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既包括政治品格，也包括道德品质。除了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眼光外，还要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办事公道、赏罚分明、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道德高尚、品性正直，等等。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628年，王嘉胤、高祥等先后起义，农民战争的烈火首先从陕北燃起。不久，李自成参加起义队伍，并逐渐取得领导地位，更因为其勇敢和要求纪律严明，在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渐露头角。
不久，李自成率部攻入河南，继而攻克辽州，当时转战南北的他已经号称“闯王”。
在敌军包围辽州后，他果断地率部突围，朝着太行山东麓挺进，后来与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分兵偷渡黄河，在豫、楚、蜀、秦四省交界的广阔山区纵横驰骋，势力逐渐扩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同晚明政权对抗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对地理情况不熟，他曾经在安康遭到官兵围困，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采用诈降计把军队带出山谷，此后驰马纵横，使整个陕西大为震惊。即使这样的胜利也是暂时的，晚明政权的统治者决不会看着反叛者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挣扎的力度也很惊人。由于各路义军接连失利，极度困难的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带着残部潜入深山密林，此间总结以往的过失，聚集革命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养精蓄锐之后，他再次举起闯王大旗，这时的社会矛盾较以前更甚。很少有人看好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明王朝，很多文人士大夫审时度势地投身到农民起义军中来，其中比较有名的诸如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人，李岩建议李自成“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并勒令军队“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义军也真正对人民秋毫无犯，这样的正义之师使得老百姓“杀牛羊，备酒浆”，因为他们要“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农民军占领洛阳之后，将得到的大批金银财宝和粮食分给穷人，附近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义军，明朝政权已岌岌可危。
李自成终于建成了他的“大顺”国，并改称西安为长安。此后进攻北京，这时的起义军已经闻名于大江南北，沿途各县官吏或投降或逃跑。经过18年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历时276年的明朝统治宣告终结。但遗憾的是，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农民起义军的保守和狭隘也逐步显露，甚至在态度上有点儿骄傲轻敌。李自成派人招降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由于招降人伤了吴三桂的感情，使得原本欲归顺的这位痴情的将领执意引清兵入关，并在山海关展开激战。明末农民起义军由盛而转衰，此后又多次受到重创，率部在九宫山考察地势的李自成也遭袭牺牲。
纵观其成败的轨迹，李自成的失败在于其队伍暗暗滋长出“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正是因为人心涣散，一个团队的凝取力荡然无存，也使李自成失去了众人对其的敬仰与信任，最终导致了事业的衰退。18年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之于长治久安来说，只是三分钟热血，而三分钟热血从来都不可能成大业，李自成的失败在于其队伍在暂时的成功之后偏离了起义时高举的正义的理念。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变”中总有正义的事业值得去坚守。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政权的腐败对于社会稳定、发展和道德的提升有着极大的破坏力，李自成的前后得失的急剧改变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先秦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孟轲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说明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才是成就大事业，建立人脉的根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