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s and Private Dealings Beset the City's Justice System）
《费城问讯报》1986年1月26日，星期日
H。G。比辛格，丹尼尔·比德尔
一切都在幕后进行：中级民刑法院法官乔治·艾文斯与一名交往甚密的律师私下达成协议，宣判他的当事人缓刑。这位辩护律师的当事人被认定开车撞死了一名护士。
另一天，在另一个法庭，市法院法官约瑟夫·麦凯布降低了一名谋杀案被告的保释金——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未同检察官磋商。
在又一个法庭，中级民刑法院法官利萨·里奇特判处一名杀人犯监禁。但等感激涕零的受害人家属一退庭，他马上改判为缓刑。
在第四个法庭上，市法院法官阿瑟·卡夫里森竟然离开法官席，走出去逛了一整天，留下证人、法警和律师面面相觑，不知所以然。用一位愤怒的证人克利福德·威廉斯的话来说，“简直是一片混乱”。
随着积弊日深，法官和律师们都不得不承认：在大多数时候，费城法院系统可以提供任何东西，就是没有正义。
在这个法院系统里，辩护律师资助法官竞选，然后在他们任承审法官时出庭为刑事案件辩护。在这个体系中，同一群律师总是可以大获成功。统计数字显示，从1979年到1984年，市法院受理的案子中，为法官竞选出过力的辩护律师在这些法官作承审法官时胜诉率高达7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整个市法院受理的诉讼中只有35%的被告胜诉。
这个体系常常把证人传错地方，因此，法官可以驳回起诉，因为证人没有在恰当的法庭出庭作证。
这个体系任由辩护律师把已经认证的事实立即颠倒过来，他们所声称的由于自身辩护不力而失职的理由蹩脚得能让法学院的新生大跌眼镜。
这个体系中，民事判决的赔偿费与日俱增。一名因公造成脚趾骨折的人获得了143 500美元的赔偿。
这个体系中处处有尿味四溢的门厅、满是涂鸦之作的长椅或是没有扶手的楼梯。
这个体系让不少法官独断专行，使冤假错案没有获得更正的希望，正直的人为之一筹莫展。
“我感觉自己陷入了沼泽中，而且越陷越深……”中级民刑法院法官弗朗西斯·比恩诺说，“我总是摆脱不了愧疚，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11年来，我为此一直于心不安。”
经过一天激烈的思想斗争，费城最年轻有为的法官之一西奥多·麦基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能改行，就算是做皮匠、木匠或是教空手道，我都愿意。”
六、调查性报道奖
在对费城市法院和中级民刑法院进行的两天调查中，《问讯报》采访了200多名律师和法官。他们中有不少人提出了这个美国第四大城市的司法公正问题。
此外，记者还查看了上千页的庭审纪录，对7年来中级民刑法院受理的成百上千的刑事民事案件进行了研究，用计算机分析了将近5 000笔送给司法部门的竞选献金，还核对了7个司法机关的内部备忘录。
调查者承认，尽管体制陈旧、不堪重负，这个法院系统仍然发挥了最基础的功能。然而与此同时，它的日常司法实践对受害者、证人和公众，却显得越来越不道德、不公开、不公正。
以下是他们的发现：
●庭审纪录表明，法官总是在与一方律师进行私下的交谈后才作出对案件至关重要的决定，例如接受某一证据或者决定刑期的长短。一些法官对此并不在意。记者问：“在法官和辩护律师讨论减刑时，检察官是否应该在场？”中级民刑法院法官伯纳德·阿弗利诺说：“我并不在乎他是在场还是不在场。”
●在一些案子里，法官帮助犯人减刑或者降低保释金，却不告知检察官——而法律明文要求这类决定必须有检察官参与。更令人震惊的是，法官以这种不合乎法律的行为帮助的并非都是轻罪犯或者初犯，其中有两人竟是被费城警方认为“死有余辜”的五人贩毒团伙中的成员。
●法官由选举产生，但是他们在选举中获胜并不取决于他们的能力或者审判经验。法官和律师们都承认，大部分候选人当选是因为有政治后台支持、私人关系帮忙、种族背景不错或者花钱买路。在被问及他为什么会当选法官时，中级民刑法院法官安吉洛·瓜里诺这样回答：“因为当时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才能符合政党的利益。我所在的地区、我的种族背景都正对他们的胃口，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我。”法官和律师们还指出，各地的选区负责人对谁能当选谁不能当选有最大的发言权。中级民刑法院法官詹姆斯·麦克鲁登一语道出了法官候选人的命脉所系：“他们不得不贿赂选区领导人。”
●花钱获取政党的支持是法官候选人中相当普遍的做法。为此他们就要从律师手中收取成百上千的竞选献金，其交换条件便是，当这些律师日后在他们作承审法官而出庭辩护时，会受到特殊待遇。有记录表明，在竞选月，法官们承审了不少有向他们“进贡”的律师出庭的诉讼。还有十几例材料表明，出庭律师中有的竟然在法官竞选委员会任职，甚至还是委员会主席或者财务总管。这样，在法庭上很少有法官能不权衡这种千丝万缕的政治利害关系。
●在法庭的日常工作中，法官亲属或是政治后台也受到了优待。官方至今没有公布5 500万美元薪金领取人的名单。据调查，在市法院和中级民刑法院的120名法官中，至少30个法官有亲戚在法庭里工作。另外，法院领导、选区负责人、竞选组织官员，包括对法院预算拥有表决权的市议会成员，他们的亲属也大量进入法院工作。而法院对此并不以为然。中级民刑法院首席副行政官A·约瑟夫·特蒂说：“我只遗憾没多安排几个亲戚。”实际上，他已有4名亲属在法院工作。
●法院日常工作拖拖拉拉，给证人和陪审员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时间都无端地耗在了法庭上。一些法官估计，至少有25%的时间花在了所谓“磨洋工”上，即等着案件的准备工作被完成。
费城一些最有威望的律师指出，总而言之，费城的法院系统已病入膏肓。
刑事律师斯坦福·施马克勒在评论中级民刑法院的法官时说：“我们没有高水平的法官……许多例子表明，法庭成了政客混迹的地方。”
知名的原告律师马歇尔·伯恩斯坦认为中级民刑法院系统“一团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伯恩斯坦说，现在法院正努力复查旧案，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又补充说：“我们的工作还比较滞后……仍有许多案子久拖不决。”
中级民刑法院法官马文·哈尔伯特说：“每件事都拖拉……我痛苦过吗？我能为之高兴吗？我能让人放心吗？我所确知的事就是我拖延了他人的时间。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最近几年，费城法院有了改进。民事和刑事案件的结案率有所上升。中级民刑法院主事法官爱德华·布雷德利因于1984年1月任命了极受尊敬的中级民刑法院高级法官哈里·塔基夫任该法院行政官而受到赞扬。
费城法院的若干审判程序已经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一是对简单民事案件的裁决，另一项是重罪豁免审判程序，它允许法官单独审判案件而无须陪审团。这些审判程序都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些案件结案率会高达50%。
连法官自身也对以结案的多少作为衡量该系统优劣的标准发出了警告。
“如果你认为这个系统在最广阔的意义上可以被称作成功，那么我并不这么想，”中级民刑法院法官肯尼斯·哈里斯说，“他们会告诉你它是完美的，他们会告诉你它会变得更完美，因为一天之内它能接待更多的人。但是请问，它能为这些人提供更多的公正吗？”
前地方检察官爱德华·伦德尔常常说，正义已经被法庭外的东西——私下谈话、朋友关系、政治瓜葛——玷污了。伦德尔说：“在市政厅里，肯定有无数只手在操纵办案。”
正义被操纵的一天
7月一个炎热的早晨，麦基法官向第269号法庭走去。街上弥漫着老式空调和地铁驶过的隆隆声，那堵画有婴儿的墙上溅满了泥点。他径直走进市政厅，到了法庭隔壁的那间法官议事室，挂好外套，静静地整了整黑色的法官袍。
上午9时30分，即将开庭前几分钟，麦基的法庭速记员匆匆跑进议事室，告诉他：有人要来修理应急电话。每间法庭都装有应急电话，以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比如法官遭袭击。
“您的应急电话坏了。”速记员说。
“从1月2日起就坏了。”麦基回答道。
过了一会儿，麦基走进中级民刑法院法官席，准备执法。正像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他的这一天是在颠倒是非、威逼利诱、匆忙掩盖此起彼伏的问题中度过的——摆在他面前的成堆案子中，至少有一件充分体现了费城法院系统的这些痼疾。
他一无所成。
《本州诉安东尼·克劳福德案》：延期审理，因为法警忘记把克劳福德从拘留所提出来到庭受审。本州诉贝林达·麦克尼尔案：延期审理，因为麦克尼尔从未到庭。本州诉查尔斯·盖斯案：在休庭讨论中，由于麦基听取了有偏向的证据，于是他把案件移交给另外的法官审理。对本州诉拉塞尔·贝内特案的宣判是：由于对贝尼特先前的卷宗意见不一致，也延期审理。本州诉约翰·金里奇案：案件倒是开始审理了，但是随即发现大量的事实都没有弄清楚，法官不得不中止审判。
对麦基法官来说，这一天在结束时和开始时没什么两样：他审理的5件案子仍然悬而未决。
麦基说：“这是我们司法体系致命而彻底的崩溃。”
一位法官呼唤优秀的陪审员
在第315号法庭，中级民刑法院法官小维克托·迪努比尔想得到一份可以担任陪审员的人选名单，以便他能开始审判工作。组织陪审团，这是法院体系中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法院给法官的回答却是：已经没有多余的陪审员了，因为他们正在参与大量案件的审理。于是这个案子只得先拖一拖。
第二天，迪努比尔再次试图组织陪审团。他被告知，就像依次等候在跑道上准备起飞的飞机一样，他已经排到了第九位。
一个小时后，迪努比尔与陪审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斯·科济进行了交涉——这有点像想插队的顾客向售货员讨好说情。
“我早就开始准备开庭审理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迪努比尔问科济，“我要获得你应该给我的东西。通常我应该有40位陪审员候选人名单。现在我只要30个。我说到做到。”
第二天，迪努比尔得到了34名陪审员候选人员名单。到12时45分，他从中选出6男6女组成了陪审团。吃完中饭后，被告自动放弃了陪审团，案子由一位独任法官审理。迪努比尔为陪审团费的九牛二虎之力算是白花了。
迪努比尔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在这里做了什么？’许多天来我一直在反反复复地想这些问题。”
迪努比尔的父亲曾任中级民刑法院法官。让迪努比尔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在法庭法官议事室墙上贴着的法官名单上发现了父亲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就列在表上，”迪努比尔说，“可他已经去世三年了。”
谋杀案审判日：一场等待的游戏
到上午10点，已经有100多位旁听者聚集到了法庭的门厅里。你可以听见喧闹声，仿佛哪里都可以去，却又实在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每过几分钟，一名法庭工作人员就会伸出头来，放几个人进去，好像他是会员俱乐部的门卫。
他照着手中的一份名单念名字。然后他的头又立即缩回到门背后。
“在审什么案子？”有人忍不住问。
“21件凶杀案。”有人答道。
这是第675号法庭的谋杀案审理日。
关于这21件谋杀案的判决将在市法院的法庭里作出，而最终将由法官来决定每个案件的证据是否确凿，是否要送达中级民刑法院审理。每间房子里都像在上演快动作——宣誓，保释听证，法定讨论。一间屋子里坐着一名法官。
辩护律师们坐在第675号法庭的陪审席里，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像雄风不再的狮子。他们在低声地交谈，观望着这个他们嘲讽、鄙视的程序。
那天的承审法官约瑟夫·麦凯布是一个胖下巴、不苟言笑的人，在他黑色的法官袍下突起一个巨大的蝴蝶结。他毫不含糊地说，不管这21桩谋杀案的初审是否能完成，他都要在下午5点前回家。
“我的工作从没超出2时30分过，”他对一名助理地方检察官说，“是他们让法庭超负荷工作，而不是我的问题。”
麦凯布后来解释说，他的标准程序是，对一件案子先花约5个小时听取案情，然后回到议事室查阅卷宗。他说，在法庭里待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他就会莫名其妙地发火。
“你会被弄得筋疲力尽，”他说，“你怎么承受得了？又能做到多大的公平呢？”
大门开启，许多人进到法庭里，在明亮而炽热的灯光下，他们显得苍白和胆怯。大门开启，许多人离去。大门开启，穿着羊毛上衣的律师们走了出来。大门开启，被告出来了，他们看着律师们进进出出，然后他们也退出了法庭。大门开启，一名穿着皮衣的警察伸出头来看了看，又很快缩了回去。大门紧紧关上了。
哈里·西伊这名老资格的刑事律师也是在外等待的律师中的一个。等了3个半小时后，他说：“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一个名叫丹尼尔·普雷明格的辩护律师为他的当事人争取保释，他愿意付25 000美元，而助理地方检察官觉得太低。他们开始讨价还价。
“你怎么看，像球场上来来回回地较量，对吗？”麦凯布打了个响指，“每次我稍作停顿，就有人插话说一大堆理由。”最后保释金定为75 000美元。这才中止了那天的审判。
后来，麦凯布告诉记者，那天的21个案件中，安排了8件由他审讯。其中有一些没法审理，因为根本没作好起诉准备，或者辩护律师正出庭为另一件案子进行辩护。倒是有一个案件准备好了可以审讯，但麦凯布却没有得到通知。同时，大量被传唤来的证人根本没有机会说上一句话，他们换个时间还得到庭作证。至于刑事律师西伊，他在那儿白白坐了一天啥事儿也没做。
才过2时20分，麦凯布结束了第675号法庭一天的审讯工作。
一个证人被浪费了八个上午
在3层的一个楼道里，一位名叫米歇尔·斯旺森的案件证人谈及她对即将去为其前夫作证时，感到非常害怕。她的前夫被控持枪袭击。她已经来过市政厅8次了，每次都在8点前就来了，并在法庭上等到10时30分或者11点。而每次都无一例外地被通知说，审判被推迟了。
“我说今天我不能来，”她解释说，“我对他（现在的丈夫）说：‘我没去。’实际上我还是来了。他（被告）可能又会使审判延期，但我却不能不来。为什么我不能说：‘我不想来，让这个狗娘养的在监狱里再待上一个月’呢……”
“为什么他们不能多为证人和其他人想想呢？”
“有很多时间我都不愿待在这里，因为我情绪乱成一团。我希望我能永远不再见到那张脸。看了它我总是做噩梦。”
审判进行中，法官一走了之
一位名叫克利福德·威廉斯的证人准备在对一件盗窃案的初审中出庭作证。这个案子的承审法官是市法院的阿瑟·卡夫里森法官。他看到威廉斯一下子变得很紧张，这并非因为将要作证，而是因为威廉斯已经找了一份管道工的活，他很担心会失去这份工作，因为这已是他第三次请假到庭作证了。
第一个证人作证，他是花了620美元从阿拉斯加飞来的。然后是威廉斯作证。但是据出庭者说，卡夫里森这时却宣布自己要去参加一个会，于是在大约10时45分时，他离开了法庭。几天后，他对另一名法官说，他其实是去看医生了。
两天后，卡夫里森重新开庭，要求威廉斯再次到庭。但是威廉斯说送达的传票却把他传错了地方，于是他徒劳无功地跑到了城市的另一端。
当他没能在卡夫里森的法庭上作证时，辩护律师请求撤销此案。卡夫里森准许了这一请求。助理地区检察官旺达·福格利亚说她要求法官改期审理，因为威廉斯曾经到过庭。但是卡夫里森拒绝改变主意。
卡夫里森通过他的发言人表示拒绝采访。
“每次我到这儿来都是准备来作证，”威廉斯说，“我期望正义得到伸张，但是我不能搭上我的工作。这个代价太昂贵了，我耗不起。”
与当时在庭上的所有人一样，他看到卡夫里森在审判中间离开法庭时，一下子惊呆了。
“你要是也在法庭上，”威廉斯说，“你就会看到，简直是一片混乱。”
就在同一个星期，卡夫里森又一次在审判当中离开法庭，据在庭上的检察官和证人说，这次他没有作任何解释。从11点15分到下午2点左右，他离开了快3个小时。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位证人在法庭上等了足足有6个半钟头，最后作证却不到5分钟。
“我们到了法庭上作证，我们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证人说，“我对那些声称3个小时一定要回家的证人非常理解。”
“如果出庭作证不耗费这么多时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对法庭怒气冲冲了。法庭对审判工作缺乏通盘考虑，这让我大吃苦头。他们一点不为证人考虑。”
私下替重罪犯说情
费城每年有数以千计的证人被传唤出庭作证。不论他们是否愿意，也不论作证是否会勾起他们的痛苦回忆或者让他们感到尴尬，他们都必须作证，这是法律制度。
但是肯尼斯·哈里斯法官却私下打电话给另一位法官，要求避免这类情形的发生。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他承认，他确实在公开审理一名重罪犯时这么做了。
哈里斯说：“没有人愿意为任何事情作证。”
1978年，当时任市法院法官的哈里斯私下给中级民刑法院法官理查德·克莱因打电话，要他豁免一名男子的保释金，这名男子涉嫌在一宗毒品交易案中开枪杀人。
据克莱因在宣誓书中所说，哈里斯说他可以为这个名叫安东尼·迪瓦因的被告和他的家庭担保，因为他们认识很长时间了。迪瓦因的律师当时是哈里斯法官的书记员。
克莱因在宣誓书中还说：“哈里斯法官提到了这件案子。他说他的书记员在处理这件案子。他建议说，他和那家人交往很久，他确信迪瓦因肯定会回来接受审判。他要求我复审一下这个案子，看看可否根据这个情况重新定一下保释金。”
哈里斯打这个电话全然不合《司法行为准则》中的条款，它规定，法官不能“利用手中的职权替他人牟取私人利益”。
在这个案例中，被告和他的家庭有冗长的违法犯罪历史。迪瓦因的父亲詹姆斯·“小家伙”·迪瓦因在1971年因贩卖海洛因而被判5年监禁。
1971年，即成为一名法官前的5年，哈里斯是迪瓦因父亲的辩护律师，他亲耳听见了对迪瓦因父亲的宣判。
哈里斯法官在1978年为之奔忙的这个安东尼·“奥基”，比他父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一笔海洛因交易出了岔子，他不仅大打出手，还向勒鲁瓦·科尔曼开枪射击。
案件的证词表明，现年19岁的迪瓦因端起一支0.357英寸口径的大剂量火药手枪在近距离内向科尔曼射击。此时，他因对一名17岁的少女强奸未遂而正服着缓刑。在迪瓦因小时候，还有过许多犯罪记录。他参加过一个短枪队，专事抢劫洗衣店的卡车司机。据他自己供认，他还伙同3名男孩鸡奸过一名15岁的男孩。
“3名罪犯都受了重伤，”缓刑部调查员戴维·斯科金在迪瓦因的初审报告中指出，“这些罪犯的目标仿佛是损害他人以获得自身的利益。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变得越来越具有危害性。”
克莱因拒绝了哈里斯使保释金足够低以便迪瓦因能出狱的要求。在一次采访中，克莱因说他发现哈里斯的电话是“不一般的”，但并非不能对付。
最终，他判了迪瓦因3年半至7年监禁。
在一次采访中，哈里斯说他认识迪瓦因家很久了，是迪瓦因的妈妈要他作有利于儿子的证据，以帮助他能保释出狱。
“我告诉她说：‘我当然会。’”哈里斯说。于是，他不是发出传票，而是对克莱因法官私下里打招呼。
“现在看起来，我真希望我没有下地狱，”在采访中，这位法官说，“我真希望我是依法传唤，按法律程序办事。”然而他没有发出第二张传票。
哈里斯说，他对迪瓦因档案中的“未成年犯罪记录”有点印象，但他不知道是强奸、抢劫这样严重的罪行。
哈里斯说，对克莱因法官而言，是否知道迪瓦因父亲的贩毒记录对为他作担保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哈里斯说，“即便他父亲是罪犯，这也不能作为否决他的家庭成员获得保释的理由。”
但是，他说他并不愿意被传唤在公开审判中出庭。
1983年被假释后，迪瓦因于1984年1月被指控与费城北部的一个毒品走私集团有涉。去年，他因贩毒等两条罪状被判处5年监禁。
迪瓦因家与哈里斯法官的交情并没有在1978年他给克莱因打电话之后就此终结。同年，警察逮捕了迪瓦因，因为他携带了一把9英寸半的折叠跳刀。1978年9月14日，哈里斯在庭上许可了辩护律师的一次抗诉，使不利于迪瓦因的证据没有得到认定，最终使他无罪释放。
在1983年2月，迪瓦因的父亲因非法携带枪支被逮捕。哈里斯法官不顾自己以前曾担任过迪瓦因父亲的辩护律师这一事实，自作主张释放了迪瓦因，并且没有付保释金。
同一年，哈里斯第二次参加更高一级法院的竞选并获胜。现在他是中级民刑法院法官。
替老朋友摆平案子
她名叫卡伦·麦克诺顿。
她是一名护士，已婚。
1981年10月21日晚上10点，她驾车行驶在城市大道上。她正赶往她工作的兰克诺医院，她被告知今天将参加一个开胸手术。
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辆轿车，车速飞快。接着，它突然急转弯，越过黄色的分道线开始逆行。它的轮胎冒出阵阵浓烟。接着发出一阵巨大的撞击声。路上的司机们一下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27岁的卡伦·麦克诺顿在这起车祸中丧生。她的蓝色Camaro车撞到了一棵大树上，她的身体被挤得模糊一片。
得知妻子丧生的消息，她的丈夫史蒂文痛不欲生。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他却又体会到了另一种无助的感觉。
肇事者是一名16岁的少年克雷格·阿诺，他被确认犯有过失杀人罪和交通肇事罪。
宣判的那一刻即将到来时，中级民刑法院法官乔治·艾文斯审理了阿诺以前所犯的3起盗窃案。另外，在车祸发生后，阿诺又因为骑摩托在城市大道上超速行驶而被吊销执照9个月。当时警察追了将近3英里才截住他。
艾文斯没有判阿诺监禁，而是缓刑5年，并吊销他的驾驶执照。
“你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被撞断了腿……而肇事者却一走了之，”史蒂文·麦克诺顿后来说，“你用法律的尺度来衡量这些事实，而他却一走了之。”
对这个案子来说，还有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法官们是被随机分派案子的，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不公。诉讼双方的任何意见法官都要考虑。而阿诺的这件案子却不是随机指派给艾文斯法官的。
相反，据法庭记录显示，艾文斯法官是在接到阿诺的律师F·埃米特·菲茨帕特里克的一个电话之后同意接手这件案子的。菲茨帕特里克曾是费城地方检察官，与艾文斯是朋友，他私下里要求艾文斯接手这件案子。
在开始审判前，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两个人私下里答应让艾文斯接手这件案子。但丧生者的丈夫和她的母亲都没得知这一安排。他们说，要是知道了，一定会要求另换一个法官。
卡伦·麦克诺顿的亲属和所有走进市政厅的公民一样，并不了解费城时常上演的司法游戏。
据法庭记录记载，1982年7月7日，艾文斯召开了所谓的秘密听证会，出席的人有辩护律师菲茨帕特里克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布莱恩·罗森塔尔、约瑟夫·默里。
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案子能分派给艾文斯审理。
“大约两三个月前，埃米特（·菲茨帕特里克）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来看我，”艾文斯在听证会上说，“他来了之后就问我是否愿意接手一件放弃了陪审团的案子。”
根据州司法规则，艾文斯和菲茨帕特里克的行为是明显带有偏向的，因为诉讼双方只有一方与法官交谈过。
艾文斯接着说：“当时，菲茨帕特里克向我通告这件机动车肇事的案子，我说：‘我可不想知道太多，知道就行了。’”他暗示菲茨帕特里克获得了检察机关的批准。
在那时，谋杀案件都由编制审判日程表的法官保罗·里布纳分派。他说，除非诉讼双方都同意放弃陪审团并要求一位特别的法官审理，他将把案件随机地分派给适合的法官。菲茨帕特里克要求把这件案子分派给艾文斯，而检察官并没有表示反对——于是1982年7月1日，里布纳就把它分派给了艾文斯。但是里布纳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在正式把案件分派给艾文斯之前，并不知道菲茨帕特里克私下要求艾文斯接手这个案子。
在7月7日的秘密听证会上，艾文斯还描述了他与菲茨帕特里克的长久友谊。
“我认识埃米特已经30年了，”艾文斯法官说，“我们在1974年的竞选中密切合作，他当选为地方检察官，我也当选中级民刑法院法官。”艾文斯还用同样强调的语气说他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几位检察官关系也不错，包括默里。
在一次采访中，默里说，他想不起艾文斯描述过他和菲茨帕特里克的私人关系。他说他没有要求另一位法官，因为他相信艾文斯是一位正直的法官，并且他与许多律师一样认为是艾文斯帮了地方检察官的忙。罗森塔尔说决定是默里作出的，他当时就表示了异议。
据记录显示，在这次秘密听证会上，艾文斯决定审理这件案子后，他要求3名律师不要对外泄露半个字。
“我很讨厌报纸喋喋不休地讨论什么事情，”艾文斯说，“我想，有人从新闻院校毕业后，成为一名三流记者，他们想的是：‘让我看看发生了什么，好弄个丑闻炒一下。’因此，在我打算接手这件案子后，假如我一定要做什么的话，那只能是告诉诉讼双方当事人，而不是对记者发表什么评论；从表面上看，他和我是邻居，但我认为这对审判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默里说检察官会秉公执法，菲茨帕特里克也会那样做。1982年7月19日，审判开始时，艾文斯承认自己与菲茨帕特里克有多年的交情，他们1973年一起参加竞选，阿诺的母亲曾在市法院工作，因此，被告和法官曾是邻居。
但是艾文斯隐瞒了他是在菲茨帕特里克打招呼之后才接手案子的事实，更没有提及秘密听证会，这些连受害人家属也不知道。
“这件案子是按照正常程序随机分派给我的，”艾文斯对第246号法庭的旁听者们说，“我就知道这些。”
在这次无陪审团的审判中，艾文斯发现阿诺有罪。在1983年2月25日的量刑听证会上，阿诺的母亲作证说，车祸已经改变了她的儿子，他已经受够了惩罚。但是检察官提交了车祸后阿诺两次违章驾驶的证据。死者的丈夫史蒂文·麦克诺顿陈述说，走出法庭时，阿诺歇斯底里地大叫：“你妈的……”
史蒂文·麦克诺顿对记者说，阿诺的举动让他惊呆了。他还回忆说，当阿诺的缓刑被宣判后，一位法院官员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轻轻地说：“对不起。”
宣判时，助理地方检察官约翰·迪多纳托并不想对这一判决表示异议，他只回忆了当时一种无助的感觉。
他在采访中说：“我很激动，这是对费城公民的侮辱。我要对受害者家庭说：‘你天真地等待正义，相信法庭，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正像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对阿诺处以缓刑是极大的冒险。作为缓刑的条件，阿诺不能拥有和驾驶汽车。但在宣判之后，阿诺却两次被发现超速驾驶，并且无驾照、无保险、无牌照。这些都足以中止缓刑。1985年5月1日，获得自由两年后，艾文斯取消了阿诺的缓刑，处以监禁2年半到5年的最低刑罚。他可以在1987年10月获得假释。
艾文斯对此案的反响没有做任何评论。
在被问及他最初打给艾文斯的那个电话时，菲茨帕特里克说这种要求是不足为奇的。他还说这些年来这样的电话他打了有“一打”。他说他主要是想知道艾文斯是否愿意审理这件被告弃权案——放弃陪审团的案件。
菲茨帕特里克称，鉴于这是一件公众关注度很高的案子，也因为被告和艾文斯是邻居，这些电话是正当的。
“正因为此，我才要提前问一下。”菲茨帕特里克说。他还补充说：“这样做是很得体的。”
但是卡伦·麦克诺顿的丈夫却有不同看法。当他得知菲茨帕特里克曾私下里找过艾文斯法官时，史蒂文·麦诺顿用一个词表达了他的感觉：
“我不信。”
（翁昌寿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