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飘逝的花头巾》的主题开掘
人生的旅途变化莫测。有人奋进，有人沉沦，有人随波逐流。可是，环境的转换，思想的变易，际会遇合，必然隅然，又使得情形更加复杂错综。昔日的沉沦者也许会猛然醒悟，奋起直追；今日的奋进者，也未必没有可能因目标不远，信念不坚，渐入颓唐，“绕了个大圈子”之后，反落入庸俗生活的泥淖。人生真象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我觉得，作家的使命和职责，眼力和力段，恰正在于从这“莫测”的“万花筒”中测出人生的真谛，绘制画幅，创造形象，敲警钟，唱赞歌，促人回味沉思。最近，读到陈建功的新作《飘逝的花头巾》，很有感触，感到这篇小说在揭示当代青年的心态上，在探索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方面，颇有新意；特别在主题思想的开掘上，向前深化了，有了新的进展。
这几年，我们读到过不少描写青年生活的好作品。我们见过描写处于十年浩劫的逆境中仍然自强不息的青年的作品，见过描写冲破现代迷信的桎梏，大胆解放思想的青年的作品，见过把迷惘的弟弟唤醒的作品，见过给个性恢复名誉的作品，见过挽救失足青年的作品……可是，我们却很少见到，在谢惠敏（《班主任》），吕宏（《夏》）式的人物日见其少的情势下，在社会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生活又提出新的要求的情况下，能够准确、深入描写青年的思想和道德面貌的作品。而《飘逝的花头巾》所写的，正是在新的现实面前，那曾经是“奋斗者”的有为青年们，那曾经积极进取过的青年们，如何在处境改善之后，出现了新的思想上、道德上、人生信念上的分化和歧异，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沉沦和令人振奋的警醒。小说着重刻划了两个青年形象：乡下姑娘沈萍和城市高干子弟秦江。作者透过他们在人生追求上的错综变化，似乎在探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先前的奋斗者，后起的觉醒者，他们的生活位置由于环境的改变常处在变化之中；怎样才能使青春不褪色？怎样才能不被社会生活中庸俗的一面所污染？怎样在振兴中华的激流中寻找到自己新的“奋斗支点”？无疑地，这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严肃的人生课题。作者自然没有、也不必抽象地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通过了他的人物去启示读者沉思。
花头巾啊，它曾经那那么火红，那么鲜艳，象一面胜刺的旗帜似的，飘拂在长江的一艘客轮上。它的主人，来自乡镇的姑娘沈萍也确实是值得骄傲的。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她曾一直处在逆境中，过去“推荐上大学，哪次也没我的份儿”。可她“不认命，不认熊”，不向命运低头，发愤自学，竟以初中毕业的学历，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而且“考了个全地区的第一名”。她自负、矜持、踌躇满志。她不但把花头巾系在船栏上，作为标记，向在江岸的小学校里教书的母亲豪迈地告辞，而且狠狠地刺激了一下正在当船员的秦江：“男子汉大丈夫，干吗那么熊？”这花头巾，这锋利的言辞，这热烈又自负的姑娘，不禁引起秦江的嫉妒，好奇和钦慕的复杂感情。此时的秦江，刚从大都市的空虚无聊的生话樊笼中走出，虽已感到有被生活淘汰的恐慌，但实在还没有多少奋斗进取的勇气。沈萍和她的花头巾象一把火，点燃了秦江上进的欲望。年轻人的心就是这般的奇妙：秦江决心刻苦学习，也要考上那所大学，要去见她。果然，浪子回头，才华和激情又逐渐回到秦江的身上；果然，他的心愿于两年后实现了。他就要到那所大学，与他梦中的女神会面了。
这不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吗？即以这段青年男女相互激励的情节敷演铺陈一篇小说，不是既可以颂扬在逆境中进取的精神，又赞助了对空虚生活的挣脱的勇气吗？事实上，我们以前的不少小说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度上提炼主题的。这样的主题也自有它的积极意义。然而，《飘逝的花头巾》并不想在这样的思想水准线上停下来，它要探索比这更为复杂的人生，比这更深刻，更值得回味的人生哲理。随着小说中人物的信念和追求的变化，小说的主题也向深处进展了。
当秦江怀着激情去会见他人生道路上的“点火者”，去领受梦寐以求的传奇式的相见的喜悦时，他惊愕地发现，“花头巾”还在，不过已经褪色了。沈萍的目光开始暗淡，她正处在狭隘的个人恩怨的愁闷和牢骚之中。她哀叹于自己“既不是名门之后，也没有什么学术界的关系”。她也愤激，也不平，也蔑视，不过那是因为她挤不进名教授的门槛，不能加入有身份地位的“那一伙儿”，以及没有钻营的门路而引起的。生活象魔术师，生活真会捉弄人！是沈萍无意中点燃了秦江心中的火，可现在她自己的火倒熄灭了，或者说燃起了一种个人欲望的火；沈萍曾在精神上助秦江一臂之力，使他终于告别了“那种餍足而又空虚，富足却又无聊”的生活，可是曾几何时，这种生活却又成了沈萍不惜以自己的青春作赌注去追求的目标了；高干子弟秦江好不容易挣脱了庸俗生活的泥潭，乡镇姑娘沈萍又几乎是很轻率地绕回到这泥潭的边缘上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里面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人生教训？作者在探索，读者也在思考。
陈建功的探索基本上是成功的。我觉得，小说通过沈萍的悲剧，不止是简单地写了一出个人主义的悲剧。那样的主题早已有过，不算新鲜。小说的新意在于，它写出了秦江和沈萍的思想、道德、爱情上的矛盾，实际是当前现实矛盾在青年中的必然反映。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我们的人生观念、恩想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已经从“左”的羁绊中矫正过来，个性开始受到了尊重，“红与专”的关系有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个人才智的发展受到鼓励，“人的价值”重新肯定……沈萍表面看来，不也很象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吗？问题在于，同样是为事业的成功奋斗着（秦江的小说得了奖，沈萍受到了高教授的青睐；同样在追求爱隋（秦江执着地寻觅理想中的爱人，沈萍攀附着一个即将出国的富家子弟），但这两种追求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究竟反映了怎样不同的人生理想，人生道路？要正确辩识和评价这种“不同”是困难的。作者给自己出了难题，他正是要从两个主人公的生活道路中去辩识这种“不同”，给落伍的“奋斗者”敲警钟，给不懈怠的奋斗者唱赞歌。这也正是小说主题新颖的所在。
沈萍的形象耐人寻味。她曾经象火中的凤凰一样可爱。当她在十年浩劫的压抑下，为寻求出路奋斗时，她是勇敢的、执着的。虽然这多半是为了个人，但未尝不是对“血统论”，对文明的遭践踏，对不公平的待遇的反抗。她在寻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向“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了挑战。假如，沈萍能够由个人的反抗进而肩起时代的使命，由为了一已处境改变的奋斗转到为整个社会的改造而奋斗的话，她的花头巾也就不会褪色了。可惜，进了大都市，进了高等学府，耳孺目染，她的奋斗目标仅仅停留在提高自己的身价上了。一次结伴秋游“没有叫上她”，她感到委屈、悲哀，在和那些见多识广的同学交谈时，由于她没有听说过“玛祖卡和波尔卡”，遭了嘲笑，又感到酸楚、丢脸。可当她幸运地在客厅里与著名教授谈了一通话后，却又眉飞色舞，大为满足。这仅仅是浅薄吗？不，正象小说里写的：“原来她的心里，埋蒙着一颗虚荣的种子”。这颗种子遇上了生活中的浊流，迅速地膨胀萌发，以至于在私人生活上也落入了被欺骗、被玩弄的陷阱。沈萍似乎一直在揭力提高“自我价值”。但她恰恰忘记了，“自我价值”的提高正在于从为社会服务，为四化奋斗中才能获得。只有具备了振兴民族的远大目标，才会从个人的小悲欢中摆脱，才会找到“新的奋斗支点”。有一次到郊外植树，她看到较为贫瘠的农村，颇有感触地说：人的命运真难捉摸。你说，要是落生在这个荒山野岭，过一辈子“多惨”。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的命运和这荒山、孤村、放羊娃之间其实有很深刻的内在联系。由此我们也就不难领悟出，为什么沈萍一步步向生活的泥潭走去，直到被一个纨椅子弟玩弄的根本原因了。
警钟在秦江的耳边回荡。他从樊笼中冲出，险些折回去，幸好遇到了沈萍。那是一种正向的鼓舞。沈萍一步步地陷进泥潭，秦江无力拉住她，却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又是逆向的警策。秦江这个人物的思想发展脉络虽不够清晰，但作者是把他作为一个在人生的阶梯上步步登高的“奋斗者”来颂扬的。他的经历是曲折起伏的。“文革”中随着爸爸的浮沉，“得意，沮丧，酩酊大醉，咒天骂地”，一度无法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简直象个“多余人”。后来感到“活着没劲了，想换个活法儿”，才跑到长江上当船员。但他毕竟觉醒了，而且境界在逐步升高。他把真名“马明”换成笔名“秦江”，考上了大学，写小说又得了奖。他本想“藏着S大学的校徽，拿着获奖证书，突然出现在爸爸面前”；可是，沈萍的悲剧使他警醒了，他为自己设计的得意场面而感到羞愧，他要走更加坚实的奋斗之路。作者为秦江这种扎实、深沉的人生追求，唱了一曲赞歌，虽然这赞歌还不够浑厚有力。是的，秦江还会不会又回到他曾经沉溺其间的生活泥淖中呢？他在竭力避免和他的“老相识”们见面，隐姓埋名，为的不被拉下水去。可是，作者似乎并来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主观随意性的问题，光凭主观战斗精神是不能抗拒社会浊流和漩涡的裹胁的。要真正获得免疫力，抗腐力，最根本的还在于从与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取得力量。而这，在秦江的转变和奋斗中，是描写得很稀薄的，遂使这个人物缺乏坚实的依据，所以他也就不象安泰立足于大地那样的有力。这似乎暴露了作者思想上的某种偏颇，包括《迷乱的星空》中的顾志达的形象创造，也有此不足。
但《飘逝的花头巾》毕竟是一篇立意新颖，思想上有新的开掘的力作，显示了作者对现实的认识更加深化和清醒。它的主要成功在于主题的开掘上。应该指出，不论沈萍还是秦江，都还缺乏丰满的血肉和鲜活的个性，而且秦江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包括和父亲的多年音信不通，他的突然转变，他的忽登文坛，都有些描写上的纰漏。
这是一篇思想的深刻与形象的不够丰厚并存的作品，多少有点为了观念而削弱了更精细的个性刻划，“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的弱点。陈建功是有才能的。正象有的评论者指出过的，他有两副笔墨，有两把“板斧”，一个“土”，一个“洋”，一副笔墨善写工矿生活，以生活的气息和语言的“乌金”见长，另一副笔墨善写知识分子，以内心体验的贴切和笔调的委婉含蓄取胜。这一回，他好象把两柄“板斧”台在一起，一下子“楔入”当代青年生活的核心里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