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模式是在吸收秦朝速亡的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汉朝的皇帝治理国家首先注意解决百姓的生存问题，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使人民能休养生息。“文景之治”也就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汉朝施行德政，因此这个政权就得到了文化精英的支持。
先秦的诸子百家对汉初政治都有影响，但影响最大的只有三家：道（以黄老为代表）、儒（以孔孟为代表）、法（以韩非为代表）。
汉惠帝、吕后当政时期实行的是道家的无为政治，司马迁对这段时期的评价很好：“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文帝不但无为而治，而且施行德政。司马迁评述说：“汉兴，至孝文四十余载，德至盛也。”文帝死后，群臣说：“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关于孝文皇帝的德政，试从《史记·孝文本纪》中摘录二例以说明（前已提到，现详述之）：
其一，文帝登位的那一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天气严寒，文帝怜悯在狱受刑的人的痛苦，就说道：“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引导的意思）善人也。今犯法已论（犯罪的人已按法论处），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同产指同母亲的兄弟姐妹，坐指株连获罪），及为收孥（孥指妻子儿女，收孥指将全家老小都抓来治罪），朕甚不取，其议之。”官员们都说：“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孥诸相坐罪（废除收捕罪犯亲属等连坐的法令）。”
其二，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太仓令，官名。掌管国家粮库。淳于公，复姓淳于，名意，汉初名医。临淄人。因曾任齐国太仓令，所以又称“仓公”。刑，指肉刑，刻损身体的某一部分），诏狱逮徙长安（诏狱指奉皇帝诏令拘禁犯人的监狱）。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会，恰逢的意思），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说：“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复，复原的意思，属，连接的意思），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被没收进官府充当奴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汉文帝），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传说中的远古部落名，居住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画衣冠是将衣帽画上特别的图形或颜色作标志，以示区别。章服是以图文为标志的衣服。僇，羞辱的意思），而民不犯。何则（为什么）？至治也（至治指政治清明，达到了最高境界）。今法有肉刑三（古代残害犯人肉体的三种刑法，一般指在脸上刺字、割去鼻子、断足或残害生殖机能），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痛苦）而不德也，岂称（符合）为民父母之意（意愿）哉！其除肉刑。”
上文的缇萦上书救父，历代都当做孝女的典型。但缇萦的上书如果没有遇到文帝，也不会有圆满的结果。文帝接到一封上书，就亲自复查淳于公这个案子，而且下诏罪己，并下令从此废除肉刑，不能不称他是个有德行的皇帝。
但文景之治也有其局限性，实行道家的无为而治，就某种意义而言，只是一味地因袭而已，缺乏革新精神。在法律方面，也因袭秦朝，只是不常用而已。百姓如果不犯事，生活得很清静，但一旦犯事，处理起来照样很严厉。就拿淳于公这个案子来说，肉刑本是秦朝惯用的，李斯就被处以五种肉刑。刘邦入关，宣布废除秦朝苛法，只约法三章，其中就没有肉刑。为什么淳于公案又有肉刑呢？这说明汉初又恢复了秦朝的苛法。文帝本已下诏废除肉刑，可汉武帝时代，司马迁还受到宫刑，这说明残害生殖机能的肉刑在汉武时代还保留着。由此可见，汉朝的道家的外表隐藏着法家的实质。
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形成文本的有《尚书》《易经》《老子》《论语》《孟子》《春秋经》《诗经》《楚辞》《礼记》《韩非子》等。其中只有《老子》和《韩非子》两种属于道家和法家，其他的文本都属于儒家。如果排斥儒家，只采用道家，将使得先秦的大部分文化失传，没有儒家的仁义，很难维护社会的伦理关系，缺乏儒家的进取精神，社会就会倒退到原始的闭塞状态，道家的“小国寡民”思想，就是鼓吹这种倒退，向分散的部落看齐。
当时一些有远见的人士，就认识到一味遵从道家路线的危险，例如贾谊就是一个，他很有才学，生长在洛阳，但比司马迁早出生了二三十年，生不逢时。他写了很多文章，论述用儒家的礼乐教化移风易俗的好处，这是一种要求改革的儒者的呼声，可是却遭到一些不图进取、因循守旧的大臣们的一致反对，他们用大帽子压制贾谊，说他是“洛阳之人，年少初学。喜欲擅权，纷乱诸事”，由于守旧派的排挤，他在京城呆不长久，像一颗流星一样，在政坛上闪亮了一下，就消失了，他长久被放逐到首都之外的地方，做藩王的助手。但文帝没有忘记他，曾将他召回京城一次，贾谊满怀希望，以为文帝要和他商讨和百姓有关的政治改革了，可是文帝对改革提也不提，问的仍旧是远离实际生活的鬼神之事。贾谊从此消沉下去，不再过问政事，不久就死了。唐朝的李商隐曾写诗记述贾谊的悲剧：“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终贾谊一生，才华和抱负都不得伸展。汉初道家和儒家的第一次冲突，就这样以儒者的失败而告终。
但司马迁出生得正是时候，此时的情势和贾谊时代大不相同，多年休养生息的汉帝国，财富充盈，国力强大，急于向周边扩展疆土，同时一个好大喜功、意志坚定、强大有力的帝王——汉武帝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必定有一番大作为，使华夏民族迈向一个高峰，使中国步入一个开创性年代。新的情势使得儒家必然取代道家。
儒家和道家相比，是一种更能促使社会发展和鼓励人们进取的学说，它的核心是“礼”和“仁”，“礼”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人有尊卑之分，社会成员分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等级别，家庭内部则有祖父母、父母、儿女的等级，同辈则有夫妻和兄弟的等级。尊贵者就要多分配一些资源，卑贱者少分配一些资源，为了使卑贱者不抢夺尊贵者占有的较多的资源，每个人都要“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言行遵守一定的规则，对人遵奉一定的礼仪。尊贵的统治者更应当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把尊卑的次序维持下去。“仁”的核心是爱人，统治者要行仁政，爱护自己的老百姓。具体做法是轻徭薄赋，不违农时，减轻刑罚，救济鳏、寡、孤、独等。同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还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让，让也就是仁。儒家思想中还包含“忠、孝、恕、义”等观念。如果推行得当，对稳定社会也很有作用。“忠”能增加国家的凝聚力，“孝”可帮助国家解决养老的问题，“恕”能促进和解，“义”能提醒人们对社会的责任。
因此，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开创了另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让精英也能分享利益，甚至可以说是帝王和精英共同治理天下。策试贤良方正之士的政策为精英进入统治阶层开辟了道路，从此精英都被皇帝网罗干净。精英稳定了，社会就能稳定，君主专制制度就能长期维持。
这种模式优于秦始皇的模式，因而为后世的统治者采用，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都是对汉武帝模式的模仿和因循。直到西方的共和民主制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政治始终照搬汉武帝的模式。
司马迁就生长在创造新模式的时代，他精读贾谊的《过秦论》，懂得秦始皇开创的新模式失败的原因，并目睹汉武帝的新模式的产生和试验成功。
司马迁的时代，一切都在开创，一切都在试行，他作为史官，肩负着总结先秦（包括秦代）政治的失败经验和揭开新政治模式的序幕的责任。
但有一点还须提请读者注意：在司马迁的有生之年，汉武帝不但确立了儒学的统治地位，也复活了秦国的尚武尚法的精神。国家连年向外征战，对内任用酷吏，用严刑峻法对付官员和民众，连司马迁本人也未能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