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是茨威格人物传记中的一部力作。二战期间，茨威格流亡南美，把他呕心沥血写作多年的这部巨著留在英国。人们一直担心这部作品会变成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理查·弗里登塔尔在整理茨威格遗稿过程中欣喜地发现，茨威格已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1940年茨威格夫妇离开英国前往美洲时，已把一份手稿包好，上面用英文写着：To be sent to publisher（寄给出版者）。这是该书的第三稿，茨威格已校阅完毕。当然，按照茨威格的作风，他还要不断加工。但是即便是这部没有经他深加工的遗稿，也是一部杰作。书中有着他从上世纪初起，到他离开英国为止，对巴尔扎克的为人和作品广泛深入研究所形成的独到见解和深刻体会。
全书共分六部，二十六章。这部传记像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又有精准中肯的分析评论，充分体现了茨威格人物传记的特点。这部德文版长达五百二十一页的巨著，基本上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巴尔扎克如何从一个平凡的青年，变成法兰西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文学大师；第二部分，巴尔扎克的“人生小说”，即巴尔扎克的生活经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茨威格都以心理分析的方法，进行人物塑造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心理分析
心理分析乃是剖析人物的灵魂，探索人物心灵的奥秘，不被其豪言壮语、花言巧语所蒙骗，而是从人物的言行追究其动机。在场面上，面对众人，哪个独夫枭雄不装出正人君子、民族救星的大义凛然的样子；当着妻子的面，哪个不忠的丈夫不信誓旦旦地表示矢志忠诚？但是深究下去，就会辨明真伪。这是茨威格小说创作中精妙绝伦的手段，也是他撰写人物传记时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出发点仍是人性、人性之常。他从一开始就深信歌德所说的“两个灵魂寓于人的心中”。这种深层心理学揭示出来的广袤天地，正是他的小说引人入胜之处，也是他传记作品中与众不同之处。记述传主生平事迹的作品甚众，要在诸多传记中出类拔萃，必须独树一帜，另辟蹊径。这便是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得以矗立于同类作品之中，占有独特地位的原因所在。这部传记不仅让我们跟随茨威格去认识巴尔扎克，也通过他对巴尔扎克的评述加深了我们对茨威格本人的了解。
茨威格在人物传记中使用心理分析方法的特点便是把传主的内心活动放在主要地位，而把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放在陪衬的地位。所以这部传记写得凝练集中，没有可有可无的多余人物，没有头绪纷繁的庞杂情节，传记作家的注意力，放在传主的心理活动，心路历程，而对于现实生活中他的活动，则尽量压缩，不使庞杂的枝节影响传主性格的突出。在这本传记里，茨威格对于传主所处的历史背景，时代特色，生活环境，和他交往的人物，有他参与的事件，都删繁就简，不蔓不枝。
倘若把1946年出版的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和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1915年发表的《巴尔扎克传》相比较，就会看出这两位传记作家的个性特点和这两本书的差异，就会发现茨威格侧重心理分析手法所写的传记具有哪些鲜明特点。
莫洛亚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法国作家之一，也是位出色的传记作家，他的《巴尔扎克传》被视为他传记文学的“冠冕之作”。莫洛亚和茨威格一样，都要把他们崇敬的作家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理解和学习这位文学巨匠。但莫洛亚《巴尔扎克传》中许多有趣的资料，茨威格一概不用。两人对同一位传主的分析和结论也各不相同。
莫洛亚颇为详尽地描写了巴尔扎克出生的时代，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对他父亲在大革命时代暧昧的经历，母亲何以下嫁给比她大三十二岁的男人，即日后巴尔扎克的父亲，作了一些交代，也简单介绍了巴尔扎克的母亲。她相貌端正，聪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有点冷漠无情。1799年5月20日，巴尔扎克便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出生后寄养在奶妈家里，八岁被送进教会学校。接着莫洛亚描写巴尔扎克在学校学习的情况和家里的情况，外祖母为何住到他家，他妹妹洛尔如何和未来的丈夫相识结婚，对二妹洛朗丝和小弟弟亨利也描写得颇为详尽。再看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这些介绍全都不见。为了说明巴尔扎克的成长过程，茨威格详细介绍了巴尔扎克在教会学校的经历，三言两语就交代了他家的情况。仔细想想，这些内容对于巴尔扎克的成长究竟起什么作用？难道他妹妹洛尔的婚事影响了他的学业和他的奋斗？
巴尔扎克登上法国文坛的时候，正好是1830年前后。1830年的“七月革命”结束了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新登王位的路易·菲力普，被称作“平民国王”。复辟时期的精神高压和检查制度放松，巴黎成为革命中心，一时吸引了欧洲各国的革命家、艺术家、诗人。马克思、恩格斯、海涅、肖邦、李斯特等人纷纷来到巴黎，使这个革命中心成为欧洲当之无愧的文化首都。文坛上群星璀璨，人才毕集，一批拥有特色，做出独特贡献的作家汇聚一堂。这样的背景在《巴尔扎克传》里并没有重点描述。同时代的作家和他的交往也鲜有提及，只提到戈蒂叶、乔治·桑、雨果、海涅、司汤达和桑多等。目的是为了突出传主巴尔扎克的活动。
茨威格在传记中，突出巴尔扎克的内心矛盾和由此引起的奇特表现。一方面他是天才的作家，另一方面是势利的市民，这互相矛盾的两面，犹如浮士德和梅菲斯托，在他心里搏斗，此消彼长。茨威格以简练的文笔，描述巴尔扎克童年时代的悲剧，在教会学校受到的虐待，异乎寻常的初恋，经商失利，恋爱失败。他走过弯路，犯过错误，为了尽快获得金钱，他为人捉刀，抄袭剽窃，匿名炮制日后为之汗颜的庸俗作品。可是一旦醒悟，找到自我，他便狂热忘我地写作，精雕细刻，精益求精，不臻完美，决不罢休。茨威格不吝篇幅，详尽介绍巴尔扎克惊人的写作方式。巴尔扎克以每天十二到十六小时高强度的写作节奏，在窗门紧闭的书房里，夜以继日地努力写作。几周之内，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对校样进行加工、改写，一遍一遍地改，直到他感到满意为止。他以志在征服全世界的拿破仑为榜样，决定以笔完成拿破仑用剑未能实现的理想，确定人生的目标，创作卷帙浩瀚、气势磅礴的《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
茨威格对巴尔扎克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便发表了三篇文章，论述三位长篇小说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名为《三大师》，这是很有独创性的文学评论著作。茨威格认为，纵观世界文坛的著名小说家，有杰出贡献者人数不少，而前面提到的这三位，真能称得上大师，而巴尔扎克在这三位当中名列第一。茨威格对巴尔扎克的评价如此之高，是因为巴尔扎克成功地在现实世界之外，又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地点仍然是法国，是巴黎，人物依然是法国人、巴黎社会和外省各地的人物群像。巴尔扎克并不想创造一些英雄人物，他只是描述他身边的人和事，因此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他是在为1789年爆发了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半个世纪法国社会的变化、发展，做一个全面、形象的描述，记载了这一段历史，就像他说的，他要做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这五十年对法国社会，对法国人所发生的影响和变化全都栩栩如生地在他小说的人物形象当中，形象生动、具体而微地表现出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则则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由于巴尔扎克惊人的速度，令人咂舌的创作力，在他二十年夜以继日、精益求精的创作过程中，我们看到军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银行家，各种类型、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商人、出版商、高利贷者、旧日贵族和新贵、烟花女子、交际花、优伶、音乐家、密探、告密者、农民，而这些人物各有自己的性格特点，或慷慨，或贪婪，或助人为乐，或勇于牺牲，有的是色情狂，有的是悭吝人。他把人生百态、各种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人间喜剧》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巴尔扎克高贵、高雅、高尚，目光犀利，洞察幽微，制作林林总总的大小画卷，栩栩如生的各色人物。商场中的激烈斗争，沙龙里的勾心斗角，政界的腥风血雨，社会的阴暗角落，人物的内心，妇女的心曲，写出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涵盖人生方方面面。他用这百多卷震撼人心的风俗画卷，像拿破仑指挥千军万马，去征服一个世界，在法国文坛乃至欧洲文坛独领风骚，实现他自己豪迈的誓言，“他（拿破仑）用剑开创的事业，我将用笔完成”。他不仅像他的雕像和肖像中以拿破仑惯有的姿势显示自己的雄心壮志，也以他超凡的高效，出色的速度，如泉涌如涨潮般奔流不息的灵感，使他的宏伟意图得到贯彻。
随着他作品数量激增，这些作品形成了一部浩瀚无垠的巨著。由于这些作品相互间不仅情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物也在不同的作品中连续出现。真正的历史人物和杜撰的小说人物在同一个作品中出现，让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孤立的人物，互不相关的画面，而是这五十年法国社会的变迁。在封建制度被摧毁以后，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带着它激发出来的强劲生产力，造成社会财富的聚增，社会矛盾的激化，贫富差异的加剧，人性的变异，道德的沦丧，贪污贿赂公行，色彩斑斓、富丽堂皇的盛世景象和阴暗腐败、不堪入目的社会垃圾。这一切使他的作品在强手如林、佳作频出的法国文坛具有独特的地位，使他居于不可动摇的盟主地位。1842年，巴尔扎克打算把他的作品汇成全集予以出版时，三家出版社愿意联手出版这套卷帙浩瀚的巨著，经过集思广益，终于找到“人间喜剧”作为全集的标题。但丁的《神曲》，也就是《神的喜剧》，包括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把天主教神学中关于宇宙的构造进行了新的阐释。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阳光阴影、大喜大悲集中在十九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商人的尔虞我诈，政客的阴谋诡计，善良人们的奉献牺牲，全都概括在这部巨著里。倘若上天能让巴尔扎克多活五到十年，他有可能将计划中的《人间喜剧》一百五十部小说全部完成。我们遗憾地看到，现在留给我们的只有七十多部。但是一个人在二十年内完成如此思想深邃、情节动人、人物生动的七十多部作品，也实在可以独步世界文坛。他用这些作品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源于现实世界却又高于现实世界的巴尔扎克的世界。茨威格完全有理由把他当作世界文学长篇小说三大师中的第一位。这部未完成的《人间喜剧》，完全可以和《神的喜剧》并列，进入世界文学的最高殿堂。
“人生小说”
茨威格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人间喜剧》的作者如何一砖一瓦地垒起他金字塔式的皇皇巨著，一方面又集中精力描写巴尔扎克个人的“人生小说”，让我们看到这部“人生小说”的主人公如何费尽心思去追求一个个贵妇人，把他自己的匪夷所思的恋爱史化为他自己“人生小说”中的不同篇章。他为她们疯狂，为她们忘乎所以。
巴尔扎克这位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在绘制时代画卷时头脑清醒，目光犀利，而他自己却沾染上他在书中着力鞭挞的市民阶级的风习，这反映在他人生追求的两大目标之中，“一个女人，一笔财产”。
茨威格之所以在传记中花去大量篇幅记述巴尔扎克的几大恋情，着力撰写巴尔扎克和俄罗斯—波兰贵妇人德·韩斯卡夫人的恋爱史，是因为这些恋爱经历、奇幻的章节，暴露了巴尔扎克攀龙附凤的势利眼。他追求奢侈享受，挥霍成性，和那位《人间喜剧》的作者判若两人，最真切地表现了巴尔扎克的性格和时代的特点。巴尔扎克追求的“一个女人”必须美丽，自不待言，同时必须出身贵族之家，才能满足他跻身贵族阶级的虚荣心（他并不是无缘无故自封为贵族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另一方面，这个女人又必须拥有巨额财产，能帮他还清债务，使他不必像苦役船上的奴隶似的夜以继日地身负写作的苦刑。
茨威格显然认为，人的情爱经历反映了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巴尔扎克的初恋便是一例。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之所以会爱上一个比他年长一倍，几乎和他母亲同年的贵妇人德·贝尔尼夫人，这里固然有情爱的因素，但是夫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给他的帮助和慰藉，是更加重要的因素。这个童年时代缺少母爱的青年，渴求理解，渴求感情，渴望交流，渴求得到忠告与鼓励，才会对夫人的母性产生如此强烈的依赖，也正因为夫人对他循循善诱，温柔开导，多方帮助，才使得巴尔扎克的自尊心、自信心大大提高，为自己的粗制滥造，只求谋取小钱不惜玷污名声的做法感到羞耻。夫人让他感到他才气横溢，可惜误入歧途。为了配得上这个高贵的情人，巴尔扎克下定决心，幡然悔悟，脱离低俗小说成批生产的泥淖，开始了奥诺雷·巴尔扎克文学创作的新时代。
当然，茨威格着墨最多的是巴尔扎克和他的“陌生女人”，那位俄罗斯—波兰的贵妇人德·韩斯卡夫人之间的离奇别致的爱情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最真切地表现了巴尔扎克的性格和时代的特点。对这场前后长达十六年的恋爱，评论家褒贬不一。有的认为，这是一段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不愧为巴尔扎克“人生小说”的主体。茨威格不同意以简单的方法，非此即彼地回答德·韩斯卡夫人是否当真挚爱巴尔扎克的问题。
他和德·韩斯卡夫人缠绵炽热，延续十多年的情书，曾被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视为情书范本，广为传诵。茨威格分析这些情书写作的背景，分辨它们是真情流露还是虚情假意。仔细审视这段非比寻常的恋爱，是否真的情真意切，忠贞不渝？为什么巴尔扎克在口口声声向德·韩斯卡夫人表示忠贞的时候艳遇不断，新欢一个接一个，有名的，无名的，一夜情或几夜情，他自己承认或不承认的私生子有三名之多，与此同时，却又信誓旦旦地表示忠贞，不忘海誓山盟。而德·韩斯卡夫人又如何呢？她在年老的丈夫面前始终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决不为了情人而放弃她优裕的庄园女主人的生活，一口气等了八年，丈夫终于去世。她非但不急于和巴尔扎克结婚，反而一拖再拖，推辞他们的婚礼。这两人之间的恋爱，就多了一些虚假的光辉和色彩，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安慰，并不是感人肺腑的一段苦恋，并不是刻骨铭心的伟大爱情。
茨威格就这样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这段耸人听闻的爱情故事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写出了一部巴尔扎克的“人生小说”。茨威格认为，这段爱情从一开始便“不真实，不自然”。从一开始，夫人对巴尔扎克的爱慕仅限于对名人的景仰，对名誉的追求。她渴望结识一位遐迩闻名的作家，倾听这位诗人向她倾吐心声。她对巴尔扎克书信的热恋甚于爱他本人。见面后，她明知巴尔扎克外表粗俗，其貌不扬，但是折服于他杰出的才气，出众的口才，过人的聪明，她竟然克服内心的障碍，委身于他。倘若这对情侣真的爱得死去活来，难舍难分，自然会想到私奔或者离婚这样的途径，以便两人能够朝夕相处，永不分离，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夫人一分钟也不能再和一个并不相爱的丈夫共住同一个屋檐下，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订下一个离奇的海誓山盟，寄希望于夫人的丈夫早日去世，然后再结为夫妻，虽然巴尔扎克早已把夫人称作“挚爱的妻”。
一别八年，一个在巴黎拼搏，一个在乌克兰过着安逸的生活。夫人固然时不时地指责巴尔扎克在巴黎并不忠贞，但也并不因此结束这一离奇的婚约。她追求的是文学史上的美名，并不追求肌肤之亲。丈夫健在，两人不能结合。丈夫死后，夫人也不急于结婚，以遂两人的心愿。直到巴尔扎克重病不治，她才同意和巴尔扎克结婚。她始终对于这个出身平民、举止粗俗的名人怀有生理上的反感和门第的倨傲。因而从不给巴尔扎克的家人写信问候，甚至回到巴黎时，也不愿看到巴尔扎克的母亲在他们的新居出现。这位贵妇人哪里把市民阶级的女子——巴尔扎克的母亲和妹妹放在眼里？当巴尔扎克一病不起，弥留痰喘之际，他的太太很少守候在旁，是巴尔扎克的妹妹、妹夫和看护守在病人床前，在他咽气时，守在床边的只有他母亲一人。茨威格没有为尊者讳，没有美化这段离奇的爱情，没有凭空杜撰出一部感人肺腑的爱情小说。
新贵的情绪
茨威格在这部传记中，没有着力评述巴尔扎克的政治态度，因为巴尔扎克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观念。他因为追求贵妇人，急于得到显贵的赏识，打进他们的圈子，就客串起正统主义者保王党人的角色。巴尔扎克之所以会迷恋贵族，是受时尚潮流的影响。封建贵族的遗风余韵，即所谓的“贵族气”始终令新兴资产阶级高山仰止，艳羡不已。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多纳德被送上断头台，波旁王朝的贵族被无套裤党人，被平民吊死在路灯上，王朝被彻底推翻，雅各宾党人掌权。到1799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执政府，自己担任第一执政，不久又成为终身执政。1804年，干脆自己加冕，成为法兰西皇帝。在他身边出现了由一批新贵组成的宫廷，其奢华靡费，远远超过波旁王朝。这批以市民为主的代表人物，全凭武功，擢升为元帅将军、公爵、伯爵的帝政时期的新贵，虽然大权在握，拥有财富，却始终艳羡前朝正统贵族的气派和丰采，心里总感到自惭形秽，即使百般炫富耀权，也难以掩饰自己身上的市民气，和家世显赫、谱系悠长的前朝显贵相比，总感到底气不足，论谈吐、举止、仪表、风度、学养程度、文化底蕴，都感到相形见绌，尤其是背景。革命时期讲究革命出身，自诩出身低微、卑贱的新兴地主富商之子恨不得都变成农民贫民之后，而复辟之后，又都纷纷希望自己有个贵族的祖宗、书香门第、显赫家世，恨不得抹煞自己是农民之孙、市民之子，恨不得都成为贵族子弟，希望居住富丽堂皇的豪宅府邸，出则宝马香车。凡是当年贵族的享受，他们都艳羡不止，急欲品尝。大革命时那些凭才华、凭智慧、凭学识、凭勇气、凭战功而出人头地、脱颖而出的精英竟然也在乎贵族的称号，显赫的门第，对自己出身草莽感到汗颜。封建制度被摧毁，封建的习俗、气派，却依然弥漫整个社会。拿破仑这个人民之子，终于还是要当头戴王冠的皇帝。他身边那些出身行伍、战功显赫的将领，才华出众、辅佐有功的文臣都欣然成为新册封的公爵、亲王。主张人人平等的革命派，千方百计要使国家分成特权阶层和平头百姓。这种时代的潮流又岂是断头台和人权宣言所能阻止？它根植于万众之心，尤其在革命者的心里滋生复活。在这种思潮未能涤荡净尽的社会里，自由、平等、博爱终是空想幻影。
自从罗伯斯庇尔的禁欲主义随着恐怖时期戛然而止，督政府、执政府，以及后续的拿破仑帝政时期的纵欲主义也席卷全国。革命理想荡然无存，奢糜之风笼罩朝野。帝政时期显贵的礼服和军官的制服远比波旁王朝时更为华丽考究，令人不胜艳羡，反映了全社会崇尚铺张浪费、炫耀金钱万能的一时之风。
凡此种种，都记载在反映当时社会风习的《人间喜剧》这部皇皇巨著之中。它既反映了贵族阶级的势力尚存，也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的人格分裂。他们因为自己财大气粗而洋洋得意，也热衷于赢得贵族称呼和爵位，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一代新贵成长，一代暴发户应运而生，带着新的发出铜臭味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倨傲，也带着他们力争攀龙附凤的势利眼。足见天才的作家巴尔扎克对人间世界的一切洞察秋毫，致使他的画卷栩栩如生，他对人物的剖析和刻画入木三分。
这位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在绘制时代画卷时头脑清醒，目光犀利，而他自己却也沾染上他在书中着力鞭挞的市民阶级的风习，这就是巴尔扎克追求贵族气，成为保王党的深层原因。
诗人不寿
即使是像公牛，像雄狮一样身强力壮的巴尔扎克，也经不起长年累月超负荷的运转。这位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几十天便写出一部长篇小说的天才作家，就和那位鼓吹超人哲学而并非超人的哲学家尼采一样，终于崩溃。巴尔扎克也走上了这条似超人非超人的光辉而又不幸的道路，仅仅活了五十一岁便不幸早逝。当我们看到他发出“我不行了”这句使人震惊而又唏嘘的悲叹时，感觉到天才作家承认自己“油干灯尽”时那无比深沉的悲哀。这位一直在弄潮戏水的勇士，难免被排山倒海的巨浪狂涛击进海底。有谁像他这样一个人在二十年里写出二十位名家也未必能够完成的鸿篇巨制？有谁像他那样日夜颠倒，身穿僧袍在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之外，过着足不逾户忘却尘世的苦行僧似的生活？让我们为这个与命运搏斗时失败的战士一掬同情之泪，表示我们的敬意。他虽败犹荣，虽死犹生。
评论家茨威格
评论家的生平经历，他的出身、学养，他的审美情趣，他的气质，他的品味，他的好恶，他自己的高雅或庸俗，往往决定他评判别人时的标准。茨威格出身富裕家庭，从小受到极好教育，通过自学，更养成自己高雅的品位，通过游学，看见健在的大师的榜样，深知创建“任何伟大成就的秘密”便是“专心致志，全神贯注，汇集一切力量，一切官能，忘形物外，远离尘世”，不为物欲所惑，不为金钱所动。他可以耐下心来，对自己的作品精雕细刻，不媚俗，不媚上，沉浸于自己的天地之中，务求臻于最高境界；对自己要求极苛，因而他的标准极高，对人的要求极严。这样就难怪他写到巴尔扎克青年时代为了获得稿酬，粗制滥造，剽窃胡写，就痛下针砭。他认为这是作家之大忌，绝不因为巴尔扎克的处境而对他有所姑息。同样，在看到巴尔扎克日后能够奋力自拔，摒弃这种生财之道，而去认真写作，再三再四、一丝不苟地修改校样的严肃状况则赞誉有加。
巴尔扎克从小怨恨母亲对他薄情，对弟弟亨利的溺爱，甚至说出“我从来没有过母亲”这样绝情的话，连莫洛亚也觉得“这太过分”。可是茨威格却完全同意巴尔扎克的恨母情结。他在不同场合屡次提到巴尔扎克喜欢夸大，言过其实，唯独对于他青少年时代流露出来的对母亲的怨恨却无保留地接受。这是否和茨威格对自己母亲的不满有关？他也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童年经历。巴尔扎克的过激言辞激起了他的共鸣，使他跟着有失公允？其实，生活已经纠正了巴尔扎克对母亲的偏见，他一生中真正能够帮助他的亲人，只有母亲。在他去世时，守在他病床前的，也只有他母亲一人。
《巴尔扎克传》与中国
茨威格逝世后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贝尔曼-费歇尔出版社便在1946年推出此书原文的第一版。同年，威廉·罗斯（William Rose）和多洛特里·罗斯（Dorotly Rose）翻译的《巴尔扎克传》的英译本便在瑞典维京出版社（The Viking Press）出版。几年后，中国学者吴小如、高名凯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联手把它译成中文。这两位译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分别教授中国文学和语言学，并非茨威格专家。由此可见，茨威格在中国的学者和读者当中并不陌生。他的作品在中国已为读者接受，中国学者才会如此迅速做出反应。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费歇尔袖珍版出版社在1979年5月根据贝尔曼-费歇尔出版社1946年推出的此书第一版，出版了此书完整本。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根据2008年7月该出版社出版的此书第十五版译出的中文本。
这些年，译者曾多次萌生翻译这本传记的愿望，可每次都望而却步，总怕自己不能胜任。可是想到中国读者的热切期待，又渐渐感到，时不我待，再不动笔，会成为终生遗恨，翻译之心重又复活；然而畏惧依然存在，顾虑并未消除。忘年之交无保留地表示支持和鼓励，中外朋友又热情提供援助，才使我克服困难，完成这项任务。为此，我向鼓励我帮助我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然而疏漏谬误依然难免，敬请同行和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张玉书
2014年2月1日
甲午年正月初二
蓝旗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