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主要以其易安词享誉宋代文坛，并受到后世读者的喜爱。20世纪的李清照研究，也以对易安词艺术成就的探索为中心，这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对易安词的总体评价
关于李清照易安词的艺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历来评价是比较高的，即使对其思想内容、意趣情调颇有微词者，也承认她艺术上的高超杰出。有研究者认为，在整个文学史上，李清照的成就与地位甚至可以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比肩；而于词史上的地位，拟之苏、辛不遑多让。胡云翼《宋词研究》说：“只有这位女词人李清照，在宋代，虽则词人济济的宋代，而她的作品虽拟之于极负词名的辛弃疾、苏东坡，也决不多让。有人称清照词为婉约之宗，更有人说李清照是北宋第一大词人，依我看来，这都不是过誉的批评。我们知道清照的成就，虽仅及于词的一方面，而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与伟大的骚人屈原、诗人陶渊明、杜甫永垂不朽了。”陈冠同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民智书局1931年版；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版；柯敦伯的《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等，都持类似的说法。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更誉李清照词为“绝调”，说：“像她那样的词，在意境一方面，在风格一方面，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是独创一格的，她是独立于一群词人之中的……她是太高绝一时了，庸才的作家绝对不能追得上的。”对李清照的褒扬，除其天才兴发外，更重在其情感之真挚，以为在中国诗词里，多半是无病呻吟之作，其真为诚实的诗人，真有迫欲吐出的情绪而写之于纸上者，千百人中，不过三四人而已。李清照便是这最少数的真诗人中的一个。
也有学者对李清照词颇不以为然。如刘毓盘《词史》论及李清照时说：“盖其生于北宋之季，没于南宋之初，同时诸家，片玉大声，或所未见。过神其说，而未得其平。”深有“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意。吴梅《词学通论》则于“易安词最传人口”、“世皆谓绝妙好词”的《如梦令》之“绿肥红瘦”、《一剪梅》之“红藕香残”、《醉花阴》之“廉卷西风”、《凤凰台》之“香冷金猊”，及《声声慢》、《永遇乐·元宵》等，认为或“颇有伧气”，或“上下文皆不称”，或“皆太质率”，都有贬谪。他说：“大抵易安诸作，能疏俊而少沉着。”这或许与他们持姜、张“雅词”的审美标准评词有关。李长之在《李清照论》中，对李清照的一些过誉之辞一一批驳，认为人们推崇李清照的理由，“一是专从‘词匠’上着眼”，“一是专从‘女人’上着眼”，都不能把握其所以高明之处。他甚至认为李清照代表不了婉约派——她的作品太少。他承认在李清照“高贵的一方面，确具有像一般最伟大的诗人所达到的境界”，在这方面可与屈原、李、杜并列；但他同时指出：“可惜的是，她的作品留下的太少，而留下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堪与第一流大诗人比的作品尤其少！”而且“就现有的作品看，李清照不能时刻发挥她那高贵的一方面。假如我们把她放在屈原、李白、杜甫、李后主之列，我们终不免踌躇”。故李清照终不能成其为“伟大”。
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清照易安词的艺术成就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认为她是婉约派的一个代表高峰。褚斌杰《论李清照词及其创作》一文说：“李清照在词的创作上的特点和成就，就在于她对于词的提高不是另辟门径，而是在原有的特点上，克服了过去许多缺点，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夏承焘《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从两方面肯定了李清照词的艺术成就，其一，李清照词“反映了婉约派在时代激流影响下的变化和发展。在婉约这一词派中，她的词应该说是一个高峰，她是整个北宋词中婉约词派最恰当的代表人。这是这位女作家在词史上的地位”。其二，她明白如话的“语言和音律和当时形式主义的作家是取对立的态度的，这对宋词发展无疑有其很良好的影响。这是她的作品在词史上的价值”。王学初在《李清照集校注》中，亦称李清照“较之柳永、周邦彦，固然远在他们的上面，就比较南北宋其他大词人，也不见得有多少逊色”。又说：“李清照……使婉约派发展到了高峰，从此也没有人继续下去。”评价是极高的。
“文革”以后，对李清照词艺术性的研究，较之五六十年代的讨论当然重视多了，研究成果也更丰富，论述更加细致深入，但大体仍承其绪而来，一是承认她是婉约派的一个高峰，一是肯定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李玉铭《论李清照的婉约派词风》称：“李清照所开创的‘易安体’继往开来，集婉约派之大成。”陈祖美《读李清照词心解》认为，王士祯《花草蒙拾》称李清照为婉约派之宗，未必允当。“但他以为她的婉约词‘难乎为继’却很有见地。”虽然有所保留，但评价也是比较高的。荣宪宾《李清照对宋词发展的两个贡献》为此问题的专门之论，他提出两点“作为对已有结论的补充”：首先，李清照发扬了柳词用语浅近的风格，不仅使“浅俗之语”为词生辉添彩，并使其真正在词这一艺术殿堂中站住了脚。其次，在闺词盛行的宋代词坛上，李清照以独到的功力，成功地塑造了“思妇”的典型形象，真正唱出了“闺情绝调”。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称：李清照“这些词的时代性和李清照个人的艺术独创性如此完美地统一，使传统的词风得到了充实和改造，这不能不说是李清照对宋词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后来陆游、辛弃疾等除了豪放壮烈之词，有时也借传统词风表达深沉的爱国情怀，不过比李清照迈出的步子更大与更坚定有力罢了”。顾之京《李清照文学史地位的再认识》一文，对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的把握和描述，认为“从词史上看李清照的特殊性”时，李清照词的独特艺术成就有如下几点：其一，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式——易安体；其二，“以寻常语度入音律”而且能“化俗为雅”；同时“用经用史”，却又“自然而工”；其三，以女性身份在词中直接抒写爱情生活；其四，在词中把个人的愁思愁绪与伤时伤乱的家国之痛融为一体；其五，“牵雅颂入郑卫”，对词的创作传统进行大胆变革。论述可以说很全面了。
可以说，大多数研究者对李清照词的艺术成就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但是也有论者持有异议。赵山林的《谈谈李清照词的评价问题》，就对李清照词评价过高几方面提出质疑，并一一作出驳论：首先，李清照是不是远在周邦彦之上？持肯定态度的，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颇不乏人。可他认为，无论从词意境的深厚沉着方面，还是从风格的丰富性、结构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以及词之音韵美等方面看，周词都超过了李词，因此，虽然李清照也自有其成就，“但比较起来，周词确实是更多地体现了婉约派词的多方面的艺术特征，因此，说李清照远在周邦彦之上，是不妥当的”。其次，婉约词到李清照是不是就到顶了？一些学者（如王仲闻）是持此说的。文章则认为，“实际上，李清照词并不是婉约词发展的终结……在她之后，婉约词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对这些作品都应该给予恰当的评价，决不能因其产生在李清照之后就一笔抹掉”。第三，李清照在词史上的影响怎样评价才算恰当？一些学者（如王仲闻）很强调易安词的历史影响，但此文认为，“李清照的词对后代也有影响，但总的讲影响不是很大。”就婉约派词人而言，李清照的影响是不能和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相比的。文章还对两方面的评价上之偏差作出驳正，其一曰：闺词到李清照才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二曰：强调李清照对慢词发展的贡献。就前者而言，文章认为“李清照对闺情词的发展有贡献，但决不能说闺情词到李清照手里才开始有了价值”。就后者而论，文章同意林庚《中国文学史》的看法，认为“专意于小令，确实符合李清照的实际”。“我们不要把别人的长处（慢词）硬拉到李清照的头上，以致反把她自己的长处（小令）掩盖起来了”。文章最后说李清照：“的确不愧是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女文学家。但是，对她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评价，应当讲究分寸，不需要溢美，也没有必要以贬低其他作家来搞反衬和突出。”
应该说，赵文对历来李清照评价中涉及到的几个重要问题所作的清理和驳正是很必要的，驳正中所提出的一些看法也是比较中肯的，确实触及到研究界在李清照评价中所存在的某些偏差。
二、李清照词的风格特色
关于李清照的风格特色，研究者大体都认可前人的说法，将她归入婉约的一类，当然具体的概括和描述各有不同，各有侧重；一些研究者也看到李清照的词，尤其是她南渡以后的词，有些突破了婉约的词风，而有豪放的丈夫气。
吕思勉的《宋代文学》说：“易安诗笔稍弱，词则极婉约，且亦妙解音律，所作词，无一字不协律者，实倚声之正宗，非特以闺阁见称也。”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注意到了李清照早年与晚年的词的转变，谓其“早年的多清丽妍媚，晚年的多凄楚淡净”。但总括而言，“这两种不同的作风中，却有个共同的特点，这特点便是婉约”。他们将李清照词语言风格概括为两点：清新工巧；善用浅俗语。胡云翼在上海大陆书店1933年版《中国词史略》中，称王士所谓易安词为“婉约之宗”的提法，说：“她写出来的，不是英雄的词，而是儿女的词，不是粗豪的词，而是婉约的词。”认为“李清照描写的本领，却是能够把那些用惯了的用旧了的浅而且俗的文字，缀成一些极清新鲜丽的词句，这是作者运用文字有特别的技巧”。在《中国词史大纲》中，胡云翼又称李清照词“不仅具有谐调的音律，美妙的字句，完成了词的形体美；而且能不露痕迹，自然地把她的意境情感在词里尽量表现出来”。他也提到了李清照前后期词风的不同，认为“她前期的作品，绰约轻倩，妩媚风流，一如良玉在手之令人把玩不忍释手”。“清照后期的词，多愁苦之作，读之令人凄怆欲绝。”薛砺若的《宋词通论》，说李清照词“最能表现出女性的美来，其柔媚婉秀流畅，机杼天成，非时辈所能企及。”所谓“柔媚婉秀”自然是婉约路子。至于“女性的美”，薛砺若称清照词中“可以完全暴露出女性真实的情操来，与男作家试作香艳的闺情词比较，其艺术上的表现力，自不可相提并论了”。这些意见，于后来研究者当有启发意味。
龙榆生的《漱玉词叙论》，未将李清照纳入豪放或婉约派，他认为李清照性格风流跌宕，环境则前期极唱随之乐，后期多流离之痛，咸足以酿成其词格，入于凄壮感伤一途。又由其论《淮海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乃亦主气象。由此推知《漱玉词》之全部风格，实兼有婉约、豪放之所长而去其所短。夏承焘的《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是五六十年代关于李清照词艺术性研究的出色论文，文章就“明白好懂的文学语言”和“明白好懂的音律声调”两个方面，分析李清照词的艺术风格特色，说：“李清照的艺术特色不止‘明白如话’这一点……但是‘明白如话’却是她的词的最显著突出的一点。”王学初在《李清照集校注》的“后记”中，同意夏承焘的观点，认为“清照变化、发展了婉约派”，说李清照词“含蓄蕴藉”、“有余不尽”的艺术特色，便是“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创作特色的发扬。他将李清照词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概括为两点：其一，白描手法，就是李端义《贵耳集》卷上所谓“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就是古人所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继承并发展了李后主的笔法；其二，运用方言入词。
“文革”后，对李清照词风格特色的探讨更多了起来，研究者于过去甚少提及或点到即止的李清照词风豪放的一面，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作了较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有的研究者则不囿于传统的“婉约”之论，更着重于李清照词风多样化及独创性的探讨。在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从新的角度研究李清照的词风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三、对“易安体”的界定
王延梯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一文中指出：“‘婉约’的确是李清照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是她艺术风格的主导方面。”但是他又说：“艺术的独特性并不排斥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她不仅是婉约派之宗，而且还具有其他词派，其他词人的某些特色。”认为李清照“并不像贺铸、周邦彦等人那样，专事熔铸前人的旧句作词，而是不数典不用事，亦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只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用浅俗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她的词因具有这一语言特色，所以被人们誉为‘易安体’”。看来他是把明白如话的语言特色作为“易安体”之主要特征的。
黄盛璋的《论李清照词的风格与艺术成就》，将侯蜫和辛弃疾的两首“效易安体”的仿作，和他“断定”为“模仿李易安”的辛弃疾的两首词进行分析，指出：“从这几首仿作上很容易看出所谓‘李易安体’的特征，就是运用通俗的词汇与‘寻常言语’来表达清新的词意，因此非常明白，浅近易懂，近于白话。”立论与王延梯相近。
以后的研究者于此大都无异议，而阐述更加全面和细致。
如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也着眼于李清照词“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或“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的特点，来解释“易安体”。他说：“李清照用的这种‘寻常语’，决不是柳永、黄庭坚词中出现的俚语、俗语，而是从口语中提炼的、明白省净、富有表现力的诗的语言。以寻常的语言创造了不寻常的意境，这可以说是李清照词的艺术魅力所在，也是‘易安体’的一个显著特色，侯、辛二词，尤其是辛弃疾的《丑奴儿近》，显然是仿效李清照这种作法的。”
人们用“易安体”一词来称述李清照词，主要是指其语言风格特色，有时兼及其表现手法，因为二者通常是连在一起的。也有一些研究者并不局限于所谓“易安体”的语言特色，而对其作多方面的分析。许金榜《试论易安体的主要特点》一文，将“易安体”主要特点归纳为三个方面：在语言方面，清新、自然、生动；在形象方面，个性鲜明，遗貌取神；风格方面，婉转蕴藉，浅近清新。除语言特色外，又兼及形象、风格。李素琴的《豪放与婉约并存——浅谈李清照的诗风与词风》，论及“易安体”的特征时说：“所谓‘易安体’，我认为主要是指李清照词的语言特色，它突出的表现出女词人特有的语言艺术光彩。”文章称：“她既反对作词不循声律，又反对故作艰深，提倡以寻常语度入音律，因此她的词作有鲜明的个性，明快充畅的独特语言风格。”具体表现为“新颖别致而富有情趣的言词”，“平淡入奇，以俗化雅、变俗语为文言”，“叠字的妙用”等几个方面。
邓魁英《李清照的“易安体”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一文，是对“易安体”梳理比较细致、全面的一篇论文。文章认为，所谓“体”是就作家的创作特色而言，那么，“‘易安体’就是就其主体风格而言的”。文章就当时一些作家效“易安体”的作品及合韵之作，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认为“从侯蜫、辛弃疾、朱敦儒和刘辰翁诸人的词来看，当时人们对‘易安体’的理解显然并不局限于运用平易的方言口语，而是以很大的注意力看待其内容的。人们既注重仿效其情感格调，又注意学习其艺术手法和特殊意象以及铸词造句的技巧”。这就有别于一般仅仅看重于“易安体”之语言特色的看法，而是认为：生活、景物的切实、自然，思想感情的真率、坦诚，特别是李清照后期词那种“真切、沉重的糅合在一起的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是“易安体”的特殊格调，是“易安体”的精髓。
施议对于“易安体”的分析也颇为独到，他在《李清照的〈词论〉及其“易安体”》一文中，将李清照词学理论和其创作进行对照后提出：李清照词学观包括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在创作实践中所构成的统一体（或组合体）就是“易安体”。他认为所谓“易安体”，在歌词的音律上，其主要特征是“以寻常语度入音律”及“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在歌词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其主要特征是高雅典重与浅俗清新的统一，尚故实与主情致的统一。凡此，即“易安体”之主要特征。此后，他又在《李清照“易安体”的构造方法》一文中，着重对“易安体”的所谓“构造方法”进行探讨，概括为两点：“工造语”，就是擅长在语言表达上下功夫，即：善于将文学语言变为音乐语言，充分体现长短句填词的形式美与音乐美，以创造引人入胜的词境。“善铺叙”，铺叙中重浑成、重含蓄、重变化。文章且对“工造语”及“善铺叙”两种构造方法在创作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
此外，陶尔夫、刘敬圻的《易安体：古代女性文学高峰及其成因》，从女性文学的角度观照李清照词，指出：“李清照以四十余首‘易安体’而登上女性文学的高峰，并且获得婉约词大家的美誉。”李清照的出现至少有两重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是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婉约词。当传统婉约词已经进入夕辉夕照，衰微末落的时候，李清照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历史进程，婉约词得以出现又一次辉煌。二是李清照使传统婉约词在最深层次上同豪放词交糅互渗，融入了家国兴亡的深悲巨痛，同时又不失婉约自身的本色。
应该说，对“易安体”的界定和阐释，于李清照词的研究是很重要的，最起码，它可以让我们了解时人是怎样，和从哪些方面、什么角度，来看待和接受李清照词的。但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研究所资参考的只是为数极少的几首“效易安体”的仿作，虽然把握住了“易安体”的某些重要特征，这是应当肯定的，但也肯定是不全面的，有偏差的。
四、对李清照词的多层次、多角度分析
自80年代以来，人们对李清照词艺术成就的研究，已不限于简单的评估和风格体貌的描述，而是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全面而深入的观照。
朱德才《〈漱玉词〉的艺术魅力》一文，从真、善、美三者的统一分析李清照的词，前两者是属思想感情的，后者兼及感情与表现方式之类。文章认为，《漱玉词》感人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不仅有情多情，而且情真、情深、情纯、情善；并把这种感情上的美，通过卓越的表现技巧上升为艺术上的美，达到了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傅经顺、傅状爽的《论李清照词的婉约特色》认为，李清照的词作，每一个艺术特点都是多侧面的，而各个侧面又往往是既相矛盾，又相依存，相辅相成，从而构成特有的艺术风味。文章从所谓“既相矛盾，又相依存”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委婉含蓄与真率坦直；清新明丽与庄重典雅；造语生新与浅近自然；巧妙铺叙与转折开拓。进而将李清照词风格特色概括为：婉而不媚，清而不俗。吴予敏《谈李清照词境创造的基本特点》一文，从两个方面对李清照词之意境特点作出分析：形象、画面是整一的；词中所写到的自然景物仅仅是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和动作的陪衬出现。文章指出，李清照词境的至善至美的妙处，归结于她能极其敏锐深切地体会抒情主人公的心理变化节奏和行为动作节奏，并且能够将这些节奏融化到符合词牌音律规律的语言节奏中。
在《灵词说（续十六）——论李清照词》中，缪钺将李清照其人、其作及其文学理论联系起来并论，说：“如果想评论李清照及其词作，首先需要求得其特点。其特点是什么呢？私意以为，就是沈曾植所说的‘神骏’。”又说：“所谓‘神骏’者，就是说，如同骏马一样，摆脱羁绊，千里飞驰，过都历块，不畏险阻。”强调和看重李清照词勇于开拓创新的一面。张劲秋《“倜傥有丈夫气”——谈李清照词的一个艺术特点》一文认为，“从作品的风格看，她是属于婉约派的”，可文章强调的是清照词“倜傥有丈夫气”的一面。说：“李清照的词的风格主要是婉约，但又和一般婉约词有所不同。这就是：她的词既具有女性的温柔和明慧，又有一般婉约词所缺乏的俊爽和开朗。”具体说来，其表现：一是，婉约而不绮靡，境界较为开阔；二是，创造艺术境界的时候，能把委婉的情思与超脱的襟怀融合在一起。三是，她的许多词柔中有刚，蕴含着激昂豪迈之气。有的研究者不同意将李清照作为婉约派代表词人的传统说法，而更强调其词风的独特性。如岳国钧《略论李清照的词》一文说：“历来都认为易安词属于婉约一派……但是我们纵览漱玉词，‘婉约’并不能概括李清照的全部词作。她的词作散佚很多，就现存而论，仍有豪放之作……就以她的那些婉约作品而言，其中许多作品也不像其他婉约派作家的词那样缺少骨力。”
杨敏如的《李清照词浅论》一文认为，李清照“不属于哪一流派，却独树一帜，流芳千古”。他把李清照词“独辟门径”、“当行本色”之艺术特色归纳为三点：李把强烈、真实的诗人感情，完全倾注在所写的词内。李掌握了词的语言和音律的特点，写出当行本色的好词。李以大胆创新的精神，写出“独辟门径的好词”。黄宝华《李清照的词与词论》说：“李清照的词，不同于一般的昵狎温柔的婉约词，而是温婉中有遒逸之气，旖旎中透出刚健、洒脱、俊爽。即便是一些感时伤怀的低徊沉吟，追念往事的危苦之词，其中也流动着一种爽逸之气。因而她的词与一般流行的香而美的词风异趣，是别树一帜的。”滕振国的《试论易安词的“丈夫气”》，承沈曾植所谓“倜傥有丈夫气”等说法而有发挥，认为所谓“丈夫气”，并不是仅言李清照词的某一方面的特色或某几首词的特色，而是一种贯注其整个词作的特质。文章在对李清照个性作出分析的基础上，对所谓“丈夫气”作出解释，说“无铅粉气，无闺阁气，就是有丈夫气”。在这一点上，李清照词之疏朗劲直与婉约词之曲径通幽是有差异的。因此，李清照词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婉约”两字所能概括的。文章具体从三方面分析李清照词“丈夫气”的特征：首先，词中激荡着大胆、强烈、真率的感情。其次，词作反映了清照孤傲的性格和超旷的襟怀，因而构成了高远的意境。三是，清照对词的语言的大胆革新，就是为了更好地抒发其内在的“丈夫气”。不过，文章也承认李清照词作“也只是婉约中追求自己的个性，因而号‘庶几苏、辛之亚’，却没有苏、辛词天风海雨的气势”。
有的研究者则更倾向于李清照词风格多样化的看法，唐玲玲《论易安体》认为，李清照词具有多种艺术特色和多种艺术手法，“她有时以挥洒俊逸的笔法抒发内心的情感，让作品的艺术境界得到升华；她有时在寻常的生活中抓住一个平常的题材，从新的角度进行开掘，创造出不寻常的意境”；她的艺术风格则是“有的细腻纤巧，有的清新深邃，有的委婉曲折”，因而她的词所表现的独特的艺术境界是“既婉约清新，又矫健豪放”，“是峭拔秀丽与飘逸豪放的统一，是婉约中显露豪放的锋芒”。熊大权《略论李清照词风格的多样化》认为，李清照“以婉约为基本倾向的词风，兼有豪放格调”，表现在“前期清婉、明丽的词风而为后期感伤沉郁的词风”。
除对李清照词的风格、艺术特色及表现手法作综合把握和描述外，对其语言特色的专门探讨也为研究者所关注。熊大权《文藻辞采诉衷情——谈李清照词的语言特色》一文，于李清照词的语言艺术作专门分析，总结为四个方面：其一，精练、准确，虽经锤炼而出以自然；其二，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勾勒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其三，语言明白如话，生动活泼，很接近于民间词风；其四，运用迭字，情音俱佳。牛宝彤《李清照词的语言艺术》将李清照词语言艺术特色归纳为三点：语言清丽流畅，音调和谐，具有动人的“音韵美”；采用当时口语中的“方言”“时语”入词，增强了词的时代特征和地方色彩；字句凝练，独创性强，朴素清新，有个性，“出诸妇人声口”，富有生活气息。李振起的《李清照词的语言特色》，从“善于借鉴，勇于创新”；“化静为动，变无形为有形”；“妙语惊人，俗中见工”；“感情真挚，个性鲜明”等几个方面就李清照词语言特色作了分析，认为清照词的“这种特点既为宋代文坛开创了清新自然的新词风，也使后人得到了有益的启发和宝贵的借鉴”。李清照词中迭字的运用历来为研究者叹赏不已，沈荣森《李清照词迭字研究》专就李清照语言之善用迭字的一方面作了探讨，对李清照词迭字进行全面统计，就其数量、比例、使用频率等进行分析，指出：“李清照喜用迭字，善用迭字，巧用迭字，充分发挥出迭字的各种功能，加强了作品的音乐性、抒情性，增强了作品的形式美、感染力，丰富了作品的内容”。
顾之京的《易安词用典探析》，对李清照词之用典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就现存的李清照词凡47首的用典数量、用典类型、典故来源、用典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李清照通过用典，起到了拓宽意境、丰富形象、深化词意和淋漓抒怀的作用，即：“用事亦不为所累”；“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用典而让人能解其中味，令人感受到其中深层的、潜在的诗情、诗味；“其妙俱在比兴中流出”；“实事贵用之使活，熟语贵用之使新”。同时亦指出，李清照用典也有某些诗论所批评的“骨董”、“襞积”之类的印记。文章以为，探讨这个课题，可使我们进一步获得多方面的启迪和解悟，具体说来有：一者，可以为考定词篇年代提供依据；二者，可以具体了解李清照的丰赡学养；三者，可以看出李清照对民族文化遗产所持的科学态度；四者，可以看到李清照思想性格中不苟同传统见解的一个侧面；最后，可以约略探得李清照的人品与文品。
王兆鹏《苏辛之流亚——从抒情范式看李清照词》提出：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在发展演进历程中，形成了两种抒情范式，即温庭筠开创的“花间范式”和苏轼建立的“东坡范式”。后者的特征是抒发词人独特的自我感受和人生体验，是以自我的身份、自我的口吻“向人们讲话”，呈现自我的心灵世界、人格精神。文章认为：李清照词在以自我身份展示，呈现自我的内心世界，抒发自我的“性情襟抱”，其“个性充溢于字里行间”方面，在情感的纪实性、具体化方面，都是禀承“东坡范式”的。文章且认为，在审美理想上，李清照之崇尚清丽、清新、天然也正与苏轼相近。李娜《秦少游、李清照的心理特质与词作风格》一文，从秦、李两人心理特质之差异探究其词风之差异。认为秦少游其人其词，具有一般男子所寡有的哀婉柔丽，展示出一种女儿般的阴柔之美；而李清照其人其作，不仅具有女性的细腻柔丽，还具有一般女性所寡有的阳刚之美，这阳刚之美正是这位山东才女独特的心灵绽放的花朵。具体说来，由于心理特质的不同所导致的秦、李在创作方式上的差异可概括为两点：一是表现在秦为间接抒情式，李为直接抒情式。二是表现在李清照以自己的真实的生活为创作基础而偏于写实，少游身为男子而写女子，自然意象、虚构的成分较多而偏于写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