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过了一个星期，我和换芝坐上了回县城的火车。
这趟绿皮火车从省城直达我们县城，沿途停靠二十多个大小车站，不到三百公里的路程，却要走六个多小时。有人嫌它太慢，宁愿多花几十块钱坐大巴，但对我们学生来说，它既便宜又安全，绝对是回家的最佳交通方式。
今天，这趟火车挤满了寒假回家的学生。大家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有打牌的、有嗑瓜子的、有讲笑话的，车厢里弥漫着胶皮、灰尘和方便面的混合气味，肆无忌惮的哄笑声时不时地从人群中响起。
我和换芝靠窗户坐着，位置不错，相对舒适，这得感谢我的临时室友张勇刚同学。十天前，他就帮换芝提前订好了车票，他俩的座位连在一起。早上进站时，他不声不响地从换芝手里把我的车票换了过来，自已钻进了最后一节车厢。
想到这里，我对换芝说：“张勇刚这人不错，我在他宿舍住了一个星期，对他印象挺好的。你怎么老说人家死板呢？”
“他就是死板，我们班女生都这样说他，整天板着个脸，跟谁都不说话，好像苦大仇深似的。”换芝不以为然地说。
“你们女生就是以貌取人。我觉得张勇刚是内秀型的，他在宿舍经常看哲学书，讨论起正经问题来挺能说的，就是性格跟我有点相似，不爱表现而已。”
“他怎么能和你比呢？他学习可差劲了，老看一些乱七八糟没用的书，长得又黑又矮，像个土豆。你学习好，还是帅哥。”换芝边说边得意地挽住了我的胳膊。
我摇了摇头，略带无奈地说：“起码张勇刚经常帮助你吧？”
“这倒是真的，他是咱老乡，又是我同学，当然应该帮我了。秋枫，不知为什么，自从跟你在一起，我就懒得注意别的男生了，他们在我眼里都不顺眼。”
我笑了一下，说：“我总觉得咱俩把张勇刚一个人晾在那里，有点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等人少了，我过去把他叫过来，和咱们一起吃零食。”
火车在茫茫的雪原上行驶了四个小时，中途经过几个大站，很多乘客下了车，车厢里宽松多了。
换芝靠在我肩膀上睡了一会儿，醒来后把张勇刚叫了过来。
张勇刚扭扭捏捏地在我俩对面坐下了，换芝怠理不理地问了他几句，又靠在我肩膀上打盹了。
想不到换芝在张勇刚面前毫不避讳，旁若无人地跟我亲热。我又尴尬又后悔，本来是心里过意不去，才让张勇刚过来一起坐的，这下反而弄巧成拙，让张勇刚心里多难受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递给张勇刚一包瓜子，他默默接过去，低头嗑了起来。
我偷偷瞄着面前这个沉默的男生，他缩着脖子，脑袋埋在肥大的羽绒服里，乱蓬蓬的短发中居然夹杂一些白发。他皮肤黝黑，眉毛浓密，颧骨突出，厚实的嘴唇向外翻着，这些都是我们家乡人的典型特征。此刻，他心里显然在翻江倒海，他的眉头紧锁着，面色通红，脸上的粉刺显得更加凸出。
其实，我早就发现张勇刚有点暗恋换芝。作为老乡，他俩从上大学就走得比较近。我和换芝找了对象之后，张勇刚与换芝的来往就明显减少了，和我见面时也有点不自然了。我在杭州这半年，经常听换芝说张勇刚帮她这帮她那，似乎恢复了以前的亲密。前几天，我住在张勇刚宿舍里，他每天早出晚归，似乎又在有意躲避我。
就像换芝说的，张勇刚是那种三棍子打不出屁来的人，这一点倒是跟我很像。我和他的区别在于，我是口舌拙笨，想说说不出来。他是性格内敛，不愿外露。站在男生的角度，我很欣赏张勇刚，他不仅爱读书、有思想，而且性格沉稳、待人真诚。我曾想，也许张勇刚和换芝在一起更为合适。第一，以世俗的眼来看，他俩更加般配。第二，我觉得张勇刚是真正地喜欢换芝。
不知什么时候，换芝靠着我进入了梦乡。张勇刚把一袋瓜子都嗑完了，站起身指了指厕所的方向，便悄悄地离开了。
中午时分，火车进入县里的地界了。车厢里顿时活跃起来，有人站起来活动身体，有人在座位上整理包裹，回家的渴望冲淡了旅途的疲劳，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兴奋和喜悦。
换芝突然惆怅地说：“秋枫，咱们回到家，就不能像在学校一样每天在一起了吧？”
“当然不能像以前一样了，不过你可以去我家找我嘛，我也可以去你家。”我随口说道。
“真的吗？你爸妈还没见过我呢，我可不敢随便去你家。”她认真地说。
我愣了一下说：“没关系，我爸妈挺随和的。你要是真不想去我家，我可以去找你嘛。”
换芝笑了，“我知道，我爸说你爸妈人很好，可是我还是觉得紧张。”
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火车喘着气缓缓停下了。
乘客们一窝蜂地向车门挤去，换芝拉着我的手说：“秋枫，我怕咱俩一起出去，会碰上你爸，你先下车吧。”
“那你呢？你还有个大箱子呢。”
“不用管我，我和张勇刚一起走，让他帮我搬。”换芝指了指车厢后面，张勇刚正站在那里木然地望着窗外。
我拍了拍换芝的胳膊，拎起旅行包走出了车门。刚下火车，一阵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呛得我忍不住咳嗽了几声。这塞外高原上的北风，干冷清爽，吸入肚里，就像灌进一杯冰水，从嗓子眼到肚子，上下都凉透了。
我紧闭嘴唇，缩着脖子，向出站口走去。
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大风刮得天空干干净净，天格外高远，蓝得像海一样深不可测。太阳聚成一个白色的小点，挂在南山上空，投下明亮的光线。
出站口接站的人不算多，却把狭窄的出口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挥着手，大声吆喝着自己的亲朋好友。
我一眼就看到了挤在人群中的爸爸。他戴着棉帽，脸冻得通红，正伸着脖子踮起脚朝我用力挥手。我还没走到出口，他就抢前几步接过我的包，嘴里责怪说：“这么冷的天，咋不多穿点？脖子还在外面露着。”
“不冷。”我一边说，一边把羽绒服的帽子翻上来戴在头上。
爸爸从怀里掏出一条围巾，说：“你妈怕你穿得少了，给你拿了条围巾，快围上。”
我接过围巾，松松垮垮地搭在脖子上。爸爸急了，说：“这么围怎么行？风都灌进脖子里了，得把领口扎紧，围得厚点。”他拽下我的围巾，仔细在我脖子上缠了两圈，把我的鼻子嘴巴捂得严严的，然后结结实实地挽了个疙瘩。
“骑摩托车可冷了，得围得紧点。”爸爸说着，跨上了摩托车，开始蹬启动杆。可他用力蹬了好几次，都没能发动起来。
我怪不忍心的，说：“我来蹬吧。”
“不用。天气冷就是这样，多蹬几次就着了。”说完，爸爸继续蹬起来。每蹬一脚，他嘴里就哈出一团白气，像是使出了全身的力量。
蹬了十几次，摩托车终于发动起来了。这辆为我家服务了十年的嘉陵摩托车，又嘶吼着前进了。
从火车站向南大约走二里地，就进了县城。
这座小城像周边大多数县城一样，面积不大，格局简单，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关大街把县城分成两半，县里的单位、商店大多汇集在这条街上。这条大动脉上延伸出十来条小街，像毛细血管一样连接着南北两面的居民区。在大街以北不远的地方，至西向东蜿蜒流淌着一条小河，叫管云河，属于桑干河的支流。县里人习惯把管云河以北称为“北城”。北城主要包括王庄和李庄两个村，换芝家就在王庄。
我们穿过北城，路过王庄，行驶在管云河大桥上。冬天的管云河，变成了一条干涸的沟渠。河岸长满了枯草，河底结了冰，几个不怕冷的孩子正在冰面上划冰车。
过了管云河大桥，就进入县城中心了。
从我记事起，县城好像就没什么变化。直到现在，最高的楼还是工商局的六层办公楼，那还是二十年前盖的。如果说变化，也就是零敲碎打修修补补，或者原样翻新换个门脸，就像前几年，红旗商场改成了百货大楼，县政府招待所改成了塞外宾馆。
但这次回来，我发现县城有了新气象。
城关大街两边的店铺挂上了风格统一的招牌，红底白字，整齐又醒目。原来那些黑乎乎的小吃店不见了，多了几家整洁明亮的服装店，居然有“真维斯”、“班尼路”这些城市里才能见到的连锁品牌。城关小学旁边，一家装修一新的快餐店即将开业，招牌上写着“肯德鸡块”。更显眼的是，十字路口安装了红绿灯，摆上了交警指挥用的台子，这对横七竖八走惯了的县里人来说，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想不到短短半年时间，县城就发生了这么大变化，还有了点现代化城市的气息，让人不能不感到惊讶。
路过工商局时，爸爸指着办公楼后面新盖的两栋楼房说：“那两栋楼就是工商局新盖的宿舍，明年就交工呀。”
“明年咱家能搬进去吗？”
“说不准，交了房还要装修，装完起码得再晾半年。”
我扭过头，目光停留在后面那栋楼第三层的一个黑窟窿上，爸爸说那就是我们未来的家。也许明年，我们就会告别住了二十年的老院子，搬到那个四方框框里面了。
过了城关大街，就到了县城最南的南关村，我家就住在这里。这个村的人大多在城里上班，有的单位在村里盖了整齐的宿舍，算是县里的第一批高档“小区”了。
然而进了村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荒凉凋敝的景象。村里那条原本平整的水泥路变得坑坑洼洼。烟草公司、自来水厂、建材厂那些气派的砖瓦房，如今褪去了鲜亮的颜色，显得灰暗破旧。墙角旮旯堆着又脏又黑的积雪，有些已经冻成了冰疙瘩。
半年没有回家，我家的院子竟然也旧了、老了。记忆中的门楼特别高大，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爬上去，骑在门楼上居高临下望着邻居家的时候，心里是怎样的骄傲和兴奋啊。弟弟站在下面羡慕得不得了，可他太小了，干着急爬不上来。最后，这家伙居然告密，让妈妈把我喊了下来。门楼两边的墙砖是我和弟弟创作的小天地，我们用铁钉在上面刻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图案。我爱刻的是动画片里的人物，像擎天柱啦、克塞啦、机器猫啦……弟弟则是乱画一起，最像样的就是歪歪扭扭地刻了几个字“大、小、多、少……”。
现在，曾经高大的门楼变矮了，甚至伸手就可以摸到顶。门楼上被我骑得溜滑的地方，现在耷拉着一簇干枯的狗尾草。然而想不到的是，我和弟弟刻的那些图案，尽管蒙了一层土，却依然清晰可见。
院子里的每一片土、每一块砖、每一株草都见证过爸爸洒下的汗水。盖五间正房时，我刚开始记事。我记得虽然雇了几个工匠，可是爸爸下了班就拉沙子、和泥、劈栈，还要干很多小工的活儿。打家具的时候，爸爸自己操作电锯破木材，有一次不小心被电锯切掉一截指头。那两间南房是后来盖的，没有雇人，上梁架檩这些大活靠亲戚朋友帮忙，其它小活都是爸爸一个人一点点干完的。至于垒花墙、垫院子之类，更是爸爸亲手完成的。
爸爸热爱劳动，在院子里开辟了一片小小的菜园，这片菜园曾经给我和弟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童年乐趣。春天，菜地翻过以后，像海棉一样松软，散发着新鲜泥土的气味。尽管爸爸不让我们进去乱踩，我和弟弟还是忍不住偷偷溜进去又蹦又跳，恨不得在地上打几个滚。该播种了，爸爸在前面挖坑，我用瓢端着玉米、豆角、南瓜的种子，弟弟把种子拈到坑里。开始我和弟弟还觉得新鲜，但不一会儿就没了耐心，把瓢往妈妈手里一塞，跑到一边去玩了。最难忘的是种西红柿和黄瓜，爸爸买了秧苗直接带回来，秧苗的根部裹着泥块，整整齐齐地摆在柳条筐里，不像蔬菜，倒像精致的盆景了。当这些可爱的秧苗被种到地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但沮丧的心情很快被兴奋所取代，因为马上就要浇地，我和弟弟可以玩水了。
夏天，院子里的蔬菜长得茂盛极了。西红柿和黄瓜的蔓疯了似的往上窜，我和弟弟跟着爸爸学打杈，把那些不听指挥的新枝掰下来。我俩特别爱干这个，因为这几乎是我们能独立完成的唯一工作，干完以后很有成就感。每隔几天，我和弟弟就要去看看有没有新长出来的枝杈，心里还嫌它们长得太慢，不够我们掰的呢。南瓜像吹气球似的长得飞快，几天不见就大一圈。南瓜叶子有锅盖那么大，有一次捉迷藏，弟弟趴在南瓜叶子下面，害得我和表哥怎么也找不到。
秋天，对大人们来说，是充满喜悦的丰收季节。可是我却感到非常失落，西红柿、黄瓜、南瓜的蔓被连根拔起，菜园里一片枯枝败叶，我的乐园覆灭了。在这失落之中的唯一慰藉，就是躺在玉米秆上晒太阳。中午，太阳晒得玉米秆热乎乎的，我经常仰面朝天躺在上面，望着深邃的天空和缓缓流动的白云，想像那高天之上的景物，渐渐地，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现在，院子里显得衰败没落。干枯的玉米秆、茄子秧、南瓜藤胡乱堆在墙根，肮脏的积雪和泔水结成的冰在菜地里铺了一大片，那几棵果树都凋落成干瘦的枯枝，没有一丝生气。曾经漂亮整齐的花墙也歪曲倾斜，像佝偻着身子的老人。
听到摩托车的轰鸣声，妈妈急忙掀开门帘跑了出来，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笑容。
“怎么才回来？饺子早就包好了。我隔一会儿就趴在窗户上瞭瞭，等了好大一会儿了。”她老远地大声说。
“本来就是这个时间嘛，今天没晚点，着急啥了？”爸爸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看得出他也是满心欢喜。
我们进了屋，妈妈连珠炮似问道：“怎么不多穿点？冻坏呀。火车上人多吗？碰上以前的同学没有？早上没顾上吃饭吧？冷了哇？赶紧靠着暖气暖和暖和。”
我握了握暖气片，温不吞吞的不算热，这自家烧的土暖气比楼房里的暖气确实差多了。
妈妈对爸爸说：“你给孩子倒点热水，洗脸洗手，我赶紧炒菜、下饺子。”
不一会儿，厨房里传来油花四溅的爆响声，飘出炸带鱼的香味。这是我从小就闻惯了的迎接新年的味道，在我家，带鱼和新年，似乎紧紧地拴在一起，过年要吃鱼，一吃就是带鱼，平时几乎不吃鱼，吃鱼都是在过年的时候。这时，我突然感到，新年近了，年味浓了。
妈妈在厨房里掌勺，爸爸打下手，两人有说有笑，就像家里办喜事似的。我洗完脸，在屋里东瞅瞅西看看。窗户玻璃刚刚擦过，窗棂上糊上了崭新的白纸，贴上了鲜艳的窗花。堂屋窗台的上水仙花正在开放，给萧索的冬日增添了一抹亮色。爸妈的房间仍是老样子，简单朴素，甚至炕头上那摞报纸还是半年以前的。西屋没烧暖气，温度很低，冬天当作储藏室用，堆满了各种年货，冻得硬梆梆的带鱼、半架子羊、拔光了毛的猪头、腌在瓮里的豆腐干……
我走进我和弟弟的房间。房间里擦抹得干干净净，就好像我们一直住在这里似的。唯一的变化就是墙上多了一块石英钟。我仔细一看，上面用红笔写着两行小字，“家教有方，贵子成龙，全体同事恭贺魏主任爱子秋枫考研成功，二零零一年十月。”
我心里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在学习上，爸爸从未给我施加过任何压力。不论是中考、高考，还是考研，他都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说，“放松考吧，正常发挥就行。”其实我知道，在他心里，我和弟弟的学习占有最重的分量。每当我们兄弟俩考了好成绩，他都会高兴好几天。但我没想到，这次考上研究生，爸爸和他同事会这么大张旗鼓的庆贺，真让我有点惶恐了。
不知什么时候，爸爸走了进来，轻描淡写地说：“你去杭州以后，我和你妈请我们单位的人吃了顿饭，他们就给送了块表。菜都炒好了，咱们先喝酒吧，让你妈下饺子。”
饭桌在堂屋里，上面摆了四五盘菜，干炸带鱼、胡萝卜炖羊肉、凉拌猪头肉、豆腐干、花生米，都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爸爸兴致很高，打开一瓶白酒，给我倒了一盅。
“这是过八月十五，你三姑父从北京回来给我带的酒，一瓶二百多呢，你尝尝好赖？”
其实，爸爸喝酒喝了几十年了，我却很少喝，可是他居然相信我的鉴赏水平。每当有好酒，总是要让我尝尝，我说好，他才认为这酒确实真的不错。
我呡了一口，入口绵软，辛辣浓烈，与别的白酒似乎并没有太大区别。为了不冲淡爸爸的兴致，我点头说好。
爸爸很高兴，端起酒盅来喝了一大口。
我接着爸爸的话头问道：“三姑过八月十五也回来了吗？”
“他们一家都回来了，你爷爷八月十五前几天得了中风，他们主要是回来看看你爷爷。”
我心里一惊，忙问：“病得重吗？”
“头几天挺严重，半个身子麻得没知觉，说话也说不清。后来输了两个星期液，又一直针灸，现在好多了，就是一条腿还不灵活，走路得拄拐杖。”
“那以后能好利索吗？”
“再好也难，估计就这个样子了。中风主要是血管的问题，人老了，血管缺乏弹性，就会越堵越窄，能保持住目前的情况就不错了。”说来惭愧，我在外面很少主动给家里打电话，大多是爸妈打给我的，接起来说不了几句话就挂了。爷爷生病的事，爸妈从没跟我说过。
这时，妈妈把饺子端上了饭桌，“秋枫，赶紧趁热吃，羊肉胡萝卜馅的。前几天，你大姨给了块好羊肉，让给你们包饺子，尝尝香不香？”
我夹起一个送进嘴里。妈妈看到我面前放着一盅酒，马上埋怨爸爸，“你又让孩子喝酒了，你也自己少喝点吧。”
“没事，少喝点对身体还好呢。”爸爸说：“秋枫能品出酒的好赖，说这个酒不错，我喝着跟高粱白也差不多。”
“你喝啥都一样，孩子要喝就喝好的，但是要少喝点。”妈妈虽然说得挺严厉，可是脸上一直带着喜悦的笑容。
爸爸带着征求的口气说：“刚才，我正和秋枫说他爷爷生病的事了，我说，吃完饭，让秋枫去看看他爷爷吧。”
妈妈立马拉下脸来，露出不悦的神色，“孩子坐了一上午火车，累的，刚回来，咋就让去？晚上还要去我大姐家呢。下午歇歇吧，要去也是明天再去。”
爸爸像犯了错似的，嘟囔着说：“可是我爹他们知道秋枫回来了，第一天回来不去看看，不太好吧？”
“不是告诉你，先别和他们说了吗？”
“刚才我去火车站的时候，遇上他大姑父和小强了，他俩正去我爹家呀。他大姑父问我干啥，我就说接秋枫呀。他大姑父那人，去了我爹家，管保啥也说了。你说寸不寸，平时碰不上，偏今天碰上。”“碰上就碰上了，嘴在你脸上长着，你就不会编个话？再没有比你更笨的。”
爸爸低声说：“反正是知道了，人家小强他们放了假，天天在我爹家陪着，咱们要是不去看看，让他姑姑们说闲话呀。”
妈妈发了几句牢骚，不情愿地说：“去就去吧，吃了饭，让秋枫睡睡再去。晚上我大姐还让去她家吃饭了。”
说实话，我也不想去我爷爷家。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接触很少，提起去爷爷家，我就发愁。倒是小强他们这几个外孙、外孙女和爷爷奶奶很亲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懂得了，有些事情虽然不情愿，但是也要去做，这大概就是责任了吧。
相反，我对大姨和三姨、舅舅家却感到亲切得多。每次去大姨家，都有一种欢呼雀跃的感觉。我喜欢大姨家那种轻松自在的气氛。我问起了我姨和舅舅家的情况。妈妈说，大舅家的孩子，一个说上对象了，过了年就要结婚。一个中专毕业，在家呆了半年了，还没找下工作。大姨家的表哥，在县电业局上了两年班了，还是临时工，大姨为这事动不动就数落大姨父，把大姨父愁坏了。三姨家的儿子，今年没考上大学，正在复读，好像现在学得也不怎么样。
说也奇怪，妈妈这边亲戚的孩子，学习都不怎么样，一个考不上大学，其他弟兄们接二连三地都名落孙山，就像传染似的。唯独我和弟弟是个例外，我的两个姨姨经常流露出对我弟兄俩学习的羡慕。妈妈说大姨听说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高兴地流下了眼泪，“老二，秋枫可是给你争气了。你还用发愁啥了。咱们姊妹四个，就你的孩子们争气。”
妈妈说话快得像机关枪。爸爸拙于表达，几次张嘴想问，都被妈妈抢过话去。等到爸爸有张嘴的空隙的时候，该说的话好像都被妈妈说完了。
吃过饭，爸爸问妈妈去不去。妈妈来了一句，“我去干啥呀？”接着又说：“要去就少呆一会儿，别看人家小强他们。”
路上，爸爸说起我上学后的一件小事。当时，我已经去了杭州，爷爷专门去我家，给了我爸爸五百块钱，说是让我买书的。爸爸说，爷爷以前对我和秋江很一般，可是这几年，我们弟兄俩考上了大学，我又考上了研究生，出乎意料。爷爷这么做，说明他从心里开始转变观念了。
进了爷爷家的院子，院里停了不少摩托车和自行车，能听见家里的说话声。
大姑父听到我们的摩托车响声，就趴在窗户上向外望着。我们走进屋里，他说：“正说你们呢，来得这么快。”
屋里坐的站的满满一屋子人。有大姑、大姑父、小强，二姑和她两个女儿琳琳、珊珊，二叔、二婶和他们的小儿子秋华，从北京回来的三姑，还有从王庄下来的爷爷的表弟，我叫他三爷，三爷正盘着腿和爷爷坐在炕上。
爷爷倚在炕头的行李上，炕桌上用眼镜盒压着摊开的一本书，看不出与以往有啥不一样。
爷爷看到我们进来，问：“秋枫啥时回来的？小强，再给你哥抓点瓜子花生来。”
小强熟练地打开酒柜，抓了些花生糖果。
他们这样热情，更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似的。
我跨在炕沿上，问了爷爷几句病情。
今年秋天的一个早上，爷爷像往常一样，想起床在院子里散散步。可是，半边身子却麻得抬不起来了。就这样中风了。
爷爷对自己的病情好像懒得多说，问了几句我上学的事情，一边揉着左手的穴位，一边慢吞吞地说开了。
“我们那个时候，想念书也没条件。我是上了夜校才识了几个字，后来自己找书看。你爸他们念书的时候，我和你奶奶都上班，管得少，就你三姑上了大学。你们现在条件好了，国家鼓励读书，能念还是要念，不管社会怎么变，这始终是正路。秋枫小时候学习一般，也可能是我们了解得少，我感觉是越大越好，这又上了研究生，可得好好学了。秋江学习也不错，比秋枫考的大学还好了。我刚才和小强还说了，你们这些小弟兄们，可得跟住你哥了，一个带一个，都学成材。”
爷爷说话的时候，眼睛时而盯着地面，时而又望望窗外，像是在对我说，又像在教育我们几个孙辈，又像在自言自语。
爷爷说完，大家都没有做声。大姑父拍了拍小强，用轻松的口气说：“小强，听见你姥爷说的了吧。今年高考没考好，明年咱们再来，跟上你秋枫哥。”
爷爷说话的时候，大姑一直阴沉着脸。小强的学习成了她的心病，小强小时候本来学习不错，而且全面发展，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上高中后，慢慢掉队了。亲戚们都说，是大姑管得太严了，孩子本来学不进去，硬逼着学，搞得厌学。我和秋江、二叔的大儿子秋实考上大学以后，大姑更着急了，平时就是爷爷奶奶说她两句，别人都不说。
小强一直低着头。二姑、二婶都说：“小强再复习半年，没问题。”“是啊，咱要后来居上，争取考得比你哥他们都好。”
大姑说：“小强，这下你秋枫哥回来了，你经常向你哥请教请教，问问人家咋学英语了。”
大姑一说开就收不住了，“你期末考试数英语考得差，你自己分析分析原因，是不是记不住单词？以后咱哪怕每天记二十个，一百天就记二千个，高考够用了哇。单词都记住了，你还不知道句子说的是啥意思？”
小强低着头，不停地点头。
大姑的脾气又直又倔，说着说着，又来了气，把小强训得抬不起头来。大家都觉得小强挺可怜，又不好拦着。最后，还是奶奶说：“小强，你妈说这些，都是为你好了。你以前基础也不错，你和秋华都得向你秋枫哥、秋实哥、秋江他们学习。”
奶奶一说，大家的话题又转移到我身上。
二婶说：“咱们的孩子，都没问题。秋枫带了个好头，小弟兄们都能跟上。”
聊完孩子的教育问题，三姑开始询问爸爸和叔叔、姑姑他们的工作情况，大家的话题自然集中到县城今年的变上来。
“今年城关大街的变化可大了，原来街上灰塌塌的烂房子，现在都拆了，县里要统一规划。大街也要拓宽，中间弄成绿化带，以后就像个县城的样子了。”
“是哩，早该这样了。不看临近的几个县，这几年发展得多快？”
“人家那几个县里都有煤矿哩，咱们县就靠农业，咋能赶上人家么？”
“县里不是说要发展旅游业么？听说，有好几个外地的大老板愿意来咱县投资开发了。”
“就咱们这小山沟，还有人愿意花钱来？我看是瞎折腾，闹不成。”
三姑毕竟是在北京工作的，她说话就像领导似的，站得高看得远。她说，这一届县委班子是很务实的，新任县高官年轻有魄力，县里发展旅游业是长远考虑，现在虽然效益不明显，可是随着社会发展，以后肯定能吸引很多城市人来休闲度假。另外，三姑的很多话代表了三姑父的观点，所以，大家对她说的比较信服。
最后，做生意的二叔说：“明天秋实也回来呀。咱们定个时间，去饭店吃顿饭，请请这些在外面念书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