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为南宋的英雄词人，在当时已能俯视一代词风，身后亦是泽被词人非止一代。20世纪以来，在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的鼓吹下，辛弃疾其人其词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到目前为止，单篇论文近五百篇，专著中仅年谱、评传就有数十种之多。各类文学史、词史，大都给辛弃疾留有篇幅，且有较全面的论述。邓广铭、龙榆生、夏承焘、程千帆、吴则虞等著名专家，都曾著文对辛弃疾、辛词作出极精辟的论述。在宋代词人里，有关辛弃疾的研究文章可以说是最多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涉及到了，如他的生平、思想（重点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考辨，他的艺术风格，苏、辛词比较，辛词艺术渊源以及辛弃疾的诗文创作等。
辛弃疾的生平事迹，因其文集于明代已经失传，《宋史》的记载亦多有脱略和谬误，因此很多环节晦焉不明。清嘉庆年间，辛启泰首创《稼轩先生年谱》；此后，许多学者苦心钩稽，多方搜罗，所撰著的辛弃疾年谱超过三十余种。其中，辽海书社1931年版陈思的《稼轩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梁启超的《辛稼轩先生年谱》；重庆文通书局1946年版徐嘉瑞的《辛稼轩评传》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专门致力于此的是邓广铭，他的《辛稼轩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辛弃疾稼轩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稼轩词编年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体例完备，考证赅洽，资料宏富，可以说是集成之作。此后学者对辛弃疾生平和作品的考辨，多以邓著为基础，累有增益或修正，主要集中在行踪探索、交游考辨和作品系年等方面。
一、行踪探索和交游考辨
隆兴二年（1164），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后去职，至乾道四年（1168）通判建康府，这一段时间他的行迹及创作莫考。邓广铭疑此间稼轩或流落吴江，而其他许多著述于辛弃疾的这一段历史则多付之阙如。1979年蔡义江、蔡国黄在《辛弃疾漫游吴楚考——探索其史传中的一段空白》中首次提出：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后即弃官漫游吴楚，时历乾道元年、二年两年，乾道三年（1167）春，则由楚地潜入金国，秘密考察敌情，当年秋才返回。他在这期间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词作。这一说法，引起学界强烈反响。
吴小如的《释顷——论辛弃疾1167年“潜入金国说”之不可信》（《北方论丛》1979年第6期）、辛更儒的《辛弃疾南归后并无“潜入金国”之事》（《光明日报》1979年12月12日），对蔡义江等人的说法提出反驳。辛更儒根据当时刚出现的《铅山辛氏宗谱》中的《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稼轩历仕始末》，提出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后就任“广德军通判”，并无余裕南游吴越和“潜入金国”。这一种说法得到了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可，认为是填补了辛弃疾研究的一个空白。但在1995年，蔡国黄发表《再谈辛弃疾江阴签判后的行踪——兼论稼轩任广德军通判之说不可信》，力驳稼轩任“广德军通判”说之非。因此，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其他，如蔡国黄的《辛弃疾南归前后事历考辨》，对辛弃疾是否中过进士，南归之初寓居何地，迎娶范氏夫人的时间，何时受封何爵等，或作出考辨，或有所涉及。又如李德清的《稼轩词中信州若干地名考辨》、周致一的《辛弃疾在铅山的足迹》，或对辛弃疾行踪有所考定，或有所描述，对于辛弃疾生平及辛词研究，都不无裨益。
在辛弃疾的交游中，与陈亮的关系最引人关注。辛、陈二人都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彼此推重，且有一次重要的鹅湖之会；辛、陈几篇重要的词就是这次相会的酬答。樊维刚的《辛稼轩、陈同甫的交谊及鹅湖之会》一文，对两人的相识、鹅湖之会的情形及相互酬酢，特别是对陈亮的活动，作了深入的论证。陆坚的《陈亮》评传，辟专节叙述辛、陈的鹅湖之会，其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鹅湖之会的过程，说：“‘鹅湖之会’虽然没有获得成功，但在当时确是一次令人瞩目的事件，陈亮和辛弃疾忧国忧民的精神和行动，值得肯定和赞扬”。而他们别后创作的几首词，不仅是蜚声词坛的佳构，而且形象地再现了我国文学史上千年传颂的一件盛事。辛、陈的“鹅湖之会”，原是邀约朱熹参加的，而朱熹未能赴会。朱熹是南宋大儒，他与辛弃疾的交往亦屡被研究者提及，一般认为两人的志向、抱负、学术思想、才性及处世方法迥异，但两人交谊深厚。朱熹固然对辛弃疾期许极深，辛弃疾对朱熹更非常钦佩景仰。但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专篇论文进行探讨，这一问题的研究既很重要，进一步的探讨是极需要的。
辛弃疾的交游中，以与韩胄的关系争议最大。韩是宁宗外戚，主持开禧北伐兵败，政变被杀，后人多责其“立功自固”、“辄起兵端”。元人修《宋史》即将其列入《奸臣传》。而辛弃疾因应召出山，且有颂韩寿词，被人讥为“迎合开边”、“损晚节以规荣进”（《宋史·韩胄传》）。因此，对韩胄作怎样的评价，如何看待辛弃疾与韩的晚年交往，与辛弃疾其人及其晚年进退出处的评价，实有着极大的干系。辛更儒《辛稼轩颂韩诗辨伪》，力证辛稼轩颂韩诗为伪作。程千帆《辛词初论》认为，辛弃疾是赞同北伐的，虽然他知道韩不是可以共事的人，但他“想到自己已界高龄，报国无日，因此他还是应召出山了”。以后，许多研究者都持近似的观点。吴雪涛的《略论辛弃疾的一桩公案——兼及胄与北伐》、刘乃昌的《辛弃疾与开禧北伐》，均认为单就北伐一事而言，韩胄其时位尊且显且牢固，完全没有必要借北伐以“自固”，开禧北伐是正义的战争；因此辛弃疾支持北伐的正确性无可置疑。另一方面，涉及韩胄的其他政治活动如党锢一类，辛弃疾与他们的态度则是截然不同的。蔡国黄的《从〈满江红〉词看辛弃疾晚年对南宋政局的认识——兼及作者与韩胄的关系》，认为辛弃疾的颂韩是中国文人感于知遇之恩的正常表现，而辛与韩的关系则是同其流而不合其污。陆精康的《辛弃疾警告韩胄说恐难以成立》认为，开禧北伐是符合国情民意的，而且准备充分，决非得幸求逞，而恰恰是投降派如史弥远的阻挠，由于韩的被刺，才导致北伐失败；所以，辛弃疾应召出山，颂韩、拥韩当然无可非议。邓广铭、唐圭璋、夏承焘等，大体都持此论。
此外，辛弃疾与陆游的交谊，与周孚、史正志、叶衡、赵汝愚的结识和交往也为研究者注意。这些人，于辛弃疾仕途沉浮，为人进退出处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他们的交游的考辨，对于全面深入地了解辛弃疾，有很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辛弃疾两次罢职的原因时，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受主和派排挤所致，与《宋史》所列之“残酷贪饕”、“酷虐裒敛”大相径庭。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者于辛弃疾的评价，大多是源于他的词，他的词所塑造的形象。但这恐怕只是辛弃疾思想才性的一方面，稼轩负管、何之才，英雄肝胆，自负极高，就其个性考虑，“残酷贪饕”恐也非无稽之谈，这在中国历史英雄人物中并非绝无仅有。另外，辛弃疾岳父范邦彦、舅父范如山等亲友的行迹，研究者也有提及。
二、作品系年及辨伪
与辛弃疾生平紧密联系的是他的作品的系年。辛弃疾生平材料不足，故稼轩词的编次系年就比较困难。辛词六百余首，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书中，确切加以编年的不到半数，其余三百余首或认为作年莫考，或附编于各时期之后，远未完备。近年，许多研究者对辛弃疾的一些词作进行资料性的考辨，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呈叶衡的四首词《一剪梅·游蒋山呈叶丞相》、《菩萨蛮·赏心亭为叶丞相赋》、《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洞庭歌·寿叶丞相》及《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绿头鸭·七夕》等，都有学者不囿于传统的说法，重新作了系年考证。
关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三句，胡云翼《宋词选》认为是“写敌占区的庙宇里香火很旺盛，表示土地人民已非我有。”张燕瑾《辛词“佛狸祠下”三句试解》一文则认为：“佛狸祠在长江北岸的瓜步山（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上，宋金以淮河为界，而不是以长江为界，所以瓜步山当时属南宋辖区，而不是‘敌占区’‘沦陷区’。”因此，辛弃疾的这三句词是在喟叹南宋的现实，指南宋王朝在异族皇帝庙前（“佛狸祠下”）祭神，鸦飞鼓响，无意抗战而放松边备。
另外，在辛词辨伪方面，集中于他的颂韩寿词，近人梁启超已经提出，辛词《六州歌头》（西湖万顷）为伪作，且谓辛弃疾这样以气节自高的人，断然不会在垂暮之年作此“媚烂”之语。陈铁凡《辛弃疾评传》更以为辛弃疾早知韩氏之必败，“至《西江月》（堂上谋臣帷幄）之作，既先经谢叠山、吴师道辨正李氏《系年表》、《朝野杂记》之非，而考定为刘过所作，殆可置信。先生何等人物，胄之为人，先生岂有不知，宁愿以‘楼台鼎鼐’属诸庸俗评之乎？”近年来，辛更儒在《北方论丛》1984年第1期《稼轩颂韩词辨伪》，沈开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世传辛弃疾寿韩胄词辨》亦力证其伪。
辛词的笺注方面，邓广铭在1978年再版《稼轩词编年笺注》时曾补正87条；陶今雍的《稼轩词脱化前人诗词补遗——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读后》一文，仿邓著体例，对75首词中脱化前人诗文之处增补了108条。
在重新考订辛弃疾的生平事迹和作品编年的基础上，蔡义江、蔡国黄在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了新的《辛弃疾年谱》。该谱晚出，故能吸收今人的一些最新考证成果，在辛弃疾的行实编年中增补了一些新的史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辛弃疾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