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的主旨是阐述利用地形条件克敌制胜的基本原则以及军队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实施作战的一般方法。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有关军事地形学的精辟专文，与本书中专门阐述兵要地理（战略地理）的《九地篇》一起，构成了兵圣孙武军事地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弥足珍贵，价值永恒。
孙子在本篇中扼要地揭示了巧妙利用地形的重要性，“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地形者，兵之助也”。列举了战术地形的主要类型和不同特点，提出了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作战的若干基本原则，辩证地分析了判断敌情与利用地形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孙子进而探讨了军队作战失利的六种主要原因，指出造成“六败”局面的责任应该由将帅来承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并阐述了将帅的道德行为准则，“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孙子论述了若干治军上的一般原则，主张将领既要爱护士兵，“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又要严肃治军的纪律，反对过分地厚爱士卒，做到“爱”与“严”相结合。全篇讲“地”，更讲“人”；讲“助”，更讲“主”；讲地形，又高于地形。总之，本篇是反映《孙子兵法》唯物与辩证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原则精神的佳作。
用兵打仗，需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中进行的。这里，时间体现为战争过程的速决或是持久，空间体现为战争规模（主要指战场覆盖面）的广阔或是狭小。在古代冷兵器作战时代，没有飞机，没有导弹，也没有潜艇，所以，战争当然只是在陆地或水面的范围内展开，这决定了战争不能不受一定的地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众所周知战争与地理有着密切关系，于是乎，对于影响军队行动的战场地形地貌，就不能不详细研究，全盘掌握；而为了在整个战略布局上取得有利主动的地位，就不能不对兵要地理形势作用作缜密的考察。前者属于“军事地形学”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军事地理学”的概念。当然，在中国古代，对两者的区分并不严格，人们通常是对它们作通盘的研究和阐述的，就像人们不曾严格规范战略、战役、战术、战法、战斗基本含义的情况一样。孙子尽管很伟大，但在这些方面也不可能超越时代，有所例外。
在冷兵器作战时代，掌握和利用地形地理，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负关系似乎尤为重大。如在戈壁荒漠地区，如果后勤补给跟不上，那么不用打仗，光饥饿与干渴便能置人于死地。又如在荆棘丛生、羊肠小道崎岖不平的崇山峻岭地带，你就是骑了“的卢”、“赤兔”一类的宝驹名马，也无法信缰驰骋，更不必说去和敌人挥戟搏杀了。因此，早在孙子之前，就有人去探讨军事与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了，并且留下了一些足资启迪的军事地理理论的雏形。例如，《周易·师卦·六四》有云：“师，左次，无咎。”它的意思是说，军队在作战行动中只要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就等于掌握了主动，不再会有任何危险。又如《周易·同人》也说：“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意谓如果能充分利用草木茂盛、地势起伏的特殊地形条件，巧妙隐蔽军队，并抢先占领有利的制高点，就能够顺利打败敌人，并使得敌人元气大伤，在好多年之内都无法得到恢复。这些片言只语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孙子构筑其军事地理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
然而，在孙子之前，关于军事活动中运用地理条件相应原则的阐述，还远远不够火候。这表现为：一是只言片语，零碎散漫，东一榔头西一锤子，不见系统，缺乏深度；二是光谈地形，不谈地域，没有涉及军事地理中最核心的兵要地理问题，缺乏广度。只有到了孙子那里，利用地理条件来达成克敌制胜的目的，才成为兵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军事地理学才基本具备规模。这就是说，孙子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系统探讨地形、地理条件与军事斗争成败之相互关系的兵学大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孙子真是不世出的人物，筚路蓝缕，又给后人开辟了军事学的新空间——军事地理学。
孙子的军事地理学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兵要地理（现今时髦的叫法是“战略地理”）的论述。他撰写《九地篇》，对这一问题集中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军队在九种不同的战略地理环境当中展开行动的指导原则。二是对战术地理的论述，主要内容见于本篇以及前面的《行军篇》。概括地说，孙子本篇的中心思想是集中揭示了巧妙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列举了战术地形的主要类型和不同特点，提出了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作战的若干要领，辩证地分析了判断敌情与利用地形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地形学的系统化、规范化理论，它的学术价值是怎么评估也不为过的。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平津馆本、武经本、日本樱田本等作“胜乃可全”，意思相差并不太多），这是孙子认识战争、指导战争的思想基础。它要求战争指挥者尽可能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在这个基础上筹划战略全局，实施战役指导，活用战法战术，赢得生死搏杀，即所谓“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关注地形，了解地形，分析地形，利用地形，就属于“知天知地”的范围，这正是孙子苦心孤诣打造其军事地形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孙子非常重视战场地形条件对作战行动展开的具体影响，提出了“地形者，兵之助也”这一精辟的论断，强调作战指导者要注重对地形的观察和利用。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孙子看来，能不能根据地形条件制定适宜的战法战术，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军队的存亡。所以要想成为一位真正有所成就的将帅，不让同代人指着脊梁骨咒骂，不教后世人点着历史书嘲笑，条件之一便是了解和熟悉地形，认真研究、巧妙利用地形，即在判断和掌握敌情的同时，准确地计算地理形势上的险要或平坦、遥远或邻近、广阔或狭窄，以便对军队的开进速度、机动方式、部署主次以及阵地的选择、伪装和使用等，做出明确正确的抉择。孙子对此的重视程度是无可比拟的，是从战略的层面来认识的，他强调这是高明指挥员所不可或缺的素质，是夺取军事斗争胜利的基本保证：“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如此这般，孙子就将地形学首次引入了军事斗争的领域，使得敌情分析和地形利用得到了有机的结合，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发展史上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从“地形者，兵之助也”这一基本见解出发，孙子根据当时实战的具体要求，进而系统地探讨了战术地形的基本类型和主要特征。他具体列举了军队在作战行动中极有可能遇到的六种基本地形：四通八达的“通形”，能进难退的“挂形”，双方行动都不便的“支形”，狭隘重阻、易守难攻的“隘形”，险峻陡峭、不便展开的“险形”以及距离遥远、双方机遇相等的“远形”。指出了这六种基本地形的各自特点所在，并且就这六种不同的地形条件，提出了详尽而又有针对性的作战指挥要领。例如，在敌我双方都可以自由来去、四通八达的“通”形地域上，作战指挥者应该抢先占领开阔向阳的高地，确保粮草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无阻，从而牢牢把握主动。又如，在“支形”地域上，先要做到戒除贪多务得的人性弱点，不受敌方诱兵的迷惑，持重待机，然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统率部队假装退却，诱使敌人前出一半时再突然回师反击，大杀回马枪，玩对手于股掌之中。等等。
当然，按孙子的理解，地形条件是客观的存在，它固然重要，但毕竟仅仅是用兵打仗的重要辅助条件，如何巧妙利用地形，确立战场优势，关键还在于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实施卓越的作战指导。因此，孙子进而论述了军队由于将帅战术呆板、指挥失当而导致失败的六种情况“六败”：“走、弛、陷、崩、乱、北”，细致剖析了产生“六败”的具体原因和主要表现，并且强调指出造成作战失败的责任应该由将帅来承担，不能归咎于自然条件，像项羽那样说什么“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这是怨天尤人的看法，此乃“非天之灾，将之过也”。由此可见，孙子的军事地形学思想是相当系统和辩证的，真正做到了主客观条件的有机结合，即通过对“地有六形”的具体阐发，揭示了地形条件与战争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又通过对“兵有六败”的深刻论述，说明了主观指挥失误必然会造成作战行动的失败。这里，“地有六形”讲的是自然的客观因素，“兵有六败”讲的是人为的主观因素。孙子军事地形学思想的高明，在于恰如其分评价地形在军事上重要作用的同时，正确地强调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认为只有将战场地形等有利的客观因素与战争指挥者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才能达到趋利而避害、稳操胜券、心想事成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的军事地形学思想在后世是为众多兵家所一致推崇的，《百战奇法·地战》强调：“凡与敌战，三军必要得其地利”；《草庐经略·地形》指出：“两军交战，地不两利；我先得之，敌为我制。虽可利人，实由人择；固分险易，还务通权”等，都可以看做孙子的异代知音，都属于对孙子战术地理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西方近代军事学家重视战场上重要地形的战略价值，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甚至把它视为国力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学者科宁·格雷提出，国力要素包括人和文化因素、领土面积、地形、经济资源、政治实体间的距离等，并认为自然地理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地理，经济地理决定人文地理，人文地理对政治的发展又产生重大影响。又如约翰·柯林斯把国力要素归纳为10个基本方面，其中属于自然地理的有空间关系、主要的陆地形态、气候、天然植被，而属于经济和人文地理的有资源、工业、人口的数量和分布、重要部门的分布、交通网和通信网。并指出这些因素构成了加强国家力量的地理成分。它影响到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力量如何使用的问题。
至于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更是多次就地形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阐述。指出那些位居要冲的、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要地，例如交通中心、重要军事基地、要塞所在地、在山地唯一可通过的隘道、在河川地域能控制几个流域的会合点等，都是永久地理性的战略点。一个国家的边境上，具有良好的障碍物体系，如高山、大河或人为的要塞，这个国界本身就可当作永久性防线；任何相当宽度的河川、任何山脊和隘道，只要有了临时工事的保护，就可当作暂时性防线，它可阻止敌人前进达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或强迫敌人改变进攻方向，这些利益是纯战略性的。
同时，若米尼也辩证地看到单纯注重地形条件的局限性，认为利用地形说到底是军事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一个天然形势十分险要的地方，敌人固然难以进攻，可自己的军队也一样不容易攻击。敌人可以用少数兵力封锁各口，而我军则会坐困在里面，无法自由行动。由此可见，若米尼重视地形条件以及辩证对待其利弊得失的做法，实与孙子既重视战场地形等客观因素，又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维逻辑如出一辙，异曲同工。
由于孙子的军事地形学思想不是书斋里冥思苦想的产物，而是对众多战争实践活动进行总结的结晶，因而在指导后世战争方面也不乏大手笔，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公元263年爆发的魏灭蜀汉之战就是这方面颇具说服力的史证。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夺取了曹魏政权的实际军政大权。他在继续血腥剪除曹氏势力的同时，笼络士族，协调内部关系，注意发展生产，扩充军力，收到了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效益。到了其次子司马昭执政时，魏国的综合实力相对于其他两个独立政权——蜀汉、东吴来讲，已经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三分归一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建都成都的蜀汉政权是三国之中疆土最小，人口最少，实力最弱的国家。前期在诸葛亮的治理下，政治上还比较稳定，经济和军事上也有一定的实力，要想开疆拓土虽力有不逮，但若拥兵自保尚不困难。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蒋琬和费祎相继辅政，他们在内政上遵循诸葛亮的成规，没有新的变革和建树；外交上维持联吴抗魏的国策；军事上由主动进攻转变为防御自固；因而暂时还能保持国内的稳定和防御曹魏的能力，可算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公元253年，费祎去世，大将军姜维主持蜀汉军政，采取西连羌人，夺取陇右，相机进图关中的战略，在十年中，先后六次向陇右出击。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得蜀汉兵疲民困，内部矛盾加剧。而蜀汉后主刘禅庸弱无能，重用宦官黄皓，政治腐败，导致蜀汉政权日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姜维率蜀军主力远驻沓中（今甘肃岷县南）屯田，躲避黄皓的迫害，更使得战略要地汉中正面防御薄弱，为魏军的大举进兵提供了虚隙。
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冬，司马昭根据蜀汉内政不修，边境无备，士气低落等情况，定下了灭蜀的计划，并积极从事具体的战争准备。半年后（公元263年）一切就绪，便正式颁下诏书，起兵近20万，大举攻蜀。其具体作战部署是：征西将军邓艾统兵3万向甘松（今甘肃迭部东南）、沓中开进，牵制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率兵3万切断姜维向东、南方向退兵的归路；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12万人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直趋汉中。公元263年秋，魏军主力自洛阳出发，开始了灭蜀行动。
汉中地处秦岭和米仓山之间，是巴蜀的屏障，益州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蜀汉方面历来重视对它的防御。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都曾亲率大军驻守，并修建了汉（今陕西沔县东）、乐（今陕西城固东）二城以屯兵，同时依山阻险，重叠交错地部署戍卒扼守各个重要关口。这些措施在对魏作战中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魏军的多次进犯都无功而返。但是自从姜维把蜀汉主力部队调往沓中后，汉中的蜀军人数不到三万，兵力薄弱。姜维还改变了汉中历来的防御方针及设施，采取了收缩兵力，防守要城，诱敌深入，然后乘敌疲惫而出击的方针。这一作战方针从理论上说固然没有错，但是在当时魏极强而蜀极弱的条件下，这么做，无异于开门揖盗，自取败亡。
姜维在探知到“钟会治兵关中，欲窥进取”的消息后，仍没有能当机立断变更作战部署，立即将沓中的蜀军主力转移到汉中，扼守诸险隘，以抗击魏军的进攻。而仅仅是上表刘禅，建议派遣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率军守卫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但这一建议也受黄皓的阻挠而未得实施，蜀汉方面再次错过了据守险厄以抗魏军的机会。
魏军主力出发一个月后，三路大军即按预定计划，同时向汉中、沓中、武街与桥头发起进攻。魏军主力在钟会统率下，迅速突入汉中要地，袭占阳安关，杀死蜀军阳安关守将傅佥。然后分兵进围汉、乐两城。钟会本人则自率主力“长驱而前”，企图一举夺取剑阁（今四川剑阁北），进逼成都。
与此同时，姜维率领沓中的蜀军主力向汉中方向移动。在东移过程中，蜀军遭遇到邓艾部队的追击骚扰，损失很大，但谢天谢地，靠撤退迅速，蜀军终于摆脱了邓艾的追兵。数日之后，姜维大军进抵阴平一带。
在这节骨眼上，魏军庸将诸葛绪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当时他已经占领了武街和阴平桥头，姜维的归路实际已被切断。姜维见状不妙，遂走了一步险棋，故意北出孔丞谷（今甘肃武都西南），向诸葛绪侧后迂回。诸葛绪果然中计，把军队后撤三十里驰救，让出了要道。姜维见奇谋奏效，立即回军通过桥头隘道，会合廖化、张翼、董厥诸部退守剑阁。剑阁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蜀境之巨防”，汉中通往成都的咽喉。姜维凭借剑阁之险，设防固守，钟会大军久攻不克。因粮道险远，军食匮乏，钟会计无所出，不得不考虑引兵回国。由此可见，魏军对阴平桥头战略要地的得而复失，是己方攻势受挫，蜀方形势暂时稳定的关键。
驻守在阴平一线的邓艾见钟会有撤兵之意，急忙向钟会提出出奇制胜、偷渡阴平的袭击方案。邓艾是这样分析形势并提出对策的：蜀军已遭到沉重打击，现在应乘机进攻。如果从阴平出发，由小道经德阳亭（今四川江油东北）出剑阁以西百里，去成都仅三百余里，以奇兵出击蜀汉之腹心。如果姜维放弃剑阁而救援涪城，您就率兵长驱直进，如果姜维老鼠不挪窝，仍龟缩剑阁，涪城的守兵一定很少，我便统兵直取成都。不管怎么样，灭亡蜀汉乃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钟会采纳了这一建议。
于是邓艾挑选精兵一万人，于十月中旬从阴平出发，沿白水河谷（景谷）东行，登上摩天岭，行经荒无人烟的山陵地带七百余里，凿山开道，架设便桥。山高谷深，军粮又逐渐不继，处境相当危险。邓艾知道自己已无退路，便鼓励部下说：快速进入平地，就有粮食，否则就只有被饿死在这里，成为野狼的美餐。至马阁山时，路不能通。邓艾身先士卒，用毛毡裹着身体，从山上一滚而下。兵士也都手攀树木，沿着悬崖，一个接一个地越过深涧。就这样，邓艾军很快抵达江油（今四川江油），蜀汉江油守将马邈毫无准备，猝不及防，乖乖地向魏军投降。魏军得到给养补充，士气大振，邓艾遂率军迅速向涪县（今四川绵阳东）挺进。
江油失守后，刘禅派遣诸葛亮之子、官拜军师将军的诸葛瞻率军迎击邓艾。诸葛瞻抵达涪县后，屯兵休整，部将黄崇再三建议：“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但未为诸葛瞻所采纳。邓艾军因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得以逾越险阻，径抵涪县，击败了诸葛瞻的前锋部队，诸葛瞻无计可施，被迫退守绵竹（今四川德阳）。邓艾命令其子邓忠和司马师纂分左、右两路猛烈夹击诸葛瞻军，大获全胜，击杀诸葛瞻及其子诸葛尚，攻克了绵竹。
绵竹失守，蜀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大臣谯周等人极力主张投降。刘禅眼见邓艾大军兵临城下，成都难守，逃遁无路，遂于同年十一月自缚请降，邓艾大军趾高气扬开入成都，立国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就此覆灭。
纵观魏灭蜀汉之战，双方对地形的认识、利用上的优劣高下，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蜀军对险形地域、隘形地域的汉中地区，疏于戒备，违背了孙子所说的“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等原则，而让主力远驻沓中，等于是洞开门户，给魏军的大举开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占据剑阁险要成功，一度遏制住魏军的凶猛攻势之后，又未能及时考虑到对手从阴平小道偷渡奇袭的可能性，以至腹背受敌，完全陷入被动。而蜀汉唯一一支战略机动部队——诸葛瞻军未能及时进兵据守要地，则使得冒险偷渡阴平成功的邓艾军更加牢固地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终于导致军队弃甲、社稷覆亡。
魏军方面则充分认识到了利用地形，避实击虚的重要性，尤其是邓艾出奇制胜，翻越天险，神速挺进，袭取成都，堪称为“敌无备，出而胜之”的杰出典范。而魏军在此役中曾经一度兵顿剑阁之下，几乎功败垂成、徒劳而返，其主要原因也在于西线魏将诸葛绪没有坚守住阴平桥头这一险阻，而让姜维大军从容退守剑阁造成的严重失策。魏军在这场战役中的作战指导得失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了在军事活动中遵循孙子军事地形学基本原理，巧妙运用地形条件以出奇制胜的必要性。
当然，孙子的军事地形学思想作为冷兵器作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中不少内容已明显陈旧过时，成了明日黄花。譬如像“半济而击”，“以主力扼守隘塞险阻”等战法也许早已进了历史的博物馆，没有哪一个指挥员会在战争中再加效仿，除非他头脑不正常，神经出毛病，“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新的时代，自有新的战法，也自有新的利用地形条件的做法，这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现代战争是全方位、多维空间范围内的高技术较量，它对地形的利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只要战争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展开，地形条件对战争活动具有制约意义这一根本属性就永远不会被改变，熟悉地形，利用地形就始终是战争指挥者驾驭战争、赢得胜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现代战争虽然是全方位、多维空间范围内的高技术较量，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正成为战争运作的主宰，这样，就对地形的认识和利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形条件的重要性有了本质的改变，地形环境、气候因素对于高技术兵器效能的发挥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例如在北约空袭南斯拉夫联盟之战中，以美、英为首的北约空军战机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其中精确制导炸弹的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个比例要远远超过海湾战争时期多国联军投掷的同类型炸弹。可是战场评估显示，它的杀伤效果却比较有限，至少要比海湾战争时差上许多，南联盟军队的主力并没有因此而遭到摧毁性的打击。这中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联盟境内多为高山丘陵地带，地势高低起伏，植被严实茂盛，其军队的机动、武器的配置均可以凭借这些特殊地形进行巧妙的伪装、隐蔽，从而使得北约的高技术兵器的能量释放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不像美军统帅部所吹嘘的那样神乎其神，不可一世。这就是现代高科技战争条件下，地形继续影响或制约军事活动的一个典型例子。至于孙子重视利用地形的思维方法及其基本精神，则更是永远不会失去其魅力的。
不过，南联盟尽管顽强抗争，利用包括地形条件在内的各种有利因素，同北约这个强大的对手死缠硬磨，整整坚持了七十多天，但最终还是挂出白旗，向北约投降了，实际上失去了自己对科索沃地区的控制，“南联盟”解体，领导人被押送上海牙战争法庭。这个结局说明，地形条件虽然对军事行动有影响，但其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所以夸大它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
本篇除论述军事地形学理论外，还讨论了由于将帅指挥失当而导致军队作战失败的六种情况——“六败”：“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具体说明了“六败”各自的外在表现。而“六败”的原因，完全缘于人事，而非天意，主要责任应由军事指挥者来承担。所以孙子对将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这就是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这一卓越的见识，是那个时代那些唯主上之命是从的庸人们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本篇中，孙子还阐述了官兵关系的基本准则，主张将领既要关心爱护士卒，使其感恩戴德；又要严格治军纪律，使其敬畏权威。做到“爱”、“严”结合，奖惩适宜。这一治军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对后人也不乏启迪。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1]，有挂者[2]，有支者[3]，有隘者[4]，有险者[5]，有远者[6]。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7]，利粮道[8]，以战则利[9]。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10]。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11]，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12]，我无出也；引而去之[13]，令敌半出而击之[14]，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15]；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16]。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17]；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18]。远形者[19]，势均[20]。难以挑战[21]，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22]，将之至任[23]，不可不察也。
“注释”
[1]地形有通者：地形，地理形状、山川形势。《商君书·农战》：“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通，通达，指广阔平坦、四通八达的地区，梅尧臣注曰：“道路交达。”
[2]挂者：挂，悬挂、牵碍。《仪礼·少牢·馈食礼》郑玄注：“挂，悬也。”此处指前平后险、易入难出的地区。赵本学曰：“往则顺而下，返则逆而上，前低后高，如物挂者然也。”
[3]支者：支，支持、支撑。《左传·定公元年》：“天之所坏，不可支也。”杜预注：“支，持也。”这里指敌我均可据险对峙、不易于发动进攻的地区。梅尧臣注曰：“相持之地。”
[4]隘者：狭隘险要之地。这里特指两山之间的峡谷地带。梅尧臣注：“两山通谷之间。”
[5]险者：险，险恶、险要，指行动不便的险峻地带。
[6]远者：指路途迂回曲折、敌我双方相距甚远的地区。
[7]先居高阳：意为抢先占据地势高隆且向阳之处，以争取主动。杜牧注：“通者，四战之地，须先据高阳之处，勿使敌人先得而我后至也。”
[8]利粮道：指保持粮道的畅通无阻。“利”，此处用作动词。杜牧注：“利粮道者，每于津厄或敌人要冲，则筑垒或作甬道以护之。”杜佑注：“无使敌绝己粮道也。”
[9]以战则利：以，为的意思。《玉篇》：“以，为也。”
[10]“挂形者”至“难以返，不利”句：意谓在“挂”形地带，敌方如无防备，可以主动出击夺取胜利；如果敌人已有戒备，出击不能取胜，军队想要归返就困难了。故梅尧臣注云：“出其不意，往则获利；若其有备，往必受制。”
[11]彼出而不利：敌人出击也同样不利。而，此处作“亦”、“也”解。
[12]敌虽利我：利，利诱，指敌人以利相诱。杜牧注、张预注均曰：“佯背我去。”
[13]引而去之：引，引导、带领的意思。《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引侯生坐上座。”去，离去、离开。引而去之，指率领部队伪装退去。
[14]令敌半出而击之：令，使。此句张预注曰：“敌若来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锐卒攻之，必获利焉。”
[15]必盈之以待敌：一定要动用充足的兵力堵塞隘口，来对付来犯的敌军。杜佑注云：“以兵陈满隘形，欲使敌不得进退也。”盈，满、充实的意思。
[16]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此言在“隘”形地域，敌人如果已先我占领，并用重兵把守住了隘口，我方就不可顺随敌意去攻打；如果敌人还未用重兵扼守隘口，我军就应该全力进攻，去争夺险阻之利。从，顺从、随从，这里指发起进攻。
[17]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意谓在险阻之地，我军应当抢先占据地高向阳的要害之处以待敌军，争取主动。张预注：“平陆之地，尚宜先居，况险厄之所，岂可以致于人？故先处高阳，以佚待劳，则胜矣。”
[18]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张预注：“若敌已居此地，宜速引去，不可与战。”甚是。
[19]远形者：这里特指敌我营垒距离甚远。陈皞注曰：“与敌垒相远。”
[20]势均：孟氏注、张预注皆谓“兵势”相均，杜佑注则谓“地势”相均。于文义都讲得通，但由于此篇是就“地形”立论，所以杜说似乎更为在理。即敌我双方所处地理条件均等。
[21]难以挑战：此言由于地远势均，近敌挑战则劳师疲军，所以称之为“难”。挑战，挑动敌人出战。
[22]地之道也：意为上述六者是将帅指挥作战时利用地形的基本原则。道，原则、规律。
[23]将之至任：指将帅所应担负的重大责任。至，最、极的意思。《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故兵有走者[1]，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2]，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3]；卒强吏弱，曰弛[4]；吏强卒弱，曰陷[5]；大吏怒而不服[6]，遇敌怼而自战[7]，将不知其能，曰崩[8]；将弱不严[9]，教道不明[10]，吏卒无常[11]，陈兵纵横[12]，曰乱[13]；将不能料敌[14]，以少合[15]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16]，曰北[17]。凡此六者，败之道也[18]；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注释”
[1]兵有走者：兵，这里指败军。走，与以下“弛、陷、崩、乱、北”，共为“六败”之名，贾林注：“皆败坏大小变易之名也。”
[2]非天之灾：意谓导致用兵“六败”的原因，不在于天然的灾难。
[3]走：跑、奔，这里指军队败逃。
[4]弛：涣散、松懈的意思。这里指将吏软弱无能，队伍涣散难制。张预注：“士卒豪悍，将吏懦弱，不能统辖约束，故军政弛坏。”
[5]陷：陷没。此言将吏虽勇强，但士卒没有战斗力，遇敌，将吏不得不孤身奋战，力不能支，最终陷于败没。王皙注：“为下所陷。”
[6]大吏怒而不服：曹操注：“大吏，小将也。”此句意谓偏裨将佐恚怒，不肯服从主将的命令。
[7]遇敌怼而自战：意为恚怒愤懑的“大吏”，遇敌心怀怨愤，擅自出阵作战。怼，《尔雅》：“怨也。”
[8]崩：土崩瓦解，形容全军溃败。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如山之崩坠。”
[9]将弱不严：指将帅懦弱无能，毫无威严可以制下。
[10]教道不明：指治军缺乏法度，军队管理不善。张预注：“教道不明，谓教阅无古法也。”教道，指训练、教育之法度。
[11]吏卒无常：无常，指没有法纪、常规，军中上下关系处于失常无序状态。
[12]陈兵纵横：指布兵列阵杂乱无章。杜牧注：“引兵出陈，或纵或横，皆自乱之也。”“陈”，古“阵”字。
[13]乱：队伍混乱。
[14]料敌：指分析（研究）敌情。
[15]合：指两军交战。
[16]选锋：由勇敢善战的士卒精选组织而成的先锋部队。《尉缭子·战威》：“武士不选，则众不强。”战国期间，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都是当时各国的选锋部队。
[17]北：败北。《荀子·议兵》云：“遇敌处战则必北”，杨倞注：“以败走为北也。”
[18]凡此六者，败之道也：陈皞注：“一曰不量众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此名六败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1]。料敌制胜[2]，计险厄远近[3]，上将[4]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5]，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6]，主[7]曰无战，必战可也[8]；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9]。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10]，而利合于主[11]，国之宝也[12]。
“注释”
[1]地形者，兵之助也：指地形的审用，是用兵作战的重要辅助条件。按：这是孙子军事地理思想的根本原则。助，辅助、辅佐。
[2]料敌制胜：指正确地分析判断敌人虚实强弱情况以夺取胜利。
[3]计险厄远近：指考察地形的险厄，计算道路的远近。
[4]上将：贤能、高明之将。《吕氏春秋·简选》：“令能将将之。”高诱注：“能将，上将。”陈奇猷《校释》云：“上将，犹言上乘之将，亦即贤能之将。”
[5]知此而用战者必胜：知此，指懂得上述道理。用，为、由、以的意思。用战，指挥作战。张预注：“既知敌情，又知地利，以战则胜。”
[6]战道必胜：战道，作战具备的各种条件，引申为战争的一般指导规律。战道必胜，是根据战争规律分析，具备了必胜的把握。
[7]主：指君主、国君。杜牧注：“主者，君也。”
[8]必战可也：言可自行决断与敌开战，无须听从君命。
[9]无战可也：犹言拒绝君命，不同敌人交战。
[10]唯人是保：人，百姓、民众。保，保全。此句意谓对个人的进退处置，荣辱得失在所不计，只求保全民众。
[11]利合于主：指符合、满足国君的利益。合，此为适合、符合的意思。
[12]国之宝也：犹言国家的宝贵财富。杜牧注：“进不求战胜之名，退不避违命之罪，如此之将，国之珍宝，言其少得也。”
视[1]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2]；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3]，乱而不能治[4]，譬若骄子，不可用也[5]。
“注释”
[1]视：看待、对待的意思。《左传·成公三年》：“贾人如晋，荀善视之。”
[2]深谿：谿，同“溪”，山涧河沟。深谿，极深的溪涧，这里喻危险地带。
[3]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指只知厚待而不能使用，只知溺爱而不重教育。厚，厚养、厚待。令，这里是教育的意思，梅尧臣注为“爱宠而不教”。
[4]乱而不能治：指士卒放纵不羁而不能加以约束惩治。治，治理，这里有惩处的意思。《史记·李斯列传》：“赵高治斯，榜掠千余。”
[5]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张预注：“恩不可以专用，罚不可以独行，专用恩则卒如骄子而不能使。”甚是。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1]；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2]。故知兵者[3]，动而不迷[4]，举而不穷[5]。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6]。
“注释”
[1]胜之半也：意谓胜利或失败的可能性各占一半，即没有必胜的把握。曹操、李筌等均注：“未可知也。”
[2]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此言如果不知道地形不适宜于作战，得不到地形之助，则能否取胜同样也无把握。梅尧臣注：“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胜。”
[3]知兵者：通晓用兵打仗之道的人。
[4]动而不迷：行动起来从不迷惑，含有不盲动的意思。迷，迷惑、困惑。
[5]举而不穷：举，行动。穷，困窘、困厄的意思。《论语·卫灵公》：“君子亦有穷乎？”此句意为所采取的作战措施因敌制宜，变化无穷。梅尧臣注：“无所不知，则动不迷暗，举不困穷也。”
[6]胜乃不穷：指胜利永远不会有穷尽。
“译文”
孙子说：地形有“通”、“挂”、“支”、“隘”、“险”、“远”六种。凡是我们可以去，敌人也可以来的地域，叫做“通”；在“通”形地域上，应抢先占领开阔向阳的高地，保持粮草补给线的畅通，这样对敌作战就有利。凡是可以前进，难以返回的地域，称做“挂”；在“挂”形地域上，假如敌人没有防备，我们可以突然出击战胜他们；倘若敌人已有防备，我们出击就不能取胜，而且难以回师，这就不利被动了。凡是我军前出不利，敌人前出也不利的地域，叫做“支”；在“支”形地域上，敌人虽然以利相诱，我们也不要出击，而应该率军假装退却，诱使敌人前出一半时再回师反击，这样就有利主动。在“隘”形地域上，我们应该先敌占领，并用重兵封锁隘口，以等待敌人的进犯；如果敌人已先占据了隘口，并用重兵把守，我们就不要去攻击；如果敌人没有用重兵据守隘口，那么就可以进攻。在“险”形地域上，如果我军先敌占领，就必须控制开阔向阳的高地，以等待敌人来犯；如果敌人先我占领，就应该率军撤离，不要去攻打它。在“远”形地域上，敌我双方势均力敌，就不宜去挑战，勉强求战，就非常不利被动。以上六点，是利用地形的原则。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所在，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
军队打败仗有“走”、“弛”、“陷”、“崩”、“乱”、“北”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的发生，不是由于天地自然的灾害，而是将帅自身的过错。在势均力敌情况下，以一击十而导致失败的，叫做“走”。士卒强悍，将吏懦弱而造成败北的，叫做“弛”。将帅强悍，士卒懦弱而溃败的，叫做“陷”。偏将怨怼而不服从命令，遇到敌人愤然擅自出战，主将又不了解他们的能力，因而失败的，叫做“崩”。将帅懦弱缺乏威严，训练教育没有章法，官兵关系混乱紧张，列兵布阵杂乱无常，因此而致败的，叫做“乱”。将帅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众，以弱击强，作战又没有精锐的先锋突击部队，因而落败的，叫做“北”。以上六种情况，均是导致作战失败的原因。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之所在，不可不认真加以考察研究。
地形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正确判断敌情，积极掌握主动，考察地形险厄，计算道路远近，这些都是贤能的将领必须掌握的方法。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定能够胜利；不了解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的，必定失败，所以，根据战争规律进行分析，有着必胜把握的，即使国君主张不打，坚持去打也是可以的；根据战争规律进行分析，没有必胜把握的，即使国君主张一定要打，不打也是可以的。进不谋求战胜的名声，退不回避违命的罪责，只求保全民众，而有利于国君的大业，这样的将帅，乃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待士卒就像对待婴儿一样，那么士卒就可以同他共赴患难；对待士卒就像对待爱子一样，那么士卒就可以跟他同生共死。如果对士卒厚待而不能使用，溺爱而不能教育，违法而不能惩治，那就如同娇惯的子女一样，是不可以用来同敌作战的。
只了解自己的部队可以打，而不了解敌人不可以打，取胜的可能只有一半；只了解敌人可以打，而不了解自己的部队不可以打，取胜的可能只有一半；既知道敌人可以打，也知道自己的部队能够打，但是不了解地形不利于作战，取胜的可能性仍然只有一半。所以，懂得用兵的人，他一旦行动起来就不会迷惑，他的作战方法变化无穷而不致困窘。所以说，了解对方，了解自己，争取胜利也就不会有危险。既懂得天时，又懂得地利，克敌制胜就会永无穷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