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子卿仿佛是少年时期的我的一部分。不，不仅仅是一部分，简直就是另一个我自己，替我去百折不挠地走向一个我所走不到的目标似的，替我去追求和实现一个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我内心里暗暗嫉妒着他的时候，实则是在常常地恼着我自己的不争气。更多的情况下，我因他的悲伤而由衷地悲伤，因他的喜悦而由衷地喜悦。于今我总在想，本来应该是我出现在他写的某一本书里，却怎么变成了我来写他？怎么变成了这样！
于今我总在想……
喂得半饱不饱的牲口干起活来是最卖力气的。
子卿是知青中对北大荒的艰苦生活适应性最强的一个。他从不抱怨什么。
他还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
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宿舍中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过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当然，那时候他免不了也要买一样菜。而我便非买上两样三样菜不可，为的是能使他多吃上几样寻常日子里根本吃不到的好菜。
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一元六角八分，每个月还有八元钱的固定的严寒地区津贴。大家每月都能开到四十三元多。星期日如果不休息，则按加班算。年节加班，还计双份日工资。赶上这样的月份，谁在月底拿到六十多元的工资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六十多元呀，这在当年，相当于城市里一个四级工的工资呀！而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人竟然会在四十岁以前熬成四级工。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能有十来个八级工。而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八十八元。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他们的工厂干到退休那一天，熬了一辈子也不过才熬到五六级。我们一跨出中学校门每月就能挣四五十元，简直就是一种幸运。最初的岁月里，在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们一个个无不眉开眼笑，喜盈盈乐陶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样的贫家子弟，甚至都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所吃的苦受的累，与我们每月所挣到的钱数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所挣到的钱数，使我和子卿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是那么乐观。我们的父辈们每月还不曾挣到过我们所挣到的那么多钱呢！再说，我们当年都是生机勃勃的青年，只要吃得饱，体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觉得怎么累，多苦也不觉得怎么苦。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个团工资是最高的。与当年的几千万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何尝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贵族”呢！
连队里家境好的知青们，当年花起钱来一个比一个出手阔绰。买罐头、买饼干，甚至偷偷买烟酒。有时还暗暗约好了，三个五个一伙，制造个什么借口，请假到黑河市去下馆子。当年，那无疑是很“奢侈”、很“挥霍”、很“腐化”的。仅仅一年后，他们的衣着都变了。发的兵团服和兵团鞋帽，旧了破了，他们早已不屑于再往身上穿了，除非干很脏的活才不得不穿一穿。尤其冬季里，坦克兵戴的那一种样式的神气的皮帽子，加上高筒皮靴、正规部队的合身的军棉衣军棉裤，使他们比贫家子弟的知青何止英俊十分！当年，黑河军区的军装厂，也格外优待地向“兵团战士”出售正规部队的军装，只要凭“兵团战士”的身份证就可以买到，只不过价格定得是很高的。按今天的说法，可谓之“议价”和“创收”举措。至于皮帽子和皮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起，黑河市的许多商店里都有卖。皮帽子三十多元一顶，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二百元以上吧？皮靴四十多元一双，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三四百元以上吧？若摆在“燕莎”之类的大商场的柜台里，究竟会标价几何那就只有鬼才晓得了。即使在当年，三十多元一顶的皮帽子或四十多元一双的皮靴，也并非一般家庭条件的人想买就舍得买，就有钱买的。四十多元，当年足够中等城市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每月是不必向家里寄钱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指望他们这一点，他们也就没这一种义务感。他们的父母，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大抵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照顾好自己。”这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时刻牢记”，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们如果脸颊浑圆，满面健康的红光，穿着气派地回家探亲，他们的父母见了就不至于替他们牵肠挂肚了。否则，他们的父母就会伤感，就会难过，就会哭泣。每月的工资，对于他们，完全是用来“自给自足”的。而当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个知青在吃穿方面与一个局级干部相比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后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后者有小车可坐，而他们是绝对不可存此梦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虫蚊子叮咬起他们来，一点儿也不会比叮咬其他知青留情面些。连里最初是不许他们在衣着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蚀”了全体知青，影响了连队的“风化”，也曾开过几次大会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但所谓“兵团服”，并非像正规部队那样，夏有单的，冬有棉的，年年照发。实际上仅仅发了一次，以后再发就成了失信的诺言。两年后，几乎没有哪一个知青的“兵团服”不是破烂不堪的。不许自己买了穿戴，又怎么办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对他们的父母的最大孝心，便是体现在“照顾好自己”方面。
子卿对他们是非常看不顺眼的，比连指导员对他们还看不顺眼。子卿对他们也是非常蔑视的，正如他们很蔑视他一样。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团服”是穿得最久的。穿到后来，已到没法儿再补的地步，他仍舍不得扔。连我看着他那身破棉袄破棉裤，有时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么一对付一凑合，竟又穿了一年。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穿得好比沙俄时期的年轻的贵族骑兵军官，而子卿穿得有如叫花子，连他们的马弁都不配当。不要以为这会使他们更有理由蔑视他。事实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更是对他的说不出口的恼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们面前常常表现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们和别的知青们都不能不觉得，他们的皮帽子，他们的皮靴，他们的印有正规部队番号的军装，根本不值得谁羡慕，其实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对他们的轻蔑，足以对他们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伤害。而他们对子卿的轻蔑，却根本不能对他的自尊构成任何伤害，有时甚至会被他的自尊反弹回去，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两个人，我指着他终于从身上换下的破棉袄棉裤说：“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着我，反问：“什么意思？”
我说：“早该扔了，干吗总跟谁较劲儿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我没跟任何人较劲儿。”
我说：“那好。那你今天就把这堆破烂儿扔了。买套新的！你总不至于告诉我你缺钱吧？”
他说：“我当然买得起。”
我说：“如果缺布票，或者棉花票，我的全给你用。”
他说：“布票我不缺，棉花票也不缺，不需要你给。”
我有些生气地说：“那你是喜欢穿得像个叫花子似的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却答非所问地，自言自语似的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愣愣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何以说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并不想明白他的话。
那天，我偷偷将他的棉袄和棉裤，更准确地说，将他那一堆破烂儿扔了。他知道后，只不过对我苦笑了笑，没说什么不高兴的话……
每天吃过晚饭，如果连里没有活动，知青集体也没安排学习，人们就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连我也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往往在吹过熄灯号时，他才幽灵似的悄悄回到宿舍。因为除了我，没第二个知青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没谁在意过他的诡秘行踪。他根本上是一个丝毫不被别人关注更不被别人关心的人。他仿佛也很乐于自己是那样一个人。只有我出于好奇心询问过他两次。每一次他都以同样的话回答我，说是独自一个人寻清静去了。子卿他从小就孤独惯了，连我对他有点儿诡秘的行踪也逐渐习以为常了，见惯不怪了。
我是连知青宣传队的“创作员”，有次为宣传队编了一个叫《编筐》的独幕小话剧。内容很简单，无非是知青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学编筐而已。第二天宣传队要到团里去参加汇报演出。剧中需要不少柔软的柳条，而最为柔软的柳条当然是生长在靠近小河边的地方。大家都说，你写的“剧”，柳条也由你自己去找吧。我呢，欲拒无词，只得于傍晚夹了柄镰刀，内心里并不怎么情愿地沿着河边寻寻觅觅，边走边割。
蓦地我站住了，我发现在一片细沙滩那儿有一个人。他弯着腰，手拿一枝树桠，在沙滩上写写画画，一会儿直起腰仰起头苦苦思索，一会儿用脚将写画过的沙滩抹平，重新写……
那不是子卿是谁呢？
那时天已快黑了。最早的几颗星已出现在天空上了。
他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悄悄地接近了他——原来他在沙滩上解几何题！
他是那么专注，我在他身后站了许久，他都没觉察到。
“子卿……”
尽管我的声音极轻，他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倏地转过身。见是我，他似乎暗暗舒了口气，迅速之极地用脚彻底抹平沙滩。
他问：“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割些柳条。”
接着问他：“你一向都是到这儿来？”
他在沙滩上坐下了，扔掉手里的树桠，不回答我的话。
我又问：“冬天也是到这儿来？”
他还不回答。
我穷追不舍地问：“冬天，不管零下多少度，照样在雪地上解几何题？你可真会选地方！”
他站起来了，脸转向别处，回避地说：“别问那么多。”
我见他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本卷起的书，一把夺了过去。那是一本高二的几何课本。
想不到他这么有心，下乡前，竟没忘了弄到高中的课本带着！不是从城市里带来的，又会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立刻从我手中又将课本夺过去了，从圆领线衣的领口贴胸塞入，一颗一颗扣上衣扣。他那样子好像心里有点儿犯急，只不过因为干扰他的是我，压抑着不好意思发作罢了。
“全套的高中课本你都带来了？”
“……”
“还弄到了什么大学的课本也带来了吧？”
我的问话中不无挖苦的成分。
而他竟老实地点了点头！
他不但使我讶然，而且使我愕然了。你看到一个人分明地是被一种梦想纠缠住了，他又是你的知己，你最亲密的兄弟般的朋友，你再善于理解他，大概也不可能不愕然吧？
我紧紧抓住他一只手说：“子卿，你先别忙着走。你坐下。看来，咱们今天得开诚布公地谈谈心里话！”
他挣了挣手，没挣脱，只得顺从地默默地坐在我身旁。
那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尽管我们坐得那样近，彼此看对方的脸，面目已都有些模糊了。至少我是看不大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了，也就很难猜测他当时的心情。
我说：“子卿，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是些什么人？”
他说：“兵团战士。”
我说：“是兵团战士的我们同时又是些什么人？”
他说：“知识青年。”
我说：“我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屯垦戍边。”
我说：“屯垦戍边的同时还得怎样？”
他说：“接受再教育。”
我说：“到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
他说：“三年。”
我说：“还要多久？”
他说：“不知道。”
尽管我已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还是用一只手钳住他的下巴，将他的脸硬扳向我的脸。他一向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从来都是我向他讨教什么，而他对我进行教诲。我第一次那么放肆地那么无礼地对待他。
我严肃而又嘲讽地说：“哈哈，翟子卿，我还以为你患了妄想症呢，原来你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嘛！原来你头脑很正常嘛！那你还存的什么幻想？你这不也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吗？你这不也是一厢情愿地瞎浪费心思瞎浪费精力吗？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打入另册了！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永远剥夺上大学的权利了！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可你还一直在做大学梦！一有空儿就跑这儿来解什么解析几何！把自己搞得诡诡秘秘的！如果你这种思想被别人知道了，向连里汇报了，不把你当成反扎根反改造的典型批判才怪哪！”
他一掌推开我的手，冷冷地说：“我不信！我不信这个时代的大学课堂从此空荡无人，而时代本身却毫无反省无动于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在我自认为有理的时候，我也每每说不过他，更别指望说服他了。总是那样的。
他又说：“人可真是古怪的东西！比如一排那个张邵文，还有李冉，他们也都是三中的高材生，三中又是全市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怎么一到了北大荒，怎么才经历了三年的时间，就变了呢？就好像是个小学生了呢？就好像心里从未想过考大学这回事了呢？每天就只晓得下棋、打扑克、赌烟、喝酒、吹牛、扯淡，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公子哥儿似的呢？”
听得出来，他确实心存困惑。显然，他经常在想这些。
我对他叫嚷起来：“他们怎样关你什么事？他们变得那样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好？我以后也要像他们那样！”
月光下，他的脸上只有一双眼睛是亮亮的。他那双亮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我。和我刚才一样，他对我也感到讶然，并且感到了愕然。
我又叫嚷：“他们那是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是明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而安！是大智若愚！”
“够了！”他也叫嚷起来，“我不信！我就是不信！我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信人生是由机会决定的！我信机会只属于对它有所准备的人！你以为我翟子卿从小活得像个小叫花子，长大了，每月能和别人一样挣钱，还摆脱不了穷气，还愿意和小时候一样穿得像个小叫花子啊？你把我根本想错了！根本看错了！我年复一年穿那件破棉袄和破棉裤，那是为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翟子卿不会长久属于这儿，不应该长久属于这儿！北大荒不是我人生的最后码头！兵团服不是我自己打心眼里认可的光荣！实现我从前的理想才是我的光荣！今天戴上一顶坦克兵式的皮帽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也值得自我感觉良好？终有一天，我翟子卿要戴上作家的桂冠！或者博士帽！”
听了他的话，我一时什么都不想说了。自卑感使我觉得无话可说，它又重新压迫到我身上来，仿佛将我一下子压趴在他面前了。我到北大荒以后的最突出的感觉，便是自信地认为自己长大了，长成一个大人了。那一天，那一个夜晚，我悲哀地意识到，在子卿面前，我仍不过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中学生。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自寻某种快乐，我对自己，对将来，似乎早已没了什么打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打算和处心积虑的计划。然而子卿却有。不但有，而且早已在暗地里进行着充分的准备了！和他比起来，我的头脑不是太简单了吗？如果不是他的诡秘行踪被我无意间发现了，我对他内心里的想法竟一无所知。以前，他似乎没有什么可对我隐瞒的。他的想法他的打算，往往便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打算。他在任何他认为必须争取实现的目的方面，不会隐瞒我，更不会抛弃我。而他现在却开始隐瞒我，开始抛弃我了。他的心计似乎已开始只属于他个人了。而以前我曾处处依赖于他的心计并曾是获益者啊！我因意识到自己被关系最亲密的人当成了大傻瓜，因被隐瞒被抛弃而非常伤心，非常沮丧。联想到他方才怎样用鞋底迅速地抹平沙滩，怎样地企图继续隐瞒我，我内心里甚至情不自禁地萌生了一种愤慨。
他又说：“机会肯定是还有的，我本能地感到它的存在。它正隐蔽在今后的某个日子里，不定在某种条件之下，它会倏地显现出来，使对它毫无准备的人目瞪口呆、反应迟钝、措手不及。而它会拉扯上那些为它有所准备的人，从反应迟钝、措手不及的人们身边擦肩而过，匆匆远去。对那些毫无准备的人，它甚至会一去不返，永不回头招手。有时候，人失去了一次机会，便意味着失去了一生的转机。所以我时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要求自己千万不能跟别的知青一样。你说他们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而安，是大智若愚，那么就让我做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吧。我现在必须省吃俭用，必须节约每一元钱。我要为我自己的将来，为我的老母亲，多积蓄一笔钱。哪一天机会真向我招手微笑了，我去上大学了，三五年内，我没有工资了，那笔钱要用来养活我娘，要用来维持我读书的。我不在乎现在别人们怎么议论我。为了将来，现在遭到什么议论都是值得的。吝啬鬼、钱串子、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无非都是讽刺我嘲笑我省吃俭用一毛不拔！有什么呢？不能达到伤害我的目的。”
我耐心地等到他沉默下来，问：“你说完了吗？”
他说：“完了。”
我说：“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他说：“没有了。”
我站了起来，说：“那，我们回连队吧。”
他也缓缓站了起来，直直地望着我。
我将脸转向了一旁。
他忽然用双手扳住我的两肩，请求道：“你可要替我保密！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密！你看到的，我对你说的，千万不能，不，不是不能，是不许，不许泄露给第三个人！”
我说：“行。”
他说：“你得发誓！”
我随口向他发了一个誓。
他这才半放心不放心地将他的双手从我肩上落下……
子卿每年探家，往返途中，常自备干粮和水。为节省途中花费，他决不下饭馆，亦决不住旅店。途中受阻，往往就在火车站、公共汽车站或边防检查站挨熬一夜两夜。饿了，啃干粮；渴了，喝自己军用水壶里的水，或从哪儿讨点水。若军用水壶里的水冻实了，倒不出来，一时也讨不到水，塞进嘴里一把雪一块冰就算喝水解渴了。没有哪一个知青高兴和他结伴探家，他也不愿和别人结伴。他一向独往独来。如此这般，他积蓄下的钱，要比全连任何一个男知青和女知青的都多得多。老百姓有句话是“口挪肚攒，节衣缩食”，这话用在子卿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那一年冬季我探家——也就是我和子卿在小河边谈过话那一年冬季，他让我捎笔钱给他母亲。我接过沉甸甸的一个信封，问是多少钱。他说是五百。
五百！在当年，对于我和他这样的穷家子弟，甚至对于普遍的人们来说，大概相当于如今的五万吧？按当年人们对钱的概念，千元以上就是一笔巨款了！
我张大了嘴，半天才又问出话来。
我说：“子卿，莫非你是变戏法的？怎么变出这么多钱来？”
他一笑，说：“如果我会变戏法变出钱来，每次给自己变多少钱，也会给你变多少钱的。”
他扳着指头跟我算了一笔账——原来他每个月都开“满勤”。原来他自从下乡后，仅休息过四个星期天！而逢年过节，只要他人在连队，没探家，照例总是要加班的。夏秋季节，每个月他几乎只换饭票，不换菜票，一个月只需要六元钱就足够了。虽然他在知青中是一个孤立的人，正如他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是一个孤立的孩子和少年一样，但在老战士老职工们之间，他的人缘都相当好。他常帮他们干活儿，常替他们写信，也常替他们写入党申请书、历史问题交代书、生活困难申请书、错误或者作风检讨书什么的。总之，这使他了解他们的许多隐私和许多不愿公开的事。了解和知道了许多老战士对老战士、老职工对老职工也讳莫如深的事。然而子卿具有一种许多人都难具有的优点，那就是——他是一个愿意、善于、并且完全能够替别人保守住隐私秘密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你请求于他，甚至根本不用请求于他，仅仅是暗示他，那么他则会将替你保守住什么隐秘，作为他对你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和责任。你的隐私你的隐情你的某件唯恐被人知的事，即使烂在他腹中，他也决不会辜负，更不会出卖你对他的信赖的，除非那是你的罪过或罪行。老战士老职工们对他好，不是不可理解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力气方面和在对钱的态度方面恰恰相反，有求必应，常帮他们干活儿。他可以随便出入于任何一家老战士或老职工的菜园子，如入无人之境，“按需所取”。他常从他们的菜园子里拔棵葱，架上摘条黄瓜，秧上扭个柿子，或割一把青菜，洗净，用开水烫了，讨他们一勺酱拌着吃。有时他也从他们的鸡窝里掏走母鸡刚刚下出的蛋，或借用他们的鱼叉到河里去叉几条鱼，以补充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体内起码需要的营养。何况，知青宿舍前的大草甸子里，夏秋季节有采也采不完的野菜、黄花。上山干活时，还能采到木耳、猴头和种种蘑菇。他不吸烟，不喝酒，是男女知青中最最典型的一个“低消费者”。他扳着手指跟我算完了一笔细账后说，不要以为他在亏待自己，更不要以为他在虐待自己，其实他很在意自己的身体素质，体内并不比我们缺少什么营养。
他嘱咐我：“你见了我娘，一定要替我跟她讲，她老人家一辈子含辛茹苦，身体不好，年岁又一天天大了，千万别舍不得花钱。爱吃哪一口，就买哪一口吃。自己懒得做，就去吃饭馆嘛！我所以要常常往家寄钱、捎钱，就是要让我娘觉得，她是完全可以享受享受的。她就我一个儿子，我挣钱供她花，那是天经地义的。她老人家完全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舍不得花的。我就一个娘，难道我还不能将一个娘供养得好好儿的吗？她老人家舍得花，我就放心，就高兴，就觉得尽了孝，就觉得幸福。否则我加班加点，省吃俭用图的什么？”
他还另外给了我五十元，求我给他母亲买些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他说，他太了解伴随着穷日子生活过来的母亲了，钱攥在手里，无论怎么开导，也是舍不得花的。必然会觉得都是儿子的血汗钱，必然会替儿子继续积攒着。除非买成吃的东西，摆在她一眼可以看见的地方，不吃就会变质，才肯吃。他特别求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替他母亲买一条活鲤鱼。他说他从小就总听他母亲叨叨，这辈子就想再喝上一口新新鲜鲜的鲤鱼汤。而从他懂事以后，家里吃过有数的几次鱼，都是咸鱼，从未吃过一次鲤鱼，更不用说是活的了。
子卿一提到他母亲就大动感情，就眼泪汪汪的。
我向他保证，他求我的每一件事，我都会替他做到，做不到不回连队见他。
我回到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不少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摆在我母亲一眼能看见的地方。
我对母亲说：“娘，你吃吧！反正我已经买回家来了，舍不得吃，留坏了，你肯定比我还心疼！”
母亲不禁对我另眼相看。那一时刻，我瞥见母亲两眼渐渐噙满了泪水。母亲掩饰地扭过身去，徒自感慨万千地嘟哝：“这孩子，说出息，就出息起来了！怎么忽然地也没人教导就学会孝敬娘了？”
我问母亲：“娘，你最爱吃什么？”
“这……这娘可说不上来……”
母亲欲言又止，吞吞吐吐，一时竟不能说出最爱吃什么。
我接着问：“娘，你爱不爱吃鱼？比方说鲤鱼，活的……”
母亲就连连点头：“爱吃，爱吃，连鲤鱼妈都不爱吃的话，那不是太烧包了吗？……”
当时正值秋季。按说秋季正是鲤鱼肥的季节，松花江里又出松花江鲤鱼，买到两条鲤鱼本不该算什么难事儿。可那是“文革”时代。“文革”时代的特点是——革命口号层出不穷，物质却匮乏到了极点。在一切物质之中，最匮乏的莫过于副食品。许多副食商店差不多是徒有虚名。至于什么水产商店，全哈尔滨市就没有一家！只要粮店正常开门，并有粮可卖，老百姓仿佛也就心满意足，感激不尽，谢天谢地了。“文革”时代的中国老百姓，大概是地球上当年最典型的“素食人口”。三年不知肉味儿，甚至也不想。想也是白想。连一指长的支离破碎的小咸杂鱼，一旦出现在货床上，人们都会奔走相告，转眼便排起老长老长的队。何况活的鲤鱼！普通老百姓只有在年画上才能见到鲤鱼，象征着“年年有余”。当年，如果谁想贿赂一名干部，只要行贿之事是对方权限以内的事，拎着两条鲤鱼，兴许就会达到目的……
我下了决心，非买到两条活鲤鱼不可！如果松花江里没有，我也就罢了。可松花江里明明是有松花江鲤鱼的嘛！如果当时是冬季，我也就罢了。可当时正是松花江鲤鱼肥硕的秋季嘛！为了买到，我蹬自行车离开城市，沿江碰运气。天黑后投宿在松花江下游的一个小渔村。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正是我的母亲和子卿的母亲的出生地。留我住下的是一个独身老人。他的小小的泥草房在村子的最边儿上，紧靠着江。在他的小小的泥草房里，便能清楚地听到江水涌岸发出的响声。他的“家”里，如果那也算是“家”的话，除了几只小板凳和卷在火炕上的黑乎乎的被褥，再就什么也没有了。我给了他两元钱，他就很高兴地留我住下了，并主动说要把被褥让给我盖。说时，一边将手伸入衣内摸虱子。我奉献出随身所带的一瓶廉价的白酒陪他喝，老头儿奉献出了几块咸萝卜。我们就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一只破碗摆在地上，摆在我们之间。村里当年还没有电。尽管离城市才五十多里，却并未因为离得近沾了城市的什么光。土墙上直接抠了个小窝儿，一盏小油灯在那小窝里发着比萤火虫大不了多少的光。我和老头儿就对着瓶口喝。他一口，我一口。我一口，他一口。酒是好东西，劣质的有时候也是好东西。它能使陌生人之间很快地就变得亲热起来。那老头儿可不是酒鬼。显然他已很久很久没喝过了。几口酒之后，他那双混浊的老眼里有了神采，甚至炯炯发光。他喝得挺斯文。尽管是嘴对着瓶口喝，却极在意地不发出喝的声响，每次只喝一小口。将瓶子递给我之前，还用袖口里面儿抹一下瓶口儿。他那袖口里面儿同样油腻腻脏兮兮的。我一心为了博得他的好感，故意装出很欣赏他的“卫生”习惯的样子。我暗暗打定主意，要搞到两条活鲤鱼，不往别处动心思，就在这老头儿身上下功夫了。
老头儿的话渐渐多了，跟我聊起了他命中的种种不幸。老伴儿怎么在三年自然灾害年月吃野菜中毒死的，儿子怎么因为偷了集体的半袋粮食被判了刑，女儿怎么因为违心的婚事自杀的……说到伤感处，老泪涟涟，泣不成声。
我陪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七分是真的被引起了同情心，三分是表演。
最后我认为前面的种种“铺垫”够充分的了，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便向他提出了我的请求，希望他连夜驾船下网，替我捕两条鲤鱼……
老头儿听了我的请求，揩尽老泪，一时间又变得相当冷静，不那么容易求得动了似的。他不肯答应我。说怕被村里人发现，说松花江是国家的一条江，江里的鱼自然也是国家的。偷偷捕国家的鱼，那罪名是不轻的。我又掏出了二十元钱，继续苦苦相求。他两眼盯着我手中的二十元钱，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一牵扯到钱，那他更不敢了。说偷偷捕了国家的鱼而自己卖了钱，问题就更严重了。不必别人怎么“上纲上线”，自己心里也清楚，起码是“损公肥私”的罪名。我从他脸上复杂的表情分析透了他的心理——分明，他尤其怕我得到了鱼后，再卑鄙地出卖他，使他不得不还我钱，最终还担了罪名。为了使他相信我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卑鄙小人，我指天诅地，引神证鬼，向他发了几番誓。
他问：“小伙子，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弄到两条活鲤鱼呢？”
我说：“为母亲们……”
“为母亲……们？”
他眨眨眼，不明白我的话。沉吟有顷，又问：“你有好几个娘？”
我觉得三句两句也没法儿对他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他也不见得立刻就能理解。不理解岂不还是等于没解释清楚？心里一急，就扑通给他跪下了。因为跪得并不那么情愿，而且还感到很屈辱，眼泪也就随之涌出来了。
我编了一套瞎话，眼泪汪汪地骗他。我说，目前城市里正在流行一种病，许多母亲都传染上了这种病。一旦传染上了，就无药可治，命在旦夕。只有一种民间偏方可救她们的命，那偏方又是非活鲤鱼汤服不可的。我神情哀婉，说得煞有介事。一时间连自己都快相信自己编的瞎话了。
“真的吗？”
老头儿半信半疑。
我跪着不起，言之凿凿说是真的！说您老可千万发发慈悲，救救母亲们吧！
当年，尤其当时，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在那件事上我会专执一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暗想，为了体现我和子卿对我们的母亲的孝心，编瞎话骗骗那老头儿也不算多么可耻。
毕竟是农村人。毕竟是个毫无文化的老头儿。他毕竟孤陋寡闻，对城里之事毫无所知，也就好骗。
老头儿动了恻隐之心。
他连忙来扶起我，并说：“孩子，快起快起，既是人命关天的事，我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趁机将二十元钱塞入他手里……
老人带着我，绕村子去到江边，偷偷摸摸地推船入水。
接连打了几网，打上来的尽是水草。我唯恐他丧失信心，从旁不停地说着些鼓励的话。
终于有一网，打上了两条一尺多长的肥鱼，看样子每条都有二斤多。
我高兴地说：“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
他逮住一条鱼看了看，一声不吭地放在船里了。逮住另一条看了看，叹口气，沮丧之至地说：“都不是鲤子，都是鲫鱼。”
他说罢就想将两条鱼放回江里。我眼疾手快，急忙制止住了他。
我说：“鲫鱼就鲫鱼吧，总比空手而归强！”
他说：“那怎么行！偏方是万万不能凑合的！凑合就不顶事了。”
我说：“当然的，最好是鲤鱼。不过实在弄不到鲤鱼，据讲鲫鱼也是可以的，并不影响治好母亲们的病。”
在他的小泥草房里，他喝了两大口酒，对着两条鱼的鱼嘴，喷到了鱼腹中。说醉鱼即使离了水，也可以活很长时间。又将我的布袋浸湿，将鱼放入袋里。
回到家，我将鱼取出一条放入水盆里，它果然活转来了，侧侧歪歪地游。
母亲蹲在地上，守着盆，开心地观看着，感慨系之地自说自话：“多少年没见过活鱼了，今天又看到了，又看到了。看到了活鱼，就想到了我们那个小渔村。它既然还活着，就养着它吧。咱们可别忍心杀生啊！可怜的鱼，就为了我当娘的一句话，你怎么就被我儿子弄到我家来了呢？”我唯恐另一条鱼会死，顾不上和母亲多说什么，一转身就离开家，又蹬上自行车去给子卿母亲送鱼。
我两天前去子卿家，替子卿给他母亲买的那些水果、罐头、点心之类，仍摆在原处，而且被重摆过了，摆的像某些人家过年过节上供似的，仿佛不见少。
我问：“大娘，您怎么不吃呀？”
子卿母亲说：“怎么没吃，吃来着，也不能一下子都吃光了啊，摆那儿好看！”
我说：“吃的东西，又不是摆设，摆那儿给谁看呀？”
子卿母亲说：“谁来了，谁就会看到呗。我儿子对我的一片孝心，那得让左邻右舍都知道。别人知道了我心里高兴。我自己时常看着，想想我有这么一个有孝心的儿子，虽不在身边，心里边也美滋滋的。”
我说：“大娘，还是多吃吧！摆时间长了，会坏的。”
子卿母亲说：“好，我再吃，我再吃。”拿起一块点心，像从没吃过点心的小孩子那么稀罕地吃了起来。
我就趁机将子卿嘱咐我替他劝导他母亲的那些话学说了一遍。
子卿母亲一边嚼着点心，一边侧耳聆听。听着听着，流泪了。
子卿母亲流着泪说：“其实，我哪儿舍得吃，哪儿吃得下去呀！那都是用俺子卿汗珠子掉下摔八瓣挣的钱买的不是。”
我赶紧转移话题，将鱼给她看。并告诉她，子卿如何求我给她买一条活鲤鱼，我如何到处去买也买不到，如何蹬着自行车离开城市，从一个渔村弄到了两条鲫鱼。
子卿母亲连忙找来一只桶，盛了半桶水，叫我快将鱼放进去。
子卿母亲也和我母亲似的，蹲在地上，守着桶，开心地观看着，嘴里说着和我母亲说的差不多的话。
最后她说：“看它活着，不是比把它弄死，做着吃了更好吗？”
我说：“是啊，大娘，看它活着更好。我家那条，我娘也不许弄死。”
子卿母亲说：“人有人命，鱼有鱼命。世间万物，都有个命好命歹的。人知道命不好的苦楚，就不能反过来不替落在自己手里的鱼的命想想。”
那天，我忽觉获得了一种意外的理解方面的收获——我和子卿这两个“脏街”上长大的孩子，是都有着同样慈悲为怀的母亲啊！
我们的母亲，是值得我和子卿特别孝顺的啊！
那天，我内心里也对子卿充满了感激，觉得我对于我的母亲的孝心，是受他感染的。正如我当年不用功学习到用功学习，也是受他感染的一样。
返程前一天，我又到子卿家，问子卿母亲是否有什么话需我转告他，或有什么东西需我带给他。
子卿母亲交给我一个大包袱，说包袱里是一条棉裤。虽然仅仅是一条棉裤，却似乎比一床棉被还重，简直使我怀疑絮的不是棉花……
我说：“大娘，您给他做得也太厚了呀！”
子卿母亲说：“听说你们那儿冬季里天寒地冻的，冷得邪乎嘛！”
我说：“那也不至于穿这么厚的棉裤哇！这要穿上，就像腰以下围着床被子了，没法儿干活了……”
子卿母亲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活着，全指望他了啊。我是他娘呀，我不心疼他谁心疼他？好孩子，你千万别嫌麻烦，就给他带去吧！”
那一天我又明白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其中包含了些什么我以前不曾思考的内容。
我回到连队，一见子卿，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我替他给他母亲买到了一条肥硕的活“鲤鱼”。
子卿微笑了。
而当我将那个大包袱交给他，他打开后，双手捧起棉裤，忽然将脸埋在软软的棉裤上，无声地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