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训”
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
“辞疑”
（1）庙堂：朝廷。（2）元气：国家或社会团体得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
“训义”
朝廷中，要把培养刚正气节作为首要；普天下，要把培养元气生机作为根本。
有位哲人曾说，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是任何付出都会有回报的。的确如此，有时生活存在明显的不公平，不光你自己觉得不公，连周围的人也为你鸣不平。比如评职称，你的贡献和才能，明显超过别人，因此大家都认为你肯定当评，但由于领导的好恶或者其他原因，结果是比你才能差的、贡献小的被评上了，你心里当然不服气，然而去找有关部门论理又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你无需耿耿于怀或忧心忡忡，更不能失去理智叫人看低了自己的气度。这时不妨想开点，来点阿Q精神，拿比自己差一点的人作对比，通过比较，你会发现，比你不幸的人还大有人在，这样你就会得到一种满足。假如你总觉得你的收获不如付出的多，那你就应该和比你付出更多的人比较，当你发现，原来人家也一样付出的多、得到的少时，你或许会领悟人生的奥妙，到时候，你会珍视你的所有，你会觉得快乐就在淡泊清静之中。
物质和精神总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物质上极大满足，填充不了精神上的极度空虚。知足更需要的是精神土的满足，只有这样方能常乐。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影响深远的理念，这种理念渗透在人们心中，表现在各个领域。
“和”首先是一条经世致用的原则。
“和”在今天仍是一条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种种不和，不和就会产生分歧，有了分歧就会导致摩擦，摩擦导致矛盾，矛盾激化就会导致争斗。特别是当人们之间有利益冲突时，斗争就难免了，而且斗的方法也举不胜举。有明争也有暗斗，不管是哪种相斗方式，都会伤了彼此间的和气，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做人应求“和”，而不求“同”，要“和而不同”。提倡“和”，不是要求人们都抱成一团，讲求一团和气，无原则立场地妥协和谦让，而是为了追求一种团结进取的和谐的人际关系，追求工作上的互帮互助的氛围和对人对己宽容大度的气量。“和”是成就大业的良好环境，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一个和睦的家庭，会令人感到温暖；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会使人感到舒畅；一个和平的环境，使人安心地搞建设；一个祥和的气氛，让人世充满了温暖。
“钱门名爵”
钱钟书，小名仰先，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他的成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新中国成立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体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宋诗选注》、长管锥编》五卷、《七举集》、坟石语》、《槐聚诗存》等，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叹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断断续续直到“文革”开始受冲击“靠边站”，工作才停顿下来。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在将毛泽东著作推向世界的工作中，钱钟书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他从不以此为耀，宣示他人。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西班牙文，而且对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哲学、心理学以至各种新兴的人文学科，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钱钟书在美国讲学，仅凭其操英语的口才，即令四座吃惊，一位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工作多年的美国学者说，他在美国长这么大，从未听过像这样漂亮的英语，算来算去只有哈佛大学的一位语言学教授的英语水平才能同钱相媲美。
他在留学时学习过意大利语，但未到过意大利，1978年他首次到意大利出席第26届欧洲汉学会，即用意大利语作即兴式的发言。他的意大利语言咬音之准、味道之纯，不输其英、法、德语水平。在报告中他随意援引意大利文学，所涉及的许多陌生作家的作品，他皆能用意大利语娴熟地背诵出原文，引起了意大利学者极大的兴趣和好奇。
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
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天假以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但就目前出版的五册来看，它们依托对《周易》、《毛诗》、《楚辞》、《老子》、长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独到研究，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梳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我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也更健康。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在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酌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产，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对学术事业的态度，用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他的顶真严谨几乎到了苛刻严酷的程度。他的书几乎没有一部在重印或再版时不作大大小小的修改。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说起他记忆力之惊人，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已去世多年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恐怕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国外的学者说钱钟书具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一点也不夸张。在进小学读书之前，钱钟书已读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异志》以及《七侠五义》、《说唐》等古代小说。钱钟书读书过目不忘，任人从书中随意抽出一段来考他，他都能不假思考，流畅无碍地背出来，连书中好汉所使用的兵器的斤两都背得出来。吴忠匡在《记钱钟书先生》一文中说，钱钟书在蓝田的国立师院任教时，图书馆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丛书，他都浏览过，但凡他看过的文集，仅明清别集就有千种之多，这些别集，不管是大家、名家，还是二、三流的小家，别人随便拿一本来考问他，十之八九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复述其内容，有的甚至一字不差。别人不敢相信，屡次考他，他也竟屡试不爽，而且，他的记忆力似乎也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几十年前读过的书，仍然如昨日刚看过一样记忆犹新。1979年将近七旬的钱钟书在美国访问，再次证实他的记忆奇才。费景汉回忆钱钟书把“耶鲁大学在场的老外都吓坏了”。夏志清说，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表演”使得洋同事面面相觑。
早在1945年，一位友人就在一篇记述钱钟书的文章中写道：“他为人傲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这段话很能再现钱钟书的风貌。打开《槐聚诗存》便可以看到许多怀念家乡与祖国和凝聚着爱国激情的篇章。1938年，他留学英、法结束时，像他这样杰出的俊彦，当时在英、法找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此时祖国正处在日寇侵略的水深火热之中，他怀着“相传复楚能三户，倘及平吴不廿年”（《槐聚诗存·巴黎归国》）的赤诚的爱国之心，毅然地回到了“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谈艺录》）的故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有的人流亡国外，可是钱钟书却偏要留在国内。杨绛先生后来在《干校六记》中怀着诚挚的感情忆及这件事时说：“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
“文革”中，钱钟书受到冲击，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杨先生曾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钟书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表现了钱钟书对新中国、对中华这块热土和对安身立命基础的传统文化无限的热爱，不管国家怎样贫困落后，也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曲折和苦头，自己受到过多么不公正的对待，他都不更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几十年来，他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道，历经风风雨雨、共度艰难险阻，也共享收获与成功。他始终积极地工作着，用他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着最好的精神产品，也为世界的知识宝库积累着财富。为此，他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可宝贵的品格。”
钱钟书自己虽未参加共产党，但他的唯一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瑗（不幸先于钱钟书病故）就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钱钟书和杨先生还拥有不少共产党人的朋友。钱钟书与胡乔木同志是清华的先后同学。乔木同志对钱钟书的人品、学问、诗才一贯佩服之至，曾一再向不了解钱钟书的人宣传钱钟书是“稀有金属”，并批评过个别人对钱钟书的误解和诋讦。乔木同志在遇到问题时也经常向钱钟书请教，钱钟书也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钱钟书担任副院长的职务。院里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的事情不轻易地打扰钱钟书，但学术方面的重大事情，则一定要请示他，并充分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见。而钱钟书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力所能及地为扩大本院的国际影响而努力。乔木同志与钱钟书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谊，更是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良好关系的典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包括人文学术发展的新纪元。它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给我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钱钟书对这一新的方针政策是由衷拥护、全力支持的。他的长达100余万字的《管锥编》开始写作于“文革”未终、“四人帮”尚在肆虐之时。而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钟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管锥编》的写作正像一朵迎春花预示着繁花似锦的春光就在眼前。钱钟书的学术成就是与国运同兴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钱钟书的学术文化创造成果，更应该充分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给我们国家所开创的发展机遇。
一些人不远万里，从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有恐不及。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风趣若是。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从天上往钱家“掉金子”的事接踵而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元，交通、住宿、餐饮费另外提供，可偕夫人同往。普林斯顿方面只提出由钱钟书两星期授课1次，每次40分钟，半年授课12次，实际授课只相当于一个人每日8小时工作量。像这样的价码，恐怕也会让国内的歌星大腕们咋舌吧！可钱钟书却拒绝了，他向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研究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听得懂吗？”这就是钱钟书的“金钱观”，这就是在钱钟书身上体现出来的浩然正气！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世界最大文学奖项，早已如日中天，欧美亚澳万千诗人、作家，口中不说，谁不想得？偏有中国的钱钟书一百个不买账，横挑鼻子竖挑眼。说起来，万里迢迢之外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学者委员们没抬举他也没惹他，而生性活跃、喜标卓见的法国人，却在巴黎的长世界报》上刊文力捧中国作家钱钟书，报言：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非钱莫属。每天看外国报刊的钱钟书，迅速作出反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式文章力数“诺奖委”的历次误评、错评和漏评。条条款款，有根有据。人家顺着脊梁流汗，他却一反公论断言，诺贝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不如诺贝尔奖、文学奖的危害为甚。
更早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汉学家马悦然上府拜访他，那次钱钟书一面以礼相待，一面对着大名鼎鼎的马博士，说出一番尖锐的话来。他说：“你跑到这里来神气什么？你不就是仗着我们中国混饭吃的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文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的作品为什么可以用原文评奖，有这道理吗？”
钱钟书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博学鸿儒，也是一位踏踏实实的中国作家、学者。他不务虚名，落落自甘，淡泊自守，宠辱不惊，虚怀若谷；他没有叱咤风云的权势，也没有惊险神奇的经历，甚至没有“大师”、“权威”的气势与派头，有的只是“叫驴拉磨”般的读书精神和学问修养。从这一点讲，钱钟书是平凡的，不平凡的是他的学问与成就，更不平凡的是他甘饴寂寞、淡泊自守的精神！
“钱氏风流”
钱永刚是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健的堂哥，解放军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钱永刚说，钱永健的父亲叫钱学榘（jǔ），是美国波音公司的工程师，钱学榘和钱学森同个爷爷，钱学榘三个孩子都是美国的院士。但钱永健生在国外，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钱武东后来查了宗谱，称钱永健是钱王钱缪第34世孙。钱氏列《百家姓》第二。
1911年12月11日（农历辛亥年十月廿一），钱学森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是独生子。父亲钱均夫（1880-1969）名家治，后以字行，祖籍杭州。
钱家是一个颇有社会声望的家族。据考证他们是吴越国王钱缪（852-932）的后嗣。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钱氏家族曾出过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
据了解，北宋时有钱易，17岁取进士，时人称他“有李白才”。宋代有进士钱昆，官至秘书监，善草隶，能诗赋，有文集。明代翰林修撰钱福，弘治中试礼部廷对皆第一。明代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钱士开，万历殿试第一。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万历进士，授编修，曾讲学于东林，有《牧斋集》等传世。乾隆进士钱大昕，于音韵训诂犬多创见，长于校勘考订，有《廿二史考异》。康熙四十二年一甲进士钱名世，官翰林院侍讲。清代著名学人还有藏书家钱曾、书法家钱坫、诗人钱鲁斯等。
据介绍，钱均夫是钱缪的第三十二世孙。当代亦有众多政治家和学者出自这个家族，诸如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复、钱穆等，人们都惊异于钱氏家族的才华，原来他们的祖先是当年吴越国武肃王钱缪。钱缪的后裔不仅人才辈出，而且遍布世界五大洲。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据《十国春秋》记载，武肃王钱缪统一了吴越两浙以后，保境安民，重视农桑，兴修水利，捍筑海塘，开拓海远，发展贸易，其功绩卓著。当年赵匡胤南征北战，建立北宋时，以武力消灭了八个国家，因为吴越富庶强盛未被消灭。面对赵匡胤的强大兵力，吴越国国王钱缪的孙子钱弘，为了保护生产，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作出了痛苦而明智的扶择——取消吴越王位，尊赵氏为帝，由此统一了中国。由北宋编写的《白家姓》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由于赵氏为帝，所以将“赵”姓排在第一位；将“钱”姓排为第二，都是因为当年的老百姓拥戴钱氏国王为和平统一中国所做的扶择。
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先祖《家训》的影响吧！
据了解，钱均夫的父亲在杭州经营丝绸，钱均夫是这位没落丝商的第二子，幼年就得到了家庭良好的教育，早年就读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899年肄业。1902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地理学和历史，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1908年毕业。后来，他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挽救中国。
1910年，钱均夫毅然回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教授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1911年、1913年钱均夫两次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杭州第四中学）校长。旋赴北京教育部任职多年。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员：著有《逻辑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
1912年，钱均夫在上海创办了“劝学堂”，以传播民主革命的思想。钱学森随父母杭州迁到上海。
钱均夫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父亲。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博学多才、谦恭自守的钱均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的女儿，因其父很欣赏钱均夫的才华，便把她许配给钱均夫。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聪颖过人。
她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女性，她的一言一行，给了儿子以规范，注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她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她心灵手巧，富有想象力，尤善针带刺绣。她随手绣出的金丝珍珠鞋，可称之为巧夺天工的工艺品。
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
或许，钱学森的惊人天赋，就是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
2008年，钱家又出名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夺得200年诺贝尔化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