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逼近了日本。它已经就在我的下边……
我的意思当然是——它已经就在我的视线下边。
从飞机上俯瞰日本，更准确地说——俯瞰东京，与从高空俯瞰任何一座城市没什么两样。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块“溃疡”罢了。白天乘飞机抵达任何一座城市，无论国内的也罢，国外的也罢，如果你有兴致凑向小小的舷窗俯瞰，你除了能想象它们是地球上的一块“溃疡”，还会想象它们是别的什么吗？
夜晚，肯定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去年我出访马来西亚，飞机抵达首都吉隆坡，最先看到的是一条灯光的“河流”。那显然是一条在夜晚也车流量稠密的公路。车灯仿佛一对对灯笼，等距离排列，一对连接一对。等速流动，似乎缓缓地引导着飞机的航向。夜间，一片灯光烂漫！什么别的轮廓和幢影都不存在，唯有一片灯光烂漫。如同你根本不是在接近一座城市，而是在接近一场规模无比盛大的秉烛狂欢。尽管听不到狂欢之声，但那时无声胜有声……
东京是地球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之一。其大其繁华当然非吉隆坡可比。但遗憾的是我所乘的是下午三点多抵达的班次。在阳光的照耀下，丛丛密布的建筑群，像是上帝在地球上摆过的一片多米诺骨牌，一片高矮不一的多米诺骨牌，一片没涂上鲜艳色彩的多米诺骨牌，一片骨质风化了的多米诺骨牌。我当然知道多米诺骨牌其实一般都是用木块制作的。我的意思是，从高空俯瞰，在阳光的照耀下，我们人类都市的那些水泥建筑，尤其是那些未被反光物装饰过的“裸体”水泥建筑，使人感到是用被风化过了的骨头打磨成的……
尽管我觉得自己正从高空向一片地球的“溃疡”降落，但我还是希望立刻就降落在那一片“溃疡”上。人非鸟，没翅膀，在空中运行久了，心里总不那么踏实。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愿先降落一下，定定心。
何况我知道，真正迎接我的，将是一部分人类创造的大都市的繁华与文明……
早在七月我面临一种选择——或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香港进行文学交流活动，或者随中国电影家代表团出访日本。日期都确定在九月份。香港和日本，都是我未曾去过的，都想去。由于时间的冲突，我最后决定放弃去香港的机会。我心中竟产生一种强烈而又明确的意识——了解日本。了解这个曾经在半世纪前侵略并占领了几乎整个中国的民族。它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凶悍得难以彻底制服的，在“二战”结束以后不得不变得温良，委曲求全，却又时时刻刻企图一纵而起，重新跃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我将它比作红狼——那一种狼的异种，攻击性极强，有时居然胆敢围猎狮子，不将狮子咬死吃掉誓不罢休……
然而我去日本之前接触过的日本人，却又是一些绝顶“温良恭俭让”的男人和女人。起码是一些彬彬有礼的男人和女人。有的甚至是堪称情意深长的男人和女人。我下面将我和他们的接触，一一介绍给读者。
池田寿龟先生
我和他相识于一九八六或一九八七年。当年他是中国外文局聘请的日文翻译专家。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当年他大约六十六七岁，那么现在应该是七十四五岁的人了。对我而言，的确是位日本老先生了。
我和他的相识，得感谢我们的“一位”中国同胞，却至今无缘与那“一位”中国同胞相识。而且以后也肯定无缘的了……
十月里的某一天，我接到一次电话。对方女性。
“你是梁晓声？”
我说正是。
“我怎么听着不像你的声音啊？”
我问：“那么你又是谁呢？”
她说我装听不出她是谁。
我说我真的听不出她是谁。
她便说出了一个女人的爱称。当然便是专供男人们叫的，她自己的爱称。
我想了想，终究还是想不起她是谁。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懵懂地问我怎么了？
她说：“你怎么可以不理我了呢？你打算从我的生活中如此消失么？”
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啊！”觉得无聊，将电话挂断了。
当年我住在北影院内十九号楼。那是最肮脏不堪的一幢筒子楼。只二楼有一部公用电话。谁感到电话铃吵耳，接了，便充当义务传呼员。一旦充当了，只有扯着嗓门儿喊。我放下电话还没走到家，电话铃又响了，又被义务传呼员扯着嗓门儿喊住……
“你真是梁晓声么？”还是那一位女性。
我说我真是。她认识的那梁晓声，肯定不是我。
她说：“没错儿，就是你。作家梁晓声不是全北京乃至全中国只有一个么？你休想抵赖！伪装声音是没有用的。否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办不到的！”她已经开始对我进行威胁了。
我第二次挂断电话，并嘱咐那充当义务传呼员的邻居，倘电话铃再响，接了还是一个女的找我，放下不予理睬便是……
翌日，我们北影文学部主任遇见我，唤住问我：“晓声，你是在友谊宾馆交上了一位女友么？”
我说胡扯！那是冒名的我。
她就笑了。又说：“听来那是个难缠的女人。这一猜就是冒名的。你自己妥善处理好。她还给厂办打了电话，别让她继续滋扰下去就行……”文学部主任替我向厂办解释了，厂办也就没将这件事当成一件事儿。
下午我在家中写作时，一个陌生的女人来访了，三十多岁，高挑的身材，衣着颇时髦，形象也还看得过去的那一类女人。端正的高鼻梁上架一副银边眼镜，斯文又矜持的模样。她不待坐下，就急迫且怀疑地问：“你真是作家梁晓声？”
我反问：“那么您就是和另一位作家梁晓声交上朋友的女士啰？”
她不回答我的话，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看，连说：“不像！不像！他高高的个子，挺英俊的。”环视着我那不足十二平方米的唯一的房间，又说，“他住在兆龙饭店！他怎么会住这种地方呢？”
听她那口吻，倒好像我是冒牌儿货。
我不再说什么，低了头默默写我的，巴望她识趣儿些，不要继续侵占我的时间。
“那么你不是上将的儿子？”
我说：“我是建筑工人的儿子。”
“那么你家里也没给你留下值三十万美金的房产和值四五十万美金的名人字画？”
我说：“对。”
“你也没有日本护照？没有可以在日本长期居住的资格？”
我说：“没有。”——仍不抬头看她，不过一边写一边简短地回答而已。
“可他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正教授，介绍中国近当代文学。他此次回国，是因为有美国人要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已经成交了，住在兆龙饭店专等着收到从美国寄来的支票……”
我说：“女士，你起码应该相信你自己的眼睛。我不是那位作家梁晓声，这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且我对那位作家梁晓声也不感兴趣。请不要再跟我说他了吧！”——我还是不抬头看她，懒得抬头看她。
“他对女人说话也比你温柔，语调很多情，目光更那样儿。我在友谊商店买衣服，他一直从旁打量我。后来就走到我身边，建议我应该买另一件，说另一件的色彩和款式更适合我。我本来只不过看看，并不想买的。经他一说，倒不好意思不买了。钱不够，他还替我垫了二十多元，后来就请我吃饭……难道……”
我终于抬起头，望着她冷冷地说：“毫无疑问，女士，您遇到了骗子。”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好好儿的一件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她失落极了！意思分明是——我也并非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女人啊！可我却想到了样板戏《林海雪原》那句流传广泛的台词——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我并不将她视为狡猾的狐狸那一类女人。恰恰相反，我觉得她整个儿一个傻大姐！不可思议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傻大姐！骗她这样的女人，那冒名的作家梁晓声甚至在“战略战术”上未免太“正规化”了。
也许玩儿闹着似的，就足以将她骗了。“梁晓声还借了我六千元钱……”我一听，心里可就幸灾乐祸。我半点儿也不同情她，半点儿也同情不起来。正如没法儿不幸灾乐祸起来。分明，她的损失不仅在金钱方面。“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一个女人，如果能将自己“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给予一个才认识了没几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了解的男人，那么他进而把她弄到床上去，也就是既顺理成章又顺便儿的事了。
我心想——活该！你又不是不谙世事、天真无邪的少女，那么简单那么“程式化”的伎俩就把你从钱和性两方面都骗了，只能怪你自己。我心中还是半点儿也同情不起她来，只觉得她令我鄙视和厌恶。
我问：“那个梁晓声答应带你去日本吧？”
她微微点了一下头。
“还答应和你结婚？”
她又微微点了一下头。
我站起身，冷冷地说：“那么你就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呀！快满北京寻找他去呀！正如你自己说的——好好儿的一件事儿。找不到他，不就是美梦一场了么？”我一边说一边走出家，站在家门外，一手拉住门不使门关上，一手做向外恭请她的手势……
她当然明白了我是在向她下逐客令。她一边低了头往外走，一边嘟哝：“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好好儿的一件事儿……”我见她已泪眼汪汪。
她走后，我静下心一想，我这作家梁晓声，明知另有“一位”很帅的，善于奉迎女人心理的，是上将独生子的，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正教授的，马上就有一张近百万美元的支票到手的“梁晓声”，兴许正在别的什么地方又以同样的伎俩对别的女人行骗，我这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似乎也太没起码的社会责任了……
于是我简单地将这件事写成七八百字，郑重地征得文学部主任同意，盖上了文学部的公章，寄往了《北京晚报》。
这就是当年《北京晚报》上登的《梁晓声告诫“警惕梁晓声！”》。
标题不是我拟的，是报社加的。当年一些文学界朋友还议论纷纷，以为我不甘寂寞，哗众取宠，自己想出一个“点子”，意在替自己制造“社会新闻”，抬高知名度……
其实我当时哪儿有这么复杂的动机呢。而且这么一桩事儿，又算是什么“社会新闻”呢！
我倒是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自己的名字和“花边文字”连在一起带来的心理滋扰。
但是我当年也并未责怪报社编辑何必加那么一个怪里怪气的标题。试想编辑也必是和我一样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啊！反正以后再没有被那另一位“梁晓声”骗了的女人来找过我，于是，于报社编辑，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梁晓声告诫“警惕梁晓声！”》，这一“花边文字”，却使池田寿龟老先生非要“拜访”我不可了。
他先打电话与我联系，说他接受了外文出版社交给他的任务，正在翻译我的《从复旦到北影》和《京华见闻录》两篇自述体文章。本打算初步翻译完了再“拜访我”。见了晚报上那篇文章，禁不住希望立刻见到我了……
几天后我在家里接待了他，很矮，肤色很黑，头发花白的一位日本老先生。脸上皱纹多而且深。看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记得他当时穿了一件旧风衣。一条很普通的线围脖差不多是胡乱地缠在脖子上。一副不修边幅甚至有几分邋遢的样子。那一天外边刮大风。他在北影门口就下了出租车。北影院内到处正在营建。他走走问问，走了十五六分钟才走到我住的十九号楼。待我见到他，他已浑身灰土。灰土藏进他脸上多而且深的皱纹里，看去蓬头垢面的。
他进了门，不停地搓着双手说：“好冷，好冷，冷得‘邪乎’！……”
一口中国话说得挺流利。
那一天的确很冷。他穿得也太单薄。
我先请他站在走廊里，替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一通扫。扫尽他身上的灰土，又兑了盆热水，带着毛巾香皂，请他到筒子楼的公共洗脸池那儿洗把热水脸。他脸上灰土太多，几把脸洗过，水已浑了。他的目光便望向我拎在手中的暖水瓶。心中有请求又不便开口。我看出了他的意思，又替他兑了一大盆热水，他这才得以将他的脸洗得干干净净。一边从内衣兜里掏出柄小梳子梳他那被风刮得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一边环视着公共洗脸池四周。不消说，那是我们那幢筒子楼最有碍观瞻的地方。垃圾触目皆是。水池子里沉淀了一层油腻腻黏糊糊的污浊。
他问：“你们全楼的人每天都在这儿洗脸？”
我说：“只有住二层的人在这儿洗脸。也不只在这儿洗脸啊！刷牙漱口，洗衣服洗菜淘米。总之一切用水的方面，都得在这儿进行……”
他说：“那……”沉吟之际，将“那”字拖得老长。我看出他想说的是——“那为什么不将这儿搞得干净点儿，卫生点儿？”但他在拖得老长的“那”字之后，说出的却是：“这儿挺冷的，到你家去吧！”那儿的确并不比外边暖和。外面的大风扬着灰土，正从没了玻璃的窗口一阵阵扑入……
我赶紧挽着他回家。他一手拿盆，我一手拎暖水瓶。不挽着他，怕他磕了绊了摔一跤。我家也不比外边暖和多少。我住阴面儿。还没来暖气，窗户也透风。我见他仍紧缩着身子，知道他还是觉得冷，便打开衣橱，取出我的呢大衣请他披在身上。接着为他沏上一杯热茶，并插上电暖气摆在他近前……于是我们的交谈渐渐开始。池田老先生就我原著中的一些字、词、句和时代背景提了一些翻译方面的技术性问题，我也一一作了回答之后，他合上他的记录本儿，满意地笑了笑，试探地问：“我能不能再就晚报上那篇文章提几个问题？”
我愣了愣，一时不明白他何以对那一篇“花边文字”感兴趣。我也笑了笑……不待我开口，他又补充说：“我是不是有点儿太冒昧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讲，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若不愿回答，可以不回答的。已经超出了咱们谈话的正题嘛！我不会因为你不愿回答就不高兴的。”
我说：“请问吧池田先生。您提出的什么问题我都乐于回答。”
我觉得他是一位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日本老人，就像一位我早已熟悉的，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中国老人。我内心里已经开始喜欢他了。
“那我就问了，好么？”
“好的，您请问吧。”
“你认为，对那个受骗的女人而言，上将的独生子，中国作家的身份，和可以到日本去定居生活，嫁给一位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哪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
他问得我不禁一怔。但那仅是片刻之间的事儿。我随即回答：“也许后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位上将的独生子，身份又是作家，仅仅这两点，在中国已经不太能使那些爱虚荣的女人们上当受骗了么？我曾听一些中国人说，前几年，只要一个骗子自称是高干子弟，而且骗术高明，那么几乎就可以骗遍大半个中国的啊！”
他问得很恳切。我看出他的困惑是真的困惑。
我不假思索地说：“对于某些中国的骗子，前几年行骗的‘大好形势’已经过去了。如果一个男子，仅仅是什么上将的独生子，对某些虚荣的女子并不够。关键还在于他的父亲是否仍活着，是否仍掌握实权。如果已经死了，或者已经无实权在握，上将的儿子就远不如能将一个女子带出国的男子了。比如您吧池田先生，在某些中国女子眼里，就远比一个并不能将她们带出国的上将的独生子更有魅力。你可以将某些中国女子带出国是不是？”
池田老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是的是的。但是我没那种念头儿。我十分警惕中国的爱虚荣的女子。你告诫她们不要上当受骗，同时也告诫了我不要上她们的当受她们的骗。用你们毛主席的话说——我要谨防‘糖衣炮弹’呢！”
我也笑了。
我说：“对。您是得谨防着她们点儿。那个骗子行骗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可却是‘全方位’的。上将的独生子这是一种高贵的出身。作家是一种在中国仍较受尊敬的职业。近百万美元是一种优越物质生活的保障。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是许多中国男子可望而不可即的。出国定居是一种时髦，是摇身一变仿佛成为高等华人的途径。这几方面综合起来，对某些虚荣的女子，男子行骗的实力就相当强大了。不是什么‘糖衣炮弹’，简直是‘糖衣原子弹’了！而某些中国女子是很爱吃甜食的。”
池田老先生又笑了。他微饮一口茶后，再问：“但是你能否向我解释清楚，究竟为什么，那个骗子非要说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美国人要来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而不反过来，说他是美国某名牌大学的正教授，日本人要来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这两种说法，对于一个爱虚荣的中国女子，有什么不同的意义么？”
我凝视着他的脸，咀嚼着他的话，忽然明白了——明白这日本老人，何冒着大风来见我，何以对一篇比豆腐块儿大不了多少的“花边文章”感兴趣……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和日本，究竟哪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更举足轻重？美国人和日本人，究竟哪一国人对中国人更具有心理亲和性？
他要由我获得到的，是最后这个“题中之题”的答案吧？
而我没思考过他的疑问。
我只好说：“也许由于美元一向比日元更坚挺啊！”……
后来池田老先生又到我家来过一次。我原本想请他吃甲鱼。甲鱼当年四十多元一斤。我打算将炖甲鱼作为我请他的家宴的“压轴菜”。他一听，连连摆手说：“免了免了。”
我说：“一只几斤重的甲鱼，中国作家诚心请客还是完全买得起的。”
他说：“可是你别忘了我的名字叫寿龟啊！我怎么能自己吃自己呢？用你们中国话讲，这犯忌对吧？”
于是我向他解释：“甲鱼是甲鱼。龟是龟。中国人只吃甲鱼，很少吃龟。但是您既然觉得犯忌，那么‘压轴菜’就只好请您吃鸡了。想当年，你们大日本的皇军，每到我们的一个村子就抢村民的鸡。你们日本人那么爱吃鸡？”
说者无意，闻者顿窘。
他一时竟默默无言起来，目光盯着电视看他未必就多么喜欢看的中国歌舞节目，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再不开口。
直至吃饭时，他才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要是不曾发生过多好。”
我问：“什么事啊？”——以为他又提那一篇“花边文字”呢。
他低下头说：“日本侵华战争。”
许久未抬头。
……
池田寿龟老先生，是我结识的第一位日本人。我经由他而感到，某些日本人，对于日本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关系，是比普遍的中国人更在乎的。某些日本人非常明白，日本若想在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树立优良的国家形象，目前仍是相当难的。日本若想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那么首先必须获得中国的好感。而这又必须从日本人能获得中国人的好感开始。舍此，日本不能在亚洲树立起优良的国家形象。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不能在全世界树立这一形象。我不清楚明白这一点的日本人究竟有多少。但池田寿龟老先生肯定是其中的一位。他和他们，无疑是些日本的“忧国之士”。起码是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忧国之士”。我并未和他就这些话题展开来坦率交谈过。我仅仅是凭着我的敏锐的理解力感觉到，以上那些对中日关系的关注，进一步说是日本人出于本能而对日本的忧患，肯定存在于他的头脑中……
我到他住的友谊宾馆外国专家公寓去看望过他一次——因为受到他两次真挚又热情的邀请。他的老伴儿亲自做了日本小点心款待我。是些好看又好吃的小点心……
春节前，他留下译稿，携老伴儿回日本去了。他谢绝了外文出版社的送行，却在电话里希望“麻烦”我一次。
我也就“当仁不让”了。
毕竟是两位异国老人，对北京机场不熟，带的东西又多，整个儿全蒙。在出境口还受到了开箱检查，虽然并没检查出任何违禁的东西，但老伴儿俩已汗滚滚下了。因为已经开始登机了，我们这儿还要重新收拾皮箱。
临别之际他从风衣兜里掏出一个卷着的信封，往我手里塞。我以为是钱，坚拒不受。他急得直跺脚，连说：“一点儿心意，一点儿心意……”他老伴儿也在一旁不停地鞠着躬说：“谢谢！谢谢！……”
我只得违心收了。众目睽睽之下，觉得极不好意思，觉得四面八方投注过来的目光，都是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怪怪的。大概人们都以为那信封内装的是美元或日元。当时我自己也这么以为。仿佛当众接受小费，心里别别扭扭的。暗想我是送客，又不是杂役啊！
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撕开了那封口的信封——却并非美元或日元。而是一双灰色的男袜。
我不禁徒自失笑……
至今，一到秋季，我仍常穿它。
日本袜子就是耐穿。这一点不承认是不行的。
池田老先生回到日本不久，便给我写来情深意长的信。他的汉字写得很有特点，方方正正的，隶书笔体。
以后，每至新年前几天，我都会收到池田老先生寄来的贺卡。贺卡上总是写满了他那方方正正的隶书笔体的字。他仍记得我儿子和妻子的名。贺卡上总不会忘记对我儿子和妻子的祝福。又总是少不了这样一句话——“我虽然又老了一岁，但还在为增强日中友好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可是我一次也没给他回过信。一次也没给他寄过贺卡。第一年第二年收到他的贺卡，以为不过是日本人的礼节。但是第三年第四年直至去年，年年都收到，已有七八份。它们在我心中就渐渐沉甸甸的了。哪怕完全是一种礼节，对这种礼节的顾全态度，在我们中国人之间也是不多见的。何况我已经不将那些贺卡仅仅当成礼节，而开始视为真挚的友情了。真挚的反义词是虚伪。人不太可能将一种虚伪延长七八年之久。我是中国的普通公民，他是日本的普通公民，正如我对他无所求一样，他对我也是无所求的。生活在两个国家里的互无所求的男人，这一种友情是值得珍视的。池田老先生是很珍视了，我也要像他一样珍视起来。今年我一定要买最美的贺卡寄给他，并写上对他和对他夫人的衷心祝福……
彬本达夫先生
我结识的第二位日本人，是早稻田大学的彬本达夫教授，名副其实的正教授。不是那个冒牌的“梁晓声”所自我吹嘘的什么正教授。彬本达夫先生还是早稻田大学近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译过我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母亲》《黑纽扣》，皆发表在《当代中国文学季刊》上。我们的交往当然是从他译我的小说开始的。而我见到他是在一九九二年或一九九三年。他来北京参加“老舍作品国际研讨会”。
“我是中国方面正式邀请的唯一的日本代表”——他在电话里这么对我说，语调中充满着自豪感。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他愉快地答应了。
他来那一天我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门口迎候他，却没想到他是乘公共汽车来的。那一天极热，太阳很毒。这他可就自找苦吃了。又提前一站下车，在太阳的暴晒之下走了二十多分钟。
我见到的是一位斯文儒雅的日本男人，看去完全不像五十五六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四十八九岁的样子。穿一件白色的绸质的拉链衫。襟怀敞开着，内里是圆领背心。肩挎一个旅行兜。就是被我们中国人叫作“马粪兜”的那一种。手里攥着手绢儿，一边匆匆走一边不停擦汗。他使我联想到一位从外地、从南方某地到北京开会的语文教师。他衣着也随便得不能再随便。
完全是凭着一种直觉，我认定了从远处匆匆走来的他便是彬本达夫先生，于是迎上去……
“你怎么会一眼就看出是我？你也没见过我的照片啊？难道我这样子还不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么？”他“友邦惊诧”了。
我笑了，说：“别人告诉我，日本人走路，都像在赶时间一样急急忙忙的。”
他也笑了，连说：“对对。”——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还好，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三分钟。”听他那口吻，仿佛如果迟了三分钟，就必铸成什么大错似的。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乘出租车？
他说：“在中国，我当然更喜欢像普通的中国人似的挤公共汽车。那种感觉对我很重要，机不可失。”和我一起走着，他也走得很快。快得我有点儿跟不上他的步子。
我说：“我家不远。”
他歉意地说：“那么我是应该走得慢一点儿。”然而我发现他似乎不会慢走。或者太不习惯于慢走。上身微微向后倾，仿佛企图牵制住一条我所看不见的大狗，而它带着股蛮劲儿企图挣脱了往前冲。当时谌容大姐正坐在我家里。她那一日为了什么事儿到北影，顺便来我家坐坐。
走进我们童影宿舍楼的院子，我才告诉彬本先生家中还有另一位客人。
“是么？”——他的脚步停住了，沉吟片刻，断然地说，“如果你觉得同时接待两位客人不太方便的话，我可以先回避的。街对面的土岗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吧？那么我先去吊古。体会体会中国古诗中‘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襟怀也不虚此行……”
我说：“没什么不方便的。我的另一位客人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以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熟悉，最多猜三次，准能猜得到。”果然，他只猜三次，便猜到了是谌容大姐。
“能见到她我太高兴了！我读过她许多作品！”
我说：“她也很高兴见到你啊，否则早就走了，不等在我家里了。”
我和彬本先生和谌容大姐互谈了一个多小时。彬本先生频频为我们拍照。我也频频为他和谌容大姐拍照。
他因还有事先告辞了。我陪谌容大姐又聊了半个多小时，送她走至路口，却又迎头碰见了彬本先生。我以为他将相机忘在我家了。不料他有些窘地对谌容大姐说：“真对不起，我竟将您的扇子带走了。坐上了出租汽车才发现手中的扇子……”
谌容大姐愣了愣说：“不是我的是晓声家的……”那是一把旧纸扇，已破了多处。飞机上赠给乘客的。我望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嗨，为这么一把破扇子，扔道上都没人捡！……”
谌容大姐几步快走到路边，招手替彬本先生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望着出租车载彬本先生驶远，谌容大姐自言自语：“这就叫‘生活细节’啊！彬本达夫，我以后会记住这位日本文人的名字的。”——沉思地望着我又说，“咱们都可以和这个日本人交朋友。他再来北京你一定通知我。我要请他到我家做客！”
我知道谌容大姐的交往原则一向太过严谨。彬本先生显然给她留下了极良好的印象。于是我说：“我交往的人嘛，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质量是肯定没问题的。”
彬本先生再没来过中国，但是像池田老先生一样，年年寄贺卡给我。今年五月，他在执教之余，译毕我的小说《黑纽扣》，依然发表在《中国当代小说季刊》上。它是他和几位热爱中国文学的同仁们自费创办的。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他们没稿酬可言。有时还要自己掏腰包补贴印刷费。所以，尽管他已经译了我十余万字的作品，我却从未向他讨过原著费。至今我仅收到过十五美元，还是他主动寄来的……
日本穷人家的女儿
我见过的第三位日本人是年轻女性，当年外语学院的留学生。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她也没有名片留给我。彼此没什么友情基础，故只能算是见过。
但她印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却是较深的。
她属于不漂亮的那一类女性。实事求是地说，是那类其貌不扬的女性。不高的个子，短腿，稀疏的长发。我见到她是在一月里的一个日子，一个干冷的天光阴郁的日子，在我的办公室里。
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放下笔，起身去开了门，以为她是一个来自中国偏远山区的姑娘。她的脸冻得红红的，双唇干裂，鼻子还有些肿似的，使我联想到了某些在春季里对花粉过敏的女人的脸。当年北京还没“劳务市场”。不少来自外省农村或山区的穷家女，常到北影来碰运气。倘运气不错，就会被谁家雇用了去做“小阿姨”。我不止三五次地接待过她们。尽管我家当年并不打算雇用“小阿姨”。我暗想——得，又须陪着聊聊。起码得让人家进门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
她有几分恓惶地掏出了证件，双手呈递给我看，一边怯怯地说：“我是日本留学生……这是，我的学生证……”
日本留学生？
她穿一件旧的、褐色的、很瘦的呢大衣。分明是那种秋季穿的而非冬季御寒的呢大衣。而呢大衣内穿的却是一件中式棉袄。所以那呢大衣仅能扣最上边的两颗扣子。腰际的一颗扣不上，衣摆燕尾服似的分开在身体两边。裤子长，在足腕那儿堆了几层褶儿。脚上是一双显然比她的脚大许多的布棉鞋。
我犹豫了一下，不禁接过学生证看，当然没看出什么破绽。
“打扰了，对不起！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她在门外不停地向我鞠躬。
我还给她学生证，立刻往房间里让她。暖气供暖不足，我的办公室一点儿也不温暖。我将一只沙发挪近暖气，又将电炉子摆在她跟前插上，接着为她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归坐在椅子上，望着她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焐着双手，垂下目光瞧自己的鞋，局促不安地说——她在外语学院读过我的几篇小说。现在学校放假了，宿舍里就剩她自己了。她感到很寂寞。她想找点儿“中译日”的文字翻译工作，既可以打发寒假漫长的日子，又可以实践实践。说她的中国同学建议她来找我。说她们告诉她，我是个很热心又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几乎有求必应……
我见她局促得快哭了。
我暗恨她那几个怂恿她来找我的中国同学。而她那种局促不安的模样，又顿时使我心慈意善到了极点。我将椅子搬近她，和她面对面坐着，促她先喝完那杯咖啡。咖啡已经不太热了。她喝完后，我又为她沏了一杯。
我问她为什么放了寒假也不回日本去。
她说舍不得来回那一笔路费。说她到中国留学，完全是靠自己几年打工挣的钱。
我问她家里难道在经济方面就一点儿也帮不上她？
她摇摇头说帮不上。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觉得这么回答了我还不能理解，又低声说：“我家是日本的穷人之家。”
我第一次听一个日本人当着我，一个中国人的面承认自己在日本是“穷人之家”。池田老先生当然不是日本的穷人。他给我看过在横滨他家的照片。一幢美观的小二楼。有院子。院子里有红花和绿树。院门口停着小汽车。他的子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了。他和老伴儿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他是个再没什么心可操的较幸福的日本老人。彬本先生当然也非穷人。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中国近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两点保障他即使在退休以后，也能过着体面的日本水准的中产阶级生活。
“那么你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我父亲从小腿不好。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没念过几年书，所以一生都在做杂役。现在快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做不了杂役了。那时，他的抚恤金将够维持他自己的温饱了……”
她的声音依然很低，但是不再那么局促了。也许由于身上暖了些，屋里也暖了些，她捧着杯子的手臂不发抖了。
“你母亲呢？她是不是也有份儿工作呢？”
“我母亲年轻时也做过杂役。生了我以后，就不再工作，一心一意抚养我。日本儿童的入托费很高。这是许多妇女一有了小孩儿就不再工作的原因之一。极少数的妇女小孩儿大了之后仍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而我的母亲很难。”
“为什么？”
“她也只念了几年书。没有长技，人也长得不漂亮……”
于是轮到我同情地望着她，久久沉默了。
“我的父母都是北海道农村的人，后来到小市去的。我生在那个小市，长大在那个小市。我说了你也许不太相信，我因为到中国来留学，得在东京乘国际飞机，才去过东京。我们北海道人常常觉得，仿佛被日本遗忘了。而我觉得东京一定是排斥我这样的女孩儿的，尽管它实际上不是我想的那样，可我还是免不了总那么想……”
我说：“我家也是中国的穷人之家。靠写小说并不能使一个中国人由穷变富。起码，从我身上看，目前仍证明着这一点（当年乃一九八六或一九八七年，国家规定最高稿酬每千字二十余元）。你瞧，这虽是我的办公室，可是却不得不摆两张床。晚上我和我的老父睡在这儿。这儿晚上很冷。我是北方人。我们中国北方人，也常有种仿佛被中国遗忘了的感觉。尽管事实上也不是那样。中国太大，只不过‘改革开放’使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显出很大的差距了。而且我敢断言，差距还将扩大下去……”
她终于缓缓抬起头望着我了。
见她眼中已没了闪耀的泪水，我微笑了。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多么同情她又是多么理解她。我想她是明白了。一个人，尤其一个年轻姑娘，倘在我面前感到局促，也会使我变得局促起来，内心里非常别扭。不仅是那两杯咖啡打消了她的局促，显然也还是由于我的话，而我正是因此才那么说的……
我陪她聊了一个多小时。
她走时，我将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书一一找出，签了名，盖了印章，送给她。还送给她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的一篇获奖小说的奖品。
并且，我给当年的“日本文学研究所”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去推荐自己。一半诚心诚意的，一半是虚与委蛇。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国感受到几分人对人的热情也好啊！
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说了不少感激的话。说她自忖希望不大，并没带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说她已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中国留学了。说她认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国话学得顶呱呱的，又能对谋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起几分作用呢？也许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谋职范围变得狭小了。说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馆挣钱。不过不是在前堂当招待，而是在后厨当杂役……
字里行间，几处出现“像我这样的日本姑娘”一语——自怜而又无奈之衷，甚于对面忧忧言表。
她写下了住址。写下了电话号码。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图，用红笔在图上圈出了她那个小市镇。并在半张白纸上，标出她的住处，她打工的那小餐馆，在那小市镇的方位……
然而，我没回信。
她也没寄过贺卡来。
但我对她的记忆之深，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我对池田老先生和彬本达夫先生的记忆。
堀江先生和荒井先生
我接触过的最后两位日本人，都是中年男人了。一位是《朝日新闻》北京支局长堀江义人，一位是《读卖新闻》北京支局长荒井利明。他们都是通过全国“记协”与我联系并要求采访的。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只能说是“接触”过，而且仅仅是被采访过那一次，而且主要是他们希望通过我了解北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当代文学、电影、电视艺术和“改革开放”。尽管我也希望通过被采访经由他们了解我所没去过的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在有限的时间内，回答了十句之后才有机会反问一句，当然是他们的收获比我的收获多。他们的收获“大大的”，我的收获“小小的”。我不知他们究竟会不会说中国话，反正他们都带着翻译。而且是中国方面的翻译。
如果我们认为“读卖”与“朝日”两家日本大报驻北京的支局长，也可以算作是日本的“新闻官员”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们是特别“遵纪守法”的。遵中国之“纪”，守中国之“法”。这从他们并不擅自与我本人联系，而要经过“记协”与“作协”与我联系，是足以证明的。我强调陪同他们的翻译是“中国方面”的，意思非仅仅是说翻译是中国人，而是说翻译是专职的，直接隶属于某些中国新闻机构的。这又足以证明，他们是很重视中国“国情”，很在意他们的采访的“合法性”的。与中国香港、台湾及西方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美国的某些记者们是大不一样的。后者们似乎更热衷于“民间私访”，更强调记者们的“自由”。全不顾在中国，我们的政府对“自由”二字的理解——比如新闻自由啦，出版自由啦，言论自由啦，与他们的理解和诠释是有很大歧义的。
堀江先生和荒井先生对我的采访都不免显得有些拘谨。他们都首先彬彬有礼地声明——如果他们问了什么我觉得不便回答的问题，那绝非他们存心使我为难，而是他们不慎超越了“采访禁区”，希望预先得到最大程度的谅解。
我一开始都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我对我的国家不怀有任何恶意。热爱我们的人民。无论我的国家贫穷还是落后，我都爱它。因为，不管面对哪一国家的记者，我都不会认为，我对我的国家的言论是必须谨小慎微地打什么折扣的。他们想了解什么尽可以开诚布公地问。我也将开诚布公地回答。我不知道任何国家机密。我没有泄密的可能。所以他们对我的采访应该是没有所谓‘禁区’的。我的回答也将没有所谓‘禁区’。如果我批评我的国家的某一方面，那只能证明那些方面太糟糕，早已引起广大中国民众普遍的不满了！先生，请开口问吧！”
我的话当时都使他们感到出乎预料。
而实际上，他们所问，从始到终，都半点儿没有使我觉得不便回答，感到为难过。
他们很关心中国会否“长治久安”。
而我觉得，他们尤其关心的是，中国的“安”与“不安”，对日中关系，主要是日中经济关系，究竟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其影响又会导致日本的经济前景发生怎样的、多大程度的变化。
毋庸置疑，堀江先生和荒井先生，也是两位极爱国的日本先生，也是两位可敬的日本的“忧国之士”。他们的心中似乎充满了对他们国家的远忧和近虑。
我以为，“日中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实际上是“日中经济关系”。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日本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经济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而“美中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美国人而言，则很可能更主要是“美中的政治关系”了。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美国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美国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际政治的一翼和国家经济的一翼，都是羽毛丰满，齐飞共翔的。
日本则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家经济的一翼，虽足以与美国匹比，但国际政治的一翼，却退化得极其短小。这只怪鸟是靠了单翼的不停扇动，才得以腾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么在乎它对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力无穷的“市场”的占有率。而美国佬似乎相当不在乎。即使内心里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装出不屑于的样子。我接受过美国记者的采访。他们总是围绕着“民主和人权”与你谈。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对其他问题的索然。而日本记者们几乎从不与中国的被采访者谈什么“民主和人权”。日本人差不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竭诚的拥护者吧？——我常这么想。“如果中国乱了，将会怎样？”堀江和荒井两位先生都这么问过我。而我都这么反问过：“我没理解错的话，先生是不是在问——如果中国乱了，日货在中国市场上的命运将会怎样？”“中国千万不要乱起来！”堀江先生这么说过。荒井先生也这么说过。他们说此话时，都表现出由衷的忧患意识。一如我自己在这方面常常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区别也许仅仅在于，我并不同时替日本忧患什么。而他们的忧患的出发之点，首先是他们国家的得失，其次才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其次”。
美国佬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是特别耐人寻味的。他们不像日本人那么问。他们这样问：“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觉得中国目前的稳定状态还能维持多久？”
仿佛他们早已替中国预测过——目前的稳定不过是暂时的。
你从他们的话中，多少总能咀嚼出点儿类乎幸灾乐祸的意味儿。也许他们并不真的幸灾乐祸，只不过对他们的估计和判断太自信，觉得他们是在以更坦率更接近“事实”的方式提出问题。
美国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寻思——现在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济市场？
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常在想——美国人也罢，日本人也罢，中国将来会怎样，全在于十二亿中国人对中国的感觉如何！忽视了这一种感觉，就等于忽视了季节谈天气！……
飞机载着我，和我这一种纯粹中国人的想法，平稳地着落在东京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