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刚刚登基，突厥颉利可汗便率十余万大军南下，一路上所向披靡，竟长驱直入，抵达长安郊外的渭水北岸。是时长安城中仅有数万守军，李世民不得不率中书令房玄龄、侍中高士廉等六人来到渭水，与颉利可汗订立“渭水之盟”，答应每年给颉利进贡。这就是李世民后来所说的“渭水之耻”。
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李世民决定趁突厥内乱的机会，北上讨伐，以雪“渭水之耻”。他任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并全权节制另外四路总管，从五路进击突厥。
对李靖来说，对突厥的作战并不是头一次。早在武德八年(625年)，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余万人越过石岭，大举进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唐高祖马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统率一万多江淮兵驻守太谷，与并州总管任瑰等迎击敌人。由于突厥来势凶猛，诸军迎战多失利，任瑰全军覆没，唯李靖军得以保全。不久，又调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李靖新率骁骑三千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急驰到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南)，距颉利可汗的都城定襄(即大利城，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境内)仅有数里之遥。
李靖敢于孤军深入，而且进军神速，令颉利可汗大惊失色。颉利对部下道：“唐兵若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李靖不等颉利有喘息之机，便发动铁骑猛攻定襄。颉利措手不及，只得狼狈出逃。
李靖仅以三千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定襄，顿时威震大漠。
时值严冬，颉利可汗逃到铁山(在今内蒙古境内的阴山之北)，极为窘迫，乃遣使至长安向李世民求和，表示愿举国归附。其实这只是颉利的缓兵之计。他欲待春暖之后草青马肥，再与唐军大战。李世民答应与颉利讲和，并派鸿胪卿唐俭为使者到铁山抚慰突厥部众。
李靖此时正驻扎于白道(今内蒙古默特左旗)，送走路过此地的唐俭，李靖即对部下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逃至大漠以北，联合回纥、薛延陀等族众，再想消灭之就难了。今皇上诏使至其处，颉利必会宽心，不再防备。若选精兵一万，带二十天的口粮，迅速袭击之，颉利可不战而擒。”
当时还有将领对此有些疑虑，认为皇帝已经答应与颉利议和，而且也派出了和谈使节唐俭。如果对颉利发动突然袭击，有抗旨之嫌。再说，唐俭已到突厥营地，如果突袭颉利，则唐俭性命休矣。李靖解释说，皇帝并没有专门下诏令大军暂停进攻，作为大将，应根据战场形势决定攻守事宜。只要能彻底消灭突厥，此时也顾不得唐俭了。
于是，李靖亲率一万精兵随唐俭之后北进，至阴山全歼突厥的一部巡逻骑兵，而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颉利的牙帐。此时颉利因李世民答应与其讲和而洋洋自得，忽闻唐军从天而降，仓促之间，难以集合兵力迎战，只得骑上一匹千里马逃跑了。
没过几天，成为孤家寡人的颉利可汗便被唐军俘虏。
李靖此次袭击颉利的战术，与韩信袭齐之战如出一辙，亦是乘敌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溃敌人的有生力量。至此，突厥部众15万人、牲畜数10万头，皆为唐军所获。自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域，遂划入唐朝的版图。
李靖在明知李世民已经答应与颉利可汗讲和的情况下，审时度势，果断予敌以突然袭击，一战即从根本上解决了突厥之患，其功甚伟。李靖凯旋后，李世民果然非常高兴，说：“李陵率步兵五千远涉绝漠，但最终是投降了匈奴。如今李靖率三千人马，就踏平突厥，这是自古未有的胜利。足以洗去我在渭水所受的耻辱了！”太上皇李渊闻讯也很高兴，叹道：“当初汉高祖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以后也未能报仇。现在我儿子把突厥给灭了，我让位给他，真是所托得人，我以后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在庆功宴上，太上皇李渊用琵琶伴奏，太宗皇帝亲自起舞。
此后北方突厥汗国的属国相继请降内附，尊李世民为“天可汗”，李靖被拜为尚书右仆射，参与国政。
灭东突厥，这是李靖为唐朝立下的一大边功，也是自古以来汉族与北方民族作战所从未有过的丰功伟绩。从此，唐朝北方边境晏然无事，人民安居乐业。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应该说首先得益于李靖的赫赫军功。
突厥颉利可汗部落覆灭后，唐朝顿时威震八方，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纷纷向唐朝称臣，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李世民实际上成了“天下共主”。
魏征的身后凄凉事
唐太宗与魏征，一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英明君主，一位是以直言进谏而著称的贤臣，二人相得益彰，成为贞观以来最理想的君臣组合，在后世广为传颂。
魏征生前，备受唐太宗的信任。太宗曾经说过：“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还亲手解下自己身上的佩刀，赐予魏征，以示尊崇。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病情恶化，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及时通报病情，所赐药膳无数，中使相望于道。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探病，并将衡山公主许配给他儿子叔玉。十七日，魏征病卒。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陪葬昭陵。
安葬魏征时，太宗万分悲恸之极，登内苑西楼，望丧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之后，他日夜思念魏征，有一次上朝时，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如果没有以后的翻脸，他们留给后人的确实都是闪耀的光芒，让人们不自觉地企羡这种君臣和谐如鱼水的关系。
遗憾的是，魏征死后，经过短暂的思念期之后，唐太宗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唐太宗确实是一个宽容大度、能知人善任的君主。贞观初期人才济济，文臣、武将极一时之盛，可谓荟萃群英于一庭。但这些人中，除了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这一批从晋阳便追随太宗的元勋外，太宗麾下更多的则是敌对阵营中的人，尉迟敬德原是宋金刚的人，李世民、秦叔宝、程知节都是李密的人，薛万彻则是原太子李建成府中的副护军，魏征、王珪是李建成东宫府官，封德彝则是隋室旧臣。太宗不计前嫌、唯才是用，在他们的辅佐下，成就了文治武功的大好局面。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魏长贤曾仕北齐为屯留令。魏征少年时父亲即去世，家道中衰，陷于贫困境地。但他“落魄有大志，不事生业”，曾出家做过道士。从小爱好读书，多所涉猎。时值隋末，天下渐乱，他“尤属意纵横之说”。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投到李密属下，任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
李密降唐时，魏征随同入关，但长期不被任用，便自请去安抚山东豪杰，于是被授任为秘书丞，来到黎阳。这时，李密旧将李勣仍拥兵据守，魏征致书李勣，认为李密拥兵数十万，一蹶不振，已归降唐朝；今黎阳为兵家必争之地，宜早归降，以免后患。李勣得魏征信后，遂决意降唐，并开仓运粮，支援淮安王李神通军。
不久，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获了魏征，任其为起居舍人。至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魏征再次归唐。太子李建成闻其名声，引荐他任太子洗马。从此，魏征成为东宫的座上宾。
魏征事奉皇太子，竭智尽力。他见秦王位望隆重，暗中有夺嫡之志，为提高太子声望，稳固储君地位，便与太子中允王珪劝告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太子依从其建议，奏请了高祖，总领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统河南、河北诸州军马，以讨伐刘黑闼。
魏征随太子远征，在洺水(今河北曲周东南)连破黑闼军。鉴于以前的高压政策，致使窦建德余部再次起兵，他遂向太子建议，采取安抚策略，百姓由此归心，刘黑闼也很快束手就擒，从而结束了河北一带动荡不安的局面。
此时，秦王功勋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严重威胁着太子的地位，魏征常常劝说太子快想对策，李世民也风闻此事。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门事变，秦王诛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召来魏征，责问他当初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使他们兄弟不和。魏征却毫无惧色，直言不讳地说：“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秦王听了，一时很气愤，但又敬重他的才干与耿直，仍以礼相待，引荐他为詹事主簿。
不久，魏征任谏议大夫。原太子及齐王之党羽散亡在民间，虽有赦令，犹不自安，有的人还告捕以邀赏，闹得人心不安，于是派魏征宣慰山东，并允许以便宜行事。魏征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正遇州县押送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去京师。他说：“吾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思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遂当即命令全部释放。李世民听到后，对魏征不顾嫌疑、忠心奉国的精神深为敬佩。
魏征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征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
魏征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征向太宗面陈谏议有50次，呈送太宗的奏疏11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征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
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征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征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征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征“每廷辱我”。不难看出，魏征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尽管太宗对魏征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征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征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征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征比做良匠，自己比做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征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