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月3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施行，七八月间，国务院又先后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文件》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了领导好这一工作，还建立了由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邓子恢、黄克诚等组成的中央土改问题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土改工作。从1950年冬起，一场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起来了。
由于党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在这个全国性的土地改革中实行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强调了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批判了“和平土改”的思想办法；又在城乡组织了全国规模的强大的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集中全国一切力量，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我国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土地改革的光辉成就，首先在于使我国亿万农民获得了土地。到1952年底，除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民主革命时期就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外，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四大新解放区（西藏、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及尚待解放的台湾省尚未土改），都如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到1952年底，连同老解放区在内，全国共有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三千万吨粮食的荷重地租。
土地改革在政治上是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它的完成，在我国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势力。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历史任务，结束了我国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党赢得了亿万农民的衷心拥护，在亿万农民中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使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人民政权的可靠支柱，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经济上，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千百年来导致亿万农民贫穷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农民真正翻身解放了，这就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弄得极端凋敝、破产的农业生产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刚建立起来的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供给和广阔的商品推销市场。
总之，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使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中国历史翻开了繁荣昌盛的新篇章。
我国的土地改革，在短短的三年之内，为何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
如上所述，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是这场土地改革运动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在这里，笔者要着重强调的是党在土改中的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符合当时中国农民的心理承受力的。
所谓国情，在中国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自然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他们的要求、愿望、理想、物质条件、文化素质、心理承受力，等等，是党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必须着重考虑的因素。
就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讲，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愿望和理想就是彻底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得到土地，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真正翻身解放。其中，获得土地的希望是最为强烈的。因为从明朝以来，我国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均田”的愿望。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更是进一步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土地制度的主张和措施。可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无论是李自成也好，洪秀全也罢，他们都无力解决土地问题，广大农民跟随他们浴血奋战，一心追求的理想，随着农民革命的失败，统统付诸东流。
革命失败了，千万人牺牲了，但要求得到土地的愿望，在我国亿万农民的心中，不但未减弱，反而与日俱增。农民深深懂得，没有土地，翻身解放只会是一句空话，为了得到土地，他们不怕流血牺牲，仍在一如既往地英勇战斗着。为此，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农民阶级成为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获得土地，为谋求翻身解放，中国农民投入了空前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三大敌人被推翻了，新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党立即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使土地“回老家”，这是我国亿万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因而，土地改革完全符合中国农民的愿望，也是亿万农民的心理承受力所最能承受的政策。所以，土改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极大地调动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土地改革的完成，广大农民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他们谋福利的，是他们的“大救星”，从而坚定了他们听共产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胜利的信念，党的崇高威望在广大农民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使他们对党的领导坚信不疑，衷心拥护。
另一个值得指出的问题是，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中，党除了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外，还实行了继续保留，并进一步发展农村集市贸易的经济政策。这既符合商品经济时代的要求，也符合广大农民的心理承受力。因为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生产积极性被空前调动起来后，经济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需要有交换农副产品、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这时，保留和发展农村集市贸易，是受广大农民欢迎的，也是为恢复、发展工业提供原料和推销产品所必不可少的。如果这时也像“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样取消城乡自由市场，把农民进行必要的交换都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话，这将是农民的心理承受力所接受不了的，就必然会破坏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以致在政治上使党在广大农民中的信誉产生不良影响，而要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也是十分困难的。
综上所述，可知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在农村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与我国广大农民当时的心理承受力是相符的，农民是完全接受、双手赞成土地改革的。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百年来的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至1952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到3278.3亿斤，比1949年的粮食产量增长了44.8%，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1936年增长了9.3%。1953年棉花的产量达2607.4万担，比1949年的棉花产量增长了193.3%，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1936年增长了53.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
二
1953年初至1955年秋，是我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接受了党的这条总路线，把它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草案的编制工作，早在1951年就开始进行。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精神，党在农村的主要经济工作是把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一时期，党在农村的经济工作，除了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外，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国粮食供销出现紧张的状况，还实行了粮食、菜油、棉花、棉布等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
农民对这一时期党在农村的两项经济中心工作及其有关政策，在心理上持何种态度？党又是怎样协调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新矛盾，使之适合农民的心理承受力的呢？
首先谈谈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如果说农民对土地改革在心理上是完全接受，举双手赞成的话，那么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新问题所持的态度，在心理上则是既拥护，又有保留和疑虑的，但拥护与赞成是主流。
土地改革后，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笑逐颜开，对“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儿女热炕头”的生活，相当满足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经济中的种种弊端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了。比如，由于家庭条件的不同和天灾人祸的发生，翻身农民出现了新的贫富分化，仍有不少家庭经济困难或不富裕；随着新的贫富分化的出现，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当和出卖土地的现象又产生了；为了发展生产，需要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但个体农民对浩大的水利工程却无能为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对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日益增大，而小农经济却满足不了需求，严重地拖着工业化的后腿，等等。而产生这些弊端、矛盾的根子，就在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和个体单干生产方式的保留。这就对农民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的农业向何处去？是继续单干，保留土地私有制，让两极分化继续发展，还是另辟蹊径，共同富裕？是只顾个人家庭利益，还是国家、集体和个人都要兼顾？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的原理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以及苏联和老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经验，向亿万农民提出了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号召。
早在1951年9月，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提出了当时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在新区，大量地发展临时性的互助组；在有初步互助运动的地区，有领导地逐步地推广互助组；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又有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分三种情况区别对待的互助合作方针，就是从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地区农民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
一般说来，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才刚进行过，土改后农村经济中的新矛盾、新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出来，农民对互助合作的意义认识还不深，但在生产中，农民也发现了个人力量的单薄，有联合起来开展互助合作的愿望。加之我国农民虽然由于小生产的局限性使他们存在着不少缺点，但由于共同的阶级感情，使他们在心理素质上也有互助互济的美德。这些因素就为他们参加临时性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在心理上奠定了基础。所以，除了少数经济条件较好，劳动力较强的富裕农民外，大多数农民对组织互助组是十分乐意参加的。何况这时经济核算仍以家庭为单位，土地仍归私人所有，互助组内主要是换工互助，这也是符合小农经济的心理承受力的。因而，在农民中组织互助，不论是临时的，还是常年的，他们都是容易接受的。
基于这些原因，我国农村互助运动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1950年，全国组织了二百五十多万个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国的农户总数的10%，1951年，互助组增加到四百六十多万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增加到19%、1952年，互助组发展到八百三十多万个，全国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增加到40%。老解放区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达60%以上。
从1951年起，党在开展互助运动的同时，在全国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至此，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时，农民对办初级社的态度如何呢？
由于农业社的试办阶段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农民在心理上对它仍是欢迎的，愿意接受的。因为这种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把分散经营变为集中的有计划的经营，有利于因地种植，使地尽其力；又可以分工分业，使人尽其能，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有利于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改革；又有利于购置公有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社员的个人收入，除按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分红外，其余部分按劳分配，也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级社的这些优越性，使农民在心理上乐于接受它。但是，在土地入股问题上，农民是有所顾虑和保留的。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得了土地，正是有了自己的土地，大多数农民日子好过起来。如今土地入股，对他们的生活会不会有影响呢？农民不能不有所顾虑。但有一条总原则农民是清楚的，即土地入股，仍属自己所有，这就适应了当时农民的心理承受力。特别要强调的是，基于对共产党的无限信任，对社会主义的无比向往，经过宣传、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加之在办初级社中，党始终坚持说服、示范的方针，使农民通过我国最早的耿长锁农业社、金时龙农业社、李顺达农林牧生产合作社、韩恩农业社等典型，看到了初级社的优越性，从而对初级社心悦诚服，积极要求参加初级社，这说明农民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初级社，在农民的心理承受力上，要经过教育和示范，使他们看到优越性，他们才会接受下来，这是因为农民运动本身是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的；而且中国的农民又是最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的信条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真正让他们看到初级社的优越性，他们是不会轻易加入的。
这一时期，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合作化方针、政策和方法，加强了对农民的教育，使合作化的进程与农民的心理承受力基本接近，所以这时合作化运动基本上在健康地发展着，1951年，试办了三百多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初级社发展到三千六百多个。1953年，又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在此基础上，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决定到1955年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十万个发展到六十万个。可是，胜利冲昏了一些同志的头脑，部分地区的合作社发展得太快太猛，还出现了强迫命令和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这就超过了农民的心理承受力，加上政府多购了七十亿斤过头粮，导致在全国农村中，许多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情况，一些地区发生了农民闹退社，宰杀牲畜，砍伐林木，变卖农具等现象，党中央发现这一问题后，及时地加以纠正，于1955年1月，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实行“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在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一律要停止发展；在浙江、河北两省要收缩一些；在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要适当发展一些。到1955年6月，将合作社由六十七万个收缩到六十万个，保证了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其次，谈谈关于粮、油、棉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
由于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城市人口增加；为了适应工业建设对原料的需要，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扩大，挤掉了一些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需要的粮食和农产品消费量增加；加上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原因，1953年，我国市场上粮、油、棉等主要产品的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况。
为了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迅速扭转这一局面，保持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销的长期平衡，保障市场物价的稳定，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进行，中共中央经过周密调查研究，认真探讨之后，采取果断措施，于1953年10月16日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5日，又作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954年国家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一般把这些政策称之为“统购统销”。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购统销政策是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但是，农民对这一政策的实行是很不理解的，在心理上可以说是毫无准备的，少数富裕农民（当时称之为“农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对统购统销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不愿把余粮卖给国家。加之敌人的破坏，使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带来了很大困难。
这些情况说明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与农民的心理承受力之间产生了很大差距。这个差距在阻碍着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强迫命令显然是行不通的。较好的正确途径就是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和慎重行事，尽量在实际工作中避免偏差，一旦出现偏差，必须及时加以纠正。
为达此目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政务院的命令，从1953年第四季度开始，各中央局、省委、地委及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除留少数人处理日常工作外，大部分都深入农村，展开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首先是对广大农村干部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认清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然后，再通过他们，采取回忆、算账的方式，去打通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通过宣传教育，终于使农村干部和群众都懂得：只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才能保证国家和人民的粮食供应，稳定物价，保障经济建设；才能引导农民抛弃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地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防止少数投机者和剥削者变成资产阶级，使广大农民避免重新陷于被剥削被奴役的贫困境地。
这些宣传教育是成功的。它提高了农民的觉悟，缩短了党的政策与农民心理承受力之间的差距。于是，在广大农村出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波澜壮阔的售粮高潮。农民们纷纷把成千上万斤的余粮卖给国家。吉林省榆树县农民把陈粮三亿多斤，成批地卖给国家。辽宁省宽甸县一户翻身农民，把积存四年多的余粮一万斤卖给国家。许多原来打算囤积、放债、买地的农民把粮食卖出后，还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劳动生产多打粮光荣，将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更光荣”，成了当时广大农民的爱国口号和行动。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现，说明在不违背一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宣传教育工作是使党的方针、政策与农民的心理承受力缩短差距的一个重要方法。至于统购统销带来的副作用，本文暂时不论及。
三
1955年秋至1956年底，我国农村进入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期，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来中共中央拟定通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即从1953年至1967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结果，确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将农民小生产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任务。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而现在却提前十一年完成了。这个时间表，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两方面的联想，一方面是在如此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如此艰巨的任务，把犹如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成绩的确是十分辉煌的。但另一方面又总有点“太快”的感觉。如此快速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对几千年来一直是个体生产的中国农民在心理上承受得了吗？
事实说明我国农民终于承受了这个转变，便有着某些盲目性。
从1955年10月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正式见报以后，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农村广大农民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个汹涌澎湃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了。1956年1至3月，我国已有88.9%的农户加入初级社，基本上完成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也就从此开始，由办初级社为中心转入了以办高级社为中心的阶段。到1956年底，我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87.8%。这就意味着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几亿农民进入了社会主义。
我国农民为什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接受了，除统一经营外，主要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完全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原则的高级社呢？
就当时农民的心理承受力而论，大致有着以下因素：
第一，是对共产党的热爱和信任。
听党的话，跟党走，成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坚定信念，我国农民从亲身的经历中，体会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他们谋福利的。二十八年的民主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生活，都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是在一心一意为他们创造幸福生活，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的。这就使得广大农民从内心深处接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从而对党无限爱戴，无限信任。广大农民即使在自己认识跟不上形势，对某些问题尚不理解，甚至与党的政策在心理上有相当差距的情况下，他们也相信跟着党走就是胜利。这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广大农民的普遍心理反应。这一条，是我国农村合作化高潮能够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
20世纪50年代的宣传教育工作是相当成功的。当时对农民所进行的理想与前途教育，集中表现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宣传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要达到的目标，在当时可以说在我国广大农村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再加上宣传中又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做楷模来介绍，无论政治学习，文化艺术等都在大力介绍“老大哥”，并把苏联当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例子来宣传。这些就使得当时的农民们强烈希望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早建立起社会主义来。而互助合作就是我国农民通向社会主义的“金桥”，因此广大农民以极大的热忱和积极性投入了互助合作运动，而且希望进入高级社的时日越早越好，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成了推动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到来的原动力。
第三，是典型示范的作用。
典型的力量是强大的。在整个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无论是办互助组、初级社，还是办高级社，党和政府都采取了先办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的政策。全力办好试点合作社，使农民能亲眼看到互助合作的优越性。我国农民有一条信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当他们从试点中看到合作化无论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带来优越性、好处时，他们便积极要求办社。农民们说“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一摇，互助合作才是金光大道”。这种把单干比作“独木桥”，把互助合作比作“金光大道”的心理反应，是农民们从现实生活中概括、总结出来的结论。因而可以说典型示范是加速我国农村合作化高潮到来的催化剂。
第四，是形势发展所致。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化”、“三改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启动一环，必然连锁反应，环环开动。他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推动的。也就是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影响、推动着工业化以及对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反之也是这样，其他部门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也在影响和推动着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这种连锁反应加速了广大农民力争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的心理要求。从而出现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无论是平原地区，还是山区；无论是先进地区，还是落后地区，甚至灾区；无论是资金、经验具备的地区，还是缺乏资金和经验的地区，都争先恐后的建立合作社，而且以高级社为最好的局面。
这不正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者之间在互相竞赛，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壮丽景象的真实写照吗？
当然，也应该看到当时毛泽东对一些主张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志的批评，说他们“右倾保守”，“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是小脚女人”，等等，通过权力的威力也加速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然而，正是这样不适当的批评，操之过急的要求，使广大农村干部在合作化中产生了强迫命令，也使广大农民在积极要求实现合作化的高潮中产生了某些盲目性。
综上所述，可知我们党和国家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间，党在农村所实行的土地改革和互相合作运动集中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的。历史证明“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