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某人让在保护中国地质力量的斗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李春昱去东北当地质矿产调查队队长时，这位一生容不得别人在他眼里掺沙子的著名科学家，当着领导的面把聘书扔在地上。这样的人在政治运动到来时，自然投有什么好果子吃。在“反右”时，李春昱也戴了顶右派帽子。“文革”中，他被发配到陕西白水县本从图公社劳动改造。老先生很天真，以为要终老田畴了，便把夫妇俩补发的6300元钱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公家。有人问起他何以出此义举时，他据实相告：“到地里干活，要那么多钱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瞧。一个书卷气十足的老头儿。
书卷气十足的不仅仅是李春昱一个人。黄汲清是，“老夫于”章鸿钊足，被迫害至死的谢家荣、盂宪民是，还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其他诸多科学大师，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充满丁旧时代的郡种书卷气。其集中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上的坦诚，追求事业七的执著，对待自我的严律，以及生活上的简朴廉洁。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这些大师中间，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这些方面所体现的道德风尚和人格力量，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和太多让你肃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一次踏进黄汲清大师的家采访，他的儿子将我领到里面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子里有一张高低床，床的左边是一个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黄里发红的三门柜，右边是一张普通的三屉写字桌。除此，还有放在床的下端贴墙处一个五十年代流行的旧五屉柜和斜支在旮旯的一个放着不少书籍与资料的书架。歼始我以为这是大师家一间闲置着的佣人小卧室，后来主人告诉我这就是大师的起居室。当时我很惊诧。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位部长级待遇的大科学家、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住的地方。平日垦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干部的房间都绝不会是这种蹩脚的家具呀！
后来大师的小儿子告诉了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惊。他说，他父亲90岁生日（1994年）时，来了一些亲朋好友，老头子很要面子，想找家烤鸭店请一顿饭。可老伴半天不吱声。黄汲清急了，问怎么回事？老伴告诉他手头就剩二百多块钱，上一次馆子还不得千把块！黄汲清再也没有吱声。后来还是女儿和大儿子回来解了围：自己动手，在家里弄了一桌饭。大师的小儿子告诉我，他在美国T作还算可以，姐蛆和哥哥家的生活并不算宽裕。父亲身边除了老伴，还有一个孙儿和保姆，平时家里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开支全得靠当院士的父亲那份一千二百来元的工资。在八十年代初，父亲的工资六百来元，后来是八百来元，那时还能对付。到九十年代后，他的工作加院士补贴长到‘千二百元，可抠着花还是月月空。黄汲清有不少弟子，过去几十年里，只要到他家，就甭客气，逢吃饭就坐下吃，吃了就抹抹嘴走人。可越到后来特别是近几年，他的弟子心里不好受：留下吃一顿就等于添恩师一份愁呀！这几年社会上流行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会”、“研讨会”等等，黄汲清是国内外有名望的大科学家，所以请他当什么评委、名誉主席的多了去。明白人都清楚，这些都不是白当的，只要去会场上坐一下，露个面，或者根本不用去，电话里应一声，别人就会送上少则二三百元，多则几千元！（听说个别院士现在就靠这个发财，因而被人戏称“评审院士”）黄汲清不干，他找来助手，说：给找在报纸上发个声明，凡是这一类东西，我一律不参加！助手告诉他说这样的声明报上不好发。他就说：那你就告诉所有来函来电的邀请者，我黄汲清绝不当“评审院士”。助手照办了。可经常到大师家的助手，知道大师家的生活窘境，有时想说服他适当的参加一些不是。蒙人“wJ评审会。大师一昕就摇头摆手，说我也不是反对专家去参加评审工作，可是～拿人家的钱物，你心气就短了，心气一短体说话谈意见就会受影响，最后评审出来的东西就会不真实，就会误人误事误国家呀！从此助手再也不提了，而大师的生活依旧那样清贫窘困。八十年代，在大学教授和有名声的专家中流行当“博导”（博士研究生导师）。这“博导”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且还根据你所带的人数给予待遇呢！于是有人一下就带几个、甚至十几个的。论黄汲清的资格，当“博导”的博导都不成问题。本来嘛，他的许多学生此时早就是“博导”了。可大师就是不愿带。他说：“过去师傅带徒弟都是单传，最多带两个，这才能严师出高徒。一下于让那么多年轻人到你身边，你一个星期上不了两隹课，这不是不负责任嘛。我不干。再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跑不了野外，哪能光用书本上的东西教学生呢？”在大师去世前两个多月的今年1月12日，他要出席在中南海隆重举行的“何梁何利奖”颁奖会。这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奖，颁奖者足李鹏总理。临出家门时，人师有些发愁，因为他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后来，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第一位走向颁奖台的黄汲清，穿的是一件黄里发白的旧羽绒大衣。这是儿媳在好儿年前给他买的。一百万港币的奖金拿到手时，“何梁何利奖”出资人中的一位女士悄悄走过来对黄汲清说：“这钱不算多，老先生您拿着它享享福吧！”大师当时一笑，没有说话。转头回到争位，就把这‘百万元奖金拿了出来，设了一个“黄汲清地质学奖励基金”。
在找为大师这样为国家、为世界科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竟因生活的贫苦而不平与惊叹时，我更为他及他好友的那种书卷气感到由衷的崇敬。在我们今天的芸芸众生中，这种很可爱其实也很珍贵的书卷气是否太少了！当人与人之间发展到除了金钱便～切换取不回的时候，是否也兆示着社会的基本人伦与民族美德开始进入沦丧的危险境地！
我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熟读四书五经，也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沿着四书五经所规范的道德与哲学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不过，有一点我似乎已从他们的身上悟出：凡是太多书卷气的人，凭着他们刚正不阿和天真的性格，一旦遇上小人和政治的时代，吃亏便是他们无可逃避的现实。
怀着对新社会和对共产党的那种渴望与敬佩的心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崭新时代的黄汲清等一批科学知识分子，他们对一些过去未曾经历的新事物，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陌生、不安和恐惧，那就是政治和阶级斗争。
李春昱、谢家荣（还可以列出一批知名人物），他们凭着自己的性格，敢说敢做，最后必然导致了自己不堪回首的命运。要我看来是他们都太不懂得政治。
政治是什么？词典里有两种解释：一为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一为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
我想，大师们都是从蒋介石反动政治统治下走过来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两种随手可以在词典中翻到的名词解释。不过，很明显他们对后面的“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目的”那句话缺乏深刻理会。要不然也不至于最后导致在政治斗争中（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并非是政治缘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比政治隐晦得多的原因）毁灭自己或毁灭自己的学术思想。
在解放后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地学界的大师们真正尝到了以阶级斗争力纲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黄汲清、谢家荣、还有李春昱等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被划人“右”的一类，纷纷从政坛和科坛上落马。
之后，围绕谁是大庆油田真正发现者的名利之争开始。紧接着，便是“资产阶级反动阵营”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你死我活交锋的“文革”运动开始了。那时，地学界的“革命”学术权威，在发现大庆油田的卓越功绩奠基下，如同太阳一样光芒四射。而“革命”学术权威的对立面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此时已老的老，死的死，“溃不成兵”。黄汲清在此时此刻便被“光荣”地推举为这～阵营的统帅人物。他的地位，他的名望，尤其是他的大地构造理论，正好是从苏联引进的修正主义加资产阶级的洋货。他当这个角色在革命派看来，是再合适不过r。黄汲清的“运气”从此来了，他还没有来得及从大庆油田是谁发现的一局疑五中抬起头来，那轰头砸脑的天庭巨雷，如鼓点般地向他袭来……他被打倒了，批臭了，扔进了地下狱室。后来又一脚踢出北京，遣送到江西峡江的一个农场。他不仅被剥夺了工作与科研的权利，而且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不给。
那时大师已经65岁，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使他瘦得不像人样。为了保证夫君能有口气活下去而同往农场的老伴，一次偷偷从农民家买得一只鸡，想给大师补一补。谁知被人发现。造反派派去的管教干部指着大师的鼻尖骂：“体这个老资产阶级府朽，怎么，想补好身子跟我们无产阶级作斗争？哼，看我给你补。”那人把煮好的一盆鸡踢倒在地，．把揪住黄汲清的后背，直拖到批斗会上……“～只不用力气就可以推倒的死毫虎。”数月后，北京米了—位“造反派”头头，他跑到农场猪棚，见连个水捅都费劲提起来的黄汲清，以胜利者的姿态，哈哈大笑起来。
以黄汲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技术人员”，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清理出地质队伍。
黄汲清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几乎全部被下放劳动。他的大地构造研究室等一批机构被撤消。
更严重的是，几代人苦心经营起来的中国地质教育单位由于设立和培养的都是“黄汲清资产阶级”式的专业课程而被停课、下放、撤消。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有两个校址，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武汉，就是在“文革”时，上面一声令下，把学校的教师、器材、研究机构统统赶出北京，先迁至湖南石门，后又移至湖北江陵，最后才迁到武汉市。一个拥有上万人的名牌大学，经得如此折腾，真可谓“文革”一大奇观。代表“红色”革命势力的人要的就是这样，不然黄汲清他们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徒子徒孙们的阴魂散不掉。
地质队的状况更荒谬了。不管你过去和现在是干什么的，你都必须学习和反复学习地质力学。江西有个物探队的技术干部说我从事电测工作学地质力学干吗用？上面的人回答他：“地质力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地质领域的具体化，你不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还想用黄汲清那一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啊！”更为可笑的，有人竞将什么“地质工程师布钻孔，孔孔落空；老贫农布孔，孔孔见煤”一类话编成“经验”，在报刊上大吹特吹……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时光已经移至1971年。
这一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鼓动了数载“四海翻腾云水怒”的毛泽东，显得异常疲劳。他的“最亲密战友”野心家林彪一直在盘算如何解决“B-52”（林立果谋反分子对毛泽东的代称-笔者注），以登上国家主席宝座。儿个月后，林彪彻底背叛，最后摔死在蒙古乌兰巴托以东的沙漠里。
毛泽东万分沮丧地低下头颅。他自然顾不及他那亲自树起的大庆、大寨等“红旗”，此刻他最关心的是如何抓好林彪一直控制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1971年4月29日。北京医院急救手术室一位虚弱的老人在被胸部剧烈的疼痛折磨中，缓缓抬起眼皮，想说什么，又没有说什么就闭上了双眼……一代名流李四光，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在痛苦的手术台上度过的。
李四光是在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突然病逝的。当时，外界人特别是地学界谁都没有猜想到，连他本人也自称“至少还能活六七年”。
但他死了，死得很突然，也很平静。
然而，在当时的外界社会里依然不平静，地学界的学术与政治上的斗争依然充满着火药味。
拿于对李四光的个人评价，在地学界后来众说纷纭。而我以为在李四光去世十二年后，另一位八十多高龄的著名地质学家芦赞勋，在已知自己生命行将结束时，回首地学界往事，写下了一首“无题”七律旧体诗，很让人回味！章丁翁李四大家；万人敬仰章夫子；一分为二是规律；四人评价不定案；名列第四李四光；前尊后敬我有变；今后地质遗响大；勘乱战犯脚下踌；评人不要简单化；妄想地质向前踌；建国前后不一样；不知同行怎样讲；芦赞勋也算星除章、丁、翁、李之后中国地学界元老了。建国后，李四光为官的第一个副手就是他，当时尹赞勋出任中国地质工作汁划指导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来他当过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等职。老先生一生耿直，从不这个派那个派，因而他对李四光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