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除创作了大量的词作，尚有诗文作品，但历来治文学史者，或付之阙如，或略有提及而评价不高。50年代以后，始有研究者留意于此，但专篇论文也不过寥寥几篇。
一、辛弃疾诗风貌
在《辛诗初谭》一文中，乔力对辛诗进行了探讨，认为辛诗反映了作者复杂矛盾思想的几个侧面，抒写了作者的理想追求和苦闷，并由此留下了时代的一些剪影，同时也体现了它在艺术上不同于词的风貌。刘乃昌《辛弃疾的诗》指出：“关怀国家命运，坚持抗金理想，誓欲澄清中原，是辛弃疾诗歌的突出内容。”“辛弃疾诗有一些是描写隐居生活和自然景色的，也清俊可喜，饶有寓意。”另外，“辛弃疾还有一些哲理诗，谈禅、奉佛、评儒、说道，反映了宋人以议论为诗的风气，违反了诗评家严羽等人所谓‘诗有别趣’、‘不涉理路’的要求，未免缺乏诗味。但从这些诗里也可以看到辛弃疾晚年思想状况的某些侧面”。因此，要全面地了解和研究辛弃疾，对于他的诗作也是不容忽视的。陈良运《稼轩诗简论》认为，辛弃疾的诗并不少，质量也不算差，有些诗作之悲壮雄迈并不亚于词，其思想艺术的光彩与词相辉映。辛弃疾是以诗入词、以词代诗的，而从他留下的诗作中，能更多地看到他日常生活中其他的方方面面。他的山水田园景物诗、叙写友情、与友人唱和的诗都有不少佳作。文章认为，从总体来说，辛弃疾的诗确不如词，但对于全面地研究一位杰出作家，更深刻地理解辛弃疾，则其诗词都应该顾及。
王少华《沉雄悲壮稼轩诗——试论辛弃疾诗歌的艺术风格》认为：“辛诗是取鲍诗的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与杜诗的沉郁顿挫，而又驾驭众体，融唐于宋，变化如意，且自作主宰，不失本家面目，于是形成沉雄悲壮的独特艺术风格。”文章对辛诗抒情方式、艺术境界、语言特色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陆永品《论辛弃疾的哲理诗词》，从对邪恶势力的贬责、唯物思想的闪光、比喻象征的理趣三方面对辛弃疾哲理诗词作了比较全面的比较分析，谓：“辛弃疾的哲理诗与其哲理词在格调上是很不相同的”。如果仅从哲理诗而言，在辛弃疾仅存的一百二十多首诗中，其哲理诗所占的数量是不算少的，从总体上来看，他的哲理诗写得生动形象，含蓄蕴藉，还是颇有韵味和情趣的，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辛弃疾文研究
关于辛弃疾文的研究多集中在《美芹十论》，尤其是他的作年的考辨。梁启超的《稼轩先生年谱》（《饮冰室合集》，本1936年版），邓广铭的《稼轩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均依辛启泰《稼轩诗文抄存》之说，定《美芹十论》作于乾道元年（1165）。吴熊和《辛弃疾〈美芹十论〉作年考辨》提出异议，以为应从黄淮、杨士奇所编《历代名臣奏议》，定为乾道四五年间稼轩任建康通判时所作。刘浦江《〈美芹十论〉作年确考》认为：此文当作于乾道元年（1165），一则张浚卒于隆兴二年（1164），正是进呈《十论》之时，稼轩还未闻张浚死讯；二则绍兴三年（1161）的下半年内南宋从金人手中兴复了海、泗、唐、邓四州，到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宋金重订的和议中，规定两国疆界一如之旧，于是上述四州又归属金国，而《美芹十论》中有“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后兵三年未成”等语，可证其撰写这段文字的时间必当在隆兴二年十一月之前，所以乾道元年（1165）写完奏进，自是惟一合乎逻辑的结论。邓广铭在《辛稼轩的归附南宋和〈美芹十论〉的奏进——纪念辛稼轩诞辰850周年》一文中，认为此为确凿之论，并就“辛稼轩归附南宋政权的初衷”、《美芹十论》的主旨所在、“南宋王朝不使辛稼轩担任军职的原因”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另外，顾易生的《美芹荩谋空传世——读辛弃疾的〈美芹十论〉〈九议〉》，对《美芹十论》与《九议》作了专门探讨，认为这两部著作在当时许多爱国主义文章中有突出的价值。
刘乃昌《辛弃疾的政论文》，就辛弃疾政论文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辛弃疾作为士大夫阶级的一员，他敢于直面现实，洞悉当时的现状，站在抗战派官员的立场上，以奏议和谏稿深刻地反映当时尖锐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抗御金军、恢复中原的鲜明见解。“一往无前的凌厉气势”，“笔势浩荡，议论纵横，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统筹全局、周密谋篇”等是辛弃疾政论文的艺术特色。杨庆存的《论辛稼轩散文》，对辛弃疾散文艺术特色作出分析：首先，是立意宏伟，气势雄壮，高节操，高境界，高格调，是稼轩散文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其次，鲜明的针对性、强烈的现实性和广泛的社会性，是稼轩散文的又一突出特征；法度谨严，节制有序，变化出奇，不主故常，是稼轩散文的第三大特征。认为辛弃疾散文就其内容而言，为南宋散文中事功派的一类，观其语言，则又兼有文采派之长。稼轩散文的特色和风格为：雅健精深，雄壮奔放，遒丽优美。文章说：“稼轩散文是南宋散文的杰出代表，在当时文坛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性，其成就固不能与韩、柳、欧、苏比并，但亦不在唐宋八家之亚。他的散文，无论内容还是艺术，都足以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水平，虽然存篇不多，却足以使我们窥见其的确是一位‘散文高手’。”
此外，关于辛弃疾的文学思想，程千帆在《辛词初论》中曾提到，辛弃疾对创作问题虽然没有留下多少意见，但一些“零星材料帮助我们认识到，辛弃疾是一位具有先进的文艺观点、富有天才而又很谦虚的作家”。语极精辟，可惜言之未详。刘扬忠在《辛弃疾的文学主张和审美理想》中，对此作了专门论述。文章指出：辛弃疾在政治事业中鼓吹“气”，在文学作品中赞扬“气”，在他的文学创作理论意识中，也是主张以气为本的，基于这些想法，稼轩主张词在思想内容与风骨、格调方面应该上接古代诗歌言志的传统，用这种新体诗来抒发壮志豪情。在对词的思想内容的要求上，辛弃疾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为极则的，除了“补察时政”的主张之外，辛弃疾还曾对文学的“泄导人情”和“歌生民病”的作用予以重视。同时，辛弃疾并没有简单地把文学视为“载道”的工具，他自觉地追求阳刚之美，同时，他还向往一种能刚能柔，不主故常，融会万状的更完美的艺术美。在创作态度方面，辛弃疾提倡一种极端严肃和刻苦的创作态度，认为作家必须善于向传统学习。
§§第十六章 陆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