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nài）（公元1731～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号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桐城（今安徽枞阳）人。清代文学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进士，选庶吉士，曾任礼部主事、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刑部郎中等职。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重宴鹿鸣加四品衔。长于古文，晚年曾先后主讲江南、紫阳、钟山等书院。他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作家，在其中地位最高。他继承了同乡方苞、刘大櫆、姚范的古文之学，成为“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对其文学理论也有所补充发展。其散文简洁严整，纡徐（yūxú，形容缓慢的样子）明润，代表作有《登泰山记》、《袁随园君墓志铭》、《游媚笔泉记》等。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所编《今体诗选》、《古文辞类纂》流传极广。
转投名师，具垂天翼
姚鼐于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生于桐城一个官宦世家，高祖姚文然，康熙年间官至刑部尚书，为清初名臣；曾祖姚士基当过湖北罗田知县；伯父姚范，诗、古文、经学成就俱高，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但到了姚鼐出生时，姚家已显示出衰落的迹象，家境并不富裕。其父姚淑，虽有学识而终身未仕。姚鼐自幼羸弱多病，足不出户，唯好读书，天分极高，深得伯父姚范的喜爱。其时，桐城文风昌盛，能文之士众多，居于乡里者即有姚范、叶酉、刘大櫆、方泽等“龙眠十子”，他们志同道合，常欢聚一堂，论学谈艺，约为“举世不好”之文，每有佳作，则共读同赏，议论风生。姚鼐虽不能亲与，心里委实向往之至。
姚鼐与一般少年相比，还是幸运得多，他五岁破蒙，八岁从县城南关树德堂移家北门口初复堂，与众兄弟一道就读家塾，师从方泽。刘大櫆也常来姚家作客，每次他来，姚范都要屏退诸子、侄，独令姚鼐随侍一旁。刘大櫆那丰伟绝伦的仪表，洒脱恣肆的才情，诙谐机智的言谈，取书纵读、旁若无人的神态，都在姚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还背着大人，装扮成刘大櫆的模样，模仿他的音容笑貌以为游戏，后来年迈忆及，尚不胜留恋。刘大櫆对少年姚鼐也推崇备至，誉称：“我昔在故乡，初与君相识。君时甫冠带（古代男子二十岁加冠束带，因以借指成年），已具垂天翼。”诗中所指当在这一时期。
姚范也是姚鼐的一位良师。他学宗方苞，自经史百家、天文地志、小学训诂，以及佛老之学，无不贯通。姚鼐自小随伯父钻研经学，耳濡目染，广泛涉猎，打下了良好的学问根底。
刘大櫆与姚鼐谈学论文，是在他四十四岁在家设馆授徒之后。一次，刘大櫆首先叹息古人“老大无成”，抒发自己“老而后从事”，难有作为的感慨，旨在告诉后人吸取教训，应当在青壮年时期发奋学习，以成就大业。在姚范看来，可以教侄儿治经，至于传授古文之道，则非刘大櫆莫属。在十八岁那年，姚鼐便转投刘大櫆门下，专心学习诗古文辞，成为他的嫡传弟子。
时运不济，屡试落第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姚鼐得中江南乡试。次年，进京应礼部试。姚鼐年方弱冠（二十岁左右），豪情激荡，正想挟首试中举之勇，一举叩开入仕大门，不料时运不济，铩羽而归（指失败或不得志而归），难免沮丧。不久，姚鼐将归，刘大櫆作序送之，勉其学习圣贤，“宜以第一流自待”。乾隆十七年，刘大櫆作《寄姚姬传》，称赞姚鼐“其所为诗、赋、古文，殆欲压余辈而上之”。希望姚鼐以“不世之才”，“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抚今思昔，推人及己，痛痛快快发了一顿牢骚后，劝勉姚鼐“君方及壮多宏才”，“后来居上待子耳”。这些都是刘大櫆的肺腑之言，非遇知己不轻吐。由是观之，他和姚鼐虽名师生，谊同良友。
后来姚鼐成为古文大家，把桐城古文推向鼎盛时期，与刘大櫆对他的栽培、教诲和鼓励是有很大关系的。
年轻的姚鼐对恩师的不得志深表同情，却不甘步其后尘，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他再试与礼部，又不第，遂留京师，及至秋试，再次落榜。这期间，他结识了朱子颍、王文治、朱筠等一批文友，引为同调（声调相同一致，比喻志趣相同），“居闲盖无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天气阴暗），与先生（王文治）及辽东朱子颍登城西黑窑厂，据地饮酒，相对悲歌至暮，见者怪之。”除却聚饮啸歌之外，酬唱往还，相互砥砺，也是一大乐事。在写给王文治、朱筠等人的诗中，姚鼐一面称赞王氏“奇兴逸如鸿”，“朱侯（筠）磊落抱奇怀，相逢意气剧飞动”，一面自称“素无谐俗韵”，表示将隐居林泉，不履尘世。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姚鼐春试不中，只得辗转四方授徒养亲。次年秋，初游扬州，结识安徽歙县人程晋芳，爱其言论伟异，倜傥不群，结为挚友。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姚鼐考进士再告失利，将南归。好友朱子颍丧父，不顾世俗讥嘲，也不顾自己父亲副都统的官衔，坚请姚鼐这位屡试落第的举人执笔作墓志。
宦海平顺，荐入馆校办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春，姚鼐重赴礼部试，得中二甲第三十五名，殿试后因文字书法优异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庶常馆中学习三年，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散馆，未能留介翰林院，先分至兵部，不久改授礼部仪制司主事。乾隆三十三年七月赴任山东乡试副考官，途经德州浮桥，慨然有感，作诗抒怀，有“弱冠一川水，屡照将成翁”之句，散发着人迟暮的气息。这一年，姚鼐刚刚三十八岁，正是有为之年，却有如此苍凉的心态，确乎与众不同！
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姚鼐得悉刘大櫆准备离开歙县问政书院，回故乡隐居，甚为挂念。在赴湖南任乡试副考官途中，写下《怀刘海峰先生》一诗，几多深情，几多感喟，寄蕴笔端而动人心弦！在所作《怀程鱼门》诗中，姚鼐直抒胸臆，同样感人至深。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姚鼐充会试同考官，名士孔广森、钱澧、周永年等皆为本科进士，未几，姚鼐被擢升为刑部广东司郎中，从此案头便充斥理不清的卷宗，眼前呈现用不尽的刑具，耳畔回荡挥不去的哀鸣。凡此种种都让他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由于侍读学士朱筠等人的提议，清朝建《四库全书》馆，选一时翰林宿学为纂修官。并特诏征召一批著名汉学家入馆，以纪昀为总纂官。姚鼐因刘统勋、朱筠的联名推荐，由刑部入馆充校办。当时不是翰林而参与纂修者共八人，姚鼐、戴震、程晋芳、任大椿四人最为人称道。
称疾请辞，淡泊自得
鉴于学术立场不同，同时对四库馆中这种日复一日埋头校书的刻板工作甚感厌倦，姚鼐心中隐伏良久的归田情结与日俱增，难以遏止。在他的心目中，唯有古文，才是他展翅翱翔的天地，才是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孜孜以求的目标。如今年逾不惑，功名虽就，文事未成，不禁产生“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更何况孟子早就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这时急流勇退，也不愧为“毅然为大丈夫”。加之在伯父身边长大，姚范的言传身教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每次他走到人生重要关口，这种影响便或隐或现地释放力量，左右他的取舍趋避。
何况，姚鼐自踏入官场以来，耳闻目睹其中险恶，忧惧百端，无所适从。诚然，姚鼐与当时政坛牵涉不深，交游不广，但经世济民的抱负不比别人少分毫，他曾在《阜城作》一诗中感叹。再者，由于任职刑部，使他内心对酷吏们轻重不分、滥施刑罚的腐败作风极为不满。于是，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夏秋之间，在四库馆中待了不到两年的姚鼐，称疾请辞，时年四十四岁。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姚鼐应时任泰安知府的朱子颍的邀请，乘风雪到五岳之首的泰山游览。到达泰安后，在朱子颍的陪同下，姚鼐先登晴雪楼欣赏雪景，复登泰山日观峰观日出。几天后，由当地人聂剑光引导，姚鼐游历了泰山余脉灵岩，夜宿于张峡。在泰安期间，姚鼐按捺不住冲动，饱蘸浓墨，写下《登泰山记》、《游灵岩记》两篇千古名文。又应聂剑光请求，为其《泰山道里记》作序，序文理韵相生，甚可玩味。
辞御史职，结识袁枚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闰六月初一，姚鼐继室张夫人卒于扬州梅花书院。八月，姚鼐辞去教职，运柩回桐城，厝之于县南五里。大约在这前后，朝廷嘉赏《四库全书》编修人员，念及姚鼐辛劳，欲任姚鼐为御史，业已记名，被姚鼐婉言辞谢。大学士梁国治看重他的才学，托亲信转告：“君若出，吾当特荐，可得殊擢。”姚鼐回函，借口“仲弟先殒，今又丧妇，老母七十，诸稚在抱，欲去而无与托，又身婴疾病以留之。”予以谢绝。
居乡未及两年，姚鼐即被安庆敬敷书院聘为主讲，一任就是八年。其间，于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结识来黄山、安庆等地游玩的文坛怪杰袁枚。说起来，袁枚与姚鼐之父姚范还是同科进士，关系不薄，可姚范似乎对他并不欣赏，甚至当袁枚出都时，文人集送，征题盈轴，只有姚范默然不作表示，袁枚遗憾地说：“姚君著述千万言，临别赠我无一语”。究其原因，恐与袁枚放诞言行有关。袁枚行事，率性而为，时人多有非议。在学术上，不愿为汉学，也不愿为宋学，而立志为文学，门陈：“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叛逆精神，学术取径与自己不同的人物，姚鼐却一见如故，倾心相交，胸怀之广自非姚范所能企及，这也许是“桐城派”发展到姚鼐堂庑（tánɡwǔ，堂及四周的廊屋）始大的原因之一。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春，姚鼐应邀主讲歙县紫阳书院，秋初归里。闲居两年后，赴江宁（今南京）主讲钟山书院，时达十一年。江宁乃袁枚辞官后买宅寓居之地，城西有他花三百两银子购得的私人花园“随园”，园名取“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并随之而起”的意思。姚鼐居江宁，与袁枚游最久，建立了很深的友谊。袁枚七十五岁那年，曾患腹疾，累月不愈，自以为不治，诚邀姚鼐预作挽诗。姚鼐应命作绝句四首，得到袁枚首肯。不久袁枚病体痊愈，健朗如初，姚鼐的诗也就没有派上用场。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袁枚溘然长逝，姚鼐悲痛不已。第二年十二月，他怀着深情，撰写《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盛赞袁枚的才华与政绩。
“文学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姚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基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风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赅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
《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点评”
姚鼐一生为宦、为文、为师，悉负时誉；古文、诗歌、书画，并称“三绝”，这便是“桐城派”集大成者的风采。姚鼐终生致力古文创作，唯如此，他才能取得丰厚的创作实绩，成为文坛一代宗师。姚鼐诗名常为文名所掩，不为人所尽知。其实，“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以姚鼐七律（七言律诗的简称）与施闰章五古（五言古诗的简称）、郑珍七占（指星相的七种测人吉凶之法）并推为清朝第一。难怪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姚鼐之诗叹服不已！
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在学术思想方面，姚鼐以理学为宗，非常尊崇程、朱，但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进而提出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以宽容的心态兼收各家学说，其所为远非那些严守门户、故步自封的理学家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