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熙七年（1668）正月，洪昇第一次揽辔赴燕，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一次赴燕。江南的早春季节，阳气正缓缓复苏，而北风一旦吹将起来还有几分凄冷。一个裘马豪雄的钱塘世家公子，虽说难免也有几分辞家别乡的惆怅，然而那种奔赴皇皇帝都、以满腹才华黼黻盛世之豪情，更让他踌躇满志，逸兴遄飞。
尽管此行只是赴国子监就读，同金榜题名、入仕为官不是一回事，但谁都觉得对洪昇来说这是迟早的事，也没有谁不看好这位“三洪学士之世胄”。沈谦、张竞光、毛玉斯等“诸人来送，恋恋而别”。在洪昇交游的钱塘文士中，毛玉斯还是第一次出现，其生平无考，洪昇约于康熙六年（1667）与毛玉斯交游，情谊日趋笃厚。他是洪昇情同手足的契友之一，更是洪昇在词曲上的知音。洪昇尝作曲赠与毛玉斯，此曲何曲，于今已不得而知，而沈谦作有《哪吒令·读昉思赠毛玉斯曲戏作》，于中可知毛玉斯的词曲之妙：“赛东家妙词，有毛家玉斯。胜东阳好诗，羡洪家昉思。理东江钓丝，拼醺醺醉死。只图他食有鱼，管什么碑无字。醒来呵月上花枝。”显然，沈谦对毛玉斯之词和洪昇之诗尤为欣赏，但他对洪昇之词曲不作评价，可见洪昇之词曲此时尚未入其法眼。而透过沈谦戏作，也可知毛玉斯“亦沦落不偶者也”，而他虽穷窘却并不潦倒，也可谓是一个已把浮名看淡的垂钓之隐吧。洪昇称毛玉斯为毛生，则可知其与洪昇为年岁相仿之同辈，他在《与毛玉斯》诗中更称“知己从来只一人”，诗云：
去年临歧将揽辔，毛生相送忽垂泪。
殷勤薄物出穷交，马头即拜千金馈。
忆与君游才几时，倾盖一话成心知。
山水登临朝恣乐，文章欣赏夜忘疲。
如何经此远离别，梅花乱飘北风冽。
白沙夜覆滹沱水，黄云晓冻燕山雪。
落魄逢春又历秋，怀人时复增离忧。
断鸿一片入天际，长河落日寒悠悠。
归帆已过昌平郡，把袂班荆日已近。
知己从来只一人，如君可洗虞翻恨。
这首七言古体实为一首大跨度的叙事诗，从洪昇钱塘北发、毛生相送，一直写到他在国子监肄业、南返钱塘。去时，钱塘还是“梅花乱飘北风冽”的春寒料峭之季，归时，已是翌年“断鸿一片入天际”的萧瑟寒秋，这就相当清楚地交代了洪昇此次入国子监就读的时间，他于康熙七年（1668）春初（很可能是年节过后的正月）赴燕，在北京度过了一年半载的时间，“落魄逢春又历秋”，在翌年深秋又带着满腹的失落之感踏上了归途。而洪昇此诗中也明确交代了，他赴京时与毛玉斯还是“忆与君游才几时”的初交。如今有一说，毛玉斯为毛先舒之子，果真如此，洪昇十五岁即师事毛先舒，两人就该相知相交久矣，不可能是初交。而洪昇与毛玉斯虽是初交，然两人一见倾心，情投意合，“山水登临朝恣乐，文章欣赏夜忘疲”，当洪昇远赴京师时，两人已经难舍难分，洒泪相别，“毛生相送忽垂泪”，毛生与洪昇虽是“穷交”，却倾囊相赠，“马头即拜千金馈”。关于洪昇与毛玉斯的交谊，还将贯穿他们未来的一生，尤其是在洪昇创作《长生殿》的过程中，他这位早逝的“亡友毛玉斯”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洪昇此番赴京，还有一个传奇人物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恽格（1633—1690），字寿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号南田，别号云溪外史。其父恽日初，字仲升，号逊庵，武进人，崇祯六年（1633）中副榜，“从刘宗周游，学益进，尝上书申救，义声震天下”。他对兵书颇有钻研，在士林中有“知兵”之名，曾“应诏上备边五策”。当清兵下浙，恽日初避走福州，长子桢、次子桓、少子格皆追随他赴闽。其长子桢在抗清战争中牺牲，次子桓在建宁被掠，不知所终，少子格被俘，恽日初因外出求援亦不知下落。恽格被俘时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由于他从小擅画，被推荐给清闽浙总督陈锦夫人画图样。总督夫人见他“丰神俊朗、进退从容”，而自己膝下无子，一直想收养一个孩子，就这样，一个少年俘虏摇身一变，成为了闽浙总督之公子。顺治九年（1652），陈锦率军与郑成功作战，在战败后驻扎同安时，“贼夜入其帐，刺中要害，遂卒”，一个戒备森严的闽浙总督居然这样被干掉了，亦有人说他是被家丁刺死。
陈锦遇刺身亡那年，恽格已被收养四年，年及弱冠。某日，陈夫人带着恽格在杭州灵隐寺给陈锦超度亡灵，又出现了奇迹般的一幕，恽格竟然在众僧中一眼看见了失散数年的父亲。当时，由于养母和众多的家将兵丁在场，恽格想要相认又不敢相认，他心生一计，暗中向寺中住持道出了实情，请他出面为自己求得解脱。佛家以慈悲为怀，为了让这一对失散多年的父子团圆，那住持对陈夫人说：我看你这儿子天不假年，若要保住他的性命，只能让他入寺礼佛。陈夫人已抚育恽格数年，视如己出，又怎肯让恽格入寺为僧？而按清制，恽格还可以世袭陈锦汉军正蓝旗的贵族爵位。但恽格向陈夫人痛哭陈情自己甘愿出家，陈夫人也是信佛之人，只得流着眼泪应允恽格暂留寺中，自己再从长计议。而陈夫人一走，恽格便随父亲逃出了灵隐寺，为了躲避陈夫人，父子俩一直在外东躲西藏，数年之后，父子俩才辗转回到上店老家，在旧宅坍塌的瓦砾间盖起了一间小屋，恽格从此以卖画为生，奉养父亲。他一生清贫，以侍父至孝、待友至诚而著称。他这一段传奇身世，在康熙十八年（1679）被善乐府体的诗人王抃（字怿民，一字鹤尹，别号巢松）编成了曲本《鹫峰缘》。而作为戏曲家的洪昇，又与此曲中的主人公熟识，理所当然会对此曲加以关注。想来，洪昇作为一代戏曲大家，未能将恽格的命运写成传奇，实在有些遗憾了，又或许是他知恽格太深，因而深知恽格不愿成为一个戏中的主角吧。
恽格比洪昇年长十二岁，未知他们在何时结交。洪昇此次赴京，据《洪昇年谱》载，“时恽格在杭，亦有赠行诗，并赠以所绘便面”。恽格惜墨如金，但凡遇到知音，无论贫贱，只要求他作画，便即刻挥毫。若是势利之徒，即便重金求画，也难得他一枝一叶。他主动赠画给洪昇，可见其视洪昇为知音。他在画论亦有高见，如其“摄情说”，在当时可谓是大胆而又别出心裁的一种精辟之论：“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无论对于作画者，还是鉴画者，皆为一个“情”字所统摄，以此而驾驭艺术、征服观者，才能于画内画外产生高度的共鸣。他还提出既要“师古人”更要“师造化”，以天地为师。对“似”与“不似”的辩证关系，他也有独到的见解。苏东坡尝谓：“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此论对后世影响深远，不只是画，还有诗，都以神似、神韵为主流，而一旦惟妙惟肖反而就成了“见于儿童邻”的浅俗之作了，换言之，那就是小儿科了。而恽格提出“世人皆以不似为妙，余则不然，惟能极似，乃称与花传神”。这一观念贯穿融会了他的整个艺术创造，其诗、书、画有“南田三绝”之誉，据《国朝画征录》载：“近日无论江南江北，莫不家家南田，户户正叔，遂有常州派之目。”世称恽南田为常州画派的开山祖师，当之无愧。而洪昇作为他的知音，对他的艺术观自然心领神会，对此，笔者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交代。
从民族气节上看，恽格虽曾为陈锦夫妇养子，却如陆繁弨一样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穷其一生绝意仕进，其所有作品、书信从不署清朝的年号，而是用天干地支。这样一个矢志不移的遗民，对洪昇入国子监却不以为忤，他既赠画扇，又赋《送洪昉思北游》，以诗送行：
赠尔芙蓉剑匣霜，一声骊唱昼云黄。
才翻乐府调宫羽，又戏金门和柏梁。
白马沈秋歌瓠子，黑貂残雪度黎阳。
遥知鼓箧初观礼，绵蕞诸生欲拜郎。
凡后世论及洪昇这一阶段的人生选择，恽格这首赠行诗为必引之作，所谓“拜郎”，也就是入仕为官，古人诗中常有“拜郎”之说，如“印绶妻封邑，轩车子拜郎”“相庭贻庆远，才子拜郎初”等等。“才子拜郎”才是正才与正途，否则你再有才，也只是末道小技或旁门左道了。恽格祝愿洪昇“拜郎”，其实也反映了那一代遗民的普遍心结，许多坚定的明遗民终生不出仕清朝，但对子孙和友人出仕清朝抱有理解和宽容的态度。
这也是与洪昇订交已久的张竞光之心态，他也是一位终生不仕清的遗民，在其所作《送洪昉思北上》诗中云：“涉趣暂相许，论交久自深。何当临远别，那复可招寻？”这就是说，此为洪昇与张竞光“论交”以来的第一次远别，而他对洪昇入国子监也是很看好的：“仗剑辞南郡，看花赴上林。题诗留古驿，挟弹落残禽。延览皆成赏，兴思属所钦。怜余若有问，嘉树听清音。”好一句“仗剑辞南郡，看花赴上林”，洪昇当时还真是跃跃欲试，试欲博取一番功名。
当时由钱塘赴京的一条路，大抵就是清军南征江南的一条路，洪昇只不过是逆向而行，他先从钱塘溯江南运河而上，绕太湖东岸经嘉兴、苏州、无锡、常州，抵达当时的江南省镇江府，镇江位于长江——扬子江与京杭大运河两条黄金水道交汇的十字路口，古称京口，境内焦山、北固山横枕大江，山势险固，被誉为“天下第一江山”。历代争霸天下者，无论北伐还是南征，这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要津，乃兵家必争之地，一旦京口失守，南京即危在旦夕。南宋开禧北伐之际，时任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的老将辛弃疾登临北固亭，抒写了一曲千古绝唱《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位老将追怀千古英雄孙仲谋（孙权），“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当他北望中原，故国山河早已沦陷于金人铁蹄之下，不禁仰天悲叹：“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辛弃疾当年已是一个六十六岁、风烛残年的老人，只叹自己“廉颇老矣”，而洪昇此时正血气方刚，但他的心态已为之一变。他在渡江北上之际，抒写了一首《晓渡扬子江》：
宿雾晓迷茫，轻帆暗中挂。
极目扬子江，寒潮正澎湃。
近绕北固山，遥接沧溟派。
地合吴楚壤，天分南北界。
叹息京口城，壮哉古要害。
临风坐舡头，江豚迎我拜。
寺钟花里鸣，渔罾日边晒。
金山塔势孤，高高碧云外。
波澄心自闲，烟消日逾快。
不睹江山奇，谁知天地大。
这首诗是洪昇青年时代诗作的代表作之一，同他十五岁时所作的《钱塘秋感》相比，其心态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少年时的“山川满目南朝恨”，于今似乎已淡忘或泯灭，而此时他乃是一副“临风坐舡头，江豚迎我拜”的得意忘形之态，其心态还有一种“波澄心自闲，烟消日逾快”的闲适与超然，而这首诗最豪迈的便是煞尾一句“不睹江山奇，谁知天地大”，这也洪昇诗中的经典之语，也堪称绝唱，但这已是无关家国命运、超越时空之旷达抒怀，洪昇的好友陆次云对此诗赞叹有加：“爽气逼人，心目俱快！”
自京口北渡长江，便是繁华绮梦的扬州，从扬州到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又从盱眙至泗州，这一路上洪昇又作有《淮扬道中》《盱眙至泗州作》等诗，而透过他的诗篇，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发现他眼前身后不断切换的背景。渡淮后，洪昇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已经行走在千里冰封的北国大地。在鲍家集，他遭遇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鲍家集位于今江苏省盱眙县城西北部，相传为纪念春秋时期齐国大夫鲍叔牙而得名。冰雪中，一个恍惚的世界，多少事，似真似幻。在那被白雪覆盖的客舍里，雪夜的寂静是深沉的，万籁俱寂中，只有屋外的树枝在冰雪中发出咯吱咯吱声。洪昇在土炕上翻来覆去，愁思难眠。随着钱塘渐行渐远，而乡愁与思亲之情越来越浓，他忆及儿时母亲对他无微不至的疼爱与呵护，吟写了一首《鲍家集大雪寄母》：
淮河已渡复驱马，大雪长风正飘洒。
口噤无语舌在喉，手执冻鞭不能打。
荒郊极望断炊烟，饥乌不飞噪野田。
五更枵腹冒寒起，行行薄暮谁相怜。
策蹇趣投鲍家集，羊裘淋漓雪沾湿。
斜傍竹炉拥布衾，传催豆粥声声急。
因思往日在庭帏，百事都将阿母依。
丁宁不住加餐饭，未降寒霜早授衣。
如何经此行役苦，土炕愁眠泪如雨。
四野纷纷雪不停，鸡鸣又向长河浒。
嗟嗟行路多艰辛，况复萧条一病身。
高堂若见关山路，雪马冰裘愁杀人。
洪昇之诗，如恽南田之画，亦如杜甫之诗，以“惟能极似”而逼近其现实生活之真相。这里暂且不论洪昇的诗歌艺术，只说他诗中的叙事，一是交代他这次赴燕长旅中的“行役”之苦，他水陆兼程，“淮河已渡复驱马”，而淮河一带为中国南北季候的分水岭，从他描述的细节看，“口噤无语舌在喉，手执冻鞭不能打”，这就更加确凿地表明他此行应为正月，尽管他身着羊裘。这是一副公子少爷的穿着打扮，却也难耐荒郊断炊之饥、雪水淋漓之寒，而他每每五更即起，乃至闻鸡起行，饿着肚子冲风冒寒赶路，直到入夜之后才能投宿客栈，而客栈极为简陋，疲惫不堪的、饥寒交迫的他只能“斜傍竹炉拥布衾，传催豆粥声声急”，实在是冷得慌、饿得慌啊。对于他未来南来北往的大半辈子，这“行役”还只是刚刚开始，而“行役”也是他后来的他诗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一个自小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第一次出门远行，在这种孑然一身、孤苦无依的“行役”之中，自然特别思念在父母身边的日子，从小到大他“百事都将阿母依”，而母亲对他的关怀无微不至，“丁宁不住加餐饭，未降寒霜早授衣”。
走笔至此，就有了一个疑问，这也是一个迄今一直未解的谜团，洪昇此时怀念的母亲是他的生母黄氏，还是他的大母或继母钱夫人呢？这其实不是问题，洪昇思念的无疑就是他的生母黄氏，那么黄氏此时又是否健在呢？这还得从此诗标题说起，据刘辉先生笺校，“寄母”，本作“怀母”，而“怀母”和“寄母”是截然不同的，若是“寄母”，表明他生母黄氏还活着，若是“怀母”，则无论生死皆可怀也。对这一疑团，暂且依然只能搁置，在及后的叙述中还将继续探究。
接下来又看洪昇之“行役”，他在渡淮之后继续辗转北上，一路策马而行，经灵璧、宿州等州县进入河南。灵璧位于今安徽省东北，为楚汉相争最后的决战之地——垓下之战的古战场，别称霸王城。刘邦在这一场生死大决战中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最经典的一次攻心战术，当楚歌自垓下四面而起，致使项羽惊骇不已，而楚兵更是军心动摇，以致被汉军围之数重、兵少食尽的项羽兵败如山倒。一直追随项王戎马征战的虞姬悲歌一曲“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项羽之剑而自刎，随后项羽亦以此剑自刎乌江，一曲“霸王别姬”，从此成为千古绝唱。洪昇拜谒虞姬墓，遥想项羽那英雄末路、虞姬那香消玉殒的生离死别和慷慨悲歌，赋诗一首《虞姬墓》，他哀惋虞姬“提君之剑为君死，血污游魂娇不起”，这红颜倾城又坚贞不渝的虞美人又何尝不是为殉一个“情”字而死？他悲叹“夜夜青磷烧鬼骨，朝朝白日啼神鸦”，这与其说是沧桑兴亡之叹，莫若说是一种幻灭之感。这也是洪昇之心态乃至那一代士人心态嬗变的一个必然结果。在清朝入主中原二十多年后，从兵荒马乱的世道到动荡不安的人心，清王朝逐渐重建并巩固了其统治秩序，“人心渐有固态”。那些最初怀有反清复明之希冀者，其希冀也渐渐变成了幻想，其遗民之志也必然会在岁月中渐渐消退、泯灭以至幻灭。而洪昇的遗民情怀原本就源自父辈师执的间接感染，势必更容易消退。而从接下来的事实看，他那遗民情怀似乎已经全然遗忘。若从潜意识而言，其实也并非泯灭或幻灭，当一个目标变得明确而突出时，人类会将很多东西无意识地深埋在心底，若没有一种更深沉的力量去触发它，就连自己也没有感觉了。这兴许就是洪昇当时的心理状态。否则，洪昇接下来发生的故事，那就匪夷所思、难以理喻。
这一次北上京师之旅，洪昇且行且吟，以诗歌的方式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路径，纵贯了今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北京，这是当年由江南赴京的途径之一，先走东线然后入中线，这条路有些绕了，走的是一条弓背路。而洪昇后来南来北往多走东线，由江苏取道山东，并数次途经泰山，这条路要直接一些。而他这次没有直奔目的地，兴许是想要多游历一些风景名胜，如其所谓“不睹江山奇，谁知天地大”。他在途经河北邯郸时，游览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发生地“武灵丛台”，并赋诗《丛台》：“豫让桥头边月昏，廉颇冢上塞云屯。丛台四顾行人绝，万里悲风酒一樽。”这是他沧桑幻灭之感的延续。过丛台后，他又揽辔策马而行，渡滹沱河，作有《滹沱道中》：“匹马长堤白雪中，青天落月叫孤鸿。蒌芜亭北孤烟断，只有萧萧大树风。”经巨鹿，他又作有《巨鹿道中》：“冻云遥压紫荆关，猎火寒烧天地殷。百队健儿冲大雪，呼鹰直过太行山。”这一路上，对于“看花赴上林”的洪昇，看得最多的便是雪花，从他在鲍家集遭遇大雪后，真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途中，他思亲怀友，有诗《寄汪雯远》：“崇明不相见，薄暮便思君。况是经时别，燕关怅夕曛。”汪雯远也是洪昇交游的密友之一，两人多有诗文唱和酬答，据此判断两人情谊非同一般。
洪昇这次赴京，由于一路游历，又加之他绕道河南，走的是一条弯路，还有天寒地冻等因素，其行程约莫在两个月左右。对于他，这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身体力行。明代山水画大师董其昌在其画诀中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这次远行令洪昇的眼界变得从未有过地辽阔，既目睹了江山之奇、天地之大，更让他有了阅尽千古兴亡、参透世事沧桑之觉悟。这远行之旅，也是他的心路历程，但此时他依然不知道，他未来还将走多远，又将走上怎样一条路。
二
在洪昇抵达北京国子监的三百四十多年后，我在一个春日抵达这座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一探究竟。从雍和宫大街西侧拐进安定门内的一条老街，阳光落在身上，满身是古槐沧桑的树影和光斑。这是一条东西走向、一眼就可以看穿的老街，却有难以想象的深度，从渺远的岁月深处通向今天的阳光，今人的脚底。这条街，如今叫国子监街，其实它还有一个令古典士子充满了憧憬的原名——成贤街。在夹道的老槐树中，掩映着一座座牌楼，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来，抬眼一望，映入眼帘的都是那横额上题写的“成贤街”，这让我心里怦然一动，仿佛，只要往这条路上一走，摇身一变就可以成贤了。然而真要成贤，绝不是一个摇身一变的过程，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又往树荫深处走，便是国子监大门——集贤门，群贤毕至，于此云集，然后入其门径，由此延伸出一条贯穿了元明清以来七百余年历史的中轴线。追溯一座学宫的开端，据《元史·哈剌哈孙传》：“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鼎大都后，为了笼络汉族民心，牢笼天下士子，下令袭历代旧典，命宣抚王楫于金枢密院建宣圣庙，从此构成了北京国子监左庙右学之规制。感觉历史有着宿命般的轮回，越过明朝，又轮到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了，其尊儒崇道之举亦与元朝如出一辙。我所瞻仰的国子监，其主体建筑为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又以中轴线构成东西两厢对称的格局，又被古槐交错重叠、遮天蔽日的浓荫笼罩为浑然一体。这古槐不只是树木，而是中国古典士人源远流长的信仰。槐树又称国槐，为公卿大夫之树、柱国栋梁之才。自周代起，就有“面三槐，三公位焉”之说，即在皇宫大门外种植三棵国槐，分别代表太师、太傅、太保等三公之位。在明清时的北京贡院内，还有一棵始植于元代的古槐，名曰文昌槐，相传此槐乃是文昌射斗的地方，古代考生们在大比之前都要拜文昌帝。而在国子监内外，满目都是苍劲的古槐，当我置身于这国槐的浓荫之下，瞻仰着一座重檐叠宇、博大而恢宏的学宫，面对这一伟大而威严的存在，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许久都喘不过气来。我深信，这也是洪昇当年的感受，当他抵达这座皇城根下、天子足下的学宫，第一感觉就是震撼，而对于一位有幸入读国子监的太学生，他无疑比我有更强烈、更直接的肃然起敬、顶礼膜拜，甚至下意识地想要在天子和圣人的膝前跪下。
这只是我的猜测，但绝非妄猜，接下来还将有洪昇的诗篇为证，他的诗，是可以作为心史来读的。洪昇入国子监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他终于从江南遗民的包围圈里跳了出来，进入了大清帝国的文化中心。在入国子监后的一年多岁月里，随着洪昇对一座帝都皇城的逐渐深入，对明清易代后所形成的命运反差又有了耳闻目睹的直感。那些明朝的公子王孙，在社稷倾覆后或死于非命，或败落凋零，这让洪昇感慨欷歔不已。他在《王孙行》诗中描绘了昔日“王孙日日盛繁华，宝马金鞍油壁车。载酒春游梁孝苑，闻歌夜入富平家。闻歌载酒欢非一，五侯七贵经过密”的豪奢生活，而其笔锋一转，“须臾故国生荒草，琐第朱门宾客少”，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宿命感和幻灭感。而另一方面，在清朝入关后的那些识时务的仕途进取者，此时已跃升为朝廷新贵。如洪昇的外公兼妻祖黄机，在康熙初年进礼部尚书，寻调户部、吏部尚书，离拜相只有一步之遥了。
黄机担任户部尚书时，深受天子宠幸，曾受命于御前作字。由于户部尚书相当于古代的大司农，洪昇还作了一首《黄大司农御前作字歌》，对外公沐浴圣恩、奉召于御前作字之宠幸充满了钦羡和礼赞：“月高凤阙鸣疏钟，五云飞彩随六龙。陛前问谁奏封事，金章玉带黄司农。”又赞其“朝回玉珂增宠光，彩笔还带宫花香”。这是一首七言古体长诗，在此就不援引全诗了，透过这些摘引的诗句，既可见洪昇对黄机极尽阿谀恭维之词，而字体行间，也表达了洪昇对天子圣恩的虔诚感谢。又据刘辉笺校，此诗作于康熙八年（1669），也就是洪昇入国子监后的翌年。洪昇此时的心态与志向已昭然若揭，也可说他的人生目标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像外公黄机一样走仕途经济之路，成为一位效命于清帝的忠臣和宠臣。这与他的幻灭感并不矛盾，他幻灭的其实是他的遗民情怀，是对明朝灭亡的一种事实上的确认。而当一个人对前朝产生幻灭感，往往竭力抓住当下现实中那些他特别渴望得到的东西，譬如说黄大司农所享有的功名利禄。这其实也是洪昇以现实功利对精神幻灭的救赎。而此时涉世未深的洪昇，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活成一个什么样子，但他知道自己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他兴许会天真地认为，他外公既深受天子宠幸，而自己乃是黄大司农的嫡亲外孙加嫡亲孙婿，一定会得到特殊的关照而平步青云。
康熙八年元日，洪昇入国子监将近一年，但一直没有找到在天子面前一展才华的机遇。而随着己酉元日来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元日乃正月初一，相传舜继天子位便把这一天作为元日，率文武百官祭拜天地，从而缔造了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一个节日。清朝入关后亦把春节作为一年之首节，每逢元日将至，皇帝即诏命天下文人士子作文赋诗，或奉皇帝所作之诗，步其韵而和之。而应制之作，自然要以取悦帝王、歌功颂德、迎禧接福、祈求丰年、赞美天下形势一片大好为主旋律。对于一心渴望“拜郎”的洪昇，这还真是一个不可错失的机会，他早早便抒写了一首《拟元日早朝应制》：
万国车书会，千官拜舞同。
青阳回玉历，紫气绕璇宫。
凤阙开云际，龙旂出雾中。
辇花沾宿雨，御柳变春风。
日月瞻皇极，乾坤仰圣功。
微臣沾惠泽，抽笔颂年丰。
这首诗既施展了洪昇的才华，更极力歌颂“日月瞻皇极，乾坤仰圣功”，然而他的颂歌简直是白唱了，这首诗进献之后未见一点动静，他这“微臣”愣是一点“惠泽”也没沾上。不过，还有机会。就在洪昇入国子监的翌年春天，发生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据《清世祖实录》，康熙八年（1669）四月，“上幸太学，亲释奠毕，驾幸彝伦堂。衍圣公孔毓圻，率祭酒、司业、学官、五经博士、五氏子孙、各监生恭进谢表，赐衍圣公、祭酒以下等官宴于礼部，并赐袍服。助教监生等赐银两有差”。康熙帝驾幸的彝伦堂始建于元代，原名崇文阁，为国子监的藏书楼。后经明永乐年间重新翻建，改名彝伦堂。这是一座单檐悬山顶建筑，面阔七间，后带抱厦三间，堂前还有宽广的灵台，是国子监召集监生列班点名、集会和上大课的场所。灵台东南角上，立有一座石刻日晷。其大堂中门上方高悬着一块“彝伦堂”横匾，乃是康熙帝御笔亲题。大堂正中，为皇帝设置宝座，历代皇帝幸太学，皆在彝伦堂宣学或赐见诸生。
当十六岁的少年天子康熙驾幸彝伦堂，洪昇等国子监生，随衍圣公孔毓圻等依次觐见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山呼万岁，还领到了一份恩赏银子。此时，康熙帝尚未亲政，不过很快了。洪昇有幸朝拜天子，不只是行礼如仪，更是热血沸腾，就在康熙帝“幸太学”的当日，洪昇一气呵成《恭遇皇上视学，释奠先圣，敬赋四十韵》。此诗在洪昇第一部诗集《啸月楼集》中居“五言排律”之首，开篇便是“圣主崇文日，皇家重道时”，这倒是把准了“上幸太学”之脉，这位少年天子“释奠先圣”之举，就是向汉族士子传递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信号，而当二十五岁的太学生洪昇有幸见到这位比自己小了差不多十岁的圣君，心里也充溢着满满的“正能量”，这让他一口气抒发得实在太长了，他不厌其详地描述了“皇上视学，释奠先圣”的整个过程，表达了他得承皇帝圣恩时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心情：“吾道将谁属，斯文总在兹。君心资启沃，国政寓箴规。”当然，他更热切地表达了自己对步入仕途、效命盛世的期盼：“盛世真多幸，儒生窃自思。凌云无彩笔，向日有丹葵。拜阙恩何极，环门乐不支。”看看！洪昇真乃是天才啊，他这诗中最令我惊奇的是一句“向日有丹葵”，一个古典士子竟把少年康熙比作红太阳，把自己与众生比作向日葵，这让笔者在惊奇之中又不禁哑然失笑，这个比喻原来是洪昇的发明创造，他在太阳升起时降生，还真不愧为“洪昇，字昉思”啊！这也让我对他名字的寓意又有了新的理解。
如果说此时洪昇还有什么遗民情怀、逸民情结那是胡说八道，他的意念仿佛已经被神灵控制了。翌日，洪昇与国子监监生又随衍圣公等赴阙拜谢皇帝。洪昇意犹未尽，其兴奋之情依然高涨，又一口气抒写了《太和门早朝四首》和《午门颁御赐恭纪三首》，这一系列“颂圣”之作，后来均收入了《啸月楼集》，看看那些诗句，“崇儒逢圣世，同此拜恩晖”“凤阙开云际，龙旂出雾中”“日月瞻皇极，乾坤仰圣功。微臣沾惠泽，抽笔颂年丰”，还有“宠锡天家盛，恩光御路新。青袍能伏谒，一日即千春”，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令人肉麻骨酥的吹捧，以至已成为洪昇研究中的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洪昇是否真的有什么遗民情怀或民族意识？这个问题实在太大。如今也不乏为他辩解者，谓其是抱着以诗“黼黻太平之治”的人生理想，因而其入仕之念强烈而迫切。但如此辩解不足以令人信服。我觉得，还得从人性和洪昇的个性来加以分析。人性是复杂的，洪昇原本就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矛盾纠结的历史人物，他的“颂圣”之作，包括他对黄机的奉承之作，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洪昇的存在，他确实是有两副面孔的，而这两副面孔在他未来的人生岁月中还会交替出现，又是受命运遭际所左右的。
洪昇的这些颂歌当然不是写给自己看的，他想找机会向康熙帝进献。他就是这样一个既天真也不乏心机的文人。尽管他有幸谒见天颜，但他又是否进入了天子的视线呢？想那国子监学子莘莘，而圣天子“一览众山小”，在芸芸众生中他又知道你洪昇是谁啊？而洪昇一心想要走捷径，他这样一个满腹才华的钱塘大才子，若能让皇帝读到自己的诗作，龙颜大悦，皇恩浩荡，还愁没有官袍加身？而最有可能将洪昇的“颂圣”之作进献皇帝的便是黄大司农。涉世未深的洪昇可以这样天真地设想，但久经官场历练的黄大司农又怎会如此天真。未知洪昇这些“颂圣”之作最终是否进献康熙帝，又是否能入康熙帝的法眼，但可以肯定，在洪昇入国子监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除了随大流赴阙拜谢皇帝，从未进入天子的视线，更未获得康熙帝的赏识。而与他一生有不解之缘的同窗乡党高士奇，则获得了洪昇梦寐以求的幸运和康熙帝的宠幸。说来还真蹊跷，高士奇与洪昇同年生，又差不多在同年死，六十花甲一轮回，他们在岁月间刚好走了一个轮回。若说人生如戏，他们扮演了两个不同的主角，又恰好形成了人生的两极，这让他们从生到死在人生命运上都互为镜鉴，成为我们观照那一代文人士子的两个标本。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生于浙江余姚樟树乡高家村（今慈溪市匡堰镇高家村），顺治十八年（1661）入籍钱塘，补杭州府学生员。据此推测，洪昇和高士奇这两位十七岁的少年才俊在钱塘应已相识。又据蒙古族学者土默热考证，“高士奇出生在京师，弱冠返回原籍浙江平湖，年轻时由于违反族规，不容于当地豪强，被迫寄籍钱塘，与洪昇作了邻居。……青年时洪昇生活豪阔，肥马轻裘，而高士奇则为一介穷书生，生活极为困顿。由于出于同乡同年之谊，洪昇不时接济高士奇，乃是情理中事”。——笔者以为，此说直如小说家言，臆测的因素太大，不足为凭，但可供参照。又据康熙朝左都御史郭绣之弹章所云：“高士奇出身微贱，其始也，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这里又有一段传说可供参考，康熙三年（1664），高士奇二十岁时，随父高古生游学京师，因父不久亡故，遂以卖文自给。在他流寓京师的几年里，贫病交加，苦不堪言。康熙七年（1668），正当溽暑，高士奇害了一场大病，全靠妻子照料。其时，他妻子身怀六甲，还挺着一个大肚子为他煎熬汤药，而那段日子对于高士奇就是苦苦地煎熬。而溽暑季节，大雨时行，寒热互至。妻子临盆之际，大雨倾盆，血水交织，他们栖身的棚户在风摧雨打之下摇摇欲坠，四处漏雨。刚生下孩子的妻子只能抱着襁褓里的儿子站在屋檐下，以防不测。即便如此，高士奇也从未绝望过，风雨初歇，他便抱病上街，去庙市上卖字画。他还真是写得一笔好字。据说，康熙帝途经京师一座刚翻修过的关帝庙，高士奇正在庙市上卖字画，康熙帝不经意间看到“天子重英豪”几个大字，落款为“钱塘高士奇”，一句“天子重英豪”让康熙帝怦然心动，而那一笔字也让龙颜为之一悦。但那时康熙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尚未亲政，即便确有其事，这也只是他对高士奇的一点印象而已。
时至康熙八年（1669），高士奇考入太学，他与洪昇一样，躬奉“上幸太学”之盛典，得以初觐康熙，他也擅诗，但“皇上喜其一手‘王’字，好其理学文章，钦赐拔取，旬日中二试皆第一，记名翰林院供奉”。这就是说，他能得到康熙帝欣赏，一是其书法，所谓“王”字，所指当为王羲之体，再就是他的理学文章，而康熙也的确特别推崇朱明理学。然而，哪怕皇帝欣赏你，仕途或有近路可抄，入仕却无捷径可走，清廷在为国择士上还真是循规蹈矩，极少“不拘一格降人才”，应试一关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凡国子监监生，即便“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也必须通过廷试或者吏部试等途径才能授予官职。康熙十年（1671），康熙帝钦赐一批国子监监生廷试，高士奇在半个月之内两次考试中都名列第一，才得以入内廷供奉。又据《清史稿·高士奇本传》：“幼好学能文。贫，以监生就顺天乡试，充书写序班。工书法，以明珠荐，入内廷供奉，授詹事府录事。迁内阁中书，食六品俸，赐居西安门内。”关于高士奇被清廷破格擢用的这段经历，无论正史野史，其事实大致相同，但细节各有各的不同，笔者在此就不深究了。这其中有一个在高士奇命运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纳兰明珠，为康熙朝权臣，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要职，他的举荐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高士奇工书法，而清廷的各类文簿诏令急需誊录人才，无论高士奇是充书写序班，还是授詹事府录事，皆须能写一笔好字。詹事府录事为正九品，论品秩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卑微得多，但高士奇既已供奉内廷，进入了天子眼皮底下，只要他能把握机遇，自有步步高升、飞黄腾达之日。但离天子太近也是一把双刃剑，伴君如伴虎，一个内廷小官，其性命在一个天子手里简直就像一只小虫子，随时都可以掐死你。历史已经证明，高士奇属于前者，一说他“机巧便捷，阿谀取容”，未久便得到了康熙帝的宠遇，“迁内阁中书，食六品俸，赐居西安门内”；一说他博学多才，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如此，高士奇就堪称是一个极为难得的通才了。康熙帝后来也确实这样高度评价他：“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其实这两说并不抵牾，一个人既有如此之高的情商与智商，又有这么渊博的学问，而且还特别忠诚，又怎能不受主子宠幸和倚重呢？
那么洪昇呢？首先洪昇就没有高士奇这么好运气，也没有遇到纳兰明珠这样一个大贵人，似乎也看不出黄大司农对自己的这位亲外孙、亲孙婿有什么特殊关照。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笔者还将追溯洪昇与高士奇一生的性格与命运的发展史，并予以观照和对比。所谓性格即命运，而命运其实也在不断地塑造性格和人格，这又往往与时势直接关联。
就在康熙帝“幸太学”一个月后，当年五月十六日（6月14日），这位少年天子密令他的少年侍卫队，在鳌拜觐见时，突然以“扑击之戏”将鳌拜逮捕。可怜这位清朝三代元勋、“满洲第一勇士”，就这样猝不及防地一头栽在这充满了孩子气的游戏里。人生如戏，这是大清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游戏，也是一出大戏。仁慈的康熙帝念及鳌拜为大清开疆拓土的赫赫军功，赦其死罪而予以拘禁，这不但显示了他的大度，更彰显了他的自信。但他下令诛杀了鳌拜众多的弟侄、亲随及党羽，未久，已被彻底剪除了羽翼的鳌拜在悲愤与绝望中亦死于禁所。康熙帝又将仅存的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削去太师、一等公爵。总之是，一场游戏过后，一位十六岁的少年天子已经完全夺回了原本就属于一个天子的权力，开始亲政，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长达六十一年，比洪昇的寿命还长。而洪昇终其一生，除了在顺治朝度过的十七年，从此便是康熙的臣民，他接下来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在康熙盛世中度过的。这在清朝，乃至中国古代史上，也是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最好的时代”，康熙亲政之后，便致力于缓和满汉矛盾，对汉族士人采取怀柔分化的政策，极力拉拢安抚。而对于文人士子，若能得到统治者的怀柔、拉拢和安抚，那更是“书生报国正当时”了。
奇怪的是，一心想要效忠清廷的洪昇，竟然一直报国无门。如今有人如此臆测，“按照正常情况推理，凭借洪昇的聪明才智和社会关系，他定然能通过科举顺利地进入仕途”，这话说得太绝对了，说来还是不大了解那个时代和洪昇本人的“正常情况”。洪昇的聪明才智摆在那里，但那并非仕途经济之才，他纵有满腹才情，却没有满腹经纶，他的心思在诗词曲赋上。如果他躬奉以诗取士的盛唐，兴许会成为李白一流的人物，李白再不济，也算大器晚成，在四十三岁时“诏翰林院”，当了一位给皇帝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的“供奉翰林”，实乃天子的文学侍从。洪昇日后尝以李白的命运嗟叹自己“怀才不遇”，但在命运遭际上他其实远不如李白，连皇帝的边儿也没有挨着。这只怪他生逢于一个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取士的王朝，可以说他压根就不是这块料，他的存在，说穿了就是“正常情况”下的一个非正常的另类。
又从社会关系看，洪昇做梦也希望能在仕途上得到贵人们的赏识与引荐，而他最大的贵人、最硬的背景莫过于黄大司农。据《清史列传》载，“康熙初，（黄机）进礼部尚书。疏陈民穷之由，主张严察地方各级官吏。寻调户部、吏部尚书。因以疏通铨法、议降补官对品除用，为人所劾。寻以迁葬乞归”。从他“疏陈民穷之由，主张严察地方各级官吏”的事迹看，他还是一位正直敢言、敢于为民请命的官员，而他也“因以疏通铨法、议降补官对品除用”而为人所劾，“寻以迁葬乞归”，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才“特召还朝”。洪昇入国子监时初依黄机，然而，像黄机这样一个正直的官员，也不大可能在“正常情况”之外对他的亲外孙和孙婿给予什么特殊照顾。前文述及，清朝对科场舞弊案的处置是极为严酷的，黄机也曾受命典试江南，自然深知其间之厉害。除了黄机，洪昇后来在京师还结交了一些达官贵人，如李天馥、王士禛等，但这已是洪昇第二次入京之后的故事，这是不能颠倒的历史。事实上，无论此时，还是此后，这些“社会关系”在仕途上最终也帮不上洪昇什么忙。
三
自洪昇“看花赴上林”到康熙帝“幸太学”，在入国子监一年多的时间里，洪昇一直热情高涨，以致头脑发热，以为“拜郎”唾手可得，但无论是天子还是天命都没有赐予他热切渴望得到的功名。就这样，一个原本为着明确目标而来的钱塘大才子，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又从热情高涨到心灰意冷，在心理上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当他二十五岁的生日来临时，他已如换了一个人，从踌躇满志一变而为惆怅满腹，在《燕京客舍生日怀母作》一诗中，他追忆自己在爱与受难中降生的身世，此诗我在“引子”中已截取了与他诞生直接有关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开头和下文，特意留待此时交代，否则就难以理解。其开篇即云：“男儿读书亦何补，皂帽羊裘困尘土。编荆织荻能几时，倏然今年二十五。”而我此前已引至“口不能言怆心腑”一句，这是洪昇追忆儿时的感觉，其实也是他此时最真实的心境，满心悲怆，却难以言说，继而，他又将心中的悲愤怆然一吐而出：“我思此语真伤悲，身滞长安空刺股。潦倒谁承菽水欢，悔不当年学稼圃。苍天为我亦生愁，遥空不断飞秋雨。”一首诗从他降生写到他二十五周岁，至此终于完成。
一句“皂帽羊裘困尘土”，可见洪昇在这一年半载的变化如此之大，他对自己“身滞长安空刺股”的潦倒落魄愧悔不已，以至于天人感应，苍天为之生愁，秋雨为之悲戚，而此诗“苍天”一句还有一个版本：“苍天为我亦泪流，一晚空阶滴秋雨。”那就愈加悲凄了。
转眼间，又是牛郎织女双星鹊桥相会之七夕，在七夕过后的那天清晨，洪昇被晓角（晨钟）惊醒，念及与妻子一年多来分居两地，连为银河所隔的双星也于七夕鹊桥相会，而他却只能在蓟门遥想妻子拜祭七夕的情景，而远在三千里之外的妻子黄蕙，不也正愁望着蓟北的丈夫吗？此情此景，乃是笔者对他《客中七夕后一日》一诗的转述：
鹊桥初散路泠泠，晓角惊吹旅梦醒。
玉镜昔年分两地，银河昨夜渡双星。
针楼尚尔余金缕，果席依然列画亭。
最是蓟门愁望处，万重烟树越山青。
从洪昇在国子监度过的一年多时间看，他既是性情中人，也非常情绪化，他性情上、性格上的冲突与矛盾很快就凸显而出了。他愈是追问“男儿读书亦何补”，愈是无法放弃对功名的渴望和追求，这是他穷其一生都难以放弃的，恨只恨自己难以企及。他浓烈得难以化解的乡愁与思亲之情，既是天性使然，更是他在失落中的心灵慰藉，而每当此时，他尤为想念的其实是那种放浪于山水、纵情于诗酒的逸民生活，他一生抒写了很多充满了隐逸情怀的诗篇，譬如他写给张竞光的《寄张觉庵先生》，便是他这一类诗的代表作：
忆昔征帆指帝畿，津亭杯酒话依依。
黄云鸿雁愁难度，白雪梅花冻不飞。
洒泪各惊千里别，牵裳悬计一年归。
风尘久作长安客，始信交情在布衣。
洪昇一句“始信交情在布衣”，为其诗中名言，也是他“风尘久作长安客”后的深切感受，他在京师难以找到在钱塘交游的那种推心置腹、坦诚相见的布衣之交，而他一个未能求取功名的国子监监生，游走于冠盖云集的名利场中，自然也找不到一个钱塘大才子的优越感，更多的则是被冷落、被蔑视的屈辱感。而如此感受，对于此时的他还只是浅尝辄止而已，在他未来一生中还将有更深的切肤之感。不过此时，年轻的洪昇很快就要失望而归了。
一场冷雨过后，转眼已是深秋了。京师的天气一日凉似一日，这年的深秋似乎要比往年更冷一些，在萧萧落叶中，洪昇下意识地仰望着那集贤门的鎏金匾额，他忽然惊觉，这国子监原本就不是他该待的地方，与其飘零，不如归去。康熙八年（1669）秋末，洪昇从国子监肄业，踏上了南返之旅，据此推算，洪昇从来到去在北京寓居了一年零三个季度。
洪昇的归途，已与来路走的不是一条路，看上去也已判若两人，来时他是一个“裘马豪雄”的公子少爷，去时他已是一个“皂帽羊裘”的落魄书生。不过，他在归途上已不是孑然一身、踽踽独行，而是“与洪云来相偕南返”。洪云来，字茂公，号巨山，大约为钱塘洪氏族人，也是一位自伤不偶、落魄而归的国子监监生，洪昇在《同茂公兄北归途中作》一诗中，表达了两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感：“与君俱失路，驱马出长安。”这条失去的路，便是经济仕途之路。从洪昇归途诗作看，他们经督亢陂（古地名，今河北省涿州市东南）、琉璃河（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涿州至郑家口，而章培恒先生据洪昇诗考证，“昉思出京系由郑家口、武城经濮阳而南”。郑家口为今河北省故城县的一个大集镇，为京杭大运河西畔的一个故渡口。洪昇在郑家口作有《忆母》诗：
客行已逾旬，始及郑家口。
霜风吹寒星，一夜落疏柳。
归心惨不舒，灯前忆父母。
飘忽辞家门，经年事奔走。
伤哉游子衣，尽出慈母手。
从这首诗分明可以看出，他的慈母依然健在，而慈母所指当为其生母黄氏。一个伤心不已的游子，对慈母如泣如诉，字里行间渗透了亲生骨肉之情。很难想象，这是他对钱夫人或庶母的倾诉。而从洪昇接下来的命运看，这也确实是一个谜团。
过了郑家口，洪昇抵达武城县。武城为今山东省德州市属县，位于今山东、河北两省三市六县交界之地，隔京杭运河与河北省相望，乃是鲁西北、冀东南的交通枢纽。濮阳今属河南，也是河北、河南和山东的交界之地。洪昇一路上“自伤不遇，情甚抑郁”，郁结成诗，说来倒也是诗家之幸也，其《北归杂感四首》，乃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作。其一云：
碣石宫前沙草黄，黄金台上野云长。
招贤自古称燕地，逐客今朝别帝乡。
日射马头开晓雾，风吹鸦背落寒霜。
故园极目遥天际，烟水秋来正渺茫。
洪昇借唐人陈子昂《燕昭王》诗中的“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以抒发其自伤不遇之感。春秋战国时，燕昭王修碣石宫、黄金台以招揽天下英才，从而造就了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的燕国盛世。而无论是二十四岁举进士的唐人陈子昂，还是二十四岁入国子监的清人洪昇，都是踌躇满志而怀才不遇者，洪昇更是自比“逐客”，当年秦王驱逐来投奔秦国的天下英才，李斯被逐后上书劝谏：“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而“秦王览其书，大悟，遂除逐客之令，使人驰车往追李斯，及于骊山之下”，而洪昇又何尝不希望有这样的奇迹发生，若他大献殷勤的康熙圣君此时也能“使人驰车往追”他洪昇，那又该是一段千古传奇了，然而这只是洪昇异想天开，尽管他也梦想成为经世辅国的栋梁，但那个招揽天下奇士的黄金台，对于他却是可望不可即。
洪昇回首幽燕，远眺故乡，于晓雾寒霜间备感前途渺茫，在过天津之后，又作《北归杂感四首》之二：
一过天津不见山，大和日夜水潺湲。
天横白月孤鸿去，地接黄云万马还。
乡信寥寥秋渐暮，壮心郁郁鬓将斑。
拂衣归卧秦亭下，耻傍风尘学抱关。
秦亭山为西湖北山之正脉，也是进入西溪的第一座大山，洪昇在仕途绝望后，一路上归心似箭，而所谓“抱关”，就是守着家门的意思，又借指地位卑微，如《孟子·万章下》云：“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击柝，打更巡夜，比喻职位卑下。这句诗，表达了洪昇的心理落差之大和摒弃红尘的幻灭之感，凸显了他的隐逸情结。而他对自己怀才不遇的命运也有所反思，如《北归杂感四首》之三：
舟过平沙见远郊，村居强半覆黄茅。
寒花波底藏鱼罶，独树天边堕鹤巢。
落拓何辞人共弃，佯狂一任客相嘲。
平生畏向朱门谒，麋鹿深山访旧交。
一句“落拓何辞人共弃，佯狂一任客相嘲”就是他对自身反思的结果，也是他对自己入国子监后依然不改少年轻狂的交代。如今有学者解读，这诗凸显了洪昇“倨傲的性格，寄住岳家期间屡屡遭人白眼，受尽揶谕讥诮，也是不言而喻的必然结果”。对此说我也信以为然，只是这里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洪昇在入国子监的这一年多里，并无确凿交代他寄寓何处。国子监规模宏大，是辟有监生宿舍的，或许也有监生投亲靠友或另觅住处。但洪昇是否“寄住岳家”并无确凿史载，应该只是一种猜测。而在洪昇二十五岁生日前后的诗篇看，他已居于“燕京客舍”，但不知具体所指，感觉有些微妙。他为何不住在外公黄大司农的府邸呢？又从他诗中的自供状看，他落拓不羁的性情和狂狷之态确实已到了“落拓何辞人共弃，佯狂一任客相嘲”的程度，此中也不排除他为外公所弃，如是，才可理解他为何“平生畏向朱门谒，麋鹿深山访旧交”，又为何“始信交情在布衣”，很明显，他心里的确有受伤之感。
总之是，从洪昇兴冲冲地奔赴国子监的那个早春，到他心灰意冷、失望而归的那个深秋，这一年半载的时间，让洪昇有历经沧桑之感，他原本想要脱胎换骨，结果又回归了原来的自己，那可能才是一个更真实的洪昇吧。洪昇此时对自己还没有那么清醒的认知，他最不了解的人可能就是他自己。但他在历史夹缝中的命运早已注定，每当他“平生畏向朱门谒”，便转向“麋鹿深山访旧交”，洪昇一生的大半辈子就是在这两极间舞蹈。如果有一天他不再折腾了，他对人生的另一极也就彻底绝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