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请求发出后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张旭很焦急的等待着,希望下一秒可以有一个人可以给他一个回复,时间漫长的很。在最初的几分钟,黑幕号的世界里只剩下了等待。
张旭渐渐的皱起了眉头,他知道整个舰群可能等不起了,在困难面前,是要有人能够提出解决方法的。他认为,集体的力量大于个人,思想汇聚在一起就是智慧了。他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如果是在长征基地的话完全没有错的,在地球上也是没有错的,再大一点,在太阳系内也全然没有错的。但如果再大起来,例如像遥远的不可及的距离下,或是在在百年间的星际航行中,这却从头至尾的错的离谱。
这源于他忘记的一个事情,不,亦或是他从未发觉到的——宇宙从不允许集体的存在。
他记得在很多年前,张旭从遥远的金星完成任务回来,看过布满天际的碎片游荡在冰冷的真空中后,他第一次问了李常一个问题:“太空中为什么不能有名字?”
李常当时没有回答他,但他很快就知道了——太空不允许自我的存在。
此时,太空中有着的两个苛刻的规则,一个张旭想通了一点,另一个他至今都没有意识到的,那就是集体与个人都是不被允许的。
他以为个人是不存在的已是毋庸置疑的了,所以与其相反的,另一个名为集体的课题或许是可能必然要被宇宙的规则所迁就了。然而被他忽略掉的却是一些的并不明显的宇宙的复杂性所包含的其中之一,甚至赋涵着人类本性的讨论,这些零零散散隐藏在研究之中的因素却时时刻刻在航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细微性导致了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忽略掉了对集体与个体的思考,在无数次的重构性复核中,也理所当然的忽略掉了。
他们构思着未来航行时的壮举:“多么伟大的历史啊!”他们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却因为缺少长达十几年甚至上百年的宇宙岁月而做出了错误的设计。
如果让航行过的张旭来设计飞船的话。飞船的整体,从操控室到喷射器的每一颗螺丝都会与之前很不一样,至少是不可能有高频信号这一类供飞船之间相互联系的通讯设备的。张旭死也不会让飞船之间有相互联系的功能的。
后来的张旭意识到了:有了个人,任务是危险的。有了集体,任务同样是危险的。这两种危险都是致命的,前者可能带来的结果会是逐个毁灭,后者带来的结果却是共同毁灭。相同或是不同,毁灭的结果不变的,任务的失败也不变的,那么整个计划是没有意义了。这百年的跨越,不是为了毫无意义,而是为了寻求一点希望。
这个概念在百年后被一个叫做梅尼的女人提了出来。那是一个眼光极为锐利的女人,她从未经历过星际航行,但她有一个天赋与执着,她尝试把自己一生中对于人类的理解与接触全部算在了数字与文章里面并把它们带到了世界各地。她曾在壮观的影不石雕像前面对亿万的人群慷慨激昂,她的声音有力且动听,她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所有人,包括站在反面的她的敌人。
梅尼的一生里写过两本著作,一本是《我们的未来》,另一本是《向“他们”开枪》。
在《我们的未来》里,梅尼记载了自己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梅尼见证了生命的荒芜,那是一个光明陨落的夜晚,她一个人独自待在冰冷的星环中看向地球和太阳,领略出了死亡与奋斗对于所有阶层,所有生命的重大意义,也是从那一刻起,她把自己定义为了整个人类,将文明定义为了“我们”。人们深刻的记得她在演讲台上看着天空畅谈自己理想时的场景,更深刻的记得那一句深入人心的结束语:“我们的未来被以往漫长的岁月与先辈们赋予了无限的期待,我们的未来被长达几十年的阴霾所掩盖,过去的人希望自己能够看到未来,我们曾以为自己看不到了,但是现在,未来就在眼前。”
人们所以为的梅尼是个不折不扣的先驱者,他们把梅尼的想法称为先进。但所有人都不会想到的是,梅尼所提出的很多理论,无论是唯本论还是怀疑论,这些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一个名为张旭的远航者找到了答案。
这并不是因为张旭有多么聪明,眼光有多么的锐利,思想有多么的深刻,只是因为张旭经历过远航。
漫长的岁月磨砺了张旭的意志,也让他在光明与黑暗的更迭中想清楚了众多脑海中描绘出的问号,他才是真正的“从实践中来的人”。那种所谓的经历者。
与其他远航者相比,张旭的特质让他能很快的想清楚问题的本质并很快的做出相应的对策,这是极为珍贵的。
但是张旭还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共同商议。
这个决定在短时间内并没有带来百六阳九,甚至于能解决掉在眼前的很多燃眉之急,但代价亦是血迹斑斑。白蚁腐蚀了大厦,只待它轰然倒塌,下一瞬,即便是蓬头垢面,也无需要多余的抱怨,说那些“要知道”之类的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