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清代 1701—1754）
一部形形色色人物的“灵魂史”
中国古代长篇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
世界文学史中最优秀的讽刺文学力作之一
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鲁迅
我国小说史乃至整个文学史上反科举制度的主将吴敬梓，是与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并称的小说大师。这位曾做过显赫的世家子弟，有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落魄过、遭受过人生道路上的巨大挫败的文学名家，一生坎坷曲折而独立不羁。他品性气质超然，不但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文酒盟主”，同时也是一位为了真理与道德而积极奔走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吴敬梓以小说家的身份出现，意味着知识者自此作为真正的独立叙事人出现在中国小说史上——他的存在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吴敬梓一生执著于关注严肃的社会主题。在看尽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后，他终于在不惑之年沉淀自我，潜心著书，一挥而就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也是世界文学史中最优秀的讽刺文学力作之一。参透人世虚空的吴敬梓，对摧残人性的科举制度与八股文写作发动了一场最全面、最猛烈、最坚定的文字声讨和抨击，气势汹涌如潮，提出的种种尖锐而有价值的问题仿佛巨石入水，在整个封建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全书能“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像物”，因而使得“魑魅魍魉，毕现尺幅”。
吴敬梓卓越的幽默讽刺才能和驾驭语言的本领，使《儒林外史》取得了极其出色的艺术效果，在讽刺文学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崇高地位。作为一部形形色色人物的“灵魂史”，它开辟了一个视野，提供了一种眼光，形成了一种手法，创造了一种小说结构形态，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杰作，构成了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在中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超越的价值。
旷世杰作
KUANGSHI JIEZUO
《儒林外史》共55回，约40万字，描绘了近200个人物，以十多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故事，细腻地刻画了一群追求功名富贵的、各种类型的封建儒生和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剖析了当时读书人鄙陋变态的灵魂——数十载寒窗只为考取功名，人们心理变得麻木、丑陋、愚昧，灵魂扭曲。而一旦他们如愿以偿，跻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作为既得利益者，便继承前任衣钵，媚上欺下，鱼肉乡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
小说通过一系列鲜明、极富个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市民心态，并将在名利驱使下的各色人等的卑琐灵魂毫不留情地予以曝光。比如写秀才范进中举之前，家里住的是草房，穷苦不堪。可是一朝中举之后，银子、房子、土地与奴仆都有了，本地的乡绅也纷纷前来探视、结交；而王惠中一旦考中进士当上知府，便依附科举来猎取功名，最终成了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严贡生强行关了邻家的猪，反叫人家拿钱来取——这些劣迹昭著的乡绅竟被保举为“优贡”，令人发指；更有如汤县令者，为自己的仕途着想，竟对说情的回教师父施以酷刑，终于激起民愤。可即使闹到了按察院，汤知县仍然“大摇大摆地出堂发落”。
华文精选
晚间挤了一屋子的人，桌上点著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接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著两个指头；大侄子上前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的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妇抱著儿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惦念？”他听了这话，两眼闭著摇头。那手只是指著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上前道：“老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此外，《儒林外史》还将与科举制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众生相展现在读者眼前。关于妇女地位问题，小说也提出了一些清新的见解。比如书中的王三姑娘在丈夫死后，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又被其父所蛊惑，竟上演了一场绝食殉夫的悲剧。她的死，成为统治阶级大力宣扬的典范，在大祭之后的宴席上，人们竟将这种残酷的事件称之为“伦纪生死”，连死者的父亲也“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这类情节描写明显带有对士大夫的传统观念进行挑战的意味，指出了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罪恶。
华文精选
到出榜那日，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快拿到集上卖了，买几升米来煮餐粥吃。我已是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范进慌忙抱了鸡，走出门去。才去了不到两个时辰，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了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母亲不知是甚么事，吓得躲在屋里；听见中了，方敢伸出头来说道：“诸位请坐，小儿方才出去了。”那些报录人道：“原来是老太太。”大家簇拥著要喜钱。正在吵闹，又是几匹马，二报、三报到了，挤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满了。邻居都来挤著看。老太太没奈何，只得请一个邻居去找他儿子。那邻居飞奔到集上，到处找不到；直寻到集东头，见范进抱著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
全书的故事情节虽然没有一个主干，却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为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吴敬梓不仅写出了科举制度外在的种种弊端，并且将他锐利的笔触深入到为科举制度毒害、折磨的人物被扭曲的灵魂深处，从而使《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作者现实主义的冷峻目光，始终不是只看到一些孤立的个别的人，而是投向整个社会的。他从社会环境来写人物的命运和性格，又从人物的命运和性格来表现病态的社会。
我们从书中的故事里不仅看到了独具性格、面貌不同的人物，而且看到了一个腐朽堕落的、光怪陆离的社会世相。作者对那些热衷功名富贵以致中了邪魔、被社会挤压得灵魂都变了形的卑微可怜的儒生们，既作了无情的尖刻的嘲讽，又表现出关切的哀怜和同情。而为了改良社会，表现作者的理想，吴敬梓在作品中也塑造了几个正面人物，对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给予歌颂，对不迷恋科举的读书人加以赞扬，把希望寄托在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来扭转颓败的世风上。
中国讽刺文学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在诸子百家的文章中有所体现，而《儒林外史》这部经典的讽刺小说更是将讽刺文学的精华再次升华。概括说来，小说展示了一幅以封建儒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的、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均取得了巨大成功。《儒林外史》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造，把我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
经典导读
JINGDIAN DAODU
《儒林外史》：思想家的小说
研究吴敬梓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他是一位最富有思想的作家。他那种极灵敏地感应时代的变化、倾听生活最细微的声音的才能，使他的小说中的艺术世界，像内层深邃稳定而水面时时旋转的思想的大海。当然，这是由有形有色有光有声的、生活的活水聚成的大海。这种深邃的思想以及他的小说厚度，曾使鲁迅先生喟然而叹，伟大也要人懂！
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应酬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清代文人 惺园退士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木魁，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
——现代著名作家 胡适
吴敬梓是封建末世察觉了传统文化危机的第一位智者，其历史作用如用世界范围的杰出人物来比拟，则正像欧洲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之提早发出了呼召文艺复兴的先声。吴敬梓比龚自珍提早了一百年发出“万马齐喑究可哀”那样的沉重叹息。
——当代著名作家 何满子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传奇色彩很少，思考是他作品的重要特色。我们初读他的小说，常为他近乎淡泊的笔调所惊异：像世态炎凉冷暖、个人感情的重创、人格的屈辱、亲人的生死离散，似都以极平静的语气道出；那巨大的悲痛，都在悠悠的文字间释然。然而这意蕴的产生正是来源于吴敬梓亲自感知，即家道中落、穷困潦倒的生活所引发的深沉的人生况味体验和对人的精义的思索。
作者因久阅文坛，对文人心态自然非常熟稔，一旦发为讽刺，不但穷形尽相，往往还剔骨见髓，使有疾者霍然出汗。他观察点的特色是：一个人物，一种冲突。周进、范进都是在八股制艺取士的舞台上扮演着悲喜剧的角色，马二先生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悲剧的人物，匡超人人性的异化则是“圣人”之徒戕害的结果。实际上吴敬梓是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哲学巡礼。
《儒林外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特定历史时期内我们民族的精神现象史，即人的心路历程史。作者始终在沉思一个巨大的哲学命题：他要唤起民族的一种注意，要人们认识自己身上的愚昧性，因为当人们还处于这样一种愚昧状态时，我们是不能获得民族的根本变化的。他想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是借助于他所熟悉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考虑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素质。他以自己亲自感知的科举制度和举业至上主义为轴心，开始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思考、去观察自己的先辈和同辈们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政治生涯。所以吴敬梓在小说中提出的范进、周进、牛布衣、马二先生、匡超人、杜少卿的命运，并非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他看到了历史的凝滞，而他正是借助于对科举有着深刻的内心体验，所以他才极为容易地道破举业至上主义和用八股制艺的各种病态形式。作者所写的社会俗相不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的思考，同时更多的是作了宏观性的哲学思辨，是灵魂站立起来之后对那些还未站立起来的灵魂的调侃。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吴敬梓的小说的一个症结：思想大于性格。
黑格尔曾说：本质的否定性即是反思。吴敬梓在小说中对举业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的批判如同剥笋一样，剥一层就是一次否定，也就是一次理性认识的飞跃，从而也就是向本质的一次深入。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总体构想就是对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和举业至上主义的反思，因此该书的重要审美特色是它的反思性。而恰恰是这反思性使得《儒林外史》具有“思想家的小说”的美学品格。（宁宗一）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奇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八股取士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无，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梓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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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哩。”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著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人，叫你回家去打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只鸡去救命，为甚么拿这话来哄我？我又不同你玩，你自己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邻居见他不信，劈手把鸡夺了，掼在地下，一把拉了回来。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著，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了。
《儒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做“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这席话真是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无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想要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婉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杰）
大师传奇
DASHI CHUANQI
吴敬梓（1701—1754）
我国清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讽刺小说大师吴敬梓于1701年出生于安徽全椒县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字敏轩，号粒民，又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中，共出了六名进士，包括一名榜眼，一名探花。父亲去世后，吴家开始衰落。由于家族的影响，吴敬梓从小就爱好文学，才识过人，对于保守僵化的八股制艺表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厌恶，使得其家人瞠目。早年间，吴敬梓也曾入学做了秀才，而29岁时参加乡试时，却因为文章好而人太怪异落榜，周围那些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人，却靠着关系和金钱得以高中。的确，吴敬梓因为从少年时代就沉浸在全椒故居藏有的“绮语”、“秘函”中，心灵早早地就从四书五经、八股文中解脱出来，他的自由自在、我行我素的性格，加上擅长与人辩论的才华，使他在故乡广遭非议和妒忌。后来，吴敬梓又多次参加清代的科考，终究还是名落孙山。看透了世态炎凉的他，在乾隆初年虽然得到了巡抚举荐参加科考的机会，却又借口生病推辞掉了。
1733年吴敬梓移居南京，因为乐善好施，不懂持家，再加上愤世嫉俗以至于放浪形骸而大肆挥霍钱财，不到10年，就将遗产消耗一空，所以生活越来越窘迫，经常过着衣不保暖、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仅靠贩卖文章和朋友的周济为生。然而性情豪爽的吴敬梓丝毫不以为苦，依然豪放旷达，率直真诚，追慕先贤，淡泊明志，以颜回式的态度笑对人生。平日里他广交文人学士，被四方的“文酒之士”推举为盟主。虽然憎恶灭杀人性的封建礼教，但他还是重视秩序的力量，曾积极地倡导建立先贤祠，试图弘扬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精神以挽救世风。
作为一个社会“异类”，科举并未成为吴敬梓对人生的唯一追求，读书生活更使他显露出孤傲脱俗的叛逆个性。当他家业败落后，受到一些衣冠楚楚的士人的冷眼和嘲弄，经历了由富贵到贫贱的不寻常变故的吴敬梓也因此饱尝世态炎凉，体察到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堕落与无耻，看清了封建王朝统治下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的污浊，了解了儒生的生活真相和精神状态。从40岁开始，吴敬梓怀着愤世嫉俗的心情，耗费10年工夫写下了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后世称之为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奠基之作。不仅如此，饱览诗书的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12卷和《诗说》7卷，无愧为一代文坛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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