大的示威行列”。1946年11月上海镇华出版社出版，于再先生纪念委员会发表的《一二·一民主革命运动纪念集》。
关于上海人民参加“一二·一”运动的盛况，原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夏其言同志，当年以记者身份曾做过这样的报道：“昆明‘一二·一’惨案中被暴徒以手榴弹杀害的昆明南菁中学教员于再烈士的追悼会，原定昨日（1946年1月13日）下午二时在上海玉佛寺举行。记者临时得悉大会提早于上午九时举行的消息，赶到那里，不但大殿上的人群已经拥塞得满坑满谷，就连沿大门外槟榔路一带，也已被各方面涌来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正殿祭案烈士遗像的两旁上角，“分别是孙夫人宋庆龄献的横幅：‘为民前驱’和许广平亲笔写的哀悼长诗……还有柳亚子的亲笔挽联：‘九龙池回篦子坡平更为滇都增痛史，鲁迅湖澄钱塘江阔忍从歇浦奠英魂’。”唐弢与柯灵二人的挽联挂在中殿天井，词用白话撰写：“居然杀了你，于先生，于先生，在这般时代，有如此国家；切莫放过它，刽子手，刽子手，既不许自由，讲什么民主！”人民群众送的花圈成堆，挽联盈千。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致送挽联、花圈者竟包括那么广泛的阶层，有知名人士、大学教授以及妇女、学生、失业工人、学徒，因此各种各样的具名都有：‘一群接线生’、‘一群银行业从业员’、‘几个银行员’、‘南京路各公司职工’、‘三个练习生’、‘铁路失业员工’、‘五金业同人’、‘保险界同人’，等等。目睹如此广泛的悼念人群，记者直觉地感到，这绝不像一个普通的徒具仪式的追悼会，近万人的参与者，不论男女老幼、教授学生、工人学徒，都以真挚的感情在无限的悲痛中纪念死者。”这次追悼会还当场通过了给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文，要求实现彻底的真正的民主。追悼会最后由烈士胞妹于庾梅含泪致词答谢。这时，万人泪下。“那种悲壮惨痛、而又义愤填膺的场面，自鲁迅先生追悼会以后，是十年来所仅见的。”会后，“在不可抑制的情绪下，学生们自动集结起来，临时决定上街游行。四人一排组合起来的长蛇形的队伍，从戈登路向南，经爱文义路到静安寺路折东，过南京路，到河南路，又向南折入汉口路，经过市政府而至外滩。沿途的夹道市民自动参加队伍者，络绎不绝”。游行一直到下午四点半，在高呼口号声中，有秩序地解散。
这次追悼会由于临时提前举行，很多人事先并不知道。因而至下午又有很多公私社团人士大量涌到。许广平、唐弢、柯灵、民主促进会的负责人等，都是下午来的。大约两点钟时，大殿上已经又挤满了人。在这种情况下，主祭者又只得再次举行公祭仪式。公祭由民主促进会负责人冯少山主持，各界代表纷纷发表演说，要求惩凶，要为死者报仇，反对内战，等等。下午的公祭中，有很多小学生和沪西二十四家纱厂的工人。上述上海人民追悼烈士、声援昆明“一二·一”运动的报告，见1946年1月14日《时事新报》。
在贵州遵义，浙江大学本部学生教授三百余人，于12月12日在何家巷举行了“昆明死难同学追悼会”。会上，大家都挥泪发言，义愤填膺，一致通过了“要求枪毙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及一切特务走狗”的议案。
武汉大学的学生，发表了《致昆明各校师长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坚决声援昆明学生。
上面讲的是运动的广度。那么，这次运动的深度，也就是运动所发动的深度，即参与运动的阶级、阶层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这次运动把一切爱国的阶级、阶层都尽可能地发动起来了。
首先是最了解自己的学生的爱国教授和教师们，在运动中冲破各种阻力和威胁，勇敢地站出来支持学生们反内战、争民主的正义行动。11月29日，西南联大教授会以全体教授的名义发表了《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对国民党当局提出最严重的抗议，对学生表示同情和支持。云南大学教授同人也表示，对于“军政当局处置之失当，引为遗憾”。就在学生开始罢课的当天（即11月26日），闻家驷教授立即发表《当真是匪警吗？》一文，驳斥国民党中央社对时事晚会的造谣诬蔑，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爱国师生们的此等爱国行动，也叫“匪警”的话，那么“做‘匪’也就够光荣的了！‘匪’，我向你们致敬！”《人民周报》等期刊出版的联合增刊第1期。闻先生的话代表了正直的爱国教授的心声和他们对学生的有力支持。惨案发生后，西南联大教授会又发表了《为此次学生被屠杀案经过致新闻界之声明》，以及《联大教授会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等文件，分别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最高法院，依法提出公诉，控告杀人主犯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人。还专门派出三位教授到重庆去面交蒋介石，并以罢教的实际行动支持学生。虽然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原因，知识界少部分爱国人士，在斗争中也曾出现过摇摆和犹豫，但总的说来，在恶势力面前，他们是敢挺身而出，支持学生，与学生们站在一起的。如当蒋介石以国民党最高当局身份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软硬兼施，抬出国民党政府的所谓“纪纲”来吓唬学生的时候，高光（即吴晗）便在《民主周刊》第二十期上，发表《论“一二·一”惨案与纪纲》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驳斥。严正指出学生“反内战无罪”，要求和平民主团结，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他们没有闯入任何场所，恣意捣毁，以至杀人抢劫，他们没造谣生事，颠倒黑白，他们没有沿街殴打，扰乱社会秩序，甚至他们根本没有罢课游行的准备。罢课是军队武装干涉逼出来的，是用木棍、用手榴弹屠杀逼出来的。他们渴望读书，渴望复课，他们更渴望立即停止内战，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的大道。反之，造成现在“社会与学校无政府、无秩序状态”破坏纪纲的是本月一号以前的党政军当局。要正纪纲，先得正他们，要不怡国家之羞，先得严惩他们，要保持国民党的党誉，更得先查办他们……才不致自误误国。文章最后以毒攻毒地指出：“我们愿以最大的热忱和诚恳，帮助政府当局，解决这次惨案的唯一法门，也只有‘纪纲’两字。”
社会名流和民主党派也积极投入了这一运动。除上面提到的在重庆、成都、上海等地的追悼会和公祭活动中，有宋庆龄、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邓初民、史良、何公敢、张东荪、罗隆基、章乃器等以外，特别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中国民主同盟及其重要领导成员李公朴、闻一多和吴晗。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学生罢课后的第五天（即11月30日），就以民主党派的名义，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表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发言人对昆明市大中学生罢课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的声明》，表示“我们完全同情这一运动，声援这一运动！”《民主周刊》第18期。惨案发生后，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为昆明惨案发表了谈话，提出“查明事实，追究责任，严惩肇事军政首长”；“抚恤受害青年，赔偿损失”；“撤销特务，保障人民各项基本民主自由”等主张。《新华日报》，1945年12月6日。闻一多、李公朴、吴晗更是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无论在教授会和群众集会上，他们面对反动势力，都在发出狮子般的怒吼和小钢炮般的轰击。1946年3月17日的出殓大游行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不正是闻、吴吗？在安葬烈士的时候，表示一定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一定要惩凶的，不也正是闻一多先生吗？李公朴还发表了《政治协商会议的试金石》一文，提出“这次昆明‘一二·一’的屠杀惨案……它不是一个地方与一部分学生的事件，也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两个负责人处理失当的事件，它乃是反映了全国整个反民主制造内战集团有计划的阴谋”。1946年11月上海镇华出版社出版，于再先生纪念委员会发表的《一二·一民主革命运动纪念集》。李、闻二先生为争民主、反内战，以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在“一二·一”运动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在文化界，几乎当时及后来有名气的进步作家、诗人、学者在运动中，都纷纷以笔代枪，与学生们一道投入战斗。他们或写诗、或作文、或讲演，痛斥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坚决反对内战。如张奚若长达两小时以上，题为《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的演讲；茅盾的《为“一二·一”惨案作》，向达的《我要问？》，费孝通的《青年是解散不了的》等论文；郭沫若的《进步赞》，冯至的《招魂》，田间的《你们安息吧！》等诗歌，就是当时广为传诵的代表作。他们的战斗，他们的呐喊，像军号与战鼓，激励着人们去战斗，又像匕首与投枪，刺向反动派的心脏。此外，不少文化团体和刊物，除了直接发表声明，支援学生反内战、争民主外，更为重要的是利用他们手中的宣传工具，对“一二·一”运动广为报道，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加以抨击和挞伐。通过他们的刊物和通信工具，将运动的真相迅速传遍全国，以至世界各地。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学生对昆明学生的声援电，美国西海岸议员“要求杜鲁门总统立即撤回所有驻华美军、运输及装备”的发言，以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所说：政府武装干涉中国，“舆论决不支持”的表态，等等，这些国际上的反映，不正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们在运动中辛勤劳作的成果吗？
同情和支持“一二·一”运动的还有国民党的中下级官员、军官和士兵，以至个别的高级人士。如罢课募捐期间，某军事机关的一位科长及其太太给罢课委员会来信说：“参加联大25日时事晚会的朋友告诉我们，当局竟以武装制止集会的真相，使我们感到同样的愤慨，因为他们剥夺了我们最基本的做人的自由。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是全国的呼声。你们这次的罢课，并非单纯的学潮，而是全国人民反内战运动的先声与号角，我们决心为你们的后盾，用精神与物质来支持你们的罢课。这里捐赠国币五千元。”《罢委会通讯》第2期，1945年12月2日。12月5日，“一群同情你们的军人”曾致书罢委会：“同学们……这次屠杀爱国学生事情发生后，我们怀着无限的愤怒和极端的不满……我们当中级干部的、下级干部的以及兄弟们的同情心，很像是炸弹，假如残酷手段继续下去，这颗同情的炸弹之心，恐怕会要整个爆炸，炸出真正民主来。”《罢委会通讯》第14期，1945年12月17日。昆明工兵某团一群士兵，捐款九千六百元，支持反内战。一位上校军官捐款一万三千元给罢委会做活动经费，并附信说：“昨天（12月1日）野蛮的屠杀，使人感到无限悲痛，我决不参加内战，自即日起辞职回家。”驻呈贡的国民党军队某部的一些军人，不怕有人暗查，而自动地将罢委会反内战的宣传品带到呈贡，张贴在呈贡县城的馆子里，散发在机场的哨岗里、汽车上，贴在营房附近。士兵们纷纷争看这些宣传品。他们为了表示内心的极度愤怒，公开高声练唱《高声唱》歌咏队编印的反内战歌曲。12月17日这天下午，该部全体官兵四五百人会餐时，还公开在司令、副司令的面前演唱了《茶馆小调》。龙云夫人顾映秋和儿子龙绳祖也分别捐款五十万元和十万元，支援学生的爱国运动。顾、龙的募捐，可以说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高级人士龙云等人，曲折而又明显地支持学生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反映。这些事实说明，这次运动已深入到国民党的统治支柱中，使一部分爱国的军人和其他人士，也纷纷起来用各种方式同情、支持反内战运动。
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是这次运动的坚强后盾，从运动一开始，工农群众就积极支援和投入了这一运动。党领导下的“地下印刷厂”的工人，在国民党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下，承担了印刷“罢联”全部宣传品的任务。他们夜以继日，奋不顾身地工作，保证了反内战宣传工作的成功。公共汽车工人主动帮助学生散发传单，并将标语贴在车上周游全市，扩大宣传。大批的工人，在饥寒交迫之中，仍将微薄的薪水或物资捐献给学生们做活动经费。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的声援大会中，也有着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参加。如重庆12月9日三千人的群众大会参加者，除学生外，就还有工人、店员、公务员等。成都的追悼四烈士大会，由学生发起，欢迎市民参加，最后开成了“一个全成都市民的反内战大会”。上海“一二·一”大游行的参加者，“最大多数是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其次，还有各大公司的职工、银行职员及公务员等”。
至于农民的发动工作，“罢联”利用学生被迫提前放假回家之机，印发了大量的《回乡工作大纲》、《回乡宣传问答》等文件，让学生们带回乡去扩大宣传，把反内战的呼声传到农村去。经过学生们的宣传，成果还是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对学生运动的积极支持上。如当一位农民老大爷得知儿子在惨案中受了重伤后，他从乡下赶到昆明，流着泪对学生们所说的话，不是如何痛惜自己的儿子，而是表示坚决支持反内战。他说：“你们反内战，争太平日子，是为我们后代子孙造福，现在我捐出五千块钱，我更愿捐出我的儿子。”这些朴实的肺腑之言，不正是我国亿万农民的心声吗？农民对运动的支持，还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对昆明的民主力量大打出手，残酷镇压时，党将大批革命力量、爱国学生转移到农村去，正是广大的农民接纳和保护了他们。如果没有“一二·一”运动时及其以后党在农村的工作，以及广大农民的支持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同情和支持“一二·一”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还有和尚、尼姑、道士等宗教界的人士。
综上所述，可见这一运动所发动的群众，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可以说几乎遍及各阶级、阶层的各种人士，是我国学生运动前所未有的。
然而，在如此深广的群众革命浪潮中，唱主角的是谁呢？我认为上述材料已经清楚地表明，是党领导下的青年学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一二·一”运动的主力军。如果说“五四”运动的主力最初是学生，“六三”以后转变为工人的话，那么，“一二·一”运动期间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则自始至终都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这次运动的主力军。
说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一起，构成“一二·一”运动的主力，这是从客观实际得出的结论，就是从理论上来讲，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级。在旧中国他们总是分成若干集团，分别依附或从属于不同阶级的。“一二·一”运动期间，学生们反内战的行动，既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又完全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愿望。他们不怕流血牺牲，不畏强暴，顽强拼搏，英勇献身。这就充分说明这些青年学生将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已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他们与广大的工农群众，同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因而，就应当承认那些积极参与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是工农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与工农对立起来。那种将旧中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分革命与否、爱国与否，一律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