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已经殉国了，他的痛苦已经结束了……至少在肉体上是如此。但是，他们的事情并没有这么快就结束。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满朝的大臣都把误国之罪推到了北洋舰队身上，他们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但也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举国的怨恨。
活着的人不好受，死了的人也不能放过，丁汝昌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整个战争失败的替罪羊，连死后都不得安生。当丁汝昌等人的灵柩被运到烟台并寄厝于广仁堂的时候，德英等国的舰队司令、提督和领事都曾前来吊唁，以表示对这个老提督的敬意。
后来，李鸿章上奏朝廷，说丁汝昌“誓以必死，孤忠惨烈，极可悯伤。恳将丁汝昌所得处分开复，以示大公”，并请求朝廷将丁汝昌和刘步蟾、张文宣同等从优赐恤。但是，山东巡抚李秉衡却上奏朝廷说：“丁汝昌以旅顺失事，奉旨革职，拿交刑部。其历次罪案，已在圣明洞鉴之中。
战败死绥，仅足相抵。”
于是，刘步蟾、张文宣等人都获得朝廷优恤，而对丁汝昌的谕旨却成了“毋庸议恤”，刑部还由此下令将丁汝昌的棺柩加上3道铜箍捆锁，棺材和铜箍都用黑漆涂抹，以示戴罪。
对于朝廷里的这些争论是非，作为丁汝昌卫士的杨发和夏景春等人既搞不懂，也不想去搞懂。他们当时能做的，也就是在烟台一直守着丁汝昌的灵柩，一直等到他的儿子丁代禧前来。在此期间，刑部派人将丁汝昌的灵柩涂黑漆、加铜箍，他们无权阻止，也无力阻止，只能感到心寒而已！
丁代禧到烟台后，杨发和夏景春两人随同护送丁汝昌的灵柩运回安徽老家。几经辗转，他们终于将戴着三道铜箍的灵柩从烟台运回了巢湖高林汪郎中村。但是，按照朝廷的规定，丁汝昌既为有罪之身，他的灵柩是不能下葬的。当时唯一能做的，也只能在村头盖一茅草房，将丁汝昌的灵柩放置其中，借以遮蔽风雨。
丁汝昌可能不会想到，自己死后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
而丁汝昌生前最宠爱、最贤慧的魏夫人见到灵柩后，痛不欲生，吞金殉夫而亡。
丁汝昌壮烈殉国而朝廷不恤的冷酷做法，不仅让夏景春等卫士们愤愤不平，就连朝野上下，很多正直之士都为之不平而鸣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威海、荣城、烟台、旅顺沿海绅士商民，京外官梁世昌、刘宗汉、潘庆澜等300多人，还有甘肃提督姜桂题、浙江按察使王仁宝等10人，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直隶候补道曾兆锟等114人，先后呈请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丁汝昌伸雪。袁世凯据以入奏，称：“其始终艰难委曲之情，亦为天下中外所共谅。”后来，连大学士孙家鼐也奏请为丁汝昌昭雪。
荒草凄凄几度秋，丁汝昌的灵柩一放便是十几年。直至光绪末年（1910年）4月，为了筹办海军，海军大臣贝勒载洵奏请为丁汝昌平反，朝廷才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为名批准载洵的奏请，将丁汝昌开复已故前北洋海军提督原衔，以示昭雪。
由此，丁汝昌及魏夫人的灵柩才得以安葬到老家安徽无为县严桥小鸡山的山冈上，与原先葬于此地的钱夫人、徐夫人合墓相毗邻。
下葬的时候，卫士夏景春和杨发都不曾到场，他们在护送丁汝昌的灵柩回家乡后，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成家立业，渐渐淡忘了当年的这场战争与往事。不管怎么说，在纸钱飞舞中，丁汝昌终于能够入土为安了。
世间事便是如此，一陇黄土，几处荒草，便埋葬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舰队司令官。碧海无情，人生如梦，不过是一段传奇罢了。
甲午年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战与和的问题却需要一个了结。1895年的3月14日，迎着潇潇春雨，李鸿章带着随员马建忠、儿子李经方等人离开天津，启程前往日本马关进行战后的谈判。
从天津到马关，这一路的海面烟波浩渺，李鸿章在船舱里也不免愁怨满腹，对战败后的谈判难以预料。当快到马关的时候，李鸿章触景生情，他不禁吟诗一首：“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李鸿章的确是有先见之明，马关果然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伤心的地方，也由此成为饱受国人苛责的起点。在马关谈判的日子里，年事已高的李鸿章不但被伊藤博文百般羞辱和嘲弄，在谈判途中还曾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袭，脸上挨了一枪，差点就命丧东瀛。
尽管侥幸保全性命回来，李鸿章心里却很清楚，这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旦签订，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骂名，可谓生不如死。回国途中，李鸿章不免愤愤然地说：“十年以来，文恬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可抱怨有什么用呢？这时，李鸿章又想起了自己的外甥、刘公岛上的护军统领张文宣临死前写给他的信：“此次战事有守一月而不支者，有守数月而不支者，有守半年不支而至死不屈者。相座当付泰西各国观战武员评其得失勇怯，不能以成败论。”
李鸿章长叹一声，这中国的事情，怎么可能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胸襟，又怎么可能容得下失败的英雄！想到这里，李鸿章倒是有点羡慕张文宣已殉国并受朝廷恩遇，而自己却是“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正如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之一沈葆桢在临终前的遗疏中说的：“天下事多坏于因循，而纠因循之弊，继之以鲁莽，则其祸更烈。”海军只有第一，没有第二，19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主流是以武力开拓市场甚至强占殖民地，清廷昧于世界大势，坐视邻国以侵略性的姿态突然崛起，这无疑是为后来的半个世纪埋下了祸根。
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但战术跟不上战略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你防我不防，坐视敌人强大，这当然是当政者无法推卸的责任。知道问题所在，但又无力更改，这种历史的定数和无奈，才是李鸿章心中最大的痛苦和折磨，他何尝不希望中国走向强大，又何尝愿意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
可惜的是，历史终究是无法改变的历史，指责总是容易的，但假如时光倒转，未必指责者会比李鸿章做得更好。
甲午年的悲惨往事终于结束后，李鸿章随后也从权力和个人声誉的顶峰上跌落下来，陷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中。后来，李鸿章独自搬到了贤良寺暂住，以求过几天清静日子。在此期间，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又说了几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
“老夫办了一辈子的事情，一是练兵，二是海军。如今看来，都是些纸糊的老虎，何尝能真正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凃饰，虚有其表。若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箿，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箿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是啊，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搞了近30年，洋枪洋炮洋船都买了；洋人也请了；北洋舰队也像模像样了，可惜那还是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而已！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李鸿章也只得承认自己只是个“裱糊匠”，大清朝也不过是“东贴西补”的一间“破屋”罢了。正所谓，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如果不能从根本体制上着手，即使洋务搞得再好，北洋舰队看起来再强大，终究不过是“裱糊”而已，经不起风吹雨打。
和李鸿章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他在清朝冷眼旁观了数十年后，倒也说了几句明白话：“中国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睡着了。”
法国的拿破仑也曾说过：“中国是头沉睡的狮子，一旦醒来，世界都会为之震惊。”但话音未落，拿破仑又补了一句：“幸好它一直没有醒来。”
从1874年到1894年，这支耗费巨资打造而成的北洋舰队曾是国人的骄傲和国家强大的象征，但仅仅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北洋舰队便从荣耀的顶峰飞速跌落，甚至于全军覆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怆和国人的悲哀。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中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豚，坐受剥削，耻即甚矣，理亦难解。”正因为如此，这种因强大反差而导致的伤痛，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后，后人们都对此难以释怀。
关山风，长城风，盛我山河荡我胸，激怀壮烈中。思千重，梦千重，秦隘森森汉隘雄，热流寄远鸿。最后，权且以古诗《长相思》祭奠那些远去的英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