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绳记事
改革是一个亘古的话题，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现行的一切总要有新的变革。这种变革轻则修改法令、条例、制度等，重则国家总体政策都需要变动。在中国的传统中，中国现行的政策如果过于僵硬而又不思改过，则往往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演化为政变式革命，即改朝换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改革传统上总是有一个上限和底线，上限就是不能过分使国家的重大利益丧失，底线就是不能发生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这也是世界上一般大帝国的底线和上限，这种变革往往来自帝国内部，并且常常是自下而上的。而欧洲文明中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分散的状态，彼此的竞争促使邻国发生经常性的变革，以适应这种环境，所以欧洲国家的变革往往掺杂更多的外部势力，也更经常地受欧洲当时的中心国家影响，如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变革影响往往影响深远，范围也广。其实任何国家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一种重新配置，也是思维方式的改弦更张，如重新修订一套大家都能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大帝国的变革不像小国那样容易，小国往往是受邻近大国的影响而被动地改革，是一种模仿—接受模式的改革，有很好的经验和借鉴模式在那里，如日本的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大化革新是由于日本在与当时的唐帝国争夺朝鲜半岛的战争中失败，而导致日本认识到日本与强盛的唐帝国的巨大差距；明治维新是由于日本看到了鸦片战争对清帝国产生的严重后果。对日本而言，它必须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否则以日本这样的小国和附属文明地位，是根本无法单独对抗强大的欧洲文明的。鸦片战争对中日两国来说，对中国的影响更深远，对日本则很直接。对清王朝这样的大帝国需要一系列的冲击才能产生巨大的变革，但对日本就直接得多了——日本1868年即开始了明治维新，而仅仅20多年后，日本就以中日甲午海战证明了这场变革是成功的；到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日本就已经更进一步，证明其已经能与欧洲强国平起平坐了。这就是变革的威力。
即使是现在，仍有很多中国人以日本为例大骂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能，不能痛快地进行改革，其实这是一种妇人之见，庞大帝国的变革远比小国的革新复杂、沉重得多。
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它的现代化改革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1868年的明治维新仅仅是日本现代化改革的第一步，而1945年后，麦克阿瑟领导的第二次现代化改革，才是日本建立现代制度的第二步。这次主要是为日本建立民主制度、削弱易于形成集权的帝国政府，防止日本重新军国化，美国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日本永远不再成为一个能与其抗衡的大国。日本在二战中的投降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无条件投降，美国十分清楚日本投降的条件就是保留天皇的地位，所以，今天的日本不是一个美国式的总统制国家，而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是日本稳定的核心，美国也不希望治理一个完全陷入混乱的国家，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许，天皇的地位在将来还会面临一次威胁，那就可能是日本最后一次、彻底的改革，当然，这需要历史机遇。
而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般的国家，其改革简直就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系统工程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决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必然和整个世界直接联系起来。假如中国人饿了，那他会吃光世界的粮食，西方人就是这样吓唬世界的，但却不无道理。
在这里我简单地画了一个中国改革的结绳记事图（见下页），用来分析中国的这次改革所处的历史位置和其中矛盾与利益的背景。如果你迷路了，那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位置，然后确定目标，然后了解障碍和路径，最后选择走出去的路线。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次改革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四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鸦片战争后的百日维新，鸦片战争使中国猛然发现这个古老帝国已经完全处在欧洲扩张文明的包围之中了，即中国已经被迫进入到欧美国家主导的现代全球化环境中，不但世界已经被瓜分殆尽，而且，这个帝国本身也将面临被肢解的威胁。那这一次变革则完全失去了主动权。这一次改革与以往中国历次改革有了根本不同的环境，即以往外来的压力微乎其微，而这一次则就是直接因外部压力而引起的，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是一个几乎与中华文明完全迥异的文明入侵，而不仅仅是一次战争，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面对瞬间而至、来自四面八方的战争，还要应付文明对社会、国家正统思想的冲击，这触动了中华文明的根本。所以，这次的改革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艰难、深刻、复杂，其实是一场文明对抗中的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从鸦片战争至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历经了三次改革，仍然还在继续的原因。
第一次改革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短命的改革，光绪皇帝的改革派力量显然还不是传统祖制守护者的对手；第二次改革是在世界纷争、中国混乱的环境下进行的，国民政府企图简单模仿当时世界霸主的模式，即美式政治制度，结果既没有获得成功也没有保住政治权利；第三次改革是在世界相对和平、中国初步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它选择了欧洲文明的另类，即前苏联模式。自然，中国的改革总是免不了要一边在国际战略大对抗的环境中进行，一边在中国的惯性历史中前进，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和自我历史的框架。事实证明，简单的搬用前苏联模式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模式本身也是不成熟的，同时也没有解决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矛盾。
自1978年开始改革至今，已经历时近30年了，这期间中国政府奉行了聪明的谦和忍让策略，在国际上则充分施展这个大国擅长的合纵连横手段，因而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前苏联，或者欧洲强国都有种种目的，那就是企图维持一个大而弱的中国。这种和平使得中国有了宝贵的时间，去探索各种道路。
观察这近30年的改革，可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四个重要问题：民主与法制、政治文明（如何执政）与经济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如何建立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民主与法制，究其根本，其实只是对社会管理系统模式的争论而已。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回应西方的指责，西方只是别有用心，是一种标准的攻击手段，这与英国人对中国150年前使用的鸦片攻击，套取中国白银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的民主与法制是一个矛盾焦点，文明、国际战略角逐、国内社会矛盾、经济发展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和这个矛盾密切相关。其实在职业的政治家眼中，所谓民主或是法制，这两者都是一个国家——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古代国家——所必须同时具备的，不同只在于如何应用和应用在什么地方。如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是实行民主的地方，因为这里讲究的是效率和胜利。即使在美国，美国军人也清楚，美国军队的格言就是：“没有任何借口”。这其实是一种极端的专政，这种美国军队的专政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主。同样，前苏联的失败也说明在市场上不能实行军队那样的专政，必须让那些社会俗人为利益而自由奔波。民主与法制其实如同人体的两套调节系统，我们知道人体是由两套调节系统共同构成的，一套是神经调节，一套是体液调节（即各种激素调节）。神经调节快速而准确，体液调节缓慢而稳定，一个人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调节系统才是健康的，整个人体系统才能运行顺畅。我们所谓的法制其实是社会的神经调节系统，它需要人为地、有意识地管理；而所谓的民主则是体液调节，它是自发的、无意识地管理着整个系统。任何单纯依靠一套系统维持的管理都不可靠。所以，单纯依靠神经调节的前苏联越来越僵化，最后訇然崩溃；单纯依靠体液调节的西方世界多年来则像一个癫痫病人，一直无法克服自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其实西方经济学建立的两大基础就是：人在市场中是绝对理性的，即每一分钱花的都是绝对理性的；人也都是绝对自私的，绝对不会出于善心而把自己的财富无偿转让给他人，否则整个西方经济学就失去了支柱。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建立在社会完全由体液调节的基础之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自私的、理性的，社会通过财富这个血液自由流动、自发管理，但经济就像是非洲草原上的雨季和旱季，经济危机和经济繁荣交替进行，这就是单纯依靠完全自由、自发管理的结果。前苏联则正相反，内部一切依靠神经调节，没有流动性，任何细胞都只能得到分配来的资源，无法正常生长，结果整个系统越来越沙漠化，如同树木一样越来越干枯，最后稍经风雨雷电就訇然倒塌。神经和体液调节看起来是矛盾的，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的确都必须有这两套调节系统同时参与才能成功。如在现代欧美社会所引以为傲的经济领域，西方认识到经济危机的原因，所以也开始了改革。其实西方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更早就开始了改革，只不过这种改革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而已，所以，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危机表现得不像以往那么强烈。作为西方领袖的美国人也不是实行绝对的民主和自由。实际上，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的法律中，占绝大多数的都是关于经济的，各种法律条文既有宏观管理也有细致入微的条款——美国既通过反垄断法强硬制止垄断行为的出现，也通过美联储的利率杠杆调整市场行为，说是自由天堂的美国实际上一切都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只是它的治理手段更为高明而已；同样，即使是在奴隶制的古代国家，帝王虽然看似拥有莫大的权力，但这种权力的存在与否实际上是大臣、将军、封疆大吏们商议的结果，这如同现代的议会制，议会决定了谁是帝王、他有多少权力等，不同的只是现代议会制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议会大厦，而过去多是在某人的密室中——不要以为密室中没有民主，现代民主同样是利益群体间较量的选择，实质没什么区别。现代的民主改革实质上就是寻找一个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如何进行法制与民主的调节、民主和法制的转换或调解时应该走什么样的法律程序等。
执政能力与经济要求（即物质文明），这个矛盾看起来好像和冷战的结束相关，即某些人认为前苏联的失败标志着这一意识形态的所有国家都是失败者。其实这种论调背后的根源在于美国——美国因为赢得了冷战，它当然想继续扩大战果，完全确立美国的霸主地位，它所控制的媒体同时也推波助澜地宣传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论调。但国际政治中根本就没什么正义而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都清楚，任何社会都有一个适应性原则，即最适合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而最好的制度一定就是最适合这个社会的制度。人有差异性，不同的社会同样也有差异性，何况不同的文明间差异就更大了。欧洲的现代民主制度有欧洲一脉相承的历史积累，历经多少波澜壮阔的斗争才水到渠成，它今天成佛也是千年修炼得来的。别的社会、国家具有自己的特征，照搬西方民主制恐怕不走火入魔也修炼成妖精了——非洲在接触欧洲文明前是一片荒蛮的世界，根本没什么民主文明发展进程，西方人以为自己真的是耶稣，把西方民主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搬到非洲，结果今天的非洲就是战乱、种族屠杀、靠出卖资源为生的代名词，谁能说得清欧洲的民主究竟为这里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祸水？俄罗斯在冷战之后以其特有的狂暴风格执行所谓的休克疗法，希望一夜之间走上西方民主制，但清晨开门见到的却是混乱和贫穷两位“神仙”，结果还得依靠强硬的普京实行铁腕管理，恢复秩序，才重新迎来久违了的、连续数年的经济增长。执政能力涉及到政府的威信，也就直接关系到改革的秩序，西方世界清楚这一个必然关系，但却告诫其他国家的人们要怀疑其政府执政的历史合法性、执政能力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阴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用武力推翻了独裁的萨达姆政权，而伊拉克人却也用暴力来回报美国人，因为谎言在战后就被证明了——美国人根本就不是为民主而来，它真正的目的就是：石油、战略要地和打击那些与基督教世代为敌的异教徒。
研究历史你就会清楚，任何社会的经济改革和运行都需要一个稳定和有威信的执政者。西方世界总是希望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利益矛盾指向执政者，这实际上还是源自那个基督教世界的大阴谋：要遏制中国这个异类文明的重新崛起。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历经三次改革，无论当时的改革是成是败，但每一次改革之后，中国都会前进一步，都会变得更具凝聚力，越来越向强盛的目标靠近。西方与中国打交道已经几个世纪，已经十分清楚，这个文明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核心，一旦失去这个核心，这个文明就会重新陷入混乱，不攻自破，中国的历史已经数次证明，丧失威信的中央政府或失去统一集权管理之后的中国社会就会诸侯纷争，战乱迭起，欧洲就可以重温清帝国和民国初期那段分而治之的好梦。
拥有一个稳定、有威信的执政者其实是中国之大幸，许多国人妄自菲薄反倒是国之不幸。
我们的这场改革不仅仅是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还要求我们的中国文明在将来具有影响人类的能力。自然，不是希望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文明间的优势对比实际上是一场能否吸收新鲜血液（即对方文明中的优势基因）而率先建立未来社会的主导文明，不是消灭对方，而是融合和超越。
至于如何建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实际上也是这场改革的四大问题之一，不能等到我们的改革成功之后再索取我们应有的地位。从实力—地位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么说不错，但这只是理论。如果从利益—地位这个角度看，实际上国际政治是种种交易的集合地，当一个国家处在博弈的环境中时，它的地位就时刻在变，此时如果有高超的谋略和预见，则可能获益匪浅。如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本来法国是一个战败国，但法国此时却表现了十分高超的外交艺术，使得法国在谈判中竟然成了主角之一，有时甚至可以操纵整个局面，最终的结果是法国不但没有为拿破仑战争赔付多少，反而跻身欧洲四大强国的行列，照样操纵欧洲的一切；再如冷战期间的中国，虽然当时中国的国力十分虚弱，但凭借在美苏冷战期间灵活转换立场——在美苏的跷跷板游戏中扮演筹码的角色而左右逢源，不但一直保持了总体和平的局面，而且没有陷进前苏联突然衰落的漩涡中，反而是在其解体的10年前就开始了改革历程，这不是一般智慧能够预见到的；沙特至今仍是一个封建酋长制国家，沙特王室在沙特控制着巨大的权利和资源。我们都知道沙特的屁股底下有世界最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的民主在这里止步不前，而美国却从来不对沙特大叫，甚至连一般性的外交谴责都很少，却对阿富汗、伊拉克大打出手，原因就是沙特可以通过欧佩克控制油价——1973年，阿拉伯人发动的石油危机直接导致了一次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所以美国派往沙特的人从来闭口不谈什么民主。可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只要你手中有国际交易集会中的好牌，你的地位就是主角，而主角的背后就是丰厚的演出费。
最后，无论中国、欧洲或者美洲的历史都说明：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应该遵循一条原则，即任何改革都必须循序渐进，一定要在稳定的状态中进行，清楚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否则，必然导致危机产生——你能指望混乱不堪的社会做些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有秩序的群体才能更快地通过狭窄的通道，有纪律的军队才能打赢战争。这也是自然的规律之一，成功的改革都是在秩序下实现的。
？ 福音？
1949年后的中国是一场建立新国家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相比较而言，这场改革的难度和深刻程度远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深远，甚至比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对人类社会有更为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大国，一个文明的核心，它的变革是一个文明的变革，而不仅仅是一次国家经济、社会制度的简单改革，它的文明将由此改变，也就是说受其影响的整个中华文明体系都将有所变化。另外，基于中国的人口数量，中国的改革直接涉及的人口就是世界的1/5，而由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各种联系，实际上中国的任何变动都直接影响到世界，中国的力量增长得越快，对外界的影响就越深远。
现代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融合两种文明的改革，即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总结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这种包含文明融合的改革一般都是成功的，并且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文明、社会、国家、军事成果。如战国早期的赵国进行的胡服骑射改革，就是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这大大促进了赵国及整个内地的军事发展。后来满族与汉族共同形成的大清帝国也曾有过康乾盛世，这些都是著名的不同文化融合改革成功的经典例子。另外还有许多，如北魏初年的改革，元朝初年的改革，这种与中华文明结合进行的种种改革也是相当成功，既保持了少数民族和大量汉族结合政权的优势，也促进了社会的异常繁荣，马可波罗等西方人就对元王朝的富庶强盛赞叹不已。
其实，文明融合模式的改革在世界更是屡见不鲜，并且往往带来巨大的成果。如在公元前3000～1600年中，欧亚大陆西部的雅利安蛮族曾对当时五大文明中的三大文明进行了入侵，即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两河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由此导致一系列更灿烂的文明出现，如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等。再如蒙古征服者在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了许多国家，但蒙古人遵循了成吉思汗的遗训，即可以接受当地的文明教化、只要不离开马背就可以了，这使得蒙古统治者只进行军事征服，而没有进行文明征服，这就大大削弱了当地人的抵抗意识，因而蒙古的许多帝国都相当繁荣。在现代，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它的四次改革实际上都是接受新文明的成功改革：日本早期曾受到虾夷人的侵入，而虾夷人是外来民族，迁徙途中吸收了欧亚大陆的各种文化，由此对日本当时未开化的土著居民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文明吸收革新；第二次的大化革新，是在入侵朝鲜被唐王朝军队击退后，认识到唐王朝文明的先进性后，遂进行大量模仿唐王朝的改革；第三次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这对中国人而言已经很熟悉了，日本由此走上强国之路；第四次是二战结束后日本被动接受的麦克阿瑟的改革，这原本是美国为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而进行的西方民主式的改革，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种两种文明结合模式的改革都是相当成功的，没有这种改革，现代日本很难说会再次走上繁荣的道路——它的现代经济显然是得益于这次改革。
又如彼得大帝对俄罗斯的改革，就是为东正教的俄罗斯社会引进了天主教欧洲社会的各种先进制度，从此俄罗斯帝国开始雄踞欧亚大陆。
现在中国在经历了150年的全球化冲击后，终于有机会进行这种文明融合模式的改革了。这种改革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成功，中国必将再次走上繁荣昌盛。很显然，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中国几乎都是亚洲的庞然大物——仅以日本比较，一个岛国日本的强大就对世界和亚洲带来如此强烈的震撼，而中国的潜在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那将会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 漩涡？
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如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等，结果都是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为此中国不得不在后来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才达到当时变法的目的。
在全球化中进行改革还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关起门来的改革。
在亚洲，中国和印度几乎存在天然的较量。中国和印度同时都在改革，这种改革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比较竞争。当中国和印度都软弱无力的时候，两国都无力执亚洲的牛耳，也都没有能力使对方认同本国的战略，但一旦两国都开始了改革历程，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两国就都会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这是一场登山比赛，只有一个冠军，那就是第一个登上顶峰者。而两者所选择的路径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这就是两国所选择的改革之路。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出现了印度在长远发展上将胜过中国的论调。
如果你为中国担心，那就会认识到，因为如果中国的发展落后于印度，那么中国就将面对巨大的压力——中国民众和商业利益群体对改革效率的自信、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以及中国的外交都将受到考验，中国刚刚恢复的强者之音也就会有所调低，这是政府和民众都无法接受的。在中国也许会形成长期的动荡，这无论是对中国自身还是对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
为中国的改革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改革，但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农民起义，这是为什么？显而易见，农民对其中大多数的改革并不满意，换句话说，其中多数的改革——也许初衷都是好的，但结果却不尽然。在中国最为鼎盛的李唐王朝，初唐的贞观之治是李唐王朝建立之初对隋帝国政治体制的一次总体改革，这一时期帝国内人才济济，无论唐太宗本人还是其周围的重臣及整个官僚体系都能保持为君、为臣、为官的基本准则，政令畅通、法律清明；赋役十分清楚——“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官吏升迁公允、公开，“劝课农桑，禾谷丰登，施政清平”能者就会得到升迁；社会和谐，官商关系正常，“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宫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所以这次改革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革，开创了享誉千古的贞观之治。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尽管开元盛世也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但这种仅仅维持20年的盛世并不能算是一种完全成功的改革，相反，在其繁华的背后还隐藏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一个如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王朝统治体系完全成功的改革怎可能导致安史之乱这么严重的国家危机呢？任何的国家动荡都不是无缘无故。在晚唐，即唐顺宗时期，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倡导进行永贞改革，但改革派与保守派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无法与前两次改革时同日而语了，结果导致改革彻底失败。
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的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
公元8年，王莽建立大新王朝，力图“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结果导致王朝的倾覆。
公元780年，唐德宗启用杨炎进行“两税法”改革，结果适得其反。
北宋王安石变法，施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整套改革，结果失败。
明朝张居正履行了“一条鞭法”，结果简明的改革变成了贪官污吏大肆掠夺的借口，社会危机加重。
在中国2000年的历史中，社会等级秩序历来浓厚，尽管这维持了中国大一统的文明稳定结构，但同时也成为改革的绝对屏障。另外，改革本身就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较量、分化，以此来达到新的社会平衡。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俄罗斯彼得大帝时期的改革实际上只是一场成功了一半的改革。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在欧洲人眼中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是一个东正教徒、农夫及半野蛮的游牧民族的混合体，根本称不上文明。彼得大帝清楚这一切，他决心改变这些。当时的俄罗斯和现代中国有两点是相同的，即需要改革和战略上的出海口，不同的只是俄罗斯的出海口需要从别人手中掠夺，而我们是收复我们应有的战略出海口——台湾。彼得大帝是一位有强烈抱负，也有能力和魄力的君主，并且带有俄罗斯特有的野蛮，他首先驱逐了他的姐姐索菲亚，将俄罗斯全部的权力收入囊中，这为他后来的改革清除了政治上的障碍。然后他就开始了他传奇式的欧洲旅行和学习，从1697年起先后游历英国、荷兰和德国等地，接着他在1698年夏天悄悄回到皇宫，然后就开始了他那雷厉风行的改革。第一个被他改革的是领主谢英的胡子，这是一位十分忠于彼得、颇有功勋的军队将领，彼得从欧洲回来后就召见了他，然后就拿起剪刀剪掉了他的大胡子。要知道，胡须在东正教世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崇拜胡须的风尚是东正教教会造成的。教会认为，这‘上帝赐予的饰物’是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珍品。彼得的同时代人，阿德里安大主教把没留胡须的人比做公猫、公狗和猴子，并宣称剪胡子的做法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孽。”然后是被称为“恺撒大公”的罗莫丹诺夫。
“这个改变俄罗斯人外貌的措施，本来微不足道，可是在彼得往后的统治中，似乎倒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彼得大帝首先用这种野蛮的方式迫使整个宫廷内外接受了欧洲那种不留胡须的文明生活，然后他就转向了民间，自然彼得不可能继续挥舞剪刀剪掉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大胡子，于是他动用了国家税赋权力。“要留胡须得出钱购买留须权，富商需每年缴税100卢布，这是当时最高的留须税；领主和官吏每年缴税60卢布；剩下的城市居民每年缴30卢布。农民进城和出城每次缴一戈比。特制了一种小铜牌，作为缴纳留须税的收据。留须人把铜牌挂在脖子上。牌子的正面画着胡子的图案，写着‘须税收讫’。只有神职人员免缴留须税。”彼得就是用这种方式首先剥夺了人们对改革的反对意志，然后开始了一场完全按照彼得意志执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另一个方面，彼得也在尽心竭力。那就是要在他统治期间为俄罗斯夺取一个出海口，尽管这表面看起来不属于改革内容，但却和俄罗斯的国家长远利益及这场改革息息相关。17世纪的俄罗斯尽管已经拥有相当辽阔的领土，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俄罗斯北面是北冰洋，几乎终年封冻。“17世纪俄罗斯的辽阔领土事实上切断了和海洋的联系，失去了广泛利用的廉价交通的可能性。”漫长的海岸线中只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可以使用，但即使是在这里，一年之中也有9个月处于封冻期。再者，这个港口距离莫斯科等俄罗斯各个经济中心都很远，实际上把要出口的商品运到这里或者把进口商品运到全国各地运费都相当昂贵，交通也很不方便，这既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也增加了成本和风险。俄罗斯只有向南去占领土耳其势力范围内的黑海港口，才能为俄罗斯找到一条出路，否则俄罗斯将永远受制于西欧，这也将永远遏制俄罗斯的发展。于是，按照他的意志，他成功了。
彼得大帝的改革几乎涉及俄罗斯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却并不彻底和完善。在财政和行政上他的改革并没有废除农奴制，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模仿西方的经济改革、货币改革和教育改革；1708年实施地方机构改革，划分了省级行政区；1711年还设立了元老院，这种元老院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甚至都没有罗马帝国时的元老院那样的威信；1718年又设立参议会，这同样没有什么作用；1721年废黜大牧首，改设宗教事务管理局。彼得的这些改革对俄罗斯来说的确十分伟大，也令俄罗斯焕然一新，国力明显强盛起来，这在俄罗斯同瑞典的战争中表现得很明显，甚至有种说法认为，如果当时土耳其君主有彼得那样的远见卓识和魄力，那么很可能就不是俄罗斯强大起来而是土耳其重建伊斯兰帝国了。但彼得的改革终究过于急功近利，改革其实只是为俄罗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许多方面没有得到深化和继续，甚至在彼得大帝时期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战争中俄罗斯就以失败告终。俄罗斯在与土耳其的战斗中初战告捷，并且在1696年占领了亚速港，这可以说为俄罗斯打开了通往黑海的道路，但仅仅在数年之后，即1711年又被迫将亚速港归还给土耳其。此后，在18～19世纪，欧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俄罗斯则明显滞后，俄罗斯在1856年的战争中失利也说明俄罗斯的实力还无法与英国、法国、德国抗衡。
可见，一个庞大帝国的改革绝非轻而易举，也不是短暂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的，它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并且正确使用国力才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