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昌被福建省东山县的百姓尊称为“谷公”。他去世以后，每至清明，东山县的许多百姓，先祭谷公，后祭祖宗，遂成中国民俗中的大反常现象。其实，以反常而论，也不尽然。因为在中国的民间，祭典之事，神祇们所享受的待遇，几乎一向是优先于祖宗们的。然而谷文昌却并不是什么神祇。东山县地处福建省最南端，与台湾隔海相望。一九五三年，蒋介石派遣了一万三千余人的兵力，在飞机、军舰、坦克的配合之下，企图再度占领东山，进而实现“反攻大陆”的企图，于是东山保卫战爆发。今年一月，友人邀我至东山采风。陪行间，他多次提到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一场东山保卫战；提到国民党东山驻军一九五〇年撤退时大肆“抓丁”，制造了寡妇村的罪孽；提到东山县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自然，也就动辄说到一位我闻所未闻的“谷公”。
起初，我听得很糊涂，以为友人的思维未免太过跳跃，忽而古代，忽而现在。因为依我想来，“公”这一种尊称所包含的人对人的敬意，乃是几乎没有保留的一种敬意。比如在中国的民间，“关公”早已成为关云长的另一个“名字”。但当代人对当代人，已越来越难有此大敬意了。
所以我就向他请教：他所言的那一位“谷公”，究竟是哪一朝哪一代的人？又究竟为东山县的百姓做过多少贡献？以至于当地民众会在传统的祭典之曰“先祭谷公，后祭祖宗”？
友人一怔，反问：“我没告诉过你吗？‘谷公’根本不是古代人，他是一位在东山县任期最长的县委书记啊！”
我亦不禁一怔，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中国，在今天，一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在他死后，居然会被普遍的当地民众尊称为“公”。而且每逢传统的民间祭典之日，“先祭谷公，后祭祖宗”！
我说：“你一路之上‘谷公’长‘谷公’短，一直也没告诉我‘谷公’究竟何人嘛！”便嘱他为我收集一些关于谷文昌的事迹材料。一种强烈的好奇促使我想要对一位死后被百姓称为“公”的县委书记进行了解。傍晚，友人送给我一本封皮上印有谷文昌半身照的报告文学集——我接书在手，心中顿生感动，自语道：“我明白了。”
友人不解，说你连翻还没翻开一下，原有那么多疑惑的，怎么忽然又明白了呢？我没再说什么。而我之感动，乃因封面上的谷文昌的那一双眼睛。我之明白，亦是焉。我曾被许多人的眼睛感动过。有的，是现实中人的眼睛；有的，却不过是摄影或画像上的人的眼睛。前一种人的眼睛并不能一向感动我。或者说，感动我的时候只不过是瞬间之事。
有次，当我向学生们征求教学意见时，一名女生说：“老师，别对我们要求那么高。我们做学生的，有我们内心里的烦愁，尤其我们外地学生……所以，请你以后……”
她的话没说完，刹那时她已泪盈满眶。而教室里于是鸦雀无声。那一瞬间，我被我的一名女学生的眼睛深深感动了。我当时也低声说：“我明白了。”是的，就是这样——有时候别人的眼睛所告诉我们的，远比他们或她们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还要多。
但后一种人的眼睛，也就是某些摄影或画像上的人的眼睛，却足以对我们的心具有震撼性的影响，使我们不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首先浮现在脑际的是一双印象深刻的眼睛。
我曾看到过一幅甘地的照片——那时的印度还没有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那时的甘地的眼中，充满了忧患和殉道者般的无怨无悔。于是我从此明白了——泰戈尔为什么后来尊称印度的国父为“圣雄甘地”。我从谷文昌的眼中，确切地说，是从照片上的他的眼中，看到了与照片上的甘地的眼中同样质量的忧患和殉道者般的无怨无悔。照片上的中国的这一位从前的县委书记，和照片上的印度的独立之父，他们都处在同样的年龄——四十九岁的年龄。那时的谷文昌，已经在东山县任县委书记多年了；中国，也已经发生过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了。在这一位当年的县委书记的眼中缩映着对于他欲说还休的中国。
谷文昌者，河南林县人氏。一九四四年入党，曾在林县任区长、区委书记。他是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实干型的，但又具有执着的理想主义思想色彩的基层干部。进言之，又简直可以认为他更是一个“干部化”了的农民。他一九四九年随军南下，登上东山岛后，由区长而县长而县委书记——一干就是十四年。
十四年中，他使一年四季飞沙走石的东山县境内出现了处处绿色地带，从根本上阻挡住了从明至清至国民党统治时期，历朝历代的县官们束手无策的沙患。
这是人们至今一直怀念谷文昌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我的感想却是——谷文昌这一位县委书记身上最难能可贵的地方，那就是凡十四年间，一切“左”的干扰，都被他以农民的求真务实的智慧，最大程度地在东山县消解掉了，尽量不使那些成因直接加患于百姓头上。
比如前边提到，国民党驻军撤退时造成东山县境内产生数千个年轻寡妇之事——若将她们视为“敌伪家属”，那么那些可怜的女子们的命运便雪上加霜途穷路末了。而在东山县以外的中国的许多地方，又究竟会有多少县委书记敢于替她们抚去她们是“敌伪家属”的政治烙印呢。
谷文昌就敢了。他以县委书记的权力作出的一项决定那就是——她们非是什么“敌伪家属”，而是“兵灾家属”。从此，他这一位县委书记就那么没有丝毫歧视，唯有满怀关爱地看待她们了。他在一位区区县委书记的任上，做出了唯大公仆才敢冒之天下大不韪。在当年，仅此举，谷文昌也担得起百姓尊称他的那一“公”字了。非甘心为百姓之“仆”者，在当年，在中国，想来断无那第一等敢作敢为的勇气也。此勇气令其为官的人格，高且大矣！东山县并没有在当年四处大炼钢铁。谷文昌只命人在县委院里土法建造了一座炼钢炉，生火没几天就下令熄火了。他对前来检查的人说：“我们试过了，不行。”东山县也并没有在“人民公社”时期大搞什么“万斤田”。他对前来检察的人也说：“我们试过了，不行。”凡不行之事，他决不再唯上而是，劳民伤财，以博荒唐政绩，从而大捞为官资本。批评也罢，处分也罢，右倾的帽子也罢，为了东山县的百姓，他都以他无怨无悔的襟怀包容于胸了。
此等襟怀，非官迷所能有也！东山民众，“先祭谷公，后祭祖宗”——答案在此耳。相比于当下中国官场上庸俗腐败的“跑官”现象，谷文昌的人品官品，如明镜也。一个人在某地做了几年官，当时百姓都说他是好官，调离了百姓舍不得他走——这并不太难。一个人在某地做了十四年的官，而百姓越来越觉得他是好官，他调离了以后百姓思念他像思念一个亲人——这委实不易。他调到别处，别处的人们还认为他是个好官。他死了，百姓以百姓的心和百姓的眼来评估他，更加意识到他造福于他们的那些事情对于他们的子孙后代意义重大；于是自发地来捐款为他塑像、修墓；于是尊称以“公”；于是祭典如神圣——在今天的中国，实在发人深省啊！窃以为，凡公仆，不论职位高低，只要能始终如一地将执政为民摆在首位，皆可谓之曰“大公仆”也。“公仆”而大，非大于职，实大于情怀耳。谷文昌的眼里，充满的正是那一种情怀。没有那种唯百姓亲的情怀的官们，你一看他们的眼，顿时就了然他们做官的套路了；而有那一种情怀的“公仆”，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官，他们眼里的目光尤其忧患多多，便也必会感动我们。
福建一东山，
东山一谷公；
宦海寻常事，
此公成鼎钟！
几人勘得透，
生前身后名？
呜呼噫兮！
大公仆者，
今何在焉？！
二〇〇六年二月一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