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人士闯荡江湖，需要寻找靠山。帮会讲究江湖义气，“有大祸临身，可向同门寄妻托子”，“兄弟闯祸，须当搭救兄弟出关。”对外则讲顺者昌逆者亡……初出道的武林人士，在江湖中需要这样的后盾，才能凭武艺、凭打打杀杀在江湖上扬名立万。
武林门派与江湖帮会几乎同时形成于明末清初。武林门派与江湖帮会有着相同的江湖性和宗派性。二者虽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结构，存在着本质区别，但他们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甚至还会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而习武人加入帮会，也是一条出路。
（一）凡结社必习武
江湖帮会本是一种民间团体形式。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变革，大量的贫苦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游民。他们在孤苦无援的境遇下必然产生建立团体的愿望，期望在这个团体中能够亲密交往，相互扶持，共谋生存。这是帮会形成的基础。
大批无地可耕的农民进入城市，只能靠做买卖或从事手工业谋生，还有就是靠江湖行当获取生活所需。有钱的商人正好利用这股强大的力量，于是最早的帮会形式出现在商业和手工业中，那就是商帮和行帮。商帮偏重于地缘因素，如安徽帮、浙江帮、山西帮（晋帮）等；行帮偏重于业缘因素，如漕帮（搞运河航运）、盐帮（买卖私盐）、丐帮。除商帮、行帮之外，那些从事江湖行当的游民，以及流氓、地痞、无赖也会建立帮会团伙，是为欺行霸市，恃强凌弱，骚扰百姓。如前文提到的新中国成立前垄断北京大车、排子车、脚行业务的“搂包”组织；以赊取、转卖、坑骗、勒索为业的“倒装”组织中的“飞轮队”、“九头鸟”、“三十六友”；拐卖妇女儿童的“砟子行”；以及上海滩的“斧头帮”、“兄弟会”等。他们大多是为了独占一块地盘，或独霸一种行业。这是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帮会。
凡结社必习武，在明末清初是一种普遍现象。商帮最先与武林结缘，它雇用武人保护货物安全流通。当产业越做越大的时候，看家护院也成为武人谋生之路，从而促生了保镖行业。行帮为了霸占地盘，垄断业务，也会组建以武人为主的打手队伍，以保护本帮利益。流氓团伙一类的帮会更推崇有武功的人，因为不同团伙之间会产生许多矛盾，械斗不可避免。因此，帮会重视习武，重视武人，理所当然。
（二）秘密帮会更重视武术传习
商帮、行帮，乃至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帮会，很少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因此，从规模、势力、人数、影响等方面来看，都比不上赫赫有名的青洪帮。青洪帮是秘密结社式的帮会，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洪”帮反清，“青”帮安清。洪帮乃是洪门的别称，青帮乃是安清帮的别称。这种帮会没有行业、地域、同乡等观念，而是以赞成其宗旨、拥护其首领为主要条件，凡符合条件的人皆可加入，既受帮会保护，也要受帮会管理和制裁。反清的洪帮历来重视武术训练，乃是出于武装暴动的需要。安清的青帮由于与洪帮作对，也需要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重视对武人的吸纳和武术训练。
据曾在洪门担任过堂主的樊松甫先生在《我所知道的洪门史实》一文中说，洪门始于明末抗清的郑成功。郑成功出于反清的需要，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创立“金台山明远堂”，与手下诸大将结为异姓兄弟，是为“洪门开山立堂”之原始。但还不能算秘密结社的帮会组织，也算不上占山落草，因为他有地盘，有军队，有百姓。
真正创立“洪门”帮会的是他的部将兼盟弟蔡德英（忠）、方大成（洪）、胡德帝、马超兴、李式开。这五人受命前往清军占领的东南地区发展组织，被清军围剿负伤。伤愈后，五人喝血酒，重新盟誓，再行组织力量规划复仇。因为这五人原是大明史可法参幕洪英的部将，洪英死后投靠的郑成功，所以他们的新组织尊洪英为始祖，尊郑成功为武宗，史可法为文宗，从事秘密反清活动，这才是洪门正式结社之始。
后来洪门推举陈近南主持“复明”事宜，陈死后，接任者苏洪宝于康熙十三年（1674）改名天地会，宣传以“天为父，地为母”。入会者均称洪门或洪家兄弟，长期在珠江、长江流域秘密活动，并在海外开山立堂，如美洲的致公堂。所以说天地会与洪门是一家。而洪门创始就与习练武术和武装抗清分不开。
洪门为躲避清军追剿，只能在穷乡僻壤开山聚众。在城市则采取秘密活动。他们先创立“礼”门，借着戒烟、戒酒、戒赌、戒嫖的名义发展组织。后又创立“白”门，以神道为号召创立许多民间宗教，吸引具有敬神习俗的广大农民。
后来洪门派遣党徒向南洋各埠和内地各省发展秘密组织，均自立名称，如九龙山、三合会、三点会、匕首会、双刀会、红钱会、大刀会、小刀会等，待机起义反清。这些组织都以习武联络群众，从其名称上可见一斑。
在北方，则有反清秘密组织白莲教。白莲教是混杂着佛教、明教、弥勒教等教义的秘密宗教组织，大约起源于宋代。元明清三代常被造反农民利用作为组织斗争的工具，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为号召，发动起义。它的教名经常变化，以迷惑统治者。如明代有“闻香教”、“大乘教”，清代有“清水教”、“八卦教”、“天理教”等名目。
白莲教与武术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入教者平时公开习拳练武，时机一到，树起旗杆就是一支队伍。嘉庆元年到十年（1796—1805）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十八年至十九年（1813—1814）冀鲁豫以天理教名义发动的林清、李文成起义，都是先习武再造反。武术界常提到的冯克善就是其教派中的离卦之主。秘密帮会习武并非杂乱无章，也是遵循着武术流派。像乾隆年间山东寿张的清水教，传授的是辟谷气功及拳棒；清嘉庆年间流行川陕甘鄂的青莲教，教授的是少林神打武功；红灯教传授的是阴操和神打。其时，白莲教与天地会的武装起义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并称“南会北教”。
所谓青帮，实为安清帮，其与反清的洪门是对立的。安清帮的开山祖是翁雍、钱坚、潘清，传说他们原是洪门派到北京的细作，被俘降清后，组织安清帮向清廷表忠心。安清帮以漕帮为基础会众，开山后，负责为清廷护送军粮，将杭州至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漕运纳为管辖范围，设有128人及书童1人为码头官。码头官有四品都司、五品守备、六品千总的职级，师徒相袭。当时，安清帮的势力范围沿运河跨大江南北。安清帮与武林的关系极为密切，仅在清末民初，北京武人很多是安清帮的成员，按入帮早晚排序论辈。这些人中有许多知名武术家，在其本门派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弟子门生中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们入会壮大了安清帮的势力，又把帮中规矩、习气、手段带回本门派中。当时，一些人多势大又与安清帮关系密切的拳种门派，在管理上、行事中都带着帮会色彩，给人一种帮会组织的印象。
“洪”、“青”界限历来极严，洪门谚语称：“由青转洪，挂彩披红；由洪转青，剥皮抽筋”，足见其势不两立。
清朝灭亡之后，洪门没有了政治目标，组织逐渐涣散，渐渐沦为江湖帮派。无清可安，加上海上运输兴起，南边的粮食可由轮船直运天津港，运河失去作用，安清帮失去了经济来源，遂在上海、天津和长江下游的通商码头沦为游民组织，带有黑社会性质了。民国时期，青帮曾受袁世凯利用刺杀宋教仁；曾参与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抗日战争时期，青帮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张啸林还当了汉奸。
秘密结社的帮会创建初始冠冕堂皇，但多年来它在组织发展中，不分良莠，吸收了大量游民，其中不乏光棍流氓，江湖习气由此渗透帮会。至清末入民国，帮会的政治目标淡化，终沦为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的暴力团伙，也造就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流氓。这个时期武术反而成了他们多行不义的工具。
（三）武林与帮会的交融
武林门派与江湖帮会因为有着相同的宗派性、江湖性，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如组织形式上的入门、拜师、排序、结拜；管理形式上的戒律、规定、守则、家法；意识形态上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祸福同当；社会交往中的黑话隐语、动作手势、江湖礼仪，等等。这些相似的特征使二者有了互相借重、互相交融的条件。
武林人士闯荡江湖，需要寻找靠山。帮会讲究江湖义气，“有大祸临身，可向同门寄妻托子”，“兄弟闯祸，须当搭救兄弟出关”。对外则讲顺者昌逆者亡，“听到帮内兄弟与外人打架，须勇力向前相帮”。初出道的武林人士，在江湖中需要这样的后盾，才能凭武艺、凭打打杀杀在江湖上扬名立万。
当武林门派与秘密帮会的政治诉求一致时，一个武术门派的徒众还会在师父率领下整体加入到一个帮会组织中。当年活跃于山东冠县、威县一带的义和团是两个武术门派的徒众，一个是赵三多传的“梅花门”，一个是闫书勤传的“红拳门”。在曹县、单县一带的义和团则是刘世瑞所传金钟罩门的徒众。在这个时期，在这些地区，帮会与武术门派几乎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了。可以说秘密结社的帮会对武术的发展曾起到过不可磨灭的作用。而当属于某个帮会某个教门传授的武术在这个帮会教门被取缔后，其技艺犹存，仍会以武术门派的面貌存世，甚至流传很广。社会并不因其曾属于会道门而排斥其技艺。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对为害人民、为害社会的封建帮会、流氓团伙、反动会道门给予了严厉打击，其中包括个别拳社中一些作恶多端的武林人士也锒铛入狱，武林界得到净化，江湖气从武林渐渐淡出了。武术终于迎来大发展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