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何去何从？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并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阴谋发动内战，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把中国变为美蒋反动派完全统治的黑暗中国。但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较量的结果必然是光明战胜黑暗。然而，在光明即将来临之际，却存在着一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还需要进行更加艰苦的抗争。
天快亮，更黑暗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全国都在欢天喜地地庆贺胜利。人们认为从此战争结束了，和平来临了，可以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来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重新建设家园了。可是，事与愿违，人民祝庆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余音未尽，蒋介石反动集团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的炮声又响起了。
为了解除内战的后顾之忧，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其统治的大后方大打出手。一是剪除异己的地方实力派势力，二是残酷镇压蒋管区的民主运动。这样一来，蒋管区便出现了一个黎明前空前黑暗的时期。云南昆明，因为在抗战时期素有“民主堡垒”之称，因而便成为反动派重点“整治”的地区。在这里，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也特别尖锐和激烈，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也特别大。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就十分不满。其原因是龙云是非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一直不怎么听从国民党中央的指挥，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同时，龙云又暗中支持抗日民主运动，还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用电台与延安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这一切使蒋介石感到，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存在使他如鲠在喉，不除去便始终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为了铲除云南地方实力派，1941年11月，蒋介石任命宋希濂为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以后又先后派关麟征、李宗黄、杜聿明、邱清泉等率大批国民党中央军入滇，还派了大批特务进云南，企图控制云南，剪除云南地方实力派。但后来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军攻陷缅甸等因素，使蒋介石企图用武力夺取龙云政权的部署未能实施。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召杜聿明由昆明赴重庆，商讨“解决”龙云问题的计划。蒋介石对杜聿明说：“目前准备对日本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以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现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但是恐怕他不服从命令，你要在军事上做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再明令调遣龙云。于命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并限令龙云于三日内到重庆。”对于蒋介石的这个训令，杜聿明与何应钦密商后，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还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为好。因而，蒋介石企图解决云南地方实力派的计划又再次搁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为了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了进攻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控制的华北、东北和华东等解放区，蒋介石认为已成为后顾之忧的云南地方实力派非解决不可了，于是一场由蒋介石直接导演的军事政变拉开了帷幕。
首先，蒋介石以入越南受降为名，命令卢汉率由滇军组成的第一方面军（即六十军、九十三军、暂编十九师、二十三师等共八个师的兵力）开进越南受降。接着，又令中央军五十二军、六十二军、九十三师等随滇军入越；再令五十三军推进到中越边境的河口一线。这一切军事部署，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隔断龙云与卢汉之间的联系，对滇军形成钳制之势。
以此同时，蒋介石又将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军、第二〇七师和云南机场守备部队4个团，以及宪兵第十三团等部，布置在昆明一带。实际上龙云政府已经完全处在中央军的包围之中了。
一切军事布置停当之后，蒋介石于9月27日飞往西昌，亲自指挥这场夺取云南地方实力派政权的军事政变。首先，下达了“改组”云南政府的军令：（1）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接收改编。（2）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3）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收，在卢汉未到任之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接着，命令杜聿明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于10月3日凌晨对云南军警发动突然袭击。由于事发突然，毫无准备的滇军大部被迫缴械投降，只有五华山的两个警卫连坚决抵抗。事发后，住在威远街公馆的龙云及其部将张冲等纷纷潜入五华山指挥战斗，坚守五华山。至10月6日，龙云见大势已去，经谈判后与宋子文、何应钦等乘专机前往重庆。龙云的就范，标志着其在云南18年统治的结束。从此以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李宗黄、关麟征等人对云南民主力量的疯狂镇压也就开始了。
蒋介石对昆明在抗战中发展为“民主堡垒”深恶痛绝，早就想残酷镇压。当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生刚开始宣传抗日救国活动时，蒋介石便派特务头目康泽率大批特务入滇，要求云南政府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镇压学生运动。龙云为了保护住自己的地盘，要求康泽拿出证据来，指出谁是中共地下党员。康泽没有证据，龙云以昆明行营主任的权力，不准国民党特务抓人。至于学生运动，龙云认为学生是爱国的，他们有意见，只要政府注意改善，他们是会听话的，并以此抵制康泽对学生运动的镇压。龙云的这些活动，在客观上保护了云南的民主力量。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派特务头目刘健群到昆明，逼云南省政府反共和镇压民主力量。何应钦也率领特务，带着黑名单来到昆明，准备在云南进行大逮捕。但是，由于云南政府不与其合作，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无法达到目的。中共云南省工委有效地疏散了革命力量，党的外围组织民先、民青、新联、工联也未受特务破坏。云南的民主力量在隐蔽中继续发展着。
这是国民党反动当局绝对不容许的，他们对云南的民主力量必须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在“十月政变”改组云南省政府后，云南与所有的蒋管区一样，出现了“遍地荆棘，满街狼犬”的现象，特务无孔不入，横行霸道。仅在“十月政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宗黄、关麟征等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快了全面内战的步伐。为了巩固后方，防止“后院起火”，反动派变本加厉地镇压民主运动，对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暗杀。南京政府发出密令：“武官在团以上，文官在县长以上，对中共及民盟分子可以密报、密捕、密决。”一时间，蒋管区乌云密布，到处腥风血雨，白色恐怖严重到了极点。至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逮捕了13000名反内战的工人、学生和市民。7月间，又封闭了主张反内战、要民主的文化团体和言论机关100余处。1947年，国民党中央社诬蔑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均系循中共意志而行”，已成为“暴乱工具”。接着，又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
在昆明，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也得到了蒋介石“权宜从事”的密示，被授予自行镇压、暗杀、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权力。昆明的特务机关据此拟定了黑名单，确定了捕杀对象。一时间，昆明阴森恐怖到了极点。然而，白色恐怖吓不倒革命者，他们认为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天快亮，更黑暗”。为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他们继续英勇战斗。
民主斗士拍案而起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胜利后，又勾结美帝国主义阴谋发动内战，镇压爱国民主力量，这些倒行逆施，大大激怒了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连那些只埋头书斋，潜心学术的教授们，也为爱国心驱使，纷纷拍案而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来了，有的成了坚强的民主斗士。闻一多便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
闻一多，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青年时代求学清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用红纸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贴在学校食堂门口，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在清华园引起了一阵波澜。后来留学美国，学文学、绘画和戏剧。在美国目睹中国同胞备受歧视和欺凌，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思乡的情绪越来越浓重。他发现在美国的自己，不过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罢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国，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去。为此，他提前结束学业，于1925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他迫不及待地回国，一心想报效祖国。可是到了祖国，迎接、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是上海马路上的斑斑血迹。他是1925年6月1日在上海踏上朝思暮想的国土的。然而，就在两天前这里发生了“五卅”惨案，被反动当局镇压的学生、工人的血迹在马路上仍依稀可见。这使闻一多失去了生气，惆怅莫名。接下来，他看到的、听到的是军阀混战、狼烟四起，帝国主义入侵，山河破碎，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他的“爱国梦”破灭了。他以诗人独有的表达方式，在心灵深处呐喊道：“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发现》痛定思痛之后，他缄默了，他决心把政治留给“魔鬼去开垦”。从此，他越来越远离政治，远离群众，缩进学术的象牙之塔，潜心于《诗经》、《楚辞》等古籍的研究。无论是在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还是重返清华园任教，乃至在西南联大蒙自文学院时，他都基本不问政治，一心做学问。在蒙自时，他整天缩在哥胪士洋行中做学问，辛勤笔耕，几乎连楼梯都不下，因而被隔壁的郑天挺先生和罗膺中先生赐给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其实，这时的闻一多虽想痛苦地离开政治，实际上却不能办到。一贯讲课不涉其他的闻一多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清华一院二号教室上课讲“毛诗”时，竟抛开讲义，说起西安事变，像与人辩论似的。这使熟悉他的人想到，他真是不鸣则已，一鸣则惊人，他并非不问政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使他颇感意外。多年后，他说：“像这样的大敌当前，能捐前嫌，顾大体，这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啊！”这些情况说明，闻一多在理想破灭后，其缄默是在痛苦地思索，观察着一切。当他一旦辨明是非，认定方向后，必将义无反顾地为坚持真理而斗争。
在昆明八年的西南联大生涯中，是闻一多一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使他由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学者、诗人、教授，拍案而起，成为坚强的民主斗士。由长沙步行湘、黔、滇，随“长沙临大”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大”的生活，使闻一多接触、了解人民，特别是苦难深重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在西南联大奔波流离的躲空袭的感受；从郊区赶往联大新校舍上课时，途中亲睹“病兵”走着走着便倒毙的惨状；特别是生活每况愈下，大学教授薪金养活不了家小，被迫典当衣物，仍无法饱腹，只好到中学兼差，甚至操起“手工业”为人治印的现实生活，促使了闻一多的转变。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拍案而起了！
那是1943年至1944年间的事。
1943年，闻一多应联大英籍教授罗伯特·白英之请，合作编译《中国诗选》。他读到了朱自清由成都休假带来的一本诗集，上面刊有解放区诗人田间的几首诗，如《自由，向我们走来》、《五人在商议》、《给饲养员》、《多一些》、《晋察冀向你笑着》、《人民底舞》等等。读后，闻一多从多年的苦思中大为振奋，他在一次讲唐诗的课堂上又一次打破了不谈课外事的惯例，介绍起田间的诗来了。他称田间的诗是“时代的鼓点”，田间是“时代的鼓手”，呼吁当今时代应有更多的这样的鼓手。这堂课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说：“这听鼓的诗人将要变成擂鼓的诗人了。”真是如此！此后的闻一多积极投入政治活动，大声疾呼：“不仅要做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向圈子外喊去”，“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在1944年联大学生组织的“五四”座谈会上和抗战七周年时事座谈会上，当有人要求学生要潜心于学术，而不要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认为学生的天职是读书，学生过问政治是幼稚等等时，闻一多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拍案而起，“火”起来了。他说：“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讲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有人怕青年人‘闹事’，我倒以为闹闹何妨！‘五四’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的，‘一二·九’也是学生闹起来的。请问有什么害处？”
闻一多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汇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闻一多要呐喊了，可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唯有加入一个组织与更多的同志团结一道才有力量。他要求参加共产党，但朋友们劝他，为了民主斗争，眼下加入民盟更为合适。加入民盟后，闻一多更英勇地投入了民主运动。这时的他，不仅是诗人、学者、教授，更是民主斗士了。
1944年10月10日，在昆华女中召开的演讲会上，当有特务用放大爆竹来破坏会议时，闻一多愤怒的指责：“放爆竹捣乱会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可以公开上台来讲！我们鼓掌欢迎你们上台来跟大家讲！但不要在台下偷偷摸摸的破坏！”闻一多义正词严的责问，弄得特务们面面相觑。
对国民党政府大搞“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大西南危在旦夕时，闻一多大声疾呼：“用人民的血汗养的军队，为什么不出来为人民抵抗敌人？以人民的子弟组成的队伍，为什么不放他们来保卫人民自己的家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叫喊！我们要愤怒！我们的第一个呼声是：拿出国家的实力来保卫大西南，这抗战的最后根据地！”
1945年在云南大学召开纪念“五四”大会，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了。会场秩序突然混乱起来，人们纷纷跑到树下躲雨，无论主持会议的人怎样呼喊都无法维持。这时，闻一多走向扩音器，掀动长髯，大声吼道：“下这点雨不可怕。三千年前，周武王起兵伐纣，出兵的当天，也遇到了一阵雨，有人说，这是不吉利。”当时有人站出来驳斥，说：“这是‘天洗兵’，是老天爷帮我们的忙，把兵器上的灰尘洗得干干净净，打敌人更加有力量啦！”接着，闻一多手臂一挥，高声讲道：“今天，我们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这是‘天洗兵’。勇敢的青年站过来！是继承‘五四’传统的青年站过来！”“这是行动的时候了，让民主回到民众中去！”他的话立刻起了作用，人们站拢来了，会议在风雨中继续开下去。
一个一心巴结国民党，写了不少为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寻找哲学根据文章的西南联大哲学家，有一次向闻一多挑衅性地说道：“有人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闻一多立即反击说：“谁的主张正确，我们就支持谁，我们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如果说这就是做尾巴，那么，做共产党的尾巴又有何不可？难道自命清高而又向反动当局献媚取宠，反而是光彩体面的吗？”弄得这位教授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闻一多先生住宿的昆明近郊司家营联大文科研究所时，闻一多高兴得欢跳起来，犹如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直奔理发店，剪去抗战不胜利决心不剪去的美髯。可惜，全国人民高兴得太早了，闻一多的美髯也剃得太早了。抗战庆祝胜利的余音未逝，美蒋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在祖国上空了。这时，闻一多奔走呼号，反对内战。当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争民主、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在昆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一二·一”惨案时，闻一多怒不可遏，他把这一天称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日子”。在闻一多等进步教授的倡议下，西南联大教授会决定罢教一周，以示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抗议和对爱国青年的支持。
“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四烈士出殡时，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怀着极大的悲愤参加了出殡大游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出殡队伍回到联大安葬四烈士时，闻一多发表了演讲，他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这些铮铮言词，像匕首、像投枪，刺向国民党反动派，它刺得敌人胆战心惊，刺得敌人恼羞成怒。
其实，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何止闻一多？吴晗也是另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士。在为争民主而斗争中，他们都勇往直前，无所顾忌，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人们称闻一多的演讲为“狮子吼”，称吴晗的发言为“小钢炮”。他们俩只是众多的民主斗士中的代表人物罢了。但是，越是陷入灭顶之灾的反动家伙，越是会疯狂地做垂死挣扎。反动派终于将罪恶的魔爪伸向爱国的民主斗士了，他们在昆明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李闻惨案”
李闻惨案
所谓“李闻惨案”，就是国民党特务用卑劣的手段暗杀民主斗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昆明支部的领导人李公朴和闻一多。
“一二·一”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快了发动内战的准备步伐，为了解除发动内战的后顾之忧，便在蒋管区内进一步疯狂镇压民主力量，借以巩固后方。因而在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反动派又先后制造了重庆“较场口血案”、南京“下关惨案”和昆明的“李闻惨案”。
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前，大造反动舆论，对民盟和爱国民主人士造谣中伤。国民党特务以“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的署名组织散发传单造谣说：“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带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又称：“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是闻一多。”这是1946年5月，李公朴刚从重庆到昆明时之事。6月间，特务组织又张贴标语和传单，造谣说，民盟“勾结地方势力想夺取政权”，更为甚者，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当局公然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人身攻击，他们诬蔑爱国民主人士是苏联的走卒和害人虫。竟将闻一多称为“闻一多夫”，吴晗是“吴晗诺夫”。在由昆明市反动警察局印刷的夏季卫生标语中，竟出现了“扑灭李公朴的传染病”的标语。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制造紧张空气，实行昆明全城大搜查，防备所谓“奸党暴动”。在大搜查中，连滇军将领安恩溥、禄国藩的住宅也遭搜查。反动当局把昆明城弄得鸡犬不宁，一片白色恐怖。
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诬蔑攻击和造谣中伤，昆明民盟支部决定反击。为了揭穿国民党的阴谋和向人民说清真相，民盟接连召开了三次记者招待会，由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向各界表明民盟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反复强调：民盟是非暴力的革命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暗杀、暴动更是民盟所反对的。
其实，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是贼喊捉贼的手法，他们造谣说别人组织暗杀活动，实际上是他们在策划暗杀活动。其阴谋被揭穿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又玩起了威胁恐吓的手法，公开或未公开地表态，李公朴、闻一多等人是要暗杀的对象，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将要被暗杀的黑名单。民主斗士为国为民奋斗献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李公朴先生针对反动派的恐吓，就多次公开声称：“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造谣中伤、恐吓威胁，都阻止不了爱国民主斗士前进的步伐，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为了使发动内战后有个安定的后方，便真的将暗杀计划付诸实施，举起了杀害民主人士的屠刀。在昆明第一个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便是李公朴先生。
李公朴是我国文化界著名的进步人士，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江苏常州人，早年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时从事政治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公朴痛心疾首，愤然离开了军队，脱离了国民党，赴美求学。回国后积极从事民众教育，创办《读书生活》杂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与宋庆龄等人在上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会，并为负责人之一，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一切自然为蒋介石集团所不能容忍，将救国会的七位负责人逮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李公朴便是“七君子”之一。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后，李公朴仍义无反顾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武汉会战失败后，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共产党才是希望，决心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参观学习。到延安后，他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组织“抗战教学团”，通过敌人封锁线，深入敌后晋察冀边区考察和进行宣传抗战的教育工作。这时，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公开表明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的观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成了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枢纽，李公朴来到了昆明。他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发行进步书籍，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学习、座谈，揭露蒋介石内战的阴谋，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反内战、争民主。
李公朴的爱国活动，使敌人十分恐惧和仇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西南联大复员北上的最后一批学生离昆后，以为民主力量减弱了，是镇压民主人士的大好时机，便对李公朴下毒手了。
1946年7月11日晚饭后，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外出办事。晚上9点左右，他们乘公共汽车返家。当夫妻俩下车后经学院坡回北门寓所的途中，李公朴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无声手枪的袭击，中弹倒地。过路的群众和闻讯赶来的云南大学的学生将受伤的李先生迅速送往云大医院抢救。终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于第二天凌晨逝世。当闻一多、楚图南、尚钺等战友赶到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闭上双眼。他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
李公朴被害后，有消息说国民党特务要暗杀的第二号人物就是闻一多。朋友们劝闻一多少外出，以免发生意外。但闻一多面对死去的战友，他怎能不管呢？他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献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他加班加点赶写《李公朴先生被刺经过》、《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为李公朴同志被暴徒暗杀事件之严重抗议》，见诸报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悼念死去的战友。这时，国民党特务对闻一多的盯梢越来越严重，西仓坡联大宿舍闻一多的住处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光顾，形势越来越严峻。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十分担忧丈夫的安全，劝他：“你不要再往外面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这么一大家人，我的身体又是这个样子（指患心脏病），可怎么办好啊！”闻一多很理解自己的妻子，也知道做丈夫的责任，但为民主而战更是不能退却。他开导妻子说：“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越在这种时候，越要把住舵，才能转危为安。”
闻一多仍一如既往地为爱国民主运动而战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把个人生死已完全置之度外。有消息传来：黑名单的事绝对可靠。大家劝他避一避。闻一多更加临危不惧，他对朋友和学生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什么事都不能进行，怎么对得起死者？怎么谈得上争民主？假如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都畏缩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
1946年7月15日上午，昆明学联为了揭穿李公朴遇害被国民党说成是“桃色事件”的谣言，也为了纪念李公朴先生，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报告会，请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报告李先生遇难经过。当张女士说到伤心处，悲痛欲绝，讲不下去的时候，混进会场的特务们便趁机起哄，怪叫，嬉笑。这大大激怒了坐在台下的闻一多。本来不打算讲话的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走上台扶李夫人坐下后，他怒目圆睁、俯视整个大厅，即席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
这几天，大家都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呵！有事实拿出来说呀！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地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地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去年“一二·一”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年轻的一代，献出了他们的血，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争取和平民主，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地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捶击桌子）其实很简单，（低沉渐高）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的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你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鼓掌）
……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展云南光荣的历史！（鼓掌）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人站起来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闻一多的这篇即席讲演，谁也想不到竟是他的最后一次讲演。它立场鲜明，气壮山河，是闻一多思想，人格的升华和结晶。它表现了一位爱国的民主斗士爱憎分明、敢于斗争、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英雄的民族气概。对人民来说，这篇最后的讲演是战鼓，它激励着人民为争取光明，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而英勇战斗。闻一多的这篇讲演，对敌人来说简直是一枚重磅炸弹，其震撼寰宇的呐喊，使敌人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正因为如此，他们做垂死挣扎，狗急跳墙了，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闻一多。
为了防备万一，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开完后，一大批同学护送闻一多回家。当日下午，民盟办的《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闻一多与楚图南一道离家前往。闻一多在会上向各界详细介绍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发动内战的经过，报告了李公朴先生死难详情。5点左右，招待会结束，闻一多与楚图南为防特务暗算，商议一个从南一个向北分道回家。闻一多由来接他的儿子闻立鹤陪同，朝联大教授宿舍西仓坡走去。《民主周刊》社所在地府甬道距西仓坡不过百米左右，当闻一多至离家仅五十米时，暗藏的特务突然开枪。闻一多中弹倒地，儿子闻立鹤马上扑在父亲身上，掩护父亲。国民党特务就这样杀害了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并使其子立鹤受伤致残。此时的闻一多年仅48岁。
千百万个人站起来
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最高当局的一次有预谋的政治暗杀。早在1946年5月，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就下令稽查处长王子明组织四个情报组，拟定了一个五十多人的暗杀名单。6月间，霍带上王飞南京向陈诚汇报，准备经蒋介石批准后执行。当时，蒋介石正与美国特使马歇尔密谋东北问题，没时间召见霍、王，二人只好将黑名单存国防部，返昆待命。7月初，霍揆彰收到国防部密电，命他“便宜处置”，因而才敢如此疯狂地暗杀民主人士。
反动派企图以这种卑劣的手段来把蒋管区的民主运动打下去，巩固其黑暗统治。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越是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就越强烈。他们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却激怒了人民，千万个李公朴、闻一多的后继者又站了起来与之进行猛烈的斗争，反内战、争民主的烈火越烧越旺，直到蒋家王朝被摧毁。
李、闻遇难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十分关注。毛泽东、朱德分别致电李、闻家属，对李、闻被特务暗杀表示沉痛哀悼。唁电称李公朴“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称闻一多“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承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后来，毛泽东又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闻一多，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勇气概”。
7月26日，延安各界万余人士举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沉痛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内战政策、特务政策。他指出：李公朴、闻一多等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这种英勇行动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象征。我们谨向一切死者致哀，一切生者致敬！我们一定要声援你们，我们愿意和你们紧紧地携手并进，再接再厉地共同奋斗。
在南京，噩耗传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向国民党出席政协的代表团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国民党政府“纵容、指使特务机关，在大后方暗杀和平民主领袖。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犹不敢肆意为之”，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惩凶，安葬死者，取消特务机关等。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等给闻夫人发来了唁电，表示哀悼。
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及时报道了事件真相，刊登各界群众举行追悼会的报道和知名人士的悼念文章。两报还分别发表了《杀人犯的统治》、《抗议闻一多教授的被刺杀》等社论。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从成都致电南京蒋介石，怒斥国民党，指出民盟“倡导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梁漱溟、沈钧儒等民盟政协代表发表致国民党的抗议书，指责这是国民党“以恐怖手段对付在野党派”。民主同盟还发表书面谈话，含悲表示：“民盟对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的向前猛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
苏皖解放区等地，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也举行了李、闻追悼大会。
在重庆，7月28日，各界人士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到会群众达六千人，收到函电、挽联、花圈一千二百余件。
在上海，10月4日举行李、闻追悼大会，五千余人出席。郭沫若、罗隆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宣读悼词，悼词说：“我仅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在全国各地，人民大众的抗议浪潮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
中华文协总会、中国妇女联谊会、民主建国会、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文化教育事业协会、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上海分会、重庆文化出版界、昆明学联、上海学联……数不清的群众团体都纷纷挺身而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站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斗争前列。
各界知名人士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郑振铎等，于7月19日联名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揭露和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罪行，并请求派代表团来处理中国事件。吴晗更是怀着满腔的悲愤写下了《哭一多》、《哭亡友闻一多》、《闻一多先生之死》等九篇悼念亡友的文章。
连年幼的小学生也被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怒了。他们用孩童逼真的语言咒骂国民党特务：“你坐着吉普车就摔死”，“路上走着就让汽车把你碾死”，“睡着鬼就把你弄死”，“你上飞机就着火烧死”。特务走到天涯海角，都不得好死！而“你打死的人，还没有死，他的精神还保存着，他活在永恒的历史上”。
海外的追悼与抗议也是空前的。陈嘉庚等新加坡华侨千余人，于1946年9月15日召开大会，挽联为“烈士之血，民主之花”。大会发出通电，要求严惩凶手。马来西亚的7个分部及25个区分部，都举行了追悼会。民盟满九支部、暹罗支部也举行了大规模的追悼会与抗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纽约的53名教授，也为李、闻被暗杀事件提出严重抗议。伦敦、纽约、莫斯科的一些报纸、电台也刊登和广播了闻一多被害的消息。
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站起来！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孤立了！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蒋管区“反内战，争民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着解放区军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着敌人，国民党法西斯专制统治崩溃之日为期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