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含有部分血腥内容,胆小勿入)
今天,我遭受到了物理层面上,十七年来最痛的一次经历。
激光拔甲。
春节的时候自己剪了一次指甲,结果一不小心剪深了,我也没有太在意。没过几天那个地方开始发灰,指甲的颜色也不太正常,偶尔还有一些疼痛感。可是疫情期间为了这点小事去医院,显然不够明智。
我拖到了三月份。这个时候这个脚趾头已经开始变肿了,去了三个医院,问了六个医生,得出来的结论都不一样,最后一个给我开了一些药膏,我抹了抹,不仅没有什么效果,那个脚趾头甚至越来越种,像是一个胡萝卜头,轻轻以碰就会有黄色的脓水流出来,吓得我只敢一瘸一拐地走路。
今天挂了主任医师的号,对方瞅了一眼,给我写了一个科室:“去激光科做手术。”我懵懵懂懂地接过纸条,一个人在医院里头转悠,这个激光科根本没有被写在医院科室中,似乎根本不存在。我不小心走到了一个神奇的分区,一群大着肚子的男人女人一脸奇怪地看着我,我抬头一看:“B超检查”。
我默默退了出去,又问了一堆人,折腾了半小时才找到。原来激光科是之前的说法,这个科室的学名叫做外科手术室。
我交了费之后坐在医院的长椅上,想起国际孤独评判表中,一个人做手术是第十级,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老爸在外地出差,老妈在单位忙得像失了火一样,我除了自己一个人进手术室,别无他选。
医生是一个很和蔼的老头,耐心地给我交代了取药交费的所有步骤。我进了狭小的通道,到了手术室。惨白的灯光在灰绿色的手术台上照出一圈白光,我小心的把自己惨兮兮的脚放在了白色光晕中,那片惹祸的指甲无辜地杵在那,似乎对自己的罪行一无所知。
打麻药的疼痛我还能忍,当时划伤手臂缝针时打了我被打了二十多针麻药,都是把我鲜血淋漓的伤口掀开,然后在皮肉深处戳针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用指甲揪起自己的一小块皮,旋转720度后再往外拉,活生生扯掉那块皮肉。
打了两针之后我咬着牙挺了过来,但是医生却自己“咦”了一声,还没等我问他已经开始解释:“你的脚趾里脓水太多了,麻药根本打不进去。”
我无话可说,又挨了七针,打空了一盒麻药后,医生觉得差不多了,他捏了捏我的脚趾,触感迟钝却清晰地传入到我的大脑,我忽然意识到,这个麻药,可能依旧没有打进去。
但容不得我多说,那边医生已经拿起了那个仿佛电焊枪枪头的东西,开始对着我的指甲边缘喷,一瞬间,剧烈的灼烧感让我瞬间五雷轰顶,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小块粉红色的皮肉瞬间变得焦黑,发出了“滋滋”的声音。医生拿起了那把闪着凶光的长嘴剪刀,连皮带肉地从我指甲中穿过,一刀落下,鲜血喷涌,混着黄色的脓水,弄湿了一个脚趾,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连哭泣和喊叫都忘了。
然而还没有完,指甲底部还有一小块连着,医生用剪刀夹着那块指甲转了转,我疼得撕心裂肺,鲜血一股一股冒了出来。怎么拧都拧不下来后,医生重新拿起了激光枪,我已经可以闻到自己皮肉的糊味,终于,有什么轻轻掉落了。我用膝盖抵着额头,没有哭,已经一身汗了。
这个时候,自己总会格外怜惜自己,想找一个人诉诉苦撒撒娇,但是爸妈都不在。
我又一次被丢下了。
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的事业稍微有了一些起色,每天总是早出晚归,我外公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阿婆,刚好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就承担起了管我晚饭的任务。
阿婆是开洗衣店和裁缝店的,那个时候机器生产已经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制衣,那架曾经让她颇引以为傲的缝纫机,已经很久都没有动过了。我不过一二年级,放了学就自己走到阿婆家,在那个阴暗逼仄的缝纫室里腾一个角落坐下写作业。作业太少了,二十分钟就能搞定,写完时天还是明晃晃的,而阿婆已经开始炒菜了,这时我就要搬个小板凳坐在洗衣店的门口,客人来的时候招呼一声。
这种工作极其无聊,我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像一只小狗一样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过往的人。我在等一个一个声音,那是我爸妈的摩托车的声音,为了省钱,他们买了一个没人要的二手货,不仅没有正经牌照,那个大油箱还总是会发出轰轰的声音,一阵浓烟喷过,行人总是避之不及。
但那却是我的福音,那轰隆隆的声音代表着,我爸妈要回来了,要来接走我这个“小要饭的”了。
对,那就是在阿婆家吃饭时我的角色,一个父母“一事无成穷困潦倒”,每天“厚着脸皮来要饭”“只知道吃”的角色。饭桌上听着阿婆阿公对我爸妈的评头论足,我往往一言不发,只是吃菜。我不敢夹肉,我心里清楚自己的地位。
钱么,总是能最快检验一段感情。爱情也好,亲情也罢,穷人,总是不配拥有的。
后来小学时大家看《红楼梦》,没有几个人喜欢林黛玉,觉得她爱哭娇气心思敏感,只有我喜欢她,甚至理解她。因为我知道,“寄人篱下”这四个字,应该怎么写。
唯一一次哭,大概是阿婆阿公为了是否继续让我在这吃饭开始吵架,阿公气不过,随手拿了一个烟盒砸在我身上。烟盒是空的,很轻,没什么分量。它轻轻掉在地上的时候,我却觉得有什么跟着一起掉了。
我不做声地跑了出去,在夜色中终于蹲下身子,开始低声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