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杀放生之举是中国佛教的传统习俗，也是居士佛教经常参与的宗教实践活动。这种宗教性较强的行为也许会被非宗教人士所诟病，斥其为“伪善”，或者反问为何不用这些动物来救济处于饥饿边缘的灾民。但是，深信佛教因果法则的虔诚居士们则真诚地坚信，通过放生可以消除由自己或众生过去所造成的种种“恶业”，从而获得种种善报与社会祥和，而这正是当时灾害与战乱不断的中国社会所最需要做的首善之举。这种理念，诚如“放生宏法基金会”成立之“缘起文”所说：“夫大悲之化，救厄为端；弘誓之心，济生为本。众生何咎，岂堪枉间其刑残；含识无辜，忍令横遭于菹醢。况怨魂之不断，即苦报之相寻；欲止戾以致祥，必全生而救死。是以，仁者以远杀为戒，菩萨以慈悲为怀。戒杀放生之善举，实吾人植德造福之要务也。”参见《上海佛学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五、六届报告书》，第30页；另参孟令兵：《老上海文化奇葩——上海佛学书局》，第46页。若从慈善而言，“戒杀放生”在主观上确有助于人们在内心中孕育培养“慈悲向善”的情怀，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生态伦理的建设。当今之时，佛教的“放生”习俗通过恰当的现代诠释，也能对环境保护与生态多样性的维护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面向社区的慈善服务：施医、施药、施茶、施粥、施材
民国期间，上海不仅存在大量从各地涌入的难民，而且还存在为数众多缺乏稳定收入来源，需要靠社会救济维持最低生活的居民群体——城市贫民。这些贫民不仅无钱治病，甚至衣食也成为问题，因此急需面向社区的慈善救济。据1931年上海市关于霍乱流行的报告中，提到当年华界患者286人，死亡30人；公共租界患者96人，死亡10人；法租界患者2人，死亡2人。其中，华界286名患者均未注射预防针，且华界患者的经济状况分别是：贫困者276人，中等收入者11人，富人无一患者。引自熊月之主编，罗苏文、宋钻友著：《上海通史·民国社会》，第87页。民国期间上海的众多慈善团体都具有施医、施药、施衣、施粥、施材等社区慈善服务内容，居士佛教组织也将这些服务形式纳入自己的慈善范围之中。“上海佛教净业社”和“世界佛教居士林”都在多个地点专门设立了施医、施材和施衣、施米处，经常性地提供一些社区服务。1927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在其林址沿街街市设立了施诊给药处，惠及社区贫民，1930年夏，又在新林所大殿前面再造7间平房，中间设大门，左侧为佛学书局总发行所，右侧作为施医、施材、宣讲、读经之用。当时聘请的医生分两种，一种是特聘的专门医生，一种是聘请的义务医生。收费情况也分两种，一是全部免费，一是减免部分费用。居士林专门设置的施诊给药处一般费用全免，其所需费用由各方捐助维持；义务施诊给药点凭居士林出具的介绍信可获得半价或全免的待遇。居士林施诊给药处刚成立时，主任为沈润秋居士，特聘医生有内科、外科、儿科三人，聘请的义务医生有中西医10余人。这些带有慈善性质的义务施诊给药点，分布在上海的不同街道，如下表所示。
表10世界佛教居士林聘请的义务医生及其施诊给药点分布示意图该表为笔者依据相关资料绘制而成，参见《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第60页。
医生姓名所属科别行医具体地址
黄宝忠内外科北浙江路宁安坊
吴彝珠西医西成都路威海街路口
陆顺宝专治癞子头四马路547号得胜唱机公司内
姚惠安内幼科闸北大统路永祥里6号
葛谦儒妇孺科南成都路威海路街路口
徐丽洲痧痘科老闸桥北新小菜场对面
李冠申内外科闸北国庆路益兴里隔壁
丁福保内科梅白克路121号医学书局
任农轩推拿、痧痘科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对面福源里1号
张尔梅内外科南阳桥新乐里2号北福建路新唐家弄钱江公学内
叶鉴清内外科厦门路尊德里22号
由上表可知，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施医施药点已经分布到上海的不少街区。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施医施药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基本上已进入到常态化，并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前来就诊的贫病者人数也逐渐增多。据统计，1929—1931年中，居士林共施医给药13805人次，其中1929年2365人次，1930年5437人次，1931年6003人次。参见《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第60—61页的统计表。而到了1934年，1—3月施医挂号的人数就有756人，6月份一个月就达到744人，7—9月即达到3093人。
净业社在其社里设置了施医施药处，聘请了中西医，并于每日上午10时到下午3时坐堂问诊。费用方面，规定：酌情收取号金或免除号金。就诊病人需用药品除本部酌备外科用药数种外，均应自向药铺购买；如实在无力购买者，或由本部随时给发，或由本部给予免收药资凭证向本部指定药铺照方领药。实在无钱看病的贫苦求医者可完全免费。此外，净业社还办理常年施药事宜，净业社慈善部制定的《佛教净业社慈善简章》规定：每逢夏令，酌送各种暑药；凡施送中西药品时，须由本部主任于药方上加盖小章，以昭郑重；施送中西医药品之医方，需备两联单，并编定号数，一联交病人持向本部指定之药铺领取药品，一联归本部存根。每逢月底由药铺开具发票，注明某药号及药资数目向本部算取价钱。参见《净业月刊》第11期，1927年3月，第417—419页。据《净业社第一届征信录》报告称：“丁卯年（1927）施诊6217人，施医4121人，计划药价洋1520元，西药价洋259元。外种末药360元，药膏暑天急救各种药品77元。”《净业社第一届征信录》，第2页。
“佛教同仁会”自成立后，就设有施诊所，为贫病者施医给药。1941年7月12日，该会又在南市另设佛教施诊所，全日施医给药，常年无间断。1943年起，再在金家巷设立施诊所，每年夏季开办，聘请内外科医师4人，平均每日前来就诊者达150人以上。秋季结束后，其他救急药品、时效单方等，均长期施送。此外，上海居士还联合沪上的名僧一起创办了“上海佛化医院”，以供养僧人、优待居士、救济贫病者、普利大众为宗旨。该医院成立于1936年12月，创办人为陈其昌居士，赞助者有印光、圆瑛、宝静、李觐丹、江易园、聂云台等。该院地址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口的乐善堂旧址。1936年16日开幕。院内设有内、外、妇、眼、喉、肺痨、戒烟、针灸、按摩等9个科。该院无论门诊、出诊，都只收挂号费。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320—324页。
施粥、施米、施茶、施衣、施材也是民国上海各慈善组织的普遍形式，居士佛教慈善组织也大都进行此类形式的慈善救济。净业社慈善部就在其《慈善简章》中规定了施衣、施米、施材的具体措施：“每逢冬令酌派本部事务员调查最为贫苦者酌情给棉衣衣裤。此项棉衣裤或由本部自行购制，随时施送，或向殷实可靠之衣庄，接洽妥协寄存棉衣裤若干套领取。领取凭单若干本义便本部加盖图章，发给贫民凭以向衣庄每逢旬日由该衣庄将已付之棉衣裤原单送部核对。每逢冬令酌备米票，由本部派员查明确系贫民酌量施送。本部对于冬令粥厂或独自设立，或与其他慈善机构合办，或酌量辅助……本部量力备办棺木以便施送。”参见《净业月刊》第11期，1927年3月，第419—420页。据统计，净业社在1926年就发放棉衣数百套，同时还将200多套交闸北慈善会，由他们代为赠送；1926年冬，净业社备款5000元，委托王一亭交沪南慈善会代为购米散发。同时还补助南京、苏州等地的粥厂经费1600元。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199、204页。1927年共施衣891套。《净业社第一届征信录》，第2页。
世界佛教居士林还专门设立了“施材处”，于施材外，兼代办理除了定期施米、施衣、施茶等事项。该处在其创立概况中记述道：“本林鉴于沪上人口繁密，贫苦之家遇有死亡无以为殓者比比皆是。遂于民国十八年（1929）春间筹备施材处，以为救济。当推举陈佐明、王邵平、陈慧根、黄海山、朱石僧、柯振武等组织筹备委员会。至8月正式成立。推定王邵平居士为主任。是年冬，会员加入者数百人，捐款近5000元。每月底由本处编定施材报告单，分发全体会员。每年终，又印征信录一册，以昭大信。是时，本处经费充足，故于施材外复办理施医、施衣、施米、施茶各项事业。”《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第61—62页。该“施材处”还制定了专门的章程，接受各方面的捐款。该处1929—1931年间，用于施材、施衣、施米、施茶情况如下表所示根据《世界佛教居士林成绩报告书》第64页内容整理成此表。：
表11世界佛教居士林部分慈善支出表（1929—1931）
单位：洋元
类别
时间棺材、石灰、
炭屑等施送经办施
医给药经办施
衣施米经办施茶其他慈
善支出合计
1929年6—8日385.94134.89401.32250.501172.65
1930年份1603.96637.87600.0055.16407.333304.32
1931年份1623.141100.00412.413135.55
此外，佛教同仁会自1940年2月起，就设有专门的“施粥处”，发放施粥票。其办法是印制粥票（票面开始为5分、6分，后随物价调整为1元5角，乃至中储券150元），向社会各界善士劝募认购。同时又特约全市热心善举的粥店，作为供应点。全市贫民或流落街头的流浪者，由该会发给粥票（亦可由施主购买后直接施给贫民），然后可持票到粥店吃粥。此举创行后，前后五年，全市得免费吃粥的贫民，总数达千余万人。1940年起，该会还于每年的冬季施送寒衣，均多达千套。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323页。
在佛教的慈善传统中，早在北魏时就有了“僧祇户”、“僧祇粟”、“药藏”、“悲田养病院”等施米、施医制度。但古代寺院的这些慈善活动并不普遍，只像蓄水池一样“俭年出贷，丰年收入”。近代以来，施医、施材、施米、施衣、施茶等，则已成为各大慈善组织中普遍实行的救济形式。究其原因，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遭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天灾与人祸；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分层，少数人通过各种手段掌握了社会大部分财富，而大量下层百姓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艰难维持生存。在此背景下，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难民、灾民、孤儿、流浪者、老年人、儿童、妇孺以及乞丐与无业人员。事实上，这个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政府部门则无力应付。民间慈善组织的施医、施材、施米、施衣、施茶等面向社区的慈善活动，就是针对城市的底层贫困人群，这些慈善活动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促进公共卫生事业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临时性赈灾：跨地域的慈善救灾活动
临时性的赈灾活动，主要是针对突发性灾难而临时进行的赈灾救济活动，这类慈善活动往往具有突发性、跨地区性特点。同时，由于灾情往往比较严重，这类赈灾活动需要不同慈善组织之间的协作与配合。民国期间各地大规模灾害频发，沪上赈灾活动也一波接一波。在上海居士佛教组织尚未正式成立之际，沪上居士们就尽己所能积极投身于赈灾活动之中。如，1917年的顺直大水灾，京、津、冀、鲁、晋受灾严重，近千万灾民流离失所。消息传到上海，沪上居士纷纷展开各种赈灾活动。素以护法居士自居的罗迦陵在哈同花园进行了数次赈灾活动，如，1917年9月“开放爱俪园，以游资助京直水灾义赈会”，同年10月“开放爱俪园，以游资助汴晋湘鲁秦鄂水灾义赈会”。在9月初哈同花园举办的“京直奉水灾义赈筹备会”上，当时的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亲自主持，各大官员悉数到场，而沪上知名居士如王一亭、关絅之、黄涵之等也都前来慷慨解囊。关于这次赈灾活动，哈同花园管家姬觉弥在其《罗迦陵年谱》中特作说明道：“时哈同先生秋痁，会务均由夫人裁定，先后获赈款二十余万元，分解灾区，直隶督军曹锟、奉天督军张作霖、京兆尹王达等均赠额纪念。”夏伯铭：《上海旧事之哈同夫妇》，第161页。
至于1917年的赈灾，沪上居士们还相互联络，与僧界一起组织了“佛教慈悲义赈会”。先是沪上居士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及谛闲、印光等听闻北方大水灾后，即电告时在终南山隐居的高鹤年居士出山共同办理赈灾事宜。对此，高鹤年记述道：“连接谛闲、印光二老及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诸老邮电，云京津水灾严重，各教纷往拯救，惟我教无人，望火速出山，发菩萨心，设法救济云云。余惭再四思维，业重福轻。谛老函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否能救，决定下山一行业。”高鹤年：《名山游访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高鹤年下山后与沪上居士商讨救灾事宜，并在印光、谛闲的协助下成立了“佛教慈悲义赈会”，地址设于玉佛寺，由狄楚青居士总理一切事务，高鹤年分赴各地组织赈灾分会，劝募赈灾。后经过半年多时间，在各地佛教人士的帮助下，募得大量善款。1918年3月，高鹤年受“佛教慈悲义赈会”的委托，亲自前往京津一带实地勘察灾情，发放赈灾款。放赈情形，高鹤年在其《由终南山往京津堪灾放赈回终南略记》一文中记述道：
三月望日，乘海轮抵津，探得新安县最苦，当急施放，旋到北京，略一接洽，复星夜乘车返沪，与诸老商决，恳求冯梦华、魏梅荪二老，转请曹乐均先生，担任查放。往返数次，乃携赈友十余人，一同到京。与冶老商定后，熊（希龄）督办派汪委护送，由保定乘船。曹（乐均）先生谈及放赈是最难办之事，谓“放赈以救命为急，分别受灾轻重之差等，酌量发给票款之多寡，其手续以查灾民户口为第一关键。查户真切，则事事有济；查户含混，则项项虚糜。以救命不救贫为主旨，达到救人须救彻之目的。人既有少壮残疾之差异，赈自有极贫次贫缓急之不同。盖赈款有限，恩难遍施。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只要破除情面，不以公济私，不以缓害急，本诸良心，随即应变，则不均自均。斯得查放之旨矣”。
次日手续办妥，开查时，各县皆来求赈。余复往勘他县。回时，即偕诸友分班施放。诸友皆忍苦耐劳，事必亲躬，而心力交瘁，均染时邪，齐集天津医治。余堪得坝县最苦村庄。冶老及诸友皆病，先行南归，余回津相送。熊秉老邀余与曹君会商，将赈余拨助湖南，余电商诸老允许。余专候坝县查放完毕，乃拟入山休养。高鹤年：《名山游访记》，第1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