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2008年4月8日下午3点整，61岁的哥伦比亚大学第19任校长、知名法学家李·C·博林杰（Lee C.Bollinger）在该校世界报大厅宣布第92届普利策新闻、文学、戏剧和音乐奖共21个单项奖的获奖者和两名最终入围者名单。获奖详细信息同时发布在普利策奖官方网站上。在以上诸奖种中，14项普利策新闻奖无疑是最有影响的。
今天，普利策新闻奖由以下14个奖项构成：
（1）为公众利益服务奖（Public Service）；
（2）现场新闻报道奖（Spot News Reporting）；
（3）调查性报道奖（Investigative Reporting）；
（4）解释性报道奖（Explanatory Journalism）；
（5）地方报道奖（Local Reporting）；
（6）全国报道奖（National Reporting）；
（7）国际报道奖（International Reporting）；
（8）特稿写作奖（Feature Writing）；
（9）时事评论奖（Commentary）；
（10）文艺批评奖（Criticism）；
（11）社论写作奖（Editorial Writing）；
（12）社论性漫画奖（Editorial Cartooning）；
（13）突发新闻摄影奖（Breaking News Photography）；
（14）特写摄影奖（Feature Photography）。
今天，普利策新闻奖不仅是美国数百个新闻奖中最知名的一个，而且为全世界所关注。它占有这样一种崇高的地位，至少有以下诸原因：
其一，凭借美国无与伦比的综合国力和新闻媒体的辐射力而名声远播。不仅如此，英、法、德、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中国、俄罗斯的新闻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对普利策奖颁奖活动进行了报道。尽管普利策委员会一直谢绝电视直播颁奖仪式的建议，但是报刊记者的现场采访和互联网的迅速传播还是使之形成了一道特殊的景观。
其二，普利策新闻奖是对美国主流报界的一种检验。传统上，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常常是由所谓的“东部新闻权势集团”所代表的。例如，在1997年第81届和2008年第92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媒体中，东部媒体分别占了14个奖项中的8个和8个，其中纽约的媒体分别占了4个和2个。到2008年，获奖最多的媒体均属于这一群体，其中《纽约时报》97个（1997年为74个），美联社48个（1997年为43个），《华盛顿邮报》47个（1997年为30个），《华尔街日报》30个（1997年为19个），纽约长岛《新闻日报》19个（1997年为16个）。
其三，数量众多的候选作品和多层次的严格遴选保证了获奖作品的高水准。如果把这种遴选称为百里挑一，那是名副其实的。例如，1997年的14项奖是经过作者和媒体自荐、单项奖评选组提名和普利策奖委员会议决，从1 470组作品中产生的。最近若干年来，每年的申报作品都不少于1 300组。以1990年新闻奖为例，1 770组参赛作品的三分之一来自20家报纸，其中以下5家报纸提出了参加所有14项新闻奖的参赛作品：《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费城问询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圣路易斯邮讯报》，这5家报纸总共申报了178组参赛作品，占1990年参赛作品总数的10%。纽约长岛《新闻日报》参赛作品最多，共有41组；其次是《华盛顿邮报》和美联社，分别申报了40组。《纽约时报》申报了35组参赛作品，在14项新闻奖中占了13项。
其四，普利策新闻奖已成为美国新闻文化和社会文化中一道散射出异彩的特殊景观。正如德国鲁尔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海因茨狄特里希·菲舍尔所言：“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单篇报道作品显示了文体的高度纯熟，而主题和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则具有恒久的意义。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将能够品赏玩味这种经常是令人激奋的和信息量丰富的读物之价值所在。”
就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而言，它们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院系的师生来说是并不完全陌生的。就我们所知，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内地翻译出版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主要有：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1959—1980）》，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恩伯格教授编，熊昌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普利策新闻奖最佳作品集（上）》，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威廉·戴维·斯隆教授等人编，丁利国等译，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普利策最佳国际报道奖获奖文选（1916—1977）》，德国鲁尔大学海因茨狄特里希·菲舍尔教授编，应谦、李焕明译，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
《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高级讲师戴维·加洛克编，国内多人翻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以上作品集的出版，对于中国读者认识和评价美国主流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功用以及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自身的特点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些已出版的作品集往往只涉及单个奖项或某一较短时段的获奖作品。此外，我们认为，要全面认识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价值，仅仅从作品自身和新闻业务技巧的层面着眼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作品（文本）鉴赏、相关历史背景探究和对隐匿在作品背后的新闻精神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一、普利策新闻奖创始人及其精神遗产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年4月10日生于匈牙利马科城一个犹太粮食商人家庭。17岁时从家中出走，想去从军。由于视力差、身体弱，奥地利军队、法国外籍军团和英国军队都拒绝吸收他入伍。1864年，普利策在汉堡被深陷内战的美国北方招募，是年9月成为联邦军一名骑兵。战争结束后，实际上未曾打仗的普利策先是流落到纽约，1867年他加入美国籍，次年到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闯荡，年底被德国移民、政治家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1829—1906）所办的德文报纸《西部邮报》（Westliche Post）录用为记者。普利策凭借强烈的求知欲和充沛的精力，不知疲倦地挖掘各种新闻，后成为该报的全资经营者。
到1878年，普利策熟练掌握了英语，他于12月9日出价2 500美元买下了圣路易斯《电讯报》（Dispatch）。3天后将《电讯报》与当地的《邮报》合并为《圣路易斯邮讯报》（St.Louis Post-Dispatch）。当时，该报名义上属于民主党，但严格实行经济独立。在创刊号上，普利策公布了他的办报方针：
《邮讯报》将不为政党，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而是真理的喉舌；不支持“行政当局”而对它进行批评，反对所有人的欺诈和骗局，不管它们发生在何处，属于何种性质；提倡原则和理想，而不提倡偏见与党派性。这些理想与原则就是我们的建国的理想与原则……它们是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好理想。
美国学者认为：“这一办报方针，可以说是美国新闻事业的理想的、前所未有的、最好的表述。”他的这种理念深受卡尔·舒尔茨和《纽约论坛报》创办人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1811—1872）的社会改革理论的影响，并在办报实践中加以运用。
普利策将政治上保持独立和不断揭露社会弊病奉为他的终生宗旨，他认为报纸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他说：“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为任何法律、伦理和规章制度都无法与报纸相比。”而在1865—1890年这个被马克·吐温称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美国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罪恶、卑鄙和腐败”层出不穷。这就为普利策实现他的雄心和抱负提供了最有用的素材。
普利策不满足于报道表面新闻。他要求他的新闻编辑室“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之前，决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直至问题真正被弄清”。《圣路易斯邮讯报》“把无赖政界、有钱的偷税者、受警察保护的赌博集团和营私舞弊的公用事业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报纸用社论严厉抨击圣路易斯这座美国当时的第五大城市的富人。他发现，报纸揭露时弊、推动改革和扩大发行量是相辅相成的。“批评的眼光、不满的精神和追求美好的愿望是他的天性……他的文章使该报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他的文章经常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敲打一点，后来的广告 家们发现他这一手法乃是推销之道。”随着他的报纸成为“密西西比河上最响亮的声音”，他成为一名报界巨擘。
1883年，普利策以34.6万美元买下《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他将《圣路易斯邮讯报》的成功经验移植过来，在纽约这个美国最大的报业中心进行一场“新闻事业新理想与新理论的战斗”。在5月11日由普利策主持出版的第一期《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它写道：
在我们这个日益繁荣的大城市里，需要这样一种日报。这份报纸不仅售价低廉，而且内容丰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篇幅浩大；不仅篇幅浩大，而且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为有钱有势者谋利益……它将揭露一切诡骗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在那个掠夺成风的时代，大都市的豪华外表难掩种种自私、堕落和绝望。普利策以其对社会的责任感和热忱，在报纸和社论版上提出了简明的十点纲领：（1）征收奢侈品税；（2）征收遗产税；（3）征收巨额收入税；（4）征收垄断企业税；（5）向享有特权的公司征税；（6）为国家规定税则；（7）改革文官制度；（8）惩办贪官污吏；（9）惩办倒卖选票者；（10）惩办在选举中左右雇员选票的雇主。
这十点纲领深得人心，经过普利策的倡导和社会进步力量的努力，它们中除了第六条外，其余九条今天都成了美国的法律。如果说，《圣路易斯邮讯报》时期的普利策所提倡的改革主要致力于解决同他有联系的中产阶级和小商人的问题的话，那么，《世界报》时期的普利策更多地表现出关心被压迫的穷人这个鲜明特点。
在新闻思想和业务上，普利策不仅在制定编辑方针和改革报业体制方面独步天下，而且对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新闻报道和社论撰写的基本技巧、准则等，提出了十分精辟、至今仍给人诸多启迪的见解。他在坚持报纸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党与各种利益集团的前提之下，笃信为社会大众服务这一信条。为达此目标，报纸必须日日给读者以值得思索、警醒和显示出勤勉和勇气的文章，庸人、懒人、懦夫和道德水准低下之人是不配办报的。普利策指出：
每期报纸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和责任：讲些勇敢真实的话，摒弃平庸陈腐之言；讲些使社会上有见识的、有教养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们敬重的话，无虑党见派性和流行偏见。我情愿一天有一篇这样的文章，而这篇一二十行的文章很可能是一整天辛勤劳动，聚精会神地认真思考、修改、琢磨文体和斟酌字句的结果。
在新闻报道方面，普利策首先是始终高度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准确，准确，再准确”是他的格言。他声称：“你仅仅不发表失实报道是不够的，采取一般措施避免歪曲事实也是不够的……一定要坚信准确性对报纸来说犹如贞操对女人一样重要。”其次，普利策为新闻报道塑造了一种个性，即战斗性。他说：“什么是报纸的特色？就是斗争，揭露罪恶，为社会谋福利，发表独家新闻……我们的报纸每天至少要有一条独特的新闻；每一期要有一条爆炸性新闻。”而之所以要有这种个性，是因为世界上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为几百万大众服务的；另一种是为某一阶级服务的……我办的报纸既要使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愿意看，也要使其他任何人都愿意看。”唯其如此，才能把他所谓的报纸的三个属性——趣味性、刺激性、教育性——灌输给他的读者，即广大民众。
社论是报纸的灵魂。在普利策的时代，社论是报纸正式发言的唯一手段，也是报纸主编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和他们智力与道德水准的反映。他曾说，《世界报》有许多栏目，但他的兴趣主要在社论版；报纸通过社论版营造健全的舆论，它以揭露时弊、启迪民智来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真正的民主理想。那么社论写作的 基本要求是什么呢？普利策认为，除了坚持独立性，克服党见派性之外，“冷静分析、说话负责、有根有据和高度理性”也是必不可少的。普利策在社论写作上别人难以企及的高水准可能是他对办报事务的最大贡献。他的传记作家斯旺伯格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多年来社论版一直是《世界报》的一个窗口，吸引着众多的读者……社论充分反映了这位天才政治教授的深谋远虑、经验、创见和正义感，还有偶尔的愤怒……这位教授就像教育孩子那样谆谆教导读者们。谁能说清有几万、几百万人参加了这种时间最长、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的政治课程的学习呢？自从这位教授在纽约开设了这门课程，27年来，一年365天，该报每天都登有这样的社论。有谁能说出这种影响的分量呢……在《世界报》的社论版始终贯穿着一条指导人民、教育人民的红线，而其他任何报纸在这方面都是望尘莫及的。
作为普利策的精神遗产，他的办报理想是崇高的，尽管他的报纸在新闻报道方面往往达不到这样的目标，甚至一度陷入煽情主义与黄色新闻的泥潭，但是他不失为美国最可尊敬的主编。他是现代调查性报道的创始人，他不知疲倦地鼓吹社会改革，同政府和巨商的贪污腐败行为进行不懈的斗争，对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个人的成功“是美国这个新时期中最动人心弦的故事”。
二、普利策新闻奖的由来和历史演变
早在1883年，36岁的普利策已经是一个身残体弱的人了。到1887年10月耗资250万美元的《世界报》大楼落成之前，他已经近乎完全失明了，神经也极度衰弱。1890年10月，他宣布退休，离开了报社。但是他在病痛中活到了1911年，并以独特的方式遥控着报纸。与他每况愈下的体质相反，他的《世界报》和《世界晚报》经济效益蒸蒸日上。普利策在临终时成为靠报业致富的头号资本家。外界传说他的遗产达到3 000万至8 000万美元；当这笔遗产被比较保守地估价为18 525 116美元时，人们普遍感到惊讶。1901年，根据瑞典化学家诺贝尔遗嘱设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诺贝尔奖问世，这给普利策以很大启发。他早就产生了资助新闻教育事业的想法。他告诉一位友人：“我要更加节省用钱，以便更多地资助公共福利机构和慈善事业。”
善于开风气的普利策把报刊视为文明社会中崛起的一股最为强大的力量；同时他也认识到新闻事业良性运行的难度。他说：“新闻事业的一条最难之处就是既要保持消息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因此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就成为当务之急了。可是，直到20世纪初，世界上还没有新闻学院，更谈不上依托知名高等学府的新闻奖。
1902年8月末，普利策口授了一份备忘录，述及在历史悠久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捐资设立新闻学院的构想。在这份个人文件的结尾，他说：“顺便提一句，我强烈希望该学院从我提供的大笔款项中拿出一笔，用来向各类多才多艺、事业有成和出类拔萃的新闻记者和著作家支付每年颁发的奖金。”
这就是普利策奖的起源。当然，普利策首先考虑的是办新闻学院，其次才是设奖。可是哥大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与学校董事们在经过谨慎考虑后谢绝了普利策的建议。校方担心，大学培养新闻记者就如同大学培养商人或船长那样，会遭人耻笑。
然而普利策矢志不渝，他在致一名校董的信中写道：“对于我非常钟情的设奖计划来说，我有这样的信心：它在将来最有可能给大学带来益处和声誉，可能要大于新闻学院本身。”他又撰文论述新闻教育的意义和前景，他预言：“在20世纪结束以前，新闻学院作为专业高等教育的一个特色，将被普遍接受，正像法学院和医学院一样。”
普利策的观点终于说服了哥大校董们，双方于1903年4月10日即普利策56 岁生日这天签订协议，规定由普利策出资200万美元，帮助建立新闻学院，其中50万美元“用于奖金或奖学金，以鼓励公益服务、公共道德、美国文学和教育的发展”。普利策要求，在新闻学院成功开办3年之后才能颁发奖金。他于1911年10月29日辞世，哥大新闻学院于1912年9月30日成立；第一届普利策奖则是在1917年6月4日颁发的。
对普利策设奖的构想与诺贝尔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的异同。其共同点是，都是跨专业的奖，都规定在设奖人去世后颁发。其不同之处包括：普利策奖的获奖人限定为服务于美国报纸和通讯社的新闻从业者（可以是外国人），而诺贝尔奖无国界限制；普利策奖金基金为50万美元，而诺贝尔奖为900万美元的利息；普利策主要对新闻、文学、历史感兴趣，而诺贝尔在历史上则侧重于自然科学；普利策希望及时表彰年内发表的作品，而诺贝尔奖励的对象则往往以其多年的成果获奖。
普利策1904年立下的遗嘱列举了9种奖，其中新闻奖4种，小说、传记、美国史、戏剧奖各1种，新闻学院优等生奖金或奖学金1种。最初拟议的4项新闻奖的内容是：“（1）当年任何一家美国报纸所作出的最无私和最有功绩的公共服务，一枚价值500美元的金质奖章；（2）上一年美国报界对公众的最佳服务史，1 000美元；（3）当年撰写的最佳社论，其测评标准是：条理清晰、道德高尚、推理无误和在正确的方向上对舆论具有影响力，500美元；（4）当年某个记者工作的最佳范例，其测评标准是：高度准确、文笔洗练、对公共福祉有所增进、获得公众的关注和尊敬。”后来在1917年首次颁发新闻奖时，将（1）、（3）、（4）分别简化为“为公众利益服务有功奖”（Meritorious Public Service，通常简称为“为公众利益服务奖”）、“社论奖”（Editorials）和“报道奖”（Reporting）。第（2）项奖被简称为“报史奖”（Newspaper History Award），只在1918年颁发过一次。实际上，最初的奖金为每项1 000美元。
普利策新闻奖的授奖对象是“每日、每星期日出版或者每周至少出版一次的美国报纸”。这里的“美国”，除了首都和50个州以外，还包括从1898年被美国占领起到1946年独立前的菲律宾、位于加勒比海大安的列斯群岛东部的“美国自由联邦”波多黎各和“美国海外属地”美属维尔京群岛，报纸则只限于英文报纸。例如，菲律宾著名外交家卡洛斯·罗慕洛以英文《菲律宾先驱报》记者身份获得1942年普利策通信奖；定居波多黎各的美国报人威廉·多维利尔以英文《圣胡安明星报》主编身份获得1961年普利策社论奖；《维尔京群岛每日新闻》（The Virgin Islands Daily News）1995年获得普利策为公众利益服务奖。
由于1900年重组的美联社、1907年成立的合众社和1909年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合众社与国际新闻社1958年合并为合众国际社）等通讯社在传统上是报界的合作组织，所供应的新闻稿又主要通过报纸发表，因此也有资格参评普利策新闻奖，其中美联社是获奖大户，合众国际社获奖次数要少得多，其他通讯社则几乎无缘（一个例外是无业青年西摩·赫什通过自己成立的小通讯社“电讯新闻社”所发出的关于揭露美军在越南美莱村屠杀事件的报道而获得1970年国际报道奖）。除了报纸和通讯社，像《时代》周刊这样的知名新闻杂志以及广播电视媒体则不能参评普利策奖。
根据1903年协议和1904年普利策遗嘱，普利策要求由哥大校董们颁奖，并设立一个名叫咨询委员会的班底，由该委员会向校董推荐的获奖人具有高度的权威性。普利策还授予该委员会调换作品奖项、更换和撤销获奖人的权力。1912年，由报纸发行人、哥大校长、哥大学者和社会名流组成的该委员会正式成立，起初名为“新闻学院咨询委员会”（Advisory Board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1954年易名为“普利策奖咨询委员会”，1975年又改为“普利策奖委员会”。
这个不拿报酬的委员会最初由13人组成，从1933年起增为14人，新增者为委员会秘书，由新闻学院教师担任，无投票权。后来其来源扩大到主要报纸主编、新闻经理人和新闻学院院长。1953年，约翰·霍恩伯格（John Hohenberg，1906—2000）成为普利策奖行政官（administrator）兼咨询委员会秘书，他在其中的22年工作期成为一个传奇。到1990年，普利策奖委员会有18名成员。过去，普利策的子孙中始终有一人入选。哥大校长是委员会当然成员，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任43年（1902—1945）的巴特勒和后来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890—1969，1948—1953年在任）。起初，委员会成员的任期没有限制；1954年限为3届，每届4年；1979年又将每届任期减至3年。据认为，“在美国新闻界最高的地位莫过于担任普利策奖委员会委员了。”
普利策奖历史上曾实行三级评审制：独立评审组初评和委员会批准，委员会再提交哥大20多人组成的董事会最后通过并公布，因此一度在普利策奖委员会和校董事会之间形成了紧张关系。1975年起董事们将终审权移交给了校长，由于委员会大权在握，它最后向校长“推荐”只是一种客套，因此校长变成了英国国王一般的“虚君”，今天实际上实行的是两级评审制：独立评审组初评和委员会终审。普利策奖的评选程序如下：
〇参与竞逐者将其作品提交单项奖评审组。
〇评审组将提名名单交给普利策奖委员会的秘密的小组委员会审议。
〇小组委员会向全体委员会提出获奖者名单。
〇全体委员会向哥大校长“推荐”最终获奖者。
〇校长公布获奖者名单。
担任普利策奖初评工作的是各单项奖评审组。它们最初分别由2～5人组成。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各新闻奖评审组中均有美国报纸主编协会（ASNE）的代表。1935年起，评委均由清一色的新闻学院教师担任，但学院派的主宰同样遭到了一些批评。1940年起，《纽约时报》等报的一些主编以兼职教授身份进入各评审组，给评选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单项奖评委候选人由普利策奖委员会秘书提交给委员会成员考虑，通常包括半数上一年的评委，但评委很少有任职两年以上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普利策奖得主受聘担任评委。
如今，各新闻奖评委大多数是主编和发行人，少数是教育家和自由撰稿人。20个独立评审组共有102名评委，他们负责评审21个单项奖，每个类别的评审组由5～7名评委组成（1964—1999年间为5名）。其中14项新闻奖共有77名评委（两项摄影奖设一个评审组），他们是主编、作家或教育家，每年3月会聚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对参评的超过1 300组新闻奖申报作品进行审评。3天后，他们就全部14个奖项分别提名3组作品，并向普利策奖委员会提交报告。
90多年来，普利策奖委员会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该委员会于每年4月初聚首，它具有调换作品奖项、更换和撤销获奖人的权力，经过两天密集会议讨论和投票，决定各奖项最终得主。几十年来，各单项奖评审组的提名经常被委员会否决，有时排名靠后的最终入围者被改为获奖者，有时委员会可以凭四分之三的多数票决定另外遴选未获提名者获奖，委员会还有权将某个奖项空缺。如果委员会对评审组的提名不满意，它可以要求行政官通过电话与组长磋商，以确定是否有其他合适的申报。
早期对参加普利策新闻奖角逐的人不限作品数量，因此提交的往往是作者在某一年度的全部作品。随着普利策奖声望日隆，参评者也越来越多，1957年达到761组，1990年和1997年分别为1 770组和1 470组。从1963年起，对提交作品数量进行了限制，为公众利益服务奖限为20篇文章、漫画或照片，其他奖项不超过10篇文章和社论，而特稿写作奖不超过5篇。尽管如此，每年的评选工作任务仍然相当繁重。
普利策新闻奖奖金数目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获奖者来说，它意味着其个人事业的飞黄腾达。获奖者以后的发展通常有三个方向：（1）被更知名的媒体录用；（2）在原报社升至重要岗位；（3）成名后离开报界，成为作家或自由撰稿人。
调查性报道奖
普利策奖最初的资金来源是原始捐赠。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该项目每年都要亏损。1978年，咨询委员会创建一个基金会，以开辟新的财源。如今，财务状况随着两笔捐赠的到来和申报奖项者每组（件）申报作品缴纳50美元评审费而根本改善。然而，委员会依然坚持简朴、低调的行事作风，每年的颁奖仪式会在哥大的世界报大厅举行。从1984年起，获奖者从哥大校长手中接过奖品就算是完成了仪式，到场的只有普利策家族成员、职业同仁、委员会诸君和新闻学院教师。普利策奖委员会谢绝将此项活动搬上电视，这些都与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形成了对照。
三、美国政治文化和主流新闻精神在普利策获奖作品中的反映
美国是一个宪政民主政体的西方国家，其政体形式是以英国（和某种意义上的法国）为基础的。然而美国又有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运作程序，其主要特点是：（1）联邦制：即实行全国政府与50个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2）制衡机制：在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之下，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门均享有宪法上的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使三者相互制约与平衡。就政治文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主流政治思想和价值观而言，美国也是独特的。它没有一个统一、一贯和明确界定的意识形态。然而，“美国没有官方哲学就是美国的官方哲学”。
美国政治学者倾向于将美国人的政治信条归纳为：（1）自由；（2）平等；（3）个人主义；（4）民主；（5）法制。这些信条体现在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开国政治家的思想中，其核心是民主与自由。詹姆斯·伯恩斯等学者认为，民主有三个基本前提：（1）承认个人基本尊严和价值；（2）承认个人不可侵犯的人权；（3）确信自由本身就是好事。民主的基本程序是：（1）一切公民享有平等的投票权；（2）选民享有了解事实真相、批评意见、相互对立的主张，以及所有候选人观点的权利；（3）公民有为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自由；（4）选举由多数决定。关于自由的内涵，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诠释是：（1）言论与发表意见的自由；（2）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3）不虞匮乏的自由；（4）不虞恐惧的自由。
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中产阶级庞大的多元社会。政治文化受到商业文化的强烈影响。正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所尖锐剖析的那样：
精神，活力，干劲，企业，血性，伟男子，俏美人，上帝的国度，詹姆斯·希尔，蓝天，绿野，丰盛的收获，增加的人口，投资的合理利润，威胁我们社会制度安全的外国煽动者，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克努特·纳尔逊参议员，百分之百。美国主义，骄傲地指出……我们商业文化中的陈词滥调，应有尽有，而以代表这种文化的公共喉舌，喧嚣放肆地散播开来，充分表现了美国最粗鄙的中产阶级，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的鸡鸣狗吠的刺耳辞藻。
从19世纪中叶起，美国两党制的政治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共和党的胡佛政府被经济大萧条冲得晕头转向，胡佛本人被讥为“饥饿总统”。代之而起的民主党人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强有力领导下通过实施“新政”建立了政治上的长期优势。自50年代起，民主、共和两党轮流执政，势均力敌；到2008年为止，共和党稍占上风。尽管有人认为，当今两大政党内部各有若干派系，政治信念日渐趋同，但其差异仍然是显著的。
特殊利益：“大”企业，金融界，工业界，商界，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城市郊区居民，南方和蓝领工人阶级中的保守分子据认为，美国知识界的上层人物比其他各界的上层人物更富于自由派色彩，因而往往倾向于民主党。“如果美国有任何一个可以一提的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话，这个集团虽然不算十分激进，却一向是中间偏左的。”
对于享有比较充分的新闻传播自由这一点，美国新闻界一向是引以为自豪的。而对新闻出版自由作出最大贡献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托马斯·杰斐逊这位深为普利策景仰的开国元勋。杰斐逊认为，民主信念的关键在于民主制度珍视思想的自由发表；没有什么事情是如此极端错误，而不能为代表民意的报纸和可靠的教师所纠正的。他在1787年写道：
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
在杰斐逊等人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791年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一奠定了美国新闻自由基石的法律条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时至今日，宪法《第一修正案》一直是美国新闻界的尚方宝剑和护身符。
无可否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强大保护和“民主市场社会”的有力支撑，给美国新闻界提供了广大的运作空间和有利的运行环境，使新闻界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政府的控制，成为当今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支政治力量，因此有“第四等级”和“政体的第四个部门”之称。尽管“实际上新闻媒介做不到其他三个部门能做到的事”，但是“没有人会否定新闻媒体是强大的政治势力”。
根据美国主流政治理论“民主多元论”，社会中包含着许多互相冲突的、同政府官员有联系的群体；这些群体争相对政策的决定施加影响，它们相互之间讨价还价，也同政府讨价还价。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妥协就成为公开的政策。
关于美国新闻界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美国政治学者有着比新闻学者更为精确的观点。前助理国务卿、哈佛大学教授罗杰·希尔斯曼指出：美国的决策者分为“第一圈”即直接制定政策者和“第二圈”即社会力量两大类。前者包括总统、国会、联邦政府各部门、国会各委员会、白宫班子，后者包括新闻舆论界、政党和利益集团等势力。伦纳德·西尔克等人认为，在支配美国社会的两种主要力量即政府和工商界之间，有一种第三势力，它包括著名新闻机构、高等学府、智囊团等。这种被称为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的第三势力在政府和工商界之间起一种平衡作用。
由上图可见，新闻媒体与政府和社会各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新闻界受到各种社会力量形成的合力的制约。其他社会力量也受到包括新闻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制约。而报界所受的制约要远远小于广播电视界，它并没有一个类似于联邦通讯委员会这样的管理机构。与其他社会力量不同的是，新闻界的影响几乎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其即时效果往往是最强烈的。
美国新闻界自诩它比其他国家享有更多的新闻传播自由，并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荫，另一方面是由于新闻媒体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保持经济自立，在履行其社会职能时得以摆脱外界的干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界超然于特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外。以新闻自由为核心的新闻价值观是为既存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服务的，新闻界与美国政府“这两股势力都是致力于同一个目标——维护民主体制和现行制度”。
与主流政治思想一脉相承，美国新闻媒体的思想体系由以下4个信条构成：（1）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来自公众的干涉；（2）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情权”服务；（3）新闻媒介探求真相，反映真相；（4）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
媒体学者康拉德·芬克认为，西方社会价值观对美国新闻事业有如下影响：（1）揭示真相（Truth Telling）；（2）正义（Justice）；（3）人情味（Humaneness）；（4）自由（Freedom）；（5）服务社会（Stewardship）。具体而言，美国主流新闻界通常信奉如下道德和行为准则：（1）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2）客观性（Objectivity）；（3）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4）人民的知情权（People's Right to Know）；（5）信用差距（Credibility Gap）；（6）为公众利益服务（Serve the Public）；（7）监督权贵（Monitor the Powerful）；（8）保持平衡与公正（Be Balanced and Fair）；（9）具有同情心（Be Compassionate）；（10）保卫宪法《第一修正案》（Guard the First Amendment）；（11）保持独立性（Be Independent）；（12）勇敢无畏（Be Courageous）；（13）思考你的忠诚（Consider Your Loyalties）；（14）自我意识与良知（Self and Conscience）；（15）忠实于社会（Loyalty to Society）；（16）以笔谋生，不贪外财（Loyalty to the Hand That Feeds You）；（17）忠实于同业（Loyalty to Professional Peers）；（18）在一个“纷乱”的世界上行为得体（Acting Ethically in a“Messy”World）。
以上所提及的信用差距，通常专指官方言与行之间的不一致。那么，美国新闻界是否也存在某种信用差距呢？答案是肯定的。美国新闻媒体既然为私人所有，它们就同其他私营企业无异，以赢利为重要目标，因此这种“市场驱动新闻事业”具有两个基本特点：（1）受“大数法则”（law of great number）支配，媒体媚俗取宠，追求受众群的最大化，以争夺广告份额。（2）媒体所有权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多的媒体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跨媒体、跨行业垄断现象日趋严重，以致有损害新闻事业传统信条的危险。跨国传媒巨头鲁珀特·默多克2007年以高额资金收购道琼斯公司即是一个较新例证。
美国新闻界讳言自身的政党倾向，但是并不否认自身所持的自由派或保守派色彩。简单地说，自由派主张在保障民主与人权的前提下，由比较强有力的政府推行比较广泛的社会纲领，保守派鼓吹自由放任主义和对政府权力实行严格限制。这是美国多元价值观中最基本的两元。就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而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传统的三大广播电视网等多半由犹太人经营的新闻机构构成了“东部自由派的新闻权势集团”。
据调查，美国传播界的精英们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倾向于自由派和改良主义，其社会和文化观点也更具有宽容精神。这种自由派精神与普利策是一脉相承的。据认为普利策新闻奖倾向于东部报纸，就是与这种传统密不可分的。
就美国新闻界自身而言，其最大职业特色是奉行新闻专业主义，恪守事实与意见分离的操作原则，在此基础上实行新闻部门与评论部门分立。美国新闻界认为，新闻（news）是公共财富，报纸的新闻属于公众，新闻栏目所呈现给公众的东西不能是报业主或主编的私货；而社论版（包括今天的社论版对页）是报业主和主编的“领地”。有人将这种“公、私”分开的编辑程式戏称为政教分离。
在新闻报道方面，主导准则是被誉为“美国新闻界的一大荣耀”和“最独特的新闻学贡献”的客观性。根据客观性原理，记者在报道新闻时不偏袒任何一方，并且“力求不掺进自己的意见，努力在新闻故事中针对各方作出平衡的叙述”，“尽可能不露声色地写作”。尽管客观性不断受到其他新闻思潮的挑战甚至否定，但是它至今一直被视为“不死的神”。较新的一个挑战性新闻思潮和实践是“公共新闻学/公共新闻事业”（public journalism），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新世纪便迅速衰落。
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方法，客观性所要求的具体操作规范包括：（1）提供争论双方的观点，以便识别冲突情况下对手之间的真实主张；（2）提供代表这些真实主张的确切陈述；（3）直接用引号指明这是消息来源而非记者之言；（4）首先依照提供最多的事实材料的方式组织报道。倡导客观性最为不遗余力的当推前美联社社长肯特·库珀（Kent Cooper，1880—1965）。他认为，美国主流新闻媒体之所以声誉卓著，客观性法则功莫大焉：“它作为一种至美至新的道德观念，发展于美国，奉献于世界。”
尽管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客观性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和难于实现的神话，但是的确有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新闻伦理和独特的新闻精神。根据客观性法则，“年轻记者一开始就被教导要寻找事实，报道事实，不得为了自己的私利或其他个人与团体的利益而歪曲新闻，要把这当作一种信条去遵守……今天要是有哪个报纸发行人或广播电视台老板企图命令其职员按照他的政治倾向去报道新闻，简直不可想象。”
正是由于客观性法则的主导作用，美国新闻界在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多样性、完备性、公正性与公信力诸方面通常是经得起检验的。保守派读者可能不赞同《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的言论立场，但是这不妨碍他们从上述自由派报纸上获取可靠的消息。“一个读者在研究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后绝对说不出这家报纸究竟偏袒哪个候选人。”
近年来，国内新闻界和学界对客观性和客观报道魅力的兴趣日见增长。但是我们发现，一些人往往认为，客观报道就是“用事实说话”。但是，这种事实往往是新闻记者选取的对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有利的那部分事实，以对这种事实的陈述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往往偏离了公共性，因此“用事实说话”与客观性的本意相去甚远，可谓南辕北辙，因为客观性的本质在于：（1）根据公开性原则从事新闻工作，努力培养一个消息灵通、见闻广博的阅读公众；（2）新闻工作接受客观世界的约束，而“没有权利从一群事实中，摒弃不符合我们的立场和观点的新闻”，力争以充分而平衡的事实展现客观世界的完整面貌。
至于新闻评论，今天美国主流报纸仍然遵循着普利策的原则，即去除党见派性，着眼于公众利益，用“良好社会慎重有礼的语言”发表意见，努力在国家和公共事务中发挥导航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文体是今日颇为流行的解释性报道，它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以来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对于解释性报道是否属于新闻争议颇多。在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中的国际报道奖部分（由于早年除了社论以外未设其他评论奖），收录了许多专栏作家的文章，以及一些夹叙夹议的作品。而在国内报道部分，则基本上没有此类问题。我们的基本认识是，解释性报道仍在相当程度上遵循着客观性法则，是一种“主观解释、客观呈现”的特殊文体。
如果将解释性报道归入其中，今天美国报纸的主导性新闻报道风格大致有三种：（1）调查性报道：它继承了普利策所办报纸最鲜明的传统；（2）以《纽约时报》和美联社为代表的客观报道；（3）注重探讨新闻事件背景和来龙去脉的解释性报道。总体来看，第二种风格似乎稍占优势（《纽约时报》成为获得普利策奖的冠军，但是它与其中的调查性报道奖几乎从来无缘）。另外一种值得我们研究的文体是特稿，本套书所选的《泽普的最后一次出庭》、《伯莎老太太最后的日子》、《联邦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等是其中的典范。
从传统上看，西方新闻界以报道不寻常事件为主要任务，因此，“这就是新闻——全是坏消息”成为主导性的报道模式和一般读者对报纸的印象。美国新闻界一向认为，优先关注天灾人祸和具体的揭露一个个社会腐败行为是它们的基本使命，否则普利策所说的审视“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的职责便无从行使。私有私营媒体的商业逻辑，也强化了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竞争。尽管商业逻辑造成了部分媒体的媚俗倾向，但是不能否认美国新闻界主流价值观中符合新闻规律的一面。
即便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以后，“坏新闻”模式依然未被打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也不例外，2002年的14个奖项有一半给了“9·11”事件报道和评论的佼佼者《纽约时报》。据研究，获奖新闻作品一向以揭露性新闻为主，在1917—1990年的580个新闻奖中，约有40%属于此类新闻。另外40%奖励有关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政治、自然灾害、国际诸方面的报道。余下的20%是各种专题报道。
我们还可以发现，美国新闻界的这种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国际和国内双重标准，因为对国内问题的揭露和抨击是美国媒体优先关注的事务，实际上真正关注国际事务的美国媒体并不多见，只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少数高级报纸才不惜工本致力于此。因此关于美国报纸“妖魔化”外国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设，而难以获得实证的支持。
当然，将国内报道模式用于国际的确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这种跨国舆论监督往往被有关国家当局以“干涉内政”和扮演“国际舆论警察”为由而受到反指责，因而不断引发文化冲突。而如果作为第三者，则可以在比较理性的心态下审视这些报道的理据。2003年获得国际报道奖的《华盛顿邮报》夫妻小组——凯文·萨利文和他的妻子玛丽·乔丹，因为披露的是拉美国家墨西哥骇人听闻的司法腐败，就被墨西哥国内媒体称赞为“勇敢地揭露了墨西哥司法系统中的黑幕”，这也反映了各个国家对待外国媒体的一种观念变化。
纵观普利策新闻奖的80年历史，它准确地表现了美国主流社会和为之服务的主流报界的基本状况。当美国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举国一致对外时，普利策奖反映了这种情绪。1917年首度颁发的新闻奖即是明证。当三K党的恶行震惊全国时，许多南方报纸因勇敢报道和评论三K党的活动而获奖。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报界中有良知的记者经常成为普利策奖关注的对象。在以往，至少有两名作家拒绝过普利策文学奖，但是这种情形从未在新闻工作者身上发生过。
在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中比重向来较小的财经和科技报道近年来上升趋势显著，本书中收录的1986年获奖作品就反映了这个趋势，读者通过横向阅读全年作品集自会有所体认。而最近20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提速，财经和科技报道的地位与日俱增，获奖作品中甚至包括了对中国经济的系列报道。面对2008年汹涌而来的金融危机，2009年的普利策奖一定会有所反应。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报界有未在危机爆发之前充当普利策所谓的国家这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船头上的瞭望者，就汹涌袭来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
有批评家指出，普利策奖过去几十年中过分青睐主流报纸，而秉承了普利策揭丑传统的“左翼”类报纸《斯通周报》（I。F。Stone's Weekly）（1953—1971）及其主编I。F。斯通（1907—1989）却始终与普利策奖无缘。最近20多年来，情况有所改变。1975年问世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威拉米特周报》（Willamette Week）是一份另类报纸，该报记者尼格尔·贾奎斯击败老牌报纸《纽约时报》和《得梅因纪事报》而称雄2005年调查性报道奖，这是美国另类报纸获得的第五项普利策奖，前四次中1955创刊的纽约格林尼治村免费周报《村声》（Village Voice）获得三项（1981年特稿写作奖、1986社论性漫画奖、2000年国际报道奖），《波士顿不死鸟报》（Boston Phoenix）获得一项（1994年文艺批评奖）。
最近若干年的获奖者中，女性和少数族裔新闻人的比例高出以往许多，其中既有记者也有社论撰稿人；另类报纸也逐渐在普利策奖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些可以视为“政治正确”运动在报界的一个积极发展。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是20世纪80年代始于美国的一场语言使用正统化社会运动，目的在于去除语言中因传统而承继下来的偏见，以创造一个对特定种族、宗教、性别、年龄群等弱势群体的中性、无歧视的传播与沟通环境。2003年的4名女性获奖者全部具有硕士学位。当年普利策最为看重的奖项是为公众利益服务奖和社论奖，他大概不会想到，现在的女性也能摘取社论写作奖桂冠。2003年，《芝加哥论坛报》社论撰稿人科妮莉娅·格鲁曼就社会政策、教育、青少年法律和死刑等问题撰写的社论受到普利策奖的青睐就是一例。
如果说在普利策新闻奖的历史上有什么污点的话，人们熟知的主要是两件事情：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极右翼的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之际表现怯懦；在1981年，《华盛顿邮报》女记者珍妮特·库克以假报道《吉米的世界》骗走特稿写作奖也是一个耻辱。进入新世纪，另一桩丑闻的披露引起较大波澜——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沃尔特·杜兰蒂因采访斯大林等报道而获得1932年普利策通信奖，却对造成数百万人成为饿殍的乌克兰大饥荒只字不提，以至于要求收回早已作古的杜兰蒂所获奖项的国际抗议声四起，令普利策奖委员会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
概而言之，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是一种相对健康的新闻精神的产物，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普利策本人和美国主流新闻界的理想和追求，代表了美国新闻事业的最高水准，尤其在揭露贪污腐败、为非作歹等社会丑恶现象，实行新闻干预和舆论监督方面，经由长期的丰富实践形成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新闻生产机制，扮演了“第四权力”的角色。受到普利策奖的激励和影响，新闻事业传统信条和职业准则仍然支配和决定着美国主流新闻界的运作方式。
展江
1998年1月初稿
2008年11月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