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要说的四位帝王是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女真崛起边地，入主中原，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繁盛的清王朝，这四位帝王贡献良多。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最初的帝王中能够有那么一两个明白人，天下人就要烧高香了，而清代的这四位帝王，个个雄才大略，文武兼备。正因为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太多的是非功过，近年来以其为主题的所谓清宫戏也就格外地多。四位帝王以自己为主角唱出的这四台大戏，至今令我们回味无穷。
选举产生的大汗
你很难想象，选举这个极为西方化的词汇会跟大清帝国的皇帝扯上边。努尔哈赤英雄，他的儿子也个个好汉，没有谁可以顺理成章地即位。于是皇太极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由议政会议推举出来的皇帝。这让我们难免产生遐想，如果这一制度能在以后沿承并加强，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
努尔哈赤生前曾明确定下汗位继承人由八旗贝勒推举产生的制度，按照这一遗训，后金上层一时出现了颇为为难的局面，最终还是皇太极继承了汗位。他是怎样获得继承权的呢？对这个问题，史籍记载并不一致，一说皇太极是八旗贝勒推举即汗位的；另一说认为他是“夺位”。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清实录》和一些私人笔记记载，综合考察，当时的过程是这样的：按照努尔哈赤“推举”的遗训，八旗贝勒都有被推举为汗的权利，当时八旗贝勒中条件最优越的有两个人：代善和皇太极。代善年齿居长，是四个地位最高的和硕贝勒中的大贝勒，是正红和镶红两旗旗主，曾屡立战功，有影响力；皇太极也是四和硕贝勒之一，才智出众，英勇超人，努尔哈赤生前曾给以“父兄依赖如眸子”的评价，也很有影响力。两人中，该推选谁呢？贝勒们都不表态。这时，代善主动提出：“父亲想立的是皇太极。”皇太极便说：“当立者兄也。”两人推来让去，三天也定不下来。第三天，代善和儿子岳托、萨哈廉商定拥立皇太极，并将贝勒们召集到一起，宣布了这个意见，大家都赞成。于是，9月1日，皇太极举行祭天礼，即位为新汗王。
从上述这样一个过程可以看出来，皇太极确是八旗贝勒们推选的新汗，那为什么又有“夺位”之说呢？那是因为他之所以能被推选为新汗，是他长时间极力争夺继承权的结果。努尔哈赤在1620年以前曾确定代善为继承人，作战中常常委以重任，皇太极便处处与他这位兄长争功，唯恐落后。比如在决定后金存亡的萨尔浒大战中，初三这天，代善领20个人假扮哨卒作为先锋，先行侦察敌情，皇太极因为祭神晚到了一步，发现代善已经先走，便立即要求领兵赶上去。努尔哈赤叫他不必追赶，他说：“大哥既然单独先走了，我们干什么留在后面？”便急忙领兵追赶去了。他唯恐落后一步的心情有多急迫！再比如：1621年（天命六年），在沈阳城外的战斗中，努尔哈赤出于对皇太极的爱护，不让他当先冲击，而守在城边瞭望，皇太极说：“两红旗兵（指代善所领兵）随后就到，让他们瞭望吧！”说着，就一马当先，冲向敌军，努尔哈赤赶紧指挥自己亲率的两黄旗兵随后冲了上去，敌军大败，皇太极领兵乘胜追击60里才收兵，又立了一次大功。如此英勇争功，自然给大家都留下了突出的印象，连朝鲜使臣都知道他“英勇超人”，努尔哈赤也特别“偏爱”他。
如果说上面这样一些争功的事还可以用年轻人的争强好胜来解释的话，那还有一件事就完全可以看出皇太极有意打击代善、争夺继承权的用心了。那是1621年，从后金回国的朝鲜使臣郑忠信向朝鲜国王报告时谈到，皇太极心存杀害兄长的阴谋。据他说，努尔哈赤和大将阿敦有一次密谈，努尔哈赤问阿敦：“你看我这些儿子当中，谁能接替我？”阿敦说：“知子莫若父，这事谁敢乱说什么！”努尔哈赤说：“你说说不妨。”阿敦就说：“智勇双全，大家都称道的人就行。”努尔哈赤说：“我知道你指的是谁了。”郑忠信说，阿敦说的是皇太极。可这个阿敦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后来偷偷告诉代善说：“皇太极和莽古尔泰等兄弟要谋害你，情况很危险，你要防备！”代善就到努尔哈赤面前，哭诉说三个弟弟阴谋害他。努尔哈赤问皇太极兄弟可有此事？皇太极他们自然都说没有，于是，努尔哈赤斥责阿敦挑拨离间，将他关了起来，后来处死了。这件事说明皇太极确有“夺位”之嫌。
从上面的史实看，在努尔哈赤生前，皇太极对于争夺汗位继承权曾有过精心谋划，在明争暗斗中树立威望，发展势力，为后来被推举继承汗位打下了基础；在努尔哈赤死后，他便顺利被推举为新汗王。所以应该说，他是经过自己的积极争取，最终在八旗贝勒们的共同推举下登上汗王宝座的。
名副其实的大清第一帝
皇太极寿命不祚，在位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在清代的皇帝中贡献却是顶呱呱的。不仅在于他建清称帝，更在于他有力地巩固、强大了父亲留下来的基业，为进军中原做了精神上、物质上和军事上的准备。
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正式即皇帝位，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改元崇德，国号“大清”。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与历代王朝相同的新王朝——清朝，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清朝的国号有一个历史演化过程。清，最初起源于建州女真。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左卫首领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称汗，号天命汗。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并无年号，更无国号。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开始称“后金汗国”，用“后金天命皇帝”的玉玺。在其后给毛文龙的书信中，甚至直接称“大金国皇帝”。
努尔哈赤自诩为金的后裔，尊金为先朝，因为金朝在女真人历史上是最为光辉的一页，使用“金”作为国号，有继承金国的事业，继往开来，团结各部女真人的政治意义。当然，努尔哈赤与金朝女真同属一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努尔哈亦应是完颜金国的真正后裔，反过来说，金代女真是他们的直接先世。
皇太极即位之初，仍采用“金”的年号。那么，十年之后，皇太极为什么将通行二十余年的“大金国”国号用一个音近的字“清”来代替呢？
首先，皇太极既然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必须按惯例，改国号，改年号。中国历代皇帝都把改元视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具有更新改制的意义。按通例，改年号是常事，如汉、唐两朝的皇帝，都很注重改年号，列纪元。但改国号在历史上各朝各代却少见，只有在改朝换代之际，才出现新朝的国号，并将国号坚持用到底，不做更改。
改国号不单单使人耳目一新，更主要的是表明新的王朝与其他王朝有别，具有本朝的特色。皇太极既然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如果继续沿用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朝代国号是不合适的。
仅仅为了与金朝相区别，而自称“后金”作为正式的朝代国号，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只有后代史家才这样称呼，所谓“后汉”、“后周”等都是历史编纂学上的称谓。
皇太极改“金”为“清”，虽为一音之转，但“清”字已赋予这个新国家、新朝代以新的意义，标志着这个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女真国（金国），此时已经发展为以满族为主体，包括汉族、蒙古族和东北地区其他民族在内的大清国。
清国比女真国（金国）的包容量要大得多，与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宋、元、明朝代没有什么区别。改国号，说明努尔哈赤所开创、由皇太极继承的事业已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纪元。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选择这一天为即皇帝位的吉日，早上，皇太极在诸贝勒、大臣的拥戴下，德盛门出发，前往天坛祭告天地。天坛设于德盛门外，四面设有台阶。坛上安放一张香案，上铺黄绫缎，中设“上帝神位”。导引官奉香，皇太极至香案前跪下，从导引官手中接过香，连上三次，敬献完毕。由读祝官诵读祝文。
宣读完毕，皇太极和百官依次入座，他率先饮酒、食祭品，然后分给百官。
接下来的仪式，是在太政殿举行“受尊号”礼。殿内正中放一把御金椅。诸贝勒、大臣左右分列两侧。这时，乐声大作，“众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多尔衮和科尔沁贝勒巴达礼从左侧站出，岳托和察哈尔汗之子额驸额哲从右侧站出，再加上杜度和都元帅孔有德，他们每两人合捧一枚皇帝御用之宝，上前跪献给皇太极，这是代表着满、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把象征皇帝权威的御用之宝交给皇太极，表示承认他至高无上的地位。献御用之宝后，“满洲、蒙古、汉官捧三体表文，立于坛东，以上称尊号建国改元事，宜示于众”。读毕，再一次行叩头礼。皇太极在鼓乐声中走出太政殿回宫。四月十二日，皇太极率百官到太庙追尊祖先。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尊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陵园称福陵。第二天，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天睢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东楼为翔凤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殿为笃恭殿。
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大封兄弟子侄。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墨尔根为戴青贝勒，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为和硕豫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并各赐银两，蒙古诸贝勒也按亲王、郡王等级分别敕封。
四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又加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赐宴崇政殿，并赐银两有差。其部下也分别论功升赏。皇太极改国号清，开辟了清朝历史的新纪元。严格地说，清朝的历史应从这里开始，他是名副其实的大清第一个皇帝。
该打的打该压的压
历朝历代围绕着皇位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过程中有的人被拉下来，有的则将宝座越坐越稳，但显然，这一定是以无数个皇兄国弟的性命为代价的。女真人不拘礼法的野性使皇太极天生不乏挥舞屠刀的勇气，可是他在打压对手的火候的把握中展示的高明的手段，还是令我们瞠目结舌。
皇太极巩固皇位的过程，也就是对威胁皇位的兄弟们施展威服手段的过程。
所谓枪打出头鸟，第一个出头并被打下去的必然是有本事又有野心的人，皇太极的堂兄阿敏就是这样一个人。
阿敏是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赤之子。阿敏任四大贝勒之一，是因为他父亲舒尔哈赤在努尔哈赤创业之始的功勋。
舒尔哈赤生前曾与其兄努尔哈赤争夺权位，但他远不及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舒尔哈赤曾想迁黑扯木自立为王，阿敏自然追随其父。努尔哈赤将舒尔哈赤及阿敏追回囚禁，欲严厉治罪。但不久之后，舒尔哈赤在强大的压力与族人的劝说之下承认了错误。阿敏当时险被处死，由于诸兄弟说情才得以活命，后又得任大贝勒。
阿敏与皇太极父子之间积怨年久日深，当皇太极即位之际，他曾经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的条件。皇太极找郑亲王济尔哈朗商议阿敏的要求，最后还是没有答应。因此阿敏对皇太极即位十分不满。
后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派阿敏领兵攻打朝鲜，大军凯旋回京时，阿敏欲擅自纳所俘获的朝鲜美女为妾，礼亲王代善的儿子岳托出面干涉，认为俘获妇女不可“私取”。阿敏说：你父代善在征扎鲁特时也取了妇人。岳托说：我父取妇人是出征所得，是大汗分赐的，“我父得一人，汝亦得一人”，致使阿敏理屈词穷。后来，这个朝鲜美女被皇太极纳入宫中。但阿敏仍然眷恋着她，命纳穆泰向皇太极索要，皇太极不了解前情，说：“未入宫之先，何不言之？今已入宫中，如何可与？”阿敏因请求被拒绝，坐在位上面露不悦之色。从此，背后常发怨言。皇太极听说后十分不悦，虽说：“为一妇人，乃致乖兄弟之好耶？”但却并不将那美女赐给阿敏，而将她赐给总兵官楞额礼了。
阿敏是个思想感情外露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发怨言，诸如：“我何故生而为人”，“不若为山木，否则生高阜处而为石”，“虽供人伐取为薪”或“不免禽兽之溲渤”，也强于现在的处境等这类愤怨之词。这些话无疑是对皇太极的攻击。
阿敏还违拗皇太极欲驾驭蒙古科尔沁奥巴的策略。皇太极原同科尔沁奥巴结盟征伐共同的敌人察哈尔，但奥巴不遵守行动规定，以致皇太极说他“背所约之地，从他道入，复不待我兵先回”。这使皇太极十分愤怒，决心“永勿遣使往彼，彼使至，勿容进见”。而阿敏在军中马上派人把皇太极责备奥巴之语一一相告，后来又接受奥巴之请私留奥巴使节于家，奥巴给皇太极的书信亦匿不上呈。
阿敏还违背皇太极关于贝勒大臣子女婚嫁要“奏闻”的规定，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贝勒塞特尔。到举行宴会时，才请皇太极赴宴，皇太极不满地说：“许嫁时未尝奏闻，此时何遽请幸其第”，因此不去赴宴。以后阿敏又未经请示皇太极而娶蒙古贵族女子为妻。同时，阿敏听说女儿在塞特尔处受苦，又去恳请皇太极向塞特尔说情。皇太极斥责说：“吾国之女，下嫁于他国者，何尝失所？汝女方许嫁时，不奏于我；今女不得所，何必来奏！汝自向彼言之可也。”这些事情使得双方芥蒂日渐加深。
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亲率大军伐明，阿敏留守沈阳，他不认真守城，却“私自造箭，屡次出猎”，寻欢作乐。当岳托、豪格两贝勒先返沈阳时，阿敏竟“令留守大臣坐于两侧，彼坐居中，俨若国君”，命岳托、豪格“遥拜一次，近前复拜一次”。在皇太极率军出征期间及回沈阳后，阿敏“皆无一言恭请圣安”。可见阿敏对皇太极的冷漠态度。
后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皇太极命阿敏、硕托率兵6000镇守永平等地。阿敏到永平后妄自尊大，声称：“我乃大贝勒，何为止张一盖？”并对皇太极抚恤降人的政策表示不满，声称自己征朝鲜时释放降人是为了攻取王京，此次伐明攻燕京不克而还，既攻下永平，何不杀降民以泄愤！当榛子镇归降后，他竟令众兵“尽掠降民牲畜财物，又驱汉人至永平，分给八家为奴”。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皇太极笼络人心与明争天下的战略。
阿敏在明军围攻滦州的三昼夜时，“拥五旗行营兵及八旗护军，坐守观望，听其攻城陷兵败”，“坚不肯救”。以后又“尽屠永平、迁安官民”，“以俘获人口、财帛、牲畜为重，悉载以归”。皇太极认为善待永平等归降官民是为收服人心日后夺取明朝天下树立一个榜样，而阿敏尽屠降民的野蛮屠杀政策与皇太极的策略有严重的分歧。
当年六月，阿敏以失地屠民“败绩而还”，皇太极命令不许诸贝勒大臣入城，士卒可以入城回家。他严厉指责诸贝勒不战而失永平，奔回时又不能妥善殿后，使士兵受到很大损伤。阿敏不得不服罪。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的军官全部被绑受审。皇太极在处理此案时，“念及士卒陷于敌人”，“恻然泪下”。他让士兵入城，对包括阿敏在内的各官一律免死，显示了他善于争取人心的宽容大度。皇太极特别批责图尔格未能谏阻阿敏，图尔格表示曾力谏，但阿敏不从。皇太极说：“贝勒若投敌国，尔亦随之去耶？”这流露出皇太极内心中对阿敏的不信任。后来，阿敏被定为十六大罪，以宽免死，囚禁终身。阿敏被囚后至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十一月病死，卒年55岁。
第二个被贬的是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哥哥莽古尔泰。
皇太极登上汗位，莽古尔泰作为三大贝勒之一也受到“不遽以臣礼待之”的礼遇。御殿时，“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以兄行”，“列坐左右，不令下坐”；逢年过节，皇太极还率诸贝勒亲至莽古尔泰府第礼拜。
后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十一月，在大贝勒阿敏因罪被囚后的一天晚上，于打猎的行幄中，皇太极对众待卫及诸巴克什叹息说：“我所敬者惟二兄（指代善），凡事皆推诚委任，出师行猎不致错乱，庶大事可成。今贝勒莽古尔泰取厮卒所射二兽，而贝勒之仆托退复殴人而夺其所杀野豕；又有一人射一鹿垂死，伊令幼子复射之，遂持归。其人直前索还，贝勒竟强留之。如此夺取，彼随役之人身困马疲，一无所得。将何以为生耶？”一席话褒奖了代善而贬斥了莽古尔泰，并令巴克什爱巴礼把这番话全部转告给莽古尔泰。莽古尔泰“自知不对”，将所夺之鹿交还本主，却把野猪献给皇太极。对此，皇太极说：“朕焉用此物？何贝勒所见之鄙也！凡事虽小，不可忽视，恐积小成大耳。”随即将野猪退回莽古尔泰。可见，莽古尔泰所行不正，用心粗鄙。
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后金大军在皇太极统率下围攻大凌河城，图赖轻率前进中了埋伏，两蓝旗径抵城壕，副将孟坦等十多人阵亡，部队兵力受到较大损伤。皇太极为此十分恼火，不许诸大臣看望受伤的图赖，巩阿岱违命前往探视，皇太极对其严厉斥责。第二天，皇太极登城西附近山岗查看地形，心情焦躁地考虑如何攻破大凌河城。因此地距离岳托大营很近，于是岳托就准备了酒席献给皇太极。这时莽古尔泰赶来诉说：“昨日之战，我属下将领被伤者多。我旗护军在随阿山哨者，有附额驸达尔哈营者，可取还否？”皇太极气愤地说：“朕闻尔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违误！”莽古尔泰出口顶撞抗辩说：“我部众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何尝违误！”皇太极对莽古尔泰的指责是有所指的。因图赖轻进中伏，两蓝旗损失最大，图赖负有前敌指挥失误之责，而莽古尔泰作为主管正蓝旗的大贝勒也是有责任的，至少是平时没有给予正确的指导，以致所部差遣中有所违误，皇太极当时不过没有明言而已。莽古尔泰受到指责还不醒悟，不思检自己的失误，反而恼羞成怒地说：“皇上为何要为难我呢？我一直推崇皇上，一切承顺。你这样做是想杀我吗？”粗暴的莽古尔泰在气愤之中竟“举佩刀之柄前向，频摩视之”，意思是你若杀我，我必回击。站在一旁的同母弟德格类急忙推他说：“你这样大逆不道，谁能容忍你！”莽古尔泰不听劝阻，竟怒骂德格类，并把佩刀拉出寸长，这就是史籍上有名的“御前露刃”。
事已至此，皇太极再也无法容忍莽古尔泰的目中无人了，他下令由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共议此事，议定革去其大贝勒名号，降诸贝勒之列；夺其五牛录属员；罚驮甲雕鞍马一给皇太极，驮甲胄雕鞍马一给代善，素鞍马各一给诸贝勒；此外还罚银1万两入宫。皇太极以“此以朕之故治罪，朕不予议”为由回避，实际上是同意了诸王贝勒审断，不肯宽恕莽古尔泰。莽古尔泰及其依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天聪六年（1632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因病去世。
莽古尔泰因“御前露刃”获罪，被革去大贝勒称号后，只一年多的时间即因病而死，可以想见，他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据后来冷僧机揭发，莽古尔泰在革去大贝勒称号之后，曾与莽古济、琐诺木杜棱、德格类、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等对佛跪焚誓词，阴谋夺取汗位。这一谋逆罪状在莽古尔泰死后将近三年才被揭发出来。所以莽古尔泰之死是羞恨交加、篡位无望而患病所致。在莽古尔泰死后第三年，其弟德格类突然暴卒。因而有人认为莽古尔泰兄弟二人之死是为皇太极所毒害。但从谋逆事发，皇太极将“莽古济、屯布禄、爱巴礼全杀灭族”来看，如果早知莽古尔泰、德格类参与谋逆，完全有理由将他们公开杀掉，而不必用暗害的方式；如若不知他们有逆谋，也不必加害于他们。莽古尔泰死后，皇太极给以礼葬，并劝其大福晋不必殉葬而抚养幼子。当祭奠莽古尔泰时，其福晋们同男人们入内饮酒，并涉嫌乱行，皇太极对此也仅给予规劝训诫。据此种种迹象来看，皇太极应不会采取暗害的手段加害莽古尔泰兄弟。
曾经比皇太极更有资格继承汗位的代善要比阿敏、莽古尔泰聪明得多，但他真正从服于皇太极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皇太极即汗位以后，大贝勒代善表面看来是十分支持的，但他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代善因与大妃阿巴亥关系暧昧，失宠于努尔哈赤，无缘汗位，而皇太极在诸年轻贝勒推戴下登上汗位，代善是明智之人，也就承认了这一事实并予以支持。皇太极对代善十分尊敬，所俘获的财物和妇女，对他皆优厚赏赉。代善安享尊荣，形似一个温厚持重的长者。
但一方面，代善也有不良之举：天聪初期征明和察哈尔时，皇太极锐意进取，符合各旗年轻一代贝勒们的要求，而代善则自作聪明，“违众欲返”，“坚执欲回”，影响颇坏；对所俘百姓，代善不能注意善待，不听皇太极的劝诫而有怨言；在赏功罚罪时，代善有私心“偏护本旗”；对皇太极喜欢的人他不喜欢，皇太极讨厌的人他反而喜欢，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内；当皇太极关心征抚察哈尔的多尔衮等贝勒的胜败消息，托言巡游去探询时，代善却去“大肆渔猎，以致战马疲瘦”，影响了“遣兵助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等等。皇太极对这些事都记在心里，只是碍于兄弟情面没有发作。
天聪六年（1632年），代善在阿敏、莽古尔泰相继获罪后，迫于形势，主动提出让皇太极“南面独坐”，顺从了皇太极的意图，从此凡事更加谨慎小心。
天聪九年（1635年），多尔衮、豪格等率大军攻打蒙古扎鲁特及喀尔喀五部，大获全胜，并俘获了一批年轻美貌的蒙古福晋、格格。凯旋回朝后，皇太极大喜，允许诸贝勒在这些蒙古妇女中挑选喜欢之人。
贝勒豪格想娶察哈尔伯奇福晋，贝勒阿巴泰经皇太极及诸贝勒同意与察哈尔俄尔哲图福晋完婚，贝勒济尔哈朗见到已故妻子的妹妹苏泰，心神向往。偌大年纪的代善也看中了富有而美丽的苏泰。代善明知皇太极已应允济尔哈朗娶苏泰，但还是要求要娶苏泰为妻。皇太极没办法只好说：“朕已将苏泰许给济尔哈朗，哥哥您不知道吗？”代善只好推说不知而敷衍过去。但财、色之欲使代善失去了冷静自持，以后又多次提出要强娶苏泰为妻。皇太极为安抚代善，令其娶察哈尔汗多罗大福晋为妻，谁知代善因大福晋贫穷而不纳，竟娶了富有的察哈尔汗女泰松格格，但对未娶苏泰仍耿耿于怀。
与此同时，另一桩婚事也掀起了轩然大波，贝勒豪格娶伯奇福晋为妻，惹怒了皇太极的姐姐——哈达公主莽古济。
哈达公主莽古济与前夫生二女，一女嫁豪格，一女嫁岳托。因此，当她听说豪格又娶一蒙古贵族妇女，十分生气地说：“我的女儿已嫁予豪格，他为何又娶一妻？”豪格娶伯奇福晋是经其父皇太极允准的，因此哈达公主迁怒于皇太极。
哈达公主的怨恨引起了代善的共鸣。当公主莽古济擅自回家经过代善门前时，代善一反过去与莽古济不和睦的常态，命其福晋前去邀请哈达公主，并亲自把公主迎入家中设宴款待，并赠以财物。
皇太极一直对这个异母姐姐莽古济没有好感，这次听说哈达公主抱怨自己，原想不予理睬。但当他得知代善设宴款待哈达公主的时候，不由得十分恼怒。于是皇太极召集诸贝勒集中讨论大贝勒代善的问题，列举了代善的诸多不端之行：（1）行师违命。（2）不能恩养属民，不能诚心为国而偏护本旗。（3）违背汗及诸贝勒定议，欲强娶苏泰。（4）欺压威胁济尔哈朗、阿济格。（5）诸子以放鹰为名擅杀民间牲畜，擅杀降民。（6）与哈达公主一起怨恨于上。因此拟革大贝勒名号与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诸贝勒齐为代善求情，代善也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皇太极本来也不想这样重罚代善，只是想借这个机会给代善一个教训，于是决定从宽发落，下令免革代善贝勒之职，其他处罚照旧。经过此事后，代善在诸贝勒面前发誓效忠皇太极，放弃了因财、色欲望而产生的怨恨情绪，代善终于被皇太极彻底制服。
接受同化才能同化别人
每个人都有同化别人的欲望而不愿被人所同化，一个政权更是如此。那么，能够通过接受同化而同化别人的人就显得鹤立鸡群。皇太极就是这样一只“鹤”，他在元王朝的覆灭中看到了自己的方向，所以，他大度地接受了曾经长期歧视自己的汉文明，并重用汉人，这一点上，他比他的前辈和不少后辈都要高明得多。
努尔哈赤在向辽东进军的过程中，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对辽东地区的百姓主要是汉人肆意屠杀与奴役，企图以削足适履的办法，将汉族地区纳入后金旧有的体制。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努尔哈赤攻陷开原，遇到汉人就斩尽杀绝，屠杀百姓六七万口。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陷辽东后，“恐慌民贫思乱，先拘贫民杀尽”。两年后，又“恐富聚众致乱，复尽杀之”。攻占抚顺时，“论将士之功行赏，以俘获人口30万分给之”。
由于后金实行屠杀与奴役的政策，人口大量逃亡，壮丁锐减，田园荒废，加上天灾接踵而来，经济情况更加恶化。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宁远城下遭明兵创，更加剧了后金国内的危机。
皇太极以政治家的敏锐、改革家的明智意识到政权要生存，要壮大，就必须改变这种民族隔阂、仇视的现状，那就必须改变民族政策，所以，他即位以后，就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以这一新的基本国策为指针，实行了一系列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新举措，主要有这么几项：
一、发布《离主条例》，规定如果主人有下列六种不法行为：私自进行采猎活动、私自藏匿战利品、擅自杀人、强奸妇女、冒领战功及威胁阻止告发主人，奴隶都可以向汗王告发，只要情况属实，告发人可以与主人脱离主奴关系，离开主人家。这就为沦为奴隶的汉人提供了一个可能恢复自由、不再做奴隶的机会。
二、实行满人和汉人“分在别居”。努尔哈赤进占辽沈地区时，把汉人都分给满人做奴隶，满人住在汉人家里，吃、穿、用都由汉人供给，汉人还要受满人役使，境遇十分凄惨。皇太极即位第八天，就发布满、汉“分在别居”的谕令，把原来已分给满人做奴隶的部分汉人从满人手下拨出来，恢复自由民的身份，派汉人官员管理。这就使辽沈地区大约40%的汉人摆脱了奴隶身份。到1638年（崇德三年）以后，更进一步全部脱离了满人的农庄，重为自由民，这些汉人的境遇有所改善，自然对满人的抵触情绪和仇恨情绪就有所缓和。
三、新降汉人“独立居住”。“分在别居”是针对努尔哈赤时期征服的辽沈地区汉人实行的新政策，对皇太极即位后新征服地区的汉民和战争中新俘获的汉人，他一开始就采取让他们照旧独立屯住的政策。新降服的汉人生活照常，不受干扰，当然也就不会激化矛盾。
四、仿照明朝制度，开科取士，为汉族知识分子提供晋身之阶，使他们有了能够跻身于社会上层的机会，有了政治出路。第一次科举是在1629年，参加考试的生员300人，全是努尔哈赤时期侥幸躲过屠杀，沦为满人奴隶的汉族士人。科考结果，选出200人，赏赐绸缎、布匹之外，还各家免除两个人的差役负担。以后又举行过两次。前后共取士444人，其中宁完我、马国柱等人积极提出建议，在国家建设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号召广泛举荐有才干之人，尽量发挥汉人的才干。科举考试争取了读书人，但还有更多的有才能之人并非读书人，为了争取他们，皇太极几次谕令荐举贤才，自荐和保荐都可。这一举措也收到了实效，像通过荐举被任用的鲍承先、陈锦、李率泰、刘弘遇等人都成为重要官员，发挥了很大作用。
六、对汉官优礼相待。皇太极对汉族官员都给予很高的礼遇，生活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赏赐钱财、田地、各种生活用品，还把满族贵族或大臣的女儿嫁给他们为妻，更重要的是保留他们原来在明朝时的官职级别，有的还予以升赏，同时对他们信任不疑。
比如：有个户部郎中陈此心，投降以后，请求放他回家乡看望父母，皇太极同意了，回来后没多久，他表示感恩不尽，说：“我绝不想走了！”皇太极说：“你想留就留下好了。”但仅仅时隔两个月，这个人竟然偷偷地准备逃跑，被人发现，当时满、汉大臣们都说他该杀，但皇太极却送他2匹马、4头驴、20两银子，让他举家回原籍了。如此待人是何等宽容！类似这样的事并非仅此一例，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宽广胸怀。
他优待汉官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对范文程的信任和倚重。范文程是明朝生员，富于韬略，文武全才，早在1618年（天命三年）就主动投奔努尔哈赤，“仗剑入军门”，但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皇太极即位后，将他召直文馆，十分倚重，一应大政方针、军机要务都要听取他的意见，凡重要文书、文诰都由他一手拟定，皇太极甚至不加审阅。他也确实在帮助皇太极运筹帷幄、决胜疆场上提出许多宝贵建议，起了很大作用，成为清代第一名臣，后人将他比作汉高祖时的名相曹参。
尽管皇太极实行的这些缓和满、汉矛盾的政策与“满、汉一体”的原则不可能没有实际程度上的距离，但成效还是明显的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辽沈地区的紧张形势，特别是争取到了许多汉族上层人物的真心支持，他们在清朝的强盛和战胜明朝的战争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
用胸怀包容天下
一个政权、一个新政权、一个异族的新政权要想立足，没有众多优秀人才的归服和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皇太极做到了，他的策略就是用博大的胸怀收服天下人心，人心既得，天下自得。
可以说，没有明朝降将的帮助，清王朝不可能这么快一统中原，而对这些降将的收服过程，正显示了皇太极作为卓越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重视人才的眼光。
洪承畴是明朝崇祯皇帝任命的蓟辽总督，当皇太极加紧攻打松锦城时，他率兵13万抗击清军，是抗清前线八路总兵的主帅。1614年，他在松山被围困半年，战败被俘，押送到盛京。当时，皇太极野心勃勃，想吞并中原，正在寻找一位明朝重臣作为入关的“领路人”，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劝其降清。无论是金钱，还是美女，洪承畴都不为所动，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面壁而坐，不饮不食，一副等死的模样。皇太极束手无策。
消息传到京城，明朝举国上下为之感动。崇祯皇帝以为洪承畴已经为国捐躯，十分悲痛，停朝三日，下令在都城外建立专祠以示纪念，并亲自写了祭文来祭奠洪承畴。谁知洪承畴并未慷慨就义，不但归顺了大清，还成为清军入关的“开路先锋”，是当时降清的官阶最高的官员。
洪承畴是如何降清的呢？历来说法不一，大致有两种。一是皇太极亲自劝降，一是皇太极的妃子庄妃劝降，这两种说法都只是民间流传，但其中也有许多可信之处。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皇太极一心想要劝降洪承畴，为将来进攻中原和江南所用，于是便派汉人心腹谋士范文程前去劝降。洪承畴表示坚决不投降，宁可为国尽忠，绝食而死。有一天，范文程照例又来劝降，谈话间，房梁上有灰尘落下，掉到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立即小心翼翼地将灰尘掸掉。范文程回来后向皇太极报告说洪承畴绝不愿意死，因为一件衣服他都如此爱惜，何况自己的性命呢？皇太极看到有招降的可能，便亲自前去看望，诚恳地希望洪承畴能为大清效力，并脱下自己的貂裘给洪承畴披上，关切地询问他是否感到寒冷。洪承畴深受感动，于是感激涕零，当即表示愿意归降。可以说，是皇太极的真诚感动了洪承畴，使他改变初衷，投降大清。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洪承畴生来十分好色，在洪承畴被关押期间，皇太极让自己的宠妃庄妃出面劝降，最终获得胜利。庄妃天生丽质，聪明多谋。据说，在洪承畴绝食的第四天，朦胧恍惚间，忽然有一位汉族打扮的俏丽女子推门而入，哭泣着陪坐在洪承畴的身边。顿时，洪承畴丧失了戒心，将其视为同病相怜之人，彼此攀谈起来。洪承畴被这位美艳绝伦、高贵而又有风韵的女子吸引住了，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子和亲人，于是百感交集，泪如泉涌。这时，庄妃抓住机会劝解道：“死容易，活下去才困难。将军是明朝的栋梁，栋摧梁折，国家怎么办？当前明清两国势均力敌，只要打仗就会两败俱伤，倒霉的还是百姓。如果能够保住性命，以将军的威望，从中斡旋，达成协议，和睦相处，岂不是朝廷和百姓之福么？”洪承畴沉思不语，庄妃紧接着说：“将军如果不念及家人和小女子，也应该念及社稷和天下百姓呀！”
“但是……”洪承畴已经有些心动，却欲言又止。
庄妃看出了洪承畴的疑虑，便娓娓道来：“清主仁慈，决不会难为将军的。将军如果真的归顺大清，一定会得到重用，您的抱负一样可以实现。况且，明朝已经腐败不堪，黎民百姓受尽苦难。您只要归顺大清，就可以解民于倒悬。将军不用饭，可以先用些小女子带来的汤水吧。”
在她的百般劝诱下，洪承畴喝了她的汤水。谁知这不是普通的汤水，而是参汤，这一碗就可以支撑好几天，这样洪承畴便不会因绝食而亡。再经庄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国事、家事的一番开导，终于劝诱洪承畴答应降清。这时，门打开了，“恰巧”来访的皇太极满脸笑容，因为他十分满意这个结局。
这两种说法均在民间流传，至于是否真有此事，已无从考证。人们认为，洪承畴再好色，也不会因为“惊艳”而丧失节操。同时皇太极也不会同意自己的妃子出马去向敌人劝降。但也有史书记载，由于庄妃劝降洪承畴有大功，受到了皇太极钦奖，看来这位妃子的确与众不同，她敢作敢当，勇于向世俗挑战。
此后，洪承畴跟从多尔衮入关，攻城掠地，平定江南，扫荡云贵，打败李定国，除去明桂王，为清王朝尽心尽力，驰骋疆场二十余年，真正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开路先锋。
皇太极知道，要成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只征服土地是没有用的，还必须收服人心。这一点，在他收服明朝边将祖大寿的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来。
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皇太极亲率数万大军伐明，发动了对大凌河城的围城战。
大凌河城位于锦东30多里，几经战争破坏。在后金占领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以后，它便成为与后金对峙的锦州前哨阵地。为了加强和巩固明在辽西的军事防御，明朝派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刚等十余员将领率部重建城防，并驻兵坚守。共集兵1.6万余人，城内还有伕役商贾约1万多人，全城军民共有3万余人。
皇太极总结前两次攻坚战受挫的教训，这次改为围而不攻，迫使城内粮尽援绝而投降。他指示要采取“攻城恐士卒伤亡，不如掘壕筑墙围困，对方如出城，我就同他战斗；如外来援兵，我就迎头痛击”的作战方略。
按照皇太极的布署，八旗兵围绕大凌河城四周，进行了两层包围，共立营盘45座，绵延50里。他们各在自己防区掘大小四道壕堑，在壕堑5丈远的地方筑墙，高丈余，墙上加垛口，连接起来，如一道城墙。皇太极严令各部坚守各自的防地，不许放一人出城。
开始，祖大寿还不时地出动人马突围，都被后金兵给打了回去。他不敢再出击，紧闭城门坚守，只寄希望朝廷援兵解救他们。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明朝廷几次派援军前来解救。皇太极早有准备，把明援军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明朝再也不派援军了。
援兵已绝，祖大寿又面临着粮荒的严重危机。围困已有两个月，城里的粮食眼看吃光，士兵宰杀战马充饥。老百姓更惨，他们早就断了粮，成百成千的人饿死了，勉强还活着的人抢食死人肉，用人骨当柴烧。有些人实在撑不住了，就冒险偷偷逃出城投降，告诉皇太极说，城内粮食已吃光了，先杀工役而食，现在又杀兵士当粮吃，只有大官还剩一二升米而已。
从围城开始，皇太极就不断发动政治攻势，屡次写信给祖大寿，劝他投降。祖大寿表示：“我宁死于此城，也决不投降！”但当粮食吃光，毫无生路时，他也动摇了。拖到十月，他再也撑不住了，就派他的儿子祖可法出城面议投降，并留在后金营中当人质。皇太极当即接受祖大寿投降。随后，祖大寿又派4名副将、2名游击将官到后金营，代表他和城内39名将领与皇太极举行盟誓。
十月二十八日晚，祖大寿亲自出城，来到皇太极御营见面。皇太极特别高兴，派诸贝勒出迎1里，当祖大寿快到时，他步出御营外迎接。祖大寿一见面就要下跪，皇太极连忙制止，同时他行最隆重的抱见礼表示格外优待。皇太极谦逊，让祖大寿先入幄，祖大寿不敢，双方谦让后，皇太极和祖大寿并肩入幄中，表示尊敬之意。幄内已摆了丰盛的宴席，皇太极亲自捧起金卮酌酒给祖大寿；同时，把他穿用的黑狐帽、貂裘、金玲珑、缎靴、雕鞍、白马等一大堆珍贵的御用之物赏给了祖大寿。这使祖大寿深为感动，他深情地说：“皇上这样优待，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虽然愚昧到了极点，还不是木石之人！”
大凌河城已举城投降，皇太极与祖大寿密商取锦州的计策。祖大寿献出一计：他的妻子还在锦州，锦州只能智取。他向驻守锦州的巡抚邱禾嘉诈称昨夜溃围而出，逃到山里躲避，今夜徒步赴锦州，瞒过城里军民，一定会接纳他们进城。待进城后，再设计除掉邱禾嘉，把锦州献给后金。
祖大寿刚投降就要回锦州，表面上是智取，实际是怎样想的？他回去后能否回来？是不是他的脱身之计？皇太极做了反复估量，但时间紧迫，不允许他迟延，于是他当机立断，同意了祖大寿的计策。诸贝勒担心祖大寿有诈，提醒皇太极提防。皇太极说：“朕以诚待他，他必不负朕。即使他负朕，朕在所不惜，要的就是心悦诚服。”
祖大寿顺利进了锦州城后，皇太极焦急地等待他智取锦州的消息。三天过去了，祖大寿才派人秘密传来信息，说带回去的兵太少，不能立即献城，须待机而动。皇太极捎话提示他：“不要忘了以前的约定。”祖大寿又派人来说：“我绝对不做失信之人。”皇太极估计到，祖大寿在短期内不会有结果。于是，他不再等待，于九日率大军撤离大凌河城，返回沈阳。
祖大寿脱身赴锦州时，他的子侄和部将30多人留在后金，实际是做了人质。如果说祖大寿定计取锦州还有诚意的话，那么，他到了锦州后便一去不复返了。至于他留在后金的子侄兄弟的生命安危，他也在所不顾了。以后，皇太极多次写信给他，他一封信也不回复，不予理睬。但皇太极并没有因为祖大寿反复无常而恼怒，对他的子侄照常优待。皇太极不断写信，祖大寿就是不答复，相反，还屡次同后金交战，袭击并斩后金兵将。太宗仍然耐心等待，直到十年后，皇太极发起锦州战役，祖大寿又一次被俘获。
这次，皇太极并没有杀他，反而对祖大寿礼待有加。祖大寿终于被皇太极的诚意感动，真心投降了清朝。
另外，在对孔有德等人的使用上，也凸显出皇太极不同常人的魄力。
孔有德，辽东人。努尔哈赤攻克辽东，孔有德与耿仲明投奔皮岛（辽宁南大海中）明总兵毛文龙麾下。由于毛文龙屡为清所败又骄纵不受节制，为袁崇焕所杀。孔、耿二人走投登州巡抚孙元化，担任参将。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率兵围大凌河城，孙元化派遣孔有德率骑兵800赴援。孔有德到吴桥，下大雪，没有吃的，士兵便掠夺百姓财物。在部将李九成儿子李应元的唆使下，孔有德叛变，耿仲明为内应，攻下登州。孙元化自杀未遂，孔有德让他乘船离开，自号大元帅，耿仲明自称总兵官。明遣朱大典围攻，天聪七年三月，孔有德、耿仲明航海投降皇太极。孔有德一投降，皇太极就按原来他的自封号封他为都元帅，隶汉军正红旗。崇德元年封恭顺王。入关后随多尔衮进攻李自成起义军，又下江南镇压南明政权。顺治三年封定南王。九年为李定国围于桂林，自杀。耿仲明投降后，皇太极就按原来他的自封号封他为总兵官。崇德元年，封怀顺王。入关后，跟随孔有德进攻李自成，下江南镇压南明政权。顺治六年改封靖南王，领兵入广东。以匿逃人罪自杀于吉安。
尚可喜，辽东人。崇祯时，为明东江总兵官（驻皮岛）黄龙部下。孔有德登州叛变后，黄龙提升他为广鹿岛副将。天聪七年，孔有德、耿仲明引后金兵攻旅顺，黄龙兵败自杀。明以沈世奎代黄龙为总兵，部校王廷瑞、袁安邦构陷尚可喜，可喜还据广鹿岛。天聪八年投降皇太极。皇太极封他为总兵官，崇德元年封智顺王，隶汉军镶蓝旗。顺治元年随阿济格西追李自成，三年又随孔有德南下。六年改封平南王，驻广东。康熙十二年，乞归海城。三藩起事，他仍然忠于朝廷，封平南亲王。十五年因子尚之信叛，忧郁而死。
英雄未必不多情
英雄、美女，构成了许多爱情故事的主线。皇太极是个铁汉——亲冒矢雨、攻城掠地；他又充满柔情——对心爱的女子温情似水，甚至不惜把军国大事暂搁一旁。很奇怪如今电视剧的编剧们吃力费心地杜撰一些破绽百出的清宫戏，却对这样一个绝佳的真实故事无动于衷。
清太宗皇太极后宫中有五位后妃，包括孝端文皇后和后来的孝庄文皇后等个个都是艳丽超群的美貌佳人，然而其中最受宠爱的莫过于关雎宫宸妃海兰珠了。
宸妃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姓博尔济吉特氏，名海兰珠。她是孝端文皇后的侄女，庄妃（孝庄文皇后）的亲姐姐。海兰珠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生于1609年），比庄妃大4岁。
按理说，皇太极已经在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中纳了姑侄二人，不应再娶海兰珠，那为何还要迎海兰珠进门呢？原因很简单，在海兰珠入宫前，孝端文皇后和庄妃都没有生过男孩而科尔沁部的贝勒却希望本部妃子所生的男孩继承皇位，以保证本部的地位。于是有了再选佳人入宫的打算。皇太极早就听说海兰珠美貌，十分仰慕。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孝端文皇后哲哲的母亲科尔沁大妃偕同次妃（海兰珠、庄妃的母亲）来沈阳朝见皇太极，皇太极招待极为热情，双方盛宴之际，定下了皇太极与海兰珠的婚事。
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五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西征明朝的大同、宣化府一带，并收降察哈尔林丹汗的部众。九月十九日，刚刚凯旋返回盛京，国舅吴克善便于十月十六将大妹妹海兰珠送来盛京与皇太极成亲。皇太极偕皇后诸妃出城相迎，设大宴，以礼接纳。前来送亲的还有海兰珠的母亲科尔沁次妃，以及其四哥额驸满朱习礼。皇太极分别向次妃和吴克善、满朱习礼赠送雕鞍马、貂裘、豹裘、貂镶朝衣、缎布、银器等物。十月廿五，皇太极为了征宣化府大同军凯旋和察哈尔诸臣举国来附，暨科尔沁卓礼克图台吉吴克善送来海兰珠这两件大喜事行庆贺礼，召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大臣进宫，备陈乐舞，设大宴，气氛极为热烈。将海兰珠的到来与出征凯旋并列庆贺，可见皇太极对新妃的特殊重视。
海兰珠的美使皇太极为之倾倒。海兰珠入宫以后，备受皇太极宠爱，两人情投意合，几乎形影不离。皇太极有意无意地冷落了其他后妃。皇太极将满腔的爱都倾注在海兰珠身上，在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册封后妃时，海兰珠被封为关雎宫宸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哲哲。
姐姐被纳为妃，并且立即得宠，在普通家庭，像庄妃这样的地位，很难与之和睦相处，必然争风吃醋，闹得鸡犬不宁。但是庄妃是个很有心计并深明大义的女子，为了博尔济吉特家族的利益，她并没有像一般女子那样与姐姐争宠，相反与姑姑皇后哲哲和姐姐宸妃的关系一直很好。
海兰珠果然没有辜负博尔济吉特家族的希望，入宫的第二年，也就是崇德二年，宸妃海兰珠就为皇太极生了一个儿子，皇太极顿时欣喜若狂，很快就决定立这个婴儿为皇位继承人，大宴群臣，并破天荒地颁布了大清朝第一道大赦令，大赦天下。无奈此子福薄命短，来到人世间刚半年，尚未来得及命名就夭亡了。爱子的死给皇太极和宸妃以沉重的精神打击。宸妃所遭到的打击尤重，整日郁郁寡欢，终于忧闷成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九月，皇太极正在松山战场上指挥作战，忽然传来宸妃病危的消息，皇太极大吃一惊，将军务托付给领兵的多尔衮，自己立即兼程赶回盛京，途中，他还特意派大学士希福、刚林等人骑行在前，向宸妃传达自己的问候。但当他进入关雎宫时，宸妃已驾返瑶池了，终年33岁，正是风华之年。皇太极悲恸欲绝，寝食俱废，乃至昏死过去，经紧急抢救，才渐渐苏醒过来。为表示对爱妃的悼念，皇太极为宸妃举行了隆重的丧礼，赐谥号为敏惠恭和元妃，这是清代妃子谥号中字数最多的。皇太极还为海兰珠安排了各种各样的祭奠活动，他多次率领王公大臣们到她的殡所祭奠，并且宣布在为宸妃发丧期间免去朝贺仪式，停止国内筵宴乐舞。胆敢违令的地位再高也要受到处罚。郡王阿达礼、辅国公扎哈纳都因为在此期间寻欢作乐而被削去了爵位。宸妃死后不到两年，皇太极也命归九泉了。皇太极对宸妃这种真情笃意，在历朝皇帝中都是少见的。
宸妃死后火化，初暂安于盛京地载门外5里的墓地。皇太极葬入昭陵之后，宸妃也被迁葬到昭陵妃园寝内。
小孩子也能成为政治家
如今当你听到某某人30岁就已成为正处级干部，会禁不住啧啧称羡。但是，政治素质的区分真的只能以年龄为标杆吗？15岁的玄烨既无生活历练又乏政治经验，却能在轻描淡写间摆平足以难倒任何一个政治大师的难题，足以说明，小孩子的确也能成为政治家。
1661年，康熙帝即位后，由于年仅7岁，自然不能够亲自处理国家大政。本来，按照大清国的传统旧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一两位宗室亲王摄理，但由于顺治帝时多尔衮擅权构成了对皇权的极大威胁，为了避免此类现象的再度发生，孝庄文皇太后乃决定不用旧制，而是改由更多的异姓大臣来共同辅政，确立了四辅臣制。这样，在同多尔衮斗争中有功的元老重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便出来共同辅政。四大臣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共同辅佐幼帝，最初几年尚相安无事，然而随着四辅臣内部势力的增长变化，本来排在四辅臣末尾的鳌拜的势力日益增长扩大，致使四辅臣之间的权力制衡被打破。鳌拜是个权力欲最为强烈的人，逐渐地由恃功自傲走向了欺君弄权。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六月，索尼去世。康熙帝鉴于四大臣辅政体制已经名存实亡，反而成为鳌拜专权的工具，便上奏祖母，请求亲政。祖母理解孙儿现在的处境，自然应允。康熙帝乃于七月七日，举行亲政大典。然而，康熙帝名义上虽然亲政，但鳌拜却仍然继续掌握着批理章疏的大权，并迫害死了苏克萨哈，使遏必隆亦依附于自己，他甚至对康熙帝有不轨的企图。有一次，鳌拜故意装病不朝，康熙帝亲自到他家里问候，在他的寝室里发现炕席上放了一把短刀。按照规定，臣属面见皇帝，身边不许携带任何兵器，否则即以图谋不轨论处，鳌拜根本就没把康熙帝放在眼里，毫无顾忌地把兵器放在身边。康熙帝装作并不介意，一边笑着，一边从容地说道：“刀不离身，只是满洲的故俗罢了，不必大惊小怪。”慰劳了几句，便回宫去了。
鳌拜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康熙帝极大的忧虑。康熙帝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鳌拜身为辅臣，辄行皇帝之权威。对于康熙帝来说，鳌拜已到了不能不除的时候了。但鳌拜根深叶茂，亲信党羽遍布朝廷，控制了许多重要部门和中枢要害，如强行拘捕，可能反会遭致不测，所以只能智取，不能力敌。
主意拿定后，康熙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稳住鳌拜。表面上康熙帝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特别是在有鳌拜及其死党聚集或参与的场合，便叹以人生几何、江山粪土，表示自己无心恋政。其次是培养一支自己信得过的侍卫队。满洲人有一种唤作“布库”（布库系满语，意为摔跤手）的摔跤游戏，康熙帝以玩耍为名，从皇帝直属的满洲上三旗贵族子弟当中，挑选了几十名身强力壮的少年，组成了善扑营，练习“布库”之术。善扑营既是准备用于擒拿鳌拜的格斗队，又是保卫康熙帝的侍卫队。鳌拜果真以为这都是小孩子们在闹着玩儿，就没往心里去。康熙帝通过和这些少年们一起嬉戏，摔跤踢打，不但武功有了长进，而且也和这些少年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这些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少年们均成为擒拿格斗的好手。康熙帝又以寻找棋友为名，将自己信得过的很有组织能力并擅长于角扑之术的索额图（索尼之子，康熙帝皇后的叔叔）由吏部右侍郎调任为一等侍卫，放在自己身边，实际上是掌管善扑营，为执行擒拿鳌拜的任务做准备。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康熙帝亲自擒拿鳌拜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正式行动之前，康熙帝即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削弱他在京城的势力。全部部署完毕后，十六日的早晨，康熙帝集合了担任此次擒拿任务的善扑营全体队员，亲自做了战前动员。他用激昂的语调问这些少年伙伴们：“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的好朋友，你们是敬服我呢，还是敬服鳌拜？”这些少年伙伴们齐声回答：“只敬服皇上一人！”见此，康熙帝大声宣布：“好！我今天就交给大家一个任务：捉鳌拜！”接着，康熙帝向小伙伴们宣布了鳌拜的罪行，又向小伙伴们做了具体的布置，将他们隐藏在进宫大门的两厢。安排好了以后，康熙帝派人去请鳌拜进宫。鳌拜不知是计，一点戒心也没有，大摇大摆地来了。看到鳌拜仍然如此横行，康熙帝不禁怒火上冲，大声地喝道：“来人！把这个逆臣给我拿下！”顿时冲出一群少年，把鳌拜团团围住，有的扭胳膊，有的拧大腿，有的搂脖子，有的抱后腰。鳌拜初时还以为这是在跟他开玩笑，待发觉情形不对之后，自恃勇猛，奋勇顽抗。无奈这些少年们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又多，自己已经年老力衰，挣扎了一会儿，就难以支持了，被这些少年们七手八脚地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康熙帝见鳌拜已经被拿住，便下令将他投入大牢，并马上升朝，宣布已经逮捕鳌拜，命令大臣们调查他的罪行，紧接着将鳌拜的党羽们也一个个地捕捉起来。
鉴于鳌拜所犯的罪行，康熙帝原拟将他革职处斩。在康熙帝亲自提审鳌拜时，鳌拜为求一活路，当着康熙帝的面脱下衣服，只见身上伤痕累累，那是他以往在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时留下来的。康熙帝见此亦感恻然，又考虑到鳌拜自清太宗以来一直为国家建树功勋，便赦免了他的死刑，改为终身软禁。康熙帝收回了辅政大臣批阅章疏之权，此后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皆出自于他本人之手，而从无代书之人。这翻天覆地之举，竟出自于一个15岁的少年之手，表明康熙帝在政治上早熟，初步地显示了他的才华。
康熙帝平生最大的一次冒险
就像做生意一样，一个天大的机会砸在你面前，干不干？不干，会错失良机，难有大的起色，干，弄不好会赔个底朝天，但也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这就是冒险，你得有接受这两种结果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保守的做法。康熙偏不，在大臣的一片反对声中，少年皇帝冒了平生最大一次险，结果，他赢了。康熙的确是个天才，他如果去做生意，绝对可以成为一个李嘉诚级的人物。
所谓“三藩”，是指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三藩之中，吴三桂势力最大，他十分骄横，不但掌握地方兵权，还控制财政，自派官吏，不把清朝廷放在眼里，直接威胁到清朝的统治。为此，康熙不得不考虑撤藩的问题。
在正式撤藩之前，康熙已开始逐步削减“三藩”权势，限制其不法行为。而三藩对此也有察觉，吴三桂和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已经袭爵位）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七月假意奏请上交藩王印信，以试探朝廷的意向。康熙立刻召集会议研究撤藩。大臣们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不撤藩，另一种认为应该撤藩，反对撤藩的意见占了上风。康熙却认为，三藩手握重兵，财政自成体系，特别是吴三桂拥兵自重，若不早除，必酿成无穷后患。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康熙决定撤藩，并将三藩全部撤往山海关外。
吴三桂接到撤藩谕令，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自负劳苦功高，而且又有军队，上这个折子本来就是试探康熙的口气，心里认为康熙必然不会同意。不料康熙这个年轻的皇帝却决意撤藩，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他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一切将付诸流水，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于是决意造反。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命令麾下官兵蓄发易服，发动叛乱。
吴三桂举兵叛乱后，闽、粤两藩也蠢蠢欲动，各地的吴氏党羽纷纷响应，各地告急文书频频传至北京。
康熙分析局势后认为：吴三桂是三藩的首领，消灭了吴三桂，其余乱党不攻自破。因此他采取了分化诱降、各个击破的方针。他先召回闽粤撤藩使，对耿、尚两藩暂行安抚，拆散他们与吴三桂的联盟，而对吴三桂采取重点打击的战略。康熙先派都统巴尔布等率3000精骑由荆州驰驻常德；都统珠满率兵3000由武昌进驻岳州，扼住湖广的咽喉要道；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四川，形成了对吴三桂的包围；都督尼雅翰、赫叶、席布根特等率兵分往西安、汉中、安庆、兖州、郧阳、汝宁、南昌等要地，以保关中和中原后方的安全；诸路兵马均听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节制。第二年又特派刑部尚书莫洛进驻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便宜行事，巡抚、提督以下地方文武悉听节制。
战争初期，吴军气势汹汹，一些清军将领贪生怕死，长沙、岳州、衡州等要地先后失陷，吴军直抵湖北、四川，迫使瓦尔喀退守广元，勒尔锦和珠满困守荆州、武昌，都无力反击。吴三桂一面猛攻川楚，一面通过西藏的达赖喇嘛致书康熙，要求划江而治，被康熙断然拒绝。吴三桂和议不成，兵分两路：一路由他亲自挂帅，从长沙进江西，连续攻克30多座城池；另一路由悍将王屏藩督率，由四川进陕西，接应吴三桂养子王辅臣的叛军，攻克平凉、兰州、延安、绥德等地，一时间京师人心震动，吴三桂气焰嚣张，扬言进攻北京。
王辅臣本来是忠于康熙的，他的叛变使得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应对恶化的局面，康熙传谕总督哈占，要他保护好王辅臣的妻儿家产，又派王辅臣儿子王继贞携诏前往劝说，表示“往事一概不究”，只要及时回头，便可官复原职。六月，王辅臣兵败投降；王屏藩部也节节败退，逃回四川，陕甘全境告平。
西线战场传来捷报的同时，清军与吴军在湘、鄂、赣一带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军平定闽粤，耿精忠、尚之信先后投降，湘鄂一带吴军已成孤军。吴三桂怕部下解体，赶忙在衡阳草草修建了庐舍当宫殿。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即位称帝，国号为“大周”。此举使他的政治处境更加不利，前线清军攻势日益猛烈。是年八月，吴三桂急病交加，死在衡州。
吴三桂死后，“皇太孙”吴世瑶即位，这时的吴军已兵无斗志，一路溃退云贵。为了加快平叛进程，康熙下令：胁从叛乱，缴械投降者，宽大处理；反正立功者，将功折罪，论功行赏。这项决定从政治上瓦解了叛军士气，除少数顽固分子坚持与清军决战以外，大多数叛军接战即降。短短1年多的时间，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很快落入清军之手。康熙二十年（1681年）吴氏叛军彻底被平灭。
康熙从开始削藩直到吴三桂败亡，历时8年。在这场平叛战争中，康熙显示出超凡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指挥才华。他坚持擒贼先擒王的战略，始终把矛头指向吴三桂，对耿、尚二藩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分化瓦解三藩联盟，各个击破。这次关系大清江山安危的斗争，康熙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少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皇帝
中国历史上有学问的皇帝不少，但像康熙这么有学问的皇帝不多。他不仅精通满汉文化，而且难得地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学习。放在今天，康熙绝对是个文理兼备、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弄个博导、院士之类的头衔不在话下。
在康熙皇帝发奋学习的早期阶段，经筵日讲是一个主要的学习方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君主自我教育的两种基本方式，经筵与日讲的主要内容是被尊为经典的几部儒家书籍和有关历代王朝兴废代替的一些历史著作。其中儒家经典如“五经”、“四书”，基本上都是成书于封建社会前期。由于这些书籍的作者或传授者都是儒家阵营中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因而其中所阐发的治世思想，对于封建君主施政，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正是因此，封建统治者经过长期的选择，将其确定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宋朝以后，又将之作为帝王自我教育的主要教材。至于有关历代王朝兴废的历史著作，则更为封建君主临政治国所必需。因而，凡是有政治责任心的君主，无不对之加以重视并将之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封建君主即曾通过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并将之用于实际政治而取得了成功并成为千古称颂的明君，可见，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对于帝王自我教育和世道治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在康熙以前，作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清朝统治者即注意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曾先后设立文馆、内三院，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的翻译、学习和应用；入关以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也相继对之表示重视。从顺治十四年始，顺治皇帝还仿效历代帝王先例，专开经筵，于仲春、仲秋请学问渊博的高级官员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尽管这些活动当时仅仅处于开始阶段，但是，对于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合作，加速统一进程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康熙时期经筵日讲的全面开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顺治皇帝去世后，中央政权中保守势力的抬头延缓了自皇太极以来清朝统治者学习儒家经典的进程。康熙皇帝即位时，清朝政权已基本上确立了其对全国的统治，兼之以当时康熙皇帝本人年龄尚幼，正宜结合其早期教育及时举行经筵日讲，使其比较系统地学习各种治国经验，以便日后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有见及此，康熙皇帝即位半年之后，工科给事中王曰高首先疏请举行经筵大典，“以光盛德，以端化源”。尔后，康熙二年四月和康熙四年三月，又相继有福建道御史王鼐、太常寺少卿钱胡等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要求。但是，由于顺治皇帝去世后上三旗四辅政大臣掌权，基于固有的民族偏见，特别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权益，以四辅政大臣为代表的满族勋旧将重用汉官、仿效明制视为对“祖制”的背叛。在此思想指导下，对于这些要求，他们全然不予理睬。这样，几年之中，不但由顺治时期开始的经筵活动被无形地搁置起来，而且，连一个宫中正式教读师傅也没有给康熙皇帝配备。康熙六年七月，康熙皇帝开始亲政。这时，举行经筵日讲以学习传统治国思想与方法的问题就愈显现实和迫切，不少臣下又为此纷纷上言，要求亟开经筵日讲。如康熙皇帝亲政数日之后，吏科给事中蔺挺达即上疏要求他“敕下礼部，详议讲读之规”，“慎选老成清正之臣以充讲读之任，使之朝夕侍从，尽心启发”，于听政之暇，取“五经”、“四书”及《通鉴》等“讲贯脩绎，寒暑无间”。次年三月，福建道御史李棠奏请“亟开经筵，以光典礼”。五月，贵州道御史田六善亦疏请康熙皇帝于听政之暇，“日取汉唐宋元四代史册亲阅数条，凡一切用人行政，黜陟赏罚，理乱兴衰之故，反复讨论，庶圣德日新，大智日广”。康熙八年四月，兵科给事中刘如汉也疏请“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可以说，举行经筵日讲已经成了臣下的普遍要求。然而，这时康熙皇帝虽在名义上已经亲政，而实际大权却仍操于以鳌拜为代表的原辅政大臣之手。为了达到长期专权的目的，他们把以开发康熙皇帝智力、培养其治国能力为目的的经筵日讲视为对自己权力的威胁，对之仍然采取了不予理睬的顽固态度。对于在议开经筵日讲活动中态度积极、影响较大者，还枪打出头鸟，予以惩处。如康熙六年六月，康熙皇帝亲政前夕，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康熙皇帝，要求他宜趁青年时期，选择道德学问都出类拔萃的知名学者，作为自己的老师，“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康熙七年九月，他又再次上疏，指出“讲学勤政，二者不可偏废，而在今日尤为切要者也”，并要求康熙皇帝将之提到君德成就、天下治乱的高度加以重视。因为他对经筵日讲态度积极而且将其意义也阐释得十分深刻，鳌拜等人极为愠怒。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摘取其奏疏中涉及辅政大臣的只言片语，指为语含讥讽，企图藉此加罪。这样，尽管其时康熙皇帝已经步入青年时期，但是由于鳌拜等人的无理阻挠，经筵日讲却仍像康熙皇帝亲政以前那样迄未举行。因为治国方向不明确，至康熙八年时，虽除台湾之外，整个中国大陆皆已统一在清朝政权控制之下，但因在中央是鳌拜专权，地方上又是三藩割据，兼之以各级官吏竞相贪污，人民生活极为痛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整个国家仍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康熙八年五月，康熙皇帝经过周密布置，一举翦除了专权擅政达8年之久的鳌拜集团，全部控制了中央政权。为了真正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以取得治国经验刻不容缓。这样，在他亲掌政权之后不久，在集中力量清除鳌拜败政的同时，他即注意到了经筵日讲的问题。康熙九年十月，他下令礼部为经筵日讲做准备工作。几天之后，礼部遵旨议复，经筵日讲均照顺治十四年例，于明年开始举行。在此同时，根据康熙皇帝的指示，选拔讲官、撰拟讲章等项工作也在紧张的准备之中。康熙十年二月，经康熙皇帝批准，首先任命了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各种历史知识的满汉官员担任经筵讲官。在他们之下，又从翰林院选出10人充当日讲官员。当年二月，首开经筵；四月，初行日讲。这样，在清除鳌拜集团之后不到两年，康熙皇帝即开始了自己的经筵日讲活动。康熙皇帝5岁读书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即位之初，又面临内而辅政大臣专权，外而兵戈不休、社会混乱的历史局面。这样，儒家经典和一些历史著作中所陈述的尧舜盛世成了这个青年君主所憧憬的目标。为了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中汲取营养，学习传统的治国理论和治国方法，对于经筵日讲，从一开始，康熙皇帝即极为重视。首先是热情主动，持之以恒。长期以来，对于经筵日讲，历代君主多持敷衍态度。
对于其中之经筵，因系礼仪活动不得不参加。对于日讲，则因由君主视政事之忙闲自行决定而百般推托。偶尔有个别君主一生之中进行几次日讲，便被史臣诩为盛事。而康熙皇帝却一反历代君主之所为。就经筵而言，自康熙十年二月至其去世，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除因巡幸、出征偶未举行之外，从未停止。就日讲而言，虽然这一活动开始不久便已在数量上超过了历代君主，但是康熙皇帝却仍然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他一再要求打破惯例，增加日讲次数。康熙十一年闰七月，伏期刚过，因为秋季经筵尚未届期，日讲活动无法开展。为此，康熙皇帝指令讲官：“方今秋爽，正宜讲书，尔等即于本月二十五日进讲。”康熙十二年二月，他又要求讲官改变间日进讲旧例，每日进讲。他说：“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为未足。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当年五月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他又先后指示打破寒暑停讲惯例，“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虽寒暑不必辍讲”。“天气犹未甚寒，仍令进讲。”康熙十四年底，又再次指示讲官不必于次年春季经筵后始行日讲，“着于正月二十日后，即行进讲”。后来随着日讲活动的开展，康熙皇帝的热情愈益高涨，先是巡幸南苑期间，以讲官侍从，日讲于南苑东宫前殿。后来，又发展到万寿节祭祀之前的斋戒日期和因病不能御门听政的空闲时间也不辍讲。在此同时，为了争取日讲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对日讲时间的安排，康熙皇帝也颇费心思。三藩叛乱期间，因为军务紧急，康熙皇帝一般是起床之后不及用膳即御门听政，而后再行日讲。以致日讲之时时近中午，饥肠辘辘，影响学习。后来三藩平定，台湾统一，紧急政务减少，为了提高日讲效果，从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始，康熙皇帝特将日讲安排在御门听政之前。一般情况下，每日上午均为日讲和御门听政时间，偶尔当日没有启奏本章而不行御门听政，也不辍讲。个别时候，因为政务较少，日讲、御门听政之后，时间尚早，还一日两讲。他自己说：“读书以有恒为主，积累滋灌，则义蕴日新。每见人期效于旦夕，常致精神误用，实归无益也。”正是这种热情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使得康熙皇帝虽然在学习上起步较晚，但在学习效果上，却大大超过了历代君主，在15年的时间里，系统地学习了“四书”、《尚书》、《易经》、《诗经》、《通鉴纲目》、《通鉴》等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创造了日讲近900次的纪录，使之成为康熙前期康熙皇帝学习文化知识的主要方式。在此同时，为了搞好日讲，对于讲官，康熙皇帝也十分尊重。日讲之初，由于康熙皇帝知识未开，讲官进讲一度是康熙皇帝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的关键环节。为此，日讲之前，讲官须预选内容，撰写讲章，缮成正副两本，将正本呈给康熙皇帝。讲官为了照顾康熙皇帝的接受能力，又须对内容详加解释并阐发其中义理，还须设法启发其联系实际政治，从始至终，负担相当沉重。对此，康熙皇帝予以全力合作。日讲时，常常要求讲官不必忌讳，大胆讲解。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对于讲官本人，也体恤备至，日讲之后，每赐御制书画卷轴以示慰劳，寒暑之节也常常赠给貂裘表里纱缎果品之属以联络感情；遇有优缺，从速升转；如有疾病，还遣医诊治并赐药物；去世之后，又遣使吊唁致厚赙，赠予美谥，录用子孙。康熙皇帝的这些行动，使得日讲官员普遍地感激涕零，实心报效，从而使经筵与日讲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其次是认真踏实，重视质量。日讲之初，康熙皇帝的态度极为认真。每次日讲之后，他都坚持课下复习。他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证于人，务期道理明彻乃止。”又说：“自幼读书，凡一字未明，必加寻绎，期无自误。”这些，足可看出他早年日讲课后用力之勤。后来，随着康熙皇帝文化知识的提高，他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康熙十四年四月，他向讲官提出：“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只讲官进讲，朕不复讲，则全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从此之后，约有两年时间，每次讲官讲毕，例由康熙皇帝加以复讲。复讲虽能督促康熙皇帝日讲时专心听讲并考察其记忆和理解程度，但就学习方式而言，尚属被动。因而，从康熙十六年四月开始，每次日讲，均由康熙皇帝先讲，或讲全文或讲其中一节，然后再由讲官进讲。这样，为了准备亲讲，每日日讲之前，康熙皇帝必须预习日讲内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康熙皇帝逐渐培养起自学能力。在此同时，对于讲官日讲中的过分颂扬之词如什么“媲美三王，跻隆二帝”、“道备君师，功兼覆载”等，或者谕令删除，或者谕令改撰“劝戒箴规”之词，并且还一再通令讲官以后所撰讲章中不得再行出现过分溢美之词，“但取切要，有裨实学”。
再次是目的明确，联系实际。康熙皇帝举行经筵日讲，目的在于汲取治国经验，因而，在日讲活动中，极为注意思想内容。日讲之初，他虽然一度允许讲官注重词句训诂，但同时又要求他们只以明白书理为限，不得漫无边际，多为援引，以使自己如入迷宫，不知所归。他说：“书中义理原自完备，惟在注解明白，加以反复玩味，自然旨趣无穷。若多为援引，反致书理不能豁然矣。”“读古人书，当审其大义之所在，所谓一以贯之也。”康熙十六年以后，他进一步向讲官提出要求，在日讲中以阐释其中义理为主。他对讲官说：“卿等每日起早进讲，皆天德王道修齐治平之理。朕孜孜向学，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朕虽不明，虚心倾听，寻绎玩味，甚有启沃之益，虽为学不在多言，务期躬行实践，非徒为口耳之资。然学问无穷，义理必须阐发；卿等嗣后进讲，凡有所见，直陈勿隐，以符朕孜孜向学之意。”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将其思想内容和实际政治相联系。他说：“朕每披阅载籍，非徒寻章摘句，采取枝叶而已，以探索源流，考证得失，期于措诸行事，有裨实用，其为治道之助，良非小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整个日讲活动中，他常常将日讲活动和实际政治结合起来学习。在施政时，也有意识地联系以往日讲内容。其中，仅以日讲活动结合实际政治而言，例子便不胜枚举，如康熙十六年五月一次日讲后，他即联系讲章内容发表议论：“孟子所谓一曝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透彻，人君诚不可不知。”康熙十七年九月，在讲官讲授《尚书》时，他又说：“朕观高宗命傅说，谆谆以纳诲辅德为言，可见自古君臣为一心一德至诚孚感。为上者实心听纳以收明达聪之益，为臣者实心献替以尽责难陈善之忠，然后主德进于光大，化理跻于隆平。后世君臣之间，徒尚虚文，中鲜实意，治不逮古，职此故耳。”康熙十九年四月，又在讲授《尚书·吕刑》时即席发表看法：“律与例不容偏废，律有正条，自应从律；若无正律，非比例何以定罪。总之，用律用例，俱在得人。”总之，在整个日讲活动中，凡与当时政治有关者，康熙皇帝几乎都曾论及。另外，为了使日讲内容和实际政治联系更密切，康熙皇帝还主动要求增加新的讲授内容。如康熙十五年十月，他向讲官提出：“每观《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做何拣择，撰拟讲章进讲，尔等议奏。”考虑到《通鉴》一书部头巨大，讲官提出，朱熹所做《通鉴纲目》一书，内容本乎《通鉴》，且又“提纲分目，尤得要领”，“拟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进讲。讲章体裁，首列纲，次列目，每条之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先儒论断可采者，亦酌量附入”。从此，学习和实际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知识也成了康熙皇帝日讲的重要内容。不久，因为《通鉴纲目》一书过于简单，不能满足康熙皇帝的要求。根据他的指示，从康熙十九年四月起，讲官又将《周易》和《通鉴》参讲。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从未中止。与此相一致，结合各种历史经验教训如外戚专权、母后临朝、权臣专制、宦寺乱政、藩镇割据、异族入侵、人民起义等日讲内容，康熙皇帝发表了更多的议论。所有这些，都对康熙皇帝的思想及其施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作为康熙皇帝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经筵日讲对其本人思想及康熙朝政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对其本人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二是为其巩固统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三是为其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所有这些，都对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康乾盛世的到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努力博习经史以学习传统治国理论的同时，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康熙皇帝还积极学习和国计民生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些活动，不但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使得康熙皇帝的政治成就大大超出了他的同行先辈，而且使其在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早在亲政之初，康熙皇帝即已开始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康熙初年，清朝政坛上曾经发生了一场有名的历法之争。明朝以来，由于长期袭用十三世纪下半叶郭守敬制定的《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交食不验时有发生，节气推算也常常发生差错。为此，崇祯年间，崇祯皇帝采纳大学士徐光启建议，聘请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主持改进历法并修成《崇祯历书》137卷，但是此历未及推行，明朝即已灭亡。清朝入关以后，顺治二年，摄政王多尔衮遂将此历改名《时宪历》，颁行于世。同时，还将历局与钦天监合并，任用汤若望掌钦天监监印。并谕“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顺治皇帝在位期间，对于汤若望更是宠信有加，尊为玛法（满语爷爷）而不名。利用顺治皇帝的信任，汤若望等积极传教，不长时间，教徒激增，影响迅速扩大，从而引起了正统封建儒生的不满。顺治皇帝去世后，四辅政大臣掌权，对于顺治时期的各项政策多所更动，藉此机会，康熙三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对汤若望所编新历加以非难和指责。为此，四辅政大臣将汤若望逮捕下狱，改以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吴明隽为监副，废除时宪历，改行新历法。然而，由于杨光先无知不学，历法推算连年出错，甚至还出现了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的笑话，并因此而受到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的批评和攻击。此时康熙皇帝已经亲政，为了弄清是非，康熙七年十二月，康熙皇帝与议政王大臣等差大学士图海等会同监正马祜督同测验立春、雨水、太阳、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隽所称，逐款不合。康熙皇帝遂下令将杨光先、吴明隽革职，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复用时宪历。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康熙皇帝感到，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也必须通晓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统治全国。后来，他对大臣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朕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致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测睹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亲政之后不久，康熙皇帝开始学习自然科学。
数学是天文历算的基础和工具，为了使自己在天文历算上成为内行，康熙皇帝首先刻苦学习数学。中国古代的数学计算一直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但自宋元以后，由于统治者不加重视，科学不但发展十分缓慢，而且不少原已发明的计算方法也湮没失传。与之相反，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各国数学知识迅速发展，后来居上。有鉴于此，康熙皇帝遂以供奉内廷的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安多为师，学习数学。当时，康熙皇帝已经开始经筵日讲，学习传统治国理论的任务已经十分沉重，但是，为了掌握数学知识，三藩之叛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康熙皇帝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把完成计划内的学业以外的时间完全用于研究数学，以浓厚的兴趣连续两年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这项研究工作。在这两年中，康熙皇帝了解了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学习到了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后来虽因三藩之叛爆发，迫使康熙皇帝暂时中断了自己的学习，但是，出于对自然科学知识十分浓厚的兴趣，康熙皇帝“一有空闲时间就练习已经学过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