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一）：《费城问讯报》约翰·沃斯坦迪克
获奖者（二）：《费城问讯报》H。G。比辛格、丹尼尔·比德尔、
弗雷德里克·图尔斯基
（一）“无罪的证据”
获奖理由→
“由于一家报纸在其发行区域内的一个杰出报道范例，它由个人或一个小组撰写，以单篇或系列的形式发表……”
——普利策奖委员会
奖项概览→
调查性报道奖（Investigative Reporting Category）设立于1985年。奖项设立虽晚，调查性报道这一文体风行美国新闻界却已达百余年之久了。它的出现和发展又与约瑟夫·普利策直接相关。
美国学者梅尔文·德弗勒等人对调查性报道下的定义是：“为获得内情和揭露丑闻而强调细致地收集事实的报道风格。”因此，调查性报道与揭露性报道是同义语，而与我们一般理解的新闻调查有所区别。
如果说调查性报道的最大特点是揭露黑幕，那么它的另一个特点便是侧重于采集新闻的技巧和核实新闻事实的策略。换言之，它是一种更详尽、更带有分析和更花费时间与精力的报道。正因为如此，美国新闻史名家埃德温·埃默里称：“调查性报道就是指利用长期积累起来的足够的事实和文件，就事情的意义向公众提供一种强有力的闸释。”鉴于调查性报道是难度最大的一种报道方式，新闻主编们一般不会让新手去做。
在20世纪70年代，调查性报道风行于美国新闻界，肇始者是《华盛顿邮报》的年轻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他们通过“水门事件”报道把尼克松掀下了总统宝座，从而名利双收（普利策新闻奖当时未设调查性报道奖，他们的报道为报社赢得为公众利益服务奖）。他们随后出版的《总统的全班人马》一书改编成电影以后，调查性报道记者成了举国闻名的民间英雄。从此以后，调查性报道方兴未艾，成为美国新闻界主流报道风格之一。其原因有二：
首先，美国新闻界素有揭丑的传统。普利策将不断揭露社会弊病作为他的终生办报宗旨之一，经常指挥报纸鞭挞“罪恶、卑鄙和腐败”，其矛头直指政客、奸商以及各种恶势力。1906年，老罗斯福总统将揭露黑幕的一批记者和作家斥为“扒粪者”（Muckrakers）。然而记者们却以此为荣，乐此不疲，揭丑报道反而流行起来。“扒粪者”们将美国城市逐一剖析，揭露企业家与管理市政的政客狼狈为奸、做权钱交易的行径；揭露石油垄断资本家操纵经济命脉的方式；揭露血汗工厂恶劣的工作条件。
六、调查性报道奖
其次，调查性报道是长期以来主张新闻界应当与政府对立这一理念的产物。这一理念的核心是，新闻界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政体的第四个部门，起监督和制衡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的作用。美国新闻界认为，在一个拥有庞大而复杂的政府机构、工商企业和社会群体的国家，新闻媒介只有进行广泛而巧妙的调查性报道，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有些调查性报道记者通过深入调查来证明受到责难或被定罪的某一个人或机构的清白。而更多的人集中于暴露非法和不道德行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常见的调查揭露对象有：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卡车司机工会、犯罪集团和腐败政客等权势集团和权贵。
在美国各报中，《费城问讯报》（Philadelphia Inquirer）是因调查性报道获得普利策奖最多的一个。这份1829年创刊的老派报纸到2007年共获得182项普利策奖。其中在1975—1990年间获得172项，1975—1980年连续获奖，这首先应归功于1972年起担任该报执行主编的著名报人小尤金·罗伯兹。
获奖者简介→
小（威廉·）约翰·沃斯坦迪克[（William）John Woestendiek，Jr。]，1953年9月5日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1975年获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1975—1978年任亚利桑那州图森《亚利桑那每日明星报》记者。1978—1981年任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先驱导报》记者、助理本市新闻主编和本市新闻主编。1981年加入《费城问讯报》，1981—1990年任总社记者，1988—1989年接受约翰·奈特奖学金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90—1993年任以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比奇为基地的该报西海岸分社记者。1994年回总社工作，1996年改任专栏作家。2002年起任《巴尔的摩太阳报》特稿记者。他先后获得的其他奖项有：1978年肯塔基新闻协会最佳特稿奖；1979年肯塔基新闻协会最佳调查性报道奖；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保罗·托本金纪念奖；1985年美联社宾夕法尼亚州编辑主任协会最佳新闻报道奖第一名；1987年全国标题制作人奖、大西洋城新闻俱乐部奖；1994年厄尼·派尔奖、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特稿写作奖。
主译评评语→
费城是一个光荣与丑陋并存的城市。1681年，英国人威廉·宾恩（William Penn，1644—1718）到北美殖民，建立了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s）殖民地。为表示其教友会信仰，宾恩将他领有的一个城镇命名为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简称费城）。其名称源于小亚细亚一座古城，在希腊语中意为“兄弟友爱”。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费城是新大陆第一大城市。美国在此建国，1790—1800年曾贵为国都。然而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先后被华盛顿和纽约夺走。
美国内战之后，费城出现了钢铁时代的繁荣，贪污腐败现象随之而至。自镀金时代到二次大战，费城政治操纵在共和党这个一度是腐败堕落的政治机器手中。此后，政治控制权转入民主党门下，但是政党机器和选区政治的体制一成不变。
政治腐败污染了整个城市。到80年代初，费城已成为收入日益下降、文盲和穷人汇集的地区。在这个“兄弟友爱”之城，少年犯罪集团多如牛毛。由于政党势力的影响和选区政治的掣肘，以及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司法系统千疮百孔，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官场如此黑暗，立法和司法部门又是如此腐败无能，那么，修明地方政治的任务就落到了新闻界身上。《费城问讯报》正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公共喉舌。自1969年奈特报团买下了这份创办于1829年、声誉卓著的老报后，它恢复了传统的名声。
以下两篇文章探究的是一起冤案的原委。文章发表9个月后，即1987年1月27日，被误判无期徒刑的小特伦斯·麦克拉肯走出监狱。他紧紧握住文章作者约翰·沃斯坦迪克的手说：“谢谢。”3个月后，《费城问讯报》的荣誉室中又添了一枚普利策奖。
获奖者自述→
在那时候——大约是1985年4月中——这是我想写的最后的报道。
我刚写完一篇对一名男子的定罪提出质疑的报道。此人由于1973年费城的一起谋杀案而已经在监狱度过了12年。我为写这篇报道投入了6个月的努力，可是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然而除了结果之外，这一经历本身也是令人失望的。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除非亲眼目击犯罪或在罪案发生时就在被错误指控者的身边，否则真的无法肯定这个人是清白的。
相反，我们把人们送进监狱，或判他们死刑，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肯定他们犯了罪，而是因为陪审团的12个人确信如此，用法律术语说：“证据确凿”。
对我而言，刚刚完成的这篇报道只是重新证实了我在过去5年里关于监狱及犯人的报道中所了解到的东西：刑事审判经常是一种猜谜游戏。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过去6个月我所做的一切也只是进行有根据的二度猜测，尽管我找到了新的证人而且提出了疑问。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决定将囚犯们从狱中写给我的申诉信归档，在我着手另一篇“狱中的无罪者”式的报道前稍事休整。因此我再次同意与一名男子见面几乎不是出于热情。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被定为谋杀罪的儿子是无辜的。
他在1985年4月某一天走进办公室来。他穿着蓝色牛仔裤、长靴和紧身的黑色T恤，身材很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山羊胡子和朝后卷曲的头发过早地斑白了。他的名字叫特伦斯·“螺栓”·麦克拉肯，曾经是可能为宾夕法尼亚州最臭名昭著的摩托车飞车队“巫师”的成员。这个组织被判定的罪行中就有20世纪70年代对《费城问讯报》两名记者的袭击。当局说，这个组织仍然被怀疑卷入了在费城郊外那几起未破获的谋杀数名年轻女子的案件。
由于他是一名前“巫师”成员又是犯人的父亲，他的陈述一开始并不完全可信。他说，案件发生时，他和儿子小特伦斯·麦克拉肯一起待在家里。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样那样的陈述。大多数关进监狱的人都说他们是无罪的。但是，尽管他们或者他们的父母也许这样声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无辜者。
然而，老麦克拉肯这个平常沉默寡言的人有许多话要说。
他说，当罪行发生时，他的儿子正在为一封挂号信签名。他陈述说，除他儿子外，同时还有其他两个人被指控犯罪，但后来却被释放了。他说，那两人接近于向他承认是他们而不是他儿子犯有罪行。他对射击残物的检测提出质疑。本州警方一名专家在法庭上说，检测证明他儿子在案发当天开了一枪。他驳斥了一名自称的目击者的证言。
我的热情复生了。在进一步研究并同我的主编交谈后，我们决定进行报道。
小特里·麦克拉肯出生于费城郊区的蓝领家庭，是个住在科灵代尔的18岁高中生。自从他由于1983年3月18日在凯利熟食店抢劫并杀害一名71岁的顾客而入狱至今，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在他被捕6个月后，他被判以二级谋杀罪。
读过审判记录副本后，我在狱中与麦克拉肯见了面。他详细叙述了3月18日那一天他是如何度过的。他同意将他的口述写下来，并送给我一份精确详细的笔录。他将其自被捕以来一直在黄色的标准拍纸簿上写的狱中日记送给我。我们每月至少通一次电话，逐个核实细节。我问他是否愿意去接受一次测谎试验，他说他愿意。
同时，我也与威廉·维德克尔取得了联系。他与麦克拉肯关在同一所监狱，即特拉华县监狱。麦克拉肯被捕3周后，维德克尔和他的生意伙伴约翰·罗伯特·特科特因为与发生在科灵代尔附近社区的一起持枪抢劫案有关而被捕。警察从特科特那里搜获的枪经过弹道测试证明，它就是在凯利熟食店杀死顾客戴维·约翰斯顿的那一把。
他们被指控与麦克拉肯合谋实施了凯利熟食店抢劫杀人案，但是在对麦克拉肯定罪后，对他们的指控却撤销了。他们因为别的抢劫案获罪而入狱。
维德克尔和麦克拉肯在狱中结识了。维德克尔说，他对于康涅狄格州一个显然无辜的年轻人被定罪为谋杀犯这种极像电视片情节的事情感到不安。他告诉麦克拉肯，他将帮助他。
然而，在我们的第一次入狱采访中，维德克尔并不愿相助。他重申他想帮忙，但是害怕连累自己。他想得到保证。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他任何保证。又因为那一次恰好守卫拒绝我把笔和纸带进监狱，所以维德克尔几乎没讲什么有关系的内容。我们只好靠闲聊打发时间。当我离开时，我们约好再次见面。
接下来我在特拉华县监狱和位于格雷特福德及罗克维尤的州监狱采访了维德克尔。他敞开心扉，说出了全部真情。他说，特科特犯了那桩抢劫案并杀了人，当时他正等候在熟食店外面他的卡车里。他又说，那时他们俩都不认识麦克拉肯。维德克尔也同意去做一次测谎试验。
为了控制对维德克尔和麦克拉肯的测试，《问讯报》聘请了西韦斯州立大学刑法系主任威廉·安德森，他是联邦调查局（FBI）前专职特工人员，曾任宾夕法尼亚州犯罪委员会的执行主任。除了这些背景外，安德森还是地方检察官的一位私人朋友，起诉麦克拉肯的正是他的办公室。在我们的一次会面中，安德森承认，他希望测试的结果不要给那名地方检察官带来难堪。
在测试开始以前，我花了3个星期着手研究安德森的“控制性问题”——与那两个受试者的朋友和家人交谈，去了解他们生活中一些尴尬的和鲜为人知的细节。这些问题设计得让受试者无法防范，从而产生反应；安德森能够将这种反应与受试者在回答一些更关键性的问题时的反应相对照而测评其真实性。安德森告诉我，控制性问题设计得越好，测试的结论就会越准确。
对维德克尔测谎试验完成后，安德森说，他的话是真实的。维德克尔在测试时证实，直到抢劫案发生时，他从未遇见过麦克拉肯，麦克拉肯也未曾参加抢劫案，而特科特是抢劫者。
麦克拉肯也通过了测试。不是他，他不曾抢劫那家商店；不是他，他不曾射杀约翰斯顿；不是他，在监狱中见面以前他一直不认识维德克尔。他说，不是他，他从未打过手枪。按安德森的看法，这也是真实的。
这一结论与本州警方专家在麦克拉肯受审时所说的相抵触。那位专家不断重复并且毫不含糊地声称，案发当天对麦克拉肯的双手所做的取样检测表明了射击残余物的存在。
由于射击残物试验真伪难辨，由于对这种测试已经有人质疑，又由于比其他更重要的是，这种测试导致麦克拉肯被定罪，因此按照我所采访的陪审员的意见，我找了另外一位专家。一位地方弹道专家告诉我，费城地区没有人熟悉那名州警方专家所用的测试方法。该方法最近已由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彼得·琼斯博士在内的一批科学家进行了改进。
在一次电话会谈后，《问讯报》聘请琼斯复审射击残物测试报告和那名警方专家在法庭上的证言。在写给《问讯报》的一份报告中，琼斯指出，那名本地专家在作证时重复出错；麦克拉肯手上的颗粒并不必然来自射击残留物，而可能来自周围环境中的其他来源。比如像麦克拉肯和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3月18日他们工作时触摸了汽车发动机。之后，琼斯出席了就麦克拉肯请求重新审判而举行的一次听证会。
琼斯和安德森这两位专家的工作有力地支持了麦克拉肯无罪的观点，一年后发表的分为两部分的系列文章成为比较常见的调查性报道。正是由于100次以上的其他采访，以及法庭记录和两名对麦克拉肯被定罪私下表示怀疑的执行人员的帮助，加上维德克尔的合作，才有可能不仅对特里·麦克拉肯在那个关键日子里所做的事，而且对维德克尔和特科特所做的事加以澄清。
这一系列报道发表在1986年4月21日和22日，题为《无罪的证据》。4月23日，我报道说，消息灵通人士称，成功地起诉了麦克拉肯的地方助理检察官多次向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同事们表达他对麦克拉肯一案的怀疑，但是却被指示继续办案。4月24日，我报道说，维德克尔之妻证实了维德克尔的陈述。“特里·麦克拉肯是一个受害者。”她说。5月6日，我报道说，除琼斯外，其他5位法医学专家，其中包括华盛顿的FBI犯罪实验室主管，在接受采访时说，依照那名当地警方专家对所发现颗粒的描述来认定在麦克拉肯的手上发现了射击残留物，这一论断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1986年夏，麦克拉肯的家人发动了一次请愿。冬季将临时，他的朋友、家人和支持者们在特拉华县法院门前举行示威。
尽管并不否定《问讯报》报道的事实，特拉华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们却又称它们是“体面的”和“通过追求轰动效应来扩大报纸发行量的把戏”。他们说，他们仍然相信麦克拉肯有罪，并且反对麦克拉肯提出的重新审判的请求。
但是到1987年初，这一请求获得批准。麦克拉肯的案子转到一名新法官手上。就在即将进行重审前不久，麦克拉肯获得保释。现在，22岁的他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有一份做电话推销员的兼职工作。
同时，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试图重新对谋杀定罪，并且正在就安排重审进行上诉。他们说，麦克拉肯在初审中受到了公正对待。
“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因为司法审判是由听取了证据陈述和见到了证人的12名公民来裁定，而不是取决于某家报纸这样一种治安维持会式的方式：该报刊登它所需要的、而由一些理想主义的年轻记者撰写的东西。”特拉华县地方检察官约翰·赖利在上述文章发表不久之后在致一名有关的委托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对你感到如此不安表示遗憾，”他继续写道，“然而我认为，这种感情是没有根据的。一个由12位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在听取了所有的证言后……发现被告犯罪证据确凿。”
——约翰·沃斯坦迪克
（Evidence of Innocence：Doubt Cast on a Murder Case）
《费城问讯报》1986年4月20日，星期日
约翰·沃斯坦迪克
1983年3月18日，71岁的戴维·约翰斯顿离开科灵代尔的家，沿着街道走向凯利熟食店去取他的日报和每日彩票。快到下午1时40分时，他刚走进店里，遭到一名蒙面抢劫者的枪击而丧生。
就在这有些凉意、下着濛濛细雨的同一天，在这特拉华县同一个小小的镇上，18岁的小特伦斯·麦克拉肯因为一只眼睛感染从学校回到家里。他这一天是在家门口附近度过的。
他为一位邻居修车，招呼邮递员。此后，当警察努力追捕一名谋杀者时，他正与朋友们一道看热闹。警察正在寻找一个穿红色运动衫的人，而在麦克拉肯的蓝色夹克下就罩着一件极相像的红色运动衫。
在这一天还未结束时，特里·麦克拉肯显然因为红色运动衫而变成了一个谋杀嫌疑人。3天以后他被逮捕。6个月以后，他被定罪为谋杀约翰斯顿，主要证据是一个证人的证词和枪击残物测试结果。
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正在服强制性无期徒刑的麦克拉肯并未犯罪。
由《问讯报》进行的为期半年的调查对麦克拉肯的罪行，对过去给他定罪的某些证据和证词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这次调查从另一个人那里获得了陈述，并已得到测谎试验的支持。此人说，他卷入了这起犯罪，而与麦克拉肯无涉。
此外：
的凯利熟食店发生谋杀事件或在其间两分钟内，他们是与麦克拉肯待在一起的。
●在凯利熟食店抢劫案发生的几分钟内——如果不是在整个期间——一名邮递员让麦克拉肯在一封挂号信上签名。大约下午1时30分开始，直到1时38分左右。
●一位受命对用于分析麦克拉肯手上残物的测试方法进行改进的全国知名专家认为，在法庭上作证的一名警方专家所作出的关于在麦克拉肯手上发现射击残物的结论是错误的。
六、调查性报道奖
●在由《问讯报》主持的测谎试验中，麦克拉肯的回答是真实的。他说，他不曾参与那起抢劫和杀人案，而且他从未打过手枪——不仅是在那一天，而且在他的一生中。
此外，《问讯报》的调查表明，主要由于已经对麦克拉肯定罪，真正犯案的两个人得以逃脱，他们中的一位也这样认为。
特里·麦克拉肯已在监狱中度过了3年。当他于1983年3月21日被捕时，他还是学院公园高中的一名高年级学生。他打算毕业后去乡间旅游，然后参军。直到那时，他仅有一些小小的法律问题。
但是对于科灵代尔蓝领社区的许多人来说，他被捕的消息并未引起多少惊异。
麦克拉肯是特伦斯·“螺栓”·麦克拉肯的儿子。这位父亲从前是“巫师”摩托车飞车队的成员，其名声在特拉华县执法部门是尽人皆知的。他的管理不善的家在科灵代尔的普西大道，后来受到所在行政区的谴责，这个社区对这一家人感到非常头痛。
主要是因为这一点，科灵代尔警方私下说，特里·麦克拉肯是一个“NFG”，“N”表示“不”（no），“G”表示“好”（good）。
但是刚刚过了两星期，问题就出现了。首先，当麦克拉肯在押时，一起与凯利熟食店案非常类似的抢劫案发生了，地点就在靠近格莱诺尔登的一家饮料批发商店。
接下来的一周里，在克利夫顿高地又发生了另一起类似的抢劫案，两名家具送货员被捕。
这两个人是威廉·文森特·维德克尔和约翰·罗伯特·特科特。他们在1983年4月7日克利夫顿高地市场抢劫案发生几分钟后就被捕了。这时麦克拉肯已被关押17天。
对警察在同一天从特科特那里搜到的一把0.38英寸口径手枪经过弹道测试证明，它就是在科灵代尔的凯利熟食店杀死约翰斯顿的同一把枪。
据1983年4月15日《特拉华县每日时报》报道，当这一事实传到麦克拉肯所在的6×9英尺的狱室时，他说，仿佛一场噩梦快结束了。
“我想周末保准可以出去了。”他去年在特拉华县监狱的一次采访中说。他自被捕以来就一直关在那里，他要求重新审理的申请则悬而未决，仍在那里等待正式裁决。
“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逮捕我。一开始我甚至想，也许是自己将自己逮了起来。但是我不明白，当他们找到了那支枪时，为什么还不放我走，”他说，“我以为那已足够澄清一切事实。”
但是，事情并非那样。
取而代之的是，维德克尔和特科特被控与麦克拉肯共同参与凯利熟食店的抢劫和谋杀案。调查人员着手证明这3个人合谋犯罪。
在一次无效审判后，麦克拉肯首先受审，于1983年10月25日被定为二级谋杀、抢劫和同谋罪。
当特拉华县法官罗伯特·赖特裁定，没有证据表明维德克尔和麦克拉肯有确凿关联时，在对维德克尔的审判中撤销了指控。在那以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撤销了对特科特的起诉，但保留了今后审讯他的权力。
维德克尔和特科特都因别的抢劫案被定罪和服刑。特科特知道，在任何时候对凯利熟食店一案的指控都可能再次落到他的头上；而维德克尔的处境则要好得多。
特拉华县地方检察官的约翰·赖利说，他相信3人都与那桩抢劫案有关，他仍然希望将维德克尔和特科特带上法庭。
然而维德克尔说，他参与了抢劫，而麦克拉肯却没有。我在6个月内在3个监狱4次采访了维德克尔。
维德克尔说，他在抢劫之前走进了商店，当特科特抢劫时，他就守候在熟食店外面他租来的白色梅塞德斯—奔驰卡车上。他说，然后他驾车带着特科特离开作案现场。
他说，他第一次遇上小特里·麦克拉肯是在特拉华县监狱里，他和特科特入狱后与麦克拉肯同被关押在一间狱室中。
维德克尔的说法已被测谎试验所证实，这项测试是以《问讯报》的名义由一名前联邦调查局测谎专家实施的。
这位送货员说，他站出来说话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为了让自己心安，为了让自己晚上能够入睡，为了良心清白。看见一个18岁的孩子因为某件我知道他并未做过的事而蹲一辈子监狱，我于心不忍。”
除了维德克尔的证词，《问讯报》的调查还揭示了以下内容：
●包括维德克尔和其他5名同狱犯在内的10个人说，特科特告诉他们，是他在凯利熟食店抢劫并且不小心射杀了约翰斯顿。这10个人都说，他曾自责当天吸食了太多的毒品，喝了太多的酒。
●特科特在给狱中的维德克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真正能说的只有一声对不起。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那支枪或者发生的任何情况……这件事决不会发生。我能够告诉你的只是，如你所知，我一生中从未像那一天喝得那么多。”
●涉及此案的两位律师说，特科特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对凯利熟食店谋杀案认罪。作为交换条件，他想得到不被判处死刑的保证。在最后定罪时，对他所有指控的结果也不超过无期徒刑。没人给他作这样的保证。
●据维德克尔和他的律师卢克·麦克劳克林第三说，也在等待审判的维德克尔愿意证明特科特是凯利熟食店中的开枪者。他也愿意向警方提供其他未破获案件的情况，以求得宽大处理。麦克劳克林说，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拒绝了这一要求，并称，如果维德克尔提供的情况与麦克拉肯并无关联，他们就不感兴趣。
●在对麦克拉肯的审判过程中，有两件关键物证消失或被毁了。据当地警方专家报告，被认为是射击残物的颗粒在测试中被毁了；另外，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官员称，由熟食店一名顾客所绘的枪手速写画像在审判前杂乱的文书工作中丢失了。
●调查凯利熟食店案的执法人员对麦克拉肯是否卷入此案意见不一。一天夜里，这种分歧几乎导致两名调查人员拳脚相向。尽管不愿公开表态，一些涉及此次调查的警察私下表示，他们相信麦克拉肯是无辜的。作案者只有特科特和维德克尔两人。
●枪击时正好在商店的一名顾客在接受采访时说，尽管她从未向当局提及，但是她记得，在由全部三人出席的预备听证会上，她认为特科特比麦克拉肯更像凯利熟食店案中的枪手。受访的所有顾客或店员都记得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从未向他们展示过特科特的照片。
迈克尔·奥尔德里奇以前是麦克拉肯的同窗，也是唯一认定麦克拉肯案发时在现场的目击者。他初始告诉警方说，他不认识从商店逃走的那个人。3天后他告诉警察，那个人是麦克拉肯。在后来的法庭听证会上，奥尔德里奇又改变了证词。他在见证人席上承认，他所讲的某些话是撒谎，目的是使它听起来更可信些。
奥尔德里奇的两位熟人说，他在私下谈话时曾承认，他并不能确认从商店逃走的人；他之所以指认那人是麦克拉肯，是因为警方坚持那人就是麦克拉肯。更重要的是，抢劫案发生时正与奥尔德里奇一起从熟食店路过的罗伯特·布朗在接受采访时说，直至警察到来时，奥尔德里奇都不曾表示在商店发现过任何反常情况。
特拉华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被告知这些发现后，对它们不屑一顾。该地的官员说，他们仍然相信麦克拉肯有罪，称此案是“在我们所办的针对一名被告搜集证据最为强有力的案件中的一宗”。
他们怀疑维德克尔和其他同狱犯的供述，称狱中的供述的真实性颇成问题。他们还说，同狱犯可能受到狱中“巫师”成员的威胁和恫吓，尽管他们没有证据。
1983年3月18日是一个沉闷、多云的星期五。特里·麦克拉肯像往常一样起得很迟，然后赖在床上拖延上学的时间。当他穿好衣服时，他的朋友汤米·艾金斯驾车来了，并且按响了喇叭。
艾金斯说：“我总是开车到他家门口带他上学，我在那儿总得等他10到15分钟，因为他常常起得很迟。”在学院公园高中，麦克拉肯是高年级学生，而艾金斯是高一学生。去学校的路上，艾金斯在凯利熟食店停住车。当艾金斯跑着去买他吃惯了的早点苏打水和蛋糕时，麦克拉肯在车里等着。
因为已经缺了前两天的课，麦克拉肯带着继母的便条到副校长办公室签到。从那里出来后他又被送往校护理员玛丽·帕尼处。她隔着办公桌马上就发现，使麦克拉肯不得不待在家里的眼睛感染并未痊愈。“你睁不开眼睛了吧。”麦克拉肯后来回忆校护理员这样对他说。护理员送麦克拉肯回到家中。
“如果你对结膜炎或红眼病略知一二，你马上就会注意到它，”在一次采访中帕尼这样说，“那不只是眼睛充血，眼里已经有了分泌物。”
麦克拉肯说，他在雨中走了不到一英里的路。回家后又躺在床上，一直睡到上午11时30分。
中午后不久，麦克拉肯来到邻居安德鲁·莱克特的家。当时莱克特正在家门前他自己的汽车里忙着。麦克拉肯家的电话坏了，他需要借电话打到学校去，让英语老师安排时间，补交那天应交的学期作文。
“他告诉我们，这篇作文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到课，要打电话给他，让他另外安排时间补交。”麦克拉肯说。他的作文主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麦克拉肯从莱克特家打电话到学校。校秘书伊迪丝·切斯纳特记得电话内容。她说这是中午12点半前后的事。她通过公共传呼系统呼叫英语教师约瑟夫·托尔托雷利并与他通了话。然后她告诉麦克拉肯说，托尔托雷利将在放学后顺道去他家就他的报告进行商讨。
打完电话后，麦克拉肯走出屋子，莱克特在那辆车里招呼他帮忙。
“特里对车了解得并不多，”莱克特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我说，‘你干吗不帮我拧下几个螺丝，我正忙不过来呢。’他说，‘好吧。’然后开始帮我拧螺丝。”
莱克特回忆说，他的1970年出产的雪佛莱车的进气管漏气，他正在冒雨忙乎着，火急火燎地用卡纸板做一个临时垫圈，以便能在下午2时整赶到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工作室上班。
在对麦克拉肯的审讯中，莱克特称，他与麦克拉肯一直待到将近下午1点。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相信自己与麦克拉肯一直待到了1时20分，当时麦克拉肯还替他收拾好工具，到车里进行了清扫，然后跑着离开了他的车。
麦克拉肯说，他大约是下午1时20分离开莱克特，然后回到自己家的。他父亲和继母在家，正准备去看医生。街对面的一位朋友文森特·塞法拉蒂正在麦克拉肯家的起居室看电视。那时麦克拉肯17岁的弟弟达里尔正和女友克莱尔·蒙塔内罗吵架。他们争吵的问题是谁该去商店买烟。麦克拉肯自愿前往。
麦克拉肯说，下午1时25分刚过，他从“拉里”商店回家。这家街角小杂货店离他家只隔两个街区。这时他看见了邮递员罗伯特·万斯。
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告诉麦克拉肯，他父亲有一封挂号信，麦克拉肯同他一道走进家中。麦克拉肯跑上楼去告诉父亲，他需要签收信件。正在浴室里的老特伦斯·麦克拉肯让儿子去签名。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行，我们的名字一样。”
万斯说，挂号信送来时没有留下具体时间记录，但是根据他回忆，小麦克拉肯在信件收据上签字的时间在下午1时至1时30分之间。
麦克拉肯、他弟弟及父母都说，邮递员是下午1时30分来的，因为他们等着赴下午2时同医生的约会，所以都看了钟点。
与此同时，戴维·约翰斯顿也跟往常一样在那个星期五处理一些日常事务。
约翰斯顿已从费城艺术博物馆保安员的岗位上退休了，按照邻居的回忆，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人，一头白发，一双碧眼，表情矜持。他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于1979年再婚了。再婚6年后，他与妻子从费城搬到科灵代尔，“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在郊区更安全些”，他与亡妻所生的女儿、住在费城的康妮·尤康说。
在那里，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大多数时间里他们深居简出，偶尔外出吃顿晚饭，看场电影，这也要在这些活动不与电视上的《费城佬》游戏节目相冲突时才行。约翰斯顿定时收看这些节目。
每天他都步行去凯利熟食店，买一份报纸，填上地方彩票号码。按照熟食店雇员德洛尔斯·布赖特的说法，他每天所填号码都一样：800，然后放到箱子里。
3月18日，刚刚经历过一次溃疡之苦的约翰斯顿穿过沙伦街准备走向熟食店，他比平时走得慢一些。店外是潮湿的，他刚结束一段漫长的住院生活。
这时刚过下午1时30分。
1983年3月18日——像每一个周末的早晨——34岁的威廉·维德克尔和22岁的约翰·罗伯特·特科特坐在科灵代尔的托尼酒吧的小间里。
在去了新泽西州布里奇波特的一个家具货栈并将这一天要送的家具装进维德克尔的梅塞德斯—奔驰卡车之后，他们通常去托尼酒吧，计划一天的送货线路。
维德克尔是一个独立的转包人。那天上午，他打电话告诉雇主说，因为下雨，他们的货将迟些时候运到。他说：“没有人喜欢他们的家具在雨中送来。”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维德克尔证实，那天早晨他们两人都喝了酒，而且吸了毒。
“鲍勃正在喝酒，我就知道他想再服用麻黄碱，那时杰克·丹尼尔正在酒吧，”他说，“他走回来后给我一些麻黄碱，我告诉他，‘不，我还有些可卡因。’”
在20岁上下的那段时间里，维德克尔因为盗窃而多次在监狱里度日。1982年底的一天，维德克尔在特科特要求搭乘便车时带上了他，并且给了他一份工作。他说，他们是1982年忙碌的圣诞节后的某个时候开始抢劫活动的。维德克尔坚持说他只在一次抢劫中充当枪手，“这是一种表现自信心的方法”。另一方面，他承认，通常他们共同策划，好处均分。
维德克尔说，那天晚上在托尼酒吧时，他穿牛仔衣；特科特着牛仔裤，裹着一块头巾。
“就在那时候，年轻人流行把头巾系在腿上和脖子上……鲍勃则很特殊，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裹着头巾，因为他理了发。有时候他把头巾拉下来围在脖子上。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什么不像这儿的小子们那样打扮呢？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的。’你知道，这话是有道理的。打扮得像一个大学里的小子，人家就认为那是大学生干的。打扮得西装革履，他们就以为是商人干的。这是一种把水搅浑的办法。”
维德克尔说，他和特科特会从各个酒吧里偷来衣服以便在抢劫时穿。那一天他的卡车里有各种夹克和圆领汗衫衣，包括早些时候从托尼酒吧的衣帽钩上偷来的红色圆领衫。维德克尔说，卡车上还藏着一把上了膛的0.38英寸口径左轮手枪，这也是在一次入室盗窃时偷来的，并且在过去的抢劫中至少一次使用了它。
维德克尔说，那天他们离开酒吧时，“我知道他（特科特）酒精毒性大发，而我自己也感觉特别好。”维德克尔说，大约下午1时20分，他把车停在凯利熟食店对面的街上，然后走了进去。
维德克尔并不承认策划过凯利熟食店抢劫案，甚至不承认以前讨论过此事。他也不承认那天走进熟食店是想为打劫作一番打探，尽管特拉华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以及介入此次调查的人相信，他是因为要作案才这样做的。
下午1时23分，维德克尔在凯利熟食店买了一张彩票。当他在商店时，学校秘书伊迪丝·切斯纳特也走了进来。她在一小时前与特里·麦克拉肯在电话里谈过话。她认识维德克尔，她弟弟娶了维德克尔的一个妹妹。
他们谈了几句，一起走出商店，然后分手了。
维德克尔说，他重新回到卡车上。他说，特科特检查了0.38口径的左轮手枪，把它插进裤子里，然后从卡车上下来。“他说：‘我去买烟’……但我知道他要去抢劫。”维德克尔详细叙述道。
维德克尔说，他开着卡车走了半条街。他说，他把车停住了，但没有让车熄火。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来回晃动着，他紧张地坐在那里。他回忆说，那时雨慢慢变得大起来。
那时大约是下午1时30分。
位于科灵代尔主街麦克达德大街的凯利熟食店是一个家庭经营的小店，主要卖午餐肉和彩票。那个星期五的下午1时30分，用午餐的高峰已过，只有两个顾客还在店里。
宾夕法尼亚东南地区运输管理局（SEPTA）的出纳员罗伯特·墨菲回忆说，他在驾车去麦克达德大街的途中，因为大雨他把车停在了凯利商店的门口，然后进去买烟。他说，彩票机前正好没人，于是想试试手气。在后间里的玛丽·福恩斯卖给墨菲彩票。他的母亲是店主安娜·丹内利。
另一名顾客凯瑟琳·劳里正在熟食店柜台旁。在那里，德洛尔斯·布赖特正在为她填午餐肉订单。
正在这时，枪手走了进来。
“当他走进商店，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布赖特在接受采访时说，“年轻人都是这样，走进来说：‘打劫了！’这家伙脸上有一种开玩笑的表情，你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
据目击者后来描述，枪手说话缓慢而冷酷，或许因为脸上从鼻子往下都被头巾遮住而显得声音压抑。他穿着蓝色牛仔裤和靴子，红色圆领运动衫上的兜帽盖住了头。在兜帽下面，他戴一顶黑色针织滑雪帽，把额头遮住了一大半。看得见的只是双手和眼睛。后来两位顾客描述说，枪手的眼睛是“深陷的”，但是没有人注意到眼睛的颜色，也没有人注意到任何异常的发红或眼睛周围有任何分泌物。
“打劫了。我不是开玩笑，女士们，”他晃了晃手中的枪说，“每个人都到后边去。”
当他赶着福恩斯、布赖特、墨菲和劳里走向商店后面时，他发现了后间的丹内利，“夫人，你也过去，”他说，“我看见你了。”
福恩斯提醒母亲，“妈，他有枪。按他说的做。”
5个人都走进了商店的大冷藏室，已是4次抢劫受害者的墨菲立即上前把门关上，以防枪手进来。
枪手回到商店前面并走向现金出纳机，只是被更多的顾客阻断了五次。起先是一名老妇，其后是一名当地木材场工人，接着是一名公园的门卫，然后是附近一家轮胎店老板尤金·斯科菲尔德。枪手无法把他们赶进冷藏室。因为那些先进去的人将门关上了。所以他命令这4个人躺在后间的地板上。
第五个顾客是戴维·约翰斯顿。
“我们听到一声枪响和一个男人的尖叫声，我猜也许又是15、20、30秒钟过去了，一切都很安静。”木材场工人理查德·达菲尔德后来在法庭上说。
当另一名顾客达德利·丹尼森快到熟食店时，约翰斯顿躺在地板上已是奄奄一息。与达菲尔德同在科灵代尔机制木工厂工作的丹尼森停下来买了一份三明治。
丹尼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正要伸手去拉店门把手时，店门却开了。他迎面碰上戴面具的枪手和他那把左轮手枪。他把手举在空中往后退，直到他退至商店一边的停车处，他把手举起来靠在墙上。
在丹尼森身后，枪手贴着商店的一边跑着，一度还转过身去用枪指着他。等枪手跑得不见踪影时，丹尼森朝商店看了看，然后跑到附近的布伦南酒吧。
“有人在凯利熟食店被枪撂倒了。”布伦南酒吧一位老主顾哈里·鲁道夫回忆丹尼森这样叫着。在吩咐酒吧招待报警后，鲁道夫跑进了熟食店，丹尼森跟在后面。
警方接到电话是下午1时39分。不到一分钟，又接到另一名妇女的电话，她听到枪声时正站在街上。
枪击显然发生在下午1时37分或1时38分。
下午1时40分，当一辆白色梅塞德斯—奔驰卡车绕行驶向95号州际公路时，警察到达熟食店。
按照这辆卡车的司机威廉·维德克尔的说法，约翰·罗伯特·特科特并未提到开枪的事，直到下周一他也没说。那时他仅仅说：“我大捞了一把……我得到了一笔钱。”
当医护人员赶到并徒劳地力图挽回戴维·约翰斯顿的生命时，维德克尔的卡车渐渐融入了下午早些时候第95号州际公路稀疏的车流中。一颗子弹近距离地射入约翰斯顿的上背部并从他的颈部穿出。据维德克尔说，在他们朝北驶去，按原计划送货的途中，特科特数着钱并且谈到要买一辆车。
“天哪，”维德克尔记得特科特这样说，“我这儿大概有900块。”
安德鲁·莱克特的自制纸板垫圈起了作用，他的雪佛莱车仍停在房前空转着。这时干完活的莱克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然后从房里出来。他说，此刻是下午1时40分，特里·麦克拉肯正站在他家的门廊前。
距此地十分之七英里的熟食店发生枪击最多也只是3分钟前的事。
“我在门边时刚看了钟，记得当时我想：‘离两点只有20分钟了，我最好开车动身。’我将车开出来，驶上大街，看见特里正倚在他家的门上。”莱克特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说：‘特里，我晚上8点回家。也许晚几分钟。给我留些啤酒。’”
“特里是个好人，”他的父亲说，“达里尔不断惹麻烦。特里出过三四次小事，但他总是很有分寸，他从不太过分。”他父亲现住在上达比。
许多邻居认为，位于科灵代尔南边的麦克拉肯家的房子是个很刺眼的东西。麦克拉肯被捕以后，1984年在这幢房子附近，当地少年经常聚众饮酒或单单是闲逛。它遭到当地卫生部门官员的抨击，之后毁于一场火灾。
麦克拉肯狱中日记记述了许多回忆邻居的内容，其中以大量的细节讲述了他的朋友、家人、未来计划、在狱中何时睡觉、吃了什么、谁给他写信、谁来看他，等等。
“我也了解他们最后发现了真凶，但他们仍然关注我，”他在1983年4月写道，“我的律师约翰·麦克杜格尔告诉我，现在他仍怀疑我是同谋。如果这讲得通，那我就是个天大的笨蛋。”
约翰·罗伯特·特科特和威廉·维德克尔在4月7日被捕。在其后的几个小时里，他们不愿同克利夫顿高地警察总部合作。
维德克尔因拒绝同逮捕他的警官谈话而被铐在过道的一张椅子上。他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在那里试图打电话与他的律师取得联系。
特科特被关进了一间单人牢房。他在那里脱掉了穿在身上的棕色运动衫，把它撕成碎片，然后试图冲进抽水马桶。据维德克尔说，他在韦斯特布鲁克市场抢劫中也穿着它。
“他同他们（警察）吵闹，”维德克尔说，“我第一次看见他时，他已经把他的圆领衫碎片冲进马桶了。他的手和脚都被铐在铁杆上。”
在找到圆领衫这个证据后，警官们试图审问特科特。特科特注意到，其中一个警官的制服上有科灵代尔警察的臂章。
据警察说，特科特声称：“你们不要把那桩科灵代尔谋杀案归罪于我。”
这一陈述，加上特科特和麦克拉肯长得相像，再加上特科特的枪和凯利熟食店抢劫案中目击者所描述的那把枪的相似性，最后导致调查人员产生如下怀疑：维德克尔和特科特可能在科灵代尔罪案中也起了作用。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4月11日弹道测试表明，特科特的枪杀死了约翰斯顿，其他的证据，比如杀人前几分钟在熟食店购买的彩票，也在维德克尔的卡车里找到。
到了那时，特拉华县刑事调查队（CID）的侦探约翰·斯洛维克已经去过新泽西州的布里奇波特，会见“美化家庭送货公司”的雇员。维德克尔和特科特就是为这个货栈工作。
斯洛维克推测，麦克拉肯可能同这两个人一道工作，于是他在4月8日向货栈经理们打听维德克尔的助手是谁。由于维德克尔是一个独立转包商，货栈里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但他们告诉侦探说，有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轻人，十八九岁的样子，5英尺9英寸高，浅棕色头发。这些斯洛维克以后会证实。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5天以后，斯洛维克和另一名刑事调查队侦探带着两张照片到了货栈，这两张照片都是特里·麦克拉肯的。侦探从经理和经理助理那里得到了陈述，他们两人都说，从照片看很像那个年轻人，他们同他从未谈过话，只看见他在那里干活。
依据这一点，4月27日，麦克拉肯也被指控与维德克尔和特科特合谋，在凯利熟食店杀人和抢劫。
在被捕后的几周里，特科特和维德克尔被指控犯有其他抢劫罪。4月，维德克尔被控3月份在格莱诺尔登的科班饮料店抢劫。5月，特科特被控2月份在特拉华县的两个加油站进行抢劫，它们是米德尔敦镇的苏诺科加油站和康科德镇的BP加油站。
后一起抢劫案发生在1983年2月25日。其间，一颗子弹射入加油站地面。对复原的残留子弹的检测证明，射击它的枪与后来在凯利熟食店所用的是同一把。这第一次表明这两个人不仅在熟食店杀人事件后持有那把枪，而且此前他们就可能持有它。
到了那时，维德克尔已经与他的律师、诺金斯敦的卢克·麦克劳克林第三取得了联系。几个月前，他见过麦克劳克林。那是他送家具去麦克劳克林家，应维德克尔的要求，两人商讨了维德克尔的运送事务。
“他被捕后，他妻子打电话给我。我到特拉华县监狱与他谈过话，”麦克劳克林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谈了话，认为最有利的办法是与地方检察官接触并且了解可能出现的结果。他希望与警方合作，以换取在刑期上得到宽大的考虑。”
麦克劳克林说，他到特拉华县去寻求一个处理方案。他首先找到刑事调查队的主管约翰·麦克纳，然后他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高级官员交谈了此事。
“我非常审慎。虽然我不清楚如何才能保护当事人，但我告诉他们，我相信能帮助他们。我们相信约翰·罗伯特·特科特卷入了这些抢劫案。我们也相信，他也许就是凯利熟食店抢劫案中进行抢劫的那个人。”
麦克劳克林说，他被告知“除非比尔·维德克尔准备指定特里·麦克拉肯是凯利熟食店抢劫案中的开枪者，否则他们就别想同我们来谈论此事。”
麦克劳克林说，他后来告诉当局，他的当事人愿意进行测谎试验以支持自己的陈述。但是“没有任何结果。他们不愿再打开商谈或者讨论之门，尽管我多次去过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维德克尔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首要想法是自救，但是他说，在1983年夏天，当麦克拉肯的审判临近时，他尽其所能去帮助麦克拉肯。
“我告诉过我的律师，特里不是这起抢劫案的开枪者。但是没有做什么交易，”维德克尔说，“当他们要求定为一级谋杀罪，判处死刑时，你不会跳出来说：‘我就是那人’，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这样做。”
麦克劳克林说，到麦克拉肯受审判时为止，他一直在为维德克尔寻找机会。他说，在连续遭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拒绝后，他去找州警署侦探托马斯·安塞尔。安塞尔也曾要求对维德克尔进行一次测谎试验，但他的要求同样被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拒绝。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称，他们不愿对维德克尔进行测谎，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会说出自己卷入凯利熟食店谋杀案的真实情况；而他们之所以不愿与他打交道，是因为他们觉得他是这一案件的幕后策划人。
据接近这次调查的消息灵通人士称，一天晚上，在特拉华县的一家小饭馆里，安塞尔几乎同麦克纳打了起来。安塞尔一直在调查他认为是特科特和维德克尔干的一系列抢劫案。来自执法机关的消息灵通人士说，虽然不愿向《问讯报》谈及凯利熟食店一案，但是，安塞尔相信，只有维德克尔和特科特该为杀人和抢劫承担责任。消息灵通人士说，麦克拉肯是否应继续被控犯罪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它几乎导致安塞尔与麦克纳互殴。
两位接触调查的警方消息灵通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并不相信麦克拉肯卷入了凯利熟食店杀人和抢劫案。然而他们都拒绝公开表态，称他们担心公开的评论会使他们同刑事调查队的工作关系变得紧张。
然而，维德克尔的律师麦克劳克林没有表现出这种犹豫。
他说：“从我目睹的一切，从我核实的卷宗里的以及跟包括特科特和维德克尔在内的各种人的谈话内容来看，我完全确信特里·麦克拉肯没有卷入这个案子。”
（蒋荣耀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