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玛尔”系藏语音译，意为“红水河”，又称曲玛莱河、曲玛河、曲麻曲，均此意。旧称“那木其沱乌兰木伦”，系蒙古语音译，意为“像树叶一样的红色长河”。楚玛尔河全长515公里，它的源头有两支：北支发源于可可西里湖东南约12公里处，源头海拔4920米，全长46公里，河宽5米，水深0.3米；西支发源于可可西里湖南侧的黑脊山南麓，峰顶海拔5432米，全长45公里，河宽4米，水深0.2米。两支流汇合后，东流94公里注入叶鲁苏湖。干流穿湖20公里流出，曲曲折折流经青藏公路桥，进入了通天河。
打住。我要讲的故事是楚玛尔河上的公路桥。
楚玛尔河上的公路桥有四代，我能作证。
50年代末的一天深夜，我们汽车连队运载着一批支援西藏平叛的战备物资，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楚玛尔河。前线告急，我们原计划连夜走路奔赴拉萨。没想到天黑桥险，难以过河，只好车停人宿在河边的帐篷兵站，等天亮后再起程。
架在楚玛尔河上是一座什么样的桥呢？
今天我在描写它的时候，一直想到有一样东西最能形象、准确地把那座桥显现出来，那就是：木头笼子。横七竖八的木柱、木板、木条组成了一座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桥。桥的十几根立柱是木柱，桥中间那两根最吃劲的立柱是由多根木柱围起来的圆筒状，中间填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桥面是木板和原木互相参差铺就；立柱与立柱之间或木板与木板之间，都用或直或斜的木条牵连着，起到固定作用；当然也有铁铆钉，但不多，所有铆钉都是“ㄇ”形，总是出现在最重要的结合部。奇怪的是，桥面上的那些原木和木板都没有固定，是活动的。汽车在通过时，桥体的各个部位都会发出很不情愿的吱吱嘎嘎的叫声。
就是这样的桥，汽车黑灯瞎火地通过不栽进河里才怪呢！桥两头的地点各插着一块木板，上写：楚玛尔河。至今，这两块木板的形状仍旧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那肯定是两块没有经过任何锯磨刨光的随意捡来的木板，很不规则，大小不一。写在上面那4个字显然不是出自很有笔力人的手，软塌塌的像散了架一般，很不受看。
一句话，那座桥是我这一生第一回见到的如此简陋的桥，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桥了。50年代，国家毕竟很穷，修青藏公路是上上下下都下了很大决心才东凑西拼起一些经费修起来的，楚玛尔河上能有这么一座桥让汽车通过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还必须说明，这已经是楚玛尔河上第二代桥了。第一代桥之简陋就可想而知了。那桥叫“漏水桥”。它是怎么修建起来的呢？
说穿了“漏水桥”就是在水下修一座桥，实际上还是水下路，只是与沱沱河那条水下路略有不同罢了。首先需要探清河水主流道和次流道的位置，然后兵分两路开始修“桥”。在次流的地方用石头鳞次栉比地铺上几层石头就成了水下路。主流处水深，有的地方深到1米，铺水路就很费周折了。需要羊皮筏子帮忙，这是远古至今甘肃黄河上游水上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宋史·王延德传》说：“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其实，在现实的皮筏制作原料上，除了羊皮外，还有牛皮。但是习惯上人们还是统称羊皮筏。幸亏慕生忠从兰州出发时就预想到江源区水系多浪头大，特地购买了十多只羊皮筏子。他是准备载人的，现在要运载着石头沉河修桥，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
开始修“漏水桥”了。羊皮筏子载着用红柳条编成的“马槽筐子”，筐里装着石头，岸上有人用四根绳子牵着将筏子放到河里一定的地方。一个筐子下水很容易被水冲得到处移动，很难停放在既定的位置上。他们就用绳子将三个或五个筐子串在一起再投放，河水就冲不动了。筐子停落在一起并不是目的，只有把落水的筐子铺成水下公路，才算完成任务。这样就必须有人钻入河里进行水下作业。水下作业异常艰苦且危险，几十个人轮流下水工作。沉筐，放石，铺路。一拨又一拨人，一层又一层石块，水变浅，路成形。“水下桥”就这样修起来了！
这就是楚玛尔河上的第一代桥，它诞生于慕生忠修青藏公路的那个艰苦年代。严格地说，它还不能算桥，只是用石块在河水里垒起的一道立体的石墙而已。但它很坚固，车碾马踏，承载着人类征服大自然改造江河的最初智慧。
据说，青藏公路通车后的第二年，也许是第三年吧，国家就拨款整修公路，包括在楚玛尔河上修建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座木桥。用今天人们的眼光看，那木桥依然是很简陋，但是隐藏于水下的较之这“漏水桥”，它已经大大地改进了一步。毕竟这是人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桥了。
大约是“文革”中期，我在楚玛尔河上看到的就是一座钢筋水泥桥了。桥移了位，紧挨着第一代桥，但是第一代桥和第二代桥都不复存在了。新建桥的桥柱是水泥浇灌，合抱粗，上面残留着大水漫过的印迹。桥面为碎石子铺设、桥不很宽，蛮结实。过桥的汽车不必一辆一辆地过了，但车速还是很慢。我依稀记得桥头的限速标志上写着40公里。
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就这样无声地消失了。长江照旧流，它源头的大河小溪也照旧流。长江和它的子孙们似乎永远保持着一种秘密。但是它分明张着嘴巴，要对人们诉说什么。是的，两岸的变化留在它走过的每个季节里，它能不激动能不诉说吗？
后来我看到了楚玛尔河上的第四代桥。我一直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那是90年代初，那一年夏天，我和卢江林将军组织的“七月走高原”文学创作笔会的20余名作家，跨上了世界屋脊。我站在楚玛尔河桥头，给我的同行们说了这条河上桥的变迁史。我这个从历史隧道的烟尘里走过来的见证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家关注。20多名作家几乎每个人都站在刻着“楚玛尔河桥”的桥头与我合影留念。楚玛尔河的波浪淹没了多少旧故事，然而它的河波上又生长出了多少新的故事！这就是历史，人类之所以永远那么自信，那么朝气蓬勃地向着未来，就是因为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我没有调查过第四代桥建于何年何月，这好像并不十分重要，但是从它那雄伟坚实的混凝土外表，我确信无疑地看出这是一座体现着现代科技水平的大型公路桥。尤其是那两溜排列壮观的粗壮立柱，威风不减地顶着宽广而厚重的桥面，给人感觉它就是顶天立地的巨人了。一辆辆过桥时根本不用怎么减速的汽车，一天中能用飞旋的轮子碾出一百个春天，去喂养一个西藏。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在修这座混凝土大桥时，原先那座水泥桥依然保留着。它已经残缺了，很疲惫地站在原处，显然因为卸下了长久的沉默与孤独，它倒有些轻松的样子。现在，每当人们走在楚玛尔河大桥上时，向上游约千米左右的地方望去，就能清楚地看见那座桥影。它也在很有兴趣地含情不露地看着望它的人。
第三代桥，还有第一代桥，第二代侨，它们静静地躺在长江源头沉默着。不是不说话，而是无话可说。其实沉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奔腾！
2009年8月，为了到长江源头实际感受、创作这篇“治水”报告文学，我特地上了一次青藏高原。在楚玛尔河的公路大桥上，我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全身的，半身的，侧影，坐相，都留下了纪念。之后，我站在桥头四下眺望，温暖的太阳把长江源头照得那么灿烂、安详、阔远。无边无际的草原平展地延伸到远处的雪山下，雪山闪射着耀眼的银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野花缀满草滩，牛羊成群，犹如朵朵白云在游动。楚玛尔河、沱沱河、当曲、布曲、北麓河……网状般布撒在长江源上，洁净、宽舒、明丽。当我移动脚步，转过身的一瞬间，看见身左侧的阳坡有一面鲜红的旗子，在微风中有节奏地摆动着。
同行的朋友告诉我，那就是沱沱河水文站！
沱沱河水文站纪事
沱沱河水文站坐落在沱沱河畔的一个阳坡上。来到长江源头的人总是最先听到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随之就看见了一间白亮亮的很惹人注目的小房子，这就是水文站惟一的一间平房，工作、吃饭、睡觉全在这个长方形的空间里。不知是哪位热爱生活的诗人【说不定还是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在这小房的外墙壁上写下了这样四句诗：
窗含西岭银雪
门泊进藏车流
前窗观雨后窗望雪
夜枕涛声进入梦乡
字写得虽然歪歪斜斜，音律也好像欠了点。但是很有味道，谁读了都会联想万种。作者是谁，问遍了水文站几个同志，他们都摇头，只说那天早晨起床后他们几个人几乎同时发现了这首诗。据说头天午后来了一个什么团十多个人参观水文站，不留神就写下了这首诗。当然站上的人也怀疑是他们的小张写下的，这家伙有点文化水，平时总是会哼吟几句酸溜溜的打油诗。小张死不承认，他说你们瞧我这歪瓜裂枣的模样，肚子里能盛这么文雅的诗句吗？不去管它了，就算这首诗是在水文站的墙上野生野长起来的吧！我是1997年到水文站采访时看到这首诗的，当时这首诗诞生已经有十来年了，那就是说大约在1987年人们就看到了。大家怀疑可能写诗的那个小张已经内调到甘肃一个什么地方上班了，要不我会好好采访他的。不知为什么，我总觉那首诗出自这位小张的手。太可惜了，错过了一个采访对象，少得到了好些很宝贵的写作素材。
我为什么要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地提这首无名诗呢？因为水文站的同志都对它很不以为然，他们讽刺地说，真是个酸诗人，我们的生活有那么浪漫吗？我们有那份闲心去浪漫吗？不说别的，我们吃的沱沱河的水也是咸的，涩的，还得到别处去拉水做饭。一年四季守着一个季节，冬天，手和脚都快冻成冰块了，还能悠闲地观雨望雪，去他个娘的吧！
我们撇开那首诗不谈，还是走到沱沱河的现实生活中来吧。那里实实在在是异常艰苦的地方。水文站所在地海拔4500米，属严重高山缺氧地区。气候严寒，昼夜刮风，夏天也落大雪。人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衣，最冷的季节棉衣早就抵挡不住酷寒了，需要用“四皮”全副武装全身：皮大衣、皮棉帽、毛皮鞋、皮手套。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笑话，在青藏线上流传至今：一年夏天，水文站的一位同志去京城办事，动身前长江源头正飞飘着大雪，他披挂着“四皮”出发。往内地一路走去天气就越变得暖和起来，他也就不断地减少着身上的衣服。到西宁后就脱掉了皮大衣，到了西安倒车时他又甩掉了毛皮鞋和皮手套。到北京那天，一下火车他便看到满世界的人都摇着扇子。空气热烘烘的，一会儿他的额头就渗出了汗粒。可是他的头上仍然扣着油不拉叽的大皮帽子。许是在冰天雪地呆得久了，习惯了头上终年捂帽子，天气再热他也可以让帽子压在头上才觉着舒服。这位戴着大皮帽的“沱沱河人”，就这样旁若无人地走在盛夏首都的大街上。人们都向他投来了惊异的目光，他也没有发现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异于众人的特殊穿戴。
沱沱河的奇寒酷冷把好端端的人都折磨得麻木了，傻了！
这一天，我在青海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格尔木分局办公室，采访了老水文工作者王伟同志。王伟在1966年3岁那年，就跟着父母来到青海。他毕业于湖北水利学校陆地水文专业。20多年来他的双脚几乎踏遍了青海大地上的江河湖海。好像天生的吃苦咽苦的筋骨，他爱在最困难的地方摔打自己。他在唐古拉山下的雁石坪水文站和沱沱河水文站就不挪脚地工作了八年。这两个水文站都位于长江源头，所以王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江源水利人。直到今天，他还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生活。妻子在西宁上班，儿子在广州上学。长江源头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王伟吃尽了苦头，也营养了他的筋骨。王伟百感交集地给我回忆了那八年中他和同事们所经受的一切。如今已经是水文水资源勘测分局领导的王伟，在回忆起昔日的事情时，显然是把今天的自己打碎，重新拼合成在沱沱河水文站工作的那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对那个地方的那段经历太有感情了，这使我对他充满了敬意。我觉得他这大半辈子永远是长江源头一个普普通通的含辛茹苦的野外水文工作战士。难得的本色！
他的回忆是悠远的，有时甚至难免有几分沉重。这，我能理解，能给予他深深的同情。
我先给王伟提了一个很幼稚的也是带常识性的问题：水文站的任务是什么？
他说：观测水位，试测流量，记录水的蒸发情况。一句话，就是发现和掌握水的变化规律，为开发利用水资源积累资料。
他们具体的工作程序分巡测、住测两种。观测的时间有四段和八段两种，四段是：早晨8时、下午14时、晚上20时和凌晨2时；八段的观测时几乎贯串在一天24小时的始末：2时、5时、8时、11时、14时、17时、20时、23时。
水文站的同志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超负荷地运行，奔忙。这就告诉人们，坐落在源头的那间小屋只是他们吃饭睡觉的歇脚地，他们真正活动的舞台是在四野茫茫、风骤雪狂的世界屋脊上。王伟的回忆显得沉重、悠长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特地找到了2006年的一份旧材料，从记录在上面的那些让我们外行人似懂非懂的文字上，可以猜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文工作者为观测长江源的水文资料付出了多么艰辛的汗水和心血--
沱沱河站，1958年9月设立，在格尔木市唐古拉山沱沱河乡政府所在地，是长江流域金沙江上段沱沱河的干流控制站。该站高寒缺氧，东经92°27′，北纬34°13′，海拔4500多米。控制河长350公里，集水面积为15942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约9.4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25.2m3。历年最大流量为750m3，发生在1966年8月24日。历年最小流量为0m3，发生在1976年2月6日。多年平均输沙量111万吨，多年平均降水量288mm。历年最大年降水量8mm，发生在2005年。多年平均蒸发量为1702mm。该站观测项目有：水位、含沙量、降水量、蒸发量、水温、岸上气湿、地下水位、地下水温、冰情。
确实都是一些技术性术语，枯燥，外行人很难看得懂。但是，这是沱沱河水文站的同志们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丰硕成果。他们的工作有多繁琐、多单调，从这段文字上就可以感受得到。不是一月两月，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年年如此。王伟一干就是8年，有的比王伟干的时间还要长，还有的一直干到退休。没有一种甘于奉献的精神，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