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在各国都可以发现头衔、勋章和制服对群体的影响，甚至包括那些个人独立意识最发达的国家。就这一点，我引述一些有关英国享有声望的大人物的记载，出自最近的一本游记。“我发现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下，即使最理智的英国人，只要因为和某位英国贵族沾亲带故或亲眼见到，都会使他们兴奋不已。”“假使一个人的财富能够维持他的地位，他就可以断定自己会受到爱戴，如果能和他交往，人们会欣喜的在他的手下忍受一切。当靠近他时，人们会高兴地面露羞赧，如果他同他们说话了，他们内心抑制不住的喜悦使他们满脸通红，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亮。可以这么说，对贵族的崇敬是他们共有的特征，就像西班牙人热爱舞蹈、德国人痴迷音乐、法国人热衷革命一样。他们对骏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就不那么强烈，因为这些东西带来的满足感与自豪感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有关贵族的书籍随处可见，十分畅销，如同人手一册的《圣经》。”
[19]拿破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声望后，他知道，要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声望，对待自己身边重要的人物就要比对待马夫还不如，这其中包括国民议会里一些知名人士，就连欧洲人对他们都畏惧三分。当时的许多街知巷闻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次国务会议上，拿破仑像对待一个粗野的男仆一样羞辱伯格诺。效果达到了，他走过去说：“喂，笨蛋，找到脑子了吗？”伯格诺，一个个头有鼓乐队队长那么高的家伙，深深地弯下了腰，这个小个子举起手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多么令人兴奋的恩宠啊，这是仁慈的主人常见的举动。”伯格诺这样写道。这些事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声望可以产生多么低劣的陈词滥调。这就解释了为何暴君对其身边的人态度极度轻蔑，因为他只把他们看作“炮灰”。
[20]维也纳《新自由报》，奥地利的一家报纸，曾就德·雷赛的命运作过十分深刻的阐述，其中的观点可谓是心理学上最睿智的见解。因此，我将此引述如下：“在斐迪南·德·雷赛定罪之后，人们无权再对哥伦布悲惨的结局感到惊讶。如果德·雷赛是个骗子，那么所有高尚的幻想都是犯罪。远古的岁月会为德·雷赛戴上荣耀的光环，让他饮下奥林匹斯山的甘露，因为他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完成了使万物更加完美的著作。上诉法院庭长因为将德·雷赛定罪而成为不朽的人物，因为每个民族都需要一些有声望的人，他们不怕有损当代的声望而把罪名扣在一位为当代人争光的老人身上。”“在大胆创举被憎恶的官僚统治下，不要大谈未来不可动摇的正义。民族需要敢于冒险的勇士，他们自信满满并不计个人安危，克服一切困难。天才不会小心翼翼，这样是无法扩大人类活动领域的。”“斐迪南·德·雷赛尝过胜利的喜悦和挫败的辛酸——苏伊士和巴拿马。这一点上成功的道德观让他感到厌恶。当德·雷赛成功地连接起两个海洋时，各国君主和不同民族都向他表示敬意。而如今，当他在安第斯山脉的岩石前失败了，他便只是个粗俗的骗子。在这个结局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官员和雇员们的不满，他们利用刑法对那些卓尔不群的人施以报复。当现代立法者面对人类天才的种种崇高思想时，常常左右为难，而民众对这些思想更是知之甚少。对于一个大律师而言，证明斯坦利是个杀人犯，德·雷赛是个骗子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21]野蛮，是从哲学角度来说的。实际上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在1500年的时间里，让人们得以一窥无数令人痴迷的梦想与希望，而他对此并无兴趣。
[22]译者注：这些评论请参阅法国报刊。
[23]从这一角度看，法国官方认可的历史教授写的一些文章显得十分奇特。他们同样证明了法国现行大学教育制度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这里我摘用索邦神学院历史教授兰姆波特《法国大革命》书中两段话引以为证：“攻占巴士底狱不仅是法国历史，也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在世界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关于罗伯斯庇尔，我们惊讶地看到：“他的独裁统治更多的是建立在舆论、劝说和道德威信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由品德高尚者掌握的教皇权位。”
[24]顺便一说的是，陪审团本能地将罪行分为威胁社会和不威胁社会两种，这种划分是有好处的而且并非有失公正。刑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的破坏，而不是为了报复。而法国的法规，尤其在所有地方官的思想中仍深深充满了原始法律的复仇精神，“vindicte”一词（“起诉”，源自拉丁语“vindicta”——复仇）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地方官的这种倾向，可以在其多数人拒绝使用“贝朗热法”行为中得到证明。该法允许被判刑的人不用服刑，除非他再次犯案。统计数字已经证明，每个地方官都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初犯者受到惩罚后一定会导致他再次犯案。当法官释放了一名判刑人员，对他们而言社会没有施行报复。他们不愿如此，而是宁可要一个危险的惯犯。
[25]实际上，地方法官是唯一行动不受控制的行政官员。尽管经过了多次革命的洗礼，民主法国并不拥有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人身保护权。我们消灭了所有专制者，可是却在每座城市设立了一位可以随意处置市民荣誉与自由的地方法官。无足轻重的检察官（在英国没有类似的官职设置），他们是些刚从大学毕业的新人，拥有着令人厌恶的权力，他们无需向任何人交代，仅凭自己的猜测就可以将声名显赫的人物送入监狱。他们能以调查为由，将这些人关押半年甚至一年，最后毫无补偿或说明又将其释放。在法国，司法许可证就像国王的敕令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这种权利只有身居高位的人才可以使用，因此受到过公正的指责；而司法许可证却是掌握在全体市民手中的利器，而市民远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开明、独立。
[26]无论委员会的名称是什么，社团、联合组织或是其他，大概都包含了群体力量形成的最可怕的危险。事实上他们无比冷漠，因此是最具压迫的专制形式。委员会领袖是代表集体发言并做出行动的，因此他们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即使最残暴的专制者也不曾想过会拥有革命委员会的取缔权。巴拉斯曾宣布，他们要对国民公会进行大刀阔斧的人员改革，随意裁减议员。只要罗伯斯庇尔还能代表他们发言，他就能继续行使绝对权力。当这个可怕的独裁者出于傲慢而远离他们时，这种绝对权力便消失了。群体统治与委员会的统治一样，都是群体领袖的统治。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严酷的专制。
[27]以下是一位英国资深议员的看法，无疑他适用于那些事先持有的坚定且不会因选举需要而改变的意见。他表示：“在威斯敏斯特议会的50年里，我听了上千次的演说，却没有几个可以改变我的观点，而能使我改变投票的则一个也没有。”
[28]克列蒙梭——译者注。
[29]1895年4月6日，该期《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值得玩味的评论，其中提供了仅仅出于竞选目的而造成铺设铁路的花费数据。为了把朗盖耶（一个有着3000居民的山区小镇）和普伊连接起来，投票通过建立一条耗资1500万法郎的铁路。博蒙特（3500名居民）至卡斯特尔萨拉金段铁路耗资700万，奥斯特（523名居民）至塞克（1200名居民）段铁路耗资700万，普拉德至奥莱特村（747名居民）段铁路耗资600万，等等。仅1895年，就投票通过了9千万法郎用于地方铁路筑造。还有一些同样出于选举目的考虑，而变得同样重要的开支。根据财政部长所言，工人养老金法律条款的制定将会带来每年至少1.65亿的财政支出；而院士利莱·博利厄认为会这个数字会达到8亿。显然，这种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一定会走向破产。许多欧洲国家如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已经出现了这种局面；另一些国家如意大利也将步其后尘。自从各个国家的民众已经不断答应缩减其80%的优惠券金额开始，这类情况的预警信号一直很多而不会没有察觉。在允许财政平衡的独特环境下，破产是很难立刻将其恢复的。此外，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全球性分崩离析的时代，战争、社会主义和经济矛盾为我们预备了大量的潜在灾难，对无法掌控的明天无需太过担忧，我们必须做的就是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