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
长时期以来我们似乎轻易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有史无情是史官所长，有情无史乃诗家之风。事实也正是，对于历史人物，古代的历史学家记载的大多是他们的事迹，比如学说、著作、政绩等等。而其丰富的内在的情感世界，这本应是他们所有事迹的出发点，却恰恰被一般的历史学家所不介意而又常常成为文人们虚构和演绎故事的素材。在这种认识的局限下，那些波澜起伏的时代心潮，那些在各种各样物欲和意志支配下活动着、较量着的文士们，他们的心态变迁的历史似都不见了。其实，历史过程和发展及诸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心灵，而心理结构正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文人的创作则又是打开时代灵魂的心理学。基于这一点，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应是人类的心灵史。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我们看到文史界同仁对人类心灵历史的越来越大的关注，对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潮的关注。这一转变，无疑是与国际文史学界对心态史、心智史的关注同步发生的。就笔者视野所及，就有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1991年），许明先生主编的“中国知识分子丛书”中十余部分体研究文人心态的大作（1995年），蔡翔先生的《此情谁诉》（1994年），另外还有两位青年学人撰著的《潇洒与敬畏》（1995年）和《醉里看乾坤》（1995年）。他们开始自觉地对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探索，对人的、特别是文人的灵魂奥秘进行深刻揭示，于是知识分子的研究视野开始拓展到内宇宙，这无疑深化了对人的本体和人的实践的认识和感受。应该说么书仪女士正是我国文人心态史研究行列中的先行者之一。
我们早已熟悉么书仪是从事元代戏曲研究的专家。所以这就使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一种感觉、一种企盼，仿佛元代文人心态的研究应该落在她的身上，甚至这个题目就会选择么书仪。果然在几年里，她被这个研究课题纠缠上了，命中注定地与它撕掳不开。1993年我们终于看到了么书仪这部用清新脱俗的笔墨，深入地描述元代文人群体心灵发展轨迹和复杂游移心态的长篇力作。
一
毋庸置疑，对元代知识分子[1]心态的研究，本身就意味着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首先是因为，再没有比元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更沉重的了。朝代的更换、民族的压力、职业的跌落、世俗的白眼，昨日的荣耀只能留在心灵的底层，它既如此遥远，又如此亲近，现实有一份寂寞，胸中便有一份燃烧。当我们凝视和沉吟元代众多的诗文戏曲作品时，不难发现，在字里行间泛出的那种失却了“四民之首”地位的辛酸又苦涩的心理潜流，那么浓重，又那么复杂。
面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么书仪在构思全书的框架上是十分缜密和谨慎的，么书仪在1992年从东京给邓绍基先生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她说：
元代文人面对蒙族君主和动乱年代，所需选择的问题更加尖锐和复杂，内心的痛苦就更激烈，人格的分裂状况也更普遍。我希望能初步接触这个问题，试图描述一下这百年间的文人所遭遇的环境和内心的痛苦。选择的人物有耶律楚材、元好问、谢枋得、赵孟頫、刘因、戴表元、顾阿瑛、杨维桢和危素等，一是考虑他们较“知名”，也较“典型”，二是相对来说他们有较多资料可稽，三是他们处于从元初到元末的各个时期，也照顾到出身、经历的不同。……[2]
么书仪写作该书的意旨及框架，在这里已说得相当明确了，无须我们多费笔墨。然而，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么书仪极看重选择对象的典型性。这就让我们想起了王瑶先生的一段言论，他认为文学史要求通过对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最能体现文学特性的典型现象，从中体现规律性的东西。王先生十分看重现象与本质（规律）之间的“典型现象”这一中间环节，这是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结论，么著一开始也正是注意到了这“典型”人物的选择。从表层看么著似乎是一个个个案构成的历史，然而只要你通读全书，就会立即发现十几个典型人物都构成和联系了一个元代文人的群体网络，而读者就是对她笔下这些人物进行了一次哲学的巡礼。从一定意义上说，么著是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观照元代的生活，尤其是文人的内心生活，她提出了一个群体命运的问题，因此，她不是去探寻个别人的心灵历史，而是从总体上去把握元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脉搏。她既注意到了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也洞察到了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特别是注意到了因社会的剧变而牵动着知识分子的心理、伦理、社会等多种生活层次的文化冲突，并以此透视出人文知识分子和政治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变化的动律。所以从整体意识来观照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研究，它具有体大思精的品格。仅从结构布局来看，它像一颗打磨得晶莹剔透的钻石，其众多的平面上闪射出众多的光彩，读者在眼光缭乱之际，看到的又分明是一颗棱角分明、结体严谨的钻石。这是人们读这部专著时不能忽视的“形式”特点，但这“形式”的特点却决定了心态史研究的得以深入和准确表述。
二
窃以为，心态史的研究应有别于思想史和性格史的研究。思想性格、人格气质等等在成熟后，具有一定的恒定性，而心态则是一种精神流动体，它更受社会的、精神的影响而变动游移。心态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而是尚未被规定的精神现象，它永远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么著在观照元代文人心态时，最大的特点正是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历史人物只看到链索两端的环节，即只看到心理过程的开端与结局的陈旧模式。她在把握文人心态时，是过程本身引起了她的无限兴趣。她尤为擅长的是把那种士人内心生活的依稀可以捉摸的瞬间心态牢牢把握住，以其特有的细腻、敏锐的分辨力加以剖析，并把它交给读者，让读者心领神会，心悦诚服地跟随她得出应有的理解。这种注重“过程”就是注重心理运作的辩证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学术界的思维方法越来越走向成熟——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发展。
印证这一点的、也是全书最具学术魅力的是么书仪试图重新塑造一个与人们所熟知的耶律楚材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相异的耶律楚材形象。非常明显，么书仪的这部苦心经营的心史具有深刻的论争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你绝不能否认，么书仪是如此细腻地观察、洞悉、窥测到了这位文学家、政治家的心智历程。这本书为你提供的第一个人物就如此复杂。耶律楚材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么著的视点直逼耶律楚材的心理内核：他既燃烧着不断探索追求的进取精神的火焰，又流露着把握不住人生的痛苦、犹豫；既闪耀着一个智者的高尚情操的光辉，又表现出独耶律楚材才有的坚韧中带有脆弱的气质。像一切探索人类灵魂奥秘的学者一样，她首先遇到的正是特定时期一位融合着既热烈又孤独，既痛苦又执著于理想，有爱有恨，感情交锋极为强烈的典型士人。用我的体验来理解，么书仪笔下的人物是这样一个矛盾体：身在地狱，心向天堂；忧郁之中有理想在呼唤。这就是么著对耶律楚材的精神史、从政史和文学贡献的独具特色的描述和阐释。
在么著中，“发皇心曲”的研究，还体现为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对赵孟頫的评价，历来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么著则是强调人物心理的真实性，不去看重人物的完美性。她几乎完全把握住了赵孟頫感情变化和心态流动的微妙处，因而也就道出了一个心理研究的真谛：人并不只有一种面目。在么著中的赵孟頫，不仅仅是一声叹息，一曲哀歌，一腔愤懑，一缕飘忽的情绪，而是一个活跃的心灵在跳动。不可排解的忧郁，执著却软弱的追求，深刻复杂的悲剧情绪，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构成了赵孟頫全部的心路历程。
么著敏锐地看到了在儒家政治和道德理想受到打击的卑琐、沉闷的元代，遭受到各种挫折的书生们的精神和行动，也相应地有了改变。那就是“改变了怀旧的习惯，而开始注重在精神上为自己构筑新的巢穴”。她认为赵孟頫、程钜夫、戴表元等人的心理历程最富于典型意义。于是，她的全部观察和着力点必然由“结果”转向了“过程”。
拿破仑曾对歌德说：政治，那是近代无法躲避的东西。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更是无法躲避的东西。几乎每一个真正想有所作为的文士都逃避不了政治给予的精神磨难。这就应了美国电影《不可征服》中人物的一句台词：“每一个政治家都患有心灵上的气喘病。”元好问这位“纯文人”的从政悲剧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么著中，我们看到的是元好问的复杂的精神史和他同样复杂的文学世界的独特结合。在么著中，我们在以阐释文本和以诗证史或以史笺诗的过程中，透过纸背，可以一步步地发现她的传主皆有一颗郁勃的心灵，从而由此也感受到了士阶层感情的喷薄和气质的涵容。当然这一切又都必然是时代的狂飙带来的社会心理意识在文人身上的结晶。从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研究中，可以看到一种深刻的认识历史的悲剧意识。她把伤心史揭开给人看，无疑大大提升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深度和反思的力度。
么著的这些独特和精彩的发现，窃以为得力于她最感兴味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的真实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托翁的小说进行评论时说：
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有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性格的勾描；另一个则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情感和行动的联系；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3]
么著当然不是小说创作，但道理却有极相似之处，她的学术兴趣和操作程序的重点显然是在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这就是么书仪对心灵的辩证分析的鲜明特点。
三
么著真正关心的是士人在不同环境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的生命状态。她的兴趣在于对人性淋漓尽致地表达。她走的是双向交流和相互观照的路子。她通过对文人的相对恒定的和流动的心态观照，写出时代的变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又从个人命运与心灵历程的走向，反射出时代的变迁。试想，在中原陆沉、王朝易祚之时，被征服的民族总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创伤，这一点在传统文化最忠诚的信守者——士阶层中反映得尤为突出。社会格局的变化，迫使他们必须作出新的人生选择：或归顺新朝，或矢志守节。前种选择无疑将受到舆论和个人心理上的谴责；后种选择将意味着终生的寂寞无为。这种进退两难的境遇以及最后作出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会使他们的精神陷入极端痛苦之中。诗为心迹，这种精神痛苦反映到文艺创作中，就会呈现出特有的风范和品格。其中尤为典型的是前朝遗民谢枋得的心理流程。么著对谢枋得的描述似未充分展开，但在运笔时我们同样清晰地看到传主的一条精神活动的曲线。诗人的心灵旅程和精神搏斗虽以失败告终，但其悲剧性的心灵冲击力仍具有强大的震撼力。
么著对于元代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思考是发展的。关于元代文人在这一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历史命运的探索，既有现实的政治学领域，又有文化学的领域。
在社会动荡不宁和纲纪隳坏的年代里，文人很自然地将儒家的人生信守和道家的无为哲学、佛家的空寂观念糅合在一起，对人生进行超越现实的思考。投身于自然大化，使精神与大化合一，以求得自我人格的完善和精神的慰藉。么著在这里除了占有大量社会史资料以外，反映文人们心灵的诗文序跋与信件自然成为她观照的中心。这是因为瞬间的心态流程几乎都刻印在诗心上了。这些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心态中产生出来的历史折射之光，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表现的功能。他们在诗文词曲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感意识，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社会意识在不同层面的集中反映，从而具有了社会心灵的普泛性和典型意义。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深刻地分析人类灵魂的分裂是社会表面呈现的任何分裂的基础时，不厌其详地论证道：
一个灵魂由于在社会解体的悲剧里扮演着角色，失去了创造性行动的机会……对于这个灵魂来说唯一还剩下的自由就是在主动和被动的取舍之中作一种选择。……灵魂分裂的灵性经验是一种动力的运动，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这个溃败的灵魂，由于认识到不能控制环境，因而就屈服，于是就相信这个宇宙，包括它自己，完全受一个既非理性的又不能征服的权力所支配：这权力是两面邪恶的女神，或者在“命运”的称呼下，求得它的恩佑；或者在“必然”的称呼下，忍受它的强制。[4]
如果我们用汤因比的话语与么著所分析的文人心态现象比照，就会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动乱年代的选择”，还是“先天下之忧”与“全一己之愚”；无论是“用世、弃世与玩世”，还是“维护本实的退避”；无论是“寻找新的精神归宿”，还是“心理的变态”，总之，杨维桢多变的生活道路，危素的身败名裂，戴表元的新生活理想以及刘因的操守……都使我们想到恩格斯在论及英国工人状况时所说的：他们的灵魂冲撞，是由于几乎都是“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体”。凄惨和得意，失败和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物质和精神，现实和幻想尖锐地冲突，悲剧和喜剧，眼泪和笑声高度地交融和统一，形成一股巨大的情感冲击波，轰撞着读者的灵魂。作者由痛苦的反思转为心灵的真实揭示；而读者则由心灵的真切感受转入痛苦的沉思。
与历朝历代有所不同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元蒙统治集团，在政治上抑制了汉族士人的进取，而在文学艺术领域则留下了一大块供文人们发挥才情的宽阔天地。在他们手中，创造了高度个性化的艺术意象和形式手段——戏曲，传导出本阶层复杂多层面的思想情绪。他们成功地创造了适于表现人生情结的艺术形象，成为这一时代社会文化的精粹，在戏曲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
笔者有一种感觉，么书仪对于元代书会才人怀有异代知己的感情，因此在论述中不仅注入了悲剧意识，而且在“发皇心曲”时有一种特有的智性和灵性在文字中运行。在“失去了庄严感之后”的标题下，么著展示和剖析了两个世界的内部：戏曲作家的精神世界和书会才人们足迹所及的物质世界。也就是说，一个在痛苦中挣扎的作家和敌视、压迫他们的强权世界。书会才人所走的道路，既不是摧毁这个世界，幻想建立一个新世界，也不是投入这个世界，成为它的和谐的一分子，而是通过批判、讽刺、诅咒以及放浪形骸，来与这个世界相对抗。所以我能认同么著的这个辩证分析：“双重身份，使他们产生了既互相冲突，又互相渗透的思想、性格的‘二重性’，包括对于传统观念的信守和一定程度的突破。这种‘双重身份’又使他们常有观察生活的两种视角——书生的和市民的视角。”“浓重的自卑，强烈的自尊，这是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了‘治国安邦’的庄严的社会责任感之后的文人最容易产生的心理状态的两极。”这种灵魂深处的精彩开掘实见功力。因此，读《元代文人心态》后，我把它看成是特定历史时期内我们民族的精神现象史。么著的清晰而有序的描述还使我们感到它不是抽象的哲学性心态表述，它的鲜明特点是：它展示的是一个个立体的灵魂世界。于是一个逼真的心灵轨迹和感情流程构筑的有元一代文人的灵魂世界以其整体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
四
么书仪女士的《元代文人心态》是研究元代知识分子的开拓性著作。作者不囿于文史学界的观点，对元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创造性的综合性研究。作者从全新的视角分析元代的政治环境及对智能的需求入手，阐述了知识分子是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一个知识层、思考层，是一个智慧的阶层，有很大的智慧潜在力。作者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论证士之所以为士，是因为士在整体社会精神生活中扮演着主角。由于这种情况，统治集团不仅需要与文人对话，而且需要求救于士的帮助，于是就出现了礼贤下士的场面，士也会一跃而成为统治行列中的成员。这时，士由认识而走向实践，由后台走向前台。士的认识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而在社会诸条件中，最重要的恰恰是政治环境。然而一旦和政治联姻，绝大多数的文人就会这样或那样成为悲剧命运的承担者。因为吹花开的是“人主”，吹花落的权力也依然掌握在“人主”手里。从《元代文人心态》所描述的众多人物的行迹中，你几乎都可以挖掘出隐蔽在心灵深处的悲剧性潜流。即使为著者着墨不多的几位文人也都有值得深思的社会文化心理内涵。
当然这一切又绝非偶然。一方面，我国的知识分子皆有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甚至从一定意义上看，一部知识分子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史；另一方面，如果从中国文人心态的深层结构来观照，文人多偏爱悲剧，或曰偏爱悲剧是文人的一大“审美特征”。借用尼采的一句话，悲剧乃是人生的最高艺术。不妨这样说，文人在肯定生命，连同从包含在生命中的痛苦与毁灭中生出的悲剧性，也作为一种“审美快感”给予认同。有人甚至说，爱好悲剧，几乎是古代文人的天性。但是，对于元代文人来说，悲剧，只是对民族，对社稷，对历史，对处于社会关键时刻的那些“主人公”命运而言。因此，我们真切地看到么著不只限于描述，同时还考察和把握了他们的价值。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价值标准，在实际运用中，却又表现为千差万别。我深切体会到，如果把思想史、哲学史中判断是非的方法简单拿来用于心态史，是难于说清问题的，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么著的明智令人激赏。作者的睿智使她了解到：只有永恒的问题，没有永恒的答案。
五
么著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特色，这就是她在全书中始终用心灵的语言去研究元代文人的心态。她像一位当今小说家所说的那样，是以将心比心的方式，以自己的心去捉摸几百年前文人的心。这是因为对他人的理解来自对自己的理解，心理的洞察来自自我意识。她善于透过字里行间，穿透纸背去体验、把握当时文人的痛苦、孤独、脆弱、强悍、愤激、诚实、虚伪、爱和恨。她特别能抓住当时文人的内心矛盾，抓住他们的自我折磨，抓住他们的欲说还休。将心比心是一种真切的内心体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她能紧贴自己的人物，逼真地描述出他们的心理流程，又始终与他们保持着根本的距离。细致的观察与冷静的描述以及含蓄的语气，都体现着传统文化中“静观”的审视态度。所以她既不想与她的对象的心相悖，更不会与她的对象之心重合。对元好问、谢枋得、郝经和赵孟頫不时表露出伤感情怀，但全然没有妨碍作者冷静而理性的分析与评论。即使对一些保持名节的有识之士，撰著者也没有忘记作为史家所应保持的冷静。所以说，作者既多怀同情之心，抒怜惜之情，又具冷眼旁观之自觉。这就是么书仪的史笔诗心。因此我们说她首先恪守了传统的中国史学中的心史观念，又具有“中立旁观者”的态度。么书仪在书中体现出深邃的透视力、洞察力和强烈的感受力，她确实把史识、今识和诗识水乳交融在一起了。
总之，在么书仪的笔下和心灵语言中，那些令平凡人感到惊心动魄的各色元代文人命运都真切地展现于我们面前了。于经营和睿智的谋划里，在燃烧着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中，在扑向她描述的人物的心的一瞬间，在悲辛的反思中，我们真切地体验到了百年知识分子起伏跌宕的心路历程，看到了当时复杂的现实政治的景观，也感受到了历史转折时期在前进过程中的几分迟滞，特别是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特定历史时期，它使人们更分明感到：民族融合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流淌着血泪的过程。呵！历史本是无情物。
六
陈寅恪先生早在1964年11月18日撰写的《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就提醒我们，“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而应着眼于民族心灵历史的准确理解与把握。“心史”作为传统文化观念，表达的应是民族的心灵历程，或是在民族危机时所必须具有的人格精神、文化良知、心灵良知和气节。所以，“心史”在中国文史学科中才构成了一个独特范畴，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情结。么著的学术价值表现在，它既恪守了传统史学中的心史观念，又于思维的多元和视野的扩大中，把心史的传统观念与国际上的心态史学、心解史学和心智史学接轨，这就是以当代意识观照传统文化的结果，或者说初步尝试了与当代国际文史学研究同步发展的积极的富有成效的试验。
当然，“心史”的研究只是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分，它不可能代替一切历史研究。当代年鉴派大师雅克·勒高夫在题为《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的讲话中说：
从前有人犯了用经济解释一切的错误，而今有人犯着用心态解释全部历史的错误，必须把心态史维持在它所属的范畴之内。
信然。
1997年1月于南开大学
注释
[1]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文人、知识分子、士等称谓，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因此只凭行文的需要而不作严格的界定。
[2]见邓绍基先生为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所写的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1版。
[3]《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五册，第161页。
[4]《历史研究》（中册）第236—2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