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一生为实现国家中兴，提出过许多主张。强调国家有序，政治清明，士农工商，各司其业，反对当政昏庸，不恤民瘼，官吏为非作歹，士兵不务正业。对于当朝大事，韩愈本着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解决的方略。在韩愈的晚年，特别重视经济的发展，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受到当时和后人的重视。
经济强弱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而经济繁荣与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又紧密相连，更与百姓生活有密切关系。因此，尽管韩愈没有在经济部门做过官，但他在为官期间，只要有机会，总会以其独到的见解，上书朝政，针对经济生活当中的诸多问题，提出看法。他的经济思想大体上从两类文章中表现出来：
一是在“杂著”中所涉及的经济言论，如：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
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
韩愈突破了儒家传统思想的局限，不但重视农，而是农、工、商并重，相生相养，不可偏废。在他之前，虽有过重视工、商的思想家，但对农、工、商互相依赖的关系，不如韩愈认识得清楚，阐述得透彻。当然，在古代，农业历来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产业，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其他行业的发展。不过，在有一定手工业、贸易发达的唐代，工、商业在总的国民生产中已占据相当重的分量。如果将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将会优者益优，强者愈强。韩愈拨开传统思想的重重迷雾，精辟而准确地将一个关于农、工、商的经济理论阐释于世人。
当时佛教的流行破坏了社会生产，佛教徒们不劳而获，大量消耗社会财富，促使人民陷入饥饿和贫困，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韩愈都看在眼里，所以针对农、工、商的负担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重要见解，如：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韩愈在传统的“四民”说之外，加上僧、道，合称“六民”。他对农、工、商供养不劳而获的僧侣和男女道士，负担加重，表示不满，具有进步意义；而“诛民”论则遭到了后世的批评。其实韩愈在下文接着说：“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可以看出韩愈所说，主要是指“六民”中的不事劳动、不事其上的僧尼和男女道士二民。
另外，韩愈向朝廷提出的经济主张，现存的还有专著类的《钱重物轻状》《论变盐法事宜状》两篇。
在唐代两税法实行后，“物轻钱重，民以为患。”穆宗即位不久，就下令要求百官各自陈述意见，用以改革两税法之端弊。韩愈在元和十五年八月前，进入袁州做刺史，他关于论述货币的《钱重物轻状》，即写于袁州，也算是响应穆宗的号召。在《钱重物轻状》中，韩愈提出了四条办法：“一曰在物土贡”，“二曰在塞其隙”，这两条与当时人的主张略同。“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这是主张铸新钱，提高货币的价格。“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输其土物，以为租赋，则州县无见钱。州县无见钱，而谷米布帛未重，则用不足……”这是主张强制推行新钱，以实现“轻重平”。韩愈的这些办法，当时并没有被采纳，今天从经济学方面讲，其指导思想有悖于平衡物价，最终会导致物价飙升，后世也给予了批评。但是韩愈作为一个文官，积极地投身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行动是值得称赞的，他也很愿意为国家做一些事，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比起一些只知道贪图享乐的官宦之人要进步多了。
《论变盐法事宜状》是韩愈的另一篇经济类专著。安史之乱后，刘晏整理盐政，行常平法，“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后来张平叔所提出的“官自卖盐”的十八条措施，缺点很多。对此，韩愈从十三个问题上予以驳斥，写了《论变盐法事宜状》，他从国家、盐商、人民利益兼顾的原则考虑，主张维持刘晏盐法，反对盐铁官卖，内容丰富。从韩愈对张平叔的责问中，充分反映出他对人民生活情况的了解和同情。他从“所在百姓，贫多富少”，“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的现实出发，反对强逼人民以现钱、布帛买盐，要允许以杂物、米谷交换。反对官吏差人到山谷卖盐，骚扰百姓。反对“和雇”车牛运盐，危害百姓。尤其反对按卖盐的多少来考核官吏，这样势必形成“威刑”勒派，使百姓增加负担，破产流散。韩愈处处替百姓，特别是贫民的利益考虑，这是韩愈思想的精华，与《送许郢州序》中“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的大声疾呼是一贯的。
早在汉朝时代，司马迁就反对国家垄断盐铁等的专卖与开采权。反对这一与民争利的政策，认为这是下策。《平准书》详尽地揭露了与民争利的每一项政策所带来的弊端，特别是针对汉武帝所实行的盐铁平准，终于导致了经济的衰败。《平准书》从秦亡汉兴的经济凋零开始述起，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经济发展到了它的高峰，紧接着笔锋一转详细记载汉武帝与民争利的竭财政治，至元封元年止，用卜式语“亨弘羊，天乃雨”作结，意味深长地示意“见盛观衰”。然后在“太史公曰”的评论中，简略地追溯殷周以来的经济变革至秦统一为止。这一精心布局的内容安排，以将汉武帝的事业与秦始皇的功业相对照，明着是斥责秦始皇，暗喻武帝，指出他“无限度”地耗费民力，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造成了对生产的破坏，应引为惜鉴。
韩愈的重视经济发展，反对国家与民争利的盐铁专卖等政策，也是对司马迁等人经济学说的一个发展。这个经济观点是对人民有益处的，对国家有益处的，对历史发展有益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