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先后向导弹试验基地派出了三批技术专家,总人数达数百人。他们中,大多数对中国是友好的。
有两位苏联顾问,基地的老人至今仍然记着他们。一位叫罗金,一位叫卡瓦廖夫。罗金是专家组组长,上校军衔,他曾担任过苏联火箭学校的校长,对试验这一块很内行。有一天,他悄悄对孙继先说,苏联方面提供的资料有些是有问题的,不能用。孙继先大吃一惊:“不能用,不是白学吗?而且以后还会造成混乱。”
罗金告诉孙继先,以后你们不要在资料上下太大功夫,最好是听我讲课,我讲课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听。
孙继先赶紧和常委通气,派得力的技术干部,一天到晚跟着罗金,把他讲的争取都记下来,当时用笔记不过来,心记,回来马上追记。李福泽为了多学一些组织导弹发射试验的知识和经验,更是想办法和罗金交朋友,罗金也很够朋友,给李福泽讲了不少真正有用的东西。他还提醒说,戈壁滩上有老鼠,老鼠总爱咬电缆,在苏联曾发生过老鼠咬电缆造成短路影响发射的重大事故,防鼠虽然看上去是小事,但问题往往就出在小事上,发射导弹是一个系统工程,哪怕一个微小的环节出问题,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终于有一天,苏联派驻中国导弹系统的总顾问巴托夫大将来到基地,罗金陪同吃饭时,巴托夫大将当着孙继先、李福泽的面,对罗金说:“你准备一下,明天跟我离开这儿,回国!”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感到吃惊。正直的罗金饭也没吃就离开了。李福泽去和他告别,他表示,自己不想走,但没有办法。他无可奈何地说:“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李福泽知道是为什么。苏联专家里面,有些是专门搞监视的,罗金一定是被人告发了。
罗金走了很久,李福泽还在惦记他,不知他回国后,是否受到处分?
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下面搞具体工作的人什么都不知道,蒙在鼓里,还以为中苏关系好着呢,但是总觉得气氛有些怪怪的。
卡瓦廖夫是基地第三试验部专家组的组长。他和罗金一样,经常悄悄在晚上加班给中国同志讲课。到后来,有一个小个子的苏联年轻专家总是盯着卡瓦廖夫,小个子一言不发,眼神却冷冷地望着卡瓦廖夫。每每这时候,正给中国同志讲解问题的卡瓦廖夫就住口不敢讲了。人们都怀疑,这个小个子是克格勃。
罗金走后不久,卡瓦廖夫也被通知回国。卡瓦廖夫对李福泽说:“我也要走了,事情没干完,真令人惋惜……”
李福泽动情地说:“我们俩接触时间不长,你是个好人,我会记住您的,我们这里的人都会记住您的。”
当天晚上,卡瓦廖夫悄悄找到孙继先,神色紧张地说:“孙将军,我有一个笔记本,对你们很有用。您看看吧,天亮前再还给我。”
孙继先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卡瓦廖夫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协议上规定应该给你们的,我给你们看这个,并不违犯我们的保密规定,只不过有些人把情况搞复杂了。”
卡瓦廖夫放下笔记本,走了。孙继先感到事情重大,赶紧拿起保密电话,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电话那头,周恩来沉思好一阵,才说,他说的没错,这些东西都是协议上规定应该给我们的。是他们做得不对。既然如此,你马上派人,把上面的东西记下来吧。
放下电话,孙继先马上找到基地保卫部长,让他抓紧办理这件事。
23岁的秦小阳是导弹试验基地光学测量站的女技术员。她是浙江大学毕业的,家在宁波,父母都是抗战初期入党的老党员。1959年秋来到基地后,被分到离基地本部约30多公里的一个叫大树里的地方,这儿是光学测量站,导弹起飞后,对导弹进行跟踪测量,然后把数据报给指挥所。
光学设备主要从苏联进口。这天,秦小阳和几个年轻技术人员打开一个集装箱,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把设备搬出来,然后仔细擦拭着,核对着。
一台设备的漆掉了一块,秦小阳心疼地蹲在设备前看着,以为是路上碰掉的。渐渐地她皱起了眉头,在油漆脱落的地方,露出锈迹。秦小阳断定这是一台刷上新漆的旧设备。
她弯着腰走到另一台设备旁,用指甲轻轻一划,又一块油漆掉了,又是一台旧设备。她正想把大伙叫过来,突然看见站里的一位苏联专家在干一件让她吃惊的事情——他趁人不注意,把一台设备上的旧标牌揭下来,换上新的标牌。
秦小阳说:“顾问同志,你这是干什么?”
那人先是一愣,接着镇静下来,有些尴尬地笑笑。恰在这时,李福泽坐车来了,他下车一看,立即明白了,生气地说:“这是我们国家花重金从你们国家买来的,你们把旧的运来也就算了,可为什么还要揭掉旧的贴上新标牌呢?就算糊弄人,在你们家里贴好了再运过来不行吗?为什么要在我们面前贴呢?你们不能这么糊弄人!”
那个专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李福泽回去把这事说给孙继先听,孙继先说:“在朝鲜就有过这样的事,他们把二战时期的旧坦克喷上新漆,当成新的买给我们。老毛子,真要坏起来,比谁都坏。”
基地建得差不多了,却高兴不起来。他们都清楚,真正考验自己的时候,也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