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教诲
李时珍出生前，家里的院子里长出了珍贵的灵芝草。有一只梅花鹿闯进李家，在李家的药圃里盘桓多时不肯离去，直至李时珍呱呱落地——这只是传说。其实，伴随李时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不是什么灵芝、梅花鹿等吉祥物征兆，而是羸瘦体弱、疾病缠身，可以说，幼年时代的李时珍，是伴随着疾病、痛苦和药罐子长大的。
李时珍的家乡蕲州具有悠久的历史，一向富有盛名，历代都是州郡治所，而且政治、经济、文化都极为发达。蕲州镇濒临长江，背依雨湖和缺齿山，居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之间，是诸省水陆往来必经的地方；且物产丰富，以盛产棉麻、药材著称。又因为交通发达、商旅往来，长期成为药材买卖集散的中心。在这样环境优越、得天独厚的地方诞生出伟大的药物学家是不足为怪的。
李时珍的祖父是一个摇着铜铃走街串巷的铃医（走方郎中）。虽然李家世代行医，但他没有多大名气，也没有留下什么医学著作。在李时珍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青少年时代热衷于功名，曾考取贡生（京师国子监的学生）跨进儒林。但由于在乡试中屡试不中，便弃儒从医，继承祖业。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是当时蕲州一带有名的医生。李时珍的母亲张氏，是一个贤淑的家庭妇女。但由于身体虚弱，加上营养不良，生了李时珍后不久就病倒了。李时珍还有一个哥哥叫李果珍。幼年时期的李时珍，身体很瘦弱，经常咳嗽发烧，他深深体会到生病的痛苦，立志长大以后当一个像父亲那样为人治病，解除病苦的医生。
然而父亲却另有打算。1523年，李时珍已经5岁了，父亲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儿子。一天，李言闻把李时珍叫到跟前，告诉他：医生这个行业，虽然人们在生活中离不了它，上至皇帝、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少不了，但自古以来，却为流俗所瞧不起，所谓“医卜近贱”，在士、农、工、商“四民”中排在最末一等。历代儒家的历史学家在写史书时，都把行医列在“方伎列传”里，称之为“小道”、“贱业”。李家世代行医，社会地位低下，受尽歧视。李言闻青少年时代，为了摆脱低下的地位，曾为之全力奋斗，只是到了中年科举考试连连失败，才弃儒从医的。他见李时珍颖悟，才智过人，便把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李时珍身上。
李言闻叹息地对李时珍说：“行医难啊，你要是医术平庸，难以谋生；医术高明，又要遭到同行的嫉害。我们李家几代行医，被人瞧不起，吃了不少苦头。希望能在你这一代，改换门庭……”说到这里，李言闻打住了，呆呆地望着窗外远飞的大雁出神。自己行医多年，已经饱受辛酸，胥吏的骚扰和绅士人家无礼的传唤，使他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厌倦。他给时珍讲扁鹊的故事，旨在告诉时珍：像这样的大医家也命运多舛，不得善终。没有社会地位，医术再高也没有用。要想不被人歧视，必须进入仕途。这些道理，李时珍似懂非懂，他相信父亲的话没有错，决心发奋读书，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同时，扁鹊的故事他也牢牢地记在心中。
公元1527年（明嘉靖六年），李时珍9岁时，在私塾学习了“制义”（八股文）课程，开始为日后的科举考试作准备。
读书之余，李时珍常替父亲抄写药方，跟父亲上山采药，认得了许多医书上记载的和没有记载的药草。不甚了解的，他就穷根究底，直至弄懂为止。李言闻不时苦诫儿子：读书，就要像这样穷根究底才行！药材的炮制很复杂，如果你感兴趣，以后读书之余可以到我们家的炮制房看看，不过一定要记住，读书才是你的正业，不要把过多的心思放在这上面！
一天，李时珍捧着父亲写的《蕲艾传》，在家里后院的药圃中看出了神。这个小小的药圃是父亲精心培植的。父亲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是蕲州一带的名医，后来曾经被推举为太医院吏目，成为国家一级的医官。父亲对医药学有很深的造诣，著有医书《四诊发明》，药书《人参传》、《蕲艾传》。父亲特别喜欢研究药草。一天，李时珍蹲在药圃的一个角落里，专心地研究栽在墙角的蕲艾。他捧着父亲写的《蕲艾传》，读一行，对照着药圃中的实物看一阵。父亲著的书上对蕲艾的描述极为细致，与实物一点不差。蕲艾是丛生的，茎直，白色……
艾叶的用处很大。端午节前后，将艾叶采来，或晒干炮制成药，或制成艾灸，用以灸治百病。李时珍家乡蕲州产的艾叶为最好，称之为蕲艾。相传其他地方产的艾灸不能透过酒坛，而蕲艾制的灸燃起来以后，一灸就可以透彻酒坛，令酒变味，可见其功力之大。蕲艾除了可作灸条以外，还可以煎服治吐血拉肚子等病；鲜叶捣汁服，可以止血，杀蛔虫，泡酒治疗癣疾的效果也很好；还可以将熟艾夹在袜子中治脚气，有奇效；春天采嫩叶作菜吃，可以预防疾病；端午采艾叶悬在房屋里，或用蕲艾的茎干浸油引火点灸柱，可以驱除房中的毒气和百虫。
蕲艾的用途如此之多，难怪父亲著书为之作传。李时珍越看兴味越浓，决定采一篮艾叶回去炮制。很快地他采满了一竹篮。突然，脚底滑溜溜的，紧接着一阵骚动，一条白花蛇突地从蕲艾丛中探出头来，李时珍惊得尖叫起来。
这条白花蛇有3尺多长，龙头虎口，黑质白花，张开大嘴露出四颗长长的尖形毒牙，气势汹汹地准备扑向李时珍。
正在危急之时，父亲突然出现在李时珍身边。只见他熟练地从地上抓了一大把泥沙，往白花蛇一撤，那蛇立即瘫了下去，摆成之字形。接着，父亲扬起药锄，一下子将蛇头斩断，蛇身在地下挣扎了一会儿，便再也不能动弹了。
父亲和儿子都松了一口气。李言闻指着死蛇说：“这就是我常给你说的蕲州白花蛇。蕲蛇是我们蕲州的特产之一，与蕲艾、蕲龟、蕲竹齐名。由于当今皇上患有风湿症，指定要蕲蛇治疗。官府为了讨好皇上，催迫百姓捕蛇，将蕲蛇捕得一干二净。如今要找一条蕲蛇，真难啊。百姓苦不堪言，编了一首民谣诉苦。‘白花蛇，谁叫尔能辟风邪！上司索尔急如火，州中大夫只逼我，一时不得皮肉破，积骨如巴陵，杀尔种类绝，白花不生祸始灭。’蕲蛇是个宝，现在我正好可以用它来造咱们家传的白花蛇酒。这种酒用处很大，可以治中风伤湿，半身不遂，口目歪斜，骨节疼痛以及陈久性的疥癣、恶疱、风癫等等。”
说着，李言闻从李时珍手中接过白花蛇，将蛇身用钉子钉在一块木板上，用小刀截掉尾部，小心地去掉蛇皮和蛇骨，然后，用药锄挖了一个坑，将皮、骨和蛇头放进坑中，并指着蛇头对李时珍说：“你看，这条蛇的眼睛还是睁着的。蛇死后一般眼睛都是闭着的，唯有蕲州白花蛇死后眼睛是睁开的，这是辨别真假蕲蛇的办法。蛇头、蛇皮、蛇骨都是剧毒的。剖蛇后要将它们小心掩埋，以免伤人。捕到的蛇经过处理后，便可以炮制白花蛇酒了。来，我把祖传的方法教给你。”李时珍挎着竹篮，父亲提着蛇，一起走进了他家的药材炮炙房。炮炙房内设施齐全，有用于去掉药中杂质和切削用的簸箕、竹筛、铜筛、马尾罗、毛刷、刮刀、角刀、石臼、铁臼、铜臼、捣杆、碾钵、镑刀、轧刀；有用于水制、火制及水火制工艺造药的磨、桶、槽、缸、镡、锅、灶、炉、鼎、罐、蒸笼等；还有用于制造膏、散、丸、丹等各种制剂的设施。父亲不仅行医，还开了炮炙房，自制药材供自己及其他医生使用。
李时珍从记事起，就跟着父亲在炮炙房里学制药。这一次，他要向父亲学习制作祖传白花蛇酒的方法。只见父亲将白花蛇放在一个瓷钵内，倒了一瓶糯米酒入内，他用手将白花蛇提起，反复用酒洗涤，直到糯米酒把白蛇浸润得透亮，才把它放入一个小细瓷坛中。然后抓药：羌活二两、当归二两、天麻二两、秦艽二两、五加皮二两、防风一两。用侳刀将药做成细粉，倒入生绢袋中，用麻绳扎紧封口，再把它放入白花蛇的瓷坛中，倒进一瓶糯米酒，用箬叶密封坛口。最后，父亲将瓷坛放入一个盛有水的大锅中，告诉李时珍：制白花蛇酒要将瓷坛在温水中用小火煮一天，煮好后，取出瓷坛，埋在湿地里面，七天以后就可以服用了。每天吃一二杯。酒吃完后，剩下的渣晒干后碾成末，做成小酒糊丸，每天服五十丸，效果也很好。
李时珍觉得，药材的炮制真是趣味无穷。先前还是那么可怕的毒蛇，几天以后就成了药效显著的药酒。趁着兴致，他想在炮炙房里用采来的艾叶制药。于是，他先将父亲的《蔪艾传》看了一遍，默记下制药的方法，然后，将艾叶扬去尘埃、残屑，放到一二个大石臼中，取来一根木质的捣杆捣起艾叶来。将艾叶捣茸后，去掉渣滓，再把剩下的白色的艾叶继续捣烂，直至臼中的艾叶柔烂得像棉花样为止。捣好艾叶，他找来硫黄末，加入艾叶中揉匀，然后，将艾叶硫黄糊搓成条状，放在一个簸箕中，拿到屋外，放在屋檐下阴干。炙家常用的硫黄艾便制成了！从此之后，小时珍常到炮炙房，帮父亲炮制各种药材。为了不影响学业，他把书带到炮炙房里，一面看书，一面学制药。
小小的李时珍，从采药、制药中，既感到行医的艰辛，又体会到行医的乐趣。父亲的一言一行，默默地影响着他。可以说，他对祖国医学的认识，是从认识父亲、阅读父亲写的书开始的。一本《蕲艾传》，不仅使他了解了家乡的特产蕲艾，还知道了家乡所产的蕲蛇、蕲龟、蕲竹等药材都是名闻天下的。尤其是父亲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时珍。后来，李时珍在编著伟大的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时，常常引用父亲写的书、父亲说的话，如“先考月池翁云”等。李时珍编著《濒湖脉学》也是在父亲著作的基础上“选精择华”融汇己见而成的。李时珍的另一部著作《蕲蛇传》，也是受父亲《蕲艾传》的影响，得到启迪后而撰著的。
父亲，成了李时珍走上医学道路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弃儒从医
公元1530年（明嘉靖九年），李时珍12岁。几年的刻苦学习，他已经把四书、古诗等教材读熟，并学习写诗、做八股文了。
这年11月，明统治者决定修订孔庙祀典，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全国上下兴儒学。科举考试日趋于烈。本就把入学中举、光大门庭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李时珍身上的父亲，这时更勉励时珍全力以赴地研习八股文，准备第二年的科举考试。第二年，蕲州知府周训看中了李时珍，将他选送到黄州府去应童试。
黄州府的府址在今湖北黄冈县北，管辖着现今湖北省长江以北、京汉铁路以西的广大地区。蕲州是黄州府所管辖的州县之一。黄州府位居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之间，为诸省枢纽。明代皇帝的宗室荆王，特由建昌（今四川西昌）迁到黄州府所辖蕲州，在此开藩建府，修设学宫、书院。还有管辖四省数十城的下江防道和统兵五千的蕲州卫，也在这里建署扎营。一时间，黄州府成为了长江中游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李时珍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热闹非凡的黄州府。他无暇去观赏府城的风光，专心致志地应试。童试考两门，一为“四书义”（八股文），一为“试帖诗”。李时珍两门考试的成绩均属优秀，一举考中秀才。所谓秀才，是科举考试中生员的俗称。考中生员，便跨入了儒林，在府、州、县学的学生名额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取得生员资格，便能进一步考举人、贡士、进士，一步步登上儒林的高峰。进士是朝廷选拔官吏的首选对象。全省会考中乡试的第一名解元、全国会考中的第一名会元、殿试中的第一名状元，是历代文人在各级考试中追猎的目标。特别是状元，一中便会“大魁天下”，是科举中的最高荣誉，是士子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李时珍12岁便中秀才，少年得志，前程似锦，父亲感到莫大的安慰。他不失时机地告诫李时珍：“中了秀才固然可喜，但距离举人、进士还差得很远。从今以后当奋发努力，去参加在武昌举行的3年一届的全省统考。”
公元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16岁的李时珍兴致勃勃地跟着父亲，坐船逆江而上，来到省城武昌参加3年一度的全省统考——乡试。3年来，他勤奋学习，饱读诗书。由于他生性聪慧，记性又好，读书过目不忘，已经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作起文章来也头头是道，常得到父亲称赞。父子俩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似乎举人已是手到擒拿。
考试一共进行了3天，一天一场。第一场考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第二场考论、判、诏、诰，通过考试，借以评判考生将来做官时可能要写作的议论文、判案的判决书，发布官方命令的文告，帮助皇帝写赐爵位、授官诏令的文稿能力。第三场考经、史。“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史”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中国历史经典著作。每场考了下来，李时珍感觉良好，他把答卷的内容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得连连点头称道。父亲眼看自己未遂的志愿要在儿子身上实现，常常喜欢得彻夜难眠。
发榜的日子到了。父子俩早早地起了床，来到书院的大门外。大门外的空坝上已人山人海，秀才们和他们的亲属都在这里翘首以待，李时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大门外站着等了一个多时辰，书院的官差才打开大门，将一张黄榜张贴在大门外的粉墙上。
闹哄哄的坝子里陡地静寂下来，千百双眼睛都在粉墙上搜索自己的名字。李时珍踮起脚尖，目光从攒动的人头上扫视过去，只见告示上一片密密麻麻的黑字。他在黑字中粗略地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心中一阵发紧。他赶紧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名字地细看起来。还是没有自己的。他仍然不甘心，又从后面往前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再从前面向后先找到李字，再仔细看李后面连着的名字，直到看得两眼发花，仍然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要不是父亲叹了一口气，硬把他从人堆中拉出来，他还不会死心的。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名字怎会落在“孙山”之后！
李时珍无精打采地跟在父亲身后，回到了客栈。面对着默默无语的儿子，父亲强压下自己心头的失望，鼓励道：“考举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有的人考到六七十岁才中举，你现在还年轻，下次乡试时，你也才20来岁。我们赶紧收拾书籍回家去吧。再苦读三年，再来应试！”
3年后，李时珍仍由父亲陪同，再次上武昌参加举人的选试。这一次又以失败告终。父亲送儿子回家以后，掩饰不住失望的心情，悻悻地离家行医去了。
6年面壁的辛劳，加上科举失败的苦恼纠缠着李时珍，他病倒了。他患的是当时叫“骨蒸病”的肺结核，咳嗽不止，时而咳出血来。他身上火燎燎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新过门的妻子吴氏急坏了，不知如何是好。李时珍找来医书翻阅研究，自己开药方，吃遍了柴胡、麦门冬、荆芥这些书上说的能治骨蒸病的药。谁知，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正好这时父亲行医归来，听妻子张氏说儿子病得厉害，马上进屋探病。父亲望着脸色憔悴的儿子，心里十分难过，怪自己不该在儿子生命攸关的时刻外出，使儿子的病拖了一个多月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看来是凶多吉少了。他赶紧摸了摸儿子的脉，虽然脉息如疾雨沾沙，病蚕食叶，涩而无力，但尚无死相，还有一线希望。他忙坐下来仔细诊视。李时珍看着父亲为自己治病，眼睛一亮，他知道自己有救了。从小李时珍就佩服父亲的医术。他在10岁前，身体十分羸弱，全靠父亲用药调养，10岁以后身体才好起来。父亲摸脉以后询问儿子这一个多月来吃了些什么药。
李时珍把自己开的药方给父亲看，父亲摇了摇头：“错了！错了！柴胡虽是治劳乏羸弱之药，但劳有五劳：若劳在肝、胆、心，是必用之药；或者，脾胃有热；或者，阳气下陷，柴胡也是引清气、退热的必用药。但是，唯有劳在肺、肾者，不可用柴胡。你既有肺獭，又在病中新婚，肾劳而虚。此二者柴胡皆是禁药，难怪你的病势越来越沉重。”
父亲说完，立即开了一个药方，只有黄芩一味药。李时珍心中好生奇怪，不敢多问。
说来也怪，吃了父亲的药，李时珍第二天烧就退了，咳嗽也好了些。又喝了几天父亲开的黄芩汤，他竟能下床行走，咳嗽病也痊愈了。李时珍怀着敬佩的心情对父亲说：“一个多月来，我不知吃了多少贵重的药，病情却越来越严重，大家都以为我必死无疑了。谁知父亲仅用一味黄芩就镇住了病魔，这医药的奥秘真是太玄妙了！”
父亲笑笑，说：“药不在多寡、贵贱，而在对症。你的肺热重，黄芩是清肺热的。肺热一除，病情自然就会减轻了。但是，你要记住，你的骨蒸病可以用黄芩治好，并不一定其他人的骨蒸病也可以用它治好。要知道，同一种药治一种类型的病，由于不同的人身体状况各异，效果可能截然不同。就拿补药来说，同样用于补虚症，但如不分清患虚症的人是虚寒还是虚热，是气虚还是血虚，是肾虚还是脾虚，是肺虚还是心虚，乱补一气，可能要出人命的。所谓庸医杀人，就是由于不懂得这一类道理造成的。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医理、药理可深奥啦，我学了一辈子，也还不过是知些皮毛而已。”
听了父亲的一席话，李时珍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想起自己从小就对医药抱有极大的兴趣；父亲的一味黄芩伏魔，更使他对医药学佩服得五体投地。想到考场的失败，他不由得萌发了想跟父亲学医、继承祖业的念头，却被父亲断然拒绝。父亲告诫他：“虽然科举两次受挫，但还要作最后的努力，相信你3年以后一定能够中举。”
李时珍望着父亲坚定的神色，不容商量的口气，只得叹了一口气，不作声了。为了家族的荣誉，他不得不作最后一次拼搏。
公元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一个秋天月夜。浩淼的长江上，一叶孤舟顺水漂流。李时珍和父亲坐在船头，喝着闷酒。这是他随父亲第三次赴武昌应乡试，仍然失败而归。
李时珍望着父亲失望的样子，不愿用科举的话题刺激他，为了讨父亲喜欢，便谈起了医药学。他对父亲说：“《孟子·告子篇》上说‘心之官则思’，《内经》上也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这都是说，人的心脏是主管人的思维活动的，儿细想则不然。本来，《内经》上就说过，‘脑为髓之海……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疫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那么是人脑影响着我们的视觉、听觉和运动器官。再一想，我们在思维时，是心在想，还是脑在想呢？读书读久了，是头昏头痛、还是心昏心痛呢？显然主要是前者。儿以为，脑才是六神之府、思之官。”
父亲为儿子的这一番奇谈怪论所震动。《内经》是祖国最早的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产生于战国和秦汉期间，它运用精气、阴阳、五行学说，比较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原则。此后中医理论的发展，可以说皆导源于《内经》。《内经》上提出的心是思之官，千古智者都这样认为，医经、儒经也众口一词。现在自己的儿子却敢于向传统理论挑战，而且，细细一想，儿子说的又不无道理。父亲不由得感叹：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他想到儿子9年来面壁苦读，尽了最大的努力，发愤读书，几乎丢了命。然而天不遂人愿，三次应试均遭失败。没有想到，儿子仅凭着家族的影响，自己平时关于医药学有一句无一句的讲解，对“心之官则思”竟然有如此深刻的见解，自己行医几十年，博治经史，在医学上虽有些造诣，还曾著书立说，但对这个问题，却从未产生疑虑。儿子果然聪明颖悟，才智过人。“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既然儿子对医学感兴趣，何不让他跟我学医呢！再也不能让他像我一样，为了科举白白地耗尽青春，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李时珍见父亲默然不语，便将自己打算放弃科举考试，跟随父亲学医的想法说了。其实，这个念头他许多年前就有了，但为了显耀门庭，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不遗余力，几经搏拼，几乎丧命。看来，科举仕途与李家无缘，他的志向也不在这里。终于，李时珍将自己多年来深思熟虑的话说了出来。
父亲望着因应试而瘦弱不堪的儿子，心头不禁涌出无限爱怜，默默地点了点头。
于是，从1540年起，22岁的李时珍弃儒从医，继承父业，开始了他的医学生涯。
李言闻、李时珍父子两代，走着同样的一条道路：研读经书希望科举入仕，科举失败，弃儒从医。
弃儒从医成了李时珍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的“脑为元神之府”说，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脑是思维的器官，改变了传统的“心之官则思”的错误。后来，他把“脑为元神之府”记入了他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中。
也就是在这一年，方士的活动很猖獗。朱厚熄做了皇帝还想做神仙，并开始不理朝政，在宫中设立醮坛（祭祀祈祷的土台）和炼金所，整天和一批方士鬼混。当时最得宠的一个方士，是小官吏出身的陶仲文。朱厚熄封他做“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又赏了他少保、礼部尚书、少傅、少师、恭诚伯等一大串头衔，目的在于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使朝臣和老百姓都不敢轻视方士。于是，设坛扶乩的妖妄风气，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正是在这种风气的刺激下，李时珍益发坚定了科学求实、拨乱反正的信念。
人生导师
李时珍一生有两位恩重如山的老师。第一位启蒙老师便是他的父亲李言闻。自从父亲答应收儿子为徒以后，他便在玄妙观自己的医案旁设了一个座位。他看病诊脉后，口授药方，让李时珍开药、抓药，并告诉他不同方剂药物的配伍用量情况、药物的协同作用及如何抑制药物的毒性等。比如方剂的组成，必须按照“君、臣、佐、使”的配合规则。“君”药是方剂中治疗主症、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照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协助主药以加强其功效起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协助主药治疗兼症或抑制主药的毒性和峻烈的性味，或是反佐的药物。“使”药是引导各药直达疾病所在或有调和各药的作用。李时珍跟随父亲开药、抓药，不仅认识了许多药物，还了解到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特性。
父亲还常常结合一桩桩鲜活的医案，将治病救人的道理讲给李时珍听。有一天，天昏地暗，电闪雷鸣，一场偏东雨下起来。一个汉子全身透湿，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儿冲进玄妙观来。小儿双目紧闭，已经昏迷过去。那汉子惊慌地告诉李言闻：他的孩子最怕雷，一打雷就不省人事，请郎中相救。
父亲赶紧叫李时珍取出一瓶高梁酒，倒了一小杯，灌进小儿口中。那孩子顿时苏醒过来，哇哇哭泣。父亲对李时珍说：此儿是受惊恐而昏迷，醇酒是治惊怖而昏厥的良药，此儿如此怕雷鸣，只因气虚。如能治得气虚，今后就不会再怕雷鸣。
那汉子听说郎中能治儿子闻雷即昏的怪症，忙求郎中赐药。父亲一面口述药方叫李时珍开药，一面向他讲述配方的道理：“这个小儿气虚兼血虚，应以人参为君，作主药以补气虚，安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以当归为臣，辅助人参补血虚，以麦门冬、五味子为佐，麦门冬可以辅佐当归防止补后血热侵肺，五味子可以辅佐人参镇心、润五脏。”
李时珍开好药方，用心记住父亲的话，抓好药。于是那汉子抱着活蹦乱跳的儿子欢天喜地地走了。后来，那汉子又来抓了几副药，并告诉李时珍父子，儿子的病好了，再也不怕打雷了。
父亲通过这个医案，向李时珍讲起了祖国医学中辨证施治的道理：所谓“辨证”，就是综合病人所出现的各种症状，以及一切与疾病有关的因素加以分析，来探求病变的性质和机转，从而了解疾病的本质，作为施治的准则。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他在《内经》等古典医籍的理论基础上，运用辨证施治的医疗规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治疗外感病及其他杂病的医学理论和方法。张仲景在多年的临床诊断中，总是先检查病人的身体，观察病人的气色，听听病人的声音，然后问问病人的症状，再检查一下病人的脉搏，最后就综合检查的结果分析病情（即望、闻、问、切），从而得出一个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施治方法。
父亲告诫李时珍说：“医药学里的学问大得很，要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医家，除了从前人书本中吸取养料外，更要重视临床实践和民间的经验。”
也就从这时起，李时珍在父亲的指导下，涉猎大量的医书：《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等。
为了帮助李时珍更好地研读医学著作，父亲又亲自送他到顾家拜师。李时珍的第二位恩师姓顾，名问，字日岩。顾问18岁便在全国统考中成为进士，在福建省当了多年大官，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理学名家。顾问是蕲州人，归隐后回到家乡讲学，在阳明、崇正两个书院中授徒。由于顾问名气很大，全国各地的人都跑到蕲州来拜他为师，已有学生数百人。
李时珍拜师后，与顾问情趣相投，诗词唱和。顾公尝梦为诗曰：“远山隔林静”，嘱李时珍对，他即对曰：“明霞对客飞”（《百茅堂全集·家传》）。师徒二人，鸿儒硕学，志同道合，并“晤言相证，深契濂洛之旨”（《蕲州志》），所谓濂洛是濂、洛、关、闽的简称，即宋代理学的。
顾问家有一个藏书楼，楼内摆满了古色古香、用漆漆得黑里透红的书橱、书架，里面装满了经、史、百家的书籍成千上万卷。顾问告诫李时珍：“这个书库，是我家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财产。我教学生，第一个要求就是每个人必须渔猎群书、搜罗百氏，这样才能在前人积累的知识根基上，有所创造，成就一番事业。”李时珍牢牢地记住了老师的话。在顾家的藏书楼里，他精读深研医药学的经典著作：葛洪的《抱朴子》、王安石的《字说》、陆羽的《茶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陶弘景的《名医考源》、孟说的《食疗本草》等等，同时还旁及其他各类丛书，举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无不广泛阅览。经过几年的广收博采，学问大有长进。
出山行医
李时珍自练内功之后，医理、医术进步很快，他一面在顾问的藏书楼里广收博采，一面又随父亲临床治病。在玄妙观仍然是父亲诊病开方，李时珍抓药。每次遇见病人，李时珍总是切脉后自己先开个药方，然后再与父亲开的相对照、找出差距，向父亲寻问其中原因。
有一天，父亲外出巡诊，留李时珍守药铺。忽然，几个官差风风火火地来到玄妙观，说是荆穆王的宠妃胡氏得了急病。见李言闻不在，拉了李时珍就走。李时珍来到荆穆王府，只见王妃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痛苦得在被褥中翻滚挣扎。荆穆王在屋内急得团团转。原来，因为王妃饭后与家人发生口角，生气引发了心痛病。随后，又三日不通大便，腹痛难忍。王府请了不少医生，吃了不少药，都不见效。荆穆王已下令准备后事。有人说瓦硝坝玄妙观的李言闻医术高明，便派了官差来请，谁知李言闻不在，抓了一个青年后生来交差。荆穆王是痛急乱求医，顾不得许多，便叫李时珍治病。
李时珍照父亲教的办法，望、闻、问、切以后，寻思：南北朝时期的药典《雷公炮炙论》中说，心痛欲死，速觅延胡，何不用延胡索这种中药试一试！于是，他开了一个“延胡索三钱”的单方，叫王府派人去抓药。
从前给王妃看病的医生开的药方都很复杂，少则几味，多则十几二十味药，一抓就是一大包，可李时珍的药方只有一味药，药量又少。王府的差人拿着药方甚为犹豫，便去请示荆穆王。荆穆王想只有“死马当做活马医”，令人快去抓药。药抓来后，李时珍让人温好一壶酒，用温酒调好延胡索末，请王妃服下，奇迹出现了：王妃服药下去一会儿，便解了大便，心腹痛全部止住了。荆穆王大喜，留李时珍在王府住下，直至治好了王妃的病，才重重地酬谢了他，送他回家。
李时珍将治疗荆穆王妃心痛病的经过向父亲述说之后，父亲大为赞赏。于是父亲在玄妙观内为他专门设了一个医案，让他单独诊病。但为了病人的安全，李时珍要把开的处方给父亲过目以后，方才抓药给病人。
一日，一个年过50的重病人被人抬进玄妙观。李时珍一面为病人切脉，一面听病人亲属叙述病史。原来，病人平时喜欢饮酒。这年冬月其母病逝，他悲痛欲绝，一面饮酒，一面哭母，结果受寒病倒。由于没有及时治疗，拖成慢性病，时时发作。一发作便上吐下泻，以至昏厥，李时珍诊病后，开了一剂升麻葛根汤加四君子汤，外加苍术、黄芪，一共12味药的药方，交父亲过目。父亲看了药方后问李时珍：“你为什么以升麻为君，柴胡为臣？”李时珍说：“这个人的病症主要是因为过分忧伤引起元气大损，导致肾阳下陷，导致各种症状的出现。只有从升发阳气入手，才能根治此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升麻有升阳解毒的功效，柴胡有治阳气下陷、平三焦相火的作用，因此，我以升麻为君，柴胡为臣作主药，再配以治疗其他症状，减轻主药副作用的药物作辅药，开了这个药方，不知对不对？”
父亲连连点头，称赞儿子诊病准确，对症下药得当。这个病人在李时珍精心治疗之下，几副药服用后，便全好了。父亲从儿子的这一医案，看出儿子已经成熟，可以出山。公元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24岁的李时珍，正式开始行医了。
公元1545年（明嘉靖二十四年），蕲州一带发生大水灾，河水倒灌，江河横流，淹没了方圆几百里地的房屋树木，山洪暴发吞噬了无数的村庄田园。蕲河两岸一片汪洋，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漂浮着茅草、枯枝败叶、桌椅板凳、死猪、死牛，饿殍（饿死的人）被水泡得胀鼓鼓的，在水中一沉一浮地漂荡着，令人生畏。
好不容易等到大水消退，外出逃荒、讨饭的人陆续返回家园。但由于抛尸荒野的饿殍无人收殓，加上腐烂的残枝败叶、淹死的牲畜在烈日的曝晒下蒸起的腥风恶臭，迅速地酿成了传染病的流行。一个又一个家庭被传染病吞噬，一个又一个的村落被病魔荡涤得一干二净。
父亲的诊所在成百上千病人的包围中显得苍白无力。他从早到晚诊治病人，弄得精疲力竭，谁知病人非但未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一天晚上，父亲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回到家中已是半夜时分。李时珍在大门外守候父亲，将其接至堂屋坐定，兴奋地说：“我在瓦硝坝试行了一套驱逐瘟疫的新方法，很奏效。现在瘟疫在蕲州城南的15个村庄已经制止住了。百闻不如一见，明早我陪你去看一看。”
父亲心想：要是真能抑制住瘟疫，百姓就有救了。现在瘟疫流行，而统治者却不顾人民死活，不理不问。一个良医应如良相一样，应该负有济世救人的职责。
于是第二天清晨，父子俩各饮了一杯能避瘟疫的松叶酒，便出门察访去了。他们顺着瓦硝坝街面上的石板路缓缓而行，只见街道两旁的房屋已修葺一新，饭店、茶馆、当铺、货摊，重新出现在街上，早已互不来往的人们，又熙熙攘攘地在大街上徜徉。这是大瘟疫流行以来少见的喜庆景象。
父子俩随意踏进一座四合院，只见院内弥漫着一缕淡淡的烟雾，飘散着一阵阵烟熏的香味。李时珍告诉父亲：街上家家户户每日均要用苍术熏烟。
父亲点头道：“苍术可以除山岚瘴气，去鬼邪。”
四合院的主人看见熟识的郎中父子进院，忙迎了出来。这是一对老年夫妻。老汉身体强健、鹤发童颜，老婆婆正在往院落中的一口大灶中添柴加薪，灶上的大铁锅中放着一副蒸笼，正冒着腾腾的热气。老汉见李言闻诧异，忙笑着说：“蒸笼里蒸的不是馍，而是按贵公子的吩咐，将病人的衣服用蒸笼蒸过，这样一家人都不会染病。”
李时珍接着告诉父亲：“自古医书上都没有记载这种方法，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我想，为何一人染病，全家会遭殃呢？不外乎病能够传播。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呢？我以为，一是衣物，二是食物。要是能够隔绝病人的衣服、食物，必能对疾病的传播起到阻抑作用。于是我就用蒸笼蒸病人衣物，用苍术熏烟避瘟，以兰草（泽兰）烧汤沐浴，将麻子仁、赤小豆置于井水中驱邪，饮松叶酒、椒目酒除瘟病。采用这一套办法后，瘟病的传播就逐渐缓慢下来。”
此后，父亲让李时珍将这一套办法在疫区推广。果然瘟疫被迅速地扑灭了，百姓重新安居乐业下来。
以后，李时珍把这种预防疾病的方法，记入了他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李时珍认为，一个医生为人治病固然重要，但预防疾病更重要。他在《本草纲目》中，仅瘟疫一病，就收集具有预防传染流行的中草药达130种之多，并制立既有煮沸消毒，亦有烟熏避疫、汤浴除瘟，又有内服防病等多种多样的预防措施。在16世纪中叶，李时珍能够提出蒸汽煮沸消毒的方法，这是一个历史的创举。
通过这场扑灭瘟疫的斗争，李时珍的名气开始在蕲州一带传开了。
一天深夜，李时珍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提着灯笼站在门外，对他说：“先生快去救救我家夫人。”
李时珍跟着中年男子来到了一个村庄。一户人家敞开大门，几个人正在门前焦急地等候。一个丫鬟将李时珍引进内室，只见一个少妇躺在床上，奄奄待毙。一家人围着她急得团团转。李时珍用手探了探鼻息，已无一丝儿气息。他切了切脉，觉察到了一点极微弱的脉息。“快拿些葱黄和酒来！”
丫鬟到厨房取来一把葱和一瓶酒。李时珍选了一根又长又粗的葱，剥去外层，将葱黄缓缓地插入少妇的鼻中，然后将酒灌入少妇的口中。突然，那少妇打了一个喷嚏，居然活了过来。满屋发出一片惊喜之声。
李时珍叫人取来文房四宝，开了一张药单。众人看后大吃一惊，一位老者问：“巴豆乃下泻之药，我家小姐有溏痢之症，泻肚子已三月之久，再用泻药……”李时珍笑道：“巴豆气热、味辛，生药猛，熟药缓，能吐能下，能行能止，是可升可降之药，巴豆峻用则有戡乱劫病之功，微用亦有抗缓调中之妙。巴豆是泻药，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只要配合得当，药病相对，巴豆何尝不能治腹泻？小姐之病，其脉沉而滑，此乃脾胃损伤，冷积凝滞所致，当以热下肢，则寒去痢止。”果然，病人服药后，溏泻立止。
李时珍不仅能辨证地异病同治，也善于同病异治。
有一锦衣，夏天饮酒达旦，以致腹泻，数日不止，水谷直出。同样是腹泻，而李时珍根据病因、病机不同，采取同病异治的方法。以前医生用利消导升提诸药反而使病情加重。而李时珍认为病是由饮食不节，损伤脾胃，阳气阻遏，水湿内停而导致腹泻，所以，用小续命汤之大祛风药鼓荡被遏之阳气上升，于是收到了奇效。
李时珍在临床实践中，灵活地运用并发展了祖国医学中辨证施治的理论，很快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良医。
有一天，李时珍被一户人家请去诊病。病人亲属说，本来此人得了一点小病，请了一位铃医来看，服药后反而病情加重，上吐下泻，头晕目眩，奄奄待毙。李时珍将那铃医的处方看了一遍，觉得十分蹊跷。处方对症，君、臣、佐使等药搭配得当，怎么会得如此结果呢？
李时珍叫病人亲属将药罐取来，他倒出药渣，一味药一味药地细细查看。呵！原来是药铺将一味有毒的药物虎掌，当做漏兰子卖给了病人。
病人亲属大怒，立即请李时珍一起到药铺去兴师问罪。谁知药铺老板拿出一部《本草》，振振有辞地数落李时珍：“你看，《本草》上写得清清楚楚，虎掌就是漏兰子，你连《本草》都未细细研读过，还配拿郎中的架子来教训我？”
李时珍接过《本草》一看，书上果然明明白白地写着虎掌就是漏兰子。他此时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想起药铺老板奚落的话，李时珍回到家后，找来各种《本草》书籍，仔细研读起来。原来，《本草》是我国古代讲药物的书。所谓本草就是中药材的代名词。中药材的种类极为繁多，鸟、兽、虫、鱼、金、石、草、木，很多都可以入药，其中以草本类植物药占多数，所以称中药材为本草，将描述中药材的药书称为《本草》。我国流传最早的药书，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它总结了秦汉前我国人民研究药物的成果，记载了365种药物。从那以后到明代的一千多年间，本草学有了很大发展，人们掌握的可以治病的药物逐渐增多，分类也日趋严密。例如，南朝时期的医学家陶弘景写了一本《名医别录》，在原有《本草》的基础上，补充了魏晋时期治病的常用药物365种。唐朝的李勋、苏恭等人，奉皇帝的旨意，参照前人的《本草》，又增新药114种。宋朝的刘翰、马志编著的《开宝本草》，掌禹锡、林亿编著的《嘉佑本草》，还增加了许多外国药物。同时，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从国外传来了许多“番药”。这些新药在一些杂书上有些零星记载，但错误百出。特别是常常将两种药物当成同一种药物，同一种药物又有许多不同的名字，造成医生开错药，药铺抓错药，因错药而害死病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唐慎微的《证类本草》，这本在当时医药界公认的全书，仍然瑕疵不少，上面将葳蕤说成是女萎。其实，这是两种形态、药性都不同的植物。葳蕤的叶子像竹叶，治虚热燥咳及一切不足之症。女萎的叶是对生的，开白花，可以治霍乱、痢疾。《证类本草》还将虎掌、南星这两个同种异名的药物，当做两种不同的药物记载。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中，将旋复花当做山姜。冠宗爽的《本草衍义》中，把卷丹和百合混为一谈。又如泽泻这种药，久用不行，但有的本草书上却说“久服面生光，能行水上”，“泽泻久服轻身，日行五百里”。这些方士的骗人鬼话，写在书上，不知要让多少人深受其害！
李时珍想：《本草》的混乱造成药物的混乱，即使我们的药方开得再好，药抓错了，也会弄巧成拙，甚至成为杀人帮凶。看来，重修《本草》的事已经刻不容缓了。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听了李时珍的话，父亲沉吟良久，说修《本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编一部新本草，不仅要把历代《本草》和诸子百家的书籍研究透彻，而且还要把全国出产的药物一一重新考察清楚，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同时还必须说服朝廷出面才有把握。历代《本草》大多是朝廷出面修的。黄帝命令大臣歧伯调查百草药效，定《本草经》。集注《神农本草经》、编著《名医别录》的陶弘景，原来就做过官，后来虽然隐居深山，但仍和梁武帝交往密切。唐朝时，唐高宗命令大臣李勋，组织苏敬等人，在《名医别录》等药书的基础上，将《本草》从三卷增加到七卷，写成《唐本草》。宋太祖命令医官刘翰重新详校《本草》，宋仁宗再下诏命补注《本草》，这才有了《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父亲告诉李时珍：“所以，只有朝廷出面，才有重修《本草》必需的人力、财力、权力。有的《本草》虽是以个人署名的，那也是因为这些人有钱有势，受到过朝廷的扶持。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修成《本草》的。”
李时珍听了父亲的一席话，更清楚了重修《本草》的艰辛。他想：前人可以请求朝廷帮助修《本草》，我们也可以找机会上奏朝廷。即使朝廷不支持，我也仍然要重修《本草》，事在人为，谁也动摇不了我的决心。
