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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对过去的痕迹产生莫大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在我心情郁闷时，这痕迹就像乡土中晚来的炊烟，时而蛰伏在屋后黝黑的山坳里，时而恍恍惚惚地飘向落寞的夜空。假如我的心情不错，本是无影无踪的痕迹，就会是雨过天晴之际，由那肥硕的蚯蚓一耸一耸地爬过，犁出一条宛如房东女人的粗针大线，并且更像小路弯弯的七色和五彩。更多的时候，心静如水，一切如同从来没有发生。痕迹便成了秋收之后弥漫在田间地头的各种印花，有四瓣，有五瓣，有敦实，有轻盈，那是狐狸和黄鼠狼，还有狗獾、猪獾，甚至还有果子狸，总之都是小兽留下来的脚印。我明白，在这些想法的背后，是自己离开乡土太久太久，太远太远。
在人生的旅途上忘乎所以地走了又走，最终也不会像一滴自天而降的雨水，化入江湖不见毫发，就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总是系着我们的痕迹之根。
在习惯里，灵魂是果实，是人的贡品；痕迹是枝蔓，能作为薪柴就不错了。其实，人是大可不必对灵魂如此充满敬畏，对灵魂的善待恰恰是对它的严酷拷问。唯有这些充满力量的拷问，才有可能确保生命意义与生命进程息息相关。
很多时候，一个看上去毫无异相的人，会用其生命爆发出一种异常强大的力量，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得到的解释都与奇迹有关。与之相反的是那惯于登高振臂呼风唤雨的一类：他们的伟岸是不真实的，是别人的匍匐衬托出来的。他们的强悍也不真实，因为与之对应的人并不是真的无法把握自己，是他们自己缴了自己的枪械，自己废了自己的功夫。在时光的长河里，只要有人敢于苏醒过来，哪怕只是对曾经的作为，画上半个问号，那些自傲的巨人就会半身不遂，筋骨松散。坐着轿子行走，就算能日行千里，那本领也是虚伪的。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将拷问的鞭子对准自己的胸脯。事关历史的过去不会开玩笑，也不会闹误会，刻在它们身上的那些错误从来就不属于它们。过去的光荣与耻辱，甚至连创造这些过去的人都不属于！他们已经逝去，烟消灰灭了！不管接受还是不接受，它已经属于后来者。于是，过去是一堆包袱，过去也是一笔财富，过去更是一种深刻。对于肉体，这样的深刻毫无用处，它只能面对后继者的灵魂而存在。
怀想过去是实在的，无论它所带来的内容是憎恨、愤懑，还是懊恼与醒悟。站在生活雄关上的人，离未来只有几步之遥。真要走到那边去仍然很难。有过去在身后适时提出警醒，就是憧憬很多，也不会迷失方向。所有能够被称为过去的东西，都会有它的用处。
小时候，曾在一本书中读到一句让我终生不忘的话：若问朝中事，去问乡下人。
放在过去，这样的话是不用多做解释的。可惜再提起这话时已是现在了。大批大批的人被现代化迷雾麻木了自己的思维，忘了乡土的遥远，足以使人的目光变得更加深邃和高远，也忘了乡土的平淡，可以排遣阻碍自己认知与批判的泛滥。在写作中，我一遍遍地问过他们。时间上虽然是过去，要问的道理却是现今的。同样，我也一遍遍地问自己。即便是蜗居在整日喧嚣的都市里，我还是想听到有鞭子闪击而来，在头顶阵阵作响。
而文学于我、我与文学都是隐喻的。这是生活所决定的。在过去，生活就是如此神秘地向我诉说着，能不能听懂完全是看我的造化。现在和将来，生活仍会继续这样。还有一句话，也是我常常听到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我所写的那个70年代算起，正好又到了新轮回新变迁的起始。生活的表象看上去有了天壤之别，生活的精髓变化并不大。仿佛还要经历一次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真的这样那也太可怕了。一个人如果毕生待在炼狱里，不知道世上还有天堂，他一定会认为炼狱是最好的去处。值得高兴的是，不仅仅是我，很多很多的人都已经知道天堂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一点正是过去了的东西不再在我们生活中轮回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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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消息，是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李师东最早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值1997年秋天，我正在自己生活的江北汉口，向江南武昌行进。李师东特别提到，当初由我推荐给《上海文学》发表的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也获奖了，而且是全票。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也是获得全票。终评时，有评委对《分享艰难》更有兴趣，认为《分享艰难》比《挑担茶叶上北京》更应该获奖。投票结果，十五个评委，有三位将票投给《分享艰难》，另十二位投票给了《挑担茶叶上北京》，这就相当于有人说我的鼻子更好看，有人认为我的眼睛更好看，加起来就是全票了。
这消息让我开心一阵后，接下来便是一种恐惧。觉得自己在干一件特别的坏事，因为我在为一种本不为多数人所知的卑劣行为做广告。记得前些年，给新闻记者送红包、刊登有偿新闻，也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后来新闻界的人在媒体上反复发表对此拒绝和划清界限的声明，弄得举国上下人人皆知，使其愈发流行开来。连最偏远的村落也不能幸免。
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关于采冬茶的故事和一群与采冬茶有关的人。我确实喝过冬茶，虽然只有二两，而且还将其中一两送给了一位老朋友。凡是尝过的，都对其色香味赞叹有加。小说的来由就这么一点点。我却要郑重而负责任地声明：小说中所有那些看上去真真切切的采摘冬茶的办法，都是1996年秋天，我在武汉西郊的纺织疗养院小住的那段日子里虚构出来的，千万不可有心去试一把。我没见过，甚至也没听说过冬茶的采法。至于那种茶可以治癌，小说中已说清楚了，那是骗人的，切不可效法，以免错过治病救人的最佳时机。
就我来说，自己对这部作品最喜欢的地方是关于采摘冬茶的描写：那被白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齐腰高的茶树上，女人冻得通红的手像蝴蝶般地上下翻飞。在我的心里，那是一种悲壮之美、沧桑之美和痛切之美。我们所处的社会到了这种地步，有时真让人无话可说。这让我从另一层面去设想，人是如何坠入庸俗和猥琐空间的？这问题让我不能不进一步去想，在平常生活中，人们将什么作为理想？将什么作为目的？换言之，我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太多卑劣横行，连一根纱也不肯用来遮羞的现象，使得人有时不免为自己的那点绝顶聪明行为觉得可耻。在当代百姓中，那些从神话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地方官选美女进宫的怨愤故事，在当代人的文化承传中断了线。人们并没有忘记这样的精神痛楚，可现实的压力让大家每每选择本不应该的选择，物质社会是一个让人生畏、又让人向往的社会，去时挑担茶叶上北京，从北京获得的也许光靠肩挑是不够的，得用车载才能回来，这的确让许多人心存幻想。
我不知道如此采冬茶的主意是谁第一个想出来，采摘冬茶是近几年才有的事。但我想这个人是绝不敢像别的有特殊贡献的人那样，站出来申请专利，甚至连被载入经典这样有诱惑力的好事，他也会退避三舍。也不可能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样获得某种赞美与歌颂。而我却为这事这人立了传。假如冬茶真的流行在那些礼品盒里，我会非常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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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不算太长的写作日子里，与《天行者》相关的文学元素总是如影相随。从1992年的情结，到2009年的情怀，感谢稍纵即逝的时光，让我独享十七年的沉静与深思。感谢牵挂不舍的读者，在日新月异的时尚风潮里，始终关注那些在乡野中卑微生活的知识分子。感谢本届评奖的组织者和评委们，用公开公正的方式，将当代中国文学的莫大荣誉授予我和我的《天行者》。
所有这些让人心存感动的因素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需要对本土文学特质的坚守和坚持。文学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是世代相传的薪火。在写作中遵守天赋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还要记住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当天职被忽略和遗忘时，最终的受害者将是我们自己。
今天是老父亲86岁生日，20天前，我回到离古城黄州只有20公里，名叫张家寨的小地方，在爷爷长眠的小秦岭上，为年迈的父亲寻找最后的安身之地。在爷爷的坟头前我长跪不起，并用乳名自称，以让老人家认识这个最爱听他讲故事的长孙。那一刻我不曾丝毫记起文学，直到一步一步离开茅草与水稻，十里百里地朝着城市远去，我才惊奇发现，天地上下全被文学情愫所缭绕。
一个人的灵魂品格既是血脉风骨的根底，也是心性情怀之本源。天下的读书人都有某种无法摆脱的情结，对我而言此情此结名为田野。无论心之田野是辉煌还是寂寞，都将殊途同归，以诗意作为共同归宿。
此时此刻，让我们铭记生命之上，诗意漫天！
这篇短文，是2011年9月19日，在国家大剧院受颁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的感言。
从北京参加完颁奖活动回来，在武汉举行的相关活动上，我说了一句话：获奖是过年，写作是日子。相比过年，过日子更加重要。但是，人平平淡淡过日子久了，需要有过年这种方式，让大家找个机会到一起欢乐一下，也是必要的。
平常日子里，我最喜欢回到家里，站在灶台边，将母亲刚刚煎好的巴掌那么大的一块豆腐用手拈着吃。现在，母亲年迈了，不大能做饭了，而我体内尿酸也超过临界点，也就懒得吃别人做的豆制品了。我还爱吃山溪里那种长不大的马口鱼，也可惜因为田野里有太多的农药和化肥，小鱼儿们经受不起，都快灭绝了。2017年冬天，大姐好不容易弄到几斤马口鱼送来，简直比小时候盼到过年了还高兴。前不久，侄子去到安徽霍山的漫水河镇，请人留意收购，几天下来，也才收了不到一斤这种小鱼儿，冰冻后送来，放了一个月也没舍得吃。我抽烟的时间不长，也就几年时间，因为夫人不喜欢，说戒掉就戒掉了。以往是不喝酒的，不知为何这两年，居然对酱香类白酒有些馋。有时候，往墨汁里掺些酱香类白酒写书法时，还顺带喝上一口，慢慢地二两酒下肚，感觉良好，以往只需一两就能将自己放倒。1998年元月，我在武汉有了自己真正的家。从厨房点火的第一餐起，就无师自通地煨得一手好喜头鱼萝卜汤，还能蒸出国内文学界朋友中但凡尝过，必定会说是最好的清蒸武昌鱼。而夫人擅长煮的我们戏称为天下最敢不放米的粥，一小把米就能熬成满满一电饭煲，如果不是夹菜，完全可以不用筷子。从2006年开始，我迷上了游泳，每天游一次，每次游1000米，近两年又加上15分钟的桑拿。两项活动完，回家后喝上两大碗这样的粥，不知多么惬意。2018年春天，去超市买菜时，顺便买了些泡菜，忽发奇想，用那顺带的一点儿泡菜水，在家里试着自己做泡菜，居然大获成功，迄今为止已经泡了十几罐，无一败绩。下一步，我还想将母亲当年亲手做的，全家人每每吃过了，还会垂涎三尺的萝卜丝的制作方式再试验一下。
所有这些，都是过日子的念想。与过年相比，显得更加真实，也更加亲切。说到底，过年所拥有的，不过是将过日子那些做一次大规模的汇集。
做这些过日子的事情时，人才会感觉到生命是真实的，也能感受到人生的种种妙不可言。这就像写小说，那些只有情节而不在乎细节的文本，是无法留住我们的目光，更别说让心灵长驻了。
曾经有人开玩笑，获奖之后最大的好处是将获奖变成别人的问题，自己成了黄鹤楼上看帆船的，看够了便调头回去写作。这就像丰收给人以喜悦，当那些歉收的人家还在愁眉不展时，别人已经转入明年应当如何耕种的进程之中。
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
成年人如果不想过日子，只想过年，是智力超级低下。
反过来，有人说自己只想过日子，不想过年，一定是生活中有着巨大的困惑。在文学中，若有哪位写作者说类似的话，要么是在伪饰，要么就是有着无法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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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父亲工作调来调去的缘故，小时候我上过不少的学校。不过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还是贺家桥中心小学。“红卫兵运动”后期这所小学改名为温泉中学。在我读完初中不久，它又在当时的体制之下被改为板桥大队小学。听人说，前两年差一点儿被撤，幸得一位在国内证券很有业绩的同学慷慨捐赠，这所已经严重退化的学校才得以保存下来。与校园平摆着有一个比较大的塆叫河西塆。两者相距大约一里路。据说，河西塆原先风水极好，塆后背靠虎头一样小山，小山的两翼又伸展出两条山岗，恰似猛虎添翼。塆前面有一口好大的水塘，水塘两边各有一只长年不干的甜水井，名副其实地是虎嘴和虎眼睛。在先人留下来的传说中，河西塆是典型风水宝地。贺家桥是个小镇，隔着河与河西塆遥遥相对。地相先生曾经说，河西塆是只吊睛白额虎，迟早要将贺家桥吃掉。相对于河西塆，住在贺家桥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没头没脸的也是个精明刁钻的生意人。他们买通地相先生，反说河西塆在虎口之中，地脉极坏。哄得河西塆人听信了地相先生的话，填了一眼井，使老虎瞎了一只眼，又在河上修了一座桥，像箭搭在弓上一样威慑着老虎。贺家桥与河西塆虽然自此以后相安无事，却也没能干成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养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贺家桥最辉煌的历史也不过是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做了一阵鄂豫皖苏区红山中心县委所在地。
小时候上学，先经过河上那座桥，再顺路直朝河西塆奔去，到临近塆前的水塘时，小路忽然一扭身，强迫我们转个90°大急弯，折向校园。实际上这路是河西塆的，不是学校的。到学校去，本应有另外一条路。过桥后，走上几十步远，便有一道田埂，直通到学校操场边。若道路顺田埂而去，至少要省去河西塆那条弯路的三分之二。所以，大约从学校建立之日起，所有的学生，包括老师，都有过铤而走险的经历，从田埂上抄近路，走捷径上学或回家。田埂很窄，一到春耕，农民就在上面辛辛苦苦地种上绿豆或黄豆。凭着现在一个成年人的良心起誓，我们当时绝没有破坏“革命生产”的念头。我们只是不想走弯路。田埂很窄，经不起几回踩，那些绿豆黄豆，年年的收成都没有播下的种子多。到了冬天，田里不再有水，如果不种麦子或油菜，一定会种上紫云英。虽然从来没有人故意去踏去踩，因为失足的缘故，沿田埂两米多宽的庄稼，年年都会葬身于师生们的脚底。
河西塆是一个生产队。当年的生产队长是个五十岁来岁的男人，厚厚的头发不肯留着，剃了一个光头，晒得黑黑红红的。不管天晴天阴，下雨下雪，从不见他戴过帽子。在我的印象中，他终日扛着一柄锄头，在学校门前的田畈中转来转去，不时能听到他冲着田里劳作的某人大骂：“你这个四类分子，今天不把这块田搞完，晚上开会专你的政！”他见我们在田埂上像野马一样飞跑，也大声叫骂着，说要将我们抓起来，送到学校里划一个小四类分子，但生产队长只是干打雷，不下雨，从没见他真的撵上来抓我们。即便真撵，也只是将我们撵到路上便作罢。
大约是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从不戴帽子的队长，被派驻生产队的工作组撤职，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原因是他勾结四类分子暗地里私分生产队里的粮食。其实，是他见到四类分子们饿得可怜，将队里准备给养猪场当饲料的红薯蒂和没有长成形的红薯根，分给了他们。生产队长被撤职后，工作组的人自己管起生产队里的事，也是到处吆喝叫骂，却是戴着白草帽，穿着白衬衣，裤腿挽得老高，露出的双腿也比生产队的姑娘的脖子白嫩几分。工作组的人对付我们这些抄近路的学生，是动了真格。我是撞在这只枪口上的第一只猎物。
那天，我不知道河西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过桥后，脚一沾上田埂，便飞快地跑起来。突然之间有人冲着我大吼一声。尽管我跑得像风一样，最终却被黄豆禾绊倒在田里，像泥猴一样被撵上来的工作组的人抓住。工作组的人押着我走进校长办公室，并唤来班主任，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等人。工作组的人在狠狠痛斥我的同时，也将一心一意地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学校领导批判得体无完肤。最最入木三分的是工作组的人严正警告，学校再也不能听任学生走这条修正主义道路了。工作组的人要我先写一份检讨书贴出去以观后效。我洗去身上的泥污，回到教室后，拿起笔正想着如何写检讨书，那边工作组的人发现我是刘区长的儿子。虽然他仍旧要我写下去，语气却缓和了许多。工作组的人说我是红五类出身，如不好好检讨，更容易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写完检讨书，我对着学校办的批评栏，提心吊胆地可怜巴巴了几天，那检讨书却一直没有出现在上面。
因为工作组的人较真，学校里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路再远再艰辛也要走，修正主义道路再近再舒服也不走”的活动。说这活动没效果也是不真实的。有一段时间，田埂上这条确实没人走了。随后的某个晚上，我在学校排练完节目回家时，见天黑无人，实在忍不住抄近路的诱惑，重又踏上了田埂。行至半中间，猛地发觉迎面来了一个人。躲又无处躲，心想若碰上工作组的人就完了。我硬着头皮迎上去，才知来人不是工作组的人，而是我们的校长。
又过了一段时间，“修正主义道路”又如当初一样畅通了，田埂上每天都有许多小学生蝴蝶般一阵阵飘来飘去，而不理会工作组的人在怒吼。渐渐地工作组的人也对自己成天追赶小学生的举动感到不满，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安排人上山砍了一堆杂刺，拦在田埂上。谁知小学生中也不乏刀枪不入的勇士，仅仅一个星期，荆棘堡垒就被攻克，乖乖地退至两旁，让出中间的路来。工作组又叫人堵上。小学生们又再次弄开。几经较量后，工作组的人又有新的发明，他牵来河西塆最凶恶的一只大花狗，用一根绳子拴在田埂上。大花狗雄赳赳地镇守在“修正主义道路”上，很令工作组的人高兴了一阵。不料好景不长，我们每天经过大花狗身边上学时，扔给它一团熟红薯，放学时，又叫它一声大花。大花狗经不住我们的物质引诱和花言巧语的腐蚀，没过多久，大花狗就开始网开一面。当我们重新走在田埂上，它还亲热地舔着我们的脚跟。工作组的人及时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将大花狗用筷子牙齿镇压后，换了一只戴着嘴笼头的大灰狗。我们则以变应变，每天早中晚三次，用土块石头猛砸大灰狗，打得大灰狗一见到背书包的小学生，就赶忙伏在田埂下的土沟里，连头也不敢抬。
就在我们以为工作组的人无计可施时，工作组的人用一天三个工分，安排了一个田埂看守人。
一天三个工分的田埂守护人，是河西塆的一个傻子，用当地人说法就是大苕。时至今日，我还坚信，天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大苕更忠于职守的人了。大苕成天到晚坐在田埂上，只要有人走近，就说：“工作组下了命令，谁也不许从这儿走。”整整一个夏季，竟无人能越雷池一步。田埂上的黄豆眼见着能头一回获得丰收了。有一天工作组恭恭敬敬地领着几个人，说是检查工作，要走那条“修正主义道路”。大苕横里拦住说：“谁也不许从这儿走。”工作组一时性起，推开大苕就往田埂上走。大苕急了，用力甩开工作组，追上去将走在最后的那位拦腰一抱，扔回到田埂头边。嘴里还嗷嗷叫唤，工作组说了，谁也不许从这田埂上走，只要有人走了就扣他的工分。另几位见势不妙，赶忙自动退回来。回头一看，扔在田埂头边的人，脚踝摔断了。自然，大苕不能守田埂了。至此，工作组的人再也不见拿出什么新招来。
多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因故路过贺家桥时才发现，那条田埂真的变成了一条大路，远远望去，似乎可以通汽车。我低头和身边一个与我当年一般模样的小孩说着话，并遥指那条路，问是什么时候修的。小孩很是困惑地说不知道。那神情又分明是在反问：这路难道不是一开始就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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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听见一位男性恭维他的女同事，说你长得真美。女同事当即回答说，你别用这么俗气的词好不好。我听了初时一笑，片刻后，就笑不起来了。我想起在少年时的几件事。
那时，我们的作业本经老师批改后发下来，同学们自然要相互比个高低，看看后面写的是哪一句毛主席语录。按照成绩的好坏，常用的毛主席语录有这样几句：
“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要自学，靠自己学。”
“要斗私批修。”
特别是上初中的那一段，哪怕是（﹢1）＋（﹣1）＝2这样的计算结果，老师也不敢在作业本上打××，怕被打了××的学生会跳上讲台批判自己，而写上“要斗私批修”一语。所以，在当时，这是最差最坏等一类的代名词。而代表美丽、美好与优秀的方式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然而，私下里，在青春萌动的少年心里，却是从未见诸正式批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一说。
2018年10月中旬，在汉阳物外书店，替杭州女作家萧耳站台，分享她的长篇小说新作《中产阶级看月亮》时，很感慨地表示，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的概念，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如果还要找出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文学人物，就只有“小资产阶级的”冬妮娅和林道静了。
我是在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的，原因是我上课偷嘴吃东西被老师发现。老师就用一种现在想起来也还娓娓动听的声调，批评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其后间断了差不多五年。五年中，一直没人用这么动听的方式批评我。
由于我启蒙早，过去班里按高矮次序排座位，我总是被排到“灯下黑”的地方。每逢“泥腿子”上讲台之际，贫下中农最纯洁、最高尚、最聪明的唾沫星，几乎全都沐浴到我的身上。雨露滋润禾苗壮，我终于茁壮成长到第三排中间位置，并且当上民兵排文体委员兼管第三基干班。也就在这时，我又听到了关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与批判。
当时，学校里有四个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三男一女，女同学叫萨丽，她哥哥也在这“四人帮”之数，还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我们四个人是全校出类拔萃的学生，排节目、搞体育、办墙报，哪一样也少不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我们四人全是区长或区委书记的子女。
说起来，萨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历史更悠久些。到底从哪年哪月开始的我不知道，反正从我们开始同学起，大家几乎天天都这么批判她。走路柔柔款款，大家批判她是温室里的嫩苗；夏天穿着凉鞋，大家批判她不与光着脚的贫下中农子女打成一片；说话细声细气，大家批判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受惊时叫声哎哟，大家批判她像恶霸地主的千金小姐林黛玉无病呻吟；唱歌时用假嗓子唱，大家批判她对革命者没有真情实感；甚至穿了一条一度当成时髦的日本尿素袋做的裤子，教室后面的革命大批判栏里，也添了几篇批判文章。
在革命大批判的烈焰中，萨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学校文艺宣传队排演《红灯记》，她扮演李铁梅。排演《沙家浜》，她演阿庆嫂。排演《智取威虎山》，她演小常宝和女卫生员白茹。
我们这届中学生，赶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之初，上小学高年级时，来得及读了《林海雪原》。心中都默默地认定，萨丽演得最好的角色，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女卫生员白茹。萨丽若是与谁个开玩笑叫了声“203”，然后要谁个帮忙做点什么，没有人不会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嘴里却说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直到听到萨丽喊别人为“203”时才作罢。同学当中，有人有一支钢笔，上面有“203”几个标号，他简直比座山雕得到联络图还高兴。
若是哪一天，萨丽因故没来上学，教室里便觉得缺少了很多东西，变得空荡荡的，甚至老师讲课也有几分恍惚。
也有令大家气愤的时候。下课打乒乓球，15分钟课间休息时间实在太短了，轮不到几个人，大家便玩起争资格：赢了第一个球的人便有资格打一盘，输了的则马上换别人来争。萨丽总是能争得资格，无论是面对曾经获全县乒乓球比赛第三名的学校冠军，还是别的什么人，一律如此。除非她自己不争气，失误了。那占着擂台的同学，马上会递上自己的球拍让她打一场。尽管这课间打乒乓球的机会难得有第二次，她一上台，只够“斗私批修”水准的球艺，肯定招致输球下台。占着擂台的同学也在所不惜，一点儿不在乎自己打下的“红色江山”，葬送在“小资产阶级思想”手里。就连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碰上她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后，也会不由自主地缴械交枪。她只要对打得正起劲的人微微一笑，说让我打一盘行吗？打球的人就像被人操纵一样，乖乖地将球拍递过去。
严格地讲，她要球拍时从没笑，只是大家都觉得她在笑。看着她将自己好不容易得以占据擂台的机会，潇潇洒洒、娇娇滴滴地丢掉，谁也不曾后悔过。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由小字报升格为大字报；优秀学生标准，由三好、四好、五好、六好，猛升至十好，但有严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我们仍然次次榜上有名。
终于读到了高中。
高中时，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武器，被用于针对“批林批孔”等“资产阶级思想”，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高潮正是这期间掀起的。
我们的化学老师和语文老师，比我们晚进学校半年左右。语文老师姓蒋，是女的，刚从武汉音乐学院毕业，她是学钢琴的。这届毕业的只有两名学生，但仍须下到山区接受再教育。多年以后，蒋老师回到母校，在钢琴系主任任上退休。化学老师是男的，姓丁，也是大学毕业，老师和学生都在传说，丁老师的父亲是大资本家。
蒋老师相貌平平，一双手上的十个指头却是出奇的好看。当时我们不知如何形容，私下议论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才知道千百年前早有一句古话专门形容它：十指尖尖如玉笋。
丁老师却是一副正宗男子汉的骨架，全校化学课就他一个人讲，谁也不清楚他讲的是好是差是对是错，是照本宣科，还是信口雌黄。但他在篮球场上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确实明显高人一头。
蒋老师上的语文课，班里几个成绩好的学生一点儿也不以为然。蒋老师大概也明白这一点，时常搞些“教育革命”，让我们几个放开手脚上讲台去胡闹个痛快。但是，蒋老师的音乐修养同丁老师的化学水准一样，在学校里已到了无人评说、无法评说的境界。
蒋老师来之前，贫下中农驻校代表石某的二胡，在我们眼中简直拉得出神入化。蒋老师来后，领着学生排演《智取威虎山》。石某穿得从未有过的整齐，大约是将从部队复员带回的、准备结婚时用的那套崭新军装穿在身上，再用一方白手帕垫在膝盖与二胡琴筒之间。丁老师为何肯扮演杨子荣，混在一群大孩子中间丢人现眼，开始我们一点儿也不明白。萨丽死不改悔地用那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嗓子，唱着“只盼着深山出太阳”。石某卖力地拽动马尾弓来伴奏。蒋老师用那特别好看的手打着拍子，扮演“203”首长的我，在这一场里无戏可演，把一双惊讶的眼睛，盯着蒋老师如何将石某指挥得大汗淋漓，面如猪肝，并且无数次指出石某将半音拉成了全音，将全音拉成了半音。
休息时，蒋老师对石某说：“节奏还得快一点儿。”
石某眼巴巴地回答：“我一切听从蒋老师的安排。”
在这句话前面，石某生硬地加上一个“我”，让在场的我们听得怪怪的。
我在“泥腿子”石某手下当了两年高中生，这是唯一一次听见他称老师为老师。正如后来许多文章所云，样板戏里的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纵然李玉和、郭建光等不沾女色，凡间仍有人在恋天下之大爱。
石某虽为贫下中农驻校代表，那话里的意思却绝对是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因为学校里两性之间种种隔离，大家不敢言传却能意会。石某的话当即惹得少男少女们的眼光碰得叭叭直响。蒋老师木头观音一样没有理睬石某。我们也认为石某这是牛鬼蛇神想翻天，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事隔不久，县城关中学来联欢。演出前，我有事找蒋老师，冒失地闯进她的宿舍，看见她正在给“杨子荣”化妆。两人挨得很近，样子也格外甜蜜。
第二天是星期天。下午，二年级一个姓胡的同学，突然跑到我这一年级学生的家里，满面潮红地对我说：昨天晚上，蒋老师和丁老师在宿舍谈恋爱，被石某和食堂女炊事员捉住了。石某质问谈恋爱怎么跑到床上去了。丁老师说只有一只凳子不坐床上坐哪。石某又问为什么将蚊帐放下来。蒋老师说蚊子太多了。女炊事员积极配合石某，伸长鼻子在蒋老师的床上床下屋角门旮旯里到处嗅。石某热烈希望她能找出某种证据；结果是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石某将他俩隔离起来，门口放上学生站岗，让他俩各写一份交代。
蒋老师和丁老师写的交代，后来竟在学校里悄悄地流传开了。我开始还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高年级学生不惜屈尊，专程跑到低年级学生家里，说与一件对二者来说并无利害关系的事。当我也读到这份交代的第×版手抄本时，我才明白是这位胡同学最深层的青春底蕴被引爆了。
这份交代，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爱情，那种柔情蜜意，那种绵绵爱心，那种至纯至洁爱情旅程，我们读它，既是无邪欲之爱的启蒙，又是青春时节的一番洗礼。
最终，石某心不甘情不愿地宣布，蒋老师和丁老师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那夜里作怪了。
不开大会批判，是石某唯一正确的选择，那份交代如果在大会上宣读，全校的青年男女都会成为“花痴”的。石某不会没有看出，学生们在看蒋丁二位老师时，眼睛里放出了异彩。
这场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而引起的风波，在学校里久久荡漾着。
尽管石某和女炊事员在不久之后，被人双双从食堂后面的柴堆里，赤条条地撵出来，且也写了交代，人们都是一笑了之。
半个月后，有人在食堂里打饭时大声说了一句，这屋里怎么这么臊哇？众人大笑一场，然后就再无人提起了。
我那时悄悄地羡慕，不知自己何时也能“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一回。人能有此一回，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不负青春。在那种年代，小资产阶级思想，是爱情、美好事物的代名词。享受此种“殊荣”的都是些英俊潇洒、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学习冒尖和情感丰富的年轻人。所以“小资产阶级思想”虽屡遭火烧炮轰，却总是打而不倒，并使许多人在对它的批判中，开始认识人生与社会。
那天在物外书店分享《中产阶级看月亮》时，我与萧耳说，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并非只是物质上的相对富足优越，而应当是一种人生境界和精神状态。否则即便满身珠光宝气、穿金戴银，也只是摩登原始人。
6
1972年春天，我家又搬家了。此次搬家各方面都沉重得很。这不仅仅是因为父母发现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已经长大了，不必请人，可以节省几个钱，光靠自家的力量就可以对付那些简陋的家具，也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我家搬家史上，破天荒第一回父母亲没有调动工作而不得不搬家。就算是两项原因相加，也不是造成沉重的全部原因。
根本原因是我发现大人们说谎了。
准确地说是我家先前的房东说谎了。
在这之前，我以为说谎是少年的专利。小时候我说了多少次谎话，实在是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比较惊心动魄的三次。
1987年我在英山县文化馆工作时，一位业余作者在向我讨教了小说创作技法诸此等等之后，反过来“指教”我的命运。他说我相貌百事都好，可惜鼻梁歪了点。他这一可惜，不免使我大为诧异。业余作者走后，我立即拿出镜子反复验证，三点成一线地打量过后，才见鼻梁果然有点歪。
经常拿我的小眼睛开玩笑的家人，朝夕相处竟没发现这一点不足，说明它还没歪到惨不忍睹的地步。我们刘家小眼睛虽是层出不穷，歪鼻梁却不是传统。想来想去，越来越觉得这一定是当年那姓张的小伙伴用砖头砸的。
当年的一个夏夜，区礼堂里放电影《奇袭》，为了一桩小事，弟弟和一个姓张的伙伴吵了起来，随后又打了起来。弟弟小，吃了亏。我闻讯赶过去，既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只是吼了一声，姓张的伙伴见势不妙，拔腿就跑。跑到区礼堂前面那座搞武斗时修的碉楼底下，眼见着被我追上了，走投无路时，姓张的伙伴突然蹲下去，捡起一块砖头，转身朝我砸来。我觉得脸上挨了一下，当即夺过砖头，朝他身上乱砸一通。当时虽然大获全胜，连他妈妈都出面向我认错。始料不及的是，他那一击，历史影响竟是这样悠久。
兄弟姐妹们都知道我和人打架了，却替我瞒着，帮忙说谎话。母亲问我脸上血糊流稀是怎样搞的。我说是上山砍柴不慎摔的。兄弟姐妹们的证词，使母亲十分怜爱地说：你真要好生点，若是将眼睛摔坏了如何是好？
第二次说谎起因于打枣子。
屋外的竹林中有两棵枣树。那一年，枣子还没熟，青青的，像苦楝树籽。等不及让它熟，我和弟弟一起钻进竹林里打枣子解馋。当然，真到熟了时，也轮不到我们吃，那些馋嘴的山雀儿，只要枣子上有一点点红，就会在第一时间叼了去。
枣树有刺，也没办法攀爬，唯有用竹竿打，用石块砸。我们没有竹竿，只好捡起地上的石块，朝树上的枣子串砸去。枣子没落下，石块倒先掉下来，正巧落在弟弟的头上，将弟弟的头砸了一个窟窿。
弟弟痛得嗷嗷叫，嚷着要告诉母亲去。我小时候最怕母亲。母亲当售货员，成天忙得少有功夫耐心说服教育。谁有过失，操起棍子，抡起巴掌，来几下现成的，回头又得站到柜台后面，为买一两盐、半块肥皂的贫下中农操心去了。
弟弟一哭叫，我便慌了神，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八分钱，递过去威胁利诱说，要是再哭，以后就不准和我一起玩儿，要是不哭，就将这钱全给你。这是我第一次攒私房钱，三个两分，两个一分，一共五枚硬币。它是我用半年时间，在爷爷睡觉的床上找到的。爷爷掌管全家的伙食费，心细得很。
钱一到弟弟掌心，哭声就停止了。我教他，回头母亲若问，就说是自己走路不小心摔的。如果在现在，我的儿子这么骗我，我会马上戳穿他的谎言，走路再怎么摔也不会摔破头顶心呀。
尽管后来弟弟回答母亲的质询时，还明显地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我代他说的，母亲竟一点儿也没起疑心。
说起来令今天的独生子女们羡慕，我三次说谎都与弟弟有关。
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是1970年。那年放暑假，我和弟弟走了十几里路，到在县水利局当局长的父亲那儿去玩。吃过中饭后，父亲让我们回去，并在屋里七翻八翻，弄出几个皮蛋和馒头，用手帕包好，让我们带回去。这是第一次接受父亲委派的任务，想到家里的妹妹们见到这份礼物的高兴劲儿，我就感到庄重和兴奋，将手帕拿得紧紧地，唯恐有所闪失。
出了县城，上得一座山嘴，正值公社的人吃午饭的时候。山嘴旁的凹地里，一片瓜地上，几只西瓜使劲勾引我。四顾无人，我便迅猛地向地边的一只西瓜扑过去。事后我很奇怪，当时怎么就想不到山嘴上瓜棚里的看瓜人呢？所以，在瓜棚里响起一声喊叫以后，我和弟弟吓得撒开脚丫子就跑。
山嘴下面是大队部，好多人聚集在门前。我假装与弟弟赛跑，嘴里喊着：一二一！一二一！顺利冲过可能的堵截后，身后才响起抓偷瓜的喊声。几年后的一个冬季，在一处水库工地上，我见到一群“四类分子”每天都在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劳动量时，记起这件事，心里就产生联想，当时追赶我和弟弟的人一定是一名“四类分子”，他想戴罪立功，求表现，换了别人，绝不会追上五里地，只为抓两个偷瓜不成的小孩。这天中午，我和弟弟分吃了一盘粉蒸肉，刚跑时，我们觉得浑身是劲。跑了一阵，弟弟就气吁吁地说跑不动了。跑到约三里远，我与弟弟和看瓜人之间的距离已经是均等了。
我挣扎着跑，心里想，弟弟若被抓去，会让他挂黑牌子游公社吗？
看瓜人突然停止追赶，站在一条水沟边骂几句后退走了。我愣了半天才恍然大悟，我们已经逃出他们大队地界。脚下这个大队与他们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属两派，武斗打得既精彩又惊险，并结下了难解冤仇。
弟弟赶上来后，为了安抚他，我说我俩将那两个馒头分吃了好吗？弟弟只有点头的份儿。然而，包着皮蛋和馒头的手帕不见了。慌乱之中，我将它忘在瓜地里了。
那时节，一个馒头至少可以换两只瓜。
我们损失惨重地回家后，妹妹们对哥哥们空空两手很是失望。爷爷问父亲没叫你们带点东西回？我咬紧牙关说没有。爷爷顿时不满地嘟哝了几句。
我的这些谎话，还有我所尽知的小伙伴们的谎话，全都是顺理成章，浑然天成。但是大人们为什么要说谎呢？
要说我家住在房东家时间不算短，前前后后有八个年头。因房东大妈也姓刘，平素里我们还称她为姑姑。房东租给我家两间屋子，墙壁上尽是些狰狞的裂缝。房子据说是大办钢铁时盖的，干打垒的墙壁。到我家住进去时，已能非常轻松随便地钻进太阳、月亮和星星。光有裂缝也罢，更要命的是墙壁像老人的背，驼成了一口锅。那时做屋不兴偷工减料，现在的墙绝对弯不到这种程度。
1972年春节过后，房东通知，要为18岁的儿子筹办婚事，房子要拆了重新盖，我家必须限期搬走。母亲和爷爷奔走了多日，才在贺家桥街上租到一处房子。虽是小了许多，却无狰狞裂缝的恐吓。搬家前，爷爷与房东大妈闲聊中，说将灶拆了，把砖也搬走，免得再花钱买。
回头我上厕所，路过房东的窗外，听到房东正冲着房东大妈暴跳如雷，说他家要是拆灶搬砖，我就砸了他家的锅。
我匆匆做完方便之事，进屋将此话对爷爷说了。爷爷当即大惑不解，这砌灶的砖是我家买的，为何不许搬走呢？
很显然，爷爷在我上学去以后，曾到房东那里寻找答案了。当我放学回来，一出现在门前时，房东就将我逮捕归案，拎到爷爷跟前，万分冤枉地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砸你家的锅，你卵子大的一点东西，说这么大的谎，我自己说的自己怎么不知道，你这小卵子倒听见了？房东大妈也冷冰冰地教育道：古人说从小看大，细伢儿要学好，若是我儿子说假话，我非将他打成个二面熟不可。爷爷这时将他的长孙领回去，嘴里喃喃地叫着我的乳名回应：没说就好，胖儿太小，听错了。房东火气仍很足：什么听错了，我根本就没说与你家灶有关的话。爷爷忙说：那就更要你费心了。
爷爷后来改变主意说不要那旧砖，让房东拿去作肥料种自留地好了，到新家买新砖搭新灶，再穷也不少那几块砖钱。
父亲知道后，阴着脸，说了一个字：拆。隔一会儿，又说一个字：搬。
我开始非常反对搬这被柴火熏得漆黑的砖，那东西一沾身，人就变了模样，被街上那些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女孩看见了，丢人得很。这时，我却响应父亲的号召，头一个扛着从灶上拆下来的砖出了房东家的门。
乡下人常说，会说谎的细伢儿聪明。
乡下人没说说谎的大人怎样。
多年以后，我还在想：在权力面前一个人要想说谎是何等的容易！
比如，1983年到1984年，我从阀门厂借调到县文化馆，说好是先借后调。到头来却难以逾越重重关卡，从文化馆到文化局，管事的人都说，我的身份是大集体所有制也即是县办工厂的工人，按政策规定是不可以调到事业单位的。在我之前，明明有位女士，身份是小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街道办工厂的工人，却能调到文化馆，且只能做些卖售门票的事。当面比较起来，他们说的那些理由，连被称之为谎言都觉得丢人，只能说是鬼话。一气之下，自己主动要求回阀门厂。才过三个月，文化系统管事的换人了，我还是我，正式调动的事却迅速启动了。接下来一路绿灯，尽管最终动用了县人民政府的大印，过程中的曲折，也就是县人事局负责办理调动手续的那位副局长，盯着那枚有着国徽图案的大红官印，足足看了5分钟，然后咬牙切齿一声不吭地将几样表格一一签章了。还有一种谎言。2008年湖北省作家协会换届，人事部的一位小姑娘到我安身立命的单位，调取我担本届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期间的相关情况。小姑娘从人事部门复印了我的履职情况申报表格，其中有必须由本人签字的。因为熟悉，签完字后，我与小姑娘开玩笑，说这么一大沓“黑材料”呀！说时信手一翻，正巧翻到2005年初填写的有关2004年履职情况，在由相关负责人填写的年度考评结论一栏里，赫然写着“基本合格”四个大字。按国家人事考核制度规定的，被评为基本合格的人，要接受诫勉谈话，相当于书面警告加口头警告，提醒其人，在2004年度中干得不好，没有完成应当完成的任务。然而，在2005年初，填这个表格时，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已经出版了，大家都说，凭着这部花费六年心血的长达百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足够评十次劳动模范。可偏偏被人偷偷摸摸地评为“基本合格”。我认真地询问过，从大单位的负责人，到小单位管事的，全都矢口否认有这事，还一脸无辜地认为我看错了。可是省作家协会人事部那位满脸尴尬的小姑娘难道也弄错了吗？
做孩子的说谎，总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成年人说谎就复杂多了，个中原因，大多是为自身谋取最大的利益，或者是预防自身利益受到不可挽回损失时，无所不用其极的最后招数。2005年11月，在北京召开“《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后，某些人，俨然要将《圣天门口》当成“大毒草”。此后，差不多半年时间里，文坛都在风传《圣天门口》要成为禁书了。实际上，这中间就有别有用心者的谎言。这些年，自媒体高度发达后，那些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将自己打扮成道德卫士的各种片段，大多是披在谎言身上的皇帝新衣。
好在这个世界，还有像父亲那样的硬汉，任何谎言都经不住一个拆字，也经不住一个搬字。
7
常说读书早，悟世早。我四岁半启蒙，为什么这么匆匆地让我上学，这问题我至今没问过父母。我肯定不是神童，如果是神童，就不会上学伊始就留级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肯定是弟弟和妹妹的相继出生，家中保姆带不了许多孩子。大姐启蒙上学时，顺便将我也带到学校。一年级上学期，大姐不小心摔伤，休学一个月，我也跟着一个月没有上学。期终考试后，大姐还能跟上别的同学一道升入二年级，我就不行了，只能独自留下来，再读一次一年级。这种结果，大概也是父母让我提前上学的计划之中的事。
启蒙时，全家住在一个叫石头嘴的小镇里。冲着这地名，就知道那地方本不该有幼儿园的。事实上却办了一阵子，我们也上了一阵子。记得幼儿园里有几张高低床，孩子们总是抢着爬到高处佯装睡觉。屋子里还养了几只大白兔。那时的兔子个个都会打洞，无论老师如何起劲地填土，兔子们总有办法在地面上打出洞来。因为三年灾害的到来，幼儿园停办了。所以我猜父母是将小学当成幼儿园让我上的。
从我出生到上四年级，搬了多少次家，家里如今少有人记得清了。我记得上学四年，搬了三次。1962年，全家搬到红山区，住在名叫金家墩的塆子里，因为母亲在塆子旁边的供销社当售货员。在金家墩时，有几件事记忆特别深刻。一是在金家墩小学教算术的王老师，传说她前夫是军统特务，她与前夫生的女儿，跟着区里下来的干部去拆乌云山上的大庙，好好的一个美女，回来后就犯癫痫病，经常无缘无故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如死人一般。塆里的人都说，王老师的女儿是让菩萨敲了。二是与供销社只隔条小溪的山坡上，有人发现一只体形较大的野猫，就想将其剥了皮卖钱。那人拿着棍子上前去捕杀时，还不知道那是一只小豹子，结果耳朵被咬掉一只，脸上全被抓，破了相。还有，在金家墩小学读二年级时，第一次参加文艺活动，在一个小节目《想起往日苦》中，扮演孤苦伶仃讨米要饭的孩子。这首歌成了我好几年的保留曲目，直到父亲的三弟，我的二叔从部队转业回来，听到我唱这歌后，现时改了一句歌词，善意地嘲笑我在十岁之后才不再犯的男孩的毛病，才不再哼唱。两年后的1964年初，母亲依然是售货员，上班的地方变成了贺家桥镇上的红山区供销社。过完年，再次搬家后，我便进了区公所所在地的贺家桥中心小学。
这时，我们家祖孙三代都到齐了，计爷爷一人，父母两人，兄弟姐妹五人。八口人吃喝穿戴用全仰赖父母刚刚百元的工资收入，其窘态实在不好意思重复。尽管这样，当年还受到当地人的妒忌。在贺家桥中心小学读四年级时，我遇上一位女老师，名叫刘克惠。80年代，因为有几十篇长长短短的小说散见于报刊，圈内圈外的人都喊我作家。但在那个年代，自己是不能这么说的。那时候，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对称呼区分很严格，有业余作者、青年作家、作家、知名作家和著名作家等，就像职务和职称一样，是不可以乱说的。一个业余作者，如果夸口说自己是青年作家，是会犯忌到被社会所唾弃。但是在往事中遇到的有些人，硬是称我为青年作家，并和我说，曾当过我的老师，让我出具证明以便评职称时使用。尽管他们几几年，几几班地对我进行诱导，我还是说了令他们失望的话。四年级以前，教过我的书的，我的确只记得刘克惠老师。为什么只记得她？朋友们说，肯定是弗洛伊德作怪，刘老师一定非常漂亮。可是某次到一个同学家去玩，提到刘老师，她脱口说，刘老师脸形如何如何，身材如何如何，声音如何如何。这如何不是贬，也不是褒，是那种让人听了不高兴的大实话。多年以后，在武汉与刘克惠老师重逢，刘老师的模样，与别人说的又有大不同。那种慈祥，应当是人世中最美丽的。老实说，这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刘老师后来在何处谋生，也记不得她当年的相貌，我只记得与刘老师有关的几件事。
我们八口之家中，父母为“革命”工作，五个儿女纵然也是为“革命”学习，经济分配仍不平等。父母在外开销很大，剩下六个人，每月的全部开销只有二十几元。
乡下有句俗话，莫怪莫怪，猪油炒菜，是表示赔情的意思。那时，猪油炒菜是最豪华的享受。且炸过油的猪油渣还能美餐一顿。说是美餐一顿，其实从没有痛痛快快吃过一回，爷爷总是将它和蔬菜一起炒，这样可以节省一点儿油。由于我是长孙，每次炸猪油时，爷爷总要偷偷给我几块猪油渣，让我到外面去躲着吃。那一回，家里又飘起幸福的猪油香。头天夜里，我就将爷爷偷偷给我的几块猪油渣，藏在书包里，留待第二天上学时吃。谁知小猫小狗一样的童年，小伙伴们到一起后嬉闹起来，什么事都忘记了。直到上课后，才记起书包里的宝贝，连忙抠了一块填进嘴里。当年的校规不比如今，只要不在课堂上杀人就行。当年的教室里，学生忍不住打个喷嚏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我是馋极了才铤而走险的，以为讲台上的刘老师看不见。谁知她明察秋毫，将教鞭往讲台上一拍，喝令我将嘴里的冰糖吐出来。那时候，有一种茶色的冰糖，隔远了看和猪油渣差不多。我乖乖地将猪油渣吐出来，放在掌心上舍不得丢，下课铃一响，仍旧塞回口中。一连几天，同学们都和我很亲热，都想和我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其实是想分享我的“冰糖”。
那年头，泊满一操场学生中，能有冰糖吃的实在只有三两个，而我突然成了这中间的一员，连高年级的女同学都另眼看我了。
随后几天，少先队中队委开会，刘老师在会上批评我，说雷锋小时候如何苦，讨米被狗咬伤了腿。我们是红孩子，不能翻身忘本。这些重复过一百遍的话，是在炒剩饭，但是随后她说了一个新名词，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如此批评。也许是从刘老师说“小资产阶级思想”前面的那个“小”字时的那种特别的亲切感中，获得某种直觉，我非常乐意听。而关键是我一面由此受到少先队的批评，一面由此感受到比先前更多的自尊。在“学雷锋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活动如火如荼之际，我经常检讨不该吃那本没有吃的冰糖，谁也不知道该检讨的其实是那烧焦了的猪油渣。
没料到不久后我这凭空而来的自尊，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60年代中期，全国风靡藏族舞。刘老师为此训练了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其中就有我。到演出那天，刘老师嘱咐我晚上将母亲的毛线背心带来。在她心里一定这么推测，能让儿子带冰糖到学校里吃的母亲，不会没有当时是奢侈品的毛线背心。可我和我的全家分明只能找出几根女孩子扎辫子用的红头绳。
听了刘老师的话后，我一直躲着她。她说的那话我都懒得回家开口。到了晚上，演出之前，刘老师猜出什么，一句话没说，回头从自己的箱子底下翻出一件绿毛线背心给我穿上。正是“六一”儿童节，我丝毫没有感受到此物的优越性，反而觉出许多坏处，特别是羊毛穿过旧衬衣，戳在皮肉上的那滋味。我们是第一批出现在山里小镇上藏族人的形象，实则不过是旧衬衣外面套上一件红红绿绿的毛线背心，再加上一顶纸糊的小花帽而已。还有，我一想到刘老师默默无言地将自己的绿毛线背心往我身上套时，就感到自己瘦小的身子，都快缩成一团了。
自此以后，刘老师不再批评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了。而且每逢听见她批评别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时，我都不敢抬头看她。
很多年后的1987年6月3日，我应约去武汉一家杂志社。我每次到这家杂志社，几乎都要从水果湖到铜人像，将一路电车坐到底。刘老师是武汉人。人一旦成就一两件事后，格外想再见到自己启蒙阶段的老师。我也不例外，坐在一路电车上常常发奇想，若在车上遇见刘老师那才有意思。我早就不认识她了，于是就盼车上有谁喊刘老师。至少是我坐电车时从没有听到有谁喊谁老师的。车上吵架骂娘，深情地喊谁书记主任，凶恶地招呼老娘老头儿的不绝于耳，连一声微弱的称谁为老师的声音也未曾听见过。
大约是2004年，偶遇一位失联多年的同学，说起来，她竟然知道刘老师，而且一直有来往。在她的安排下，终于再次见到刘老师。刘老师一定记得当年的种种事情，她对班上的学生，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哪个座位上的同学叫什么名字，仍然烂熟于心，其中大部分名字，我都似闻所未闻。在位于青山区那所老旧的房子里，与刘老师促膝对坐，念想着当年贺家桥中心小学操场上，那从武汉来的小巧玲珑的刘老师，傲娇地站在跳高架前，轻盈地跑出一道弧线，然后用那技惊全校的背越式姿势，越过高度一米二的横竿，燕子一样飘落在沙坑里。这样的身影，只是在电影纪录片中才有，却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对于一个在用地主家的老宅子改建的小学校里读书的四年级小男生，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也是一种天然的理想。
在我后来的作品中，哪怕写那最陈旧的事情，也会有明星朗月一样的文学元素，闪烁在黑暗之上。毫无疑问，刘老师那背越式跳高一定是在我的心里早早留下的伏笔。
8
上高中时我特别喜欢做数学题。这和现在学霸一样，因为某个学科的成绩好，才想更加突出自己。我对数学的喜欢，不过是少年时期那小小虚荣心的自我放大和夸张。当年，我的数学成绩全班最好。如果我不知趣的地坚持下去，只怕也会成为那种敢与陈景润商榷“哥德巴赫猜想”的呆萌。回头来看，在后来的诸多机缘巧合的际遇中，最怀念的几位先生有上小学时，那位教音乐课的会用背越式跳高的刘老师；上中学时，那位教语文的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毕业的蒋老师，还有那位教物理却偷偷带我上山抓蟋蟀的倪老师等等。但在学校老师中，让我觉得格外与众不同的是那位将“英特纳雄耐尔”永远念成“英特纳雄耐吾尔”的张琢珍老师，整个人就是特别有形的乡贤。70年代初期的语文课本，篇篇课文都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张老师讲授时，总能在不知不觉中带出古典与文言的意味。张老师曾在初中教语文，高中二年级时，才过来教我们。能感觉到他有些喜欢我，不上课时，经常在操场边拦着，与我说几句和作文有关的话。有一次，我正在打篮球，张老师趁我捡球时，还走过来搭讪，说上几句。张老师在1949年以前就是当老师的，平常大家都习惯说他是教老书的。在“红卫兵运动”后复课的学校里，从来没有人质疑他将“英特纳雄耐尔”念成“英特纳雄耐吾尔”，如果他发现自己念错了，想纠正过来，再念一次时，肯定又会错成“英特耐雄吾耐尔”，反正从没听他念正确过，也从没有人因为这句话而为难他。可见张老师的师德与师艺之高。还有辈分的原因，张老师是学校里年龄最大的老师。因为像是教老书的，大家在心里有意无意地将他认作是1949年之前的那种教书先生。教我们语文时，张老师就已经快六十岁了。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见过他。在我心里，他一直活得好好的，活到一百多岁了。
我没有参加高考，自然没有机会上大学。虽然别人总说，如果我上了大学，这个世界只会多一个大学生，而少了一个大作家，在我心里总还是对于没有参加高考留有小小遗憾。最起码少了一大群能伴随大半生的同窗学友。“红卫兵运动”之后，恢复高考时，我也曾报名领了准考证。正式高考那天，自己却留在车间上班，没有进考场。当初与我的准考证连号的冯俊，后来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马列主义师资班，再后来步步学成，常常进步，曾经任过人民大学副校长。每次见面他都要说，当年他发现身旁应当是我的考位空着的，心里好不疑问。恢复高考后，厂里年轻人几乎全都报了名。高考前三天，又都一齐请假复习，车间里三分之二的机器无人操作，全都空在那里，一向生机勃勃的车间突然变得死气沉沉。为此厂领导找我谈话，要我这个当团支部副书记的带头上班。在厂领导眼里，好像进考场的青年工人们，会全部高考得中，远走高飞，人去车间空，工厂无法办下去了。那场谈话就在厂区的篮球场边，领导带着我绕场走上一周，就将我绕晕了，竟然听信了这番话，不仅没有请假备考，最终连考场都没有去。而且，还是我们厂里年轻人中，唯一一个没有去考场的。
那段时间里，不断有人到我操作的C6140车床来询问，为何不去参加高考。在厂里，大家公认我是最应当去参加高考的，却没有去，这让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特别是厂里的两位正宗大学毕业的技术员，问过之后，还拿不敢相信的目光来回看半天。就像后来，自己开始文学创作。如此重大决定，都是独自做出的，没有人曾提供咨询与参考。那时候，如果有家人参与进来，比如父亲或者母亲，带个口信什么的，也许我就会改变主意。可是，他们没有，从来就没有。这事要到很多年后，最小的妹妹大学毕业，当上副总工程师了，母亲才在某次全家团聚时，轻轻地说起这事。母亲认为，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我是最应该上大学的。母亲说这话时，叫着我的乳名。声音里，只有慈祥，并无后悔。母亲这么说话并不是她所独有的，但凡在与人交谈中提到这事，对方都会说，如果那时考上大学，世界上只是多了一个大学生，绝对会少了一个作家。从走出高中校门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任何学校的门，无论是业余培训，还是专业进修，从来没有人想到要让我去试试。大概是自己在这方面也确实没有兴趣，恢复高考之后，国家又接连推出自修大学、电视大学、党校大专班等等，身边那些在高考中落榜的人，几乎全都想办法弄到一个大专文凭。这时候，我已经全身心迷上文学创作了，不想再在文学之外枉费心机。
我最后一次尝试上大学，是武汉大学设立插班生班时。当时武汉大学有一个真正的作家班，招录了一批文坛骁将。另有一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基层业余作者，则进入到由作家班衍生的插班生班，也即是他们自称的小作家班。第一批招录时，我一点儿音讯也不知道。第二期时，我试着写信给有关老师，结果被婉拒了，理由是我连电视大学、自修大学等等专科文凭都没有。长篇小说《蟠虺》于2014年出版后，文学界齐声说没有想到，太出乎意料了，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引起热议的那一阵，华中师范大学的黄曼君先生，曾说这部小说有一种文学中久违的科学精神。黄老先生一再表示，自己会从这点展开仔细研究一下。遗憾的是黄老先生突然去世了。多年后，自己开始写作《蟠虺》。真的写起来，自己才明白，在文学那里，学问是很重要。然而，最关键的还是以何种情怀对待一点一滴汇入内心，感觉中似乎会有些用处，又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碎片。这类称为灵感元素的东西，能否触发心灵深处，连自己都不曾察觉的那些敏感点。
9
在私人影集里，有一张让我倍觉珍惜的相片，它是最早的一张。按父母的说法与记忆，在这之前我也照过一些相片，只是没有保存下来。我相信他们的话。那些年，全家人总是跟着父母四处跑，只要父亲工作调动了，我们就得搬家。母亲工作调动了，我们同样得搬家。有时他们工作岗位并没调换，我们也得搬家。因为是租住别人的房子，房东一旦要房子另作他用，除了搬家外没有别的办法。每次搬家后总有一些东西找不见了，像照片这种在当时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被弄丢了是不奇怪的，加上孩子们摆弄着观看时，一双双小脏手毫不讲究，似相片这样娇气的东西，一不小心就被毁坏了。
小时候我就爱看小说，而且对苏联小说情有独钟，特别是关于战争和反间谍、反犯罪的小说，是我最痴迷的。在我的书柜里摆着一副俄罗斯军队用的中尉肩章，是儿子读研究生时，到圣彼得堡短暂学习时，特意作为礼物带回来，送给他老爸的。孩子们都知道，他们的父亲曾有一个不想当将军，只想当中尉的军人梦。我非常崇拜那些只有中尉军衔的英雄，他们作战勇敢，料敌如神，总能在九死一生的绝境中找到通往胜利的逆袭之门。那些中尉个个年轻潇洒、浪漫、风流，在他们的情网里，总是有一个天下最美丽的姑娘。肯定是这些原因，所以我小时最大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名中尉，并为此对没有军衔制的解放军总怀着一种遗憾的心情。
也许是荷尔蒙开始作祟，青春萌动的初中二年级，自己想当兵、想当中尉，想得最疯狂。除此以外，在整个学生时代也不曾有过别的念头，至于当作家，那更是连做梦时也不会想到的。后来终于想起来开始文学创作时，父亲和母亲曾极其反对，很多次举例说明，被打成右派，被划分为坏分子，被看成是牛鬼蛇神的人，个个都是因为爱写文章才惹火烧身。1984年4月，在小说处女作发表后，我曾有意放了一本杂志在家里，每次回家都能见到年迈的爷爷捧着那本杂志，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默诵。父亲和母亲至少在表面上像是不曾看过一眼。对于我的当兵梦想，父亲和母亲是基本赞同的。虽然父亲和母亲赞同的事于我相去甚远，父亲和母亲不赞同的事我反而做得像模像样，也不能说父亲和母亲在孩子的成长问题上做错了什么。对于我来说，无论赞同或者反对，都是他们的天职所在。再说爷爷，随着年事越来越高，老人在家里的声音越来越弱。但他会指着那本刊载有我的小说处女作的杂志，三番五次地对我说，这上面的字太小了。实际上，爷爷还在看的《参考消息》上的字号更小。爷爷想让自己长孙的名字印得更大一些的意愿，也是他从未对我明白说过的愿望。
我们上中学时，初中是两年制，高中也是两年制，且都是春季升学，而不是秋季升学。那时不存在招生一说，只要到了那个时间点，在校学生全都一起升学，初中一年级的升到初中二年级，初中二年级的升到高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的升到高中二年级。初中毕业那年春节后不久，学校正要开学。有天早上，母亲破例将我单独地叫进屋里，一边用手抚着我的头，一边说出一件让我听来简直是晴空霹雳般的事。我那时只有14岁，母亲却要我参加工作，单位都联系好了，是地区邮电局。母亲那时当售货员，后来也是售货员，直到退休之前，也还只是一个和售货员差不多的食品公司出纳员。母亲一个人负责一个门市部，成年累月难得有空爱抚一下她的孩子。我对母亲的恩宠毫不领情，稍一愣后便放声大哭。按照后来流行的说法，这可能是少年对成长的一种恐惧！我那时整天连玩都玩不过来，上学时也尽做淘气事，“参加工作”这个概念突然降临头上，我肯定是害怕了。真正让我害怕的是自己可能从此无法当兵，当不成中尉了。我一边哭一边叫：“我不参加工作，我要读书，我要当兵！”母亲大概也没料到我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她劝我说，当兵不就是有军装穿吗，她可以为我缝一套黄军装。母亲是锁了供销社门市部大门回家来劝我的，她没有更多时间来做说服工作，她说让我想一想后又赶回去开门营业。
那些年，家境非常困难，八口人只有父母的工资是收入，况且五个孩子都在上学。年年开学时，是母亲最头疼的事，因为害怕交学费，送孩子上学的事，从来都由爷爷去做。好在那时，学校还没有不交学费不发课本的恶习。
送孙辈上学的事，在爷爷看来是件很享受的事。爷爷不在乎学费的拖欠，他自己当初上私塾时，总在拖欠教学先生的学费，家里没钱，就要等田里稻谷成熟了，打下新米后拿了些去替代。或者要等到山上灌木落叶了，砍成柴，挑去抵账。
湖北方言中，“农”“龙”不分。爷爷送我们上学的最大收获，是在我启蒙上学时，将我的名字，由父亲取的“醒农”，堂而皇之地改为“醒龙”。我的名字的来历是一个误会或者是一场不事声张的家庭智力开发，更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正脉，与社会生活的剪不断，理还乱。在我们家，孩子出生上派出所报户口，上粮管所报粮食供应标准，还有上学启蒙等，都是由爷爷负责。我没有问过爷爷，是谁替我改的名字。直到今日，只要想起爷爷主动提及这事时的神情，就是用脚后跟去想，也明白这事肯定是爷爷干的。我上小学一年级用过的小木椅还在，小木椅背后有爷爷手把手教我写下“刘醒龙”三个字。父亲那时因为工作太忙，极少管我们的事。直到我上高中时，父亲才在我家挑水用的竹扁担上发现我的名字是“刘醒龙”，而不是“刘醒农”。父亲当即要我改过来。还特地解释说之所以取名为醒农，意思是农民觉醒了。父亲自然明白，将“醒农”改为“醒龙”，肯定是他的父亲，背着当干部的儿子悄悄替他做的主。1994年，我调到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后，父亲给我写信，从信封到内文，都还用的是“刘醒农”。但到了父亲自己在信中写明“这是做父亲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时，父亲自己也用上爷爷亲手改过的名字“醒龙”，不再称我为“醒农”。爷爷送我们上学时，不仅没有欠学费的愧疚，还常常若无其事地背着手在校园内绕行几圈，用当地似懂非懂的黄冈方言找人问这问那。上初中时，由“醒农”改成的“醒龙”，曾被同班同学写过小字报，贴在教室的“革命大批判专栏”上，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是葫芦还是瓢，指名道姓，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因为挨了批判，老师找我谈话，其中一位还是贫下中农驻校代表。我以为老师是受了小字报的影响，也要我改名字。不料他们绕来绕去，最后才对我说，你家里对你的指望是葫芦天样大，你不要弄成葫芦不开花。老师与我谈话的屋子，位于老屋的正中央，只有一扇小窗户开在天井上，很黑，很潮湿，却给我留下一辈子的温暖。
那时，我家五个学生的学费，总是要拖几个月才能全部交清。记得小妹妹启蒙时，爷爷算过账，五个孩子的学费加起来一共是五元五角。这点钱在当时可是我家的天文数字。可我根本无视这些，整整一天，我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坐在门槛上反反复复地哭叫着，要读书，要当兵，任谁也劝不住我。我家租住的那所农舍，正对着通往贺家桥镇的必经之路，去镇上的人都能听见我的哭声，然后顺便将我的哭声告诉了母亲。母亲大约也是着急了，就让去到镇上的爷爷回来与我说，不要我参加工作了。我不敢相信，继续在那里哭得天翻地覆。天黑后，母亲再次关上供销社门市部大门，专门回来对我说，已经将参加工作的表格退回去了，不要我去参加工作了，让我继续上学读书。我才止住了哭声。
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当时一声长叹的模样。
临到开学了，要去报到上高中一年级，必须从母亲上班的地方路过，我依然是胆怯怯地，一边像做错事的孩子那样，跟在别人身后走过那扇大门，一边从人缝里偷偷打量着那扇大门，害怕母亲从里面冲出来，拦着不让我上学校报到。事实上，母亲这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已无心顾及别的事情。开学后不久，我就将这种担心丢到脑后。
多年之后的1989年，我调到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任文学部主任，兼《赤壁》杂志副主编，主持成立黄冈地区作家协会后，又兼任副主席，经常去地区邮电局寄信或者发电报和打长途电话。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会对着那栋大楼发愣。假如当年自己听了母亲的话，没有大哭大闹，乖乖来地区邮电局报到上班，这时候的自己会是什么模样？是当一名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送报纸信件，还是踏着沉重的脚爬子，抱着一根根电线杆爬上爬下，或者是坐在柜台后面几分几角地售卖邮票？事情早已过去，过去了的事情，任何假设都没有真的意义。假设不是命运本身，只是关于命运的一种参照景物，所以，很快我就习惯于不去想这事了。
高中一年级上学期，二年级的四位学兄，因为排演一个小话剧被县剧团相中，将其中三位招去当演员。下学期时，这三位学兄来学校挑演员，也不知怎么的就挑中了我。学兄与我说这事时，我一句好言语也没有。三位学兄不死心，与校长说了，让校长来与我说。这还不算，他们还拉上我最尊敬的教导主任柯老师，一起去找母亲。那天放学时，母亲难得站在供销社门市部门口东张西望，见到我时，母亲匆匆上前来问，柯老师说，县剧团要招你去当演员，你去不去？我只说了一个字：不！母亲看了我一眼后说，那就继续读书吧！于是这事就不再是事情了。
到了高中二年级，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后，我和一帮同学都跑去报名。体检时被刷了下来。按照那时私下流行的说法，体重至少要80斤。我知道自己体重不够，临上体重计时，还悄悄地喝了一肚子凉水，仍旧只有78斤，没有达到80斤，而失去进行下一步体检的资格。就当兵这一点来说，自己最接近实现“中尉梦”的是1974年冬季征兵时，体检时一切顺利，包括在某个当地医生那里存疑的“窦性心律”，最终也在一位军医的亲自检查下过了关。最终却断送在我的商品粮户口上。按规定，只有县城的商品粮户口才有招兵指标，但我的商品粮户口不在县城，在下面的小镇上。费了很大力气，最终依旧落得个梦碎。如此梦碎也彻底伤透了心，紧接着的1975年冬天，我已经是县阀门厂的工人。厂里让我们这些刚进厂的青年工人报名参加征兵体检。事实上，年轻时我一直有副鼻窦炎。之前在镇上时，有医生私下教我的，先到医院开一瓶麻黄素鼻炎净，体检前半小时滴几滴，就能顺利过关。这一次，我什么也不做，原原本本地往五官科一站。果然就被医生写上不合格三个字。所以，中尉梦虽然很浪漫，在我的现实里，只是与青春一起成长的一株经不起风霜的花草。
那场我生平最大的一次哭闹，想来也不是全为中尉梦，因为我在叫喊要当兵之前，还会先喊一句要读书。这种下意识喊出来的话才是命运给我的暗示。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母亲突然给我缝了一件黄色军装上衣，那布料并不好，是一般的平板布，而别人家像我这般出身的孩子，那黄军装都是卡其布做的。这件衣服让家里上至姐姐，下至小妹妹都羡慕不已。母亲能在过年之外的时节给她的孩子做新衣服，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这样流行的黄军装。
穿上这身黄军装不久，我就和几个伙伴一起步行十几里到县城里照了这相片。那件黄军装因为太喜欢了，就老穿它，虽然很小心，可还是很快就破得不能再穿了。
往后的日子里，我那想当兵做个中尉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可这理想一直在心灵深处像蓝宝石那样闪着神秘的光芒。
10
几年前，夫人在一家出版社上班，某天下班回家她很伤心。问过了才知不是她自己的事，是一个同事要调到别的单位，与头头话别时，伤感地说起自己从大学毕业起到现在，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全给了这个单位。不料，那个老男人竟粗暴地回答：谁要你的青春？夫人的同事当即大恸而去。听毕，我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粗话。
不一定人人都会老去，但人人都会有自己的青春。我也有过青春，我不敢说自己将青春献给了那座小小的工厂，但从18岁到28岁，如此十年全在这家县办工厂度过。想起来当年之事历历在目，包括进厂之前，即将上岗的青工在一起培训，因为有三家工厂，外加农机站可以选择，当大部分都认为其中的电机厂最为理想，工具厂则次之。在等待分配的上百名年轻人中，印象最差的是农机厂。大家都知道，农机厂是由县城各家手工作坊，各种修理合作社合并而成的。此时，还没有人知道，农机厂大门刚刚挂上阀门厂的招牌。当相关人员问起我的意愿时，我却毫不犹豫选了不久之后将要正式除去农机厂名称，只留下新名称的阀门厂。在一起培训熟悉了的人很奇怪我的选择，在我心里却一点儿也不奇怪，原因是阀门厂厂房外面有半个篮球场，别的工厂却没有。事实上，我也真的被分到了阀门厂。
2018年的某个早晨，我从游泳池里起来，正在擦干身上的水，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然后应约到省委大院，与省委书记蒋超良见了一面，一口气聊了几十分钟。大部分时间里，我俩都在说自己当车工的体验。超良书记知道我正受到腱鞘炎困扰，他年轻时干农活落下个腱鞘炎，多少年来，一不小心就会复发。超良书记当了四年车工，他体会到不锈钢最难加工，那飞起的铁屑，一旦落到皮肉上，扯都扯不下来。我当了十年车工，我对加工不锈钢的体会更深一层，那些落在皮肉上的不锈钢铁屑不仅扯不下来，还由于温度太高，会同时冒出一股烤肉香。
车工经历，还让我拥有一种别人或许不曾有过的体验。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仍对飞速旋转的砂轮心有余悸。那是我进车间当车工的第一天，师傅给了一个毛坯件，要我去砂轮上将毛刺等打磨掉。师傅教给我打开砂轮的方法后，没说如何让砂轮停下来，就回车床旁忙去了。这让我在打磨完毛坯件后很是束手无策。虽然关掉电源半天，砂轮还在高速旋转。冲动之下，我几乎要伸出右手捉住砂轮！那一瞬间里，冥冥中有某种声音提醒，让我在最后时刻中断了那个伸手动作。时间不长，我就晓得砂轮的厉害，人的肌体只要微微碰上去，就会磨去一大块。而当车工的因为天天都在磨车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险情。好在磨车刀是细活，碰上了也只是磨去一些皮肉。如果我那用力捉住砂轮的动作完成了，右手手掌肯定也就没有了。在我独立操作车床后的某个夜班，因为加工庞大的阀体，必须用专用小吊车帮助装卸，而这些小吊车都是厂里的钳工用普通电动机自行制造的，并无任何安全认证。那天晚上上大夜班，凌晨一点到车间，加工第一台阀体时，车床后小吊车都是好好的。等到加工第二台阀体时，用380伏电压运行的小吊车漏电了。当我伸手抓住悬挂在空中的行程开关，按下红键时，一股强大的电流击倒了我。也正是身体横着倒下的惯性力救了我，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就要变成一堆焦炭了。因为220伏电压通常能将触电者弹开，而380伏电压会将敢于触碰者牢牢吸附住。那一次，同车间的工友被我的惨叫吓坏了。我却浑然不知。事后在床上躺了三天才恢复过来。在阀门厂，最苦最累的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翻砂工，而是车工。近两百斤重的大铸件从车床上搬上搬下，加工铸铁扬起的尘矽更是塞满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最让车工头疼的却是对付不锈钢T形螺杆。当车工的第一年，一位姓刘的师姐，就是在加工不锈钢螺杆时，不慎被缠绕在工件上的铁屑缠住，生生将右臂拧断后，半只断臂挂在工件上继续飞旋。离开工厂十几年后，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对我领口处上十几个疤痕很好奇。那些有着优美弧线的伤痕，正是我当车工强力切削不锈钢时铁屑飞溅的烙印。被车刀挤压下来的铁屑带着几百度的高温，偶尔会准确地钻入我的领口。强力切削时不能中断操作，必须等这一刀走完，停下车床后才能处理。这当中，滚烫的铁屑会将接触到的肌肤烤出一股烤肉香。
这种共同的体验，让省委书记与一个普通作家之间产生许多相互信任的言说。
这个世界有机会闻到自己肌体发出的烤肉香的人应该不会很多，或许这是我一直怀念那座曾经以半座篮球场而成为自己青春梦想的小厂的理由之一。我还怀念那位以爱护的名义阻止我参加高考的党支部书记，不管当时或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一点也从未有过改变。
我的那座小工厂条件很差，屋顶上盖着石棉瓦，窗玻璃十块有九块是破的，一年当中三分之一是冰窖，三分之一是火炉。还有一年四季都得加工的不锈钢T型螺杆，别的工厂里，车工们一个班能加工一件就不错了，在我们厂，每个车工每班必须完成的定额是18件。
所以这些都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不对，都觉得可以克服。最终让我开始怀疑人生的是与一位初中的同学的重逢。在学校里他总是抄我的作业。不让抄时，他便威胁要揍我。这事在班上是公开的秘密，有一次考试，他照例抄我的试卷，成绩出来时，竟然比我的分数还高一分。我实在烦他了，就故意将作业写错，待他抄过之后，再改正过来。结果那位考试成绩破天荒超过我的同学被老师在课堂上教训了一顿，说他连抄人家的作业都有本事抄错。毕业后，那位同学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以火箭速度蹿升，当上区委副书记。我被380伏的交流电击打后，不得不休息了三天。那也是我青春岁月中最惶惑的三天。不仅头一回感到生命如此脆弱，也头一回发现，此前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似乎有些不对劲，或者可以说是有些对不起自己的人生。休息结束后上班，一切还像往常。八小时做满了，下班之后，一群青年工人相邀到一起，在县城的街道上闲逛。就在县城的小街上，那位习惯抄我作业的同学骑着凤凰牌自行车迎面而来，我与他打招呼时，他朝我轻蔑地看上一眼后，竟然像不认识那样扬长而去。
当天晚上，快乐无忧的我失眠了。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彻夜无眠，几乎就是那个终极问题的个人化版本：这样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人活一辈子与畜生养上一两年就被宰杀的意义有何区别？就在那个不眠之夜，我为自己绘制了一个普通青年的人生梦想。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学子最喜欢的梦想：将自己的一生交给文学。无论成功与否，决不半途而废。只要真正努力过，决不对自己的选择后悔。相信生命在于奋斗。相信自己所设定的那个目标，是青春与灵魂的一场约会。我没有折断自己的手指，也没有在自己的手腕上割下一道血痕，当然，也没有邀上一群人当众起誓，说不再与他们在一起空耗了，或者在自己的住处贴一幅座右铭什么的。第二天下班后，一个人悄悄出了车间，跑到街上买了一沓稿纸，自此步步演化，使得文学成为自己业余生活的第一选择。并在这种选择中慢慢地明了，一个人终其一生，或是逆流弄潮，或是顺水推舟，碌碌无为也好，轰轰烈烈也罢，真正主宰内心的是对优雅性情与高贵人伦的永久渴望。
当年的工厂，每半年就评选一次选“先进生产者”。十年工人生活，除去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的一年半时间，让我在阀门厂获得17张“先进生产者”奖状。很多年后，因为写作我获得了武汉市“劳动模范”称号。这小小的荣誉是我最为在意的，也是我最愿意引以为骄傲的。正因为如此，当我的笔下文字与工厂相遇时，总是由衷表达对工厂一切的不舍与敬重，而不敢用那些不敬之语来描写，更不敢有半分亵渎之心。
大约在离开工厂后的二十几年，不锈钢铁屑留给我的伤痕才完全抚平。在我心里却永远记得当年那些从领口里冒出来的烤肉香。我越来越相信，那是一种青春的滋味，虽然那不是青春的唯一滋味，却是我既往生活中最值得热爱的。在我最终真的要离开工厂时，也曾发生过某种不快，这些丝毫不妨碍我对工厂生活中诸如此类不快的热爱。正是这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快，和绝对了不起的青春，锻造了我的近乎不锈钢一样坚韧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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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长篇小说《弥天》出版，从评论界到新闻界，都在说有作者精神自传色彩。主人公温三和是1956年出生的，而我也是那一年出生。温三和高中毕业后去水库工地的过程正是我的经历，时间、年龄、场景完全一致。
1973年冬天，我刚17岁，在县水利局做计划内临时工才半年，就被派到鄂皖交界处红花公社岩河岭大队所在的岩河岭水库工地，给工地上唯一的技术员当助手。技术员名叫陈桂成，浠水人，说话语气很冲很快，长着一个或两个酒窝，记不太清楚了，很是让工地上的各色人等喜欢，工作起来特别方便。岩河岭水库工程开工不到两个月，临近的占河水库出事故了，输水隧道只要一放水，隧道顶上的山坡就到处喷水。陈桂成因此被调到省里学习用环氧树脂堵漏，随后就去占河水库给输水隧道堵漏，不再管岩河岭水库的事了。我这个17岁的高中生，一下子变成了号称两万水利民工中唯一的技术员。跟《弥天》中所写的一模一样，我在工地上同指挥长吵架，气得大哭，不明白区里特意派来的最懂得如何修水利的人，为何会允许一群群民工用沙土替代高质量防透水黏土，明目张胆地倾倒在核心墙里。小说里水库的设计，也是按照当时的真实情况写的。岩河岭水库还在使用，水库所在的岩河岭大队，当年是全省非常有名的学大寨先进典型。
2013年5月，我带武汉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回到那里，水库大坝东头的两棵小松树，当年因为要挂高音喇叭才没有被砍掉，如今已经长成大树模样。回想起当年旧事，不禁脸热腮烧，特别是自己与指挥长吵架后，站在挂着高音喇叭的小松树下面委屈得泪眼双流时，工地上的一群少妇，冲着我比画不害臊的手势。此后我更不敢再招惹她们，只要我想上前阻拦，不许她们将沙土倒进水库核心墙，她们就赤裸裸地威胁说，若敢阻拦，就当众将我的裤子脱下来。那年月，这种事情，是水库工地上屡见不鲜的一种娱乐方式，不是说着玩，而是玩真的。有一阵子，我发现那位一向趾高气扬的副指挥长，突然在普通工作人员面前表现得很谦恭。过了好久才知道，这位副指挥长自导自演了一场发生在指挥部内部，如小说所描写的那种近乎荒唐的“爱情”。同样，小说描写的纯情也有过真实演绎，直到现在我仿佛还能记得放在我的枕头上的那方洁白手帕的气息。我是过了一个星期，而且是将手帕还给手帕的年轻女主人之后，看见这些的资深男人笑话我太傻，我才明白此中用意。不过，说心里话，对手帕的年轻女主人，我的好感只是少年情谊，否则，这种事情总是无师自通的。
与小说中的温三和稍有不同的是，从一开始，那位叫陈桂成的技术员就明白地告诉过我，这座修建在山顶上的小水库，不可能依靠自然降雨而蓄满设计库容。必须另行修筑引水渠，将被分水岭隔断的其他山坡上的雨水引流过来，岩河岭水库才能完全发挥作用。没有引水渠，水库一半以上的库容只能用来装载阳光和空气。事实上，是否修建岩河岭水库，不是技术人员说了算。修建这类水库的决定，首先是政治考虑。主要官员一直在强调，要让参观学习的人在山下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水库大坝。能不能蓄水，能蓄多少水，只有作为技术人员的陈桂成和我才会将其成天放在心里，挂在嘴上。陈桂成是来真的，他带我到分水岭的另一侧漫山遍野勘察多次，引水渠肯定可以修，工程量也不是很大，问题在于，分水岭的另一侧，大部分山坡属安徽省岳西县管辖。不要说小小岩河岭大队说了不算，就是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那时不叫省长，说了也等于白说。
可以这么说，在岩河岭水库工地上的一年多时间，让一个刚出校门的高中生，初步熟悉了从村干部，到公社和区一级官员，再到县级领导的作风与派头。其间的种种内斗，不时地殃及我和指挥部里的另两位年轻人。这也让我后来从县阀门厂借调到县文化馆的过程中，有了敢于面对相同行径的底气。
1983年春天以前，县文化馆有两名创作辅导干部，一位叫熊召政，一位叫姜天民。这是这个岗位上的正式称谓，有人将其称为创作员，其实不是。这个岗位上的人员，主要工作是辅导县内的业余作者进行创作，自己有没有作品发表不是主要的，但也是很重要的。1983年春天，两名创作辅导干部中的熊召政获全国诗歌奖被借调到省作家协会，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姜天民则被借调到黄冈地区文化局，县文化馆如法炮制，将我借调过来，暂时填补空缺下来的创作辅导岗位。被借调的那段时间，县文化局主要负责人只要见面就要我趁早回工厂去，县文化馆不可能正式调入我，免得到时候两头都不讨好。1984年10月底，我终于咬紧牙关真的回到阀门厂。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开篇两句话：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不是天赐，就是阴谋。这话的滋味，在文学生涯早期就曾尝过。我回到工厂才三个月，就经由正规人事调动途径，重新到文化馆担任创作辅导干部。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县文化局长的宝座上换人了。
从回到阀门厂到离开县阀门厂的三个月里，头两个月我是厂办公室主任。后一个月，办公室主任的头衔没有了，成为一个普通的后勤科长。此中内情只有我和新任厂长知道。新任厂长姓黄，比我年轻几岁，只有15岁就进厂当工人，因为长着娃娃脸，而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小。当年，我从车间抽调到厂办公室工作期间，曾奉厂领导之命，将他和他的“工人录用通知书”退回到县计划委员会。作为新厂长，他的问题不再是太年轻，而是他与我等几位一起，并称为阀门厂的改革派。也就在此前后，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习作《我们厂里的改革派》，小说没有发表，但厂里有不少人知道这事。这篇从未发表的习作手稿后来散失了。我们的所谓改革理念，不仅得不到以手工业者为主体的老工人的支持，就是同龄人也难有共同语言。但在改革大潮当中，只有24岁的黄厂长还是顶着风浪上任了。谁也没有想到，黄厂长在上任履职的大会上公开宣布，撤销我的办公室主任职务。这让隔着一座篮球场就是车间的嘈杂会场，顿时安静得像是进了殡仪馆。除了我俩，没有第三个人相信自己听到的话。这个消息传开后，作为上级主管的工业局负责人也不敢相信，再三追问是何缘故。事情的真相，过了很久才由我自己在朋友当中揭开。黄厂长到任之前，因为预感到接下来肯定要面对一场大的风暴，三番五次流露为难之色。我肯定不是因为头脑发热，也肯定是心中有了直觉，必须让新厂长上任伊始就有某种与众不同的事情发生，才可以使得如此年轻之人坐稳阀门厂第一把交椅。我单独与他谈了自己的想法，让他免去我的厂办公室主任之职，而且越快越好，越是迅雷不及掩耳，效果才越好。这场谈话，前后只有几分钟。就连这几分钟，也是以对方的沉默为主。最后他问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想。我的回答自然十分坚决。
这步险棋，在新厂长的反对者看来，既不是妙棋，也不是臭棋，至少让他们从心里认识到，新厂长在释放某种善意。这事当真发生的那几天，自己还是有些不好受。
可见能让我内心先前那么坚决，唯一的原因是文学的强大。
就在我的厂办公室主任之职被免后的第二个星期，县文化部门新任领导突然找我谈话，过完元旦，他们那边就会开始办理我的调入手续。
所谓的妙手，往往一发而不可收。1994年元月，到武汉市文联报到任专业作家时，有关领导特意找我谈话，举了一些在他们看来不算很正面的例子。我当场表态说了三点：一不要房子，二不要职务，三不要荣誉称号。往后二十几年，无论外界有何种传闻与传说，我都照着自己说过的话在做。说高风亮节也好，说一败涂地也好，那都是别人的事，真正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只有自己的作品。这样的选择让我能够一心一意地用五六年时间抛下一切，专注地写出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从当年主动要求免去工厂办公室主任之职起，就已经明白，世间待我最为宽厚的唯有文学。在别人看来如同错过良机的背后，我又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天行者》。用别人的话来说，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中，我是唯一没有从地方上得到任何好处的。然而，在获奖之后创作的令我暗自佩服的《蟠虺》《黄冈秘卷》和《上上长江》面前，这些又算得了什么。有此天赐，夫复何求？
从一个普通工人到车间主任，再到厂办主任，后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再无可奈何地回到工厂，不到三个月，情形突然发生变化，又被正式调入县文化馆和县文学艺术创作室，接下来又被正式调到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再到武汉市文联任专业作家，一路走来，经历很多。其间最大的感触是自己曾经创下中国人事制度的罕有范例。
1985年元月，县文化馆真的要将我正式调入。在从所谓“大集体所有制”的工厂，调到县文化馆任公众俗称的创作员时，请调申请上没有分管副县长签字，而是盖着刻着老大国徽的“英山县人民政府”的大印，就连办过无数次人事手续的人事局官员都愣住了。一般来说，“人民政府”的大印是要用在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书上，一个普通工人调动工作，居然还要动用“人民政府”大印，这中间另有一番苦衷与玄机。同时也见证了一个规律，真有才干的人，任谁也压不住。
即便如此，我还算是幸运的，常常有看似逆风行船又遇惊涛骇浪的经历，事到临头忽然西风转东风，虽然还有浪花飞溅，却已经是如诗如歌的文学元素了。一个普通的底层写作者，要从最底层冒出来，是极为困难的，但我相信只要认真写作，诚实做人，总是会有机会的。这些年来，我始终牢记着这段经历，只要有一丁点可能，我便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那些和当年的自己一样的年轻写作者，因为我深深了解个中埋首书斋，独坐冷板凳的滋味。
12
文坛一直传言，我与翠柳街一号，总是差那么一点点缘分。这话当不得真，不必往心里去。还有一点，或许是自己与《安徽文学》的苗振亚老师太有缘了，才将其他人事遮蔽太多。
在我心里，最难忘记《安徽文学》的苗振亚老师。他在编辑部当小说组长时，从大量自由来稿中发现了我的小说处女作。尔后又专程翻过大别山的分水岭，到湖北来找我，长谈数日。那是我第一次与一位省级文学杂志的编辑面对面谈话。苗振亚老师所谈到的一些东西，我至今还在受用。比如说，小说中的小说味。苗振亚老师说过，有些人一辈子写小说，别人却无法从他的作品读到小说味。至于什么叫小说味，小说味是什么性质的东西，他说他也不明白。然而，苗振亚老师坚定地说，小说中的小说味，是绝对存在的。他从合肥专程到湖北来看我，就是因为我的小说中有他所说的小说味，对于初出茅庐的作者来说，这很关键。
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刘醒龙?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时，我请苗振亚老师为这本书作序。大约是出版过程中沟通不畅，那时候，一般作家都用不起手机，而我又没有正式的住所，没地方安装座机。等到该书面世时，序变成了跋。在1995年3月写于合肥的那篇文章里，苗振亚老师详细记录了，我和他在大别山腹地的漫水河镇上的那场奇遇。
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情。那时，作为安徽省唯一的一家纯文学月刊《安徽文学》还在办着，我是这家刊物的小说编辑。
一天，我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一篇题《黑蝴蝶，黑蝴蝶……》的小说。这篇小说，可以笼统地归类于知青题材，当时这类题材的小说很多，但这一篇写得很出色。它深沉、蕴藉，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活动的背景，几乎真切到可能触摸的程度，然而这一切又像与我们隔一层大山里的浓雾。雾气氤氲飘荡，把我们的父亲引入诗画的氛围，又让我们不自觉地走入人生奥秘的探寻。这种探寻，终究是不会有结果的，却灌一腔无法排遣的忧郁，似乎我们胸中也有一雾气氤氲。
我惊叹作者的写实功力，也惊叹作者的艺术手段。
我被这篇小说深深地感动了，这篇小说的作者叫刘醒龙。一个陌生的名字。当时，正是中国小说空前繁荣时期，只要哪位作者在报刊上发表三五篇小说，就会在每个小说编辑脑海里留下印象，但刘醒龙这个名字我没有印象。一出手即不凡的作者是有的，但我不相信刘醒龙的第一篇小说就能写出这种成色。我说不清我为什么不相信，也许我是不相信在那个远离都市的山乡小城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会冒出一个如此出众的小说作者。这诚然有几分好笑，那里不是已经出现过诗人熊召政与小说家姜天民吗？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给刘醒龙写了一封信又一封信，直言不讳我的喜悦与推崇，对他的来信我也仔细揣摩，想从中发现一个小说家的秘密。这还不够，有一天我竟然突发奇想，要亲自到英山走一趟，看看刘醒龙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汽车在大别山的盘山公路上蜿蜒爬行，车厢里挤得双脚够不到实处，一路尘土飞扬，把人涂抹得没了人样。车子太破，超员太多，到了安徽与湖北交界的小镇漫水河，就再也爬不动了。我担心当天到不了英山，有些沮丧，便在镇上邮局给英山挂电话。可能也是缘分，想不到英山县文化馆正在这里办一个创作学习班，刘醒龙正在镇上一家旅馆里。几分钟后，刘醒龙就出现在我眼前。哈，原来是这么年轻，一看就是副诚恳宽厚的模样。随后，我们挤上一辆过路车，当晚到了英山。这一次我们谈了很多话，见了很多县里的人。我发现，每说一个人，他总是能说出人家很多好处，感恩之情不自觉地就流露出来，这使我特别感到难能可贵。这些年，我接触过不少文学青年，像他这样实心仁厚，人缘广结的似乎不多。我还发现他读的书很杂，眼界很高，完全不像有些急功近利的作者，仅从报章杂志上去寻找文学。刘醒龙有天赋，重修养，厚积薄发，比同龄文学青年有更多的东西，我相信他在创作道路上能走得更远更长久，闯出大局面该不是问题。
真是一切都不可预期。春去秋来转眼十个年头，我除了在几家省级文学刊物上偶尔见到刘醒龙的小说以外，在北京上海那些“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的刊物上，还是难以见到他的名字。一个小舢板总是靠不上大港湾，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如何在折磨他。他没向我倾吐过，表面上似也不猴急。只是我有点替他冤，我向他说起刘震云。刘震云也是个一开始就见小说高手气象，但却不是一开始就幸运。1985年初，他已在《安徽文学》发表了近十篇小说，其中《被水卷去的酒帘》与《东方露出鱼肚白》，放在全国一流小说里也绝不逊色。这时，他又把新作《塔铺》寄给我，我们已决定在《安徽文学》刊用，可不久他又来了长途电话，说《人民文学》杂志一位负责人看到《塔铺》的复印稿，很感兴趣，想在《人民文学》五月号头条用出，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同意，更为刘震云高兴。结果，《塔铺》一炮打响，轰动中国文坛，刘震云也一步跨进中国一流小说家行列。我想，如果《塔铺》继续是在《安徽文学》用出来，刘震云也许就要多委屈一阵子了。
这种情况怕是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自古而然。《世说新语》里有一则这样的故事：西晋文学家左思写出《三都赋》以后，拿给人家看，几乎没人认为那是一篇了不得的文章，甚至遭到讥讽。只有一位叫张华的人还识货，且深谙世故，告诉他：你的文章写得确实不错，可以与班固的《两都赋》，张平予的《二京赋》鼎足而三，但你应当请享有大名的学者推荐一下，否则这文章就不会受人重视，明珠难见天日。左思觉得此话有理，就把文章拿给当时的大学者皇甫谧指正。皇甫谧读后拍案赞扬，并为作序，《三都赋》顿时不胫而走，豪门大族争相传抄而致洛阳纸贵。
名家推荐，名刊登载，对一个应该成名的人而最终得以成名是太重要了。难怪像李白这样的诗人都要慨叹：“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对于刘醒龙最终跻身中国一流小说家之列，其作品得以在国内外叫响，当感谢首都那家明星刊物《青年文学》。那一年，这家刊物一连三期推出刘醒龙三个中篇小说，以后才有国内诸多权威刊物争相约稿，竞相转载，使那一年简直成了小说创作的刘醒龙年。刘醒龙也有了写创作谈的机会。他重感情，不忘衰朽，在一篇创作谈里提到我的名字，并称“恩师”，这使我十分惭愧，也毫无道理，所以一有人提起这事，我就急忙打住：“那是刘醒龙瞎说！”真正的恩师应该是《青年文学》的编辑们，是他们把刘醒龙送上他应该站立的位置。
刘醒龙年轻而历练，也许他早已把这一切都看透，不愠不躁，安静如一池明净的水。就在《黑蝴蝶，黑蝴蝶……》那篇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原来世上人所共知的天才，其实都是一些幸存者和幸运者。”也许他那时候就知道自己有些写小说的才气，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幸运者。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虽然十年以后他才成为幸运者，但这终究还应该是不幸中的大幸。
人生中有些心得可以形成文字，有些心得只能用心体察，然后依旧留在心里。苗振亚老师的这些文字，当年读时心如止水，如今重读，怎么看怎么像是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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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路，难免遇到人事纷扰，不值得太计较。
如果时间往前推三十年，我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这辈子会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写作天赋很高的人，刚开始写小说时，我的手稿经常被退回来了，常常被人嘲笑。每次投稿一退到收发室，二百来号人的小厂里，包括厂长、书记就全知道了，每每笑话我是“坐家”。因为别人下班后到处玩乐，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写东西”。我那时是典型的文学青年，有梦想，也单纯。退稿退到人都麻木了，但我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求发表。当年，曾有一篇小说寄给《长江文艺》，他们认为基础很好，但希望改一改，并列出了四条意见。我将修改稿寄回《长江文艺》时，附上自己的回信。在信中，我明确表明只同意其中的一条，但不同意另外三条。结果他们就请我将小说习作投“另处”了。几年之后的1984年，我才在《安徽文学》发表小说处女作。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的确很强硬，也很执拗，但那就是祖辈传给我的性格。黄冈人，像大黄冈地区的黄侃、闻一多、胡风等都是“一根筋”，小范围的包括古城黄州的老黄冈县一带，则是更甚，明明知道转个弯就会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放在那里，就是不肯，也不会转弯。
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过早地发表作品、过早地成名，对作家来说并不是好事。只有不断摸索、不断前进，才能不断自我提升，达到一定水准了，运气也就说来就来。在那些没有作品发表，没有成名的时间里，写作者并没有闲着，手里的笔还在坚持挥舞，怀抱着的文学景象还是风生水起。如此历练，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扫地僧，只要练就一身好功夫，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等来挽狂澜于既倒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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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先生也是自己必须长久牢记的。
中篇小说《暮时课诵》是我发在《上海文学》上的第一篇小说，并被《新华文摘》转载和日本《中国现代小说》所译载，也是我的作品头一次被译成汉语以外的语言，并拿到平生第一笔外币稿费。责任编辑卫竹兰大姐回信说，收到我的稿件时，正好编辑部在开会，周介人先生提醒大家注意新出现的一个叫刘醒龙的作者，并让约稿。听说我已主动投稿了，周先生十分高兴，而后迅速在杂志的头条位置上刊发出来。其实，这篇小说被别的刊物退过多次，包括《人民文学》，还有与我有着特殊感情的《安徽文学》。1993年前后，受到80年代末以来的文化气氛的影响，报纸杂志上几乎见不着正面写寺庙的文学作品。由于这部小说有某种亲历性，比如听家人讲的闻所未闻的和尚化缘的故事，还有与朋友一道去罗田县城附近的寺庙时的种种感受，自己特别喜欢它，历经不下十次退稿后，仍心有不甘地投寄到《上海文学》。这种喜欢一直延续到今日，将来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只要是自己编选集，第一个会想到《暮时课诵》。
与大部分作家不同，我的主要作品，几乎都发在《青年文学》《上海文学》上，像《人民文学》反而觉得与之缘分不够。这种遗憾直到长篇小说《蟠虺》，在《人民文学》上首发，才有所挽回。《青年文学》曾在十五个月内，一口气发了我三部中篇小说，《上海文学》则将1996、1997和1998连续三年的第一期的头条位置全给了我。这种幸运，之前没有过，之后也没有谁能够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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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教育，更多的是受民间的影响。小时候，每到夏天，在院子里乘凉，爷爷就会给我讲很多的民间故事，有《封神榜》这样的民族文学，也有当地的民间故事。《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的写作展示了我个人对自然、对艺术、对人等一切通过文字来表现的那种想象力。在这种小说里，个人的想象力完全发挥了。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那就是想象力过于放纵。毕竟写小说的目的还是要给人看，过分放纵自己的想象力，而不考虑别人如何才能进入到这种想象中，不考虑别人怎么样去理解自己的想象力。这就形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读不懂。几乎没有人跟我说过能读懂我的“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我特意以《异香—大别山之迷》为书名，编选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
“大别山之迷”是我的本意，但这些小说在《青年作家》《奔流》《安徽文学》《长江》丛刊和《长江文艺》等杂志刊发时，无一例外地被编辑们武断地改为“大别山之谜”。“谜”是可以解开的，“迷”就不一定了，有可能解得开，也有可能永远无解。通常情况下，编辑们都会觉得自己解得开这个文学青年设下的文学之谜，而不愿面对还有某种解不开的文学之迷。
就像小说中的小说味，小说味是迷而不是谜。而小说味是根本不需要谁来化解的，那些能说得清清楚楚的东西，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文学。所以，迷才是文学范围，谜不过将日常游戏用文学稍加点缀。这些叫《大别山之迷》的小说，也许连我自己都不懂，或者本来就不想弄懂。
这种写作是任性的，我只想在创作中完完全全地展示我的想象力。
然而，与人的任性一样，文学一旦任性起来，是无法走向高远的。
作家终归要慢慢地意识到：最好的文学，只有在思绪相对收敛、情怀相对理智的背景下写作才能把它写好。否则自己认为写得好到天花乱坠，效果却适得其反。我没有科班出身那样的清晰脉络，很难用几句话将这种变化说清楚，最简洁的说法，还是灵魂深处的高度自由与独立。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只会按照自己心灵所指写下每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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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文学是内心的一种情结、感觉。从我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有一种东西在积淀，多年的写作，一直没有很好表达出来，所以，我一直想写一部能够表达成长至今的经历中最为纯朴、深情和挚爱的作品。
很庆幸自己能从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做准备。小说中许多的内涵，是自己当年直接从丰饶的民间中获取。临到写作了，只需找到一种合适的沟通方式，就能将我的血液反哺到小说中。
从事小说写作的原因有许多，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个人对生命品质的判断。有什么样的判断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当我认识到，唯有写写小说，才能够抚慰灵魂，让一点点地活下去的生命彰显超凡脱俗的意义，我就动手干了，否则，内心就会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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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我还在黄冈地区群艺馆工作时，因为《小说月报》要转载《凤凰琴》，我第一次写自己作品的创作谈，其中说到——
父亲六月九日来信说，他从报上看到我的《村支书》反响很大，就到县城里我的几个朋友那儿去找。父亲在信中历数了几位的姓名，才用一种很累的口吻说：“直到昨晚小刘才将《小说月报》三期送来。晚上光线不好看不清，今天早五点半就看起，刚看完。我是你爸爸，又是老干部、老党员。《村支书》是写得好，好在真实，好在好读。我代表我们家族向你祝贺，并希望你今后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永远不要忘记，你是老农民的后代……”
父亲曾是我的小说最激烈的批评者。他曾在我的短篇小说《我的雪婆婆的黑森林》上做了七十二个疑问记号，这些疑问是包罗万象的，以至让我很难相信，父亲只读过一年私塾，四十多年来一直在区乡任职，他怎么获得这些文学知识的。当然，父亲无疑是属于“革命现实主义”的读者。尽管《村支书》不是属于“革命现实主义”范畴，但父亲一定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这一次他无法去否定了。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儿子征服了父亲，儿子当然会高兴的。我又想，过不久父亲读到《凤凰琴》以后，他又会喜欢的。
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大部分，都是跟着父亲辗转在大别山腹地的乡村，常常是到一个地方就租几间农舍，将全家安顿下来。在当地人看来我们几乎无异于是农家子弟。每逢农忙假、寒暑假，生产队长就堂堂正正地安排我们出工割谷插秧。不出工时，就和当地人家的孩子一道上山砍柴。后来，我们进城了。但我在城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朋友，与多数人总是话不投机。
几年前，某次去武汉，听到文学界的几位熟人在一起议论一位在新闻界做事的人，说他案发被抓，末了大家忽然来了一句：一个乡巴佬也想来闯武汉？我听后心里难受极了，假如将来自己也来武汉，他们也会如此说我吗？
1990年秋天，省内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王先霈先生发言，说我的小说是“乡下孩子写的乡下事”。我听后大受震动，由此开始苦苦想着一个问题，可一直没有说出口。我想说：其实，所谓“落后的农民意识”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那种居高临下，对农民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的人，其行动契机本身就是“农民意识”在起作用。
我现在才明白，父亲过去的激烈批评是有道理的。那时，我把自己的位置摆得高了，总以为自己能为我的穷苦的乡村指点迷津。现在，我终于懂得，天南地北的乡亲的出路，唯有靠他们自己去创建，而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献上自己的真情。
《凤凰琴》的构思，是从山里几位当民办教师的朋友身上得到的，好多年了，我一直想写它，却总感觉火候未到。事实上，这感觉是对的，如果早几年用父亲激烈批评过的那方式来叙述，很可能会将那几个朋友糟蹋了。应当感谢《青年文学》编辑部，他们决定一年内连续发表我的三个中篇，实际上只用了十个月。他们接二连三地催稿，使我无暇按部就班地去虚构思考，只好匆匆忙忙地将那种生活，从记忆里挤出来，于是就写得与以前不一样了。不一样的让自己吃惊，甚至不敢相信冯牧先生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不敢和别人讨论《村支书》。然而，在写《凤凰琴》时，我被自己的文字感动了，尚未成篇，就迫不及待地对朋友说，这一篇肯定比以前的好。往日，我从不敢说过头话，但这一次，我实在不能自已了。我还可以说，我总算做了一件对得起乡村，对得起乡下朋友的事。
引起父亲对我的小说由批评到表扬的变化之缘故，除上述之外，还有一个，但它是需要一篇长文才说得清的。
1839年秋，乔治?桑离开法国诺昂回到巴黎，她想起诺昂那些犁过的田地，想起休耕地周围的胡桃树，就叹息说：“没什么好说的，生为乡巴佬，根本适应不了城市的喧哗，我认为还是家乡的泥土美，而这里的泥土，使我恶心。”时至今日，大概少有人对城市感到恶心了。但是，乔治?桑在她的人生的最后时刻说的话，值得包括她的同行在内的所有城里人谨记。
她说：“留下青翠的草木。”
我是打定主意这样做的。我再也不会去玩泥塑和根雕了。
这里面有一句“大受震动”的话，后来被不少人误用，或者是有意为之，而忽略了或者根本就是视而不见，我“苦苦想着一个问题，可一直没有说出口”的隐喻。虽然在这里，父亲亲口说出我是“老农民的后代”，这话只能从他的朴素感情去理解。从爷爷到父亲，从来就算不上是纯粹的农民。在“红卫兵运动”背景下，人人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出身红之又红时，父亲也不曾在自己的履历表上，以及被“红卫兵”禁闭在斗室里所写的交代材料里，写上“贫农”二字，而是白纸黑字地写着“雇工”。爷爷居住在乡村，一辈子以“织布师”为生。子承父业的父亲，也是凭着一身织布手艺，进到汉口城内做了一名织布工人。
於可训先生有句话十分契合我的写作态度，可惜这句颇为深刻的话，反而没有引起其他人的重视。他认为，我的每一部表现乡村生活的小说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城市背景在起着推波助澜作用。
很多人为我后来写《蟠虺》这样的长篇小说而吃惊。
我自己却一点也不意外，或许这才是小说中真正的“我”。
18
曾经预告，引起父亲对我的小说由批评到表扬的变化之缘故，还有一个，但需要一篇长文才说得清。后来，我不止一次写过，也很多次公开说过。
1986年11月中旬，在大别山腹地的红安县城，听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冯康男先生的讲座。过程中，这位饱经风霜的长者，朗诵了一首短诗：
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
在场的有来自全黄冈地区的近二百名业余作者。后来的日子里，当我重复提及这首名叫《一碗油盐饭》的小诗时，那些曾经与我一同听过的人，莫不是一脸茫然，丝毫不记得曾经有过此事。就连冯康男先生本人也健忘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电话聊天，提及这事时，他满是狐疑地反问，自己是不是真的这么朗诵了？1986年秋天那一次，听冯康男先生即兴朗诵完这首小诗后，难以克制的泪水竟然在自己的脸上肆意横流。
多年之后，因为不断转述，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写信来，说这首诗是他写的。我一直在克制着不理睬，不去放大内心深处的愤怒。2002年的夏天，荒谬又重新出现，一位男子不仅写信，还千方百计地打来电话，说这首诗是自己上小学时写的。巧的是这位男子也是红安人，我终于发现再不愤怒不行了，在一番厉声斥责之后，还狠狠地摔了家里的电话。家里人从未见我对外面的人发这么大火，若不是夫人抱着才两岁的女儿过来提醒，我可能会生更大的气，发更大的火。稍后几天，对方的家人悄悄打来电话，替他道歉，说他最近受到别人压迫，心情不好，并请求我原谅。曾经以来，总在说，自己不晓得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写诗的女孩我没见过，传诵此诗的长者却熟识她。写诗的女孩名叫黛妹，生长在鄂西长阳县的美轮美奂的清江边。黛妹只活了短短的十八年，因为一场凄凉的爱情，而导致神情恍惚，在一场车祸中回归永生。在长阳如果有人无意中见到某处小小的墓碑前，摆着一束新艳的野花，那一定是黛妹的安息处。为了纪念，当地文学爱好者出资为黛妹修建了这座小小的墓碑。也成了传诵者的我，在浠水县的一次文学创作会议上头一回说起这首诗时，在县文化馆看门的一位老人，失控地就在街边放声大哭，泪水流得比所有人都多。
在没有这首就叫《一碗油盐饭》的诗时，看油菜花，就能早早闻到那浓酽的菜油香。有了这首名叫《一碗油盐饭》的诗后，油菜花一开，依然可以早早闻到浓酽的菜油香，同时，还能感到一种诗一样的痛苦。2004年3月底，应法国方面邀请去巴黎，参加法中文化年中国文学周活动，在一个关于乡村文学的讲座上，我再次讲到这首诗。在新艳的时尚之都，陈年的乡土同样难以抵抗。站在讲台上，看得见一行行泪水，在异国的人们脸上清晰地流淌。演讲结束后，担任同声翻译的那位加拿大老人，一定要我将那首诗用汉语写下来，他要好好收藏。加拿大老人曾经为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当过同声翻译。在这首诗面前，他说，自己哽咽着几乎翻译不下去了。这种痛苦，也是诗一样的痛苦。
日常人生中，时常会有某种尴尬出现。在某些场合，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不甚合适，某个与他最亲近的人往往会装作不经意咳嗽一声，给这个人以善意提醒。写作是很个人化的，各个方面是否合适，往往也是需要最理解的人给予适当的提醒。我从不羡慕我的同行一次次从欧美文学大师那里得到点化，也从不妒忌他们信口就来滔滔不绝地引用欧美文学中的名篇名句，更不会强迫自己吃两颗安眠药以化解飞机恐惧症从而不时去到世界某地以显示自己也是世界性作家。文学这东西好就好在充分尊重每个人的造化，让那种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小地方的人也能将其价值极大化。能从前辈大师或者当代名家中得到启示，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那种主要得益于身边人事的方式，不仅省心省力，也更加有趣味、有活力。后来的经历证明，当初冯康男老师朗诵《一碗油盐饭》，正是于乱纷纷人世中，专门针对我的一声咳嗽。这样的咳嗽，别人听见了也不会在意，更听不懂。在当时，我也是似懂非懂。我注意到了，不仅注意到了，还惊讶自己为何被感动得如同重回少年？直到几年后，自己忽然一改行文风格，同样写山里，同样写水边，虽然没有达到物是人非地步，也没有差异到天壤之别，从《大别山之迷》到《村支书》《凤凰琴》，这中间的区隔还是足够巨大的。
2006年元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圣天门口》研讨会上，陈思和教授在发言中谈及自己当年如何读显克维支的《你往何处去》，再谈到自己现在如何读《圣天门口》。研讨会刚刚结束，《文学报》评论部主任朱小如就感慨地和我说，陈思和到底是陈思和，所说的就是导师的话，与学生辈的那些人不一样。也许别人还不懂陈思和谈刘醒龙，为何要扯得天高地远，先说显克微支。朱小如说他是懂了，也只有他才懂得，陈思和这是在教别人如何进入刘醒龙的小说世界，如何才能读懂《圣天门口》。一般俗手光顾着定调子，下结论，以凸显自己独领风骚。真正的高人才不会这样，反而只是谈方法。方法对了，路走对了，自然会有正确的结果。反之，只会是风马牛不相及，不是张冠李戴，就是李代桃僵。再说浅俗点，也就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很显然，冯康男先生的一番话，让我发现了与众不同的自己。
1995年4月，去杭州，《江南》杂志将那一年的文学奖颁给了我的中篇小说《白菜萝卜》。期间有去金华的活动，在火车上，与谢冕先生谈到《一碗油盐饭》，老先生听后完全无动于衷。这应了那句话：一个人的经典！那些只能作为一个人的经典的作品，关键不是不好，也不是与别人在审美判断上存有巨大差异。那些只能作为一个人的经典的作品，从本质上看，所显示的意义，往往是如何拨云见日的方法。在我这里，后来的写作让自己一直遵循一条规律，但凡能够写得简洁明了的小说，一定不要弄得神龙见首不见尾，但凡能够用朴素形式来表现的文本，就一定要做到质本洁来还洁去。《一碗油盐饭》就是那条蜿蜒在莽莽群山中的小路，大多数人未必会有机会从这里经过，凡是必须要经过的，则要走对才行，不然就出不了高山大壑。将某些看上去很深奥前沿的写作，放到这条小路上一测试，就会发现原来是满肚子牢骚无处发泄，满脑子欲望膨胀得比挂着广告条幅的气球还要大，说是文学塑造，实际上是自己将自己弄得不像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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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面行走，所到之处，凡是美景都是天然的，是原始生态的。那些被人工改变过的地方，怎么看怎么丑陋。大西北的黄土地，荒无人烟，不见生机，也有撼动人心的美。而那些假眉假眼的混凝土山水，总是让人不想再看第二眼。文学说起来是人用文字创造的，准确地表述，应当是从人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原始生态下的自然是最好的，原始心态下的文学也会是最好的。任何背向心灵的书写，包括那些背向心灵的行为，都需要矫正，使其尽早回到与心灵源泉共同源远流长上来。
人在看似平常的日子里，才会留下那些值得深深怀念的事物。
平常日子里的事物，去来都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刻意，不带有半点矫情，也没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那样，由于心生歹意而派生出让人看着恶心的东西。
文学也是如此，流水自然的文字，才是魅力所在。所谓变形，与所谓变态，只隔着一层纸。变形可以是艺术，若是变态，就惨不忍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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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路途充满了艰辛而又平静如水。
这两点形容，确实非常标准。充满艰辛是我的过去，平静如水是我的现在。我特别要感谢从1999年开始的那六年，它不只是给了我书写《圣天门口》的时空，重要的是，我用这些时间，将个人心灵，将身边的生活，将内心所能达到历史深处，做一次彻底整理。回过头来看，同时代许多被俗众茶余饭后议论的所谓才华在谁之上的人，如果能够真正地沉潜下来，也许早就写出了这样的作品，而逼迫我去进行其他的探索。我会一直将对这六年的怀念，变成往后的每一天。
六年时间极少在文坛露面，不时地就会有深深的寂寞袭来。
在我的少年时期有过另一种寂寞，常常凌晨5点钟以前就得起床，出门上山砍柴。少年时期的大别山中，稍矮一点的山头全是光秃秃的，能当柴禾的草木，长不到秋天就被砍光了，最惨的几年，连草皮都被铲起来当了柴禾。一般时候是结伙，也有伙伴临时变卦不去，只能独自一人走上二十里山路，去到一处叫余家冲的深山里砍一担柴禾。余家冲里有一座水库，当年父亲曾潜到水库深处，冒死打开防洪闸门。有一次，好不容易砍了一担柴挑下来，遇上一个不怀好意的人，说我砍了禁山上的柴，要全部没收。我当然不肯应范。脱身之后，走到水库边，突然埋怨起父亲来，别的干部子弟这时都在家里玩，为何我要走这么远的山路，砍柴不说，还要受人欺负。甚至在心里恨恨地说，为什么父亲那次没有在这水库里淹死，真要是淹死就好了，就没有人要自己来砍柴了！
人与人不尽相同，寂寞与寂寞更加不同。
人有一千种性格，寂寞就会有一万种样式。
每次要我上山砍柴的是爷爷，并非父亲。父亲听说我经常去余家冲砍柴，让家里的灶一日三餐有得烧的，曾面带赞许地朝我看上一眼。父亲从不砍柴，只会偶尔从名叫桃花冲的更深更大的山里买一车柴送回家。我埋怨父亲，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是受到父亲那少得可怜赞许的蛊惑，上了当，受了骗。爷爷不仅一天到晚督促着要我上山砍柴，还经常不高兴，嫌我挑回家的柴禾不够多。偶尔，我不想去远处砍柴，找理由说还有作业要做。爷爷就用过日子的道理回应，说家里人要吃饭，总不能吃生米吧！在最寂寞孤苦时，我没有埋怨爷爷。爷爷无法走远路了，但还是坚持不懈天天背着竹篓，在住地附近的山野中，寻找一切可以用于烧火做饭的枯木杂草。每一次，当我挑着柴禾回家时，天色肯定完全黑了下来。这中间全部营养只有出门前的一碗油盐饭，加上沿途的小溪流中，可以任意捧起来，喝下去的清清泉水。中途需要翻过乌云山，山脊上有一棵生长了数百年的大樟树。每一次砍完柴往回走，路过大樟树，在那树下歇息时，身子平躺在草地上，十次当中，有十二次不想再起身。多年后，因为总记得这棵大樟树，我写了中篇小说《玉树临风》。在记忆中，这棵大樟树，分明是一位长在山野，立在山野，不朽在山野的大哲学家。
在文学中，我仍然是一个赶早出门上山砍柴的人。比起那些上午十点才起床，眯着惺忪睡眼，懒洋洋伸手一拧，就能将煤气灶烧得旺旺的酒店大厨，需要付出多一些汗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仅如此，那些路边的野狗，阴沟里的蛇蝎，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要夺走柴刀与柴禾的不明不白的烂人，还需要额外付出宝贵的心血和时光。
写了这么久，生活了这么久，在世界上行走了这么长时间，脑子里沉淀了很多东西。在能够上山砍柴前几年，就得到很多独一无二的细节。我一直记着这些细节，至于这些东西会作何用途，自己一点儿不知道，直到《圣天门口》的出现。像是伴着我成长，这些散落民间的历史秘密总在逼着我，催着我。到一定年龄，选择做一件事，把它做成了，总会有更多属于精神层面的收获。即使没有收获，或者收获不大，这样做也值得。无论如何，这是自己的选择。最亲密的知音，最大声的喝彩，首先是自己，这是过日子的头条真理。让自己将日子过幸福了，再想象过年的模样，是为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