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女，1954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南。高中毕业后做过话剧演员、出版社校对员及文学编辑。1983年开始写作，1987年入湖南省作协当专业作家。1988年迁居海南岛，先后在《海南纪实》和《天涯》杂志社当编辑。1995年以后曾任《天涯》杂志社主编、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2005年9月调广州市文联当专业作家。曾出版小说集《左手》、《桑烟为谁升起》、《黑颜色》等七部，散文集《乡愁》、《一个人的时候》、《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一只蚂蚁领着我走》等，以及长篇小说《长大不容易》和长篇散文《边城凤凰》，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文在境外出版。
记者：蒋老师，作为一位作家，如何想到写作动物保护的题材？据说跟您家里养的那只老猫有关？
蒋子丹：这本书的初衷跟我家养的一只老猫有关。这只猫已经跟我一块儿生活了二十年，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但它只是为我写作动物方面的文字提供了一个契机，而真正让我竭尽全力去写这两本书的动力，恰在于我更多地了解了这只猫以外的其他动物（包括被遗弃的伴侣动物、被猎杀的野生动物、被虐待的农业动物、被残害的实验动物及被奴役的娱乐动物）的生存境遇之后，它们的处境之悲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记者：关于动物保护，以小说的形式会不会比目前这种随笔的方式要好一些？蒋子丹：小说的方式在直接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会显得比较间接。
记者：请问您如何看待“素食”？不知蒋老师如何看待“绝对素食主义”的人？蒋子丹：我觉得素食过于仪式化，把人性中的某些东西强行切割，如果把人也当作动物的一员的话，那么，显然，素食者对人这种动物也是残酷的。
素食的问题是最为复杂的问题，每个人切入这个问题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把素食主义变成一种强制的办法来推行，则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这一点我在《一只蚂蚁》里有较长篇幅的讨论。
记者：很多读者在看了您的《一只蚂蚁领着我走》的内容后，说您很有悲悯心，您觉得如何理解这个悲悯心的说法？
蒋子丹：中国古代大儒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一种人间关怀，更是一种自然关怀，体现着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也肯定了人类道德情感的真实。从这个层面上说，动物保护运动的意义远不止对动物的保护，更在于对人类的自我拯救。
记者：现在世界上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您认为战争、环境污染等问题与保护动物相比，哪些是最急迫的？
蒋子丹：几乎所有从事动物救助，倡导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的人，都会遭遇这样的责难：战争和恐怖袭击不止，艾滋病和饥荒蔓延，眼看着人类自身有多少让大家头痛的问题无法解决，你们还有闲心、有闲钱去管动物。该救动物还是该救人？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个看似庄严深刻的假问题。对于不关心也不愿意关心动物的人，这却是一个欲盖弥彰的好借口。先解决人类的问题，再解决动物问题，实际上是永远不去关心动物，永远把动物问题置之度外的最好托词。
记者：您的这两本关于动物的书，其文体有些特别，虚构和非虚构的融合在一起，打破了文体的限制。这样的写法，是出自怎样的一种考虑？
蒋子丹：应当说这是一种交叉文体。你大约已经看到了，按照常规的分类，这里面包含了小说、散文、随笔、论文、报告文学、采访记录甚至咨询资料各种成分，还有一章是诗歌。写成这个样子并不是事先的刻意安排，而是顺势而为的结果。有关动物的观念和现象纷纭复杂，不大容易理清和表达，为了更好地调动读者的感觉，有时需要记叙，有时需要抒情，有时又需要用比较理性的方法来分析，这就决定了我不能只采用某一种单一的文体来完成。而且在我先前担任《天涯》主编的时间里，早已从经手编辑的优秀作品中充分感受了文史哲交叉文体的魅力，此番重新回到创作中来，自然对单一文体的束缚有所抵触，而对哪些事情、哪些观点用什么文体表达最方便、最合适考虑得更多一些。我所收获的创作体会是，让文体服从于表意的需要，可以使我们的写作获得更多自由。
记者：现在谈论动物保护的人很多，但吃动物的人也很多，还有人一边吃某一些动物，而提倡保护另一些动物，这是否矛盾？
蒋子丹：每一个关心动物命运的现代人，都无可避免地要陷入双重的绝望：一边要面对人类对动物愈演愈烈的利用、剥夺、虐待和残杀；另一边要面对自身根深蒂固甚至是无法超越的物种、基因及精神的局限性。当我们抱着深深的同情去关注动物时，我们的潜意识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实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我们身体里与生俱来的生理局限，都会成为障碍和干扰，使我们思绪纷繁，瞻前顾后，顾此失彼。我完全不想向我的读者们隐瞒这个事实：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这些困扰始终伴随着我。
记者：您的书中有关“动物福利”、“动物解放”的概念都说得很清楚，但所谓“动物权利”却有点语焉不详，希望您解释一下。谢谢！
蒋子丹：动物福利着眼于动物生活条件的改善，动物权利则是要给予动物更多的道德平等和伦理地位。它们最简明的一个诉求是，要把所有的动物放出牢笼，而不仅仅把笼子的尺寸扩大。
记者：看完您的书后，我也深感您之所谓“双向的沉重”，我注意到您最后把解决此种矛盾的出路寄希望于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制造出人造肉和人造革，使人类彻底摆脱食肉的难题及由此带来的良心自责和犯罪感。现实也印证了这条思路的可行性。2008年4月15日《参考消息》上即有这样一篇文章《人造肉即将推向市场》，这无疑是一条令全世界动物保护者振奋的好消息。但如果我们再深想一步，又会有困惑和疑问产生。试想，假使色、香、味与动物肉毫无区别的人造肉大量生产，摆上了人类的餐桌被人类大快朵颐，人类再也不用吃动物肉来满足自身的营养需求，动物们再也不会因此死于人类的屠刀之下，那么动物是否会无限繁殖，最后与人类争夺生存资源？毕竟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再者，生物链、食物链是一种自然秩序，老虎、豹子、狮子和狼这些食人动物，它们会因为人类不再吃它们而与人类达成默契，改变本性，也不再吃人吗？也是前不久发生了一个真实的事件：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的一只老虎吃掉了一名精神病患者。此前这个动物园的老虎就有吃人的前科。那么谁能让老虎免开虎口，立地成佛呢？
蒋子丹：自然界有它自己生成、循环、平衡及发展的一定之规，生态环境不是我们的私家客厅，自然生命体也不都是我们豢养的宠物或者种植的盆景，可以听任人的摆布和调遣。而且它的潜规则到现在还是不能被人类破译，至少不能被完全破译。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只能因时因地而宜。
记者：您是1988年到的海南定居，不知道您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这20年来有什么感想？还有这次20周年的活动您参加了吗？作为在海南生活了20年的半个海南人，不知道您对东湖那一带宰杀及吃狗肉有什么看法？谢谢！
蒋子丹：海南是我的第二故乡，如果没有办经济特区的机会，我可能现在还在湖南呢。假如在20年前，我可能对东湖的狗肉馆没什么感觉，可是20年后的今天，我得为这个闹市区还有这样的地方感到气愤了。
记者：其实，动物和人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是和平相处的。动物的弱势地位缘于在生态链中的位置。我们不可能把动物改造成强势的群体。我还想问的是，保护动物，其实是人类强势地位的体现，同时也是文明的象征。除了立法，划定保护区域，有没有可能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把动物做一个界定。分级，说明确哪些可以食用，哪些是有毒害的，哪些是有危险的。这样一是可避免动物保护主义者和日常生活产生敌对情绪，再则是可以科学地、简单地让普通百姓知道哪些动物有益于我们。现在，只是一味地保护，在您的这本书里也写到《野象恩仇》，如果正在保护的这些动物伤害了人类，那人本主义的当下，该如何是好？
蒋子丹：只要你深入了解一下动物保护的现状，就会知道其实做一点保护已经很难，“一味地保护”现象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正如你说的人文环境如此。
记者：您在书中写了关于猎杀海豹的事。后来加政府立法，并实行了一项“眨眼测试”法规。您认为这是虚假的人道。虽然诸如“眨眼测试”这样的规定，最终保护的还是猎杀者的利益，但是对于尊重生命而言，这样的规定难道不是一种哪怕是小小的启蒙与关怀？
蒋子丹：要是我们不去大量地宰杀它们，又何须这样的测试呢？
记者：蒋老师本人看起来是一位非常年轻、很有气质、很知性的女人。想问问蒋老师平常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关爱自己吗？用什么方法给自己解压？
蒋子丹：假如我不曾写这两本书，肯定比现在要显得年轻些，因为为了这次的写作，我添了不知道多少白发。
记者：有人认为，人与宇宙间的一切生物都是我们这个世界平等存在的环境因素，这是人道的精神体现，但当宠物使我们的精神物化糜鞯之后呢？还会有人道吗？一个缺少人道、爱宠胜于爱人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城市宠物正在泛滥，宠物伤人，宠物破坏环境，宠物混同于人的生活，宠物经济冲击并伤害着穷人的自尊心和人格。谁能告诉我是人在宠物，还是物在宠人，还是因互宠同化？谁能够预言，在将来人还能不能主导自己的生活与世界？
蒋子丹：我认为动物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不管是残酷虐待动物还是病态宠爱动物，都是人出了问题。
记者：从古至今，有不少动物都曾存在并生活过，但后来为了自身物种的生存而不得不去破坏或毁灭了另一种动物。所以，对于目前的宰杀动物问题，有人认为应该都是遵循自然界生存法则的。蒋老师怎么认为呢？
蒋子丹：甘地有一句名言，自然界的资源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却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问题在于沉迷在物质高度丰富的万丈红尘中的人，正在丧失判断何为需求何为贪欲的能力，也就是分辨天理与人欲的能力。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生存法则的底线。
记者：动物保护，一定是对大众的。即使是动物保护的现状很惨，但这是和整个大众所受的教育、所需要的物质等有关的。谋杀动物的人，有他个人的伦理。为了钱财，谋杀自己的亲人的都有。这些事情，拐卖儿童的也有。您参与了并了解了诸多动物保护的事件，您个人认为，保护动物，去除这些利益因素，如何才能让大众更有意识地参与呢？
蒋子丹：多关注动物的生存状态，多知道一些真相，会让我们增加参与的意识，这也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不能回避的事情。
记者：请问蒋老师，以前您主要是编辑家，主编过很多杂志，编辑过很多稿子。
您能对从事写作的网友说些经验之谈吗？
蒋子丹：有感而发，言之有物，论之有理，是写出好作品的不二法门。
记者：蒋老师，动物保护就是要保护一切动物、一切生命吗？那么我们对苍蝇、蚊子、蟑螂等害虫怎么办呢？
蒋子丹：印度的佛教徒被蚊子叮咬的时候就不打，所以印度的蚊子特别多，我去的时候领教过。
记者：我觉得《一只蚂蚁领着我走》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很丰富，包含许多方面的思考，并不是动物题材所能局限的。所以您才采取了“交叉文体”这种写法？
蒋子丹：从这两本书的部分章节在报刊上发表开始，我就常常被问及它们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随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多半是请编辑定夺，放在哪个栏目下边我都能够接受。谈到这两部新长篇，我一般只说是长篇而不说是长篇小说，因为就整体而言它的文体比较复杂，有的章节是小说，有的章节是散文、随笔或者接近报告文学的纪实，有的部分以论说为主，甚至还有一章诗歌。其中以小说元素为主的单元，里边的主要人物纯属虚构，所有行为都在想象的范畴，同时也有事件过程的叙述和推进，跟小说的写法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在结构上不如有头有尾的小说圆整。而散文、随笔部分方便直接表达我的立场和观点，论说部分方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报告文学及访谈纪录部分才是真实的人和事，没有任何虚构，能真实地反映人类行为与动物的处境。
我的初衷并不是要做一次文体游戏，刻意追求某种效果，只是为了表达的便利。我想当年司马迁写《项羽本纪》，柳宗元写《捕蛇者说》，归有光写《寒花葬志》，也不会考虑是小说还是散文吧？古人可以这样自由写作，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画地为牢？这两部书因为涉及动物与人类关系的主题，方方面面格外复杂，并且难有定论，在写作的过程中篇幅一再增加，好像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感受、现象和思考，需要我动用各种文学手段来表现。
记者：听说狗除了导盲之外，还可以治疗一些年老人的疾病。有没有这方面的图书、电影资料，推荐给我这位朋友啊？
蒋子丹：亚洲动物基金会正在中国推广一个狗医生计划，专门针对老年人和病人，有空你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去查查。
记者：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政府官员、武警及军队官员去打猎，去盗猎保护动物，还有从学生教育体制上动物关怀与保护的缺失。请问您对此是怎样的想法？是否也曾有过同样的矛盾和彷徨？谢谢！
蒋子丹：情况当然不妙，当然叫人悲观，但我很欣慰有一种人生态度叫做“悲观进取”。失望不是我们停止作为的理由。
记者：中国内地数十家民间小动物救助组织步履维艰，除了缺少法规支持，很大原因是对动物保护的理念不正确，“不管是残酷虐待动物还是病态宠爱动物，都是人出了问题”，这句话我认为非常有道理！
蒋子丹：我认为书中所记录的一些动物保护人士，是一些超级勇敢的人，是当下中国动物保护实践中最有献身精神的行动者，对于她们在困境中的坚守，我一直抱有崇高的敬意，也怀有深切的同情，因为她们几乎为保护动物放弃了一切正常的生活，甚至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在有些人看来，她们的救助不光势单力薄、于事无补，甚至全无意义；另一些人更会常常对她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责难。人的目力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动物，人的救助永远只能挂一漏万，这在酷评者眼中，就成了嘲笑她们的理由。可是历史上，无论奴隶解放、妇女解放，或是其他意义重大的改良和革命，都只能相对解决一部分或者一个阶段的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而一切最终的了结，都是相对解决的累积，不可能一蹴而就。放弃所有不体察、不怜悯的理由，肯定有限救助的意义，也许正是她们最值得赞许的地方。基于这一点，我愿意用自己的笔为她们鼓与歌，尽管她们会有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记者：《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和《动物档案》看上去是一种综合交叉的文体，但有人看了，觉得有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您能否谈谈这个问题？
蒋子丹：在写作这两部书的时候，很少受到文体的束缚，而是想着哪些事件、哪些观点用什么文体表达最方便、最合适。假如读者对这些看起来有点眼生的行文方式不大适应，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试验品来对待。对我来说可以自宽自慰的是，我按自己的思想，认真而诚恳地说出了想说的和该说的话。
应该说，写作过程中我切实体会到了多文体并用的便利之处，特别是遇到某种很难说清楚，或者很难说得生动活泼的观念和理论的时候，动用文学的手段比直接跳到前台去说教，效果要好得多。比如，《一只蚂蚁领着我走》中间，涉及西方流行了多年而中国人还鲜有所知的“动物福利”观念，我就用小说的方式虚构了一个中国失地农民，为了生计参与给活猪活牛灌水的勾当，最后通过自身的感受理解了“动物福利”到底怎么回事。我个人感觉这要比照搬西方人的条款有说服力。
其他的章节，如《盛宠时代》里的文婷、《狗年生意经》里的李立、《藏獒害怕人惦记》里的乌云、《秀亦成真》里的杨杨等人物，多次被读者甚至是圈内同行问及是否真有其人，听我说到他们完全是被虚构出来的，也跟你一样大吃一惊。我想，这种吃惊可能是因为的确有些真实的人物和事件穿插其中，如《宇宙A级通缉令》中的踏猫女人王珏、《内心生活的意义》中的作家严敬、《安德鲁可以瞑目》中的青年张小海等；也可能因为表现形式的变化较多样，如《禁狗时期的心情》采用了沉鱼、落雁两个网友QQ记录的方式，实际上完全是一篇对话体小说，《生态愤青小黄》的主体是主人公小黄为可可西里野牦牛队募捐的演讲稿，但不管是小黄本人还是他的演讲稿，也都完全出于虚构。而这两个章节一直被人以为是我直接从网上下载来的资料。
作为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虚构永远是不可或缺的手法之一，但无论如何它也只是诸多文学手法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手法，更不是文学的全部。
记者：这两本书的写作有很多确切的事实在里面，但部分内容采取了虚构的写法，会不会对整个内容产生影响，虚构带来的过于戏剧性的冲突会不会造成一种自相矛盾？
蒋子丹：这就涉及了另一个话题。真正具有价值的虚构，即是文学的真实，文学的真实较之生活的真实应该更全面更概括，甚至是更高的真实。这要求有坚实的现实生活作为基础，不可能是关在书房里胡编乱造出来的。
前些时候北京有家报纸的记者采访时，曾经问我《动物档案》里的那些小动物故事是否属于纪实采写。我对他说，这都是一些短篇小说，虚构的成分很多，因为小动物不会说话，不能向我痛说家史。我在北京的那个动物收容基地看到它们的时候，工作人员只是告诉我，这只狗的主人吸毒，还让它吸；那只狗是被人从北海公园的湖中心救上来的；那只猫因为在主人床上撒尿被暴打并被遗弃……诸如此类。它们原来的主人到底姓甚名谁，是老是少，大部分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于是，我就得给它们安排各种各样年龄和身份的主人，富人、明星、流浪儿、老人、打工妹、单亲少年等，让它们曾经生活的场景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通过它们反映中国人的生活现状，以及对待动物的种种作为。可能是因为书名叫“档案”，这些小动物又个个都有照片，为了让其更像档案我还有意替它们编上了号码的缘故，不少读者还以为真的是些实录速写。
结果这个记者在报道时，很夸张地做了一个小标题称此书“内容虚构大于真实”。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也可能成为一种误导。也许某只狗的身世是你想象的，但一定得是你根据生活里很多细节提炼的。就像那只漂亮小猫美眉，不必深究它的后腿是不是真被某个养鸽子的大爷为报复而砍断的，生活中因为养鸽子楼上楼下吵架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于酿出事故的事谁没有听说过？
为了达到文学的真实这样一种最能感动人的境界，写作者应该从潜意识中摆脱虚构与非虚构的观念控制。虚、实都是为我所用，在两者间跳跃、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比较自由的状态。自由的状态当然也是好的状态。
（注：本文由朴素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