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坚壁挫锐，这是杜佑在《通典》中为他总结出来的。在浅水原一战，就用这种战术挫败了刘武周。内容主要是坚壁对垒，搞持久战，拖住敌军，然后寻机歼敌。
第二，准确利用骑兵，在敌后反击。在两军相持的时候，由精锐骑兵猛冲敌阵，特别是在敌人败退时，用骑兵火速追击，力求全歼，不给敌人喘息休整的机会。在虎牢之战中，大战正酣时，李世民率领秦叔宝等大将在敌阵后突然猛攻，高举旗帜来回冲杀，窦建德军一见，立刻溃不成军。
第三，勇追穷寇。在追击宋金刚军时，李世民日夜行军200里，将士疲惫不堪，连总管刘弘基也劝休整之后再追击，李世民却说：“乘胜逐之，破竹之义也。”接着继续追击，又大破敌军。如果自己休整，就等于给了敌军逃跑的时间，给以后攻城留下后患。
第四，亲自侦察，部署作战计划。李世民每次作战都要亲自到前沿侦察，深入到敌营附近，获取真实的情报。有一次，李世民被王世充的骑兵包围，等突围回来时，尘土蒙了一脸，连卫兵都认不出他来了，正想阻止，李世民将甲胄脱了下来，这才认清是谁。和窦建德决战时所使用的牧马之计便是在实地侦察之后部署的计划。
其他方面的经验也有很多，特别是作战时身先士卒，休息时与将士同吃同行、同甘共苦，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这对于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在追击宋金刚军夜宿时，李世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甲胄也有三天没有解了。将士都很疲劳饥饿，但当时只有一只羊，李世民和将士们同吃，将士感恩不已，在追击时个个争先。
李世民统一全国的卓着功绩，使他的威望日益增加，权力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都在迅速增长。他不但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位居宰相之职，这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除此之外，李世民还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文武具备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逐渐产生了觊觎帝位的野心。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图谋变得更加强烈、迫切起来。
李世民显赫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引起了他的哥哥皇太子李建成的妒忌，同时也使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李建成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东宫集团，俩人合谋对付李世民。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李世民与太子建成的争权活动也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
公元624年6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牵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听从李元吉和后妃的话，改了主意，这无异加剧了兄弟之间的争夺。公元626年，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流血政变的发生在所难免。
有一天夜里，李建成请李世民去饮酒。他在酒里偷偷放了毒药，李世民喝下去以后，心痛剧烈，吐了好多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更加紧了行动，他们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想借父亲的手杀了他，于是他们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
而就在兄弟们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已经到来。李建成便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他，而李渊也同意了。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李世民得知这个机密消息后，手下的几个亲信都劝他抢先动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绝后患，李世民答应了。
6月3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的阴谋，还趁机告发他们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并没有将希望寄托在父亲的处理上，因为先前父亲总是偏袒他们，他果断部署了行动计划。
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她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不会出什么意外。
6月4日清晨，李世民命属将伏兵于长安宫城北门口即玄武门，而此前他已成功地收买了李建成的将领——玄武门守将，而被蒙在鼓里的李建成还认为守城门的是自己的属将，所以就放心大胆地和李元吉去上朝。可是等他俩走到临湖殿时，发觉守门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属下，感到不妙，就立刻掉转马头往回走。这时候，李世民骑马赶来，李元吉立刻拉弓向李世民连射了三箭，但都没射中。而武艺高强的李世民拉开弓箭，“嗖”地一下就把李建成射下马来，然后再补上一刀，杀死了他。李世民的部将赶上去，把李元吉也射下了马，砍死。
这时候，李渊正在太极宫的湖里划船，李世民的部下跑来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经被秦王杀死，李渊只好下诏平息了两派的激战，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个月以后，也就是公元626年8月，李渊自称太上皇，让李世民做了皇帝，史称唐太宗。李世民这年27岁。次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从此李世民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
知人善任从谏如流
李世民即位以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世民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时的宰相班子，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由温彦博、王硅、魏征、戴胄、侯君集等人所组成的最高决策集团。这个集团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为李世民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唐朝初年，承袭魏晋以来崇武轻儒的风气，官吏大都由武将充任，这些人是有功之臣，但却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李世民认为，要实现天下大治，就必须选拔大批真正懂得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实各级政权机构。因此，他把举贤荐能、广罗人才视为头等大事，处处留心和访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提拔重用。而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则加以严厉批评。
李世民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如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李世民赏识。
李世民选拔人才“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的标准就是“惟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他都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玄武门政变后，东宫集团想谋害李世民的有数百人，但李世民不计较恩怨，把这些人引为自己的左右，量才加以重用。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硅、韦挺等人，都是被李世民大胆重用而成为贞观名臣的。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李世民也不滥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
有一次，李世民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并且说：“有不合适的，请提出来吧。”李世民的叔父李神通打了许多仗，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可一听名单上把自己排在后面，就不服气地大声说：“当初，我首先起兵响应您，东征西杀。可您怎么把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后面了？他们有什么功劳？不过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写写画画嘛！”
李世民笑了，说：“叔父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天下，论功劳，应当排在您的前面。您虽然是我的至亲，我可不能以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
大臣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升官的，不免有些怨言。”李世民说：“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干的，就要升官；旧人没有才干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呢？”
长孙无忌是李世民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大舅子（皇后长孙氏的哥哥），有才干又有大功，李世民就任命他作了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对李世民说：“我作了皇后，已经够出风头的了，你就别让我哥哥当那么大的官，免得……”“不，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李世民坚持让长孙无忌当了宰相。
李世民用人既注重才能，也十分重视德行，特别是地方官的选拔，尤其重视德才兼备，他认为这些人是亲民之官，掌握着百姓的安乐。李世民下诏规定，县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刺史则由自己亲自选任。为做好选任刺史的工作，李世民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内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升迁和赏罚。同时还规定，地方官每年年终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依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李世民还沿用并且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一般知识分子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以后，原来是官吏的可以升迁，不是官吏的由吏部授以官职。
李世民谨记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告诫，特别注意虚怀纳谏。为了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李世民还从制度上做了许多改革。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讨论议决，然后由皇帝批准颁行。在一般政事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检查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述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据理力争，不能马虎从事。这些措施避免了权臣专权和君主独裁现象的发生，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确和恰当，为开创贞观时期君主虚心纳谏和臣下鲠议直言的一代新风创造了条件。
为了达到求谏的目的，李世民还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二是重赏敢于进谏的官吏。同时李世民还要求大臣们从各个方面直言进谏，不要放过小事。由于李世民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使朝廷中涌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着名的有魏征、王硅、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着名的有马周、刘泊、褚遂良等。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起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魏征。
魏征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后，得到李世民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给事中、尚书右丞、秘书监等职，位列宰相，他前后共向李世民进谏了200多件事，大多数都被太宗采纳，对贞观前期的政治起了重要的影响。魏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李世民大发雷霆，魏征也神色不移，毫不退缩。因此，李世民既喜欢他又害怕他。
公元642年，魏征染病卧床，李世民前去探望，见魏征瘦骨嶙峋的样子，心中非常难过。李世民长着一脸好看的胡须，他平时非常爱护自己的胡须，可是当他听说胡须烧成灰泡水喝可以治魏征的病时，便马上剪下自己的胡须为魏征治病。他见魏征住的极其简陋，马上将自己修宫殿的材料运来，给魏征修建了一座府邸。看着魏征不行了，李世民把已许配给魏征儿子的女儿带到魏征的病床前，对魏征说：“你为了朝廷竭尽心力，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你就睁开眼睛看看你未来的儿媳吧！”
李世民把魏征看做最好的谏臣，魏征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魏征死后，李世民十分痛心，无限感慨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慎刑宽法贞观大治
领导集团顺利组成之后，李世民又和大臣们共同总结了隋朝的灭亡教训。对于隋朝的兴亡，李世民是亲眼所见，有亲身体会的。在他眼里，隋朝本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帝国，经济实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炀帝才能有条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请他们来，还用上等的物质生活招待，最后还赏赐很多财物。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够50年用的，但隋炀帝仅仅用了10多年的时间就使这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帝国分崩离析，自己也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