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铀浓缩厂分离出的铀-235，要变成白色晶体，装进暖瓶大小的钢瓶，再运到位于玉门的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原子弹裂变材料的生产，从开采矿山开始，到这儿是最后一道工序。具体点说，要在这里进行精炼，去掉杂质，然后铸成一定规格的金属铀。
外面寒风呼啸，零下二三十度，铸造车间内却是热浪扑面。在一台奇形怪状的真空感应电炉前，总工程师姜圣阶反复对几十位技术人员和老工人进行讲解、培训。厂长周秩也像一位普通技术人员那样，认真听。人们都明白了，铀-235是一种可裂变的危险材料，如果发生链式反应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加倍小心。另外，铀金属活性很大，必须保持在真空状态下，否则就会氧化燃烧。因此，所有工作都要在这台真空感应电炉里面进行。
这种真空感应电炉，全国只进口了一台，非常宝贵，是车间主任祝麟芳费尽周折从北京的导弹研究院借来的，所以厂里要求，既确保铸造出合格的裂变材料，又要保护好这台宝贵的真空感应电炉。
事实上，从1959年开始，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就组织技术人员，同核武器研究院的学者一起，对金属铀进行了三年研究，基本掌握了它的特性。姜圣阶来了以后，进一步抓了这方面的工作。根据设计，铀金属铸件对几十个元素的纯度要求很高，如果杂质稍多一点，就会影响铸件密度，而铸件密度和最后的临界质量有直接关系，所以，得想办法加以精炼。
1963年底以前，还没有拿到真正的铀-235，他们先用代用料，进行模拟铸造。反复模拟，可以说一切环节都考虑到了。到1964年1月份，铀浓缩厂已经生产出浓度达90%的铀-235，天天可以出产品，在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金属加工原子弹裂变部件也做好了准备，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缺的就是把铀-235铸造成金属铀，最后完成原子弹的总装。
到这个时候，上上下下都盯着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
他们先用替代品进行过多次铸造，都是成功的。但正式用高浓度的铀-235精炼时，却发生了一个重大问题。
正式精炼那天，周秩、姜圣阶、祝麟芳等领导和专家都来了，他们身穿防护服，站在一条隔离带前，瞪大眼睛，望着几名技术人员在炉前操作……
终于，真空感应电炉的门打开了，一只半球状的白色金属铸件展现在众人面前。技术人员用仪器进行检测，做底片探伤。在一阵刺耳的声音中，众人紧张地期待着……
就在这时，发现了问题：铸件上有一个小小的气泡。得到报告，姜圣阶与周秩等人都是一愣。他们通过仪器看到，铸件上的气泡约有黄豆大小。
姜圣阶分析说，核材料在浇铸时出现气泡，说明它可能密度不够，质地疏松。周秩让姜圣阶赶快拿个主意。姜圣阶想了想，说：“国际上没有一点核材料冶炼方面的报道资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反复进行浇铸实验，一直到消除这个气泡。重新回炉吧！”
然而，数次回炉实验，还是无法消除气泡。铀部件上有气泡，是原子弹最忌讳的问题之一，因为它上面有气泡，就有可能影响到聚焦，从而发生不可预知的后果！
到这时，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铸件上消除气泡这样一个最后的技术难关了。但是，十几天过去，每天一炉，每一次都有大小不同的气泡，原因始终查不出来。气泡像个幽灵一样，困扰着人们。姜圣阶急得吃不下，睡不着，眼睛都熬红了。后来变为一天两炉甚至三炉，气泡还是无法消除，工人们三班倒，车间主任祝麟芳却是连轴转，直到有一天因疲劳过度晕倒在车间，人们把他抬到医院，他输了几次液，刚清醒过来，就又趁着医生护士不注意，偷偷溜出医院，搭一辆便车回到几十公里外的车间。
20多天过去了，气泡成了眼前最大的拦路虎。有人怀疑铀-235质量有问题，有人怀疑铸模有问题。
事情报到二机部，刘杰把副部长钱三强、袁成隆叫来一块商量办法。钱三强说，兰州生产的铀-235，只够两颗原子弹用的，几万人忙碌了几年，就拿出这么点东西，怀疑也没用了，难道要他们重新生产铀-235？不可能！只能在铸造工艺上想办法。
商量的结果是，部里派袁成隆和部总工程师张沛霖火速赶往玉门，和姜圣阶他们一起攻关。
总工程师张沛霖原来曾设想1964年春节前攻下“气泡”关，离开北京时，他与在沈阳工作的妻子相约，春节在北京团聚。春节到了，妻子来到北京，可张沛霖还在玉门厂里组织攻关，春节肯定回不去了。而这时他们夫妻已经大半年没见面了，刘杰出于关心，决定派人把他妻子送到厂里来，他考虑到工作紧张以及保密等原因，当即表示不能这样做，他给妻子挂电话，想说明一下情况，妻子没等他说完，就说：“你根本用不着打这个电话，我知道你忙，我早考虑好了，在姐姐家住几天，过完节就回沈阳。”
张沛霖和厂里的同志在冶炼炉前度过了除夕之夜。
大家集思广益，形成了七个方案，不断改进，经过一百多次持续不断的实验，终于在1964年3月底，消除了气泡。消息报到二机部，人们心中的这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人人高兴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