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老”、“杜少陵”等。汉族，湖北襄阳人，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有一千四百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备受推崇。公元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之。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有很多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
志向远大，从小作诗
杜甫出生在官宦世家，祖父在朝廷做官，父亲曾任司马。杜甫从小就志向远大，最崇拜的是远祖杜预，他是晋代的名将，多彩善战，懂得法律、经济、工程，还曾注解过《左传》。
杜甫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幼小的杜甫寄居在姑母家里。姑母不光教他读书识字，对他的生活也照顾得无微不至，他和表弟每天在一起游戏玩耍，写字学画。可是一场大病把兄弟两人击倒了，姑母悉心照顾杜甫，把杜甫从死神手里夺回来，表弟却病死了。这让懂事后的杜甫难过了很长时间。
杜甫六岁时见到公孙大娘舞“剑器”，到晚年仍然记忆犹新。公孙大娘是当时最优秀的舞蹈家，伴随着有力的音乐，她忽而从天而弱落，光彩夺目，忽而拔地而起，凌空飞舞。当时的情景是万人空巷，掌声雷动，矮小的杜甫挤在人群中，忘情地欢呼。据说，草书家张旭观看了公孙大娘的舞蹈之后，书法大有长进。这种激昂顿挫的舞姿，对以后杜甫诗歌的创作风格也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杜甫七岁开始作诗。儿童作诗，往往以动物为题材，杜甫咏的是神鸟凤凰。在古人心目中，凤凰是祥瑞之鸟，它象征着王朝的兴盛。这似乎是一个预兆。因为杜甫一生心系国家，虽然他颠覆流离，但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困顿不堪，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总是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在姑母的精心照顾下，杜甫长到十几岁时，身体健壮，欢蹦乱跳。姑母家的院子里种着梨树和枣树，八月秋风送爽时，树上梨黄枣红，他爬上爬下地帮助姑母摘梨打枣，欢声笑语飞满庭院。
漫游吴越，遇见李白
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杜甫二十岁时开始漫游吴越，五年之后归洛阳。不久他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此间，杜甫的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马诗》、《赠李白》等。
应试落第，困居长安
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他在长安过着贫穷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权贵的豪华奢侈和穷人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心里的愤慨，就用诗歌控诉这种不平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他写下的不朽诗句。杜甫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正月初八到初十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杜甫并未得到重用。
安史之乱，投奔肃宗
杜甫在长安待了十年，唐玄宗刚刚封他一个官职，公元755年就爆发了“安史之乱”，潼关失守。长安一带的百姓纷纷逃难。杜甫的一家也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一个农村，把家安顿下来。正在这时，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离家投奔肃宗，谁知半路上被叛军抓到长安。长安的宫殿和民房在大火中熊熊燃烧。唐王朝的官员，有的投降了，有的被叛军解送到洛阳去。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杜甫被抓到长安以后，叛军的头目看他不像什么大官，就把他放了。
公元765年，杜甫从长安逃了出来，打听到唐肃宗已经到凤翔（今陕西凤翔），就赶到凤翔去见肃宗。那时，杜甫身上披着一件破大褂，穿着一双旧麻鞋。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派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
仕途失意，“三吏三别”
唐肃宗虽然给杜甫左拾遗的官职，可并没重用他的意思。杜甫却认真地办起事来，过了不久，宰相房琯（ɡuǎn）被唐肃宗撤职了，杜甫认为房琯很有才能，不该把他罢免，就上了奏章向肃宗进谏。因此得罪了肃宗，亏得有人在唐肃宗面前说了好话，才把他放回家去。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长安。唐肃宗把他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个管理祭祀、学校工作的小官。杜甫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华州。
那时候，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翁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么人？”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跟着差役走了，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他的只有老翁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六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
弃官投友，再度漂泊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中闹了一场大旱灾，杜甫在那里穷得过不下去，于是弃官，携家人出走逃难，经过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依靠朋友的帮助，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造了一座草堂，在那里过了一段将近四年的比较安定的隐居生活。后来，因为他的朋友死去，杜甫在成都没有了依靠，又带着全家向东流亡。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严武（杜甫的好朋友）镇蜀，得到资助，草堂有了较大扩充。他养鸡、养鸭、养鹅，种药、种菜、种竹、种松、种桃，有时独持小斧，砍伐恶木，有时带领孩子们芟除毒草，生活也还算愉快。但好景不长，这年四月，玄宗父子相继去世，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还朝。严武走后，杜甫由绵州漂泊到梓州、阆州（四川阆中），直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严武再镇蜀，才又回到草堂，漂泊在外将近两年。此时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他于是做了严武的参谋，因此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虽然严武是他的好朋友，但既然在他手下任职，就有一定约束，杜甫觉得不自由，不久又辞了职。
杜甫离开成都后，经嘉州、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云安（今重庆云阳），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到达夔州（今重庆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几乎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
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文学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模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为人典则。就此而言，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诗要大。
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风格也富于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极广。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几乎无所不能。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诗，杜甫虽亦有所批评，但能诚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长处，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创作。
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他的五言、七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在杜甫的诗歌中，有以下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一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比如《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二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够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三是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
杜甫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毫不隐讳地宣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杜甫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曲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ào，矮健），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
“点评”
杜甫一生忧国忧民，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及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位大家，杜甫为我国诗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创造性的贡献。他是近体诗创作的集大成者，尤其是他的律诗，代表了我国近体诗创作的最高成就，不仅数量上“多不胜收”，而且“命意创格，与诸家不同”。在结构上，更是“起结转承，曲折变化，穷极笔势，迥不由人”。韩愈曾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的确，我们不能不为我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李白、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而感到由衷的自豪。1962年，杜甫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