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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事情来得真是快,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当我正在全力对付毕业论文的时候,接连发生了几件事情。

先是我和肖国才、李红娟入党了。这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因为继去年陈俊杰和苏小敏之后,今年三月份,阮雪又成为预备党员。我和肖、李三个人都以为支部不会再发展党员了,有些丧气。想不到在心灰意冷之际,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支部大会那天,林老师作为接替王院长的新任支部书记主持会议,先介绍了我们三个人的情况,然后让我们宣读入党志愿书。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可越是激动,越是读得吭吭巴巴,心里七上八下,怕留给大家不好的印象。等我艰难地读完,林老师讲了一番几乎让我感动得流泪的话语,他说:“魏秋枫虽然不是我指导的学生,但是通过上课期间的了解,我对他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我和翁老师交流的时候,翁老师也经常提起秋枫,说他尽管不善言辞,可是人品正直,很内秀,善于钻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看人看问题要看主流。我认为,魏秋枫同学完全符合党员的标准,我同意他入党。”

按照惯例,申请人宣读完入党志愿书以后,支部党员就可以举手表决。可林老师却要插这么一番话,很明显是想引导大家,果然,在表决时,全体党员齐刷刷地举手同意。我心里热乎乎的,第一次感到了组织的包容和温暖。入党,对别的同学来说,可能只是为找工作增加的一份砝码,可是对我来说,却是一次无比宝贵的人生鉴定。在迄今近二十年的学生生涯中,我得过很多荣誉和奖励,可那都是学习上的,不能代表其他方面。我一直摆脱不掉深深的自卑,总担心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个没用的书呆子。从今以后,我终于有了一个可能证明我在其他方面同样优秀的新的身份。

第二件事,是周菲的公务员考试成绩出来了。没有悬念,她笔试第一。因为考生都是同一系统的子弟,为了避嫌,所以连面试都免了。可是,后续的事情还不少,又要体检、又要办手续,她得在学校和市里之间跑好多趟。前不久,她刚刚从家里返回学校,好不容易安下心开始复习考研,这下,又被打乱了。

更让我担忧的是,周菲考研的热情似乎下降了。难道因为有工作保底,她就不愿再为更好的前途付出了吗?

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学校组织了几场招聘会。本来死水一潭的毕业班就像投进一块石头,同学们打着各自的小算盘,都蠢蠢欲动了。

我想,翁老师多少会有些失望,他肯定希望能培养出几个真正做学问的学生。可是,我们这一届,像前几届一样,没有一个考博的,包括陈俊杰。肖国才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学了二十年,学得头都疼了,要是能找个好工作,谁还想再读博受四年罪呢?”

肖国才在找工作方面是最积极的,只要有招聘会,他都去参加,不论地域、不论单位性质,只要待遇好就行。相比老肖,其他人都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比如苏小敏,她就一门心思地要去北京,哪怕别的地方单位再好,她也不考虑。阮雪则想留在杭州,单位再小也有吸引力。陈俊杰特别钟情于高校,并且更在意自己专业的发展空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找工作的大军中,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我们的师兄汤杰。他曾声称就算要饭也坚决不离开杭州,可总是找不到称心的单位,所以从去年蹉跎至今,仍在寻寻觅觅。

如果一年前毕业,我或许会十分乐意在这风光旖旎的杭州找个差事度日。可自从认识了周菲,我就断了这个念头。现在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努力去北京。

我深知自己不适合学校,肚里东西再多,站在讲台上也倒不出来。对我来说,教书纯粹是活受罪。我希望找个不受关注的机关或者事业单位,轻轻松松地上班,下班后能和周菲好好谈恋爱。

这时,我才体会到异地找工作的不便。招聘会上的单位,绝大多数是杭州本地的,对我来说,这个渠道基本行不通。但是,我很快发现了另一条途径,北京的好多单位都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于是,浏览那几个官方网站成了我每天的任务。

经过数次误打误撞,我逐渐接近了隶属于外交部的某国际关系研究所。电话咨询的过程中,对方似乎对我的基本条件还算满意,并叮嘱我,十一月中旬,他们会到杭州进行现场报名和资格初审,让我注意看网上的通知。

说实话,这个研究所并不是我理想的单位。我担心,除了教学,那里的工作内容和高校差不多,查资料、写论文、交流发言……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但是,它毕竟在北京,所以我把它当作一个选项。

于是,我继续在网上搜信息、投简历,但发布招聘信息的单位大多是学校和科研机构。听说,现在公务员逢进必考,要么国考,要么省考,单位基本没有自主权。甚至在有的地方,事业单位都开始实行逢进必考。想走行政这条路,看来只能参加公务员统一考试了。

过了一周,学校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专场招聘会,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在其中。招聘会设在阶梯教室,参加的单位不过十来家,都是北京的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同大型招聘会相比,这次招聘会显得太不起眼了,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甚至连起码的资料都没有印发。阶梯教室门口,挂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2003年文史类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参会单位在教室里各寻座位,摆一张小小的座签。如此简单到极致的会场布置,甚至让人对这场招聘会的权威性犯嘀咕。

我四下看了看,只见几个高校前围满了学生。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座签放在教室后面的一个角落,只有两位招聘单位的人坐在那里聊天,周围空无一人。

我将信将疑地走上前,把简历递了过去。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翻看了一下,面带笑容地说:“你前几天打电话咨询过吧?看到你的名字我想起来了,条件不错嘛,本科学经济,研究生学中外制度,正是宋老师手下的苗子。”

这位女老师原来就是我电话咨询过的叶主任,在所里的人事处工作。她说的宋老师,就是坐在一旁的年轻男子。这位宋老师可不像叶老师那样亲切,他从叶主任手里接过我的简历,翻来覆去地看着,脸上始终不动声色。突然,他问:“你是学中外制度比较的,你们开过英文专业课吗?”

我惭愧地表示没有学过。

宋老师撇了下嘴,说:“学中外制度比较,英语是个重要的工具,不然怎么研究国外文献?不能总吃别人嚼过的馍吧?”

我低着头接受批评。他傲慢地接着问:“英语过六级了吗?平时看一些外文的资料吗?”

我想起来发表的那篇小论文,赶忙说了出来。没想到,他态度顿时转变过来,显得很感兴趣地问:“发表过翻译的文章?那不错嘛。那个杂志虽然不是学术期刊,但是审稿还是蛮严的,标准不低呢。”

叶主任插话说:“宋老师还是那个杂志的特邀评论员呢。”我想了一下,似乎那份杂志上是经常出现一位姓宋的专家点评。

叶主任责怪我说:“小魏,发表过的论文,怎么不写在简历里面?你在学校的成绩需要充分展示出来啊,这样别人才能尽快了解你。”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的确,我的简历做得太简单了。我突然明白,这种做法并不表示你谦虚,反而有时会造成你不尊重别人的印象。

叶主任又拍了下宋老师,调侃道:“宋老师,您是留美博士,水平高、视野宽,可不能总拿你的水平要求刚毕业的孩子吧?人家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译文,水平应该让你放心了吧?”

宋老师勉强笑了笑,把简历放下了,算是接受了我的报名。可是,叶主任接下来的一番话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小魏,今天宋老师和我算是进行资格初审,你通过了。回去以后,要准备一下公务员考试,咱们所的笔试就是十二月份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你到时要注意公务员考试的公告。”

我愣了一下,还是不太明白,小声确认:“您是说我们要参加全国统一的公务员考试吗?咱们单位不是事业单位吗?”

以前,我在和爸爸聊天时,了解到一些这方面的政策。所以,我想当然地认为,像什么研究所、中心之类的单位,应该都属于事业单位。

叶主任带着得意的轻笑反问:“谁告诉你咱们所是事业单位了?咱们所是部里下属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和公务员享受同样的待遇。”

原来是这样,可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我迟疑地问:“那是不是说,公务员考试的时候,我只能报咱们所,不能报别的单位了?”

叶主任似乎有点不悦,“是啊。公务员考试只能报一个单位,你要是想报别的单位,就不能报咱们单位了。报了咱们单位,同样不能报别的单位。”

我赶紧表态说:“我肯定报咱们所,回去好好复习。”

叶主任脸色缓和了一些,以开导的语气说:“这几年公务员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你大概也关注了吧?一个岗位经常有几百个人竞争。其实说老实话,那些单位不见得比咱们所好呢。你报咱们所,竞争压力要小得多,我们初审就会卡掉一批人的。相对来说,你们考就容易得多。”

我连连点头,向两位老师道谢,离开了阶梯教室。

我在走的时候,留心观察了一下,确实如叶主任所说,国际关系研究所并不是没人报名,而是报名者大都被宋老师冷漠地拒绝了。后来,我才知道,宋、叶两位老师来杭州初审,只通过了我这一根独苗。

我回到寝室,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今天的事情,简直太顺利了。尤其是叶主任,就像一位关心爱护我的大姐,始终在帮助我、教导我。她说的某些话,甚至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以后我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国际关系研究所。没有她,那位严肃的宋老师可能还不一定这么痛快地让我通过资格初审呢。更没料到,这个研究所居然还享受公务员待遇。我虽然说不出公务员单位和事业单位有什么区别,但起码知道,在大家的眼中,公务员是笼罩着一层光环的。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单位毕竟是个研究所,如果是个搞行政的机关就更好了,这当是鸡蛋里挑骨头了。

兴奋之余,我考虑要不要把这个信息告诉班里的同学,犹豫再三,还是算了。这段时间,同学们因为找工作,都变得神神秘秘的,联系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了。我何必要破坏这种规矩呢?

我给周菲打了个电话,她正在学校办手续。听到我第一步成功了,她很高兴,叮嘱我好好复习,她会把她考公务员的复习资料寄给我。

晚上,爸爸打电话询问我报名的结果。听说我通过初审了,他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又犹犹豫豫地问:“你看,要不要向你三姑父说一下这个事呢?他在北京多年了,说不定能帮上忙。”

“不用说了,我自己考。”我打断了爸爸的话。想到三姑父盛气凌人的样子,我心里就不服气,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给他们看。

过了几天,周菲就把她用过的考公务员复习资料寄了过来。大老远地寄这么厚一摞,肯定花了不少钱,说不定比我新买一套便宜不了多少。可周菲从来不算这种鸡毛蒜皮的小账,我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我的关心,也可能是为了给我带些好运气。

这下,我的生活节奏顿时紧张起来。我把一天中头脑最清醒、效率最高的时间用来复习公务员考试,把写论文作为换换脑筋的方式,穿插进行,偶尔和何亚君出去逛逛街、吃吃小吃。周菲很少打电话,短信发得也不多,她说工作手续办得不太顺利,遇到好多问题,心情不好,根本没心思复习考研。

笔试那天,我才得知,身边好多同学都报考了公务员。尤其像我们这种文科专业的,几乎全民参战。试题不是很难,但题量很大、涉及面很宽,我不敢稍停,从发下卷子开始,就埋头做题,但直到打铃交卷,还剩了十来道难题没来得及做。

十二月底,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笔试成绩揭晓了。周围的同学们纷纷落马,李可、陈俊杰、苏小敏、肖国才……都没达线。有两三个同学达线了,可是又不够报考单位的分数线。既然大家都一样,那么也无所谓丢脸可言。大家都嘻嘻哈哈的,不当回事。通过笔试的只有肖国才的室友,好学生黄有德和王守业,用老肖的话说,这两人“自信心爆棚了”。

我的考试成绩在网上查不出来,叶主任说成绩出来会通知我的,我也不着急。考不考得上,都是天意,由它去吧。

肖国才却很受打击,他耷拉着脑袋进了我寝室,阴阳怪气地说:“唉,白忙活一场,早知道考它个鸟。”

我笑了笑,问:“你考了多少?”

“丢死人了,不说了。”老肖懊恼地坐在阿发的椅子上,皱着眉头挠头发,又问:“老魏,你考得怎么样?”

“我还不知道呢。”

“怎么会不知道?你这家伙不想说是真的。”

“真不知道,网上没有我的成绩。那个单位说让等通知。”

“不会吧,考试是一起考的,怎么会没有成绩。你肯定是考过了,还不告我们。”

我知道,老肖这话是客套和虚伪,在他心里,我和他永远属于同一战壕。

“老魏,你们寝室这三个弟兄都考过了没?”

“没有啊,我看他们都没怎么复习。”

“娘希匹,复习顶个鸟用?”他抱怨道:“我倒是复习了一个月,一道题也没押得!两本书白去了我七十多块钱。”

“是啊,这种考试题很活,面很宽。我觉得突击复习基本上没用,还得靠平时的积累。”

“那些题,说难嘛,其实也不难,就是多的怎么也做不完。唉,我真是老了,反应慢了。这种考试就是给你们年轻人准备的。”老肖自怨自艾地说。

“哈哈,你想一个人跑到北京鬼混,老天爷偏偏不给你出轨的机会。”我打趣道:“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守着老婆吧。”

“唉……”他摊开手,“看来我这辈子与公务员无缘了。我准备和长沙的那个鸟学校签约了。”

“那个学校不错嘛,”我说:“人家好歹也是本科院校,还提供房子。你在长沙应该蛮滋润的。”

“其实长沙那个城市很不错的,”老肖有了精神,坐直了说:“我记得,我刚去长沙读专科的时候就想,我要是以后能留在长沙该多好啊。后来,还是回了岳阳,我当时就准备一辈子在岳阳了。来杭州读了研究生,觉得再回湖南吧,有点不甘心。”

“是啊,人总是要追求比实际高一些的东西,但是,最后得到的,往往还是那个实际的东西。”

“其实,我不适合做公务员,我说话太直了。”肖国才突然严肃起来,“但是不考吧,大家都考,我也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既然要考,就得准备一下。我觉得我复习得还算认真的。说是无所谓,其实心里还是有些期待的。”

“可是你考试没压力啊。你已经和长沙那个学校联系好了,有保底的。公务员大家都在考,但不是所有人进了这一行都能发展好啊。再说,北京的生活压力多大啊。”

“是啊,我以前有个同事考了北京市公务员,工作五年了,连房子的首付都拿不出来。”老肖自我宽慰着,“哪个地方都有好的一面。长沙不如北京繁华,可是生活蛮悠闲的。我联系的那个鸟学校,虽然单位不怎么样,可是我去了就能定成讲师,过几年就可以评副教授。晋升的难度比名牌大学小多了,等以后有了职称,找机会再调到好的学校去。哈哈……”

老肖说着说着,竟然高兴地大笑起来,在自己设计的道路上看到了无限的光明。

我却很困惑,哪一条路才是适合我的?去高校?我首先否定了这条路,因为我这张不争气的笨嘴。搞科研?我又厌烦那整天埋在书堆里的生活。从政?我又没有那套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本事。在别人自信满满地规划未来的职场轨迹时,我只能以短浅的目光,找个能和周菲在一起的稳定工作。

肖国才越说越得意,甚至说将来等他混好了,可以把老婆也调进那个学校,当个图书管理员,又轻松又稳定。老肖的深谋远虑,引起了我更深的自卑和惶恐。喜欢散播消息的老肖,又向我讲了几位师兄师姐的近况。查林泉已经在省社科院工作了几个月了。葛江海去宁波那个高校待了不到一年,跳槽了。黄芬如愿进了杭州某高校,待遇很好,满意得不得了。

等他讲完,我问:“别人呢?钟晴光毕业以后,你见过吗?”

“怎么没见过?去年他经常回学校。这小子越来越有派头了,不过他见了我,不敢摆架子,我对他知根知底的。”老肖一脸坏笑。

“他提拔了吗?”

“没有吧,没听说。”

“领导不是很欣赏他吗?”

老肖世故地说:“你没参加过工作,以后就知道了,不能把领导的话太当真。有时候,领导表扬只是为了鼓励鼓励你,让你多干点活。提拔的时候,还得看关系。以前,我在中学想当个班主任,中秋节还提着东西去看校长。”

我们专业的师兄,从政的、搞科研的、当老师的都有,可是没听说有哪位特别突出的。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不管干哪一行,似乎都很难脱颖而出,工作,最后就成了个糊口的饭碗。这么一想,让人对前途充满了失望。

当天晚上,研究所的叶主任打来电话,我笔试通过了!总分一百四十分,两周以后去北京面试。

挂掉电话,我喘息甫定,仿佛仍在梦中。李可在旁边说:“老魏真厉害,牛人啊,请客庆祝一下。”我只能说,我的运气好,幸运女神又一次眷顾了我。

欣喜之余,我有点隐隐的失落,我的岗位报低了。我这个成绩,报国办、中宣部、人大都够了。那些大机关才是“主干道”。这个研究所毕竟是个事业单位,清水衙门,我这个分数还有点浪费呢。

我想起了高考。我的分数本来能上好几所重点大学,可是因为志愿没报对,第一志愿没录取,只好在省城某二流大学落草了。这就是我的命吧,得到的总是比付出的少一点,但也不好不赖,年年有点收成。这条命运铺设的轨道,要延伸到多远呢?

隔了一会儿,我拔通了周菲的手机。

“这几天学得怎么样?”

“唉,心烦得不行,经常眼睛看着书,脑袋里就想别的事了。”

“真想在你身边帮帮你。”

“呵呵,我也想啊。可说来说去也没用啊,你又不能陪我。”她惆怅地说:“反正一大堆烦心事。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了,这种状态怎么能考上啊,还不如快点考完算了。我妈这几天又病了,我想回去看看呢。”

“你妈妈怎么了?严重吗?”

“还是老毛病,又犯了,一直在吃中药。我想回去看看,我妈不让,让我好好学习。我准备元旦的时候,回天津看看我妈。”

“是吗?回去看看吧。到时候,说不定咱俩可以见面呢。”

“为什么?噢,明白了,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面试?”她恍然大悟似的。

“是,刚通知我的。”

“老公好厉害啊。”她的声音欢快起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考上的。”

她一声“老公”叫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可是我故作矜持,说:“这话不敢说得太早,还有面试呢。”

“没问题的,老公好好准备吧。”

近来,这是她最亲热的一次。我的心情跟着好了很多。但是,我的成功并不能代替她,她还得为考研忍受煎熬。不管怎么说,这是为我俩共同的未来而迈出的第一步,值得高兴。

我等着即将来临的面试,也期待着与周菲相见的快乐。

当天晚上,我平静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千里之外的爸妈。妈妈的声音里洋溢着按捺不住的喜悦,“是吗?那就是通过笔试了吧?什么时候面试?好好准备准备,买件好衣服,穿得精神点。需要啥,就和家里说。”爸爸在旁边不停地向妈妈打问着,不等妈妈说完,就急切地抓过电话,着急地问:“秋枫,你问了没有?面试的比例的多少?”我说,听研究所人事处说,面试不限定比例,主要是根据考生的表现而定。爸爸高兴说:“那好那好,看来这个单位编制空得多。那应该没啥问题,认真准备吧,别紧张,应该没问题。”

虽然面试很重要,可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准备。除了找一些公务员考试资料翻看翻看,再复习一下专业书,其他的办法也想不出。毕业论文方面,已经交了第三稿,翁老师写了几百字的评语,肯定了文章观点和结构等主要方面,让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目前的进展也算是差强人意,又能放一放了。手里该做的事大体上都完成了,反而感到一种无所适从的迷茫。

杭州进入了最寒冷的季节,冬雨如期而至。冰冷的雨水淅淅沥沥地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浇灭了生活里的一切暖意。逸夫楼里的研三学生越来越少,此时还坚持守在自修室里的,绝对是真正的好学生。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自修室里坐久了,就冻得手脚冰凉,瑟瑟发抖。同学们溜到走廊上,不住地跺着脚。雨丝从宽阔的天井落下,淋在一楼的芭蕉树上。在灯光的辉映下,芭蕉树的叶子闪着清冷的光。女生们会照顾自己,她们穿着高高的靴子,手插在毛茸茸的暖手筒里。寝室里散发着霉味,被褥像浸过了水,冰凉湿重。每晚钻进被窝的那一刻,身上都会起一层鸡皮疙瘩。最冷的那几天,我晚上甚至穿着毛衣睡觉。尽管这是在杭州的第三个冬天,我们北方来的好多同学,身上还是起了湿疹,手脚更是长满了冻疮。多亏了钟晴光送我的那块他踩过三年的电热踏脚板,带来了寒冬里唯一的温热。

雨终于停了,可是天气依然湿冷。没等云开日出,天空就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雪花还没落地,就化成了小小的水滴。雪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雪粒。阿发说,他在杭州读书以来,这是第二场“大雪”。人们争相出去拍雪景,可是不到中午,地上的雪几乎都消了。

这场严寒袭遍全国。周菲说,天津十一月初就下了一场大雪,都没到小腿了,到现在还没全部化掉。怕冷的她,早早地就穿上了棉衣棉裤,“快把自己包成肉丸了”。我看不到现在她的样子,我想,穿着讲究的她,在冬天里也会保持着美丽的形象。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她的健康。还好,她除了前段时间得了一场感冒,关节倒是没什么毛病。

去北京真能见到周菲吗?每次临近期待的幸福时刻,我都会不禁担心起来。生活中这样的幸福时刻太少了,并且是那么脆弱,就像肥皂泡一样容易破碎。这几天,我经常幻想和周菲相聚的情景,是在北京见面呢?还是天津?

周菲最近情绪不太好,对我有些冷淡,我想给她寄些东西,一来是为了哄她开心,二来是为了给见面提前预热。

我踏着泥泞的雪水,行走在延安路上。阴云依然低沉地压在头顶,寒风卷着湿气一阵阵刮来,可是这里的人却像忘记了季节。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像贪婪的白蚁一样在这颗大树的枝枝杈杈上游窜。商店门前的喇叭不知疲倦地嘶吼着,招牌的灯光在阴暗的天色里显得更加晃眼。店员们在门口拍着手卖力地吆喝着。这是一片沸腾的海洋,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工地。

原来冬天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好东西啊,真是想都想不到。特别是那些保暖的东东,送给怕冷的周菲多合适啊。她不是说在阶梯教室里呆久了手会冷吗?送她个暖手筒,她可以把手暖暖和和地藏在里面。她脚冷了怎么办?给她买个电热踏脚板,再买个暖水袋给她捂被窝。噢,还有,她不是说想用奶瓶懒洋洋地躺着喝水吗?那就真的给她买一个,哈哈。

天黑时,我的背包里塞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什么暖手筒、手套、围巾、奶瓶、书,还有两盒热身贴。

在周菲回天津之前,这些东西及时寄到了她手里,一切似乎都遂人愿。

最近,是各种招聘会最密集的阶段。毕业生们频繁穿梭于全国各个城市,许多人不辞疲惫地赶场,抵得上最敬业的推销员。班里同学们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肖国才怕有闪失,已经与那所长沙的学校签订了协议。听说小敏与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和一家出版社都谈得不错,但还在犹豫观望。阿发与省水利设计研究院签了协议,引起了很多人的羡慕。新华社在杭州举办了一次大型招聘会,李可和他的许多同学们都通过了笔试,但是还有面试、写作、考察等几个环节,淘汰的概率相当大。

十二月底,我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李可和他两位同学也在这趟火车上,他们的目的地是新华社。他们嚷着说,和我不能比,他们是“去北京旅游的”。火车经过济南时,那两位同学调侃李可,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早晨,火车停在了北京站。北京,这个我从未喜欢过的城市,此时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干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粉尘气味,呛得我不停地打喷嚏。在杭州生活了两年,我居然不太适应北京的气候了。我斜挎着瘪瘪的背包,在火车站附近懒懒地走着。在一家不起眼的“平价餐厅”,我吃了一碗炸酱面。两年前,爸爸送我去杭州复试时,就在这个小饭店里和我吃了炸酱面。他边吃边说:“北京本地没啥好吃的,就数这个面最好。”爸爸极其珍惜粮食,平时家里有剩菜剩饭,他统统包圆。不论吃什么,他总吃得特别香甜。以前我吃过北京炸酱面,没觉得有什么好,可是自从那一次,炸酱面成了经常让我想念的美食。说实话,这个饭店的味道让我不太满意,等我在北京工作了,我一定要带着爸爸,尝尝最地道的北京炸酱面。

我按照叶主任交待的乘车路线,在北京站进了地铁,在万寿路换乘公交车。人潮像海浪,一波接一波地涌来,前一浪还未退去,后一浪又积聚起来。公交车掠过人浪,笨重地向前穿行。我心里默默地记下沿途的地标,年后,我可能还会走这条路。在万寿寺,我下了车。路旁有一所宽大的院落,青瓦白墙,高大的银杏树从墙头探出干枯的枝杈。难道这里就是研究所吗?沿着院墙走了几百米,才看到大门上的牌子,原来是一个著名的部队文工团。两位高挑的女兵挽着胳膊,站在门口。她俩扎着长长的马尾辫,脸上的妆似乎还未卸,眨着长长的睫毛躲避着行人的目光,那细长粉嫩的脖子格外惹人怜爱,笔挺的军装清晰地勾勒出优美的身材。寒风中,这两位女兵就像两株挺拔的小松树,成了一抹亮丽的风景。同这两个女孩相比,周菲显得多么平凡啊。这个突然冒出的念头,让我内疚起来,我怎么能因为眼前两个陌生的女兵,就嫌弃周菲呢?

研究所离文工团不远,大门普普通通,没有任何标记。武警威严地守在两旁,增添了几分神秘感。保安看过我的准考证后,让我去招待所报到。招待所就在大院内,是一座不起眼的二层小楼。年轻的服务员带着明显的优越感,冷淡地甩出签到薄,努努嘴示意我签字。我签了字,拿上房卡,找到房间。招待所的房间非常舒适,我躺在宽大柔软的床上,多希望周菲能陪在我身边啊。

自从回到天津,周菲的手机就经常关机。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我知道她心情不好,不想与人联系,但她怎么就不想想我的感受呢?她明白我失去她的消息时,心里是怎样的焦急吗?

我再次拿起手机,拔打她的电话,紧张地等待着提示音的响起。谢天谢地,居然听到了“嘟嘟”的声音,她总算开机了。

更庆幸的是,她还接了电话,我激动极了,像溺水很久的人,终于抓住了一根木头。

“你终于开机了,前几天怎么又关机了?”我本来想要克制自己,还是忍不住发了牢骚。

“唉,没心情啊,我的事真是一团糟。”她又是那种沉郁的口气。

“怎么了?是因为妈妈的身体吗?”

“是啊,我回家看到妈妈病成那样,还得给我做饭,心里好难受,有时真的不想考研了。”她几乎要哭出声来。

“考吧,都到这个份上了,再坚持半个月就好了。”我无力地安慰她。我为什么坚决不让她放弃考研呢?如果她不考研,就得回老家上班,我自己将被孤独地扔在北京,这种想法似乎太自私了。

我又问:“你这两天身体怎么样?没难受吧。”

“关节有点疼,”她说,这是我最不愿听到的回答。她补充道:“可能天津太潮湿了吧。”

“那怎么办,吃药了吗?要不要看医生?”每次她关节疼痛时,我都无比心慌意乱。

“没办法啊,只能用暖水带敷一敷。疼得不厉害,应该没事。我还说回来照顾我妈几天,想不到反而成了我妈的负担了。唉……”

“你在北京安顿好了吧?”她换了话题问:“我开机就为了问问你的情况。”

我很感动,“那我面试完了,能去天津看你吗?”

“到时候再说吧,”她淡淡地说:“你先安心面试吧,我得看会儿书了,以后再联系吧。”

电话里传来挂机的嘟嘟声。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把手机从耳边拿开。

火热的心,又被泼了一盆凉水。唉,人活着是如此无聊。为什么要苦苦折腾呢?以前周菲说过,如果我俩上大学时就认识,那现在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我俩已经在老家上了班,结了婚,平淡地过小日子了。如此辛苦地考研,值不值得呢?

晚饭过后,安静的招待所喧闹起来。叶主任来看大家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隔壁的几个房间,住的都是来面试的考生。房门纷纷打开了,叶主任逐个房间地打着招呼,还不时叫出一些考生的名字。有的考生似乎和她还很熟,亲热地聊着。看来,我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独生子”,没人会对我特殊照顾。叶主任的来访,使考生们互相认识了。她走后,考生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了一起。我把房门虚掩着,可没人进来,我只好悄悄地关上了房门。

第二天早上,叶主任召集考生,一起到研究所的会议室去面试。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普通的一天。然而,多年以后,这些人才会明白,那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人的一辈子没有几个这样的日子。

二十多位考生里面,只有一位娇小的女生。这些小伙子长得高大帅气,很多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在他们中间,我的信心再一次受到了打击。名牌大学、研究生、个子高、模样好,我本以为具备这些条件不是那么容易的。想不到中国真是不缺人才啊,这些男生,哪一个条件比我差呢?

研究所的办公楼灰头土脸的。夹在四周林立的摩天大楼中间,它就像蹲在屋檐下的寒酸佝偻的小老头。为了缓和大家紧张的情绪,叶主任边走边亲切地介绍:“这是咱们所里的办公楼,用了六十多年了,马上就要拆。后面那栋红色的高层,呶,那就是咱们的新办公楼。现在里面正在装修,最晚明年年底就能搬进去了。张处长昨天还和我说,你们这一批是最幸福的,什么都赶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咱们所马上要升格成研究院了,这个事已经批下来了,还给增加了一批编制。所以,你们之间竞争相对不是很激烈。”

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男生问:“叶主任,我们这些人里能留几个呢?”

“这得看你们自己,如果你们的表现好,所领导愿意要,我们人事处就给你们办手续。人事处是咱们职工的娘家,是为大家服务的,不会为难你们的。”叶主任爽朗地说。

她接着说:“还有,明年这栋老办公楼拆了,到时候会盖一栋高层住宅楼,所里人人都轮得上,包括你们新来的。你们问问别的单位,有几家单位还提供住房?”

同学们都很兴奋,争着向叶主任提出各种问题,大家就像已经成了所里的一员。

面试考场设在办公楼三层会议室,旁边的接待室作为候考室。叶主任点名清点了人数,简单介绍了面试注意事项。每人面试时间为八分钟,其中,自我介绍一分钟,其余时间由评委提问。考生按编号顺序进入考场,一号徐飞龙、二号袁震……我是十一号。徐飞龙被叶主任带进考场了,其他人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评委提的问题一样吗?”“不可能一样吧?要不,后面的人不是占便宜了吗?”“我听说,评委可能会用英文提问题。”“那可难了,听说咱们所里的评委英语都蛮厉害的。”“你不用紧张啊,你排在后面,评委已经犯困了,随便问两个问题,就放过你了。”

徐飞龙回来了,就是那位南方口音的瘦高个。大家像迎接回家的亲人一样,一涌而上,七嘴八舌地打问着。

“怎么样?难不难?”

“里面有几位评委啊?”

“有没有英语问题呢?”

站后面的一位大个子粗声大气地说:“不要吵,不要吵,别让评委听见。你们让人家飞龙先坐下,有问题一个一个地问。”他搂着徐飞龙的肩膀,把他按在椅子上,狡黠地笑着说:“我先问一个,评委提问什么了?”

徐飞龙说:“里面可能有十几个评委吧,每个人的问题应该是不一样的。我的问题都是和我论文有关的,你们的问题也应该是针对你们研究方向的。”这个南方人诚实而又精明,不愿多透露实质性的东西。

二号、三号、四号……考生们一个个进去又出来了。评委们的确是针对专业提问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同的。有的考生比较幸运,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就侥幸逃脱。有的则被评委逼问得十分狼狈,问了三四个问题,还不罢休。其中,两个考生说,评委用英语提问了。

终于轮到我了。叶主任点名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就开始加速。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聚集到我身上,那位叫宋晓慧的漂亮女生轻声说:“加油啊。”我挤出一丝笑容,冲大家点了点头,跟着叶主任走出候考室。

叶主任轻轻地推开会议室的门,“十一号考生,魏秋枫。”

我脸上堆着笑,站在会议室中间鞠了个躬。

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说道:“你好,欢迎你参加今天的面试,请坐。”

我在圆桌末端坐下,抬眼看了看在座的评委。评委们全都绷着脸,一声不吭,有几位不耐烦地皱着眉头,其中还有那位去杭州资格初审的宋老师。

气氛比我经历的任何一次面试都严肃紧张,我的心跳得更剧烈了。

那位年轻人一板一眼地说:“今天的面试有两个环节。首先,请你用一分钟的时间,作一下自我介绍。”

我微笑着点了一下头,努力把紧张的情绪压下去,“我叫魏秋枫,今年二十五岁。我出生在……”

我很懊恼,这段自我介绍,显得多么苍白啊!总共不到十句话,就是姓名、年龄、毕业学校、研究方向……简直就是一张干巴巴的简历表。本来,自我介绍这个环节是在意料之中的,应该是打动评委、展示自我的最好时机。可是,我事前却没当回事,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

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就没词了。评委们面无表情地盯着我,我为自己的草率感到很尴尬。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年轻人带着询问地口气说:“没有什么补充的了吗?”我笑着摇摇头。

“从你的资料看,你的研究方向是IPE,那么,请你谈谈……”

我这才注意到,每位评委面前都堆着一叠厚厚的材料,这应该是我们每个考生的简况、论文等资料。其实,这位评委的问题并不难,如果是笔试,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相信会答得比较完满。可是,评委的目光似乎要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好像矮了半截,低着头嗫嚅了几句,连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年轻人一直紧盯着我,看到我没有要补充的意思,转过头向坐在中间的几位老同志望去。一位老同志坐起身子,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说:“你的论文我翻了一下,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选题的意图?”

这位慈祥和蔼的老同志,大概是所里的领导吧,再次给了我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这个问题几乎相当于送分,在开题报告时,老师们就提问过这个问题。我感激地看着他,克制了一下紧张的心情,慢慢地进行回答。

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对得起这位老同志的格外开恩,他一直微笑着,让我心里平静了一些。

谁知,评委们对我的“审判”还没有结束。一位戴眼镜的光头评委直起身子,用英语提问起来。这人好面熟,是谁啊?想起来了,他就是经常出现在中央四台国际频道的那位专家。他的语速不快,但是因为夹杂了几个专业词语,我几乎什么都没听懂。我只好抱歉地笑笑,用英语请求他重复一遍。

这位专家板着脸又问了一遍,这次换了一种简单的说法,我总算听懂了大概的意思。可是,我被几个专业词语难住了,想说又表达不上来,吭哧了半天,还是没说成几句完整的话。

这几分钟真是漫长,每一秒钟都让我如坐针毡。我如释重负地从会议室出来,随之而来的,是近乎虚脱的失落感。

“你的时间真长啊,评委问你什么了?”宋晓慧好奇地凑过来。

“是吗?我进去了几分钟?评委们狂轰滥炸,把我搞晕了。”我含糊其词地说,真不想再回想前几分钟的面试。

候考室里的气氛轻松了许多。有几个人面试后直接回了招待所,他们说:“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抓紧时间出去逛逛。”坚持留在候考室的只有徐飞龙和那个大嗓门的大个子。那个大嗓门的高个子叫袁震,辽宁人,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他似乎和大家都很熟,他说:“回去有什么意思?大家天南海北的聚到一起不容易,多聊会儿,下午一起出去逛。秋枫,你不是对北京比较熟吗?下午你当我们的向导。”

时间过去了大半,评委们走出会议室休息。一位夹着香烟的评委大大咧咧地走进候考室,冲叶主任打趣道:“小叶,你的眼光就是高,今年给所里选的人不错,都是帅哥。”

“孙主任,我这不是认真贯彻您的指示精神嘛?你一开会就反映,自己又当指挥员又当作战员,下边没人干活,这次就给你们补充一批生力军。”

“不错不错,有小叶把关,我们就放心了。”孙主任环视了一下候考室,“哟,这里还有个小姑娘,万绿丛中一点红。”

“孙主任,小宋是南开大学世界历史专业的,将来就分到你们室,你可得关照她啊。”

“没问题,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们研究室多少年没有女同志,小宋我们要了。”

孙主任嘻嘻哈哈地说笑着,突然低声问叶主任,“今年有两个考生是我小师弟?我认识认识。”

“呶,就是他俩,徐飞龙、金海。”叶主任把这两人招呼到跟前,“这是你的两个小师弟,或者应该说是后生晚辈了吧。你负责关照。”

“徐飞龙,我知道,第一个面试的,表现得不错。金海这小伙子长得就精神,没问题。你俩回去代我向吴老师问好,我尽量把你俩留下来。”

孙主任毫不避讳地说着,我坐在旁边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也许,我三姑父的话是对的。可是,靠自己努力能办成的事还要去求别人,这不是显得自己太没志气、太没出息了吗?

后来,回想起那场面试,程序方面的漏洞很多。比如,考生怎么能自报家门呢?考生面试完怎么还能进候考室?评委和考生居然可以私下里见面!试题不统一,也会影响考试的公平公正……可是十多年前,没人会这样认为。再说,它毕竟是一个事业单位单独组织的面试,用人权在单位手里。总之,那是一次再也不会重来的机会。

那天中午,人事处在饭店请考生们吃饭,张处长特意从部里赶来和大家见面。他介绍了所里的很多情况。我们才知道,近几年,所里人员流动很快,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里提供的平台,大家有很多机会展示自我。“只要你愿意好好干,这里没有人会挡着你。”张处长最后说。

那天的烤鸭我没有吃出味道。我只记得自己坐在其中,感觉是那么的生分和拘束。我的确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差的人,我当时甚至为自己在所里的前途而担忧。我不要上讲台、不要上镜头,我不想再忍受那种极度紧张的折磨,我只希望能和周菲在北京过上安安稳稳的小日子。

午饭后,我来不及回招待所,在路上就拨通了周菲的电话。

她先问我面试的情况,我敷衍了几句,便急切地问她见面的事。

周菲叹了口气,“唉,这次就算了吧。你要回杭州毕业论文答辩,我也快考试了,时间太紧张了,下次再看情况吧。”

“没关系,时间来得及。你要是不方便来北京,我可以去天津看你。”我心想,我的宝贝菲菲,你怎么就不理解我此时的心情呢?别要说答辩还有半个月,哪怕就是明天答辩,我只要能过去见你一面,也心甘情愿啊。

可是,周菲根本不体谅我的心情。她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好了好了,一个大男人,别磨磨叽叽的。这次不见还有下次,又不是再也不见面了。”

我被她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得讪讪地挂了电话。是的,周菲有股男人般的爽快劲儿,可是这不应该用在我身上啊。每次遭到她这样的打击,我都尽量宽慰自己,这可能是因为她最近的烦心事太多了吧,作为男人,我不能计较这些。

挂了电话,我才想到刚才忘了跟她商量另一件事。半个月后,她将去省城参加研究生考试,而我那时也答辩完了,有机会和她在省城见面。我忘了说这件事,她怎么也只字不提呢?可能是她考研的压力太大了吧?但愿考研过后,一切都会变好。

回到杭州,挡在面前的只剩下研究生生涯的最后一座大山了,论文答辩。不用说,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胆战心惊的考验。我的语无伦次的陈述,无形中让论文的陈色大打折扣。评委席中,林老师和潘老师,以及从社科院请来的两位老师都板起面孔,一脸严肃。我陈述完毕,想不到,蔡老师首先发话了,对我的论文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让我感动得简直热泪盈眶。其他几位老师看在蔡老师和翁老师的面子上,对我手下留情,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了事。

当天晚上,中外所的四位导师和我们毕业生在张生记聚餐。难得的是,翁老师还请来了金太泳老师和他的夫人。我们后来得知,金老师几年前曾患过一场大病,治愈后,他萌生了在世界各地游学授课的想法。他这样做,不为钱,不为名,只为在有生之年发挥余热。说来惭愧,我们研三的大都没有学完他的课,坚持下来的只有陈俊杰一人。席间,大家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论文和工作这两项。导师们从肖国才口中得知我的情况后,都很高兴,说我的工作是跟专业是最对口的。林老师鼓励说,工作以后要继续学习,争取读博深造。潘老师说他有个同学在那里工作,以后可以关照关照。翁老师虽然话不多,但脸上始终洋溢着欣慰的笑容。在校期间默默无闻的我,毕业之际居然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口中的好学生。

那天,恰好是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天。从饭店一回到寝室,我赶忙给周菲打电话,想商量一下见面的事情,顺便问问她考试的情况。然而,电话里响起的又是那熟悉而冰冷的关机提示音。

我安慰自己,“可能她刚考完试,心里正烦着呢,懒得理人。想想我自己,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发牢骚,“这个菲菲,太任性了。这么大的姑娘了,一不高兴就不理人。你难道不明白,你伤害的都是爱你的人吗?”

尽管联系不上周菲,我也不能傻等。我跑到教工路的火车票预售点,买了一张回省城时间最近的票。明天下午,研究生考试全部结束。后天,我就到省城了,只要周菲多待一天,我就能跟她见面了。

第二天,我上了火车,一路上心神不宁,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什么时候才能熬到火车到站啊?天黑了,火车进入安徽境内,周菲突然发来一条短信,我兴奋地打开一看,却犹如空中浇下一桶凉水,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短信上说,“朋友们,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的心情很不好。原谅我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以后我会跟你们联系的。你们的朋友,周菲。”

愣了好一阵子,我才清醒过来。赶紧给她打电话!她可以不跟别人联系,但不能把我算在内。再等一天,我俩就可以见面了啊。到时候,她心里有什么委屈,都可以一股脑的发泄在我身上。

我哆嗦着拨通了周菲的手机号码,电话里嘟嘟响了两声,接着被挂断了。她居然挂我电话!这简直不可想象!我失去了理智,不停地拨打,每次都被她挂断。这样打了四五次,她手机关机了。

我木然地倚在座位上,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空。明天这个时候,火车就到站了。然而,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经过疲惫不堪的一日一夜,我回到了省城。走出火车站,天空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脖子里冰凉冰凉的,多么熟悉的地方,多么熟悉的味道,然而,我却茫然不知所之。看着站前广场涌动的人潮,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我该去哪里?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还是去学校找周菲。然而,刚走两步,我又犹豫地站住了。我连周菲的具体住址都不知道,怎么找她?我只知道她和李倩住在学校的教职工宿舍。那里有很多教过我的老师,要是遇上,我该怎么说?再说,昨天考试已经结束,今天她很可能已经离开了学校。还有,杨换芝应该也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说不定还留在学校。万一遇上她,那可就完蛋了……如果不去找周菲,那我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我脑袋里像灼烧似的疼痛,真恨不得一头倒在这雪地里,让刺骨的寒风冻结我的灵魂,让漫天的白雪将我与这个世界隔离。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大冷天,她穿的毛衫居然是低胸的,在这风雪天裸露着白花花的脖颈。

“大哥,要不要住宿休息?”她眼角的皱纹泄露了她的年龄,却还叫我大哥。

“不要。”我扭转头,本能地拒绝了。

“去看看嘛,有小姑娘服务的。”她像鲶鱼一样游近我身边,挽住了我的胳膊。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身体好像不属于自己,任由她拉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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