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生不逢时，一是就世界范围内历史的进程而言，二是就前面几位皇帝的丰功伟绩而言。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世界中心早已转到了西方，那里代表着文明和进步。这几位皇帝处于一个清王朝走势一路向下，而西方的发展却如日中天并向外急剧扩张的时代。他们很难突破局限，像彼得大帝那样放下架子，以学习的态度与西方接触，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平庸。其实，这五位皇帝也许少了一点大政治家的器识，但个个不乏才华，也都未曾荒政，他们的无所作为，更多的只是历史的悲剧。
嘉庆帝当了三年“夹板”皇帝
在其位而不得其权，这种滋味一定很不好受，要命的是，除了一个虽然年老但仍然聪明的太上皇之外，还有一个权倾朝野、眼里只有太上皇的“宰相”，看来，嘉庆皇帝的夹板气是受定了。不过，能够低眉顺目地当上3年这样的夹板皇帝的人，绝对不是三国时曹髦那样的凡夫俗子。
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在皇位上坐了60年86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决定禅位给自己的第15个儿子嘉亲王颙琰，自己退位当太上皇。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紫禁城里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禅位仪式。颙琰陪同乾隆到奉先殿等处行了礼，又在太和殿接过了乾隆亲授的玉玺，并正式改元为嘉庆。
颙琰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乾隆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他的母亲魏佳氏是乾隆的妃子，其祖上本来是汉族人，后来入了旗籍。颙琰自幼受到严格的教育，举止端庄凝重，为人内向多思。从6岁起开始跟随皇家师傅读书。到13岁时，已经熟通了四书五经。颙琰天资聪颖，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很好。乾隆皇帝是个通达诗歌词赋、喜欢吟风弄月的人，他对颙琰的聪明是很赞赏的。有一次，乾隆在上元节摆设盛宴款待外藩重臣，特意让当时年仅14岁的颙琰参加，体现了他对颙琰的疼爱和器重。
乾隆皇帝晚年一直被立储的问题困扰着，他的诸皇子中，有的已经死去，有的对当皇帝根本不感兴趣，还有的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敬而远之。嘉庆皇帝的即位看似一帆风顺，但细细体会也有起伏跌宕之处。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当时还是宝亲王的乾隆皇帝的第二子出生了，这个儿子是乾隆的嫡福晋所生。由于以前的皇帝没有一位是嫡长子，所以雍正皇帝非常重视这个孙子，并亲自赐名永琏，暗示在乾隆之后立他为皇帝。乾隆皇帝即位后，马上将传位永琏的诏书放在了正大光明匾后，谁知永琏并不是当皇帝的命，只活了9年就离开了人世。其后不久，皇后又生下了皇七子永琮，一心想完成祖先遗愿的乾隆皇帝，马上决定立这位嫡子为太子。谁知传位永琮的诏书刚放到正大光明匾后，两岁的永琮也离开了人间。连丧两子的乾隆皇帝，再也不敢立嫡子为太子，更不敢将传位诏书放在正大光明匾后边了。这样，乾隆皇帝只得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了忠厚老实的颙琰，而且，为了不让老天夺走他这个儿子，乾隆帝一直没敢宣布立他为太子。直到即将禅位前一年，才正式公诸于众。
嘉庆即位后，他那位自称是“十全武功”的父亲、太上皇乾隆却仍然贪恋君临天下的权势，宣称自己健康状况依然很好，每天都是勤勉不倦地处理政事，继续把握着大清朝的一切军政大权，各项用人理政的措施都要由他来决断。嘉庆只好充当了傀儡皇帝的角色，他每天除了批阅奏章、接见臣僚，就是陪同乾隆四处巡游、打猎，参加各种宴会，有时也率领皇子们练习弓马骑射。乾隆皇帝不肯让权给嘉庆，在史书上有很多记载。比如说，嘉庆每每遇到军国大事，都要到内廷请乾隆皇帝裁决，自己不敢擅做主张。按理说，嘉庆登基后，更改年号，所有的官书也应该随之更改，可当时却存在两种时宪书。颁给内廷和亲近王公大臣的，使用乾隆年号记年，而全国发行的时宪书一律采用嘉庆年号。时宪书就是历书，一般家家户户都要备上一本，故传布甚广。在宫廷中，有乾隆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的时宪书，世人视为珍本。而且，这件事在朝鲜的史书中也有记载，当年朝鲜使臣到北京后，本来应该由嘉庆皇帝接见的，但是朝鲜的使臣回国后，却只知道有乾隆，而不知有嘉庆，由此可见，嘉庆这个皇帝只不过是个操纵在乾隆手里的木偶。
嘉庆皇帝的有名无权，还表现在对和珅的处理上。嘉庆对和珅的痛恨由来已久，他早就想把和珅除掉，但无奈自己没有实权。乾隆禅位给嘉庆后，和珅见乾隆无意交出大权，更加猖狂。嘉庆皇帝想召自己的老师朱珪回京，和珅就跑到太上皇乾隆那里搬弄是非，说嘉庆是在趁机笼络人，乾隆信以为真，十分生气，就下旨把朱珪外放到安徽做官。有了乾隆的支持，和珅更加有恃无恐。这时的乾隆毕竟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了，未免有些糊涂，和珅就成了乾隆的传话筒，乾隆的很多旨意都由和珅来传达，因此和珅根本就不把嘉庆皇帝放在眼里。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乾隆皇帝寿终正寝，享年89岁，是历代封建帝王中的长寿冠军。至此，嘉庆皇帝才开始真正的亲政，这时，他已经39岁了。
雷厉风行拿下和珅
皇帝与权臣的关系，类似于猫与老鼠，皇帝虽然是天生吃老鼠的猫，但被硕鼠所伤所吃的例子屡见不鲜，这种事在汉唐时代尤多。但是在清朝，大臣不管曾经多么不可一世，也只是皇帝的奴才，孙猴子一个筋斗10万8千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嘉庆轻轻一捏拿下耀武扬威数十年的和珅就是一例。
清朝开国清太宗皇太极在世时，曾告诫他的兄弟子侄们说：“钱财乃身外之物，不可过多谋取，惟建功立业才能永垂不朽啊！”可惜，身居宰相高位的和珅一点也不懂这个道理，从步入官场时起就拼命谋取财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明取暗夺，毫无顾忌。在20年中，他谋取的财富堆积如山，金钱之多，相当全国数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可是，他不曾想到，这些庞大的财富终于给他带来杀身之祸，落得遗臭万年的可悲下场……
当乾隆帝坐满60年的皇帝宝座时，决定把他的皇位让给他的第15子颙琰，第二年改年号为嘉庆元年。乾隆帝虽说退位，为太上皇，仍然操纵国家大权。和珅骄横、专权，仍有恃无恐，不知收敛。嘉庆帝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下决心除掉他。其实，痛恨和珅的岂止嘉庆帝一人！那些遭受和珅打击、迫害的人对和珅有切齿之恨，自不必说；还有许多具有正义感的人，都看到和珅作恶累累，敢怒而不敢言，等待时机，同他算账！
和珅倒运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在养心殿病逝。从这时起，嘉庆帝才开始亲政。他首先向全国发布一道谕旨，宣布他的施政方针，其中，痛斥官场中种种恶习和腐败作风，要求各级官吏重新振作精神，匡救时弊，整治吏治。
嘉庆帝的号召一发表，朝廷的一些大小官员就积极响应，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和珅。给事中王念孙首先挺身而出，大胆揭发和珅的罪行，顿时，引发连锁反应。御史胡季堂继其后，一一列举和珅的种种不法行径，并把嘉庆帝在谕旨中列举的问题统统归罪于和珅，坚决要求给予严厉制裁。
嘉庆帝就借这个机会，迅速行动，立即撤销和珅的一切职务，逮捕审讯。和珅失去了乾隆帝的庇护，乖乖就擒，昔日的权势与威风霎时扫地！和珅的同伙、党羽个个惊慌失措，树倒猢狲散，纷纷反戈一击，揭发他的罪行，目的是免使自己受牵连。
嘉庆指令五大臣联合审讯和珅，之后，他还亲自当面提审，以掌握和珅的犯罪事实。他曾问和珅：“你家中用楠木建房，僭越制度规定，是不是自宫中窃出？房建均照宁寿宫式样，是何居心？”和珅交待说：“楠木是奴才自己买的，曾派胡太监往宁寿宫画下图样仿造的，所以与宫中一样。其中水晶柱系由宫中窃出。”
“你家所藏珍珠手串有二百串之多，较皇宫所有还多三倍，其中大珠比朕帽顶戴的还大，所有宝石也比内务府更多更好。这些宝物都是从哪来的，岂不是你贪盗的明证吗？”
“回皇上，诸物都是各地官吏所送，大半是武官送我的。”
嘉庆帝还审问出宫的女子被选入和珅家中，擅坐椅轿，出入皇宫等等，和珅都逐项招认。
在审讯的同时，嘉庆帝已派出大臣查封了和珅的全部家产。在搞清了和珅的犯罪事实后，嘉庆帝向全国发布谕旨，宣布和珅共有20条大罪：
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三日，蒙皇考（指乾隆帝）册封太子，尚未宣布，而和珅竟提前在朕面前漏泄机密，以吊取拥戴之功，大罪一。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竟骑马直进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无父无君，大罪二；乘坐椅轿，抬入宫内禁区，众目所视，肆无忌惮，大罪三；私娶宫女为次妻，大罪四；川、楚（湖南）“教匪”（指白莲教）造反，大罪五；和珅扣压各路军情，不向朝廷报告，大罪六；皇考带病批阅奏章，间有模糊之字，和珅竟说不如撕去另拟，大罪七；管理吏户刑三部，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法，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大罪八；西宁发生贼众抢劫杀伤，将原奏折驳回，隐瞒不办，大罪九；皇考升天，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而和珅胆敢违抗，下令无论出痘与否都不必来京，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阳衰老不堪任用，因与和珅之弟和琳为姻亲关系，竟起用而不报告，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随意撤去，大罪十二；私盖楠木房屋，奢侈违制，式样仿宁寿宫，大罪十三；其子建坟设立飨殿，开置隧道，有“和陵”之谮称，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较宫中多数倍，而大珠比御用冠顶还大，大罪十五；独据宫内所无之大宝石，大罪十六；家内白银饰物等，数目过千万，大罪十七；夹墙内藏赤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赤金六千两，地窖银百余万两，大罪十八；在通州、蓟州私设当铺，占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人刘全私窃资产达二十余万两，又有私藏违禁之大珠及珍珠串无数，大罪二十。
以上各条，和珅供认不讳。如此丧心病狂，目无君上，贪婪无厌，僭妄不法，如不重处，何人心服！
和珅的罪状，除了僭越违制，主要是贪污。已查出的财产全部入了嘉庆帝的库存。时人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的同党福长安也被捕定罪。
经五大臣会同各有关部门讨论，一致同意判处和珅凌迟处死，福长安处以斩首。报到嘉庆帝批准。他也有种种考虑，如果把他父皇最宠信的和珅拉到法场，在大庭广众之中，一刀一刀地把他慢慢杀死，这对于已故的父皇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他权衡利弊，还得从维护父皇的名誉出发，决定减轻处理，将凌迟改为赐令自尽，对嘉庆帝来说，也会得到个“仁慈”的好名声。对于福长安，也予以从宽一些，改判立即处死为死缓，待秋后处决，命令把他押到和珅所在的监狱，叫他跪在地上亲眼看着和珅自尽，这大概是嘉庆帝想让他们共同体验如此下场的滋味吧！
这是一个中午，刚刚吃过午饭，执法官员捧着嘉庆帝的圣旨，来到监狱宣读。和珅跪在地上，听完，叩头谢恩，然后，对他的儿子和福长安说：“我和你们服侍先帝甚久，本该一道同归。今皇上已有钟爱之臣，不再需要我们了，我就先走了。”说完，用系在梁上的绳索套住自己的脖子，不一会儿，气绝身亡。福长安跪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和珅吊死……
一个显赫的人物，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惟一一个曾经遭遇刺客的皇帝
一提起刺客，总能刺激人们的兴奋神经，其实对于嘉庆而言，只不过吓了一跳而已。与阿扁遇袭助选不同，嘉庆遭遇刺客并无什么背后新闻，与刺伤里根的刺客一样，只不过借以出名意欲捞取一点非常的好处而已。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初一，嘉庆皇帝正式登基。直至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辞世，他才真正独揽统治权力，左右着大清国的命运。嘉庆一生谨遵父辈教诲，殚精竭虑，从未懈怠。他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和珅集团，查办了清朝历史上最大一桩贪污案，把皇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一位皇帝，在正式掌权后4年，居然险遭刺杀，这究竟是何人所为？又有什么目的呢？
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日早晨，正当嘉庆皇帝坐轿从西郊回宫，路过神武门将要进入顺贞门之际，忽然从西厢房山墙后面冲出了一个40多岁、披头散发、手持利刃的汉子，直朝御辇扑来。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神武门内辇道东西两侧持械肃立的100多名侍卫、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竟无一人阻拦。随御辇而行的文武大臣、太监和随从侍卫也个个惊得呆若木鸡，只有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等6人迎前拦挡。嘉庆大惊失色，慌忙下了御辇，急急逃入顺贞门内。刺客一时来不及追上皇帝，只得左右挥舞着大刀，奋力拼搏，企图杀出一条活路，但终因筋疲力尽被缚。
这是有清以来皇帝第一次遇到谋刺，是清代历史上罕见的大案要案，因此，在朝野内外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也出现了一些难解的谜团。
经过一番审讯调查，得知刺客名叫陈德，原名陈岳，时年47岁，镶黄旗人。原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松年的契买家奴。早年曾在山东青州、济南府一带做过家奴、佣工，后又投靠在北京任护军的外甥，跟官服役。幸运的是，他被分到内务府服役，有机会出入宫中。后来，他与妻子又一同到一个官吏孟明家做厨役。这期间，他妻子病故，岳母瘫痪，两个小儿都待抚养，生活的突变使他难以承受，因此常常借酒浇愁。而每次酒醉后，都会胡闹一番。
面对这样一个醉酒鬼，孟家只得将他解雇。失去了经济来源的陈德无以为生，只好先闲住在外甥家，后又寄居在旧友黄五福家。从表面上看来，他是个穷困潦倒的穷老百姓。
陈德被捕后，因为是“钦犯”，于是被连夜审讯。嘉庆下旨，一定要追查其幕后主使人以及同谋和党羽。在种种酷刑的折磨下，陈德只好供出来龙去脉。然而，陈德的供述，却使很多人都不能相信。
陈德在供词中说：“我因为穷困潦倒，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心里十分气恼、难过，遂起惊驾之意，想要因祸得福。本月十六日，当我知道皇上将于二十日回京，就下定了主意。若得手砍退几人，直奔轿前，惊了圣驾，皇上自然什么事情都得听我的了。”
这番供述漏洞百出，疑点甚多：
其一，行刺的动机是“因祸得福”。惊驾是死罪，福从何来？这点简单的常识，谁都懂得，况且陈德还跟官服役多年，岂能用此说蒙混搪塞！至于说“因为穷困潦倒过不下去”就意图刺杀，更是无稽之谈。
其二，皇帝行踪属国家机密，神武门又是皇帝出行的必经之路，所以戒备极其森严，而且此处建筑高达31米，常人不可能靠近更不可能进入。可是陈德却能持刀并带着他的儿子陈禄儿潜入神武门，岂不是见鬼？
其三，陈德行刺之时，上百名军校和众多随行之人，眼睁睁看着皇帝惨遭杀身之祸，为何都不动声色，袖手旁观呢？种种迹象表明，陈德一个人绝对干不了这样大的事情，背后必定有人在出谋划策。
然而，无论如何询问，陈德都一口咬定是他一人所为，并无主谋。他辩称，自己是在前几天看见街上垫道，得知皇帝的进宫日期的。又说，他与其子陈禄儿是在东安门附近喝完酒后，拐弯抹角绕至神武门的。再把抓来的陈德的两个儿子及交往密切之人一一拷问，也没有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来。陈德的儿子说：“实在不知道父亲有叛逆的事情，平时没有见到有同谋的人”；黄五福说“实在不知道他这么做是想干什么”；陈德服役的家主说“陈德一直都很安分，平日里也并无闲人往来”。
经过4天4夜的酷刑拷问，也没有问出主谋与同谋者。会审官员于是拟旨上奏。嘉庆皇帝传谕道：“一味动用酷刑，想要知道幕后主谋，若是他们随便说出一名官员，那么，那位官员该怎么处置呢？倒不如不审问了，让这件事成为一个谜团，就此作罢吧！”于是，陈德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被处绞刑。
事后，嘉庆仍然在心中怀疑，一个家奴怎么有如此胆识私闯宫廷禁地图谋不轨呢？肯定在朝廷官员中有同谋主使者。联想到当时他为整治吏治，对朝廷内外腐败现象严加惩罚，说不定身边也有异心之人。但始终不知“主谋”是谁，也别无他法，只得以“失察”之罪，将17名文武官员予以处分，将守卫神武门的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分别革职枷示或交刑部严惩，又将肃亲王永锡交宗人府议处。
一桩震动朝野的重案，至此了结。但这到底是怎么引起的，有何隐秘，至今仍无人能破解，真成了千古疑案。
不能重振朝纲的原因
如果说乾隆即位时接承一宗蒸蒸日上的事业，那么嘉庆却接手了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子。乾隆当皇帝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他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也耗尽了大清的国力。所谓积重难返，嘉庆就算欲有所作为，又谈何容易。
嘉庆从乾隆手中继承的，不但有君临天下的权势，还有夕阳西下的动荡时局。乾隆朝是清王朝盛衰的转折点。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乾隆在他统治的前期励精图治，使清朝的统治达到了强盛的顶点，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耕地、人口有了显著增长。乾隆中期，全国耕地面积已达到7.8亿多万亩，超过了明末耕地的最高数字，比顺治时期增加了1/3左右。在政治上，乾隆前期多次减免赋税，革除苛政，打击朝廷朋党，惩治不法官吏，一度出现了奋发有为的局面。但是，从乾隆中期开始，大清的国势走上了下坡路。
首先，吏治陷入了腐败的泥淖。乾隆晚年陶醉于所谓的盛世景象之中，志满意骄，自以为是，对一些切责时弊、指陈自己过失的意见总是十分反感。一班朝廷大员为了迎合乾隆的虚骄之心，刻意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乾隆的心腹重臣和珅，早年家贫，在皇宫中担任低级职务。一个偶然的机会，和珅因为机灵善辩受到乾隆的赏识。从此，他青云直上，加官进爵，很快就被授予侍卫、副都统、侍郎、尚书、大学士等职务，任军机大臣24年，深得乾隆的倚重。他凭借手中的权柄，在朝野上下结党营私，横行不法。当时的官吏们若想得到肥缺、升迁，都要巴结和珅，向他送纳重贿。和珅贪财嗜货，多方搜刮，聚敛了惊人的财富。当时，上自朝廷，下到地方，贪赃枉法的风气十分盛行。官吏队伍中很少有人将国计民生放在心上，处理政务多是因循苟且，不思进取，效率极低。在营私舞弊、搜刮钱财方面，却是人人踊跃，高明而又圆通，贪污事件层出不穷。乾隆为此曾诛戮了一批贪官污吏，其中包括不少督抚大员，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采取多少彻底的措施。乾隆惩治的贪官都属于为恶极大、罪行无法掩饰者，其他相互蒙保、逃避了法网的贪官污吏大有人在。
其次，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兼并始于康熙中叶，到了乾隆中期，土地集中的现象已经极为严重。当时状况是：占有土地的人还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二，其余十分之八九的人，不是沦为佃户，就是变成乞丐或流民。官僚地主占有着大量土地。军机大臣和珅占田8000顷，甚至连他的奴仆也有人占田达600多顷。失去土地的贫苦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朝不保夕。嘉庆元年（1796年）二月的一个夜晚，北京城就有8000多乞丐冻死在街头，其惨象令人触目惊心。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生活与贫苦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乾隆皇帝喜欢炫耀，他先后6次南巡，再加上连年用兵，耗资无数，劳民伤财。在皇家婚丧寿庆的仪式和众多的园林工程中，乾隆也是大肆铺陈，尽情挥霍。清初的社会风俗崇尚俭朴，官僚地主们的穿着多用土布、黄麻制成，冬天穿皮衣的人也不多见。到了乾隆末期，社会风俗变化极大。官僚、地主、商人各阶层无不沉浸在奢华的氛围中。统治阶级的纸醉金迷和贫苦百姓的备受煎熬，预示着社会的衰败和动荡。
第三，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官僚、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社会矛盾激化了，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乾隆中叶之后，先后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甘肃少数民族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湘黔苗民起义等规模较大的武装斗争。下层人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如澎湃汹涌的波涛，强烈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使它日益走向衰朽。
摆在嘉庆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为了扭转衰败的政局，嘉庆皇帝以铲除和珅打响了亲政的第一炮。
一般认为，中国禁烟运动，始于道光朝的林则徐“虎门销烟”，实际上，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政府就颁布过禁烟谕令，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嘉庆帝又下令禁止鸦片进口，他说：“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可是吸食久了，就会危及生命。”因为嘉庆帝深知鸦片危害的严重性，对买食鸦片烟者深恶痛绝，针对当时宫中侍卫、太监及官员中有吸食者，令刑部专门制定法律严加惩处。凡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一律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看来此禁烟律对官员的处罚力度比一般百姓大得多。为了抓住烟毒源头，从根本上杜绝鸦片危害，嘉庆帝责令东南沿海各省海关认真查办外国商船私带鸦片入境者，对因查处不力，或收受贿赂的官员更要严加惩处。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根据当时私贩鸦片烟日益猖獗现象，嘉庆帝再次重申严禁私贩鸦片，并制定了更为具体的惩处官民贩食鸦片烟的条例，加大其打击力度。可以说，在嘉庆帝的严厉查禁下，鸦片的泛滥基本得到控制，直到道光朝以后才又有大肆泛滥之势。因此，有学者认为，嘉庆皇帝是清代早期禁烟派也不为过。
嘉庆帝禁烟功不可没，但他固守闭关之策，使中国置身于世界之外，因闭关自守导致社会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应负有一定责任。而他标榜勤政思治、力挽颓势的战略决策也因此而未获成功。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嘉庆帝也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仍坚持先朝的“抑末”政策，压制新兴产业的发展。如，他以反对言利为名，极力阻挠和压制各地兴办工矿事业。凡此种种表明，在西方列强觊觎中国，企图把资本主义国家行为方式和商品经济模式以强大攻势推向中国的时候，嘉庆帝只是以闭关锁国之策迎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其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使中国逐渐走向被动挨打的境地。外部的严峻局势给嘉庆帝带来压力的同时，国内动荡不已局面也使嘉庆帝疲于奔命。因为嘉庆帝亲政后，除了客观原因造成困难重重、积重难返外，如果从主观原因讲，还有嘉庆帝本人是一个保守有余、开拓精神不足的守势皇帝。而在其政坛周围活跃的亲近大臣里，贤相不少，但能者不多。这恐怕也是造成嘉庆帝虽大力鼓吹勤政思治，力图挽救颓势，但效果不佳，其势难返的重要原因。嘉庆帝在位25年，所重用的亲信大臣，多能清廉自律。可惜的是，这些人虽能自持端谨，但治世之才平庸。究其原因，恐怕与嘉庆帝在选贤任能方面德才失衡有关。是不是嘉庆帝一朝就没有德才兼备的贤相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遗憾的是，这些人大多是乾隆朝的老臣，在和珅专权时代一度受压，其才干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待到嘉庆帝亲政、和珅倒台后，他们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如王杰，陕西韩城人，乾隆朝陕西第一名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和珅当权时，绝不与他交往，嘉庆帝惩处和珅时，王杰为首席裁判官，被嘉庆帝委任为首席军机大臣时，已经75岁了，他身居高位40年，仍清贫如洗。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退休时，嘉庆帝赐诗有“清风两袖返韩城”之语。刘墉，乾隆朝名臣刘统勋的儿子，人称“小诸葛”，俗称“刘罗锅”。此人文思敏捷、诙谐，常戏谑和珅。乾隆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亦以清介著称。嘉庆帝亲政时，刘墉年已80.以如此高龄的老人组建的领导班子，怎能创造出生气勃勃的新局面呢？
虽然嘉庆力图做一个好皇帝，但是国家已经过了极盛期，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了。嘉庆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以至于后人对嘉庆一朝的态度平平淡淡。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嘉庆的责任，是客观环境加上他懦弱仁善的性格共同让清朝走上了下坡路，从这一点说，嘉庆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差点没能当上皇帝的道光
历史上差点当上皇帝的人很多，差点没当上皇帝的人也大有人在，道光就是其中一个。所差的一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君与臣的区别，意味着是制人还是制于人。
嘉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突发疾病，仅卧床一天就离开了人世。按照秘立家法，皇帝在将咽气时或咽气后，必须立即启开鐍匣，宣布皇位继承人，然后才能发丧。嘉庆弥留之际，已经不能言语，只以手比划，要诸位大臣找出鐍匣，宣读密诏。然而，就在此时，人们发现，隐藏着天大秘密的鐍匣不见了。那么，鐍匣究竟落入谁人之手？谁又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呢？
自雍正朝起，为了防止诸皇子争夺皇位、骨肉相残，于是创建秘密立储制度。即皇帝健在期间，密写诏书，立某阿哥为皇太子，密封在鐍匣里，安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等到皇帝传位时，再取下宣读，继统即告完成。
乾隆在位时，他经常东谒西游，南巡北幸，远离京都皇宫。可能因此多了个心眼，密立诏书一式两份，一份封藏于鐍匣，放在“正大光明”匾后，一份则亲自携带，从不离身。嘉庆二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均化为灰烬。嘉庆十八年，天理教造反农民进攻紫禁城，差一点用火把皇宫点着。嘉庆二十四年，宫内文颖馆失火，烧掉了几间房，幸亏被及时扑灭。而且，库银被盗，印信失窃，甚至军事国防最高机构的兵部关防都丢失了。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毫无安全保障。事关王朝延续承传大局，嘉庆帝怎么会放心地让密诏呆在那儿呢？尤其在京都期间，他多半时间住在西郊圆明园。到木兰围场打猎，能不将密诏带在身边吗？如果不是嘉庆帝猝死，鐍匣风波根本就不存在。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嘉庆病情恶化，他用手比划着，戴均元、托津心领神会，知道皇上欲宣布密立诏书。两人仔细摸遍嘉庆帝全身，不见密诏踪影，接着监督内臣启开自京都带来的十几个箱子。真可谓翻箱倒柜，里里外外全都搜遍，仍一无所获。鐍匣在哪儿？到底有没有密诏？嘉庆帝临终的比划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时，嘉庆帝已经停止了呼吸，在避暑山庄的王公大臣和侍卫们陷入混乱和恐怖之中。嘉庆帝临终前既没有交代，密诏又找不出来，立储问题是否会演成争夺皇位的悲剧？对于四位皇子中长者绵宁来说，这是自然要考虑的问题。
嘉庆帝共有5个儿子。皇长子为侧妃刘佳氏所生，1岁多就夭折了。皇二子旻宁，嘉庆帝之爱妻塔拉皇后所生。嘉庆二年，皇后逝世，他把对皇后的恩爱全部倾注在其子身上，寄以厚望。30多年时间，尤其关心对旻宁的培养教育，时常让他代替自己祭祀天地祖宗，出巡时又令其陪伴左右，耳濡目染，体会为君之道。当旻宁进入而立之年时，历史并没有为他提供显示才能的机会。如何树立他在满朝文武中的威信和影响，以便将来顺理成章地接班，便成为嘉庆帝常挂心上的问题。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旻宁正跟随嘉庆在热河行围，因猎物稀少，嘉庆心中不快，让旻宁、旻恺提前返京。旻宁返京不久，九月十五日正在上书房读书，忽报天理教农民造反自东华门进攻皇宫。旻宁躲在上书房不敢出来，至午后，以为事态已经平息，准备赴储秀宫向皇后请安时，另一路造反农民攻进西华门。不久隆宗门杀声突起，撞门声大作。他虽说年过30，但一直养尊处优，没有征战的锻炼与经验，吓得心惊肉跳，手足无措。当时，有五六个造反者越御膳房矮墙爬上内右门西大墙。若再向北去，即可到达皇后居所储秀宫。眼见灾难临头，要出大事，旻宁面无血色，不知如何是好。在旁总管太监常永贵急忙提醒他：“若不用鸟枪拦打房上之人，便没有别的办法了。”虽然他手中握着鸟枪，但在大内开枪要犯忌，不敢贸然从事。经总管敦促，旻宁也管不了许多，举枪连续打倒墙上两人，其余的人也不敢再上墙了。这期间，留京王公大臣引兵入神武门，且把火器营精锐部队1000多人调进皇宫，造反者抵挡不住，3天后被镇压。
清廷镇压了天理教造反后，论功行赏，所有参与者都破格嘉奖。嘉庆帝考虑到，旻宁年过30，既无武功，又无政绩，默默无闻。此次开枪阻止造反者，正是树立他威望的最好机会，不管旻宁当时表现如何怯软，他仍把头功给予旻宁，晋封为智亲王，可见其用心良苦。往事历历在目，藏于皇后居所鐍匣之密立诏书，毫无疑问，当然非旻宁莫属。所以皇后居所鐍匣无影无踪，势态对他极为不利，他又不便将心里的想法提出来，可是如何结束这令人难受的皇位真空呢？
旻宁时已39岁，深悉其中利害关系，为避免节外生枝，他袖手旁观，决不参与。主持此事的重任，不得不落到当时职务最高、为人最持重而且最有办事能力的戴均元、托津身上。戴均元才学优异，谦恭谨慎，深得嘉庆帝器重。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秋，他出任南河总督，后积劳成疾，请假回归故里养病。当时河工尚未完竣，两江总督铁保又向皇上奏请增加费用600万两。嘉庆帝以所耗资金过大，命大学士戴均元前往河南工地实地审度。由此可见，戴均元与嘉庆帝关系笃深，非同一般。
托津，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理藩院尚书博清额之子。托津为人诚朴，办事实心，老成公正，外省有重要大案，总任其前往审理，嘉庆帝将其倚为左右手。
皇帝密诏还没有下落，大臣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一面派人进京，面奏皇后，报告皇帝殡天的消息，另一方面则继续在皇宫和行宫中寻找，以期出现一线希望。皇后得知此事，丧夫之痛如雷轰顶，但她抑制住悲伤，仔细寻找宣布先帝遗诏的妥善方法。虽然大清入关以来，规定后妃不得干预朝政，但是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如果不立即做出合理的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后，皇后破例采取权宜之计，她以自己的名义拟了一道懿旨，说她完全理解和尊重先夫的意愿。她心里清楚，旻宁是皇帝最宠爱的已故皇后的嫡子，且自幼勤奋好学，嘉庆皇帝早有意将其立为太子。如果她有私心，凭借自己在宫中的崇高威信，完全可以假托帝意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旻恺为帝。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基于理智，基于对清王朝命运的责任，基于对早已形成的现实的尊重，她做出了正确选择，从而受到满朝官员的尊敬。
而避暑山庄里，王公大臣们经过整夜寻找和争吵，已经疲惫不堪。就在这时，小太监带着皇后居所鐍匣姗姗来迟。盒子打开了，在场所有人跪伏在地，当场宣读：“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二子旻宁为皇太子。”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王公大臣们拥旻宁即位，总算完成继统的顺利过渡，清朝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龙袍也会打补丁
龙袍也会打补丁？这似乎是天下奇闻，但这一奇闻就真实地发生在道光皇帝身上。道光帝以节俭著称，尽管节俭到在龙袍上打补丁有一点做作之嫌，但毕竟对于老百姓和社会风气来说，这都算作一个有益之举。
在清代帝王，甚至在所有古代帝王中，道光帝是最节俭的一个。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十一月，道光帝到乾清门听政，颁布一道谕旨，名叫《御制声色货利谕》，这是一篇系统论述君主必须崇尚节俭、汰除奢华的上谕。他首先说明声色是大害，为帝王者要防微杜渐，如果沉溺于声色中，政事不理，大权旁落，统治就会不稳，百姓就会遭殃。接着，他又说明上贡给皇室的物品必须要限制，尽量少一些，否则会侵扰百姓。他说：“帝王不应该有私有财产，有私财就一定会有私事，有私事就一定会有私人，有私人就很可能为他所愚弄。所以，作为一个君主，要知道耕织的艰难，全力崇尚节俭，如果节省一分，天下就会受一分之幸，这对于吏治民生，都是有益处的。”
道光帝还具体提出节俭的标准，这就是：“宫室建筑一定不奢华，饮食服用一定不奢美，不应该因为自己一个人的需要而牵累了天下百姓，必须把天下的利归还给天下。”他还对臣下们说：“所有官员都有监督我及大清后代子孙的责任，如果谁奢侈浪费，你们应该进谏，如果君主不听，就是祖宗的罪人，如果臣下不进谏，就是万世不忠的臣子。”
道光帝的可贵之处是说到做到，不做表面文章给别人看。即位之初，他就下令停了福建荔枝贡、扬州玉贡，随后又命令减少各省各种物品的进贡。不久，又把陕西口外梨贡、两淮盐政进贡的烟盒花爆等物也停了。
清代历朝相沿的大规模活动，可以说数热河避暑、木兰秋猎了。皇帝在每年的夏季都带领宫室人员到热河避暑山庄去避暑，一去就几个月，这期间的皇室供应更为繁多。到木兰围场打猎，规模更大，随从更多，沿途对百姓的骚扰更厉害。道光帝考虑到这些活动耗费大，因而很少举行。除了每年祭扫祖陵，他很少离开京城。内廷重要节日，按习惯都要进献、设宴，以示庆贺，道光帝也多次取消，对于国家开支，他也精打细算，如发兵征讨张格尔时，他坚持制定军用则例，以防贪污和过多耗费。类似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最能说明道光帝节俭的，是营造墓地一事。皇帝生前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死后还要把这种荣华富贵搬到阴曹地府，在那里继续享乐。一般的情况是，皇帝即位后不久，就为自己营建“万年吉地”，而且极为奢侈，往往要耗巨资和大量人力，直到皇帝年迈才造完。像明代万历皇帝营造的墓地，是最著名的地下宫殿，耗资巨大，堪称之最。
道光帝崇尚节俭，他自然不会忽略这一重要关节。他即位后，大臣开始上奏，要求选地营造万年吉地。道光帝多次下达谕令，一切从节约的角度出发。经勘察风水，墓地选在东陵的宝华峪。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二月，他亲自检查后表示满意。工程也很快启动。负责工程的是英和，这个人敢作敢为，对道光帝侃侃而谈汉文帝薄葬的事例，很合皇上的胃口。竣工后，道光七年九月将孝穆皇后的灵柩放了进去。
不料一年以后出了麻烦，发现陵寝木门外墙根潮湿，有漏水的迹象。道光八年九月十一日，道光帝亲自赶到现场踏查，这时积水竟深达一尺六七寸之多。经调查，才知道动工时土里就有石母滴水，但英和没有重视；具体承办人曾建议安龙须沟出水，英和也不同意。为了节省开支，工程质量草率粗糙，如石券旁没有安置叠落石格漏，砌墙海墁等石工于碰楞处只用松香、白蜡掺和石面勾抹等等。道光帝处分了办事各官。
道光十一年二月，道光帝又亲自到西陵，选定龙泉峪为“万年吉地”。命令穆彰阿等办理，工程一切仍从简。方城、明楼、穿堂各券、琉璃花门、石像座全部撤去不做，大殿三间单檐做成，甬路不必接到大红门，太监营房也不建造，仅这些就节省了几十万两银子。道光十五年九月，工程最后完工。和其他帝王陵寝相比，道光帝的墓地确实显得简朴。但是，由于从节约的角度出发，第一个墓地废置不用，另造了一个，所以加在一起的银两开支并不少，当然这是道光帝始料不及的。
野史笔记还记载了许多有关道光帝节俭的事例，其中有的近似笑话。《郎潜纪闻二笔》中记载了道光帝领导改革“新潮”服装的事，耐人寻味。
道光帝中年，更加崇尚节俭，曾经有一件御用黑狐端罩，衬缎稍微宽了一些，道光帝让太监在四周添皮。内务府的人说，这需要银子1000两，道光帝说：“这种小小的改做也需这么多银两，太浪费了，不要添皮了。”第二天，军机大臣到朝中处理政事，道光帝把这件事对他们说了，从此以后京官（相对于地方官，即中央官员）穿裘皮不出风的习尚，沿习了10多年。
道光帝统治的30年中，其节俭的程度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他穿的套裤，膝盖处磨破了，也不去换一条新的，而是让人在坏处打上一个圆绸，补一下了事，即“打掌”。于是，大臣们也竞相仿效，在膝盖间也缀上一个圆绸。有一天，召见军机大臣，当时曹振镛跪在最前面，道光帝看见他的膝盖间补缀的痕迹后，问道：“你的套裤也打掌吗？”曹振镛回答说：“重新做一条太贵，所以也打掌。”道光帝又问：“你打个掌需几两银子？”曹振镛感到惊讶，马上回答说：“需银子3钱。”道光说：“你们外间做东西便宜，我们内宫需银子5两，太贵了！”
还有一次，道光帝问曹振镛说：“你家吃鸡蛋，需多少银子？”曹振镛跪下回答说：“臣小时候得了气病，从来没有吃过鸡蛋，所以不知道价格。”
身为一国之君的道光帝，大可不必为区区1000两银子发愁，更不用因为节省几十两银子而不换新的套裤，他是要带头做节俭的表率。他知道自己的国家已不像乾隆爷那时那样富有，百姓更是贫穷得很，所以奢侈不起来。道光的节俭，固然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但他认识到“宫中省一分，民众受一分福”，这在封建时代也是难能可贵的。
取巧得位的咸丰帝
竞争，会让最愚笨的竞争参与者都变得聪明起来。咸丰帝的皇位得来的也不是那么顺理成章，好在他有竞争精神，并因此变得足够聪明。
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是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孝全皇后。奕詝出生前，道光皇帝本来已有三个皇子。次子奕纲、三子奕继早亡，皇长子奕纬，最受道光帝的宠爱，长至23岁，已经出落成人。一日，奕纬的师傅强逼其背诵经书，告诉他：“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帝。”奕纬终究是个孩子，不耐烦地顶撞道：“我将来做了皇上，先杀了你。”道光皇帝知道这件事后，当即召见大阿哥奕纬。奕纬刚刚跪下请安，道光就气愤地踢了他一脚，正好伤及下部，没过几天就死了。三皇子的相继死去，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悲痛万分，对于皇朝未来的继统大事隐怀不祥之兆。惟一令道光帝稍感欣慰的是，皇长子过世时，全贵妃钮祜禄氏和祥贵人均已身怀六甲，如能生得男婴，亦堪来日大用。
在道光的群妃众贵当中，全贵妃钮祜禄氏最受宠爱，其父是承恩公颐龄，曾仕宦苏州，钮祜禄氏随父同行，备受江南山水浸染熏陶，聪慧绝伦。道光初年入宫，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册封为全妃，道光五年晋全贵妃，成为后宫中红极一时的人物。
全贵妃怀孕后，本来十分高兴，认为只要生下皇子，就能母凭子贵，但令她担忧的是同是身怀六甲的祥贵人月妊要比她早一个多月，这时谁先生下皇子，就意味着在储位之争中占得先机。为此全贵妃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一天，宫中御医又来给全贵妃诊察，全贵妃见左右无人，便小声问道：“不知这腹中是女是男？”因全贵妃平素在宫中颇会笼络人心，与这御医熟识，因此，御医顺口答道：“当然是真龙天子。”全贵妃听罢大喜。
次日，全贵妃又特召御医入密室，对御医说道：“我想让皇子早点降生，来日如能得继大统，我必重赏，你究竟有何办法。”御医答道：“奴才并无妙法，只有从今日起服用奴才祖传的保胎速生药，皇子便可提前降生，只是……”全贵妃明白御医的意思，笑着连声说道：“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自然不必多虑。”
于是，从这日起，全贵妃每日遵医嘱服下保胎速生药物，到六月初九日，移住圆明园湛静斋的全贵妃终于生下了皇四子，道光帝赐名奕詝。因连丧三子，道光实际上是把奕詝视为皇长子，备加喜爱。全贵妃也母以子贵，被晋封为皇贵妃。孝慎皇后去世后，于道光十四年被立为皇后，就是孝全皇后。
6天后，祥贵人也生下了一个男婴，是为皇五子奕誴，果然不出全贵妃所料，奕誴降生后，道光帝虽然也很高兴，但其兴奋程度与奕詝降生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就这样，咸丰的母亲孝全皇后为儿子在皇位继统大战中赢了第一回合。
道光二十年，孝全皇后暴崩，临终前把10岁的爱子奕詝托给静贵妃抚养。中宫没了皇后，道光帝也无意再立，静贵妃晋级为皇贵妃，代摄六宫事，虽无皇后名份，实同中宫主人。
静贵妃小于孝全皇后5岁，入宫较晚，初赐号静贵人。后晋封静嫔，道光七年晋静妃。道光十四年，全皇贵妃继立为皇后，静妃也跟着晋升一级，为静贵妃。静贵妃也很受道光皇帝的宠爱，育有一子，就是六皇子奕。
道光皇帝对这奕詝和奕格外喜爱，也很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分别为他们指定了老师，奕詝的老师是杜受田，奕的老师是贾桢。两位皇子都很聪明，读书也都十分认真。
道光帝对两子的喜爱难分轩轾。道光帝曾赏给了奕詝“锐捷宝刀”，也赏给了奕一把“白虹宝刀”。甚至对奕的钟爱不亚于奕詝。在奕上学之前，就预赐其书室匾额为“正谊书屋”。
奕生而聪颖，为诸皇子之冠；奕詝年长，且为皇后所生，究竟选谁为储，道光帝一时之间犹豫不决。
道光皇帝晚年，最钟爱六皇子奕，在大臣面前，几次流露要把皇位传给奕。只是因为奕詝“四阿哥”居长，且在宫中素以“贤德”闻名，所以犹豫不决。奕詝老师杜受田窥探到道光的心意，万分焦虑，从自身利益考虑，必须全力帮助自己的学生。于是他苦思冥想，帮助四阿哥寻找补救办法。
一次，道光皇帝命各位皇子到南苑打猎，实际是试一试皇子们的武艺怎样。按清朝惯例，皇子读书时外出须向老师请假。杜受田沉思良久，向四阿哥耳语：“阿哥到猎场中，只坐观他人骑射，自己千万不要发一枪一矢，并约束随从不得捕杀任何生灵。回来时，皇帝一定会问何故，你可以回答：‘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一技之长与诸兄弟争高低。’”
当天狩猎结束，六阿哥所获猎物最多，正在顾盼自喜之际，见四阿哥默坐，随从也垂手侍立，感到奇怪，就上前问道：“诸兄弟皆满载而归，为何四哥一无所获？”四阿哥平静地回答：“今天身体欠安，不能与诸兄弟驰逐猎场。”天色将晚，诸皇子携所获猎物复命。果然皇上询问缘故，奕詝就把杜受田教的话说了一遍。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对身边的大臣说：“这才是君主之度。”
平心而论，奕詝无论文韬武略，还是健康状况，都比不上奕。道光皇帝直到死前仍对传位之事下不了决心。
后来，道光重病在床，自知无回天之术，临终前最后考察两位皇子的能力和气度，决定继承人。奕的老师授计说：“晋见时，皇上若在病榻上询问治国安邦大计，你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对奕詝说：“你若陈条时政，论智力、口才根本比不上六爷，只有一策，皇上若自言病老，将不久于人世，你只管俯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晋见时，皇上果然询问身后治国大事，六阿哥奕无视皇上痛苦之状，口若悬河，大谈自己治国安邦的见解和抱负；四阿哥奕詝则一如师言，面对父皇的垂问，悲伤得涕流满面，以至于不能作答。道光皇帝在病榻上，仔细观察两人的言谈举止，被奕詝的举动所感染，对身边的大臣说：“皇四子仁孝，可当大任。”第二天，道光皇帝驾崩，领班大臣宣读密谕：“着皇四子奕詝即位。”四阿哥终于击败六阿哥，登基做了皇帝，年号“咸丰”。
风流却被风流误
没有谁比皇帝更有权和更有钱，所以皇帝有风流的资本。但什么事都有个度，风流债欠得太多，自然会为其所误，清朝皇帝长寿者少，恐怕与此有很大关系。
咸丰皇帝是道光皇帝的第四子，他这一生正处在大清朝的多事之秋，忧患内外，可谓肩负重任。咸丰皇帝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死于咸丰十二年七月，死时年仅31岁。那么，为什么咸丰皇帝年纪轻轻就病逝了呢？是与操劳国事有关吗？
其实，这大概与咸丰皇帝的身体历来就不好有关。咸丰初年，北京就有“瘸龙病凤”的童谣，是说咸丰皇帝的腿有残疾，皇后也是体弱多病。咸丰皇帝从小就身体羸弱，据说这与他没有足月就出生很有关系。
咸丰皇帝开始当政的时候，对朝政很是勤勉，很想有所作为。然而，国势日衰，内忧外患，使他常常在惊恐之中度日，甚至被逼逃亡。国内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外有英法联军入侵，令咸丰头疼不已。咸丰三年夏天，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直隶，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核心地区；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率领军机大臣和皇后嫔妃仓皇逃往热河，驻跸木兰行宫，整天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利用淫乐来排遣内心的愁闷，变本加厉地糟蹋自己，连纷至沓来的奏章也懒得批阅，懿贵妃便主动地代策代行。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他的心境极其紧张、惶恐。再加上皇室内母子间、婆媳间、帝后间、后妃间皆矛盾重重，隔阂颇深，虽同处一宫却相互防范，争斗不已，如此环境下，咸丰心情压抑，异常郁闷。
再有，咸丰皇帝生活放荡，纵欲无度，身心受到摧残，也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咸丰帝虽然拥有众多嫔妃，但却仍不满足，又蓄养四名汉族美女在圆明园中，命名为“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在避暑山庄的日子，咸丰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国事基本上都交给了懿贵妃。这种日益专宠的形势引起了权臣肃顺的惊恐，然而肃顺也是个无能的人，居然想出一条以毒攻毒的策略，找来两个民间尤物与懿贵妃分庭抗礼。一个是曹寡妇，一个是唱戏的小花旦朱莲芬。当咸丰看见这名山西籍的曹氏寡妇颇有丰韵，美艳而风流，三寸金莲纤小可爱，常喜欢在鞋上镶嵌明珠，立刻将其召入宫中；而这名京城雏妓朱莲芬，花容月貌，唱曲、做诗皆精，也被咸丰皇帝常常召来身边侍候。有一名御史陆某，他与朱莲芬也很有交情，便上书进谏，说皇帝不该沉迷酒色等等。咸丰看了大笑，说“陆老爷子吃醋了”，竟不以为然。为了满足性欲需要，他还大量服用春药。
咸丰皇帝因为纵欲过度，身体越来越虚弱。每逢遇到坛庙大祀，常因为腿软而担心登降失仪，于是派奕代替。加上内忧外患，国事艰难，于是患有吐血症。用现代医学知识判断，大约是得了肺痨。太医为他开了“疗疾法”，认为饮鹿血可以治病，又可以补阳分之虚。咸丰皇帝于是就养了100多只鹿，每天饮鹿血医治。咸丰十年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皇帝将奕留下，办理与洋人议和事宜，自己带着肃顺等大臣及后妃嫔出逃热河，竟命令“率鹿以行”，由于大臣们的劝阻才作罢。咸丰十一年春，他在热河行宫病倒，此后时危时安。只要病情稍好，仍旧娱情声色。
次年七月，咸丰皇帝病情恶化。十七日，痨疾大作，慌忙命人取来鹿血，但仓促中没来得及取到，就已经驾崩。咸丰病逝前夜，谕令6岁的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肃顺等八大臣共同辅佐朝政。咸丰帝在忧患与淫乐中度过其短暂的一生，死后葬于清东陵的定陵。
咸丰皇帝的早逝，应该与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有关吧，再加上他个人的私生活极不检点，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咸丰皇帝只留下一名子嗣，这是否又意味着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呢？也正是有了咸丰的短命，才给了懿贵妃以参与朝政的机会，才造就了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
微服私访也成瘾
对于高高在上的人来说，微服私访是体察民情，了解真实情况，避免被下属蒙蔽的好方法。能够放下身架走出皇宫、走进民间的皇帝实在太少了。
同治皇帝自6岁登基以来，每天除了到书房读书就是在养心殿摆样子“听政”，既疲劳又乏味，了无生趣。他常听身边太监描述外面精彩的世界，十分向往，便开始偷偷溜出皇宫，微服私游，由此引出许多故事来。
小皇帝第一次溜出宫那天，真是大开了眼界，一切都那么新鲜。他看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辆摊车前，每人手里都有一只小碗，小贩正从车里舀一勺东西放在小碗里，孩子们拿着小勺“吱吱”地把东西吃个精光，嬉笑着跑开了。小皇帝看傻了眼，口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走过去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小贩说：“小少爷，这叫冰冻果子干儿，酸甜凉脆，可好吃了。尝尝？”
小皇帝从没听人叫过他“小少爷”，觉得很有趣儿，便爽快地接过冰冻果子干儿大吃起来。呵，一口下肚沁人心脾，好痛快！正吃得津津有味，几个寻找他的太监跑了过来。情急之下小皇帝撩起衣襟，把剩下的果干儿一股脑儿倒进了内衣里，湿漉漉地兜着跑回了宫。
第一次尝到了出游的甜头，便一发而不可收。当时在紫禁城神武门外，总有卖凉粉的小摊，小皇帝非常爱吃，每次从这里出宫都要吃上一碗。因为他在宫中从不需要花钱，因此他也不知道在宫外吃东西是要付钱的。小贩见他出自宫内，衣着华丽，也不敢向他要钱。一天，他见一个人吃完凉粉给了一些钱才离开，很奇怪，便问为什么。卖凉粉的苦笑说：“吃东西都是要付钱的，否则我靠什么来生活呢？”小皇帝恍然大悟，顿觉羞愧：“这样说来，我经常吃你的凉粉，应该是欠你很多钱了？可是我身上没带钱，这样吧，我写张帖子给你，你凭这帖子去取钱，行吗？”小贩高兴地答应了。事后，不识字的小贩去问朋友应该上哪儿取钱，朋友看罢帖子大吃一惊！原来帖子上写着“饬令广储司付银500两！”“天哪，这广储司是皇宫的银库，谁敢上那儿取钱？莫非吃凉粉的是皇上？”小贩吓坏了，哪里还敢去取钱？经朋友开导，他才忐忑不安地找到内务府广储司。广储司官员不敢怠慢，禀报了太后。太后见确是皇上笔迹，虽觉得为吃几碗凉粉就付银500两实在是胡闹，但也无可奈何，遂付款了事。
同治帝微服出游得多了，什么事都会遇到。有一次他竟路见不平做了一回英雄。那天，他出宫逛闹市，偶见一个小偷正在人群中偷东西。他热血沸腾大喝“住手”！并提醒被偷人注意。小偷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赶紧把东西传给同伙，然后赖脸皮不承认。同治帝又气又急，指着小偷说：“大胆，竟敢抵赖，罪不可赦！”“呵，小白脸儿也来充英雄，还文绉绉的呢！”小偷不但不怕，还嬉皮笑脸地凑了过来。其他小偷同伙也围拢上来，嘲讽侮辱同治帝，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有人悄悄拉了同治帝一把，问他在京城有否熟人，他可以帮助递个信儿。同治帝忙掏出纸，在上面盖了随身小印章，低声嘱咐说：“快去五城御史署！”好心人飞奔而去。御史大人看到纸条吃惊不小，率兵火速救驾，好在有惊无险。事后，同治帝针对时弊还专门发布了一道上谕，整治了京城的治安。
极富同情心的同治帝在微服出游的时候，还经常救人于危难。一次微服出游，突遇大雨，同治帝躲进一座小庙避雨，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在庙里，便好奇地问他在做什么。那人愁苦地说：“我原帮人家做事，现被赶了出来，只好靠要饭度日。”同治帝很同情他，便问他希望到什么地方做事。那人回答：听说粤海关那里能发财。同治帝就写了张便条给他，让他去找步军统领衙门。结果这人得到了一套新衣服和路费，被派往粤海关服役，生活终于有了保障。
泼茶选后酿悲剧
一个人有点个性才可爱，但是皇帝的个性却是一柄双刃剑，尤其在宝座还没有完全坐稳的时候，弄不好会伤了自己。同治皇帝在对皇后的选择上没有屈从于太后的淫威，而听从了自己的意愿，表现了他可爱的一面，但是他付出的代价也着实昂贵了点。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载淳17岁了，按照清朝早婚的习俗，早已过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慈禧太后实在没有理由再阻止同治帝结婚了，只好同意为其择婚。经过层层筛选，皇后的人选最后确定为两位，一位是慈禧太后看中的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一位是慈安太后看中的蒙古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慈禧太后不仅因为富察氏长相和性格与自己相似而喜欢她，更重要的是，14岁的富察氏娇憨可掬，还是个稚气未除的大孩子，如果立她为后，会易于自己摆布。而同治帝却与母亲相反，他倾心于芳龄19岁，雍容端庄、成熟持重、诗书娴熟的阿鲁特氏，与他一向敬重的慈安太后的意见不谋而合。但他又怕这样选择会招致慈禧太后的责难，因此，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二月初二最后决断的时刻终于到了。同治帝必须用手中的玉如意决断出大清国的未来皇后。这关系到自己和皇家今后的命运，让同治帝心中略感紧张。他忐忑不安地来到四位待选秀女面前，不知如何决断，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看一眼慈安太后，她正以鼓励的目光望着自己；再看慈禧太后，那严厉的目光分明是在警告自己。同治帝更加紧张了，捧着玉如意的双手不由得颤抖起来。他向太监传了一杯茶，想镇定一下情绪。茶来了，就在他端起茶杯的瞬间，一个灵感突然闪现于脑海中。只见他把手中的茶水猛地往地下一泼。在场的人们大吃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治帝神色坚定地面向秀女，让富察氏和阿鲁特氏依次从泼了茶水的地上走过来。
富察氏相貌秀丽，爱美干净，值此选后的关键时刻，只见她轻轻提起精美的裙袍，低着头，小心翼翼地从茶水污渍上跨了过来。
阿鲁特氏相貌虽不十分漂亮，但雍容端庄，知书达理，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深知在两宫太后和皇帝面前应持的礼仪，对眼前的茶水视而不见，端庄稳重的迈步向前，缓缓从茶水污渍上面走过，茶水玷污了她美丽的裙角，她也全然不理会。
这时，同治帝说话了：“提衣服的爱衣，不提衣服的知礼。选后取德，选妃取色。因此，我愿立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后。”
说着，郑重地将那柄玉如意交到了阿鲁特氏手中。至此，大清皇后的人选就这样确定了。慈禧太后虽然气得火冒三丈，但面对这以理服人的选择，她也无可奈何。
接着，同治帝把选妃的荷包放进了富察氏手中，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慧妃；又封知府崇龄之女赫舍里氏为瑜嫔；封崇绮之女的亲姑姑阿鲁特氏为珣嫔。
同治帝终于以“泼茶选后”的智慧遂了心愿。然而，他未曾料到，这违背了慈禧意愿的选择，日后竟会给自己和皇后带来巨大的人生悲剧。
又一个短命皇帝
同治皇帝的死与他的众多先辈一样，留下了一个愈解愈谜的谜团。也许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许真的是拈花惹草种祸根，也许纯粹是正常的病亡。不管怎样，一个有个性的皇帝如此短命，仍然让人惋惜。
大婚第二年，18岁的同治帝开始亲政。按理，大婚当年即应亲政，但因慈禧太后不肯放权，拖至第二年才勉强同意撤帘归政。
主政之初的同治帝确有一股奋发向上的热情。他一改过去懒散的习惯，勤于政务，在第三天就下令整顿财务，严禁内务府动支户部款项；他谕令各地整顿厘金，严禁官吏侵渔百姓；他让各省举荐人才，广开言路，以备采用……同治帝天真地以为他的兢兢业业能够博得母亲的赞许，让她安心。然而，他错了。
慈禧希望儿子亲政后，仍能像以前那样小心谨慎地服侍她，事事向她请示、汇报，听她指教。可是，同治帝却偏偏不再听命于慈禧，他事必躬亲，独理朝政，单独召见大臣，独自裁决军事，从不请示汇报。这样一来，自然惹恼了慈禧，她不断找茬训斥同治帝。同治帝对母后干政深恶痛绝，不肯就范，因此母子矛盾日益加深。
正当同治帝对慈禧太后的管束和干政忍无可忍，绞尽脑汁想摆脱时，机会来了。他从太监处得知，慈禧十分想重修圆明园。为讨慈禧欢心，并让她从此离开紫禁城，同治帝决心重修圆明园。其实，慈禧早在几年前就想重修圆明园，因遭到大臣们强烈反对而未遂。她深知此举需要动用巨额资金和大量材料，不得人心，提出来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声望，因此迟迟没有公开主张。这次儿子提议，正可借机了却夙愿，即使遭到攻击，也不干己事。
果然，重修圆明园的上谕一发布，立即引起朝野上下强烈反对。同治帝极力坚持，慈禧兴致更甚，不惜亲躬画样，订款式，工程如期动工。但是，此时正值多年战乱之后，国库早已空虚，根本无力支付如此庞大的工程，奕、李鸿藻等十重臣轮番劝谏停工。同治帝与十重臣反复辩驳，震怒之下将十重臣统统革职。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慈禧认为时机已到，便将同治帝狠狠教训了一顿，然后恢复了十重臣的爵衔职务。最终得利的是慈禧太后。她是修园的始作俑者，最后却成了制止修园的功臣。她借儿子之手整治了权倾朝野的恭亲王，又把儿子的政治声望狠狠地践踏了一番。
一次次政治较量受挫，同治帝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傀儡地位，初亲政时的那份激情被亲生母亲的权欲彻底湮灭了。
慈禧太后在专权干政的同时，还极力干涉同治帝的婚姻生活。同治帝婚后与皇后志趣相投，茶余饭后经常谈诗论句，感情真挚深厚，相亲相爱，由此引来慈禧的嫉恨。她一方面给皇后施加压力，冷脸相向，另一方面又推崇慧妃，强迫皇帝移爱。她对同治帝说：“慧妃贤明，你应该多加眷顾，好好待她。皇后年少，不懂礼节，不要总到她宫中去，妨碍了政务。”同治帝敢怒不敢言，但仍然我行我素，与皇后形影不离。
慈禧见儿子不听指挥，便派太监监视，查看同治帝与后妃同房的记录。只要皇帝与皇后同房，第二天就要训斥皇帝，并变本加厉地折磨皇后。皇后为了让皇帝少遭责难，便有意疏远皇帝。同治帝不明就里反复追问皇后为什么，皇后才哭诉了原委。同治帝震怒了，一气之下干脆独居乾清宫，皇后和妃嫔的寝宫都不去了。
据传记，苦闷无聊的同治帝开始更加频繁地微服出宫，遍游酒肆、娼寮。与少年时不同的是，当年只是看热闹、品小吃，而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猎色纵淫。为了避开王公大臣，同治帝狎游时不敢去高级的清音小班，只是浪迹于偏僻街巷的茶室小馆，有时也涉足污秽简陋的暗娼小座。就这样日复一日，乐而忘返，荒淫无度，终于招致恶果，染上了性病。一天，太监给同治帝洗澡，发现他肩背处有许多玫瑰样斑疹，急忙请来太医诊治。太医心明十有八九是梅毒，但又不敢说出来，只开了付清热解毒的药。同治帝吃了药斑疹果然渐退，但却是治标不治本。
时间稍长，同治帝变得面色苍白、未老先衰。一天，荣全将军献上一匹西域良驹，素喜骑马的同治帝龙心大悦，骑着这匹爱马到南苑围猎。原本计划多玩儿几天尽兴，然而一天下来，下身痛痒难忍，无法坐骑，只好匆匆撤围回宫。
病痛并没能使同治帝的寻欢作乐有所节制，导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各种病毒乘虚而入。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月三十日同治帝终于一病不起。他先是头眩胸闷，皮肤出疹，御医一时不敢确诊。因似天花，按此下药，吃后果然全身发出了花疹，御医由此诊断为：“系天花二朝之喜。”继续治疗，5天之后病症逐渐减轻，御医诊断为“由险渐化为平之象”。然而，就在这时，利欲熏心的母亲慈禧太后置儿子的死活于不顾，策划了一起夺权的阴谋，强逼儿子将统治权交回到她的手中。经此一折腾，同治帝本已好转的病情又突然逆转恶化，到十一月十八日毒素竟从腰部迸发出来，迅速红肿溃烂，并向全身蔓延，在腰部、臀部等处烂出许多个洞，不断流出秽臭的脓水，体内和脸部也全面溃烂，臭气弥漫于整个宫中。十二月初五日，发病后的第37天，同治帝在养心殿东暖阁终于结束了他19年短暂而痛苦的人生。
幸与不幸中登基的光绪
当皇帝好吗？若说不好，为什么它成了众人争过的独木桥？若说好，为什么崇祯皇帝唉叹自己的儿女生于帝王之家？对于光绪来说同样成了一个难解的死结：一生的幸与不幸全在于那个冰冷的皇帝宝座。
同治帝载淳早逝，后妃没有给他生下皇子。谁来即位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也是清王朝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当时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已身怀六甲，不久就要生产。但慈禧太后借口国不可一日无君，急于马上选定新皇人选。她还认为同治帝青壮年患恶疾而死，不论皇后所生是男是女，身体均不会太健康，已不适合立为君主，应另选其他皇族宗室子弟。按清代立嗣规定，同治帝是“载”字辈，他死之后，应在下辈即“溥”字辈中选拔继承人。但如果依照这个规矩的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没有理由辅佐幼帝、垂帘听政了，权力应转交阿鲁特氏。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她采取坚决的态度力主立“载”字辈宗室子弟为新皇帝。
在同治帝去世前夕，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于养心殿西暖阁，召见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贝勒载治、载澂以及军机大臣文祥等28位王公大臣。慈禧对众大臣说：“皇上已经没有指望，因此立新皇帝的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你们想一想宗室中谁适合承继大统？”众王公大臣知道慈禧肯定已经有了最佳人选，同他们商议无非是走过场而已，若说错了，惹得她生气，以后日子好过不了，因此谁也不敢说话。只有文祥觉得自己是三朝元老，又不是宗室中人，有说话的责任，又无偏袒的嫌疑，因此他奏称当立“溥”字辈的宗室子弟为太子。“溥”字辈近支也有很多人，其中以奕纬的孙子溥伦当立。奕听罢，当场表示反对。慈禧抓住机会，立即表态：“溥”字辈中无人合适，而醇亲王的次子载湉，现已4岁，又是皇上的至亲，因此他应当继承大统。随后懿旨传出，颁布天下。众王公大臣听后，都惊呆了，无言以对。醇亲王奕譞更是如雷轰顶，大惊失色，随即痛哭失声，昏倒在地。恭亲王奕觉得这场面实在不像话，大声呵斥奕譞，但奕譞根本听不进去。奕见他昏倒之后，命人马上将他抬出去。在场的其他人一言不发，此事就这样定了下来。载湉在同治帝病逝的当夜被迎进皇宫，这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腹中的婴儿即位无望，自己当太后执政的幻想也化为乌有。慈禧跟阿鲁特氏的关系原本就不好，光绪即位后，阿鲁特氏充其量只是一个皇嫂，政治上无依无靠。慈禧还利用其特权，对她百般排挤和打击。阿鲁特氏对自己的前程感到绝望，同时，为了抗议慈禧的折磨，竟吞金自杀。后虽经抢救不死，但她心如死灰，毫无生念，又绝食数日，终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二月二十绝命西归。这时，距同治皇帝之死仅50多天。
阿鲁特皇后的死震惊了朝廷上下，反应强烈。有一些大臣不畏慈禧淫威，直言上书。御史潘敬俨给慈禧上一奏章，说皇后无论是因悲伤过度而死或者是自杀，都表明她的气节，值得大力表彰：“不做任何表示，不能安慰亡灵；不加封号，不足以安定人心。”慈禧知道他在借题发挥，恼羞成怒，斥之为狂言乱语，目无君主，将他罢免赶走。内阁学士广安，在阿鲁特氏未死之前就要求慈禧在铁券上写明待皇后生下皇子即让他继承大统，因此慈禧把他叫来大加训斥了一番。
但这件事并没有因为阿鲁特氏的死就平息了下去。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三月，吏部主事吴可读参加了同治帝棺椁安葬仪式之后，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他想就此事再上书一封，希望引起慈禧的重视。但他知道自己官卑言微，一书进宫无异于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于是他选择了“尸谏”。返京途中，他在蓟州三义庙里题了一首绝命诗，然后服毒自杀。当吏部官员闻讯来收尸时，发现了他临终前写的一份奏折。全文1650多字。文中谈到光绪皇帝即位的背景，清代历朝皇位传继的规定，希望两宫皇太后不要破坏祖宗及朝廷的法规，力改前面的错误，以安同治皇帝在天之灵，杜绝朝野种种流言。
吴可读的尸谏弄得慈禧非常难堪，但又不便发怒。读罢遗奏，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个人未免有点饶舌。这件事谕旨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要他来说些什么闲话？”慈安太后说：“一个小小的主事，敢发这般议论，而且以死表明自己的忠心，总算难得。”慈禧下旨不准臣下再议论此事，令将吴可读的奏折抄录一份存档，将尸身好好安葬。
从此，再没有人为光绪皇帝即位的事挑起风波，慈禧垂帘听政把持大权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变法求存功亏一篑
光绪帝在西太后的强压之下，自然挺身而起，力图变法强国，勇气着实可嘉，这也说明他具备了一位优秀皇帝的难得素质。但与康熙相比，光绪还是明显嫩了一点，不能正确地估计形势（尤其是西太后的反应）而采取适当的步骤，成了他的最大败因。
光绪皇帝登基后，民间有“光绪坐龙楼，五谷田丰收，四海民安乐，福如长水流”的歌谣。不幸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甲午风云起，国难日益深。
当慈禧表面上“归政”之后，光绪帝走上了政治的前台。帝后政见分歧日深，形成了帝后党争。当日本的扩张势头危及国家命运之时，光绪帝跳出了内部争权夺利的小圈子，再次公开主战，保卫社稷。
为了筹集军费，光绪帝下令停修颐和园工程。敢于公开违抗慈禧的心愿，表明了光绪帝的决心之大、魄力之足。慈禧怀恨在心，愈发对光绪帝疑忌牵制。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光绪帝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夙夜忧劳，一道道谕旨下达前线，但是手握外交、军事大权的李鸿章置若罔闻，他深谙慈禧的心理，抱定“避战自保”方针，做“以夷制夷”的美梦，对光绪帝严令御敌的电谕阳奉阴违，以致日本在海陆进攻屡屡得逞。威海卫之役，20载苦心经营耗费财力无数的北洋舰队终于全军覆没，军港拱手相让。面对“糜烂”的危局，光绪帝和翁同和“愤极愧极”，言及宗社，声泪俱下。当李鸿章把空前卖国的《马关条约》文本带回北京，朝野震动，愤怒的呼声此起彼伏。光绪帝深感“何以为天下主”，意欲废约。然而，军机大臣孙毓文、徐用仪会同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秉承慈禧之意，口口声声“战字不能再提”，强迫他在条约文本上签字。强敌压境，内臣掣肘，报仇雪耻之志不能伸张，迁都再战的计划难以实现，光绪帝陷入深深的苦闷，进退维谷，天颜憔悴，无可奈何，顿足涕泣，挥泪批约。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光绪帝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其内心的复杂情绪岂是“恨”字所能概括？
战争结束，苦果难咽。光绪帝度日如年，冥思苦想，决心奋起图强。战争的惨痛失败促使他走上了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南海康有为，一介书生，却心忧天下。他的奏章冲破重重阻挠呈现在皇帝眼前：“先事不图，临事无益，亡羊补牢，犹未为迟，中国只要当机立断，速图自强，同样可以拯救……”慷慨激昂的话语叩开了光绪皇帝的心扉，“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引起他强烈的共鸣。光绪帝的思想冲破层层禁锢，同中国先进的思潮相汇合了。在灾难日深的甲午战后，康有为的革新方案成为变法图强的主旋律。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李鸿章擅自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他列强虎视眈眈，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覆亡的危机加速了维新变法的脚步。
1898年6月11日，对中国而言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光绪帝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依靠康有为等维新派为智囊团，终于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革新之举，他要亲手为中国绘制一幅走向近代化的蓝图。110多条上谕、诏令相继飞往全国各地，主要内容如：裁汰绿营军，训练新式军队；废除八股文，设立学校，派人出国留学；鼓励创办报纸，广开言路，破格用人；整顿商务、矿务、广开利源；改定规章条例，精简机构；劝励工艺，奖募创新等等。为了国富民强，光绪帝几乎废寝忘食，从早到晚批阅奏章，并对阻挠变法的吏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即行革职。变法措施的推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当翁同和被慈禧太后“开缺回籍”的时候，光绪帝“惊魂万里，涕泪千行”，他失去了最信任的恩师、最得力的助手，他更清楚变法救国举步维艰。但作为维新运动的舵手，光绪帝立场坚定，他完全抛却了个人安危，竭力保全维新力量，披荆斩棘把新政向纵深推进。因变法的这一年为农历的戊戌年，故称戊戌变法。
守旧势力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进行反扑。9月，京城盛传太后要在天津阅兵时行废立之事，捕杀维新派。维新派徒有书生的热情，缺少可依靠的军事力量，当生死存亡系于一线的时候，身家性命，却托付非人。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求“锢后杀禄”，保护皇帝、保住新政。岂料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9月20日深夜，慈禧太后接到告密后迅即回宫，怒气冲冲地责骂光绪帝：“你这样长短（4岁）我就把你抱进宫，费尽心力养你教你，现在能办事了，竟对我下手。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光绪帝跪在地上，未敢分辩。接着，慈禧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两道“上谕”：一是宣布光绪帝病重，由太后训政；二是宣布康有为等人罪状，捉拿归案。从9月21日起，慈禧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废除新政，屠杀维新派。9月28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在北京菜市口殉难，史称“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以慈禧发动的戊戌政变宣告结束。
维新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故称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尽管这场变法运动失败了，但是它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是空前的，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
光绪帝被软禁，成了不带枷锁的囚犯，毫无行动自由。作为陪衬，他依旧上朝，穿着华贵的袍服一言不发，朝毕即被押往瀛台。那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屿，设有板桥以通出入。光绪帝面对一片汪洋，精神非常苦闷，他忧懑地写下“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无奈诗句，掩卷长叹“我还不如汉献帝”！秋去冬来，瀛台大殿里四面来风，“御膳”未曾入口已冰凉，光绪皇帝常常冻得在大殿里走来走去搓手取暖，夜里更加辗转反侧。遭遇如此，光绪帝的身心健康每况愈下，但他气节犹存：当八国联军的铁蹄进逼北京、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反对慈禧“以民命为儿戏”的做法，主张议和、迁都。孤掌难鸣之下，他被胁迫西逃。国难当头，痛失珍妃，西行的光绪皇帝如同一个木偶。回宫后，光绪帝继续守着瀛台落日苦度了7个春秋，他仍然不忘放眼世界朝夕研读，苦苦地等待“老佛爷撒手西归”后推行他的政治抱负。呜呼哀哉！壮志未酬身先逝，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908年11月14日），38岁的光绪皇帝躺在冰凉孤寂的瀛台涵元殿里，满含悲愤离开了人间。时隔不到一天，慈禧驾崩。光绪帝的死因成为清末一桩历史疑案：有说被慈禧害死；有说被袁世凯进药毒死；也有考证说正常病死。根据“脉案”资料显示，光绪帝基本可以确定为病逝，他患有严重的肾病、关节炎、风湿病、血液病等，而且均已恶化，当为不治而亡。被毒害而死的证据不足，多系人们的同情和猜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