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Air Doctor Oks Pilots at Risk）
《匹兹堡新闻报》1986年11月16日，星期日
安德鲁·施奈德、马修·布雷利斯
因可能致命的疾病和虚弱的身体状况，曾一度停飞的250多名职业的正、副飞机驾驶员，通过联邦航空医务处长小弗兰克·奥斯汀博士的担保，已经重返驾驶舱。这类决定常常是在不顾联邦航空局（FAA）的主要医学顾问和下属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的。
作为联邦航空医务处长，奥斯汀对7 000名FAA指定的体检员做出的诊断决定掌握着最高决策权。这些体检员负责给全国700 049名飞机驾驶员逐个进行能否飞行的身体检查。
奥斯汀手下熟悉这些病例的医生们将这位国家最高航空医务长官的决定称之为既危险又草率，说这是对安全的严重威胁，他的决定有可能危及上千人的生命。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等着一场可能由他的决定导致的坠机事故发生。”劳伦斯·马里内利博士说。他是一个代表各航空公司的组织美国空运协会（ATA）的医务主管。
“我们不能仅为证明弗兰克错了，而葬送二三百人的性命。他说一切都运转得很好，并以此为由说明自己是对的。只是这个理由不会永远都站得住脚。”兼任环球航空公司医学顾问的马里内利说。
1984年10月1日，奥斯汀开始担任联邦航空医务处长。他承认他经常忽视FAA医学顾问小组的意见，也承认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是一流专家。但是他以有健康问题的驾驶员中没有人死亡为自己的做法辩护。
然而有一个人死了。
“我有我的专业观点，”奥斯汀说，“我做出我自己的判断，并替这些人担保。除了奥布赖恩以外，还没有发生过某人死亡或坠机事件。”
8月3日，约瑟夫·奥布赖恩驾驶一架载有一名乘客的直升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峡谷坠毁。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查员说，飞机坠毁前不久奥布赖恩的心脏病发作。
“我敢作敢为并引以为自豪，”奥斯汀说，“我曾使许多被拒之于驾驶舱外多年的驾驶员重返蓝天。他们的安全记录证明，这是个安妥的决定。”
“我不得不为这些事代人受过。如果我为他们担保，人们就大喊大叫说，他们会酿出事故。如果不这么做，有人会指控（FAA）对这些驾驶员不公。”奥斯汀说。
奥斯汀的做法使一场争论愈演愈烈，变为一场激烈的拉锯战——这名航空医务处长和数百名想要重新工作而不被雇用的驾驶员一道，抵制那些担心他们不能安全飞行的航空公司医生及医疗专家们。
一、为公众利益服务奖
这名62岁的航空医务处长受到了驾驶员们的尊敬，因为在过去，其他医生的决定把他们的翅膀给剪掉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停飞了长达10年之久。再次上天后，这些驾驶员称奥斯汀的方针早就应该实行了，因而没有必要为它们辩护。他们骄傲地称他为自己人——一个懂得飞行的迷人之处并理解飞行的压力，同时对飞行安全的见解更加现实的驾驶员。
站在这场激烈争论的另一边的是FAA根据其专长雇用的医生。他们惶恐不安，奥斯汀的决定令他们感到震惊。令这位航空医务处长的批评者们严重关注的不仅仅是经他允许重新飞行的驾驶员的人数，还有这些驾驶员所患疾病的危险程度。从农用飞机驾驶员到波音747飞机的试飞机长，各类驾驶员在奥斯汀的帮助下重返天空。
根据官方有关文件，这些个案包括：
●美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驾驶员做过3次心脏动脉血管分流手术，并移植了一个塑料瓣膜。
●人民快班航空公司的一名37岁的驾驶员做过6次分流移植手术，有两次出现心脏强烈受阻的临床反应。
●西方航空公司的一名驾驶员做过两次心脏分流手术，一次人造心脏瓣膜移植手术，结果在关键部位血液流量大幅度降低。
●联合航空公司一名53岁的副驾驶员发过一次心脏病，并引发这个重要器官大面积受损，为将来心脏病发作“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共和航空公司一名37岁的副驾驶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必须每天注射胰岛素才能控制病情，同时还伴有其他可能导致突然昏迷的复杂病情。
●美利坚航空公司一名驾驶员发过一次心脏病，做过一次分三部分进行的分流手术，他会莫名其妙地失去知觉。
在所有的个案中，奥斯汀对申请“特别颁发”的驾驶员做出裁决。“特别颁发”是FAA许可的一种豁免，其条件是：驾驶员的健康状况被证实不像令其自动停飞的诊断结果那么严重。在9种特殊的身体状况中，如果出现一种或一种以上，该驾驶员将会收到停飞的命令。这些状况包括：酒精中毒的临床症状或酗酒史、需药物控制的糖尿病、毒瘾、癫痫症、心脏病、冠心病、心理障碍、精神病以及莫名其妙地失去知觉。
疾病的种类如同奥斯汀担保重飞的驾驶员那样形形色色。而这9项病情的绝大多数能使驾驶员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打击。一旦突然丧失能力，驾驶员就不能操纵飞机，进而发生坠毁事件。
“奥斯汀是在赌博，他的决定不会危及他自己。但人们却可能因此而丧命。我们中间了解奥斯汀所作所为的人都吓得要命，奥斯汀的某个决定会使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栽到地上。”FAA的前医学研究主管哈里·吉尔斯博士说。
当了30年海军军官的奥斯汀在朝鲜开始了飞行医官生涯。他对航空医务处的影响既迅速又惹人注目。他以军人的直率抨击所观察到的情况，认为主要问题是FAA用“爬行速度”办理健康证明申请。
在全国700 049名飞行员中，绝大多数人的身体是健康的。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每年大约2 000人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必须接受这个联邦航空医务处长的鉴定。
联邦档案显示，1985年，奥斯汀给在正常情况下不能飞行的患病驾驶员担保，批准了994例豁免或特殊颁发。它占申请豁免总人数的75.1%。一年前，在前任航空医务处长霍默·赖格哈德博士手里签发了584份特别颁发，占当时申请人数的46.7%。
三级即私人飞机驾驶员为数最多。这一类证书的颁发数目跃升了70%，从赖格哈德在任时的352份上升到奥斯汀就任第一年的598份。
检测被减少
一则消息在被勒令停飞的，尤其是那些患有心脏病的驾驶员中迅速传开：曾使他们告别驾驶舱的健康标准降低了。许多广泛、昂贵和对身体有侵害的心脏病检查项目不再需要做了。
“我减少了检查的数量，也就是把它们给放弃了，”奥斯汀自豪地说，他的话语中带着得克萨斯口音，“精神紧张测试要花400美元；铊扫描：600美元；多门电路控制采集测试：400美元……一些医生说过，把这些检查都做了可不是好事。”
《匹兹堡新闻报》对关于284例心脏病的报告作了评论，这些病例是由专家们做出鉴定的。医生们认为其中三分之一的驾驶员身体健康，可以重新飞行。另有三分之一属于介乎安全与危险之间的一档。但是，医生们认为其余的三分之一可能面临突然丧失能力，无法安全飞行的危险。另有25例尚未得出结论，正等待更多的信息。
然而，政府档案显示，在专家们认定其潜在危险性为中等和很大的人中，奥斯汀仍然发给了77份允许重返驾驶舱的健康证明。77人中19人被专家们一致认为危险性极高，然而奥斯汀批准他们飞行。
“让一个多年没有用过听诊器的人推翻全国一流的临床专家的意见，这实在不是个好办法。奥斯汀的行为危及以下许多人的生命：由这些驾驶员驾驶的飞机上的乘客、飞行员本人、地面人员以及在同一个飞行区域内的其他飞行员。”FAA前医学研究主管吉本斯说。
在另外47件个案中，担任咨询任务的医生们强烈要求只授予这些飞行员二级或三级证明，而档案表明奥斯汀为他们提高了级别。顾问们说，在大量个案中，驾驶员只有经过专门检查证明他们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健康状况没有任何恶化才能重新飞行。这其中至少有12人未经任何检查，奥斯汀就给他们发了健康证明；对另外17人则大大减少了所需检查项目的数量。
“他们要求施行那些我认为既昂贵又没有必要，而且不能提供任何新情况的检查，因此在处理一些个案时，我干脆不问他们。”奥斯汀说。
熟悉这种程序的顾问们总是在一份医疗档案中寻找负面材料。奥斯汀说：“他们寻找一切能让他们说‘不合格’的东西。如果我得到一大摞说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的文件——这正是我经常得到的——我就不理会它，专挑有利的。”奥斯汀说。
奥斯汀回避一些全国一流的心脏病专家的建议。一方面他的这种意愿令同事们困惑不解；另一方面，医生及下属真正担忧的是另外一大批重新获得奥斯汀担保的驾驶员。
在处理至少126件大多涉及心脏病问题的个案时，他不去听取专家的意见而自行其是。
“很糟糕，奥斯汀不理会我们认为谁能安全飞行的意见。不过真正令我们震惊的是，他对几十件个案一个人拍板，无论是我们还是他的下属都没有看过。”在FAA当了12年医学顾问的默文·埃尔斯塔德博士说，“只有上帝知道他批准了谁飞行。”
“我在专家小组工作的最后一年中，我猜奥斯汀对那些我们觉得危险性太大的个案，忽视我们的决定和建议在百次以上。我敢肯定，由于奥斯汀的做法，一定有比我所知更多的患病驾驶员在飞行。”埃尔斯塔德说。他现任设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的纪念医学中心首席心脏病专家。
前航空医务处长赖格哈德说：“没有这些顾问，我就不能正常开展工作。”
“仅仅由一个人作这种至关重要的决定不仅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而且一个像我这样的非心脏病专家也无法安全而准确地判断风险和好处，因为在日新月异的医学领域，我们不得不对心脏瓣膜、分流手术、新型麻醉药这些新东西做出评估。”赖格哈德说。
“这些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都处于前沿位置。我们需要能对安全问题做出最佳判断的指导者，他不能是象牙塔里的医生或者是医疗机构的管理者，而应是长年累月处理病情、有实践经验的医生。而这正是我们的顾问小组的专长。”
小组被撤销
上任几周后，奥斯汀同他的医学顾问见了面，开始了激烈的争论。第一回合围绕着医生们提出意见的方式展开。奥斯汀告诉他们，对经他们复查的驾驶员是该重新获得飞行执照还是该遭到拒绝，不要再发表意见。而要像在军队里那样，就每一名驾驶员对公共安全构成的危险提供他们的判断。然后由他来决定谁可以飞。
“他们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并告诫我少来这一套。实际上他们是在说，我没有资格作这种决定，最好坐下听他们的。”他轻声一笑，回忆道。
在接下来举行的两月一次的顾问会议上，专家们报告了他们在危险程度方面的有关发现。但那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奥斯汀废除了专家小组，开始自己处理这些个案。
“这个小组造成了工作的积压，问题多半出在他们的身上。”奥斯汀说。他补充道，在他就任之时有近1 400件特别颁发个案悬而未决。
“如果以前他们拒绝授予健康证明，他们还会继续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小组思想僵化而固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而且没有任何规定说我必须听他们的。我行使联邦航空医务处长的职权，给这些驾驶员发证，因为我认为他们适合飞行。”奥斯汀说。
奥斯汀无视顾问小组独断专行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他在上任后头几个月里办理了上百件个案。
奥斯汀骄傲地指出：从1984年到1985年，特别颁发的数目翻了近一倍。事实上，在他就任的前6个月里积存个案减少了80%。他给他的下属写了一封感谢信。
奥斯汀的目标之一是加快发放证书的速度。在以前的管理体制下，提出特别颁发申请的驾驶员经常陷入官僚机构的事务堆中。FAA所要求的医学报告不得超过6个月，而驾驶员首先接受他的航空体检医生的检查，他的体检医生再把有关情况转到俄克拉何马城，然后再送到华盛顿，经过这一系列环节之后，这时报告已经过期，驾驶员们不得不重新做检查。
“我试图废止这种做法，”奥斯汀说，“如果我需要新资料，我会打电话给（驾驶员的）医生，跟他交谈。”
不要求进行新的检测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做法”，理查德·马斯特斯医生说。他是拥有49 000名成员的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协会的医务主任。“跟某人交谈不可能更新原来的评估。如果自1985年以来我没（给病人）做过一次精神紧张测试，跟我谈你能得到什么呢？”
奥斯汀说，在削减积存个案方面，律师们助了他一臂之力。
他们经常拎着装满申诉书的手提箱走进奥斯汀的办公室。一小时后，他总是给他的下属一大堆新签发的健康证明去分发。
“我这么做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人有这个资格。”奥斯汀说。“任何一位律师，只要他代表一名当事人，都可以来见我们。我已经接待几十人了。”
马克·麦克德莫特是华盛顿的一名律师，曾任FAA的检察官。他说，他在奥斯汀就任的第一年里经手处理过60多件个案，这名航空医务处长说这种安排有利于加快健康证明的颁发过程。
“麦克德莫特或一些其他律师会给我带来一份全面的摘要，它记有其他医学专家对这位驾驶员身体状况的看法。如果我赞同他们的意见，认为该驾驶员可以飞，我就发传真或打电话到俄克拉何马城，让（奥迪·）戴维斯博士（FAA航空医学证书科科长）发证书。”
但是，奥斯汀个人包办健康证明的制度以及他与律师的直接联系的做法大约在一年后终止了。这缘于各航空公司医务主管、顾问和他的部分下属发起的“一场激烈批评的风暴”。
“他们处处指控我，说我让驾驶员请我吃饭或者让他们掏钱来买证书。那是一派胡言。我看问题与他们不同。他们企图中伤我。我没做什么错事。”奥斯汀愤愤地说。
各航空公司的医生们多次与奥斯汀和他的上司、负责航空标准的FAA副局长安东尼·布罗德里克以及FAA局长、美国海军上将唐纳德·恩根会面。而FAA的高级官员再三支持奥斯汀的做法，即便是在航空公司的医生们提出所谓“危险而又草率决定”的特殊病例之时。
奥斯汀冷冷地说，他重新恢复了顾问小组，并不再私下同律师们联系。
不能再轻而易举地接近奥斯汀“对这个体制不利”，麦克德莫特说，“我赞成一切能让这一体制提高效率的做法。一些个案已经够小了，可以在不会引起很大惊骇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麦克德莫特说，在向他求助的驾驶员中，他拒绝受理其中40%以上的人。他没有看到他代理的那些人的安全受到威胁。“要是我认为有问题的话，我就不会接下他们的案子了。”他说。
驾驶员预约前来
律师们不是唯一得以私下会见奥斯汀的人。驾驶员也可以打电话，同他约时间见面。
“我的部属多次告诫过我，说他们不愿意看到飞行员进入办公室，因为这会使他们在作决定时产生偏见。当你见到某个人，看到他是那么健康时，就出现了一种危险。”他说。
在他否认一名患病的驾驶员可以进入他的办公室，并在离开时带走一份允许飞行的特别颁发的同时，他在与一些驾驶员会面之后立即发给了健康证明。
“我妻子打电话和他预约，然后我们飞到华盛顿。”人民快班航空公司一个名叫安东尼·本维努托的驾驶员回忆他到奥斯汀办公室的情形时说。奥斯汀的办公室位于华盛顿独立大道的FAA大楼三层。
“你想象不到他有多热心。他非常讲求实际。你感觉在和一个靠得住的人谈事情。”
与奥斯汀的这次会面终于令这名驾驶员如愿以偿。他在做了心脏手术之后，为重获健康证明已经等了20个月。
“他当场给了我一个二级健康证明。”本维努托回忆说。
“当我们要离开时，我说：‘你知道我是机长吗？’他说：‘好的，好的，一年内我们会考虑你拿一级。’”
一年后，本维努托获得了一级健康证明。
“我为我们祈祷，为奥斯汀博士祈祷。”本维努托说。
尽管奥斯汀后来恢复了顾问小组，他与各航空公司的医生们及这些专家们的关系并没有改善。
“他最终恢复了这个小组，但它帮不了我们多大的忙，因为他根本不关心他们的意见。”马里内利说。
对许多建议，奥斯汀仍旧不予理睬。
政府档案显示，德尔塔航空公司一名两度心脏病发作和患“严重冠心病”，被顾问小组评估为高度危险的驾驶员得到了奥斯汀发的健康证明。一名心脏上疤痕遍布、做过分流手术、分流管已经阻塞的东方航空公司驾驶员在同一个月被授予健康证明。共和航空公司一名患严重糖尿病的副驾驶员也获批准，尽管FAA有这样的规定：禁止向患有严重糖尿病、需靠胰岛素抑制休克的驾驶员颁发健康证明。
航空医学专家对驾驶员在糖尿病引发的昏迷状态下驾机的危险性极为关注，并且意见一致。
“糖尿病引起的昏迷或胰岛素缺乏性休克是在不知不觉中加剧的。他们很清醒。他们睁着眼睛。他们看上去好像意识到正在做什么。其实他们已经神志不清。他们不会像心脏病发作时那样突然倒下，捂紧胸部。这样，旁边的人知道他出事了，能迅速抓住操纵杆。糖尿病发病时的反应非常不易察觉，以至于邻座的人根本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对劲，直到他的搭档把飞机撞到了山上。”马里内利说。
奥斯汀说，他认为一个患糖尿病的驾驶员只要保证每天注射两次胰岛素就“没有危险”。
“他的公司想要他回去。‘共和’给我寄了一封信说，他们会对他进行监测，所以我给他开了证明。”他说。
“为依赖药物控制的糖尿病患者开健康证明在医学上是不负责任的，”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协会的马斯特斯说，“‘共和’没有一个正规的医疗部门，我想象不到他们用什么对他进行监测。”
西北航空公司8月份与“共和”合并。前者的官员星期五说，他们找不到了解这件事的人。“但我们仍然在寻找。”一位发言人说。
另外7名患有糖尿病的二级、三级驾驶员也被奥斯汀担保发证。
他引用美国医学协会（AMA）最近完成的一项有关飞机驾驶员健康证明标准的研究来为自己的做法辩护。“他们说，应该允许以口服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飞行。”
“所以我给他们发证。”他说。
然而，大部分健康证明是在专家组发表这一报告之前获准发放的。在至少三件个案中，奥斯汀在发证前并未要求进行AMA所推荐的那些严格的检测。
奥斯汀的做法导致局面更加紧张。今年年初，美利坚航空公司卷入了一次艰苦的联合仲裁听证会，事由是该航空公司发现，由奥斯汀担保的飞行员危险性太大，不能飞行。辩论于上月结束，人们期待不久做出裁决。
在8月份，奥布赖恩坠机后，担任FAA高级顾问的全国一流心脏病专家埃尔斯塔德博士要求辞职。埃尔斯塔德在写给奥斯汀的辞职信中说：“你在给各种心脏病患者发证，而我认为他们都不适合飞行。”
“如果你继续执行你的现行方针，我相信早晚我们将由于驾驶舱里的一次心脏病突发事件而失去一架满载乘客的747飞机。”他写道。
奥布赖恩个案被引证
现已确认，在一架贝尔公司制造的“喷气流浪者”式直升机的驾驶舱里，一场突发性心脏病导致了奥布赖恩坠机死亡，正如《匹兹堡新闻报》上个月所报道的那样。
1984年，航空体检员和FAA的医生说，奥布赖恩的心脏病太严重，不能继续飞行。这名驾驶员在俄克拉何马城对FAA的决定提出上诉，但没有成功。其后他带着病历到了华盛顿，那里的一个医学专家组对他的病情进行复查，一致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
1985年1月，即在奥布赖恩的航空体检医生拒绝给奥布赖恩发健康证明一年以后——奥斯汀给他发了一份，它带有几项限制。然而在这年5月5日，奥斯汀下令取消了那些限制。
奥斯汀说，他发的是没有豁免权的健康证明，因为奥布赖恩的记录似乎表明他是健康的。
“奥布赖恩可能没有对我坦白，”奥斯汀说，“他或许有过（心脏病突发的）情况，可他没对我们提过。我处理这件事时不知道全部情况。”
奥斯汀说，只有等到调查结束，才能对奥布赖恩和乘客约瑟夫·福斯特之死追究责任。
“谢天谢地，只死了两个人。但是我们不能那么干。”马里内利说。
“我们不能说，‘还好，死的人不算多。’你知道，好像死的人越少，弗兰克（·奥斯汀）做得越好。经营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都不能用这种方式。”
各航空公司官员和飞机驾驶员工会都对奥斯汀所做的决定感到忧虑。他们形成一个非同寻常的联盟。而不久前，由于劳务谈判和罢工，双方关系曾经严重破裂。
“在历史上，劳动管理协定一直尊重公司和劳工对航空医务处长的信任，”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协会的马斯特斯说，“奥斯汀的决定已经辜负了这份信任。现在无论是否有利，我们都不能接受（奥斯汀的）决定。”
在联合航空公司，医务主任加里·科恩博士表示赞同说：
“奥斯汀的做法忽视了我们过去所倚重的一部分信息。过去，FAA颁发一级健康证明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航空医学采取一种严谨的态度。近两年的经验意味着对于特殊个案，我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仰仗自己的评估。因为在我们看来，FAA颁发健康证明的做法显然并不总是合情合理的。”
泛美航空公司的约翰·麦卡恩博士说，他对一些由奥斯汀担保的驾驶员感到担心。
“他的做法令我们焦心。有时，他帮了我们大忙，让我们的一些飞行员回来工作，而我们也感到那些人不会构成不应有的危险。但是在一些个案中，他的评估又酿成大错。不过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能够及时发现这种错误，并且他们能否飞行是由我们决定的。”
“我们陷入这样一种境地：要对付那些随时会猛咬我们的鳄鱼。我们根本无暇检查FAA的每一个举措，”美洲航空公司的医务主任小罗伯特·威克斯博士说，“我们不得不假定他们做的都是对的。事实上我们只能指望这个，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
环球航空公司的马里内利发现，奥斯汀曾给一个54岁的驾驶员发证，后者由于大脑供血不足而出现了诸如麻痹、口齿不清等类似中风的症状。
“他得到担保，获得了特别颁发，但他当时需要接受一次体检。他为此来找我，”马里内利回忆说，“我看到他时，不敢相信他能飞行，因此我没有把健康证明给他，而把他退给了弗兰克。在这期间这名驾驶员决定退休，可是在一两个星期后，他从弗兰克那儿得到了健康证明。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拿到了健康证明，并问我他是不是能回去工作。我又为他做了一次体检，还是老毛病。所以我坚持不让他继续飞行。”后来这个飞行员退休了，但这件事让马里内利心绪不宁。
“弗兰克两次把他送回我们这里。那个人第一次就绝不应该得到担保。”
有关文件显示，由奥斯汀担保的高危驾驶员几乎来自所有的大型航空公司：“美利坚”、“联合”、“泛美”最多，“美航”、“德尔塔”和“东方”也有几名驾驶员获得了特别颁发。
在有些设立体检部门的航空公司，官员们已经查出许多为疾病所困扰的飞行员。他们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已经成功地使这些飞行员离开驾驶舱。但是此举引起了一场劳务安排纠纷。
航空公司飞机驾驶员协会会员与除“人民快班”、“美利坚”之外的每一家大航空公司签订的合同规定：航空公司制定的标准不能高于FAA设立的标准。而这一方针引发了一些驾驶员和他们所在公司的法律冲突。航空公司的医生们说，人们期待更多的东西。
奥斯汀说，任何冲突都是由航空公司和工会之间针对劳资协议引发的，并没有他的部门的问题。“FAA制定最低标准，如果航空公司愿意，可以实施更高的标准。而如果他们要那样谈判，那就只能由他们来解决了。”
一些医生和FAA的职员对那些未设医疗部门的航空公司表示担忧，因为这些公司可能不知道自己属下的驾驶员真实的身体状况。
“有一个我们‘联合’和‘美利坚’同弗兰克（·奥斯汀）争执的个案，就可能有上百个情况相同的人已经在飞行。由于别的航空公司接受FAA的决定，不知道他们正在让一些有潜在危险的驾驶员飞行，而使得大约有一百个这种身体状况的人仍在飞行。为此我们‘联合’和‘美利坚’针对每一件个案同弗兰克（·奥斯汀）据理力争。”马里内利说。
同时担任“美航”和FAA医学顾问的罗伯特·普尔博士表示赞同。
“一家缺少专职医疗部门的航空公司无法严密控制驾驶员的健康状况。我们只能过分依赖FAA的系统。”
普尔说，他听说过有两三个驾驶员是由奥斯汀担保的，但令他感到诧异的是，另外十来个驾驶员也获得了通过。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仍在为‘美航’飞行。不过我将进一步了解这一情况，”这位医生说，“我和所有人一样担心，但是我认为，‘美航’以及其他航空公司对这位航空医务处长的所作所为无能为力。那些规定对他有利。”
有一名航空公司的医生支持奥斯汀。
“我们与FAA密切合作。对这位联邦航空医务处长我们无可挑剔。我知道发生了一些驾驶员获得特别颁发的事。但我不能告诉你具体数字，因为我们没有对它们作记录。”东方航空公司的医务主任戴维·米利特博士说。
但是在3月份，美国空运协会通知它的成员说，奥斯汀增加了特别颁发的数目，并提醒他们加以警惕。
重获证明的驾驶员说，FAA对他们的了解要超过对其他驾驶员的了解。同没有接受定期检测的驾驶员相比，他们飞行起来更为安全。
“航空公司的医务主任们对此（特别颁发数目的增加）感到震惊。”联合航空公司的驾驶员约瑟夫·特林加利说。他曾被停飞5年半，于6月份重返天空。停飞期间曾在1983年被赖格哈德拒签特别颁发。
“他们感到如鲠在喉。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一旦他们意识到奥斯汀博士在给我们这样的人帮助，让我们通过检查，他们可能就会冷静下来。”
然而奥斯汀说，他不打算改弦易辙。
“我来到这儿薪水减少了，但是这份工作需要我。”
“我不是拿公众安全做试验。批评我的那些人是错的。他们总是嚷嚷着说，世界末日要到了。如果他们长期等下去，有的人会在降落时出问题，有的人可能丧生。但是该如何选择呢？一张证书也不发吗？”
（何盈、展江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