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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疲惫的人

这是十一月里的一天,确切地说,是十一月九日,离来暖气还有一个星期。当然也是窗子不朝阳的北方人家阴冷的一段日子,他们盼着供暖像两地分居的恩爱夫妻盼探亲假。

王君生和妻子的关系谈不上恩爱,但是他和她也都不愿承认不恩爱。那是一种道似无情似有情的夫妻关系。大部分时间里,也就是每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似无情”;星期六深夜,儿子睡实了,他蹑悄地转移到妻子那张床上以后,有那么一个来小时夫妻之间“似有情”。如果某星期这一个来小时内没实质性的“活动内容”,那么第二天连同其后的六天,妻子必将对他更加显得“似无情”。不但“似无情”,仿佛内心里还忍受着特大的委屈。所以他一向很重视星期六深夜那一个来小时的同床机会,并且尽量向妻子奉献比上一次多点儿的温存。不消说,妻子的回报一般总要比他的奉献质量高些。他也同样需要那个。四十六岁的他对于生活的需要已经不是很多了,“那个”是最起码的需要项目中较为主要的一项。

像这座北方城市的许多三口之家一样,他的家也是一大一小的两居室单元。大房间其实并不大,十四平方米,小房间才七八平方米。大房间朝阳,小房间背阴。小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两只微型沙发、一台电视;大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儿子的写字桌、一排书架,另有一张电脑桌,准备凑足了钱为儿子买来电脑放上边。以前,儿子小时候,小屋里没有那张单人床,三口儿都睡在大床上。儿子发育得很猛,小学四五年级时是个小胖子,而后个子一蹿就蹿到了一米五。虽然他和妻子的身材都不算是高个儿的,毕竟三口儿同睡在大床上是挤不开了,于是就买了一张单人床摆在小屋里,依他的意见,该让儿子单独睡小屋了。妻子却反对,理由是小屋临街,楼下是菜市场,早晨四五点钟噪音就开始响起,太影响儿子的睡眠;又背阴,终年不见阳光,势必影响儿子健康成长。再说,儿子从小有踹被子的习惯,没大人陪睡怎么行呢?

“踹被子是毛病。是毛病就得改!人家外国啊,小孩儿三四岁起……”他企图坚持一下自己的意见。

“去去去,少跟我提外国!外国还有一家住一幢小楼的哪!那是好比的吗?……”妻子急赤白脸地反驳他。

儿子默默从旁听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他又问儿子:“你自己的意见呢?”

儿子说:“我认为,我和我妈还是应该睡大屋。因为,我和我妈都比你起得早,所以,都比你需要保证睡眠质量。”

他张了张嘴,再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妻子乐了,当即在儿子脸上亲了一下,感动地说:“好儿子!真是好儿子,心里知道疼妈了!”

儿子自从当上“二道杠”,说话不再像孩子了。话中不但“因为”“所以”多了,还动辄“我认为”。

在家里,也不知究竟从哪一天开始,他和妻子都相互比赛着似的讨好儿子那种“我认为”。

从此,他睡小屋的单人床了。

儿子上中学后,个子又蹿了一蹿,快和他一般高了。

有天早晨,儿子上学去以后,妻子前脚小屋门里,后脚小屋门外,手拿梳子一边梳头一边对正坐着穿衣服的王君生说:“哎,从明起,我睡小屋,你和你儿子睡大屋吧!”

他困惑地问:“怎么了?”

妻子白了他一眼:“还用问啊?你是盲人啊?看不见你儿子已经长多大了吗?”

经妻子这一反问,王君生顿悟,儿子早已不再是小孩子了,不能再和妻子睡在一张床上了。再继续那么睡下去,对妻子对儿子,都是很尴尬的事了。

他闷闷地穿好衣服,下了床,走入大屋以换房人那种目光打量了一番,然后闷闷地走入小屋,又是一番打量。接着找出一段绳子,量单人床,量小屋的门。再次走入大屋,量双人床,量大屋的门。

妻子并没理睬他的举动,站在厨房里,手拿半张油饼,一边吃,一边等着煤气灶上的一壶水烧开。

他说:“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妻子从厨房探出头,两腮嚼动着,耐心有限地瞪着他。

“咱们把大床移到小屋,把小床换到大屋怎么样?”

妻子喉部一蠕,一口油饼不太顺畅地咽下去了。他看得出,妻子吃得怪干的,显然是希望在上班前能喝上口开水。儿子的早餐是半截肠、一个煎鸡蛋、一袋奶,像许多家庭一样,儿子是重点营养对象。妻子不享受儿子那种优待,一般早餐是半张油饼、一碗豆浆。楼下卖豆浆的外地人回老家去了,她就连豆浆也喝不上了。他和妻子同等待遇,半个月来天天的早餐是油饼和开水。偶尔换样,不过是油饼变油条。三口之家,如果每人的早餐都是半截肠、一个煎鸡蛋、一袋奶,他们是吃不大起的。或者不说吃得起吃不起这么难听的话,而说舍不得吃吧。妻子已半下岗,每月三百多元工资。三口之家一个月都那么吃下来,儿子的电脑就甭想买了,电视机和冰箱也甭打算换了,妻子更甭打算每年添一两件新款式的衣服了。四十四岁的妻子,对自己的穿着偏偏地越发上心起来。她的节俭是情愿的,有个人主义之目的。他却一直都希望每天吃和儿子同样规格的早餐,只不过这希望实在难以启齿。并且,自忖即使说出口了,也不会获得妻子的批准。

妻子喉咙通畅以后说:“怎么?你要一个人占据大屋呀?想得倒美!”

他说:“你看你这人,动不动就对别人的话产生误会。我能那么自私?能那么想吗?把大床移到小屋,咱俩从此不就可以同床了吗?”

妻子眨眨眼,似乎还是没能立刻领会其意。

他又说:“反正是万万不可以让儿子睡小屋的,得保证儿子在家里也有一个安安静静的学习环境是不?”

妻子点了点头。

“那你就快来动手和我搬床呀!还愣着干什么?”

“可,我再耽误几分钟,上班就该迟到了!”

“迟到不是每月也照样开三百多元吗?”

“可如果再迟到,也许就……”

“你别了啰唆了行不行!”

他不禁恼火起来,冲妻子大嚷一句,他知道妻子想说的是“就轮我下岗了”。正是由于妻子想这么说,他才恼火。

妻子一声不吭,放下手里的油饼,走到大屋听从他指挥。

“你把手上的油擦擦!”

妻子就从床上抓起条枕巾擦手。

他看了更加来气,吼道:“你怎么用枕巾擦?”

妻子说:“你从来也不洗东西,你火什么?”

他说:“擦上了油能洗掉吗?”

妻子说:“你没看电视里的广告哇?新一代的‘活力二八’,半瓶子油倒在这条枕巾上也能洗干净!”

他气得张了张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妻子却扑哧笑了,反而催促他:“快点儿,快点儿!我听你指挥。依你也好,我没意见。省得我每个星期六半夜三更地偷偷溜到小屋去就合你那点儿需要!”

他刚抬起一边床,听了妻子的话,又放下了,目光很凶恶地瞪着妻子。

妻子赶紧又笑道:“你干吗这个样子看着你老婆呀?开句玩笑都不成了?好好好,不是我就合你。我承认我也有那点儿需要行了吧?”

于是她弯下腰去先自抬起了她那边床。

他看出妻子内心里其实是很为他的英明决策所鼓舞的。决策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妻子,明摆着好处大大的,而且早都是各自的夙愿。分床其实比分居强不到哪儿去。在三十余平方米的空间内夫妻的分床隔室,若非正闹离婚的两口子,彼此都难免会有种仿佛被相互虐待的感觉。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气并没什么道理,于是也笑了,也抬起了他那边床。

“两道门能通过这张大床吗?”

“没问题,我量过的。”

“你量得准吗?”

“你今天怎么这么多废话呀!转!不是往你那边转,是往我这边转!真笨!抬,抬高!再转!现在是往你那边儿转!”

“我可告诉你,差一丝一毫也过不去。”

“给我闭嘴!”

“是不是应该先把那张单人床拆了,把小屋腾空?”

“这……”

妻子的提醒无疑是非常及时的,也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正确得像真理一样。

于是两口子暂时放下大床,都到小屋去齐心协力对付那张单人床。小屋的空间太小,要想成功地在小屋里将那张单人床拆了,必得先将电视机和两只小沙发搬出小屋。也不能往大屋里搬。大屋塞满了,又势必影响一会儿搬大床。这个家没厅,所以只能往家门外搬。他们那么做了。看起来没几样东西,真往外一搬,一些平时用不大着的杂物,以及墙角床下的木箱纸箱,就都暴露在眼前了。单人床终于拆散,铁床架也搬到外边的楼道去了。楼道巴掌大的地方,堆放不下,有些东西就只得往楼梯上堆放。只剩下单人床的床板,靠着一面墙立了起来。两口子都已出了满身大汗,而且都有点儿气喘吁吁起来。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很久没这么出力气地“劳动”过了。岁数不饶人啊!

当两口子重归大屋,妻子一屁股坐在双人床上,仰起汗津津的脸问他:“歇会儿不?”

他看出她是真累了,想歇会儿,但又希望歇会儿的话由她口中说出。他也有点累,却更希望早点儿把房间重新安顿好。

所以他问:“你很累吗?”

妻子偏不说累,反问:“你就一点儿都不累吗?”

他答非所问地说:“我是替你考虑,你不急着上班去吗?”

妻子看了一眼手表,终于站起来,不无抱怨地说:“都晚一个多小时了!行,那就不歇,接着倒腾。”

王君生马上跟了一句:“对对,还是你说得对,一鼓作气好!”

听他那话,倒像是他在附和妻子似的,这使妻子又白了他一眼。

不知从哪一年哪一月的哪一天开始,两口子之间说话,不太像两口子了。暧昧多了,明白少了,像两个相互将就、唯恐搞僵了关系的同事了。王君生原本是急性子,妻子原本也曾是个心直口快的女人。这样的一对儿夫妻,争执和争吵是免不了的。但那时你坚持什么,我反对什么,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心里怎么想的,完全不必对方猜测,自己更无需绕弯子。争执和争吵,那都是很明确的。某一天晚上,他们又由争执而争吵。突然,灯全灭了。灯一灭,两口子也就停止争吵了。妻子探身窗外看看,说别人家都亮着灯,肯定是咱们家的电表保险丝断了。王君生就秉烛找保险丝。保险丝明明就放在抽屉里,却不见了。

“找保险丝是不是?”

王君生向儿子望去,半明半暗之中,儿子的背影,挺挺地坐在写字桌前。

“你知道在哪儿吗?”

“在我手里攥着。电闸是我拉的,而且把保险丝弄断了。爸你再推上闸灯也不会亮的。”

儿子的语调异常平静,平静得使他听来冷冰冰的。

半明半暗之中,他的目光不禁由儿子的背影转移向妻子的脸。妻子的目光也正望着他,脸上是一派半明半暗的不知所措。

“你们接着吵哇。在黑暗中吵,也省得我看不惯你们的嘴脸。”

儿子语调依然。

当时的王君生,正秉烛站在大衣柜镜前,镜中一张男人的半明半暗的脸,愣怔如呆地瞪着他,仿佛大梦初醒,一时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似的。

“你……你竟敢这么说父母,我揍你!”

他秉烛向儿子的背影走去。妻子想挡住他,被他一掌推得趔趄后退。

而这时,儿子岿然不动的背影,缓缓地就站了起来。儿子身体的正面,缓缓地就转向了他。儿子一手将椅子拎起,缓缓地放到了一边去,仿佛是为他清除障碍。王君生高举在半空中的另外一只手臂,顿时僵住了。他惊讶地发现,儿子显得高大了。而且,分明地,肩比他的肩还宽,胸背比他的胸背还厚,胳膊比他的胳膊还粗。那时儿子,六公斤的哑铃能开二十几次,而他这位父亲,憋红了脸使出吃奶的劲儿,最多只能开五六次。

他说:“我们那算是吵吗?我们……那不过是在讨论……”

他尽量说得若无其事,声音很低,语调中还有一种屈辱的意味儿。僵在空中的手臂,也识趣儿地垂落了。

儿子说:“但是在我听来,你们那种讨论就是吵。没看见我在做功课吗?心里都没想到我是多么需要安静吗?”

相应地,儿子的话也说得若无其事,声音也很低,比他的声音更低。但是再低,也不能使他这位父亲内心里不感到屈辱。那是一种彬彬有礼的、心平气和的、尽量不显得是冒犯的、绝没有超越儿子的家庭身份和地位的训导。确实彬彬有礼,确实心平气和,确实不能算是冒犯,但也确实是训导。而且,理完全在儿子一方。“没看见我在做功课吗?”这就使儿子不但占着百分之百的理,同时像上帝一样具有威严性了。在上帝的威严面前,父亲的那点儿威严算什么呢?他似乎也只有屈辱的份儿。

妻子从旁默默聆听了儿子的训导,赶紧表示忏悔:“儿子你对。对,对,对。爸爸妈妈再也不那么讨论了,再也不影响你做功课了。儿子你可千万别生爸爸妈妈的气……”

“难道我生气了吗?你们看我像生气的样子吗?”

儿子语调平平静静地问,话说得那么慢条斯理。

半明半暗中,儿子嘴角一动,脸上似乎有了些微的笑意。王君生不能判断那究竟是微笑,还是微微的冷笑,抑或是得意的心理优越的一笑。

儿子的目光从妈的脸上望向他的脸上,似乎那句话不仅是问母亲的,也是在问他这位父亲的。

他不禁地连连点头:“儿子你没生气,儿子我看你绝对没生气。你妈她尽瞎说,儿子你怎么会因为一点儿小事就生爸爸妈妈的气呢?是吧儿子?……”

他的话成分多了,除了屈辱的成分,还加进了必要的忏悔的成分和讨好卖乖的成分。屈辱的成分,被后两种成分冲淡了、稀释了、中和了,意味儿几乎完全没有了,完全听不出来了,只剩下了忏悔和讨好卖乖似的。但是他自己非常清楚,他内心里还是有屈辱的滋味。那一时刻他觉得儿子像父亲,像一位不必发脾气就足以显示威严的父亲;而自己像儿子,像讨好卖乖唯恐不及的儿子。

儿子一手拖着椅子,从他和妻子之间穿行而过。

他明白儿子是要去接保险丝了,自觉地秉烛尾随其后。

当儿子站在椅子上时,妻子急了,冲他嚷:“他爸,那多危险的事呀!你自己倒是快……”

站在椅子上的儿子,扭头朝妻子一望,妻子便噤若寒蝉。

他以请求的口吻说:“儿子,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让老爸……”

儿子却命令:“把蜡举高!”

他也立刻紧闭了嘴,举高了蜡。

“照左边。没见我的影子挡着闸盒吗?”

他急忙将蜡烛换到左手举着。

“再高点儿!”

灯亮了。

妻子笑了。他也笑了。儿子的表情却显得格外严肃。

儿子说:“从现在起,保险丝由我保管了。”

……

王君生认为,也许正是从那一天晚上开始,他和妻子之间再也不发生争执、不发生争吵了。至于妻子是否承认儿子那一天晚上对他们的训导起了作用,他就不太清楚了。没问过。他常想,于妻子那方面,恐怕还有病理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她舌根曾生过一个小瘤,已经动手术去掉了。医生说那是一个良性的小瘤,但如果不及时去掉,也有可能转化为恶性的。小瘤虽从妻子舌上去掉了,但却没从她心头去掉。从此她挎包里多了一面小镜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单位,每天总要将舌头长长地伸出口外自照几番。区别是在单位背着同事,而在家里却无需背着丈夫和儿子,有时还请他们观察。她相信少说话,小声说话,避免争执和争吵,就能避免舌上再生出小瘤来,并且避免它转化为恶性的危及生命。不管是因为儿子那一天晚上的训导起了作用,还是她舌上曾生过的小瘤起了作用,抑或两件事同时起作用,总之两口子之间真的不再争执和争吵了。这对于促进家庭关系的和睦当然好,但负效应就是前边说过的,两口子之间说话不太像两口子了,试探性的话语多了,违心的话语多了,态度暧昧的话语多了,拐弯抹角的话语多了,像两个关系很微妙、地位平等又都想比对方高出一等、相互不愿冒犯但又不甘依从的同事了……

要从面积并不算大的大屋里,将那张很大的双人床弄出去,实在不是一桩容易之事。如今家具市场几乎见不着那么大的双人床了,它是十六七年前的产品。两口子结婚前一块儿去家具店买床,他一眼就看中了它。他说这家伙值得买!大!儿子五六岁以前不必添小床了。她难能可贵地,半句也没与他争执就同意了。她当时悄悄对他说,比一般的双人床宽一尺,却只贵二十几元钱,合适!仿佛买下它就等于占了一次大便宜。王君生已根本说不清当年是怎么将它弄进屋里的了,当年有他和她同事中的几个壮小伙帮忙,没让他两口子靠前。他只记得大床摆好以后,几个壮小伙都累得东倒西歪。

王君生想得很缜密,怎么将大床竖起来,再怎么翻过去,怎么九十度一转,再怎么一竖,一翻,一推,一转……就进小屋了。但两个人按照他那缜密的“理论”去“实践”,结果蛮不是那么回事了。不是在竖的时候“理论”脱离“实践”,就是在翻转的时候“实践”背离了“理论”。妻子表现颇佳,他怎么指挥,她就怎么配合,始终一言不发,对他的指挥保持绝对沉默和绝对服从。终于,他们是将那大床竖着推到了小屋和大屋之间的窄过道里。代价是剐下了一大片墙皮,撞松了大屋的门合叶,铲起了一溜儿地板革,碎了一只两口子都很珍视的花瓶,碰裂了鱼缸的一面玻璃,淌了满地水,还搞断了电话线,摔哑了电话机……

在过道儿,两口子隔于床的两边。王君生没法儿挪地方,被床挡在墙角了。妻子既进不了大屋也进不成小屋,被床挡在家门口了。而最糟糕的是,分明地,那竖起着的大床,并不能进一步被推入小屋。两只床腿卡于门外,不是卡着一点点,而是齐床裙那儿卡住了。即使将四只床腿统统锯掉,床也还是没法儿推入小屋。因为没法儿像他指挥的那样,将床在过道里再翻一次,再转一次。不是力气问题,而是立体几何问题。尽管被挡在墙角挪不了地方的他直嘟哝:“只要再翻最后一次,只要再转最后一次……”

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一步骤指挥错了。也许指挥步骤并没错,错在最初的理论设想。但总之,明摆着是错在他一个人身上。妻子是半点儿错也没有的,因为她一声未吭,只服从指挥来着,只奉献力气来着。

她隔着竖起的大床对他说:“快,给我找创可贴!我手挤破了,进不去屋!”

他只能看见她的头,她也只能看见他的头。她紧皱着眉,而他咧着嘴——他一只脚正被床压着。他在往外挣脚,一时挣不出来。他们的头倒是可以凑近的,但是那样的两颗头显然都无心往一块儿凑。

他说:“你先抬一下床,床压着我脚呢!你站着怎么用劲呀,蹲下呀!”

于是她的头在他眼前缩下去不见了。

他一抽出脚,立刻同时听到她的叫声:“哎呀哎呀,我手也被压住了!快抬床快抬床!”

他就慌忙抬床。他要抬起床也得蹲下身才能用上劲儿,但是他被紧挡在墙角的身子却难以蹲下去。勉强蹲下去了,又不便于使劲儿。而她的“哎呀”声一直不绝于耳……

终于,她的手获救了,两口子又能看见对方的头了。

她说:“偏偏破了的手又被压了一下。”

他说:“那我也没法儿替你进屋去找来创可贴,我被挡在这墙角了。”

她说:“我提醒你应该再仔细量量门的吧?”

他说:“你并没像现在这样提醒,你只不过问我量没量门,而我预先量过了。”

她说:“那你究竟是怎么量的?怎么会是现在这么一个结果?”

他说:“量得没错,肯定实际搬时搬错了。”

她的头猛地向他的头凑近,挑眉瞪着他说:“你意思是,也有我一份儿错啦?”

“我没这意思。”

他想伪装出点儿悔意,实际上他心里也确有些许悔意,但那些许悔意并不情愿从他心里爬到他脸上。他希望它明智又成功地爬到他脸上,所以暗中和它较劲儿。这么一来,就使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古怪,不但显得毫无悔意,看去反而似乎有几分无赖相。

“你知道我心里这会儿怎么想的吗?”

妻子瞪着他的双眼眯了起来,表情和语调都有那么几分戏剧的意味儿,仿佛在说一句台词。这是中国和外国的电视连续剧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污染现象。它使不是演员的人们在某些日常生活的“规定情景”下,想象自己只不过是在演戏,并且说出类乎台词的话语,企图以此方式摆脱糟糕的局面。这种局面在人们的生活中是越来越多了,每每做一下演员之状的男人和女人也越来越多了。

那时两口子隔着竖起的大床凑近着的两颗头,如一对儿欲斗的鹌鹑。妻子那颗浓发焗得蓬松而曲卷的头,像一只雌鹌鹑;而他那颗刚刚理过的头发稀少的头,像一只脱毛的雄鹌鹑。两颗头的态势一触即发,似乎立刻会将对方的眼睛啄出来。

然而王君生被妻子那句有几分戏剧意味儿的话逗笑了。他说:“我知道你想和我大吵一架,也知道你其实不会和我吵,因为你怕舌头上再生出小瘤儿。”

他的表情和语调也有那么几分戏剧的意味儿,他想逗妻子也笑一笑,企图减轻眼前糟糕的局面对自己和妻子的心理造成的压迫感。

妻子却没如他所愿地笑。她的头猛地向后仰去,与他的头拉开了距离。同时她眯起的眼睛又瞪大了,一只手臂高举在竖起的大床上方了……

王君生恐怕挨耳光,急忙往床下缩他的头。迟了。不过妻子的手也并没扇在他脸上,她扭住了他一只耳朵,扭得他龇牙咧嘴,歪着脸踮起了脚跟……

她小声然而威胁地说:“给我听清楚了!我下班回来以后,要看到这个家又恢复了家的面貌,否则你可别怪我跟你翻脸!”

进入不了大屋也进入不了小屋的妻子,用手绢包扎了受伤的手,撇下家门里外糟糕的局面,以及被囚隔在墙角的丈夫,匆匆地上班去了。

一个易拉罐儿滚下楼梯的锡鼓般的音响声,伴随着妻子匆匆的脚步声一直到楼下。

“这是谁呀?热闹劲儿的!一大清早,就不能让别人睡个回笼觉哇?!”

楼下传上来某男人的谴责。邻居们关系不错,那男人的谴责很有分寸。王君生听出了那男人的恼火,猜他大概非常想骂,又不好意思骂出口。

他像爬墙一样从墙角爬到大床这边来了,但爬过来了也还是进不了大屋。正一筹莫展之际,楼上一家的男人站在他身后了。

“哎呀,王大哥,你这是……要搬家吗?……”

对方比他年轻十二岁,是商业局的一位处长,姓姚,而王君生是商业局下属酱油厂的一小小分厂的副厂长。按级套的话,勉强算是副科级。他一向觉得对方对他的敬称中,隐含着几分轻蔑。他不喜欢对方,正如对方一向假装和他亲近。

他没好气地说:“不是要搬家。我能往哪儿搬?只能在这儿画生命的句号了!我是想把这大床弄进我这小屋去!”

“原来如此。”对方朝楼下一招手,“你们上来!”

于是上来几名棒小伙儿,印在他们工作服上的字告诉他,他们是搬家公司的。

对方说:“麻烦你们帮他把这大床弄进那小屋,完事儿我送条好烟谢你们!”

于是几名棒小伙儿挤进他家门,有的研究床,有的掏出卷尺量他家小屋门的高度和宽度。

王君生连忙对踌躇满志的姚处长说:“不必麻烦他们,不必麻烦他们……”

姚处长苦笑道:“别客气。我买了一套家具,正巧今天送来。你家堆在楼道的东西不清理了,我那套家具能往上搬吗?老实说,我已经陪着他们在楼外等半个多小时了。不是我没耐心,是他们急,人家上午还有两处搬送任务哪!”

王君生的脸倏地红了,一连声说对不起。

棒小伙儿们中的一个,脸上毫无表情地对他说:“拿锯来!”

他一愣:“拿锯干什么?”

“不把四个床腿儿全锯掉,这床根本弄不进你这小屋去。”

“锯床腿儿可不行!把床腿儿全锯掉我妻子回来要生气的!”

棒小伙儿们中的另一个脸上毫无表情地说:“也不必四个床腿儿全锯掉,我看锯掉两个就行!”

他指的不是前后的两个床腿儿,而是同一侧的两个床腿儿。

王君生不禁地叫了起来:“那……那我这床不就成了滑梯了吗?!”

棒小伙儿看看他们的雇主,一个个都嘟哝——那就没办法了,爱莫能助了!

姚处长急了,振振有词地说:“王大哥,你这么样儿就不太好了吧?我雇的人,我劳他们的驾帮你忙,我替你出一条好烟谢他们,你怎么还难为起他们来了呢?”

王君生也火了:“你这叫什么话?依他们出的主意,我这床还能当床睡吗?”

又有一个棒小伙儿说:“其实四条床腿儿都锯掉也没什么不好,如今时兴矮床。”

王君生吼道:“可是我老婆回来要生气的!我不想惹她生气!”

棒小伙儿们一时就都沉默了,都将目光望向姚处长。王君生从他们的表情看出,分明地,他们内心里是全都将他视为一个非常怕老婆的男人暗嘲着了。

他不由得又吼了一句:“我并不怕老婆!”

两个棒小伙儿忍俊不禁地侧转身窃笑。

姚处长忙说:“王大哥你别发火儿!千万别发火儿!咱们再冷静想想,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他说着掏出烟,一一分给棒小伙儿们,并给了王君生一支。

他心里生气。既生自己的气,也生那些棒小伙儿的气,还有点儿生姚处长的气——你怎么偏偏这时候添乱!由于生气,本不想接烟,但是一只手却不由自主地伸了出去……

他吸了两口烟,情绪镇定了些。转而一想,自己生别人的气,是多么没有来由。

他歉意地冲姚处长笑了笑。

姚处长也冲他笑了笑,表白地说:“不是我没耐心,真的不是我没耐心,是他们着急……”

姚处长说完看了一眼手表。

腕上戴着手表的棒小伙儿们,也都受他的影响,低头看起手表来……

王君生终于义无反顾地说:“算了!我这床也不往小屋弄了,诸位干脆帮我把它归回大屋去吧!”

姚处长立刻将吸了半截的烟扔在地上,一脚踩灭,下达了命令:“抬!”

于是棒小伙儿们都一齐扔掉了烟,齐心协力抬那大床。终于众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又将大床弄到了大屋门口。但是那大床也没法儿归回到大屋里了,还是有两条床腿儿碍事。正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姚处长却狡猾地对棒小伙儿们说:“诸位,王大哥对这张床挺有感情的,别硬往屋里弄了,弄掉哪条床腿儿王大哥该心疼了!我看让王大哥自己慢慢往屋里移吧。他能移出来,他就一定能移进去。咱们先帮王大哥把楼道的东西统统搬进来!……”

于是棒小伙儿们就都心照不宣地撤出去了。不愧是搬家公司的,转眼就将堆在楼道和楼梯上的东西全搬进来了。楼道和楼梯上的障碍是清除了,但是他的家里却被堆得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了。

他们还替他将家门关上了。

听到家门外沉重的脚步声,他将家门开了一条缝朝外偷窥,见那些棒小伙儿们抬的是漆光闪耀的红木家具。他曾在家具店见过那样的一套家具,标价两万多元。他家在三层,姚处长家在五层。他家住一套两居室,姚处长家住两套两居室,打通了一堵墙。去年春节他曾到过姚处长家一次。姚处长家装修得很高档,如五星级宾馆,又具有咖啡厅的情调。那一次去姚处长家他的心理格外受刺激,所以再也不去了。他想,宽敞而又装修高档的住房,摆上一套红木家具,主人待在家里的心情将会多好哇!这么一想,他就不禁地嫉妒起来。

他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和妻子是怎么样将那大床从大屋里弄出来的。弄出来,是一套步骤;弄进去,必是另一套步骤。好比打算盘,加法和减法的口诀是不一样的。那些棒小伙儿们预先根本不思考步骤,所以床腿才又卡在大屋的门外了。要不,搬得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搬不回去呢?唉唉,现在的年轻人啊,无论什么事情上,对别人是半点儿责任感都没有了!

最终,他自己也不得不动锯了。幸亏他学过木工,家里还保留着一把锯。锯挂在阳台上,遭雨淋过,生了很厚的锈,凑合着还能使。往下锯床腿儿时,他觉得像自己截自己的肢。姚处长说得不错。他的确对这张大床有了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没有这张大床,就没有儿子啊!一家三口,曾共同在这张大床上睡过两千五六百个夜晚啊!……

床,到底是被他又弄入大屋里了。而且,又推到原来的位置了。它比以前矮了一尺,看去像屋地砌了一级台阶似的。他坐、躺、站,反复数次。觉得坐着别扭,膝盖必须耸着了,要想伸直,就只能把两只脚伸向前边去了。躺着呢,像躺在地上似的了。往起站,四十多岁的腰板得使把子劲儿了……

刚接上电话线,修好电话机,单位来了一次电话,问他是不是忘了,厂里要由他主持“打假预备会”。他当然忘了。若没忘,一大清早就不挪床了。想得太简单了,以为半个多小时就大功告成的事儿,不承想累了两个多小时,白累。可他对厂里说没忘。身为副厂长,不按时上班到厂,还把由自己主持的会给忘了,像话吗?他撒谎说他病了,感冒了。早晨起来头疼得厉害,不能去上班了,请转告等他到厂开会的同志们,“打假预备会”改天再召开吧……

放下电话,发了半刻呆。心想,什么都假,连酱油和醋居然也不能幸免。要是某一天假货比真货还多,那打得过来吗?

将小床也重新支起在小屋里,将家具重新都归了位,赶紧地接着就拿起笤帚扫地,拿起墩布拖地。往外扔四条锯掉的床腿儿时,碰见姚处长从楼上下来,夹着一条烟。

姚处长笑了,略带挖苦意味儿地说:“王大哥,咱们楼上楼下住着,又是同一个系统的干部,你也太跟我客气点了吧?不就是锯掉四个床腿儿嘛!为什么就偏不让人家替你锯,偏自己锯呢?”

他怔怔地望着姚处长,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姚处长从腋下抽出那条烟给他看,又说:“你看,我这人多实在。说了替你送人家一条烟,就真送。你偏不让人家帮着锯掉四条床腿儿,我这条烟不是替你送的有点儿亏吗?”

他本想这么顶一句:“用不着你替我送一条烟!”——可转而一想,如果这么说了,就得从自己家献出条烟。姚处长拿在手里的是一条“红塔山”,自己家还没一整条比“红塔山”好的烟,相比之下送不出手。光顶一句拉倒呢,嘴上倒是痛快了,却又会显得自己未免太小气了。

于是话到唇边强咽回去,改口说:“我算什么干部,才管百十来个做酱油的。还不是主管,是个副的!你今后甭用‘干部’这个词儿抬举我。”

他话一说完,转身便进了家门。

只听姚处长在门外嘟哝:“这话从何说起呢,这话从何说起呢……”

姚处长的尴尬,终于使他心里的气消了点儿。

家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由于床矮了,墙皮剐掉了一大片,地板革被床腿儿铲起了一溜儿,鱼缸漏了,鱼全死了,大衣柜的镜子裂了……所以区别还是有些的。

妻子和儿子晚上在家门口遇着了,同时进了家门。

妻子小屋大屋来回看了一遍,将挎包往床上一抛,双手朝腰里一叉,瞪着他意欲发作。

儿子看看当爸的,看看当妈的,还没从身上取下书包,就像乐队指挥似的左右分开两臂,及时制止道:“同志们同志们,这有什么可惊、有什么可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对家变成了什么样子并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在班里的学习名次!告诉你们,我可临近考试了!”

他赶紧表态:“儿子,我和你在乎的事情是一样的。”

于是妻子叉在腰际的双手垂下了……

吃晚饭时,他搭搭讪讪地对儿子说:“儿子,跟您商量个事儿……”

儿子一口饭含在嘴里,撩起目光看他,像一位不喜欢被拍马屁的老板看着一名企图讨好取悦的下属。

妻子也不拿好眼色乜斜着他说:“你酸不酸呀?跟儿子说话还您您的!”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用错了词,赶紧又自嘲地笑着说:“幽默嘛,调解家庭气氛嘛!我要跟您,不不,跟你商量的是这样一件事儿——你睡觉太不老实了,有好几次夜里差点儿一脚把你妈蹬下床,所以呢,你妈提出……”

妻子在饭桌下狠狠踩他脚,他赶紧纠正自己的话:“不,不是你妈提出,是爸爸主动要求,也可以说主动申请,从今天晚上起,和你共同睡在大床上……”

儿子含在嘴里那口饭,还不往下咽。他看出儿子脸红了,同时也看出,儿子不是由于不好意思才脸红的,分明是感到被侮辱了,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了。他早就开始觉得,在他们这个三口之家里,每个人的自尊心都比以前增强了,也敏感了、脆弱了、很容易受到伤害了。而首先需要共同爱护的,是儿子的自尊心,其次是妻子的,再次才是他的。再次也就是最后的意思。最后的意思也就是不太受到特别的爱护,伤害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儿子每升高一个学年,他就越发地感到,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在渐渐地发生倒错似的。他常独自暗想,到了儿子高考那一年,大概就是到了他这位父亲在儿子面前最像儿子的时候了!起初他还本能地惊异于这一种倒错,后来慢慢习惯了,仿佛有一种强大的渗透力,决定着这一种倒错是合理而且正常的现象。他今天竟对儿子称“您”,实在是由于那一种渗透力在潜意识中作祟。

他简直近乎小心翼翼地又补充了一句:“行吗儿子?你同意吗儿子?”

儿子嘴里那口饭终于缓缓咽下去了。

儿子喝了一口汤,顺了顺咽喉,然后眯起眼凝视着他反问:“爸,我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地位?”

他和妻子不由得对视了一眼,妻子的一口饭也顿时噎住。

他不知究竟应该怎么回答儿子的话才妥。

儿子又说:“好,那么让我来替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我在家里的地位是——儿子!是刚上高一的儿子!既然是儿子,那就要做得像个儿子。而且,我认为,一切儿子,都应该尽量做个好儿子,我处处就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可你们,你们好像早就不把我当儿子看待了!你们常常搞得我没有了是儿子的感觉你们知道吗?而那一种是儿子的感觉对我很重要你们知道吗?一个高一的大儿子还需要有人陪睡吗?这要是传到同学之间多让他们耻笑我!我为什么不能单独睡那间小屋?为什么不能自己睡那张单人床?爸、妈,我主动要求,也可以说主动申请,从今天晚上起,单独睡小屋!”

妻子一急,嘴里的饭没往下咽,吐在桌上了。

她说:“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小屋太阴,终年不见阳光!你小时候着过凉,已经落下了关节炎!”

“关节炎?”儿子打鼻孔里嗤出了一声,“我是足球场上的前锋,我自己怎么不觉得?”

儿子的目光望向了当爸的。

王君生立刻从旁证实:“对对,你妈说得对,她没骗你。你现在不觉得,是因为爸妈从那以后一直加倍爱护于你……”

妻子不满地说:“你比我对儿子的责任感更强?”

他便又纠正自己的话:“是妈爸,妈爸从那以后一直加倍爱护于你。还因为你现在年轻,精力体力都处在充沛阶段,所以自己不觉得。再说睡在小屋那边也太吵,会影响你学习。你学习成绩的好坏,是咱们家目前的头等大事!”

儿子看爸爸,看妈妈,低声说:“那,我要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像一个好儿子,就只有接受我爸的申请啰?”

他说:“爸爸是这么希望的,这么希望的……”

妻子说:“好儿子其实就是那种善于理解爸爸妈妈爱心的儿子,儿子你在我们心目中正是这样的好儿子呀!”

儿子问:“爸,那么你把床腿儿锯掉了,是为了防止被我从床上一脚蹬到地上摔着?”

他笑了,摸了儿子的头一下,解释性地说:“那倒不是。如今时兴矮床嘛!”

儿子说:“为了赶时兴,不惜以种种损坏为代价?”

他挠挠头,笑得苦涩起来。

儿子又问妈:“妈我夜里真乱蹬乱踹吗?把你从床上蹬下去过吗?”

妻子被问得直眨巴眼睛。他看得出,妻子是多么不情愿将莫须有之事强加在儿子身上啊。

他一时变得机敏起来,俏皮地替妻子回答:“对于儿子问的话,母亲如果不便回答,有权保持沉默。”

三口人面面相觑了一阵,突然都大笑不止……

那一天晚上,儿子十一点半以后才上床。王君生在儿子做功课时,一直躺在床上看一本《世界名人幽默》。他不好意思先睡,有意陪伴儿子。他的目光几次离开书页,望向儿子的背影,心中涌起一股股浓厚的体恤之情。但一想到如果两年后儿子高考落榜,对儿子对他和妻子意味着什么,也就只有一再打消催促儿子上床的念头。进而想到许多家庭高一的儿女们肯定都是这么用功地学习着,为父者的感情便平衡了。

那一本书中每页都有名人的幽默话语和可笑之事,但他默默地读着,竟一点儿也笑不起来。

儿子反而心疼他,几次劝他先睡,并将台灯光用纸罩住了半边。他谎说不困,其实很困。劳累了一天,怎么会不困呢?

儿子上床前,没刷牙,没洗脸也没洗脚。他关灯不久,儿子便发出轻微的鼾声。

他刚翻过身去,又隐隐听到妻在小屋抽泣。欠身细听,一片寂静。头一挨枕,眼一闭上,又听到了。

小屋比大屋的温度低四五度。他想妻子白天手上带着伤,心里憋着气,因为配合他的举措而上班迟到,这会儿肯定非常希望获得他的温存和体贴吧?但又一想,那么谁来哄哄我呢?也就有点儿懒得理她。但妻子的抽泣声伴奏着儿子的鼾声,并不自行地停止,终于使他听得心中有些不忍了,于是悄悄起身,赤着脚溜到小屋里,还没忘用脚勾上小屋的门。

黑暗中,妻子将被卷裹在身上,似乎不欢迎他的光临。小屋的确冷,他只穿条裤衩,在床前冻了片刻,浑身一哆嗦打了一个大喷嚏。觉得怪没趣儿的,一转身淌着清鼻涕就想离去。妻子的手却及时从被窝里伸出来,在他大腿上拧了一把。他领会到这是被接纳的表示,于是掀开被子,一条黄鳝似的钻进了妻子被窝。

妻子悄问:“你把什么搞到枕巾上了?黏糊糊的!”

他说:“清鼻涕,我用枕巾角擦了下鼻子。明天我要是感冒了责任在你。”

妻子说:“讨厌!”顺势往他怀里一偎。

他就将她搂抱住了,嘴贴着她耳朵说:“你有什么可委屈的?我才委屈呢!我要把大床换到小屋来,还不是为了从此咱俩可以像两口子那样天天晚上同睡在一张床上?还不是为了给儿子创造更好点儿的学习条件?”

妻子说:“这我都明白。”

他说:“你明白,半夜三更还在这屋抽抽泣泣的!”

妻子说:“我心里的委屈和烦,是因为另外的事儿。今天我们商场领导找我谈话了,让作好下岗的思想准备。”

“就找你一个人谈话?”

他心情一沉。

“找了二十多人一起谈的,都是我这种四十多岁的人……”

他感到妻子的泪弄湿了他的胸。

“这你犯不着觉得委屈,更犯不着流泪。不少单位都要开始动员,前些天我这小小酱油厂的副厂长也找了几名职工下毛毛雨呢!”

前些天厂办公会决定让他负责下岗职工的动员工作。这可不比领导“打假小组”打假,这是得罪人的很棘手的事。他本不愿管,可厂长等几位厂级干部一致讲他人缘好,为人正派服众,工作比较好做些。他却之再三,没办法只好应下。找几位下岗对象一谈,对方不是痛哭流涕痛说家境困难,就是怒气冲冲骂不绝口,搅得他心里沉甸甸的不好过。想不到自己的妻子也面临下岗的境况。他不禁地对妻子生出一阵怜爱,不停地抚摸她的身子,吻她的肩和颈子。

“这一次看样不是下毛毛雨,要来真格的了!”

“那也不必慌,更不必怕,到时候我自有安排。”

其实他在说大话。他自己内心里,受到这件出乎意外又似乎意料之中的事的冲击,开始慌和怕起来了。妻子原在一家小商店当售货员,是他四处送礼求人,才将妻子调到目前这家大商场当售货员。没想到这家大商场的经济效益一天比一天下降,前景越来越不妙。而当初那家小商店,由于周围一片新的社区先后落成了,买卖却一天比一天红火。

“当初真不该听你的。我说都四十多岁了,不必再调了,你偏怂恿我调,偏说人挪活树挪死!我要不调走,兴许能当上副经理呢!那不就和你一样,也混入国家干部队伍了?什么事儿一听你的,结果准糟!”

妻子又在他胳膊上狠狠拧了一把。

“当上副经理又怎么样?还不就是个副科级!都不敢往名片上印,反而怕被别人小瞧。”

“听说原先那小商店,每人的月奖金就三四百元呢!我要真下岗了,每月可就只能拿二百来元了,光指你每月那六七百元工资,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放心,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于以后的生活状况的慌和怕,一出现在他内心里,就像蚂蚁出窝似的,顷刻成为一群,在他那男人的胸膛四处乱爬,乱钻乱咬。

他没有了困意。

“你就会……”

黑暗中,他猜到了妻子还想继续抱怨他,于是便用自己的嘴去吻堵住她的嘴,同时将她搂抱得紧紧的。

妻子在枕上晃着头,想要躲开他的吻,想要说出她一心想说的话……

他一翻身,将她牢牢地压在自己身下,并用双手捧住她的头,不许她的头再晃。他内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似乎只有靠了那一种冲动的实现,才足以抵消掉渐渐扩散满胸膛的慌和怕……

妻子服帖了,温顺了,不但开始接受他的亲吻,也开始抚摸他了……

他从沉睡中被妻子推醒,没醒前做着梦。梦见不会游泳的自己在激流中随波而下,紧抱着一只鱼形的儿童救生圈不敢稍微一松。醒来才发觉紧抱着的乃是妻子的两条腿。

妻子指指窗,灰白的天色透过了窗帘。他一时有些懵懂,不知自己怎么居然会来在小屋里,和妻子挤在一张单人床上。

妻子将一根手指压在他嘴上,另一只手朝大屋指了指……

他这才想起夜里的事,同时立刻明白了妻子的暗示。幸亏自己还不算是个胖男人,他想,否则单人床就容不下妻子躺了。显然,妻子若不与他头脚倒置而眠,两个人谁都别想睡成。

他悄悄起身下了床,内疚地问:“没睡好吧?”

半明半暗中,他看出妻子的脸有些浮肿。

妻子温情脉脉地笑着说:“还行。”

“夜里……你好吗?……”

“好。”

妻子温情脉脉地回答,使他心里不那么内疚了。

他俯身吻了妻子一下,又赤着双脚,蹑悄悄地溜回大屋,轻轻躺在地铺般的大床上。

“爸,你小心着凉。”

儿子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儿子,你……什么时候醒的?……”

连他自己都听出来了,语调是那么羞惭。

“刚醒。”

儿子背朝他,一动未动,看样子并不打算向他翻过身来。

“我上厕所了。是我上厕所把你弄醒的吗?”

话一说完,他立刻觉得说得太不像话。明明是从妻子的床上溜回来的,怎么可以说成是“上厕所了”呢?这不等于是在侮辱妻子吗?

他从床头柜上摸起手表看了看,四点过五分,还有两个小时可接着睡。听听儿子的呼吸非常均匀,以为儿子又睡过去了,却不料儿子再次说:“爸,其实你们大可不必……”

显然非是梦话。

他一时仿佛被粘在床上了,动不得了。半天,才细语悄声地问:“儿子,我和你妈……大可不必怎么呀?”

那份儿心虚,如同他和妻子加入黑社会而被儿子有所觉察了。

“你们的心理完全可以放轻松点儿,大可不必把我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儿。”

儿子的口吻听来无比郑重。

他一阵怔。又半天,以其昏昏却企图使人昭昭地说:“那我们可做不到啊!儿子,你对我和你妈很重要……”

他向儿子翻过身去,靠拢过去,隔被将一条手臂搭在儿子身上。

他又说:“你的存在非常重要。我们只你一个儿子,哪能不把你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儿呢?”

“爸,再睡会儿吧!”

儿子仍一动也没动。

他却在心里反复破译儿子的话,不知儿子的话是泛指一向的家庭关系,还是针对夜里自己贼一样的行径……

吃早饭时,这三口之家,每人的表情都显出了几分庄严的意味儿。

他由于前二十四小时内,心理方面和身体方面都有较大的消耗,而且睡眠不足,没能恢复过来,在单位从上午到下午一直处于腰酸腿软头晕目眩的状态……

今天,暖气是早已经来了。元旦已经过去了,春节就要到了。

今天他躺在大屋的床上休病假。确切地说不是休病假,而是疗养工伤。其实疗养工伤也不算说得很确切。因为他的伤不是在单位造成的,而是在离家不远的街拐角造成的。也不是在工作时间内造成的,而是在公休日造成的。

那一天是星期六,上午十点多钟,他推着坏了闸的自行车到街拐角去修,迎面碰上一个戴墨镜穿夹克衫的青年。

对方彬彬有礼地拦住他,彬彬有礼地问:“您是不是姓王?”

他说:“是,我姓王。”

“你就是王君生先生吧?”

他点头,谦虚地说:“不必称先生。”

对方笑了。

他也笑了,笑着反问:“您是……”

对方笑着从兜里抽出了右手,手上戴着金属撑子。就是黑帮电影里打手打人的那一种。他在家里看过些黑帮电影的录像带,对那玩意儿并不眼生。

“教训你这个王八蛋!”

他刚意识到情形有点儿不对,还没来得及作出什么防范的反应,额头上已挨了重重一击,倒在地上。

不知从哪儿又冒出了两个家伙,他们一齐用穿着皮鞋的脚踢他,踢得他刚从地上支撑起身又倒下去,刚从地上支撑起身又倒下去……

他没喊叫求救。四十六岁的他,一向是个老好人,并不曾得罪过谁,也生平第一次遭到殴打。所以他的嘴还根本不习惯喊叫出求救的话语,他完全是在一声不吭地遭受着殴打。当然,也完全丧失了抵抗的能力,更谈不上反击了……

他住了半个多月医院。肋骨折了两根,眉骨那儿缝了几针,额上也缝了几针,耳朵险些被撕下来,缝了十来针。脸肯定是要落疤的,万幸的是眼睛丝毫也没受伤。

在他住院期间妻子报案了。公安人员曾到医院当面向他取证,又经过一番调查,初步断定是由于他领导厂里的“打假小组”参与端了几处“制造”假酱油的黑窝点,因而遭到对方实行的报复。

厂里的人也都这么认为,所以将他的受伤视为“严重工伤”,不但全额报销医药费,而且多次派人慰问。如果他挨打真和“打假”有关,那也的确是全厂最严重的一次工伤事件。厂里的另几位头头经过讨论,一致决定颁发给他五千元奖金。不过案子还没破,打他的三个家伙还没逮着,究竟是不是因公遭到报复,最终要等那三个家伙被逮着了,招供了,才能开全厂表彰会,才能颁发奖金给他。尽管从各方面分析都是没什么疑问的事,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全厂表彰会开了,奖金也颁发给他了,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他自己和别人不是都会陷入被动,笑柄流传吗?

本市新闻界不知怎么也获悉了这件事儿,报社的、电台的、电视台的记者都曾到医院去采访过他,搅得他别提有多烦。真相还没最终大白呢,他有什么可对他们说的呀?可他们都执意要采访,说那叫“超前新闻”。如果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压下就是,一旦逮着案犯,真相果然,采访可以最及时地推出……

回到家里疗养这几天情形好多了,不受记者们的滋扰了。额上的和眉上的伤已封口了、拆线了。留下的两道疤都在一边,而且太近,也就相当明显。好在已经是四十六岁有老婆孩子的人了,不存在影响找对象的问题。两肋却仍打着石膏缠着绷带,医生说近五十岁的人了,骨头接茬愈合得慢,晚点儿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妻子终于还是下岗了。但她单位的领导说,在她重新找到工作以前,仍享受商场正式在岗职工的一切待遇。因为她的丈夫可能是“打假”英雄啊!对可能是“打假”英雄的男人的妻子,当然应该予以特殊的照顾。尽管他还仅仅“可能是”。但万一真是,在他卧床养病期间,竟然对他的妻子一点点都未予以照顾,不是显得她商场的领导们太不近情理了吗?他猜她商场的领导们准是这么想的……

妻子对他是关怀极了,在医院里因为心疼他而放声大哭过。每天都守护他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每天都做了有营养的好吃的饭菜从家里带到医院,还替他剪手指甲、脚趾甲、刮胡子、挠痒痒儿。

今天是他从医院回到家里的第十三天。妻子和与她同时下岗的几个老姐妹相约了一清早就到劳务市场找工作去了。

今年的冬天暖气供热不足,家里并不怎么暖和。早六点晚六点各供一次热,每次不过一小时,夜里十一点至一点再供一次热。一天二十四小时,供三次热。总供热时间四小时。煤涨价,有些住户无限期地拖欠取暖费,锅炉工嫌工资低。多次闹情绪变相罢工,当年管道施工马虎,接口不严漏水、埋得浅经常被冻裂……这一切综合因素导致供热不足。大屋里的温度也不过能维持在十度左右,小房间里才七八度。而且,大屋里也没有了每年冬天充足的阳光。一百多米以外,斜对着他家窗子的方向,某房地产公司盖起了一幢十八层塔楼,那正是每天太阳升起的方向。那幢塔楼盖到十层的时候,阳光就照射不到他家里了,而且永远。楼里一、二、三层的许多人家,曾联合在一起,公推他为代表,找那家房地产公司理论。他当时也曾再三推却,说自己人微言轻,必负众望无疑。可大家说好歹他也是位副厂长,这年头,大小是个官儿,就比一伙儿平头百姓捆在一起有些分量。他建议让五层的姚处长作为交涉代表,姚处长能言善辩,还与不少局长们过从甚密,正可以为全楼居民们的利益据理力争。何况,姚处长家的阳光也被遮住了嘛!即使不愿代表大家,为他自家的利益,他也不至于袖手旁观啊!大家都说去找过姚处长了,说姚处长不但不肯做大家的代言人,而且态度严肃地拒绝参与。甚至,令大家困惑地完全地站在房地产公司的立场,极言对方手续的齐备与合法,批评大家企图进行交涉的动念近乎无理取闹。王君生听了,大为不解。他想不通姚处长那么一向寸利不让、寸利必得、连芝麻粒儿大的一点儿小亏都不肯白吃一次的人,怎么在这件明摆着利益受到较严重侵害的事上,态度竟一反往常起来?他正如坠五里雾中地糊涂着,众人就一个劲儿地从旁夸他一向比姚处长好,一向多么肯于为了大家的利益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一向多么具有交涉的杰出能力。总之,又是夸他,又是怂恿他,又是激他。他起初还能自谦,还能保持头脑的冷静,还有几分自知之明,清楚着自己并不像大家夸的那样。后来就被夸蒙了,仿佛自己真是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了,结果晕头转向地不知怎么就答应了大家的请求。斯时,在他的意识中,除了被众口当面美化的愉悦,还滋生着一种好大喜功的心理。你姚处长拒绝于大家的,我王厂长偏要为大家挺身而出。你在邻里关系方面的损失,正好增长我在邻里关系方面的威信。如果你姚处长手拍胸膛接受了大家的请求,反而显不着我了哪。如果你不负众望,你今后还更有资本在我面前趾高气扬了呢!嘿嘿,你拱手将一次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相让,我又干吗不趁机表现表现自己呢?

于是有一天,他在班上请了假,开始实行他的承诺。他先去一家高档理发店理发。

理发师傅说:“哎呀你哎,头发倒是还不算太稀,就是枯了,跟一蓬干草似的。平时缺乏保养的原因啊!”

他说:“所以才来保养的嘛!”

理发师傅问:“我们这儿有法国进口的特效护发膏,给您洗发时用不用?”

他说:“当然用!”

理发师傅说:“可是贵了点啊。”

他说:“花多少钱我不在乎,只要我离开您这儿变得精神了就行!”

有了他这话,人家便细细地为他理,为他洗,为他吹。当他从理发椅子上站起身时,镜中的自己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他十分满意。

“多少钱?”

“八十五。”

他的脸一下子拉长了。随即,脸上又挤出一堆极勉强的笑,竭力掩饰起受骗上当了似的表情。

“我以为得多少钱呢!才八十五啊,不贵,不贵!下次我还来这儿理!”

嘴上如此说,心中却暗暗叫苦不迭。他已多年没进过理发店了。

头发长了,一向只在街头街尾让“马路理发员”们理短拉倒,而那么理一次才三元钱。迈出理发店的门,他心中速算了一笔账——他是将自己以后两三年的理发钱,此次一总儿预支了。但是为了将邻里们重托之事办成,他又自我安慰地想——这点儿个人利益的损失是不应该计较的。

那一家房地产公司设在一座非常气派、非常豪华的大厦内。

一位秘书小姐问他找谁。

他说找总经理。

问他有何公干。

他犹豫了一下,说洽谈业务。

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他说是“红星集团”的,并且尽量挺直腰板,伪装出较有身份的人的模样。

秘书小姐翻着白眼想了想,似乎要从自己的特殊记忆中搜索到“红星集团”的印象,显然并没搜索到,却也显然不太敢怠慢于他。

她礼貌地请他稍候片刻,旋即进入经理办公室。片刻出来,替他拉开经理办公室的门,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客气地笑盈盈地往里请他……

经理办公室宽大而且布置得庄严。总经理看上去比姚处长还年轻、还有风度、还踌躇满志。对方从高靠背的老板椅上站起身,矜持地绕过两米左右的大办公桌,主动与他握手。对方脸上的表情也是那么庄严,与办公环境的庄严协调一致、相得益彰。

二人在舒服松软的皮沙发上坐下后,对方不无敬意地说:“我对你们‘红星集团’的实力仰慕已久啊!听说你们的股票上市后一直在涨?”

他搪塞地嗯嗯着。

对方轻搓着滋养得白白嫩嫩的双手又说:“如果你们的集团和我们的公司能达成什么合作项目的话,那真是珠联璧合,珠联璧合啊!请问,你们方面有什么意向?”

他觉得实难再装下去了。在生活中,他第一次为了达到目的而演戏。既然已见着总经理了,他认为也就没必要再骗下去了。为了平定一下心情,鼓舞起必胜的信心和斗志,他从西服兜里掏出了烟。那是一盒包装很低劣、价格很便宜的烟,民工们常吸的那一种烟。那盒烟往茶几上一摆,对方似乎立刻就看出了破绽,于是对方的目光打量在他身上。他身上穿的一件新西服是从地摊儿买的,那是穿名牌儿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而对方正是那类一身名牌的人物。

他吸了两口烟,在对方审视之下,从西服的内衣兜摸出了一张名片递给对方。

“你……酱油厂的?……”

“您别以为我骗您了,其实也不能算骗。我们厂生产的酱油是‘红星’牌儿。如果我们厂有一天牵头儿成立酱油托拉斯,那么肯定就会另有一个‘红星集团’诞生的。说不定我也会和您一样,当一位总经理什么的……”

“等等,等等,”对方打断了他的话,“别扯远了,推销酱油吗?”

“不。我们的销路很旺,不搞直销。搞直销也不必我这位副厂长亲自出马。”

于是他话锋一转,直切正题。

对方倒也显得耐心可嘉,并不往外撵他。他则相应地暗自要求自己识趣儿,尽量把话说得简短。

“说完了?”

“说完了。”

“那怎么办呢?让我们将盖了一半的楼铲为平地?”

“我理解,我们那幢楼的居民倒也没这个意思,只不过要求点儿经济补偿,平衡平衡心理嘛!现如今,谁的个人利益受到了侵害,都会产生这种要求的是吧?”

“也包括你自己啰?”

他愣了一下,诚实地点头。

对方站起身说:“咱们换个地方谈。”一说完往外便走。

他也赶紧起身跟着,跟到了秘书那间屋隔壁的小屋里。相比于宽大庄严的经理办公室,那小屋的布置简陋多了。两张单人床,两只小沙发,一张桌子和茶几而已,桌上还摆着一台十四英寸的小彩电。

还没等他坐下,对方已拔脚离去。

“什么阿猫阿狗你都引见给我!再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我辞了你!”

他听到了对方语势汹汹的训人之声,对那位秘书小姐,他心里不禁地感到了几分歉意。

紧接着进来了两名五大三粗的保安,手里各拎着电棍。

一个将他那盒烟及他的名片拍在桌上,冷冷地瞪着他说:“这都是你的东西,给你。”

另一个也冷冷地瞪着他说:“请你立刻离开这里,这里是我们的休息室!”

他说:“你们经理刚才跟我说换个地方谈。问题还没交涉完呢,我不走。”

“不走也得走。”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们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胳膊,将他从沙发上架起来,架出了那小房间。

他的目光刚和秘书小姐泪汪汪的目光接触,她便厌憎地背转过身去。

他被架着穿过长廊。他挣扎,但哪里摆脱得了两个五大三粗的保安的挟持。

“我是公推的代言人!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行的!你们经理是要后悔的!……”

他扯着嗓子威胁地喊叫。但是寂静的长廊里,只有他自己愤怒的回声。

他们一直将他挟持到电梯口才放开他。

“对不起,我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我们总经理要求你从我们公司这一层楼消失,消失得越快越好。”

他们中的一个摆弄着电棍这么说。

而另一个,则用电棍捅了一下电梯灯标,电梯门一开,他被推了进去……

此后他又去了两次,却连房地产公司那一层楼都没上去。

他不得不向邻居们通报情况。通报时别提多么沮丧、多么惭愧,一再地承认自己的无能,一再地说些辜负众望的自卑话。大家一听就炸了,都说是可忍,孰不可忍!都说房地产公司欺人太甚。说我们居室的阳光明明被遮挡住了,不给予经济赔偿绝不答应,绝不善罢甘休。说要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要打官司,要求助于舆论的道义声援……

他说自己在态度上同意是同意的,也不会转变立场,只是另外推举一位代表吧!因为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自己是没能力交涉好这件重托的。

大家却都说别啊!都说谁也不信赖,就信赖他王君生的能力!不但信赖他的能力,更信赖的是他一向具有的甘为别人鞍前马后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就是再推举一百次,代表非他王君生莫属!自知是盾,赞美是矛。但若用赞美这柄矛刺自知这块盾,则几乎,不,不是几乎,则一概地没有不被刺穿的。从帝王到庶民,从圣人到小人,都同样地经不起赞美。相对于赞美这柄矛,自知这块盾往往都像是画了蒙人图案的纸板做的。王君生当然既非圣人亦非小人,他是一个老好人。他活到四十六岁,只被赞美过两次,另一次便是这些人对他的前一次赞美。他们两次赞美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中小学生在选举“劳动委员”时,往往就是那么七言八语而又齐心协力地对他们的某一个同学极尽赞美之能事的。那某一个同学,又往往和王君生似的,既是老好人既不善于坚决地说不,又多少有那么点儿受宠若惊……

结果是他从那一天开始为自己更是为众邻居写诉讼状。他生平第一次写那玩意儿,少不得要借本《法律常识手册》夜夜细读,少不得要自费到律师事务所去咨询。连续几个晚上,儿子写至深夜,他也写至深夜。儿子占据着桌子写,他坐在床上,夹子垫在膝上,一沓信纸垫在夹子上写。妻子问他写什么,他不敢讲真话,撒谎说自己写的是副厂长工作总结……

后来就是一次次跑法院,催促人家尽快立案受理。

不久他发现他住的那幢楼起着变化,一些人家先后将阳台用铝合金窗封起来了。封阳台的正是那些阳光被挡住的人家,铝合金窗使他们各家的阳台变得美观了。而另外一些人家在装修,或铺木块地板或对四壁进行喷涂。邻居们见了他一如既往地亲切点头、微笑、主动打招呼,却没有一个人询问他起诉的事。这曾使他心中有几分纳闷儿,但仅仅纳闷而已,并没将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敏感地有机地联系起来想过。

谜底是由妻子揭开的。

有一天他下班刚进家门,妻子将他扯到小屋里悄悄说:“你知道别人家为什么都封起阳台来了吗?是房地产公司免费替封的。室内装修的人家,也得了房地产公司的赔偿款。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五六千元。不要钱想要物的人家,房地产公司给换了冰箱,或买了微波炉送上门。听说房地产公司原本是预备下了一笔赔偿款的,有十多万元钱呢!赔偿也肯定有咱家的份儿,你说咱家要钱呢还是要物呢?”

妻子的话使他当时呆住了。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熬了几个夜晚呕心沥血反复修改多次并花钱打印的诉讼状,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代表性可言。分明地,邻居们已暗中与那家房地产公司达成了解决矛盾的种种协议,而且,要求都获得了不同方式的满足。可想而知,他们在力争条件的满足之时,一定都还曾以打官司相要挟过,却没有一个人预先告诉他这一点。甚至在他们的条件已经获得满足之后,也“忘记”通知他打官司的事可以终止。

我被出卖了——这一种意识像误食了一大口芥末的感觉。吐已经晚了,芥末被唾液所稀释,大部分咽下去了,其辣直冲脑顶。他顿觉血脉偾张,两眼出泪,鼻孔里仿佛要往外冒烟冒火。

妻子见他那样子异常,奇怪地问:“你怎么了?”

他说:“想打喷嚏,却打不出来。”

妻子从她自己头上扯下根头发,两指捏着递向他:“拿着。捅捅鼻孔,一痒,喷嚏就打出来了。”

“不用!”

他生气地将妻子的手从眼前拨开。

“你这人,我白扯下了一根头发!”妻子一边将那根长头发往自己手指上绕,一边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这次我拿主意,咱们要钱!顶数咱家的阳光被遮挡得多,少于三千元不行!要来了,先凑足钱给儿子买电脑!他许多同学家都有电脑,他却还没摸过电脑呢。儿子懂事不提,咱们做父母的不能不替他想到!”

他一屁股坐在单人床上,继续发呆。

“你倒是说话呀!”

“买电脑急什么?我厂里不是还要发给我五千元奖金吗?”

“可……谁知道哪年哪月才破得了案?反正这事儿我做主,你去办。过几天我向你要三千元钱!”

妻子说完,离开小屋,走到大屋去,向儿子讨好:“儿子,儿子,妈告诉你件好事儿!咱家将获得房地产公司的一笔补偿,少说也是三千元!过几天就能替你把电脑买回家来了!……”

听着妻子的话,他点燃一支烟,大口大口地猛吸。他平生第一次想破口大骂,骂那些曾两次当面对他说尽赞美话语的男人和女人……

那一天夜里他失眠了。是单枪匹马地和房地产公司打官司,还是不要那三千元钱了,当成一次人生的教训忍了?如果是代表众邻居打官司,他自忖有七分打赢的信心;如果单枪匹马,那么七分信心就只剩下三分了。阳光何价?这是没法儿换算的。再说对方有齐备的手续,阳光从大前提上讲又是应该共享的,曾照进谁家的,并不意味谁家就有垄断权。打官司就得请律师,即使打赢了,估计三千元也刚够付律师费的。又估计那家房地产公司显然已经恨上了他,采取的分明是团结一大片,孤立他一家的策略。对方也显然早已作好了法庭上见的种种部署,那肯定将是一场打起来十分艰难的官司吧?一想到即使打赢了,补偿也将全归律师,而一旦官司输了,还将损失几千元律师费,他便英雄气短了。倘儿子心理也受到官司的干扰和冲击,影响了学习,岂非因小失大吗?可如果当成一次人生的教训默默忍了,又哪儿去弄三千元钱向妻子交代呢?干脆对妻子来个“彻底坦白”吗?当时都没讲实话,现在怎么讲呢?妻子要不一一找那些邻居们去吵架才怪呢!一一都吵翻了,还能在这幢楼里继续住下去吗?又将给儿子的心理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呢?他是早已变成这样一位父亲了——凡事一想到儿子,多大的苦都能吃,多大的委屈都能默默承受,多愤怒的时候都能自我消解变得一点儿脾气也没有了……

第二天早上,他从车棚里推了自行车要去上班时,碰见住另一单元的老张也推自行车要去上班,老张是肉联厂的推销科长。老张当面赞美他时表情最为由衷、语言最为真挚。

“君生,上班?”老张对这幢楼里与自己平辈的男人们,一向略姓呼名,而且总流露出饱满的一视同仁的亲近。那一种亲近具有不可抗拒的、使人简直不能不对他也同样亲近起来的声情魅力。那一种特殊的魅力是使他成为一名成功的推销员的必备条件之一。

“是啊,上班。”王君生报以一笑,笑得极不自然,分明对老张那种亲近接受得有几分保留,有几分勉强。

“遇到烦恼事儿了?”老张并不推了车马上就走,而在等着他一块儿走。瞧着他一时打不开那把破旧的车锁,老张又说:“该换车锁了。我还有把链锁,用着不习惯,明天送给你,反正放着也是白放。你这个人啊,太内向,有什么烦恼总爱闷在心里。这不好,很不好,会闷出病来的。我等小百姓,谁少得了与烦恼的事儿撕扯不开的时候?要善于对人说。听者无害,说者有益。说就是宣泄嘛。宣泄和出汗一样,是一种心理的自我保健嘛!”

他终于打开了那把破车锁,于是一手扶着自己的车把,一手搭在老张的车把上,瞪着老张茅塞顿开似的说:“那么,老张我就问你,大家是不是背地里已经得到房地产公司的好处,没谁再想和他们打官司了?”

老张说:“不是得到了他们的什么好处,是他们理应对我们进行的补偿!人家既然补偿了,咱们还有什么官司和人家打的?”

他说:“这情况却没一个人告诉我,我家也没获得到任何补偿。前天我还跑了一次法院,催促立案。现在看来,变成我一家要和房地产公司打官司了!”

他心里以为,老张听了他的话,一定会很尴尬,很不好意思,很内疚,甚至显出无地自容的样子。殊料老张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并没像他想的那样面红耳赤支支吾吾。

“什么?你……还根本不知道?竟没一个人告诉你?”老张仅仅表现着惊诧,继而表现着愤慨,“这算什么事儿?这太不应该了嘛!不可以这样的嘛!怎么能这样呢?我是想过要告诉你的。但又一想,肯定会有人告诉你的,我何必多此一举呢?你看,亚明来了,你再问问他!”

老张看了一眼手表,又吃惊地说:“哎哟,我得先走了,不然要迟到了!不像话,不像话……”

老张抓着他的腕子,将他的手从自己的车把上拿开,不停地嘟哝着“不像话”,匆匆地就走掉了。

叫亚明的男人姓周,原先也是酱油厂的,厂办公室主任,后来通过姚处长的关系,调到局里当后勤副处长去了。

周亚明一边用目光寻找他的自行车,一边问:“老张刚才和你说我什么?”

王君生还没完全从自己和老张的对话中摆脱出来。他觉得在刚才那场对话中,自己和老张似乎都错位了。本来有理由有权利生气的是自己,觉得尴尬觉得不好意思的应该是老张,怎么竟反过来了呢?老张既然像是自己,成了有理由有权利生气的人,那么自己也只有像老张,觉得尴尬觉得不好意思了。怎么竟反过来了呢?他一时想不明白。

他怔愣之际随口回答周亚明:“我们没说你什么。”

“说了吧?我都听到他提我的名字了!”

周亚明已发现了自己的自行车,但是并不走过去,而是横移一步,挡在他的自行车前边。看那样子,如果他不作出解释,周亚明是不肯放行的。

他只好说:“大家暗中都得到了房地产公司的补偿,而我仍蒙在鼓里,还一直准备代表大家和房地产公司打官司。老张因此有点儿生气,让我问问你……”

“问我?问我什么?”

“我想……我想……他的意思是,让我问问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吧?……”

“这还用问吗?”周亚明倒顿时面红耳赤起来,但显然不是由于尴尬,不是由于不好意思,而是由于和老张同样的愤慨:“竟没一个人告诉你?这算什么事儿?这太不应该了嘛!不可以这样的嘛!怎么能这样呢!全楼多少户人家啊!一个想不到,两个想不到,老张想不到,我想不到,有情可原,怎么就都想不到呢?几乎家家都有电话,临睡前拨下电话,五分钟的时间内就告诉清楚了嘛!出来进去的碰见了,几句话也就告诉清楚了嘛!这些人心里成天都想什么呢?问我的感觉,我好生气!老张多生气我就多生气!”周亚明的话,几乎和老张说的话一样,仿佛他们商量过了怎么说。

周亚明对他放行了。一边说一边走向自己的自行车,他一弯下腰开车锁,就不打算直起腰了似的。王君生望见他那是辆新自行车,当然也是新锁。他不明白周亚明为什么开新车锁比他开自己锈迹斑斑的破车锁还费劲。

他一时尴尬极了,觉得难堪极了,不好意思极了,仿佛两个邻居中的男人所谴责的恰是他自己似的。

他讪讪地说:“那,我先走一步了。”说罢,推着自行车便走,好像有点儿怕周亚明追上来继续进行谴责……

他没直接骑到单位,而是先去了法院。

几次接待过他的一位年轻的法官,听了他的话,皱眉道:“你这人真古怪!前天你来催我们立案,我们昨天刚立上案,你今天一早又来撤诉,当我们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一位老法官将那位年轻的法官扯到一旁去,凑头嘀咕了几句。究竟嘀咕了些什么他也没听清,只隐约听到“打过招呼”“撤得正好”两句。

“那么好吧,你去办理一下撤诉费吧!”

于是那年轻的法官,就不动声色地将诉状还给了他。

“还要交撤诉费?”

他下意识地将一只手捂向衣兜,仿佛怕对方搜他兜。

“怎么?不情愿啊?”对方又将诉状从他手中扯了回去,似乎要作为扣押物。

“不不,我不是不情愿。真的不是……”

他那只捂住衣兜的手伸入了衣兜,掏出一把零钱,很窘地解释:“我身上没带多少钱。您看,就这点儿零钱……”

那名老法官本已走出接待室,听到他们的对话又返回来,劈手从年轻的法官手中夺过诉状,沉下脸以训斥的口吻说:“你可真多余!”

他双手将诉状还给王君生,微笑着,非常客气地安抚道:“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免了免了,这个主我做得了,您快上班去吧!”

王君生离开法院,将诉状丢在车筐儿里,匆匆地往厂里蹬去。经过一只垃圾筒,他一手抓出诉状,扔到垃圾筒里去了。

他想——这件事儿就让它结束吧!他决定不再向其他众邻居们提起或质问。他明白,即使提起,即使质问,他们回答他的话,也必和老张和周亚明是一样的。

一到厂里,他就找到主管厂长,恳求厂里借给他三千元钱。他是位没有“小金库”的丈夫,不给妻子一个说法是不行的。而若给妻子一个说法,只有借钱。

厂长问他借钱干什么。

他支吾了半天,说:“老岳父病了,得住院。”

厂长凝视着他大摇其头,说:“我的副厂长,你难道忘了,你老岳父已经死了两年了,是厂工会帮着料理的后事啊!”

他腾地闹了个大红脸,一时吭吭哧哧地不知再说什么好。

幸而厂长与他关系不错。厂长说:“得,我也不逼你非回答借钱干什么了,只要不是去赌去嫖,不是去花天酒地,我批准财务借你。但只能借你两千元,超过两千元要开会研究,这个规矩你也是知道的……”

那一上午剩下的时间里,他就在厂里见谁向谁借钱,吃午饭前,终于借够了一千元。

他并没当天晚上就将三千元交给妻子,怕“任务”完成得未免太快,妻子起疑心,一个星期后才将钱交给妻子。

妻子接钱时眉开眼笑,一边点数一边问他:“顺利吗?”

日子过得拮据,他十分理解妻子对钱那种喜欢的程度和心情。

他皱着眉说:“还算顺利。你别点数,我已经点过了,差不了的。”

妻子却如同没听到他的话,一直点完为止。将钱收好后,絮絮叨叨地竟开始抱怨他索赔太少。

他说:“你当时一开口说了个三千元嘛!”

妻子说:“我当时说的是少于三千元不行!你自己没长脑子呀?数咱家阳光被挡得多,所以咱家有理由要求比别人家多的补偿!”

他火了,吼道:“你还有完没完?”

家里霎时一片静。妻子在那一片静中颇显不安地瞧着他。

儿子出现在小屋门口。

儿子说:“你们整天钱、钱、钱,庸俗不庸俗?”

儿子一说完,清高地转过身去走向大屋。

那一片静持续了很久,似乎具有神圣性,做父母的不敢轻易打破似的。

那一天王君生明白了一条生活原理——钱对一个家庭如果太重要了,这个家庭就没法儿不充满与钱有关的琐碎又庸俗的内容。

从此他中午在厂食堂只买素菜吃。

……

现在,他身上盖着一件厂里发的穿旧了的棉大衣,正仰躺着翻看相册。

阳光是不再赐惠他家这间大屋了,而且永远。若在国外,他想,补偿那就多了去了。他明白,他所招惹的,并不仅仅是那一家房地产公司。在对方背后,还有形形色色的互利势力。他们一起视他为“公敌”,他不忍又能怎么样他们呢?

妻子临出家门,怕他寂寞,将些旧杂志和一只小半导体收音机放在他身边。他说不需要,说想看相册。

妻子怜悯地说:“你呀,这就叫老啦,只有老人们才喜欢翻旧相册。”

他伤感地回答:“是啊,我觉得我已经很老很老了,活了一万年似的。”

在那相册里,有一张他的“百日”黑白照。挺大的头,瘦小的精光的身子,如同一条娃娃鱼。算来照片已经保存了四十六年了。他久久端详着自己的“人之初”,仿佛在研究一块古生物化石。他不禁又想,四十六年,无论对于一个民族还是对于一个国家,该发生多少重大的事件啊!就是近十几年吧,中国“改革开放”了、苏联“解体”了、南斯拉夫分裂了、香港回归了……而时间以生命的形式体现在自己身上,却不仅那么平淡无奇、碌碌无为,甚至充满了屈辱的、畏缩的、拘谨的、苦涩无奈的体验。最令他沮丧的是,抻长脖子踮起脚往前看,所看到的内容依然皆是体验过的内容,一抹亮色也看不到。所看到的比所体验过的分明还要灰暗——那人生的终点尤其灰暗,无非是每月几百元退休金混老等死。那时候的物价将比现在又涨了几倍呢?退休金够自己和妻子吃饭吗?看来只能指望儿子了。可儿子自己也是要组建家庭,也是要当丈夫、当父亲,负起自己小家庭的经济责任的啊!如果儿子变不成“大款”或小老板之类富人,如果儿子未来的生活也和自己目前的生活一样灰暗,能赡养得了老爸老妈吗?可不能成了儿子的累赘……

他一边胡思乱想,一边信手翻着相册。除了那张“百日”照,直到他二十六岁前,他的生命在那相册中是一段空白。这使他不禁地回忆往事,企图使那段空白浮现出美好的内容。

美好的岁月和时光,一经执着地进行回忆,居然还是有些的……

一个刚刚理了发,穿一件新背心的男孩儿,一手拎着酱油瓶子,一手拿着一只粗瓷大碗,去食杂店买酱油和面酱。新背心印着“祖国花朵”四个字,新背心使他觉得自己是个很神气的男孩儿。因为觉得自己神气,心情格外愉悦。

那男孩儿是自己吗?

当然是的。

夜里下过雨,一路所经许多人家的“板障子”湿漉漉的。不知为什么,他从小特别喜欢夜里下过雨的第二天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夜里下过的雨不要太大,太大第二天到处是积水,人不好走路;也不要太小,太小一夜蒸发尽了湿度,空气中就没有那么一种湿漉漉的清润新爽了。他也从小特别喜欢看自家的或别人家的“板障子”和房屋的外墙湿漉漉的情形。如果夜里的雨确实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暴雨,那么第二天人一定会发现,院子里街路上的土地,仿佛都被冲洗过了似的。四下望去,到处干干净净。那个年代,在这一座城市,除了市中心有石头路有柏油路,居民街区皆土路。最烦人的是一夜小雨不停,第二天早晨土路被渐渐地浸透了,一脚带起一坨泥。而夜里下暴雨就绝不至于这样。所谓“板障子”,其实就是不像栅栏那么美观的栅栏,而且也不像栅栏那么低。

“板障子”普遍较高,最低的也有一个大人的身材那么高。高的两米多,都是用木板钉成的,那些木板一般都旧得苍灰色了,围护着独居人家的房屋,或成为大杂院和街道之间的“屏风”。被一夜雨水淋过的“板障子”,半干半湿,比触目一色的苍灰看上去舒服多了。而树梢啊、花蔓啊、草茎啊,就从“板障子”的上边或缝隙探出着攀援着,撩得人的心念想从缝隙往“板障子”里边看。看“板障子”里边究竟开着些什么花儿长着些什么草儿。所以“别趴人家板障子”这句话,又成为家长们对自己的小儿女经常进行叮咛的一句话。孩子们却正是通过那一种窥望,刺探大人们的生活内容,并想象自己以后的人生的。半干半湿的房屋的外墙望去也令人舒服。这座城市的人家早年喜欢将房屋的外墙粉刷上颜色,通常粉刷浅蓝、深绿、淡红和橘黄四种颜色。经一夜的雨水淋过,颜色加重了,仿佛夜里被人用水彩重新染过,而天亮了没来得及染完匆匆罢手而去。

那男孩儿就贴着“板障子”往前走,口中一路轻轻吹口哨。他刚学会吹口哨,怎么用力也吹不太响。有一只翠绿的,比麻雀还小的鸟儿,在人家“板障子”上边探出的树梢儿间婉转地用叫声回应他的口哨。惹得他止住脚步,仰着脸用口哨和那鸟儿交流了半天……

当那男孩儿一手拎着满满一瓶子酱油,一手端着满满一碗面酱回到家里,不禁地对母亲自豪地大叫:“妈,我一丁点儿也没弄到新背心上!”

而他的母亲,待他放下酱油瓶子和碗,冲他温和地一笑,以犒赏的口吻说:“剩下的二分钱你留着看小人书吧!”……

那个从记忆的幽深处渐渐浮现出来、面目模模糊糊的小学五年级男生又是谁呢?在小学母校的操场上,在上课间操的十五分钟内,在全校同学目光的注视之下,他恓惶不知所措地走向体育老师的领操台。站在领操台上的已不是男体育老师,而是一位永远板着一副严肃面孔的女校长。如今想来,她当年并不算老,只不过五十余岁。但对于当年那小学五年级男生来说,五十余岁的女人确实够老的了,何况她已经有了许多白头发。他踏着木梯登上领操台,从女校长手中接过了一张奖状。当年的奖状就是一张价值四分钱的印有花边和“奖状”二字的纸,在全市最大的文化用品商店才能买到。如果它上边没用毛笔写了字盖了章,那么其价值仅仅等于两枚市内邮票,当年市内邮票二分钱。无论写了字盖了章,抑或没写字没盖章,一经被从文化用品商店买走,就再也不能抵四分钱用。但它被写上了字盖上了章以后,对于获得它的人,似乎便是一种对人的终生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东西了,起码在当年是那样。

那五年级男生在登上木梯的最后一级时踏空了一脚,险些从一米半高处摔下去。幸亏女校长及时抓住他一只手,将他拖上了领操台……

他因在马路上捡到钱包交给老师而获那张奖状——钱包里有一百七十多元钱。一百七十多元钱在当年是一大笔钱,相当于女校长两个多月的工资,相当于他父亲三个多月的工资,相当于他班主任四个多月的工资。当年还没有拾元的纸币。所谓“大票”,分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四种。一百七十多元钱是厚厚的一沓钱,他捡到的是塞得鼓鼓的大钱包。

那份奖状是他四十六岁的人生中唯一的荣誉。那一天他成为全校的“明星”,那课间十五分钟乃是他四十六岁的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辉煌”。确切地说那一次“辉煌”并没有十五分钟那么长的时间,实际上仅仅六分多钟。

如今,四十六岁的小小酱油分厂的副厂长王君生回想当年,心情竟仍莫名其妙地有几分恓惶不知所措,还有几分受之有愧的羞惭。因为事实上,他捡到那个鼓鼓的大钱包以后,并没立刻想到应该交给老师。他将钱包带回了家,藏在窗台下的一个墙洞里,藏时他数过那些钱,已知道那些钱相当于他父亲三个多月的工资。正因为如此他才藏起来。他幻想那些钱能成为自己家的钱,希望那些钱能使父母受穷愁的压迫而布满脸上的皱纹得以舒展开来。他首先想悄悄告知的是母亲而非父亲,如一切穷人家的男孩子一样,母亲是他的第一位知心朋友。而父亲更是一个使他觉得欠恩太多太久希望早日进行报答以减轻心理负担的男人。但是他张了几次嘴都没能对母亲说出口。至他现在四十六岁为止,他只捡过那么一次钱。以后倒是多次丢过钱,累计起来已远不止二百七十多元三百七十多元四百七十多元。自从中国发行了十元和百元钱币,丢钱的捡钱的面额都大了,人丢钱的晦气和捡钱的喜悦也都大了。而当年第一次捡那么多钱的孩子不知怎么告诉自己的母亲似乎也是必然的……

藏在墙洞里的那鼓鼓的大钱包使他没法儿安睡。小学五年级的男生第一次尝到了失眠是什么滋味儿,半夜里他将头缩在被窝哭了。母亲被他哭醒拉亮灯问他怎么了?这一问他的暗哭就变成了号啕,结果父亲也被哭醒了弟弟也被哭醒了……

当一家四口瞪着摊了一炕的那些钱时,都呆住了。

父亲平静地对母亲说:“别人的钱,摊在炕上看个什么劲儿?深更半夜的,还不快收起来!”又对他说,“哭什么?谁叫你往家里带?自作自受!明天交给老师!”

父亲说罢,率先倒头便睡。

母亲有点儿忐忑不安地问他:“儿呀,你没花人家的钱吧?要是花了,你可千万实说,妈得给人家补上!”

他发誓一分也没花,母亲才放心地往一起收拢钱。而他忽然觉得弟弟神情异样,双膝跪着,双手压在膝下。

他断定地说:“妈,弟弟拿钱了!”

母亲便也起了疑心,厉命弟弟将双手从膝下抽出,弟弟却咬着唇不肯。他和母亲就分别拽弟弟的手,掰弟弟攥着的两只小拳头。弟弟的两只小拳头攥得很紧,他和母亲费了好大劲儿才分别掰开。弟弟的左手里什么也没有,右手里果然有。但只不过是一角钱,攥成一个纸团,攥出了汗。

弟弟哇的一声哭了。

父亲腾地坐起,甩手给了弟弟一巴掌,将弟弟扇得倒在被子上……

当他将那张奖状带回家,母亲看完了给父亲看,父亲看完了说:“那贴在墙上吧。”

母亲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只有弟弟连一眼都不瞧。

当他用一勺粥往墙上贴那奖状时,听到母亲喃喃自语:“一百七十多元,节省着花,够咱家花小半年的了。”

父亲也喃喃自语:“能买两辆半新的自行车了!”

父亲最大的个人心愿,就是能攒钱买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父亲在铁路上做装卸工,因没自行车骑,每天早早地便离家去上班,每天下班回到家里也很晚……

他听出父母的话中都有某种暧昧不明的,在他们之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分。

从他当众获奖那一天起,他觉得和他一路上学放学的同学们,目光都有些心照不宣起来,一个个低着头东瞧西看的,仿佛谁都希望也发现一个鼓鼓的大钱包丢在路上……

以后他对钱便产生了一种近乎恐惧的心理。如同患有恐血症的人见不得鲜血或类似鲜血的红色浆液汩汩流淌的情形一样。他觉得钱具有某种非常邪性的魔力,人一旦内心里开始总寻思它,那就会对别的任何东西丝毫也不感兴趣了。仿佛钱是能寄生在人灵魂里的蛔虫,并在人的灵魂里生下一窝窝小蛔虫,最终将人的灵魂变成一个外薄内胀的蛔虫袋儿。有一次厂里发工资,人手不够,请他这位副厂长去帮着清点。一捆一捆的钱堆了一桌面,他点着点着,心慌了,头晕了,手颤了,出汗了。“这些钱要都是我的多好!多好!多好!多好!……”这么一种既不切合实际又与犯罪念头搅在一起的想法,纠缠在他头脑中怎么也挥之不去。他借口上厕所赶快逃开……

那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又是谁呢?她不高不矮的身材是多么苗条啊!她穿一件白色的布满小蓝花的短袖衫,一条藕色的裙子。手臂和腿白皙得如同象牙,乌黑的齐耳的短发裹着一张标致的鹅蛋脸儿,也白皙得如同象牙,两腮泛着淡淡的红晕。她的眉很弯,很细,也很长,眉梢一直延入鬓发中。在那样两条秀眉下,是一双黑白分明的杏眼。都说双眼皮儿的眼睛,尤其女性的眼睛,毫无争议地美过于她们的单眼皮儿的眼睛。他却认为她那一双单眼皮儿的杏眼,肯定是全中国无与伦比的最美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恬静无比的单纯得像小鹿一样的眼神儿。她胸脯很丰满,走路的姿态很悠然。她脚穿一双带扣绊的平底的黑布鞋,未穿袜子,衬得她的脚面也白得如玉……

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他不知道。

那一年他已是一名初二的男生。“文化大革命”早就开始了。他在去学校参加“大批判”活动的路上常看见她,她显然也是一名初二或初三的女生,但显然和他不是一所学校的,否则他们就有机会同路了。他看见她时,她总是从一条坡路上悠然地走下来,而他则必须横穿过那一条坡路走入一条胡同。他往往故意低着头放慢脚步走,待与她的距离接近了,才突然抬起头,为的是能够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她那张清丽的脸。即便如此,他也从未能引起过她的注意。是的,从未。那一年的夏季他大约看见过她十五六次,有幸近距离欣赏过她七八次。但她从未因他而放慢过脚步,目光也从未向他瞟过一次。他虽然处心积虑地接近于她,虽然巴望着获得到她的一瞥,哪怕是不经意的一瞥,但她却浑然不觉。她眼中有一种漠然的眼神儿,好像中国当年发生的一切天翻地覆的大事件,都一概地与她毫不相干……

第二个夏季,他就再也没看见过她。

然而她成了他确曾暗恋过的一个恋人。一个美得使他根本不敢想入非非只不过希望再见到几次哪怕一次的美神。直至他现在四十六岁了,当年的她仍印象清晰地保留在他的记忆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回想,她就会栩栩如生地从他的记忆中浮现出来,比他对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任何深刻记忆都难忘怀。他明白,毫无疑问,她将在自己的记忆中被珍藏一辈子了。

后来,他的父亲由于心脏病而猝死。父亲在班上扛着一个沉重的麻袋没走几步一头栽倒,死得那么容易。

再后来他母亲患了癌症。母亲没住过院,因为没有工作单位,没哪方面垫付医药费,也就住不起医院。母亲是一天天熬死在家里的。那是他记忆中最悲惨的一些日子。班级的初中毕业合影上甚至也没有他。在母亲一天天病于床上苦熬的日子里,他哪儿有心思照毕业照?也舍不得交那七角多钱。

母亲临终前,一手抓着他的手,一手抓着弟弟的手,噙泪告诉他——他并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与父母没有血缘关系。他是父母结婚三年多以后,父亲从一个铁路桥洞下捡的。当年母亲愁于不孕,于是一商议,就将他当自己的亲生骨肉抚养着了。不料才半年后,不知哪一服偏方对父母哪一方起了效用,母亲竟又不可思议地怀上了孕,所生自然便是比他小一岁多的弟弟……

母亲说:“君生啊,儿呀,天地良心,妈对你究竟怎么样,你心里总该是有数的。妈不指望你年年为我和你爸烧纸上坟什么的,只求你能像照顾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照顾好你弟。不管亲生不亲生,你们俩可都是妈一手拉扯大的……”

那时刻他就伏在母亲身上失声痛哭,那真叫是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他并不在乎什么养母和生母的区别,也不在乎自己是被生下自己的女人缘何抛弃的,他只是绝望于一位将他抚养大,并以她自己做人的道德准则谆谆教诲他的善良的女人眼睁睁地就要死了。而她是这世界上最爱他的女人,也是他所最敬最亲的女人。他无法救她活下去的绝望,以及他以后也将没机会报答她的恩情的绝望,使他恨不得替她死,陪她死……

他一边失声痛哭一边绝望地用自己的额撞炕沿,撞得木炕沿咚咚响,撞得额头肿了起来。而母亲,则流着泪哀求他:“儿呀儿呀,别这么样啊!妈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这样,妈看着心里也难受啊!……”

母亲骨瘦如柴的双手,慌慌地抖抖地护着硬木炕沿,为的是不使他的额头一下下直接磕在炕沿上……

第二天,他和弟弟给母亲净脸净手时,发现母亲几个手指的关节都青了。那是在他额头一次次的撞击下,被炕沿棱角硌的。

一个人的慈母一旦变成了养母,而且已是确凿的事实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感到他的历史完全被颠倒了。从此他开始对自己的生母作各种各样的想象,那想象的魔怔伴随了他十几年,直至他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儿子以后才渐渐淡化。

再后来就是“上山下乡”。按规定,他和弟弟之间必须走一个。他想,得“上山下乡”去的当然应该是他。但进而一想到养母的临终嘱托,又委实放心不下不谙世事缺乏自理能力的弟弟。经过几番考虑,他决定逃避“上山下乡”运动。跟弟弟一商议,弟弟支持他。他看出弟弟是那么依赖于他,仿佛身边少了他就根本不知该如何生活。

于是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告别依依不舍的弟弟,带着十几元钱和一个小包袱,悄悄离开了家混上火车流浪外省。他向弟弟保证半年后回到弟弟身边。他们的头脑当年都那么简单,以为“上山下乡”运动只不过是一阵政治风,最长半年就会在中国刮过去……

他的流浪生活之饥寒交迫饱受欺辱无需细述。他偷过东西,挨过痛打,被收容过,装疯卖傻过。半年后他如期回到家里,迎接他的却不是朝思暮想的弟弟,而是家门上的一把大锁。邻居告诉他,他离家出走后一个多月,弟弟由于招架不住学校和街道委员会的联合动员,到北大荒去了。从邻居的表情中,他看出了对他这个哥哥的谴责。是啊,自己逃避到外省去而将弟弟推给了“上山下乡”运动,还配做哥哥吗?他已在流浪中学会了吸烟,那一夜他吸光了整整一包劣质烟。

翌日他找到街道委员会,以被劣质烟熏得嘶哑了的嗓音,请求允许他去北大荒换回弟弟。

可街道委员会的人说,他要去北大荒可以,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欢送。但若企图换回他的弟弟,简直等于白日做梦。注销了的城市户口想再落上就可以再落上的吗?又说他们兄弟父母双亡,没什么负担也没什么牵挂,正应该都到广阔天地去锻炼锻炼。

他向对方要弟弟的通讯地址,对方冷冷地回答不知道。

他又到弟弟的学校去要,校方只给了他一个大概的地址。说具体分到了哪一团哪一营哪一连,校方也不清楚,只有向师部写信查询。

他按照学校提供的那个大概的地址发出了一封信,久无回音;又发出一封信,还是久无回音。第三封信写好了正要寄,邮递员送来了那师部的一封公函。他急切地撕开信封抽出信纸,所见却是一份死亡通知书。其上只简要地写着“意外死亡”四个字,促家人速往料理后事……

他晕倒了。

弟弟的死的的确确是“意外死亡”——一天弟弟和几个男知青肩扛着钐刀打马草归来,沿河岸走。河水清可见底,弟弟发现河里有鱼,在河边游动。于是弟弟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噤声;于是大家全都驻足,望着弟弟高高举起钐刀,用钐刀柄扎鱼。河岸到河面一米多高,还没等大家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弟弟已经栽到河里去了,河水顿时染红。大家七手八脚慌慌张张地将弟弟拖上河岸,发现弟弟的头齐后脖梗几乎被钐刀斩掉,仅仅连着一层皮……

团里和连里的领导告诉他,已经处分了一位老战士排长。因为当排长的有责任向初用钐刀的知青讲清使用钐刀的种种安全常识。

当地没有火葬场。他没法儿将弟弟的骨灰带回城市,弟弟被埋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在连队的几天里,他感觉到恰恰几名自称与弟弟生前关系友好的知青,对他的态度反而异乎寻常地冷。他们不愿理睬他如同不愿理睬一个卑鄙小人,他不清楚究竟为什么。有一天他实在忍受不了那一种明显的蔑视,将他们中的一个拖出男知青宿舍汹汹逼问。对方告诉他,弟弟与他们谈起他时,言语中充满了怨恨。在没见到他之前,他在他们心中就已经有恶劣印象了。他们和他的弟弟一样,认为他是一个背信弃义并且忘恩负义的家伙……

“我不是!”

他吼着,双手扼住对方脖子,恨不得将对方扼死。

“你是!你为了自己能留城,耍花招骗你弟弟!你自私透顶!你根本不配他把你当亲哥哥!你的目的不是明摆着达到了嘛!”

对方被他扼红了脸,却并不挣扎,一副宁肯被扼死,也绝不承认他是一个好哥哥的模样。

“我不信!我不信!我弟弟不会这么想,更不会对你们说这种话!”

“他就是这么想的。他也不止一次亲口对我们这么说的!你不信可以去问问他另外几个朋友!”

他扼住着别人的脖子,同时觉得自己的脖子也仿佛被一双无形又有力的大手扼住着,憋得胸膛透不过气。他终于垂下了双手,张大着嘴,呆瞪着对方,哈哧哈哧地粗喘着,像一头被电棍击得有点儿晕头转向的熊。

“我也是哥哥!我们弟兄俩也得走一个!可义无反顾地报名的是我!义无反顾地来到北大荒的也是我!我没法儿瞧得起你!”

对方朝他脸上啐了一口,倏地转身离他而去。

一心替弟弟着想的初衷,变成了后来被弟弟猜疑的误解,而且永远也没有澄清和消除的机会。

这件事从此像一把刀子插在他心上,至今那刀子也没从他心上拔出来。只不过被心肌紧紧地吸住了夹住了,不再流血了。要拔出这把刀只有靠弟弟,而弟弟已经死了。

连里和团里的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

他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留在这个连队做一名替补弟弟的知青。

他的要求被批准,之后风言风语在全连传开。这使他不敢幻想有朋友,事实上他似乎也不再希望有朋友。不但没有朋友,而且心中没有了任何追求。什么争当“五好战士”“毛著标兵”,什么招工、上大学、男女知青间的传情递书,统统都轮不到他。他仿佛仅仅成了连队的一头牛,或一匹马。每天只知道干活、吃饭、睡觉;睡觉、吃饭、干活。

他经常独自登上连部后面的山坡。弟弟的坟在山坡上。下雪天,有人曾见他呆呆坐在他弟弟的坟前,身上落满雪,像雪人。下雨天,也有人曾见他呆呆坐在他弟弟的坟前,任大雨浇淋,一动不动,如同在大雨中坐化了的佛。

如果当初自己不自作聪明,主动报名下乡,那么弟弟不会死;哪怕和弟弟一块儿下乡,弟弟也不会死。因为排长失职,他这个哥哥却一定会想到并且细心尽责——如此这般的一些自悔自恨,利齿鼠似的经年累月地啃他的心,啃他的灵魂,使他的灵魂难以获得片刻安宁。后来,就连他自己也有点儿分不清,自己的初衷究竟是良好的,抑或真的是要耍花招。他的存活,似乎简直就是仅仅为了忏悔而存活。别人也渐渐习惯了仅仅视他为一具忏悔者标本。既不同情他,也不再过分歧视他。因为谁都认为他应该那么样永远地进行忏悔。因为一个模范的忏悔者在生活中也有存活的意义,可做背信弃义者和忘恩负义者的反面教员。他就这样甘愿被忽视默默地在北大荒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七八年内竟没探过一次家。一个没有了亲人企盼着自己回归的破败的家,还算是家吗?

直至“大返城”,全连知青的放逐命运都结束了的那一天,他们才开始意识到,他或许是一个值得交往、值得善待、值得同情甚至——值得尊敬的好人。他干活最肯卖力气,他从没参与过知青中的任何帮派倾轧。他不争名不争利,从不搬弄口舌制造是非。而且,七八年间,有七八名男女知青“借用”过他的探亲假,竟谁也没谢过他一句,他也没向谁暗示过自己需要一份谢意的表达。他没吃过“借用”他探亲假的女知青们从城市带回的一块糖,没吸过“借用”他探亲假的男知青们从城市带回的一支好烟……

是他赶着马车送他们去县城搭长途汽车的。

临分手,众知青围着马车围着他,似乎都有很多话要对他说,又似乎都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话才好。

当他坐上马车扬起了鞭子,一名女知青才怯怯地低低地问:“王君生你自己什么时候走?”

他说:“我不走。我要陪我弟一辈子。”

只这一句话,使众知青热泪泉涌,失声恸哭。他们不分男女,一个个扑向他,都欲和他拥抱告别。

而他一声“驾!”鞭落马背,驱车冲开他们的包围,顶着北风寒雪返去……

后来,经连里几番苦口婆心的动员,他才离开北大荒。七八年间他积攒下了一千多元钱,他留下了五百元给连里一名他最信赖的老职工,嘱托对方每年替他为弟弟的坟拔拔草、培培土……

返城后他“待业”三个月,花去了一百来元钱,用三百元钱“走后门”进了酱油厂。如果他当年再多几百元钱,可能有幸被分配到一个条件好的单位。那么他的人生有机会发生另外的走向,兴许如今也混成了一位处长。但话又说回来,当年的某些好单位,十之七八如今发不全工资,在裁员。倒是当年谁都不情愿去的酱油厂,如今在全市是“蝎子毒(独)一份”,反倒成了不但确保工资,而且有奖金发的单位……

回忆起这往事桩桩,四十六岁的、被陌生人打折了两根肋骨、躺在被剥夺了阳光的家里养工伤的男人,眼泪不知不觉吧嗒吧嗒滴在相册上。

他用手背抹了抹泪,目光落向自己和妻子的结婚照,那是一张六寸的半身黑白照。那一年已经有彩照了,但价格对当年的他们来说未免太贵,他们没舍得照彩照。何况结婚对他们似乎更是一项人生任务,婚前他们相互都很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所以也就都主张以简单节省为首条原则。

从自己的“百日”照到和妻子的结婚照,相册中的空白是靠回忆添补上了,但是却感到了一种格外的疲惫、一种心累。难道回忆有时竟是一件比干重活儿还累的事儿吗?他想不通,很困惑。他已经多年没这么投入地回忆过往事了,即使偶尔回忆,往往也是片断式的。他觉得今天所进行的汹涌似潮一泻如注式的回忆,使自己像被抽了几百毫升血,处于一种不可形容的软弱无力的严重虚脱般的状态。他甚至搞不大清自己的泪水是因回忆中的哪一部分而夺眶的。是因养母的死还是因弟弟的死?是因自己当年心中的苦还是因知青伙伴们当年围住自己那情不自禁的集体的一哭?是因负疚还是因感动?说不清,总之是说不清。“剪不断,理还乱。”

结婚照后是儿子的“百日”照。他不停地翻过来看自己的“百日”照,又不停地翻过去看儿子的“百日”照,觉得“百日”的自己和“百日”的儿子,都像娃娃鱼。都有点儿古怪,有点儿可笑。古怪与可笑,合成为一种使人顿生怜悯之心的可爱。他是婴儿时营养不良,儿子也是。他的“百日”照是养母临终前交给他的。养母说养父捡到他时,照片在包他的小被里,在他的小胸脯上。那照片后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写着——“此儿生母曲秀芳,生父张德山”。他从养母手中接过照片之时,字迹尚隐约可辨,如今字迹模糊得完全看不清了。如今他早已彻底打消掉了寻找生母生父的念头。谁知他们还在不在人世呢?谁知他们如今还是不是夫妻,不是夫妻的话还有没有联系了呢?他们会高兴忽然有一个四十六岁的活得没什么奔头而且活得疲惫极了的大儿子出现在面前吗?如果他活得挺富裕,他倒愿意不计被弃之嫌让他们沾沾自己的光;如果他们活得挺富裕,而且有遗产可继承,他也幻想能沾沾他们的光。谁叫他们是自己的生母生父呢?可……若他们不但活在世上,而且是一对儿无依无靠穷困不堪的可怜老人呢?……自己的妻子又下岗,失业了……自己还有能力赡养一对儿老人吗?四十六岁的他常觉得自己早已活够了,疲惫得快撑不住了。好比一匹被主人以前使役得太辛苦的半老不老的马……

他感到自己如今仅能勉勉强强尽一份责任、一份义务了,那就是对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再稍加一点点责任或义务,他就将被压垮了。

由儿子的“百日”照,自然便联想到了儿子的出生。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个深秋的雨夜——妻子捅醒他,呻吟不止地说:“快去医院,我要生了!”

他立刻坐起,瞧着妻子高隆的大肚子,半信半疑,心中没有主见地问:“你有把握吗?我去医院打听过,医院床位紧张,送早了的孕妇是不收的。”

那年头老婆生孩子也要托关系走后门儿,没关系没后门儿,就只能靠孕妇自己准确地掌握时间了。一般是提前三天才有入院资格,若想提前四五天,就得凭后门关系了。而身为丈夫的他,没有任何医院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和后门,他作决定的前提只能是妻子的自我感觉。在三天和四五天之间自我感觉掌握得准确无误,对于一名孕妇,尤其一名初产的孕妇,其要求不亚于雇主对钟点家务女工的要求。生孩子和死人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说:“我不行了。我要死了!”那往往是真的不行了,真的马上就要死了。而一名孕妇说:“我要生了!”则也许完全是某种临产的假象,是对他人的误导。所以身为丈夫的他表现得冷静镇定,临危不惧,临事不乱!

妻子却流出了眼泪,骂他:“王君生你王八蛋!你不拿我们娘俩儿的安危当一回事儿是不是!要是我们娘俩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一辈子没完!哎哟!哎哟天呀,我怎么摊上这么个肉头丈夫啊!”

于是他确信妻子是要生了。哪里还敢迟疑,慌慌地穿衣下床,也顾不得找把伞撑着,冒雨奔出家门到马路上去拦车。那年头没如今这么多出租车,何况又是深秋的雨夜,马路上死寂沉沉,盼了半天,连一束车灯都没望见。他想别死心眼儿干等了呀!就回到家里动员妻子坐他的自行车去医院。妻子不敢同意,说万一从车上摔下来,摔流产了怎么办?怀胎十月,那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他一听,觉得妻子的顾虑也有道理,可一时又想不出更妥善的去法儿,急得团团转。妻子提醒他,说曾见过一辆平板车在车棚里,就是不知谁家的。他两眼顿时一亮,找到一把老虎钳第二次冲出家门。那平板车果然仍在车棚,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锁着。费九牛二虎之力,弄伤了手,才将车锁钳断。按按双轮,瘪的,一点儿气也没有。半夜三更的,没处找气筒打气,也顾不得打气。先回家去抱了褥子铺在平板车上,再进楼去抱了一趟被子。最后才一手撑着伞,一手搀着妻子离开家,小心翼翼地下楼梯,缓缓慢慢地走到车棚里。将妻子扶上车坐好,用被子围严了,雨伞交在妻子手里撑着了,这才将车推出车棚,骑上便蹬。轮胎没气的破旧平板车,哪里快得了呢?每蹬一下,各处都发出紧滞缺油的刺耳的响声。而妻子却不停地在背后催促:“快,快!你劲儿都哪去了呀?蹬快点儿不行啊!想让我把孩子生在平板车上呀!……”

终于是气喘吁吁到了医院,汗水和着雨水从头流到脚。办理过了一道道必不可少的手续,才算将妻子送进妇科夜诊室。

片刻后,不待他喘息平定,值班大夫走出来司空见惯地对他说:“来早了,回去吧!”

他一愣,拦住大夫结结巴巴地问:“那……那……那我们究竟该过几天再来啊?”

大夫白了他一眼,爱搭不理地说:“又不是我怀孕,我怎么能说那么准?我只能告诉你来早了。来早了就没床位,没床位你们就得回去。明白不?”

他可怜兮兮地哀求:“医生,想想办法,替我们想想办法吧!您看深更半夜的,又下着雨,我们家离医院挺远,已经来了……”

医生又白了他一眼,爱莫能助地说:“我能替你们想出什么办法?确实没床位,我又变不出一张床位来。”

这时妻子双手捧着大肚子,慢腾腾地,一小步一小步地也走出了夜诊室。她显然不忍见他那种可怜兮兮的模样,挺有志气地说:“得啦,求也没用,那咱们就回家!”

他瞧瞧妻子,瞧瞧医生,恼火得要命,却又不知自己有理由生谁的气。

回到家里,被子褥子全湿透了,觉也睡不成了。

妻子流着泪嘟哝:“你要生气,就生我的气吧。都怨我心里没底……”落汤鸡似的他,阴沉着脸,默默地瞪着妻子。瞪着瞪着,气消了,心中涌起了一股对妻子的大的怜悯,又由大的怜悯变成温柔的爱意。他双手捧住她脸,亲了她的额头一下说:“咱俩谁跟谁?两口子嘛,别说怨不怨的话,谁叫咱们是小老百姓呢?小老百姓就得经受如此这般的些个小磨难嘛!”

第二天,他感冒了,发起三十九度多的高烧,却丝毫也不敢显出发高烧的样子,强撑着照顾妻子……

平板车的车主发现车锁被弄坏,在楼外大骂。他急忙跑到楼外,向人家解释,向人家道歉。并请求人家答应自己以后再用两次,保证赔人家新车锁。幸而对方是个嘴恶心软之人,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满口答应……

妻子吸取了一次教训,似乎变得能够正确对待自己了,不再呻吟了,不再说“我要生了!”不再制造“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虚惊了。当他试探地问她自我感觉时,她总是含糊地简短地回答:“还行。”

而他则默默地细细地咀嚼“还行”两个字,陷入困惑,不知该作何理解。

第三天早上,他见妻子紧咬下唇,紧握双拳,满脸是汗,看上去十分痛苦。

他惴惴不安地又问:“现在感觉怎样了?”

妻子答:“还……还……还……”

分明的,连“行”字都痛苦得说不出口了。

这一次轮到他觉得刻不容缓十万火急了。当即作出英明果断的决定,又用那辆平板车将妻子送到医院……

另一位医生检查过后,训他:“你是怎么做丈夫的?都快破羊水了!这多危险!立刻去办理入院手续!”

当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后,有天吃罢晚饭,儿子在玩智力拼图时,他望着儿子沉思了许久,以一种充满慈父柔情的口吻说:“儿子啊,先把拼图收起来。”

儿子头也不抬地回答:“不嘛,我才开始玩。”

“收起来!”

他口吻严厉了。

儿子一挥手将拼图扫得到处都是,噘起嘴,身子朝他一背。

“转过身来!”

儿子不情愿地向他转过了身。

正在厨房刷碗的妻子,探头冲他嚷:“你抽风啊!闲着没事,扫孩子的玩兴干吗?”

他说:“你别管,我要和咱们儿子严肃地谈一谈。”接着,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儿子,你现在已经是小学生了,到该懂事的年龄了。你要知道,你的出生,对爸爸妈妈都是不容易的……”

于是,就娓娓地讲起了儿子出生的波折,讲起了儿子出生后,夫妻二人为抚育儿子成长付出的种种辛劳和遇到的种种烦愁。讲到动情处,自己眼眶先湿了。妻子不知何时也坐一旁听,陪着抹泪。儿子垂头,双手背身后,似乎听得很认真。

终于讲完,又以先前那一种充满慈父柔情的口吻问:“儿子,听了这些,你心里有感想吗?”

儿子说:“有。”

夫妻对视一眼,妻子眼中一亮,都倍觉欣慰地微笑。

妻子迫不及待地替他追问儿子:“快告诉爸爸妈妈,你心里有什么感想?”并作出了准备随时搂抱住儿子大肆亲吻的架势。

不料儿子说:“有的小朋友在妈妈肚子里就天天坐小汽车了,没想到你们用一辆平板车瞎对付我!”

妻子眼中的耀亮顿时熄灭。

他皱着眉问:“还有别的感想吗?”

儿子说:“要是你们觉得委屈,以后千万别再生了,就我一个得了!”

说得两口子互瞪着,一时哑口无言。

他瞧出儿子的双手并未老老实实背在身后,伸长脖子俯向儿子身后一看,见儿子的双手居然还在背着鼓捣拼图。身世教育彻底破产,他这一气非同小可,扬起巴掌就想扇儿子,而妻子却及时将儿子搂在怀里保护住了。

妻子警告:“你敢打儿子!”

儿子从妈怀里拱出头抗议:“是你非逼着我说想法的!”

儿子反而委屈得眼泪汪汪了。

……

儿子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学校的老师说:“没发现你们儿子有什么别的特长,但听力奇好是真的。全班都在读课文,他能听到有只越冬的蚊子在哪儿嗡嗡,站起来东张西望,还果然被他发现了。这要好好培养培养,将来说不定是块当指挥家的料!”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此夫妻二人专执一念,做梦都梦见以后的儿子成了大指挥家。为了使梦想实现,夫妻二人不惜动用口挪肚攒下来的一点点有限的积蓄,四处求人、送礼,搭上些七拐八绕的关系,带着儿子厚着脸面登门央求拜师学艺。可事实证明,儿子的那双耳朵,不过是一双一般孩子的耳朵。并且终于经几位本市音乐人士的说服而接受了一个道理——仅仅靠听力好是当不成指挥家的,还须有其他方面的音乐天赋。那些天赋儿子一概没有……

儿子小学四年级时,他们发现儿子具有绘画的天才。的确,儿子迷上了照着卡通画册临摹卡通人物。实事求是地说,也的确临摹得很像。这一发现又曾使他们激动万分。他们尽量压抑着惊喜,不露声色地给儿子买彩色笔、炭铅笔和正规的图画纸。好比两位伯乐,共同发现了一匹小千里马驹子,耐心地期待它成长得更健美一些再予以训练和调教。在儿子的假期,轮番陪儿子去各类少年美术班。可是进了少年美术班,儿子对绘画的兴趣却一扫而光了,并且滋生了自卑心理。因为绘画天才曾是儿子在同学中唯一的得意,这唯一的得意被美术班里许多同龄的,甚至年龄比儿子小好几岁的孩子比没了,比得平庸无奇了。后来,他们又都知道,各自的同事们的孩子,也都很迷过临摹卡通人物,也都能临摹得很像……

儿子小学五年级时,在班级新年联欢会上表演自编的“小品”——《被爸爸罚站的孩子》,获得了一个文具盒,文具盒所代表的是一等奖。一等奖哇!他们望子成龙的心又死灰复燃了。常在家里鼓励甚至命令儿子模仿葛优、陈佩斯、赵本山、香港头牌搞笑影星周星驰。他们不但觉得儿子确确实实有表演的天才,而且具有葛优式的前额、赵本山式的下巴、陈佩斯式的苦恼小人物无奈无助的天生表情、周星驰说话时那一种快速的神经质的半结巴不结巴的特殊魅力……

“儿子,你长大了想当影视明星吗?”

当爸的这么问。

“比如周星驰,你不是挺喜欢看他演的电影吗?你忘了爸爸妈妈带你看过他主演的……”

“《大话西游》。他演孙悟空。”

“对对,你说你想当影视明星吗?”

儿子庄重地考虑了一会儿,淡淡地回答:“也行。”

当爸的说:“儿子,这么回答不可以。要非常肯定地回答——想,或不想。因为,这关系到你将来的人生前途,关系到爸妈如何培养你成才的义务和责任。关系到这么严肃的问题,你不可以仅仅用‘也行’两个字回答!”

儿子又考虑了一会儿,小声儿回答:“那……那就……想……”

于是,他们又一次不惜动用一点点有限的积蓄。又开始四处求人、送礼,搭上七拐八绕的关系,终于在本市最出名的少儿表演培训学校招考前夕,搞到一张报考表。

招考那一天下小雨。妻子因商店盘点清库,得加班,是他陪着儿子去考的。偌大一个厅用屏风隔开,一半是考场,一半是候考场。考孩子时,不许家长往考场探头探脑。但考场那边儿的回答、朗诵、唱歌,屏风这边能听得一清二楚……

忽然候考场一片骚动,是由于一个据信当年受过培训而如今成了“星”的二十来岁的靓妹的出现,家长们唧唧喳喳地传言她是来兼当考场老师的。

一位当妈的跟她认识,牵着自己的女儿走到她跟前,似乎胸有成竹地当众问她自己为女儿“设计”的“形象”如何?

二十来岁的“星”将那花枝招展的女孩儿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打量一番,遂将那当妈的扯到一旁,神秘兮兮悄悄地说:“你怎么给女儿梳了两条小辫儿?多没时代感!多没个性!我当年考取可是剪的短发,和男孩子的分头差不多长的短发!老师们所以一眼就相中了我有培养前途!”

于是那原本胸有成竹的妈着急了,顿着一双穿高跟鞋的脚直嚷嚷:“谁带剪刀了谁带剪刀了?谁带了我花高价借用一次!……”

还真有那有备无患的家长,当即从挎包里掏出剪刀来。不过没立刻租借给她,而是首先咔嚓一剪刀,果断地破釜沉舟地将自己女儿的两条小辫剪了下来……

于是那一把剪刀在些个带了女儿来考的家长们手中传、抢、夺。于是十几分钟以后,几乎所有的小女孩儿们都变成了短发的假小子。

那些个爸妈手里攥着剪下来的一截截小辫儿不知该如何处置,而变成了假小子的小女孩儿们一个个你瞧我我瞧你面面相觑……

忽然又是一阵骚动——一辆崭新的进口“子弹头”轿车驰至门外停下。车门一开,依次下来八个大人!最后才下来一位西服革履的小小阔少,看去年龄最大也不超过十二岁。听八个大人相互间的称呼,不难判断他们是那小小阔少的爸、妈、叔、姨、爷、奶、姥爷、姥姥。一干人等簇拥着小小阔少,扬扬长长地便往屏风后直奔而去。这引起了其他家长们的愤愤不平,都嚷嚷着指责怎么可以不排队不等叫号?

那小小阔少的叔一瞪眼睛:“乱嚷嚷什么?等得不耐烦的出去!我们每年赞助二三万,难道连这点儿优先的资格还没有?”

霎时间大厅里被镇住得鸦雀无声,家长们一个个噤若寒蝉,仿佛认为他才真正是决定自己儿女命运的人。

那小小阔少的姨鹤立鸡群地站在大厅中央打手机,以仿佛站在舞台上演话剧的音量说:“一会儿就离开!不过走走形式。其实没这必要,可咱们贝奇心劲儿高哇!孩子嘛,也得满足一下他走走过场的愿望嘛!……”

儿子扯扯王君生衣角,仰脸悄悄说:“爸,一部外国电视连续剧里的狗也叫贝奇……”

他赶紧用一只手捂住儿子的嘴。

接着考场那边传来对话:

“贝奇,你想表演点儿什么呢?”

“你说吧!你出什么题,我表演什么!”

“嚯,这么自信?”

“那当然!没自信也不来!”

“那……你表演一下吃西瓜怎么样啊?”

“吃西瓜?我……我没吃过西瓜!”

“你没吃过西瓜?这不可能吧?西瓜又不贵,你怎么会没吃过西瓜呀?”

小小阔少的爸妈立刻奔到屏风后。

“他是没吃过西瓜!从小长这么大他就没吃过一块西瓜!”

“他爷爷妈妈一向把西瓜瓤剜出来,再用榨汁机榨到杯里。主要是怕他被西瓜子噎着,所以我们贝奇只喝过西瓜汁,没吃过西瓜!”

“我表演喝西瓜怎么样?”

“这……也行也行!表演吃,表演喝,反正都是一回事儿……”

那时刻大厅里肃静得出奇。所有的大人孩子皆屏息敛气,仿佛都在聚精会神地留意倾听什么神秘莫测的天籁之声似的。

屏风后响起了一阵掌声。王君生在那阵掌声初起之际,扯着儿子的手悄语:“儿子,咱们先出去一会儿,爸爸憋闷得透不过气了!”

儿子说:“爸,我也是。”

于是父子双双离开大厅,到了外边。一站到避雨处,他就赶紧掏出烟来吸。接连猛吸几口,胸中那一种丝绵似的憋闷,才算被尼古丁“腐蚀”开了,才算觉得透过些气了。不知为什么,他对于在大厅里所眼见的情形,心里生出难以言传的悸惧。

儿子又扯了扯他衣角,朝甬路旁的小树林努嘴:“爸,你看……”

他的目光顺着儿子示意的方向望去,见小树林里活动着母女二人的身影——七八岁的女儿扎着两条冲天小辫,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的食指,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那儿,做若有所思之状低着头慢慢往前走。那当妈的跟在后面,弯着腰,为女儿撑一柄漂亮的、粉色的、带穗儿的小伞。那样的一柄伞,舞蹈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伞舞正有特色,而在现实生活中遮真的宇宙之雨,显然是非常不适用的。雨点儿落在伞上,顺着粉色的伞面往下淌,再经由那些伞穗形成一道道细水流,流在那当妈的平阔的背上,好比山泉垂淌到平原上。那母亲的白衣背全湿了,和身子贴在一起,透出着肉色,而她似乎浑然不觉。

王君生不见犹可,一见之下,心中便又生出一股悸惧来,仿佛自己的身子和湿衣服贴在了一起,身上倏起一片鸡皮疙瘩。

儿子问:“爸,他们怎么回事儿?”

当爸的说:“这你还看不出来?她妈在陪着她进入角色啊!”

儿子说:“可她妈的衣服全湿了。”

当爸的也说:“是啊,全湿了。”

“她妈为什么撑那么一柄伞呢?”

“可能原本是替她带着做道具的吧。”

“大厅里那些小女孩儿不是都把小辫儿剪掉了吗?咱们要不要告诉她也该把小辫儿剪去?”

“别,儿子,咱不多那事儿。儿子你记住,即使出于好心,多事儿的下场也往往是落埋怨。”

当爸的不失时机地对儿子进行着人生经验之灌输,同时,望着那湿衣服下透出肉色的平阔的背,联想到了“可怜天下父母心”那句话。心中于悸惧之外,又生出几许的感动,几许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伤……

儿子喃喃地嘟哝:“爸,我有点儿怕。”

他立刻给儿子打气:“怕?这又不是癌症大普查,有什么可怕的?你有表演实力,别怕。报考表呢?估计快轮到考你了儿子,拿手里准备着。”

儿子却说:“爸,报考表不在我这儿啊!”

“什么……么?不在你那儿?!……”

“出门时,我妈没给你吗?”

“坏了!准是在你妈那儿!让她带到班上去了!”

他这一惊,其程度好比飞机乘客在检票口前发现没带机票,唰地出了两手心一脑门子冷汗。

“儿子,你在这儿等着,爸给你妈打电话去!……”

他心慌意乱地跑向传达室,守传达室的老头儿很倔,说传达室的电话不外借。经他拱手作揖左哀求右哀求,老头儿才算发了一点儿慈悲,限定他只许用五分钟。还好,电话通得很顺,并且几乎是立刻就有人接了。当然接电话的并非妻子,而是妻子的一位同事。人家告诉他妻子刚清完库,一身脏,洗澡去了……

“她……她……她可把我儿子的前途断送了!……”

他喊出这么一句,一时握着话筒呆如木鸡。

老头儿从他手中夺下话筒,啪地放下,指着手表冷冷地说:“都七分钟了!”

他一手握成拳,往自己另一只手的手心狠狠一擂,口中同时发出“嗨”的一声,双膝一软,蹲了下去。

那老头儿也不睬他,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还在小树林里走过来走过去的那母女俩的身影,喃喃地自语着:“这年头哟,中国人都怎么了呢?大人孩子怎么都得怪病了似的呢?……”

儿子跟到了传达室。他打电话那会儿,儿子就默默地站在他身后。儿子往起扯他,一边说:“爸,爸,咱们不考了,咱们回家吧!我不想当明星了,一辈子也不想了……”

他听出儿子的话拖着哭腔。

由于没报考表,也由于儿子无论如何不肯考了,那一天他们等于白去,只做了旁观者。父子俩并没马上回家,当爸的估计当妈的会送报考表来,父子俩索性等着她一道回家。果不其然,她坐一辆“面的”赶来了。一奔入大厅,见空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父子俩并身呆坐在角落的一张长椅上。她立刻就明白了结果,扑过去搂住儿子哭了。边哭边说:“儿子,儿子,妈对不起你!是妈使你的机会落空了……”

儿子懂事儿地劝妈:“妈,别哭,别哭。你们别再替我瞎操心了,我向你们保证,我长大以后一定争取有出息还不行吗?”

儿子说完,也哭了,哭得伤心极了……

儿子初中升得很不顺利。按儿子一向的成绩,升入一所区一级的重点中学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儿子考前的心理状态也较好,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沉着与自信。然而考试结果却大令儿子自己和他们夫妻俩失望与沮丧。倒也不是考得太差,仅比区重点中学的录取分数线低半分。半分之差,使儿子进不了区重点中学了。儿子班里另外一些学生的家长,那些日子纷纷登门,捕风捉影地散布学校在判卷中的种种不正之风,怂恿他们两口子去查卷。当然,意思是让他们两口子做“尖兵”,而自己做“后盾”。若“尖兵”首战告捷,“后盾”便继而扩大与自己儿女利益紧密相关的战果。他们说——就凭你们家儿子一向良好的成绩,居然差半分岂非咄咄怪事吗?

妻子受了怂恿的影响,主张去查分。

他这位当丈夫的心里没底——万一查不出问题那将多么被动呀?于是问儿子要不要去查分。

儿子为难地想了半天,惭愧地说:“爸,妈,也许我真的没考好,求你们还是别去查吧!不管分到一所什么样的中学,我都认了。”

儿子一岁岁地长大,也越来越显出对他这位父亲那种得过且过秉性的无奈的继承。他也从儿子身上越来越看出了自己遇事心虚怯懦不争的影子。这一点常使他暗自发愁,又不便对儿子进行批评。先天基因不良,就算是“错误”,那也是自己的“错误”啊!

儿子又透露,老师暗中保证——将会向除了区重点外本区较好的一所中学推荐他。

校方既然这么抬举着儿子,关怀着儿子,还去查什么分呢?倘受了别人的怂恿而去做对学校进行质疑的“尖兵”,不是等于被人利用吗?

于是三口人空前一致地统一了态度,安安心心地在家等发榜。但儿子去学校看榜那一天,是哭着回来的,儿子被分在了本区最差的一所中学。似乎作为安慰,儿子还带了一份“三好生”证书。

“那,你们老师对她的保证怎么解释?”

“老师说……说……”

“别吞吞吐吐的!快讲!”

“老师说,她为我尽力了……关系生太多,自费生也太多……她很遗憾……”

他从儿子手中一把夺过“三好生”证书,越看越来气,连撕带揉,扔在地上……

第二天他让儿子找出以前的两份“三好生”证书,而自己戴上一只手套。儿子猜到了他戴上一只手套要去干什么,小声说:“爸,你用不着去外边翻垃圾。这学年的‘三好生’证书我粘起来了……”

他几乎一夜未合眼。他想必须帮儿子一次,否则他觉得自己太愧做父亲了。他记得曾听儿子讲过,连续三年是“三好”的学生,是有资格被保送的。瞧着那一份揉皱了撕碎了又被粘起来了的“三好生”证书,他心中一时替儿子感到极大的不平。

“儿子,这三份证书是连续三学年的吗?”

“是……从四年级到六年级……”

“嗯。幸亏你把六年级这份粘起来了!”

他不禁摸了儿子的头一下。

“爸,我不是说过吗?别为我瞎操心了!我在最差的中学今后也会努力学习的!已经发榜了,这些证书除了当成纪念,没另外的意义了……”

听了儿子的话,他心里一阵难受,眼眶有点儿湿。

他又摸了儿子的头一下,尽量以一种淡淡的口吻说:“爸爸要怎么样去做你别管。有的事爸爸不去做会一辈子内心不安。”

那一天他在电话里请了假,随即便蹬自行车开始了全市范围的父亲推荐儿子大行动。遭到的白眼、冷淡、讥嘲不必细述。然而他不灰心,不怕碰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发誓不将全市较好的中学都找到不罢休。三天后,到底被他感动了一位校长。人家一开始对他也很冷淡,初考录取的日子里,正是各中学校长最有机会端架子板面孔的时期,所谓不端白不端不板白不板。要想人家脸色好,除非交钱。可他又没钱。

那位校长看了他儿子的三份“三好”证书,奇怪地问:“这一份是怎么回事?”

他脸一红,急中生智,撒谎说是猫撕的。

人家细看了看,说怎么不像猫撕的,像人撕的呢?

他说家里养了两只猫,两只猫争着撕,所以就撕成了那样。

那校长家里也养猫,而且是个爱猫如子的人。听他说家里养了两只猫,视他为养猫的专家,虚心向他请教,如果猫爱挠毁东西,怎样才能避免损失?

他献计说最好为猫做四只爪套戴上。

找到了共同话题,二人谈得十分融洽。

最后校长说:“你儿子我们收了,明天交三万元钱来吧!”

他一听,傻眼了,讷讷说自己交不起。

“两万呢?”

“那也交不起。”

校长一拍桌子:“我信你,不为难你,可你也别使我太为难。干脆,一万。”

他满脸愁苦大摇其头,低声说:“真的校长,我妻子,也就是孩子他妈……早开半薪了……我虽然交不起钱,但是我可以……”

校长说:“你别绕弯子,可以怎么?痛快点儿!”

“可以送您四只猫爪套!”

“……”

“用绸布做的,漂亮极了,松紧的!”

轮到校长注视着他大摇其头了。

“校长!……”

他几乎要哭。

校长立刻向他推过一只手掌制止:“你别哭。你这么大个男人了千万别在我这儿哭起来!你让我想想。”

校长想了几分钟,终于又开口说:“我不要你那绸布做的、漂亮极了的猫爪套。我看你家根本没养过猫。你儿子的‘三好’证书也根本不是猫撕的,两只猫争着撕也撕不成那样儿。大概是你撕的吧?”

被这一问,他的眼泪可就流下来了。

校长说:“我也不问你为什么撕儿子的‘三好’证书了。能想得到,连续三年的‘三好’生,仅仅半分之差,就被分到全区最差的中学,你儿子心里肯定比你更憋屈!冲你儿子一向是好学生,我破例收他了!”

他趋前一步,将校长的手从桌面上抓起,用自己的双手紧紧握着,激动而又感动,嘴唇哆嗦,说不出话。

“别这样别这样,用不着这样。”校长抽出自己的手,脸又严肃地板了起来,郑重地说,“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许对任何人宣传我们破例没收费,否则,都来找我,我就招架不了啦!”

他点头不止地保证着:“校长您放心,一定,一定!”

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他心中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咸酸苦辣麻,滋味儿种种,滋味儿难分。四十六岁,可以说是前半生了。如果仅能活到七十岁,甚至可以说是活了大半辈子了。他认为自己最多也就能活到七十岁。近年他常有种预感,似乎某类折寿的疾病,正潜伏在自己以后的某一个日子里,不定哪天便会一跃而起,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地扑向自己。而自己又肯定是经不住那一扑的,于是也就该活到头了。怎么还没从容地好好儿活过哪,稀里糊涂跟头把式地就混过去大半辈子了呢?好像被谁运足气力踢了一脚的球,明明前边是一堆火,却没法儿停止不向前滚动,也没法儿自行改变滚动的方向,只能服从惯力继续向前滚动。一滚到火堆里,噗的一声烧爆了,冒一股青烟,散发一股胶臭,化作一小撮灰骸,所谓人生也就玩完了。那堆火非是什么幻想之火,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着日夜不息燃烧着的火,火葬场火葬炉中之火。自己这样一只磨损得快露了胆的球,正朝那火滚。以前如上的想法如上的预感曾非常使他惶恐不安。不知为什么,近来不怎么怕了,有点儿变得无所谓起来。仿佛自己只不过是一根半枯不枯半老不老的枝,存在的意义仅为枝头的一颗果。那果儿目前还青着,那果儿还依赖于他这枝。哪一天那果儿大了,成熟了,自己这枝则朽便朽,断便断,化作泥尘便化作泥尘,真的无所谓了。那果儿是儿子。在他四十六岁的人生中,遭遇过许多小人,曾深受小人之害。也逢识过几位好人,有幸承蒙好人相助过。与一些小人的遭遇与一些好人的逢识,往往是不期然的,雪上加霜式的或峰回路转式的。小人和好人的名字,后来渐渐地都忘却了,心中仅存着些永久的伤痕和不明所以的人生温馨罢了。那位校长是他近年又有幸逢识的好人。他和好人已经久违了,他常想对方可能是他此生所逢所识的最后一位好人了。他要求自己永远牢记住对方,到死那一天也要祈祷上苍保佑好人一生平安。但是他再也没去见过对方。当然,也严格地遵守着自己的保证,除了妻子,再没向任何人透露过儿子被免费招收的真相……

对他恩重如山的好人当然最是养父母。他一家眼下的住房,非是酱油厂分的,是由养父母的房子搬迁过来的。否则,他一家三口还不知住哪儿呢。很可能根本住不上一套单元楼房。他曾多次动念,打算将弟弟的遗骨从北大荒移回来,再在郊区买几尺地,将养父母一家三口合葬了。自己现继承着恩人一家的房权,也总该使恩人一家地下团圆啊!但一来目前经济状况不允许,二来个人精力不允许。动念也就只不过是动念,迟迟地实行不了,顾不上实行。有些深夜,梦见养父养母和弟弟,醒来每每扪心自问,谴责自己确实有点儿忘恩负义,默默地祈祷他们宽恕自己……

接近中午时分,妻子回来了。一见妻子那沮丧的样子,就知道妻子没找到工作。只张了张嘴想问,却并没问什么。

“哎,你一上午就看相册来着?”

“嗯。”

“还好意思嗯!”

“那我动不了,能干什么?”

“你可别从此瘫在床上啊,瘫在床上没人侍候你下半辈子!”

“放心,真瘫了,我自裁。绝不牵累你,更不牵累儿子。”

看得出,妻子完全是由于心情不好,才一进家门就和他拌嘴。她洗去脸上的脏,坐在了他身旁。

“你怎么就不主动问问我结果?”

“结果如何?”

“结果悲惨,你还‘如何’!都嫌我们这拨女人老了。哪哪儿招工,都要年轻的、漂亮的,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会外语的!我看我们算完了,成了这时代没人要的破烂儿了!化了妆装青春,真可怜!却没人可怜,只有自己可怜自己……”

“也别这么自卑,我可怜你。”

他故作多情地搂住妻子的腰。

妻子一扭身打开他的手:“别烦我!钟点工的活儿倒不难找,而且几乎立刻就有人雇。你这个样子躺在家里,我能应聘吗?”

他自惭地说:“我也不会总是这个样子躺在家里。”

“不谈找工作的事儿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吧!”妻子俯下身,压低了声音说,“五楼姚处长要栽了,市纪委和公检法已经联合对他立案审查了!”

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认为这是个“好消息”,但还是感到极为震惊。继而,如同服了一丸立竿见影的爽心丹,心中的积郁一扫而光。仿佛妻子带回来的这消息,既不但对妻子是久已企盼的“好消息”,对于自己其实也同样是“好消息”似的。唉,王君生啊王君生,难道你的生活里已没了任何能使自己振奋使自己喜悦的事,只有将别人的身败名裂当成自己幸灾乐祸的好消息了吗?这么一想,他顿时有点儿瞧不起自己了。然而又真的很激动,简直没法儿不激动不为之高兴。

“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消息可靠吗?”

他连珠炮似的发问。要坐起来,一想到断了还没长好的两根肋骨,只得手足胡乱动弹了一阵,没敢硬往起坐。

“和我一块儿下岗的一个老姐妹今天路上告诉我的!她邻居是法院的。说五楼的事儿如果一桩桩坐实了,轻则判个十年二十年的,重则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说到最后两句话,妻子双眼熠熠闪光,仿佛在说的不是别人的事,而是自己买的一张彩券,以及彩券十有八九中大奖的“可能”……

“我提醒你,千万别乱讲。这种事儿乱讲不得,他与局里的干部处长好得一个人似的。他一句话,我这小小厂长就能由副变正,也能连副的都当不成!”

“瞧你胆儿小劲儿的!我不是在家里背着儿子跟你说说嘛!别人透露给我了,我能憋心里,连你都不告诉吗?”

“谣言!我的判断是谣言!他如今在局里红得发紫,听说不久后还要提升为副局长呢!咱们挪床那天,他家刚买了一套红木家具。如果要犯事儿他自己能一点儿不觉察?还大天白日的往家里搬红木家具?”

“一名处长,工资高也有限,哪儿来的钱买高档家具买汽车?”

妻子的话不无道理。但也正因为不无道理,惹得他突然大为生气。他要是纪委的,早就对姚处长立案审查了。可他不是,没那权力。除了高档家具和汽车,除了姚处长家豪华的装修和手腕上据姚处长自己说八万多元的名贵手表,他还知道姚处长另外一些受贿之事。他却连向某级纪委或公检法写封匿名检举信的勇气都没有。那些受贿之事好比手电光,你说存在,你明明看见了,人家一关电门——查无实据,什么都不存在了,结果你反而会背上诬告的黑锅。何况受贿之事,还需有行贿者们的供词才能坐实。积近年之社会经验,他知道如今的行贿者们,往往都是受贿者们的“铁杆儿保皇派”。他也就是有时心中过过检举的念头罢了,哪儿敢动真格儿的呢?

他气呼呼地冲妻子吼:“你闭嘴!以后在家里也不许你散布这类谣言!”

妻子也火了,也冲他嚷嚷起来:“你急赤白脸的干什么?你怎么知道一定是谣言!”

两口子像相斗的鸡似的互瞪着,楼上响起了轰轰的音乐声,震得窗子似乎都在发抖,那是大频率音箱的效果。

他趁强烈的音乐声的间隙又说了一句:“听,人家不是活得高高兴兴地在欣赏‘重金属’吗?”

妻子静听了一会儿之后说:“不是五楼传来的,是四楼。要是五楼,四楼早不干了!”

他呵斥:“我看你耳朵有问题!”

妻子为了证明自己耳朵没问题,出了家门,站在楼梯口听了阵,无精打采地回到屋里向他“汇报”:“确实是五楼。我想起来了,四楼两口子带着孩子回老家去了……”

妻子的话刚说完,五楼又传来了姚处长的引吭高歌:

我要喝啤酒,

啤酒最好喝。

上菜敞开要,

不能太抠索。

轮流来坐庄,

谁也没话说。

……

“叫你喝!”妻子将为她自己刚沏的一杯茶狠狠摔在地上。杯碎了,茶叶水点儿溅得四处都是。

他从脸上抹下几片茶叶,心里反而平静了,细声细语地说:“你这不是搞得自己连杯茶也喝不成了吗?”

晚上,妻子做好了饭,两口子静静地等着儿子放学归来。左等不归,右等不归,沉默得都有点儿不自在起来。于是相互搭搭讪讪地找话说。不知怎么一来,话题扯到了妻子在儿子之前曾打掉的一胎。

妻子说:“那一胎兴许是女儿。”

他说:“眼下这个要不是个儿子,是个女儿,可就省心多了!考个职高,将来分到哪个宾馆去,不挺好的吗?”

妻子叹了口气:“当初是你坚持打掉了,世上没后悔药。那一胎要真是个女儿,准挺漂亮的!”

他也不禁叹了口气:“儿子最不幸的,就是哪哪儿都长得太像你了!”

妻子反唇相讥:“身材像谁?腰长腿短大猩猩似的身材像谁?还不是像你!长得一般般,将来再考不上大学,没咱俩省心的日子过!”

“还莫如当初不要孩子。”

“你这会儿后悔了?……”

一听到开门声,两口子立刻都缄口了。儿子一进屋,妻子满面堆笑迎将上去,关怀备至地问怎么回来这么晚?是不是自行车坏了?穿得少不少?受没受冻?

儿子一走到他跟前,他也立刻巴结似的说:“儿呀,饿坏了吧?快伸手过来,让老爸焐暖你的手!”

儿子既不多看妈一眼,也不多看爸一眼,更没将手伸给他让他焐,仿佛根本就没听到他的话似的。儿子一放下书包,往饭桌前一坐便自顾自地狼吞虎咽起来。吃完一碗饭,盛第二碗时,冷不丁地冒了一句:“今天公布名次了。”

他急问:“什么名次?”

妻子也急问:“什么名次?”

“参加全区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名次。”

他追问:“儿子你名次多少?”

儿子头也不抬,矜持地淡淡地说:“没发挥好,只取了第七名。”

妻子手抚胸口大舒长气:“不错,不错。能取全班第七也不错了!儿子你可千万要再接再厉!”

儿子白了当妈的一眼,吞下一口饭,不但矜持而且简直有点儿心不在焉似的说:“不是全班第七。”

“那……全校?……”

他刮目相看地朝儿子瞪大了眼睛。

“全区,全区第七名,没发挥好。所以你们只能将就着接受这一个事实了……”

他和妻子一时地互望着,都显出一种可笑之极的呆样儿,都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妻子仿佛不愿破坏那一种异乎寻常的肃穆的宁静,小声问:“你说是全区第七名?”

“是的,全区第七名。怎么?你们的耳朵今天都不好使了吗?”

儿子说时,仍头也不抬。

他对妻子大叫起来:“你看不出饭菜凉了呀?快给儿子热热去!再多炒两个菜!真是的,我一个想不到,儿子就得受委屈!”

是夜,他又失眠了,是由于被儿子带回的好消息冲击的。他开亮灯,欠起身,久久地端详着儿子酣睡的脸。认为儿子其实长得很体面,简直可以说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儿子今后绝对比自己有出息。他想,儿子带给自己的,才是真真正正的好消息呢!至于五楼的姚处长是否会被立案审查,见鬼去吧!与自己有何相关呢?姚处长就是已经被枪毙了,自己一家目前怎样生活,以后不是还得照常怎样生活吗?他在心里对儿子说,儿子,儿子,好儿子,争气的儿子,老爸谢谢你了。有你这么个争气的儿子,老爸的命运还不算太糟。活得再累也值了啊!

一个星期后,他能起动了。姚处长的家,恰在他能起动那一天被查抄了。开来两辆大卡车、一辆警车。姚处长家那套才买的红木家具,还有高级组合音响、超大屏幕电视机什么的,装了满满两卡车拉走了。最后,戴着手铐的姚处长,也被两名公安人员一左一右挟持着离开了家。他们下楼时,姚处长和站在家门口的他打了个照面。姚处长的目光刚一接触到他的目光,便迅速将头一低。那样子仿佛是因为做了什么危害他的利益的事才犯法的。那一瞬间,他心中竟然倏地生出一种大的同情。往日由于嫉妒而严重倾斜的心理,不但恢复了较正常的平衡甚至充满了悲天悯人的姑息之慈。姚处长被押上警车后,五楼叮叮当当地又响了一上午才平静,是留下的几名公安人员在他家接着搜寻赃款……

他心中那一种悲天悯人的姑息之慈,居然纠缠了他整整一白天。

妻子外出回来后,他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告诉过我的不是谣言,他家今天上午真的被抄了,他也被戴上手铐押走了。”

他惊异于自己为什么并不能真的幸灾乐祸起来。经常碰见一身名牌儿的姚处长上楼下楼,他内心里日日夜夜暗自巴望的不正是这么一天吗?他很不明白自己了。

他原以为妻子肯定会幸灾乐祸喜不自胜眉开眼笑起来的。可不知为什么,妻子也丝毫没显出高兴的样子,当然也没显得多么震惊多么意外,只不过脸上没什么表情地缓缓坐下,陷入了长久的悱然的沉默。

“街两旁看热闹的人都站满了。”

“……”

“从他家拉走的东西装了两卡车。”

“……”

“你哑巴了?”

“他爱人……其实倒是个挺好的女人,每次见着我,总是主动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咱们儿子半夜肚子痛那一次,还是求他爱人开车送医院去看急诊的呢……儿子在医院观察了两个多小时,人家在汽车里等了两个多小时……”

他万没料到,妻子竟以充满感情的口吻说出这样一番话。这一番话似乎使他们看待五楼那一户人家的一向态度完全地来了个大转变,仿佛那一户人家所摊上的是一桩飞来横祸是大不幸的事件。

他以近乎陌生的目光呆望了妻子片刻,试试探探地问:“那……咱们……要不要上楼去瞧瞧?”

“去他家的人不少吧?”

“我想,肯定没人去……一下午楼道静悄悄的……”

“去不去依你。”

“依你。”

“还是依你……”

他看出妻子是有心上楼去瞧瞧的,投其下怀地说:“邻里邻居的,就上去瞧瞧吧!”

于是妻子也不急着做晚饭了,两口子双双登上五层,来到了姚处长家门前。

轻轻敲了几次门,才听到姚处长也上高二的女儿姚雪在门内怯怯地问:“谁?……”

妻子低声回答:“是我们,你三楼的王伯伯和王婶儿……”

又听姚雪在门内请示:“妈,是三楼的,开不开门?”

接着听到姚处长妻子的声音:“问他们有什么事儿?”

于是姚雪又问:“你们有什么事儿?”

两口子在门外对视一眼,一时都不知该作何回答。妻子捅了他一下,他张了几次嘴,说出的一句话竟是:“来安慰安慰你妈……”话一说完,自觉立场大大成问题,心虚地楼上楼下望了望,唯恐暗中有耳将自己的话听去。

门终于开了。

夫妻二人迈进门,但见那往昔像五星级宾馆套房似的家,到处被抄翻得乱七八糟。几个房间的门皆敞开着,高档的家具都被抄走,几个房间都显得空空荡荡。某些柜门上,还贴着封条——有几处地板块儿被撬起来了,客厅里的壁布也被撕下了几条……

两个女人一个站着,一个坐在沙发上,既相识又陌生地望着。望着望着,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漂亮女人忽然双手捂住脸哭了,边哭边说:“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早就料到的!不敢动大贪大贿,专整我们这种小不拉子……”

于是他妻子就趋上前也坐到沙发上,将手轻搭在对方肩上劝道:“想开点儿,想开点儿。事儿既然摊到头上了,也只能往开了想是不?”

于是姚雪也哭起来。

而他则抚摸着那高二女生的头不无同情地说:“你别哭,你别哭……你一哭……你妈更难过了……”

姚处长的妻子抬起头,泪眼汪汪地求他:“大哥,你要有路子,千万托人捎个口信儿给姚雪她爸,叫他别硬撑着,统统交代算了!免得受煎熬,也争取个宽大处理啊!……”

他顺口而言地说:“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我想……我想这我还是有能力办到的。”

其实他也明白,自己哪儿来的那种关系那种能力?满口的承诺不过是等于零的大话罢了。

从五楼回到家中,儿子已经放学了。

儿子问:“你们上哪儿去了?”

妻子犹豫了一下如实说:“上五楼去了。”

“姓姚的那家今天被抄了吧?”

他问:“你刚放学,你怎么知道?”

儿子打鼻孔里嗤了一声。

他又说:“儿子,以后遇见姚雪,可不许你歧视她,要主动和她打招呼。”

儿子沉默几秒钟,庄重地说:“如果她以后不再那么高傲了,我可以考虑主动和她打招呼。但我也不能在她面前表现得太没尊严。别跟我谈他家的事了,快做饭吧!”

儿子说完,复又埋头写作业,一副不管世上乱纷纷,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模样……

王君生上班后,在厂里听人们议论——姚处长还有收费替人“跑官”方面的罪……

听了那些议论,他又是几夜睡不着觉。他想起一年半以前,自己也曾给姚处长送过礼,求他帮自己往局里调动。这究竟算不算是“跑官”呢?他有点儿拿不准。从此多了一块心病。如果自己不主动交代,姚处长那头儿将自己交代出来了,不算“跑官”不是也算“跑官”了吗?那自己在酱油厂还有脸混下去吗?经过多次思想斗争,最后决定还是明智一点儿,抢在姚处长把自己交代出来之前主动去说清楚好……

“你送的什么?”

“一瓶酒。还有……两条烟……一副……钓鱼竿儿……他爱钓鱼……”

“什么酒?”

“马爹利。”

“那也算是法国名酒了。烟呢?”

“很普通的烟……‘红塔山’……”

“‘红塔山’还很普通?那你这位副厂长平时尽吸什么烟啊?”

“别误会,你们别误会。我心慌,顺嘴那么一说……我平时吸很便宜的烟……”

他惴惴地从兜里掏出半盒低价低质的烟给对方看。

“鱼竿儿。说说鱼竿儿多少钱?”

“不太贵,二百八十多元……”

“如今下岗工人一个月的生活保障费才二百元多一点点。”

他脸倏地红了。

“好,现在我们来算一算……一共能有一千多元吧?”

“差不多……同志……我……你们认为……我这也算‘跑官’吗?……”

对方严肃地冷冷地反问:“你自己认为呢?”

他吭哧了一阵,无话可说。

对方命他在记录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就打发他走。

他临走问:“会处分我吗?我这事儿,就是按‘跑官’论,我不是也没跑成吗?他只收了我的东西,并没真替我办啊!”

对方以一种凛凛的目光瞪着他说:“要我把你这些话也记录在案吗?”

他又被闹了个大红脸,急说:“千万别、千万别……”识趣地逃之夭夭。

交代以后,心病非但没去,反而加重。悔之晚矣,对自己的轻率甚是懊恼。又常暗想,王君生呀王君生,四十六岁的个大男人了,也算经历过些人生严峻关头的“洗礼”和考验了,怎么越活越胆小,遇事还是太沉不住气太不成熟呢?不就是心存晋升之念,求过一次人送过一次礼吗?这年头,少于一千元那还算礼还送得出手吗?人往高处走,世之常态,谁不是这样啊?还没谁问罪到头上呢,自己倒是慌什么、主动交代什么劲儿呢?

如此这般地想时,恨不得自己扇自己嘴巴子。

懊恼闷在心里,封在嘴里,连对妻子都只字未提。

一个星期后,并没因主动交代引出什么自己担心的下文,于是又暗自侥幸起来,觉得还是主动交代好,起码,懊恼了几天,心里干净了。

后来听邻居们议论——那幢十八层高楼之所以能批准在仅距他们这幢楼几十米处破土建盖,姚处长为房地产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些“关节”是他出面打通的,一些批文是他斡旋官场关系跑下来的。当然,那些官们皆获得到了不同的好处。而作为对他的“奖励”,房地产公司答应连产权“赠”他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单元。这终于解开了他心中当时对姚处长产生的困惑。邻居们尽管获得了补偿,但都还是有种被出卖的感觉。姚处长已被收审,不可能对姚处长集体问罪,于是气都出在姚处长的妻子和女儿身上。曾有女邻居当面骂过姚处长妻子,并往她脸上啐过唾沫。那母女二人受气不过,某夜悄悄回她娘家住去了。她仅向王君生一家告别,托他们照看走后的家……

又过了一个星期,局里通知他去开有关“菜篮子工程”的质量会。没了酱醋,百姓的生活就没了朴素的滋味儿。所以市里局里对于酱醋质量非常重视。会后,一位副局长请他留下个别谈话,他心里咯噔一下发毛。果然,副局长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王副厂长,你的交代,由纪委转到局里了。你能主动交代,这是明智的。纪委对你这一点还是充分肯定的。但……”

副局长“但”住了,吸起烟来。

“要把我一撸到底吗?副局长你只管照实说,把我怎么着我都没怨言。我承受得住……”

他尽量说得平静,却连自己也听得出,语调在发抖。四十六岁了,三分之二的人生过去了,好不容易才熬上一位副厂长当啊!虽然只不过是副科级,可如果连副科级都当不成了,四十六岁重新开始当工人,而且是酱油厂的工人,那不是越活越凄惨了吗?当工人离下岗可只有一步啊!妻子已经下岗了,怎么告诉她呢?

他觉得后背上有几条小虫蠕着似的往下爬冷汗。

“你别紧张,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来,你也吸一支……”

副局长递给他一支烟。他猛吸几口,呛得直咳嗽。

副局长待他止住咳嗽,才又说:“没想到你也会有那样的事儿,局里几位领导都挺替你遗憾的。你们厂长再过些日子就该退休了,本来,局里已经决定任你为厂长。当个四五年,五十一二岁,再调局里当哪个处的处长。局里一直在暗暗考查你,打算重点培养你的嘛!”

听了对方的话,他懊悔得直想以头撞墙,也愤怒得直想跳起来破口大骂!——打算重点培养我为什么从未给过我一点点暗示?要是给过我一点点暗示,我还至于拎了东西低三下四地去求那姓姚的吗?

“王副厂长,听了我的话,你对于自己的错误有什么认识?或者,有什么反思?……”

“我……我辜负了局领导的栽培之心,我对不起诸位局领导……我羞愧……我无地自容……”

而他心里说的却是——“滚蛋!”

他早就听人议论过,平庸无能的对方之所以当上副局长,正是由于擅长“跑官”。

“嗯,有这种真诚的态度就好。其实呢,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自己若不主动交代,估计也没人知道。即使姚处长把你交代出来了,局里也会替你抹抹平的。可你……你主动交代了,纪委备案了,交代材料转到局里了,既成事实了。所以,局里也就不能不……我的意思你明白?……”

“明白……”

“那我现在就代表局里,口头向你宣布局里对你的处分——第一,厂长的职务你是不可能接了,由你们厂管行政的李副厂长接。他比你年轻十几岁,希望你今后好好配合他工作。第二,如果副厂长还照当着,实际上也等于没处分你。万一群众知道了你的错误,对局里提意见,局里没法解释。所以,副厂长你也别当了,由你们的厂办主任接替你。你呢,和他调换一下,当厂办主任吧。但他们都比你年轻,你可不要对他们不服气。局里在任免令上,会照顾你的自尊,什么都不提,只强调由于你有健康情况,而且是你自己请求的。你不挨打了吗?正好是个借口。你看这样行吗?……”

“行……”

“副科级还为你保留着。明天你让厂里转一份请求书来,好不好?……”

“好……”

副局长与他的谈话从始至终和颜悦色,使他没法儿不心怀几分感激。

晚上,他背着儿子对妻子宣布:“你以后和人谈起我,再别说我是副厂长了。我已经不是了,是厂办主任了!”

“这……这不是降了吗?你犯什么错了?……”

妻子不禁地“友邦惊诧”。

“什么话,我能犯什么错?一个小小的酱油分厂,副厂长和厂办主任有什么高低区别?我的副科级不变!……”

妻子暗暗舒了口气。

这使他看在眼里,悲在心里,苦在心里。唉唉,不足论道的一个副科级,却原来在自己和在妻子的意识中,都是那么要紧的事。

他又说:“当销售副厂长太累了。领导这样安排,纯粹是出于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也是希望我能更好地扶植一下年轻人。这是特殊的信任你懂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一位资格很老的老干部。他还想多说几句,瞥见儿子正扭头望向自己和妻子,打住不说下去了。

他从儿子的目光中,感觉到了大人般的心照不宣的明察意味儿和几分……怜悯……

回到厂里后,他从别人闪烁其词的议论中才恍然大悟——其实局里并无诚意提拔他,正拿他的安排犯难呢。他自己一坦白,恰好为局里解除了一道难题。

成为厂办主任以后的他,希望自己不失落,可在两位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厂长、副厂长面前,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失落和尴尬。尤其是当他们向他布置什么事,而他向他们请示什么事的时候。他清楚——厂办主任,这是四十六岁的自己最后的一种“保险”。在活到三分之二岁数上,如果再连厂办主任也不慎丢了,那自己可就接近着一无所有了。他明白自己是再也丧失不起什么了……

借厂里人的钱该还了。人家不提,他见人家每每怪不好意思的。

有天趁新任厂长和副厂长在一起,他鼓足勇气,豁出面子,请求他们从自己那五千元奖金中再预支给他两千元。

厂长、副厂长对视一眼,一时都显出有口难言的样子。最后,副厂长在厂长的暗示之下,措辞谨慎地说:“老王啊,实话告诉你吧,瞒下去也不是一回事儿。总瞒着,你心里就会老惦着那五千元。那三个家伙逮着了,案子也结了……”

副厂长说到这儿,卡壳了,目光求援地望向厂长。

厂长却挠挠头说:“你告诉他你告诉他,你已经开始告诉他了,还为难个什么劲儿啊!老王和咱们是绝对的自己人,我相信他担待得了,他一定担待得了……”

他瞧瞧厂长,又瞧瞧副厂长,颇犯糊涂地问:“发我五千元奖金,职工代表会上不也讨论过,并且一致同意的吗?你们不是也都支持那决定的吗?你们现在可有什么为难的?……”

在他的催促之下,副厂长吞吐了半天,才又开口道:“老王啊,表彰会是不能开了。那五千元奖金嘛……这个这个……告诉你了你可千万别生气……不是造假酱油的那些人报复你……是……是咱们自己厂的一个浑小子找了那么三个王八蛋……”

“咱们自己厂的?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呢?不是分工你去动员厂里二十几个人‘下岗’吗?他们中的一个……”

“谁?!究竟是谁?!……”

他霍地站了起来,仿佛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涌上了脸,如同炽热的岩浆急需寻找到地层薄弱处喷发一样。

“老王,老王,坐下,坐下……”厂长双手搭在他肩上,将他用力按坐了下去,“你看你眼都红了,想杀人似的。咱们是领导,咱们得忍。要顾全大局呀是不是?那浑小子已经后悔了,分别找我俩承认错误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也没料到会把你打得那么惨……老王你说这,表彰会还能开吗?还能发你五千元奖金吗?以什么名目发啊?……

“好!好好好……奖金我不要了!可……可你们为什么不让公安局法办他?!……”

“老王啊,这事我们也研究过几次了,为难啊!自己厂里的职工,家里有老婆孩子,送公安局去还不得判个一年二载的?这事我们也正想跟您商量商量,怎么处置,也得听听您的意见。当然了,这浑小子办的事也该法办,更不用说下岗了……”

他的头嗡嗡地响,厂长再说的什么他也听不清了。他万没想到平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工友能下此黑手,太让人寒心了。自己平时从没摆过副厂长的架子,没和谁红过脸。不曾想却为下岗之事而遭此毒打,不法办公理难容啊!可又一想,这浑小子此次下岗是准的了,再被判刑关几年,他家里的日子还能过吗?想到自己的妻子下岗、儿子上学的难处,他心软了……

“你们不是要问我的意见吗?我看就别送公安局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不是认错了吗?还是由厂里处理为好。至于是谁,我也不想知道了,我也不愿知道了……”

副厂长赶紧附和:“对对对,还是不知道的好,还是不知道的好……”

他觉得双腿软了,再也没力气往起站了,觉得肋骨和眼眶那儿,又开始痛了似的……

厂长不安地问:“老王,你没事儿吧?”

他嘿然摇头,无声苦笑。

厂长推心置腹地说:“老王,咱们在这个小厂共事多年了。你是好人,我俩心里都有数儿。我俩已经商议过了,提议工会讨论,补助你三千元。这样,你欠厂里、欠别人的钱,就可以都还上了。在厂里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好人应该受到点儿爱护……”

副厂长也说:“你向厂里借钱、向别人借钱的原因,我俩也是知道些的。你爱人下岗了,我俩的提议名正言顺,估计工会讨论通过也没什么问题……你脸色不好,你……”

他身子晃了几晃,一阵头晕目眩,栽倒了……

下午,厂里出车,副厂长亲自将他陪送回家。副厂长告辞后,他仰躺了一会儿,见儿子的桌上书本堆得太乱,起身替儿子整理。整理中,发现了儿子的日记。没想到儿子还记日记,没想到已经记了大半本儿。他退向床,坐下翻。看着看着,眼泪流下来了——一向似乎连对父母都冷淡无感情的儿子,却原来是一个对父母感情深厚的好儿子!一页页一行行一句句,记下了平日里对父母的般般种种的体恤!

妈妈由于下岗,连日来心情糟透了,动不动就和爸爸发生不必要的争吵。这很影响我学习,但我一定要忍,因为爸爸已经做了我的榜样。我决不可流露出对家庭生活的忧虑,我还是学生,再忧虑也没法子。如果流露了,反而会增加爸爸妈妈的烦恼……

我觉得自己也活得很累。今天学校又收费为学生买课外复习资料。我早已看出爸爸妈妈手头儿紧,回家只字未提……

爸爸老了,头发已经花白了。妈妈这一年也老得明显,变得爱唠叨了。我心里好可怜他们。他们对生活的唯一希望,已经完全寄托在我身上了。但我如果考上大学,他们真的供得起我吗?四年啊!我像一座山,还要继续压在他们身上吗?我不忍心。爸爸妈妈,我不忍心啊!……

我不想上大学了!我想工作,为了减轻爸爸妈妈的经济负担。我想早点儿打工!……

他再也看不下去,将儿子的日记压在胸口,伏在床上放声大哭!

没想到儿子也活得这么疲惫……

厂里每两年例行一次的身体普查的第三天,合同医院通知他复查——X光片显示他肺上有几处可疑阴影。

去?还是置之不理?

他独自思考了几天,如同哈姆莱特终日苦苦地思考“生,还是死”。

他将通知单撕了,决定置之不理。

内心里倒也没什么惶恐,只不过觉得太疲惫了,不愿命中再出现任何“麻烦”之事来纠缠自己了。从此,一种无所谓的、近乎视死如归的人生态度,渐渐形成在他的意识里。归去来兮?归去也好。他常这么想,唯觉得早死太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儿子。

第一场雪下得很厚、很松软,到处银装素裹,玉砌琼雕,城市变得干净而又美丽。雪是从天黑时分下起的。第二天是个明媚的朗日,雪不化,也不太冷。而且,是星期日。

“今天谁也不许扫我的兴!今天咱们一家三口都要出去赏雪!中午到饭店撮一顿!”

妻子和儿子对他的提议倍感意外,但都表示依从。那一种依从的态度中,又都有几分大人照顾小孩儿好情绪的成分。他看出来了,却并不因而沮丧。相反,兴致更高了。不知为什么,那一天,他忽然极想当一次孩子,极想被人哄,被人宠,被人亲爱地予以呵护,哪怕是有些勉强于妻子和儿子。

一家三口去了公园。

他在雪地上打滚儿,用雪球儿抛妻子,往儿子领口里塞雪,真的忘了自己年龄似的,顽皮得没边儿。

在他兴高采烈的好情绪的影响之下,妻子儿子脸上也时时露出平常难得的快乐的笑容。

一家三口闹累了,相依相靠地坐在长椅上。有一对儿带着五六岁小女孩儿的外国夫妻,在他们打闹时一直望着他们笑。当他们坐在长椅上后,那外国丈夫又用“拍立得”相机为他们拍照。将照片交给他们时,竖起大拇指说了一句英语,儿子站起身礼貌地用英语回答了一句什么。他们走后,他问儿子人家说的什么。

儿子回答,人家说——幸福好。

又问是说他们自己还是说咱们。

妻子抢答,这还用问吗,当然是说的咱们一家三口。

儿子权威似的点了一下头。

他不禁地喃喃自语——幸福好?幸福当然好啦!如果幸福不好,这世上还什么好呢?

妻子也喃喃自语——咱们一家三口,几年来没这么开心过了……并当着儿子的面亲了他一下。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儿子,爸爸妈妈今天要向你透露一件家庭秘密。”

说完,他从内衣兜取出一个存折给儿子看:“儿子,看清楚,上边存了多少钱?”

儿子看了一眼,说一万。

“不对。”

儿子接过存折认真看了一会儿,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挂在嘴角:“噢,我少数了一个零,是十万啊!爸,谁的存折?”

“当然是咱们自己家的啰!是没生你时,咱们家搬迁,国家补的一笔搬迁差价。儿子,你可一定要争取考上大学。只要你考得上,爸爸妈妈就供得起!有这十万元在手,咱们家经济上其实没什么愁的是不儿子?……”

嘴里一边说着,一边向妻子使眼色,暗中拧妻子手背。

那是几年前的存折,其实只有十元钱。他模仿了多遍笔迹,加了四个零。损失十元,给儿子服一颗定心丸,他认为值。花十元钱在药店里能买到如此奇效的定心丸吗?

妻子也附和着他的话说:“儿子,爸妈从来没舍得动用这十万元钱,就是预备给你上大学后用的……”

“我上大学用不了这么多钱……”

“还有你结婚呢!”

“爸,妈,你们放心,我会考上大学的。这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我结婚也不会再用你们的钱!我工作后,一定要使你们生活得幸福!我要非常非常地孝敬你们……”

儿子低头抚摸着存折,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双手郑重地将存折交给他:“爸,收好。千万收好……可别丢了……”

当儿子将存折还给他时,他才敏感地发现儿子的目光有些异样。

儿子又低声地说:“爸,妈,我不仅长大了……而且……成熟了……”

由儿子的话,他忽然联想到了一句名言——“人长大了意味着能够看穿某些事情的真相了,而人成熟了则意味着明明看穿了也不说出来。”

难道……难道被儿子,被不但长大了而且自认为成熟了的儿子看穿了吗?

他不禁地显得不大自在。

“儿子……”

“嗯?……”

“爸爸最近……总想使你明白……”

“明白什么?……”

儿子的头靠在妈怀里,只将目光望向他。那一时刻,他觉得儿子的目光又如婴儿时那样纯净无邪。他想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就再也没见到儿子童真的目光了,心里不由得一颤。

“我想使你明白……在许许多多人之间,比如今天我们所见的那些陌生人之间,不是所有做爸爸的都是副厂长对不?”

妻子温柔地纠正他:“厂办主任。”

儿子说:“是的,爸爸。”

“你妈妈下岗了,可有的孩子,爸爸妈妈都下岗了……”

“这我知道,爸爸。”

“更不是所有的人家,都有十万元存款。”

“你说得对,爸爸。”

“那么,你对此有何看法?”

“爸爸,你的意思是,我应该感到幸福?”

“我正是这个意思。”

儿子笑了,笑得眯起了眼睛。

“许多儿子的爸爸是工人,而我的爸爸是厂办主任;许多儿子的父母都下岗了,而我的爸妈中只不过一人下岗了;许多人家欠债,而我们家有‘十万元’存款……”

妻子接着儿子的话说:“许多人家只有一间住屋,甚至三代同室,而我们有两间……”

他接着妻子的话说:“许多人家有各种不幸,而我们一家三口十几年来太太平平……”

儿子以总结的口吻说:“爸爸,妈妈,如果我感到幸福,会使你们内心快乐是不?”他和妻子对视一眼,都点点头。

儿子虔诚地说:“爸爸,妈妈,自从我上中学以来,就几乎没有过幸福的感觉了。但是今天,这会儿,你们又把它给予我了!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儿子的左手抓住了爸的一只手,儿子的右手抓住了妈的一只手。儿子眼中泪光闪闪。

他和妻子的眼中,也不禁泪光闪闪。

那时刻,他觉得一家三口仿佛真在一种无边无际的不知始于何日何处的大幸福之中……

从远处飞来一群喜鹊,落在他们头顶的树上,喳喳喳叫个不停,弄下一片雪……

正午的太阳,又红又大,阳光慷慨地普照着他们。

儿子说:“爸,我饿了。咱们中午吃烤鸭吧!”

他一跃而起:“走!向饭店——前进!”

于是儿子扯着妈的手跑到前边去了。

“爸,快点呀!……”

望着妻子和儿子的背影,他大声唱了起来:

我不是一个特殊灵魂,

不能给你多彩多姿的梦;

我不是一个传奇人物,

不能给你一些动人的色彩。

……

“老爸,别唱了!你糟蹋潘美辰的主打歌,人家会提抗议的!……”

儿子转身望他,倒退着走,调侃中洋溢着浓浓的父子昵情。

“好小子,敢贬损你老爸!反教啦!”

他边走边抓起一团雪,攥成雪团,瞄了瞄,准准地击中儿子肩头。

他孩子似的哈哈大笑……

那一群喜鹊被惊起,喳喳叫着从他们上空飞过。

不知何处,传来一声悠长而又韵味儿十足的吆喝:

“冰糖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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