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司马炎
谥号：武帝
庙号：世祖
生卒：公元236年-290年
在位：公元266年-290年
享年：54岁
安葬地：峻阳陵
皇后：杨艳、杨芷
嗜好：美酒、佳人
最得意：灭吴统一全国
最失意：不被父亲宠爱
最痛心：所封王侯拥兵自重
最不幸：传位痴儿，导致亡国
名言：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岂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艰邪？
司马炎是晋朝的开国皇帝，也是使中国由分裂又归于一统的封建帝王。司马炎在位期间，将精力放在统一全国和经济建设上，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他能容贤纳谏言，重视法律。但在国家统一后，司马炎逐渐奢侈荒淫以致腐败不堪，加之所封王侯拥兵自重，使得晋朝只经历了二世，就出现大乱，随后又出现了长达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这笔账，虽不能全算在司马炎身上，但他也应该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
争夺王位如愿称帝
司马炎，字安世，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生于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为长的成规，他理所当然是王位继承人，但司马昭却不喜欢这个长子，而对另一个儿子司马攸宠爱有加。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为世子。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自己的宝座对他说：“这是桃符（司马攸的小名）的座位。”宠爱之情溢于言表。
司马炎每每听到这句话都心生嫉恨，他恨这个讨人喜爱的弟弟，更恨父王偏心。他心想：弟弟哪儿比我强，竟受如此宠爱！我司马炎怎么了，论文武我哪一点不比他强？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同是父亲的亲生儿子，却有如此天上地下迥异不同的礼遇，太伤我的自尊心了！不，不行，我一定要将应该属于自己的王位夺到手！决不能输给弟弟！
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据史书记载，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着浓厚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但无奈司马攸面临的并非一场艺术的较量，而是一次严峻的政治角逐。它需要的既不是对古代典籍的修养，也不是谦谦的君子之风，而是胆魄与谋略。因此，谦和儒雅的天性不但丝毫无助于司马攸，而且更使得他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尤其是在具有强烈的权力欲的司马炎面前，显得那样被动，那样苍白无力。
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在气质上，司马炎几乎完全秉承了祖父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局势的谋略，同时还有宽厚仁慈的外表，更何况还有着立嫡以长这一堂皇的招牌，所以在争位上占有优势。
这样一来，司马攸虽有父亲司马昭的眷顾，但在政治的漩涡中，仍如飘摇于风暴中的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许多重臣也以历史上废嫡长引起祸乱的事例谏争，使得晚年的司马昭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上的好恶，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
司马攸政治上的失利使得司马昭对他更加偏爱，一直到临终之际，司马昭还为司马攸的命运担心，他怀着惆怅之情，拉着司马攸的手，把他托付给司马炎，恳求道：“炎儿，虽然你一向忌恨弟弟得到的宠爱，但你一定不能积怨在心，他毕竟是你的弟弟！我死后你一定要厚待于他呀！”
司马炎望着父亲苍白的脸点头说道：“父王请放心，我一定会待他亲如手足。”而对女人来说，这种同情弱者的恻隐之心更胜于男人，羊妃（司马昭之妃）在临终之际，泪流满面地对司马炎说：“桃符脾性急躁，而你做兄长的又不够仁慈，倘若我一病不起，你可能不会容他。现在我把他托付给你，希望不要忘记我的话。”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冬，距洛阳不远的地方，祭坛高筑，群臣肃立，这里正进行着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政权交接仪式。魏王曹丕接受汉帝的禅让，成了这块古老大地的新的统治者。新皇帝曹丕面对群臣，向上天宣誓：“上天的成命不可以拒绝，国家的核心不可以空虚，群臣不能没有主宰，万机之政不能没有统帅，现在皇运降临到臣丕的身上，我敢不听从上苍的安排？”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几乎在同一个季节、同一个地方，仍然是祭坛高筑，仍然是群臣肃立，新皇帝司马炎以当年魏王曹丕的同一种口吻、同一种语言，向上天祷告，接受魏帝的禅让：“上天既有成命，辞让便有违天意。天序不能没有统帅，人神不能没有主宰。我司马炎躬承皇运，奉命受禅。”这样，司马氏家族经由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中原大地名副其实的统治者。
安抚俘虏公正严明
司马炎当上皇帝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父祖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皇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西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获得的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首先就要加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
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的一个儿子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在谈到对亡国之君刘禅的处置方法时，司马炎认为：“对于亡国之君及其旧臣，古今常见的或杀或辱的方法，朕都不用，朕要实行怀柔政策，以宽厚仁慈为先，对于他们只要在政治上对其严加管束，在生活上对其优待，让他们在安逸中消磨斗志，浑浑噩噩度过余生也就罢了。”
除了对刘禅优待之外，司马炎对蜀汉旧臣也没有杀戮和废黜，而是量才录用。这一点，从他对李密的宽容上就可以看出来。
李密原是蜀国的一名重臣，早年父亲亡故，母亲改嫁，李与祖母相依为命，感情非常的深。李密不但孝心闻名乡邻，而且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司马炎看中了他，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一天，司马炎亲自召见了李密，他面带微笑地对李密说道：“朕听说你智慧、谋略超乎寻常，是真的吗？”李密见司马炎和颜悦色，心不禁为之一动，答道：“陛下，臣乃平凡之辈，智谋过人实不敢当。”司马炎见他谦和有礼，更觉珍爱，说道：“朕愿重用你，真心真意地重用你，不知意下如何。”李密低头略作沉思，随后他抬起头，望着司马炎说：“臣家有老祖母，年岁已高，臣想陪祖母安度晚年，陛下的恩宠与器重，臣心领了。”
司马炎听后，惋惜地说：“你不仅才智过人，而且‘孝’、‘仁’兼备，朕实在钦佩啊！”李密以尽孝为理由，拒绝司马炎的征召，并且上书了一篇悱恻动人，以至传诵至今的《陈情表》。司马炎便借题发挥，不但嘉其诚，还赐李密奴婢二人，令郡县供养其祖母。等李密的母亲百年后，司马炎又诏令李密做了司马氏家族的老家——河内温县的县令，优宠之情显而易见。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艰辛、动乱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打下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司马炎在所颁诏书中明确指出：“古代虽有象刑之制，但人们并不触犯它，今天虽具参第之法，可奸邪之事不绝。德与刑相去何远！先帝同情百姓的狱事，故命群臣考正黄章刑法。为永保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五道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司马炎的这些政策赢得了人心，也使西晋走上了国强民富的道路。司马炎尽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贤明的君主，这就是对内严于律己，对外力求公正。
司马炎提倡节俭，带头拿出御府中的珠玉宝物，颁赐给臣下。有关部门提出请建七庙，司马炎考虑再三，觉得役使太重太繁，没有批准。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在安置司马昭后事时，他下诏说：“虞舜死后葬于苍梧，但不影响农事耕作，夏禹死后葬于成纪，也不妨碍集市营业。现遵照祖先清简的遗规，陵墓十里之内让百姓居住，并且停止一切烦扰之事。”在这之后，他又下令禁止雕文绮组之物，而对于朝廷中一些人为了讨好他所作的奢侈之举，更是断然拒绝。
有一次，司马炎病愈后，一些大臣为之祝福，他便下诏说：“每当想到瘟疫造成的死亡，我便怆然泪下，作为一国之主，朕岂能为了自己而忘记百姓的痛苦？所有献礼者都必须严加杜绝。”
公元278年，太医司马程据向司马炎献雉头裘，他不但没有接受，还将之焚烧于殿前，并下令：内外敢有犯者罪之。所有这些，对自魏以来积重难返的奢侈之风，也许起不到根本的扭转作用，但同那些在国家正处在艰难时期，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不断雪上添霜、火上加油的昏君来说，也算是一种明智之举了。
至于公正待人，在司马炎早期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的。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他在一份诏书中强调：“地方官吏必须忠于自己的职守，经常考察民情。对于好学笃道，孝悌忠信的清白之士，应竭力举荐，对于违背伦常的不法之人，则应依法惩处。”太常丞许奇为人有才略，而其父则因犯法而被司马昭所杀。有一次，司马炎到太庙祭祀，许奇也在场。一些大臣担心司马炎会遭不测，建议不让许奇接近左右，司马炎不但不允，还称赞许奇的才华，并提拔他做了祠部郎。还有一次，司马炎在和右将军皇甫陶讨论政事时，发生了争执，散骑常侍郑徽为了讨好司马炎，上表要求治皇甫陶不敬之罪。但司马炎却说：“我忧虑的是听不到忠谏之言，而现在郑徽越职妄奏，这不是我的意旨。”结果，皇甫陶没有获罪，郑徽却被免官。
灭吴未竟痛失爱将
正当司马炎励精图治，西晋的国威蒸蒸日上的时候，东吴却如日薄西山，处处表现出倾颓的趋势。吴王孙皓乖戾、残忍、荒淫的本性在绝望的环境中向病态发展，把东吴这辆摇摇欲坠的破烂马车又向死亡驱进了一步。
孙皓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强行规定，大臣的女儿必须先充实他的后宫，落选者才可以出嫁。为此，中书令贺邵曾加以劝阻，但对已经完全失去良知、灭绝人性的昏君孙皓来说，忠言不但不能恢复他的理智，反而萌发了他的杀机，结果，他用烧红的锯条锯下了贺邵的人头。而对于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他更是视若仇敌。尚书熊睦见孙皓为人过于残暴，要他宽以待人，孙皓便用铁环猛打熊睦，直至身死。不仅如此，孙皓有时还人为地制造一些悲剧，以他人的痛苦和生命来满足变态的心理，他经常故意把大臣们灌得烂醉，使他们在酒精麻醉的情况下说出真话，然后定罪，并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所用刑罚更是凶狠残暴，令人发指，如剥面皮、砍双足、挖眼珠。面对孙皓那顶用人血染红的皇冠，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在这种情势下，虽有一些有志之士力挽狂澜，竭力支撑，但无奈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国家的状况还是一天天地衰败下来。在这种情势下，孙皓的昏庸也更衬托出司马炎的开明，处在痛苦与黑暗中的东吴人开始向西晋寻求寄托，一些将领率众倒戈，投降西晋。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激发了晋人灭吴的欲望，于是，一时之间，灭吴成了朝野人士议论的话题。
对于权力欲十分强烈、不甘寂寞与平庸的司马炎来说，祖父给他留的遗业，已不能满足他日益高涨的政治欲望，他需要的是更加广阔的疆土和大一统的局面，以驰骋他的雄心。但他又清楚地知道，孙皓虽然昏聩，可东吴毕竟是一个立国几十年，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牢固根基的国家——甚至当晋军已兵临石头城下，它还有大小军用船只5000余艘，粮食250万斛，将士十万多人——显然，这是一个虽然孱弱，却不容忽视的对手，如果在策略上稍有失误，便会功败垂成。因此，虽然朝野的灭吴呼声日益增高，但司马炎始终未轻易许诺。一直到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他才派尚书左仆射羊祜到晋吴交界地，当时的重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与吴国对峙，从而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
司马炎可谓慧眼独具，一下子就抓住了一个合适的人选。羊祜在人格和才略上都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物，更是一个卓有谋略的军事家。他少年时代就以清德着称于世，司马炎受禅后，即以佐命之功，进位中军将军。镇边后更谨慎从事，力尽职守，不负众望。
羊祜到荆州之后，一方面立即占领要害之处和膏腴之地，使吴军在军事与物资上都处于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实行屯田，为日后的军事行动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羊祜上任伊始，军中几无现粮，可到十年以后，仓内已有十年的积蓄。在此基础上，羊祜又采取攻心战，取得吴人的信任，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对晋的亲切感与对吴的疏离感。他每次与吴人交战，总要等到日出，从不作掩袭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