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从字面意思上说就是语言的论纂，用现代汉语说，就是语录，是孔子弟子及其后学对孔子言行的追记，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
这样一本言行录，篇幅也不大，不过二十篇，一万一千馀字，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论语》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私人著书的开始。在先秦时期，作为一个显要学派的创始人的言行录，它有着相当广泛的读者。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也在禁毁之列。但入汉以后，儒学及其典籍却获得统治者的青睐。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论语》列入学官，被视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赵岐《孟子题辞》），地位日益尊显。元延祐年间，以《四书》开科取士，《论语》文句更是“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康有为《论语注》），成为悬诸日月而不刊的金科玉律。这种状况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有所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猛力抨击孔子和儒学。陈独秀认为儒家思想与“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是格格不入的，“儒者三纲之说”实际上是一种“奴隶道德”。胡适、鲁迅、吴虞等人也猛烈抨击了儒家的孝道、贞节观念，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搥碎，烧去。”（胡适《吴虞文录序》）其实，封建统治者的尊孔自有它的用心，新文化运动的反孔，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是一种历史的选择。那么，作为新世纪的读者，我们又应该怎么看待《论语》呢？
首先，我们应该把《论语》看作是资料，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最可靠的、第一手的资料。《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其再传弟子的笔墨，这些作者的时代，相去不止三五十年。但据学者认定，《论语》的编定可能在战国初年即已完成，定州汉简本《论语》的出土也向世人证明了约在公元前55年，《论语》一书已完全定型。中国古籍往往真伪混杂，在流传过程中羼入许多后人的东西，不能作为信史。而《论语》早在汉代就已获得了超乎众学的地位，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任何对《论语》的增删篡改都是非法的，这就大大增加了《论语》所存资料的可信度。无论是儒家学说还是孔子本人，由于统治意识的介入，早已笼罩上层层迷雾，胡适所谓的“冒牌”即指后人对孔子思想有意无意的曲解。有了《论语》，我们就可以从头脑里抛开被封建统治者神圣化了的、高不可及的“先圣”，也抛开在外来文明冲击下被打倒在地，背负着一身罪状的“孔老二”，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孔子、理解孔子。也许读完了《论语》，你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孔子就是这么一个循循善诱的师长。他知道每个学生的个性，子路性子急躁，他就劝他三思而后行；冉有性情和缓，他就教他闻义而行，不要犹豫。这就叫因材施教。他就是这么一个理想的热烈追求者。他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论遇到怎样的困厄也不退缩。他就是这么一个语笑晏晏的老者，像普通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时光的流逝让他伤感，高兴起来还会跟学生开开玩笑。他就是这么一个知权达变的智者。后人抨击孔子最多的是他的礼教，孔子讲“克己复礼”，那不错，但孔子的“礼”绝不是那么不近情理。古人行成人礼要戴“麻冕”，但做这种帽子比较费时费工，人们遂多用丝布来做礼帽。孔子说：“俭，吾从众。”（《子罕》）可见孔子绝不是一个整天板着脸告诉你“这不行、那不行”的老头子，绝没有拘泥固执、自以为是的毛病。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论语》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的。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潜在我们的生命中，熔铸成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论语》中“仁”字凡一百零九见，它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礼”、“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善而服务的。不过，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重要理念，孔子却从未给它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它只是很宽泛地体现在孔子提倡的为人处世、为政治国的具体原则中的。
说到为人处世，孔子提倡的是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的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他鼓励年轻人要奋发向上，“后生可畏”，怎么见得后来人不如现在的人呢。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从忠恕的原则出发，孔子最讨厌人“巧言令色”，讨厌人刻意去掩饰自己的错误或真实想法。人不怕犯错误，只要勇于改正就好。孔子就常坦言自己这方面或那方面不如自己的弟子；言行不当的时候，一经别人指出，他会立即道歉并改正。他的弟子子贡就曾感慨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说到为政治国，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要勤政、节用、有信、不烦政扰民。他尖锐地指出“苛政猛于虎”，鲁国遭遇灾害，国库空虚，鲁哀公问孔子该怎么办。孔子说可以减税。哀公不解，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他还要求最高统治者在选拔任用官吏时，一定要慎重，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抛开具体的政治措施，这些施政原则，时值今日不是仍为人们所奉行吗？
总之，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仁”统率着忠、恕、孝、悌、宽、恭、信、敏、惠、智、勇、刚、毅等诸多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不仅有着极为普遍的进步意义，而且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对《论语》所载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以直抱怨，以德抱德”极为推崇，认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数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其实，《论语》中阐述的这些基本规范，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智慧，一种从极朴素的自然法则中演绎出的生命的大智慧。
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的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不容否认的都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用口语写成，有着简练、晓畅、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许多句子内涵丰富，用意深远，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用语，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小不忍则乱大谋”、“道不同不相为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至今都还被人们频繁引用，有着鲜活的生命力。《论语》的许多篇章有着很强的现场感，寥寥数语，人物情态及场景毕现。读着它，你会恍然以为自己正置身孔门弟子中，聆听着孔子的教诲，并不会感到太多的时空和语言的隔膜。这一切奠定了《论语》在中国散文发展史和修辞学上的地位。
《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论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惟其已经走向世界，我们中国人才更应该珍视它，用现代人的眼光，好好审视它，自觉地去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让祖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更加发扬光大。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